正月，他又攻陷涼州的治所武威城。消息傳來，司馬炎坐臥不寧，對臣下歎氣說你們有誰能為我討平西方啊？宮內宿衛官司馬督馬隆毛遂自薦，當即被拜為武威太守、討虜護軍。馬隆要求自己募兵，自己挑選武器，司馬炎滿足了他的要求。當年十一月，馬隆帶領三千五百名募兵渡過溫水，與禿發樹機能的幾萬人大軍展開激戰。由於馬隆士兵剽悍，武器精良，他本人又足智多謀，結果連戰連勝，不但收複武威，還迫降一部分附屬於禿發的河西鮮卑。十二月，禿發樹機能被馬隆擊潰後，不幸為下屬所殺。轟轟烈烈的河西鮮卑人的反晉鬥爭遂告失敗。
完成一統大業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滅吳的晉軍所向披靡。杜預攻克江陵，橫掃沅、湘、交、廣諸州，王渾渡過橫江，胡奮拿下江安。王濬率領的水師連破吳人的橫江鐵索和水麵鐵椎，搗毀沿江險關隘口，先與胡奮、王戎等軍陷落夏口、武昌，繼而長驅東進，直指建鄴。與此同時，王渾的大軍也到達了江北。
孫皓派出的軍隊皆被晉軍擊敗，丞相張悌等人戰死。這年三月，王濬以水軍八萬、方舟百裏，鼓噪攻入石頭城。吳主孫皓無計可施，麵縛輿櫬，向晉軍投降。至此，東吳亡國，三國鼎立後的吳、晉兩國對峙的局麵結束，全國重歸一統。
孫皓投降的消息傳到洛陽，舉朝慶賀。司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當年為經營平吳戰爭耗盡心血，不由得潸然淚下，說道“這都是羊祜的功績啊！”南下將士在前方浴血奮戰，遠離前線的主帥賈充卻上表稱東吳不易平定，要求司馬炎班師回朝，還咬牙切齒地要求將張華腰斬。荀勖也隨聲附合。就在這時，平吳的捷報進京，賈充醜態畢露。司馬炎絲毫沒有責怪賈充的意思，反而極力寬撫。
平吳後，司馬炎為穩定新征服地區的人心，把孫皓封為歸命侯，賞賜大量的衣物、車乘、錢穀，還安排了一些隨降的吳國朝臣和大族為官。對於北渡的吳國將吏和百姓，他分別給予免除賦役十年或二十年的優待。
在對平吳功臣進行封賞的時候，司馬炎遇到了難題王濬和王渾為爭功而互相指責，鬧得不可開交。按說，王濬平吳有首功應該重賞。但是王渾在朝中的勢力大，黨羽多，兒子又是司馬炎的女婿。他們極力爭吵，在封賞中占據了上峰，王渾被封為公，王濬卻被封為侯。一些朝臣為王濬功高賞薄鳴不平，司馬炎為平息眾怒，又回過頭來給王濬升官加賞，搞得十分狼狽。而那個滅吳的阻力賈充卻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戶的賞賜。
太康元年，司馬炎將全國的版圖劃成為十九個州，州之下共設郡、國一百七十三個。政府所統領的在籍人口為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戶。
這一年，司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減下轄的軍隊。規定，刺史隻作監司，罷將軍名號，不領兵，也不兼領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軍；刺史、太守治民。司馬炎說，這是對漢末州刺史既統政事，又掌軍權的弊病進行改革，用意在於維護“天下為一”，防止重新出現“四海分崩”的局麵。在州郡去兵的同時，他規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維持地方治安。後人批評司馬炎的這一措施與造成“永寧（30）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製，天下遂大亂”（《資治通鑒》卷八一）的結果，有一定的關係。
頒行占田蔭客製平吳之後，司馬炎在全國範圍內頒行占田和課田、戶調的製度。法令規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還規定，課田五十畝，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晉書·食貨誌》）。邊遠郡縣隻交戶調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數民族不課田，每戶交三斛，再遠的交五鬥，名曰義米；極遠的交錢二十八文叫作算錢。戶調為賨布一匹，遠地可減至一丈。上述規定隻是個平均數，實際征收時還要按照貧富分為九等，根據戶等收稅，即所謂九品相通。
司馬炎實施這一製度有兩個目的，一是通過限定最高占田數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並土地。二是通過規定課田的最低限額，占田農民根據固定的課田數而交納固定的課田租稅，又使封建國家的租稅收入得以保證。
這一製度給農民帶來沉重的負擔。當時，占田數是農民向政府辦理土地登記時的最高限額，至於農民是否能夠占有規定的足額土地，政府並不過問，而政府卻要求農民必須按足額的課田提供田租。西晉的田租比曹魏時期的畝稅額加重一倍，戶調則增加了二分之一。這就使得一部分農民因不堪政府剝削，而流入私門，成為豪強士族的依附民。
在頒行上述製度的同時，司馬炎又規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蔭客和蔭親屬的種種特權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頃，以下按官品遞減五頃直到九品官占田為十頃；並按官品的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第九品一戶。“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晉書·食貨誌》）。這些被蔭占的人口，隻附屬於大戶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擔負國家的租稅賦役，隻同主人保有著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受著主人的剝削和奴役。
這一規定保證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特別是那些占田和蔭客尚未達到規定數額的人可以借此補足。這是封建國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蔭占人口的權力，是地主國家對地主分子在人口問題上的重大讓步。這一規定也是對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製，它反映了西晉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間的激烈爭奪。但是士族官僚們並不把司馬炎的限令放在眼裏，在合法占有之外，還往往通過兼並和私自侵奪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勞動力。象司徒王戎廣收園田，水碓周遍天下；強弩將軍龐宗有田二百餘頃；曆任方鎮的石崇有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田宅無數，僅某一處田莊就有地十頃。宗室司馬睦在封國招誘逃亡人口，私占人口達七百餘戶。
奢侈荒**，世風日下司馬炎出身於鍾鳴鼎食的貴族之家；從小習於安樂，貪戀奢華。稱帝之初，他極力矯情偽飾，一俟統治鞏固，驕**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詔采擇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備後宮，並禁斷人間婚嫁。到平吳之後，全國統一，天下安定，司馬炎遂變本加厲起來。他“怠於政術，耽於遊宴”（《晉書·武帝紀》），生活極端腐化。孫皓投降，東吳後宮五千粉黛盡歸洛陽，西晉後宮的女子則達萬人之多。司馬炎不知宿在何宮為好，於是他乘坐羊車，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裏，就宿在哪裏。一些希望得寵的宮嬪，在宮前放上羊喜愛吃的竹葉和鹽，誘使羊車停在自己那裏。後來宮嬪們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縱情**樂，臣下們也敢胡作非為，西晉統治階層的奢侈荒**稱著於史。太傅何曾“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晉書·何曾傳》）。何曾每天膳食用錢一萬，還說沒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兒子何劭衣裘服玩無數，每天的飯錢比老子多一倍。司馬炎的舅父後將軍王愷同散騎常侍石崇競相誇富。王愷用麥糖洗鍋，石崇就用白蠟當柴燒。王愷用赤石脂塗牆，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愷用紫絲綾做成四十裏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織錦做成步障五十裏。王愷擺出司馬炎賜給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個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選。石崇的後房百數，膳食窮盡水陸珍奇。廁所掛滿錦帳，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請客用美女勸酒，客人不飲，當場就把勸酒的美女殺死。司馬炎的女婿王濟用銅錢堆成短牆，用人乳喂豬、人乳蒸肉，還自稱是掌握了烹調的秘方。真是醜惡透頂。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對此不滿。太康三年（282）車騎將軍傅鹹上書猛烈抨擊上層社會崇尚奢華的風氣，要求司馬炎對此加以限製。他指出，糧食布匹，來之不易，如果不知節儉，就會造成物質財富的匱乏。奢侈浪費對於社會的危害比天災還要厲害。傅鹹認為，要想讓人們祟尚節儉，必須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麽浪費起來就沒有止境了。實際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對司馬炎提出批評。
不過，由於全國統一，社會安定，太康年間的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太康三年國家統計的戶籍總數為三百七十七萬戶，比平吳之初增加一百餘萬戶，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隱漏浮逃人戶，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據史書記載，太康初年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經濟繁榮時期，這主要應歸結於勞動人民辛勤努力的結果。
立嗣風波太康三年年底，司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職務的弟弟齊王司馬攸調至青州擔任都督。在司馬昭的生前，司馬攸曾是與司馬炎爭奪晉王世子的對手。到這時，他又成了司馬炎要將皇位傳給太子的障礙。
原來，司馬炎的長子司馬衷是近於白癡的低能兒。他除享樂之外，什麽事也不懂，鬧出的笑話很多。有一次，司馬衷遊華林園，聽到蛤蟆叫，問左右侍者說“這個叫喚的東西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後來聽到天下發生災荒，百姓餓死不少，他竟說什麽“他們為什麽不吃肉粥呀？”對於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頗以為憂。尚書令衛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馬炎注意，太子不堪為嗣。尚書張華博學多識，名重一時，被人們推崇為有三公之才，司馬炎對他也很器重。司馬炎曾偶然問起他對繼承人問題的看法，張華如實回答說“如論才幹、德望和親緣關係，沒有比齊王更合適的人了。”朝臣們的這些意見，使司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東宮交由司馬衷處理。太子妃賈南風是有野心的女人，當然不甘心權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並由太子親手謄寫清楚，然後再交給皇帝。司馬炎以此作為證據來堵衛瓘的嘴。他還把張華調離朝廷，打發到幽州去了。
而那個司馬攸也確實為爭取到繼承皇位的資格煞費苦心。按照規定，王國吏屬的衣食皆由國家供給，司馬攸卻上表稱租秩足用，不必由禦府開支。他還把租稅收入分給部屬和士卒，遇到水旱災荒，又用糧食賑貸王國的饑民，到豐年歸還時隻收原數額的十分之八。對於軍國大計，無論是上表，還是當麵議論，司馬攸都作得十分得體，因此得到了許多朝臣的擁戴。他們希望接替司馬炎皇位的是司馬攸，而不是那位白癡太子。
司馬炎嫉恨司馬攸的才幹與威望。對於司馬炎想傳位於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馮紞，乘機挑撥說“群臣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很難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讓齊王外出，必然舉朝反對。”果然，司馬炎調司馬攸去青州的詔書一下，許多大臣紛紛上表諫阻。司馬炎又氣又惱，貶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兩個女婿王濟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將幾個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虧尚書夏侯駿等人出麵辯駁，才免去他們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馬炎催促司馬攸立即啟程。司馬攸憤怒成疾，乞求寬限日期。司馬炎派去禦醫察看病情。禦醫謊稱齊王無病，於是司馬炎再次下詔催促。弄得司馬攸隻好帶病辭行，結果加重病情，嘔血而亡。司馬炎這才知道齊王不是裝病。他用懲辦幾個禦醫的辦法，以塞罪責。司馬炎極力排斥司馬攸，用自欺欺人的辦法鞏固司馬衷的地位，這就為其死後，司馬衷屍居其位，無力控製政局，引起天下大亂而埋下了禍根。
無法收拾的身後事太康五年（284），尚書左仆射劉毅上書反對司馬炎選官用人的標準，要求廢止九品中正製。九品中正製是曹丕代漢時采納尚書陳群的建議而實施的一種選官製度。由於負責品定人物的各級中正職務逐漸為大族名士所控製，這一製度遂成為士族操縱選舉的有力工具。司馬炎受禪後，繼續推行九品中正製。這時，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選官論品的唯一標準。各級中正在定品之前，隻看對象的籍貫和門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門第的高低，其中尤為重視的是“當代軒冕”，而不是“塚中枯骨”，所以西晉朝廷的重要官職，幾乎為功臣勳貴及其子弟所壟斷，形成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世代相傳、等級森嚴的門閥製度。劉毅將九品中正製歸納出八種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虛作偽，營私舞弊。“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由於中正公然接受賄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績於官而獲高敘”，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沒，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麵。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製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當時，讚同劉毅建議的大臣還有衛瓘、李重等人。司馬炎雖然肯定他們的意見，以上引文出自《晉書·劉毅傳》。
但是由於維護門閥士族的利益已成為西晉的既定國策，他自然不會因此廢除這一被士族視為身家性命的製度。
太康十年（289），司馬炎任命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劉淵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稱為匈奴南單於的嫡係。東漢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肅、陝西、內蒙和山西一帶。曹魏分匈奴為五部，以酋長為部帥，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強。司馬炎代魏後改五部帥為五部都尉，共領匈奴三萬餘落，分別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區，人數達幾十萬以上。劉淵在其父劉豹死後，已自代為左部帥，司馬炎的任命使劉淵的職務正式得到西晉政府的認可。
也是在這一年，司馬炎下詔拜慕容廆為鮮卑都督。慕容廆為東部鮮卑慕容人的酋長。魏初慕容人進入遼西，到西晉時又遷至遼東郡北，後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遷到徒河青山（今遼寧義縣）一帶。
魏晉時期，除匈奴屠各族、鮮卑慕容部外，還有其他少數民族陸續遷徙到內地，舊史上把他們歸納為“五胡”，即主要是鮮卑、匈奴、羯、氐、羌。他們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東北、西北一帶，特別是在關中、並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漢雜居的局麵。漢族地主強迫少數民族為他們充當田客，甚至掠為奴婢，封建政府則常征調少數民族的騎兵，為他們去打仗。由於受到漢族統治者的剝削和奴役，內遷的少數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間，西晉統治營壘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內遷的少數民族徙回原地。由於這一建議既很難辦到，又要使統治者喪失大量的勞動力和兵力來源，所以司馬炎沒有采納。但是他麵對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卻毫無措施，致使死後不久，內遷的少數民族人民不堪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痛苦，終於起而反抗。而少數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這一鬥爭作為奪取政權的手段，到處搶掠，野蠻燒殺，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國的長期紛擾割據之中。劉淵、慕容廆都是那一時期極為活躍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馬炎剛剛五十四歲，由於極意聲色，身體已經完全垮掉了。當年年底，他的病勢轉重，不能起床。控製朝政的大臣楊駿以此為借口，禁止百官與司馬炎見麵。楊駿是司馬炎繼後楊氏的父親，出身於弘農大族。他專權好利，與其弟楊珧、楊濟權勢熏灼，有“三楊”之稱。楊駿害怕司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馬亮，影響他擅權，遂極力鼓動病重的司馬炎答應把司馬亮調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馬炎氣息奄奄，整日處於昏迷狀態。楊駿乘機將皇帝左右換上了自己的心腹。當司馬炎偶而清醒過來的時候，發現楊駿弄鬼，十分生氣，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馬亮參與輔政。但是詔書被楊駿扣押，不為外人所知。不久，皇後楊氏假借司馬炎的旨意發布以楊駿獨自輸政的詔書，並催促司馬亮上路。
四月，司馬炎病死。臨死前，他還在打聽“汝南王來了沒有？”
司馬炎死後，其子司馬衷即位，這就是晉惠帝。楊駿開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錄尚書事諸職總攬朝政。但是不過一年，皇後賈南風發動政變，將楊駿殺死。此後，幾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紛紛卷入爭奪最高權力的動亂之中，終於演成了破壞性極大的“八王之亂”。建興四年（3），劉淵的侄子劉曜攻破長安，俘獲末代皇帝司馬鄴，西晉亡國。時距司馬炎之死，隻有二十五年。
第二節張華張華（23—300），字茂先，範陽方城（今河北涿縣）人，西晉時期著名文學家、政治家。父張平，曹魏漁陽郡太守。張華年幼喪父，家境清寒，孤貧無以自立，不得不為人牧羊為生。他並未因此自甘暴棄，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謹，博覽群書，故“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他恪守封建道德禮法，為人豁達，“勇於赴義，篤於周急”，“造次必以禮度”。他氣質深沉，“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彭城劉訥有“人倫鑒識”，曾見張華而感歎說“張茂先我所不解。”（《晉書·劉隗傳》）。
以才華而被擢用曹魏後期，張華仍居鄉未仕。當時門閥世族勢力方興，標榜門第閥閱的風氣日強。張華因家族勢力單薄，自幼孤貧，雖才華橫溢，德行嚴謹，卻一時未能見知於世。同時，他目睹了在曹馬鬥爭中榮辱不定、誅黜無常的政治現狀，又受到廣為流傳的玄學思想的影響，難免產生出憤世嫉俗的情緒。他遂著《鷦鷯賦》以自寄，通過對鳥類的褒貶，抒發自己對現實政治的看法。在賦中，他感歎雕鶡（鶡古書中一種善鬥的鳥）、鵠鷺（鵠天鵝）、鶤雞（類似鶴的一種鳥），“鹹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蒼鷹鷙而受絏，鸚鵡慧而入籠”，“鷲（雕）鶚（魚鷹）鶤鴻，孔雀翡翠，或淩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其原因就在於“有用於人也”，“惟體大妨物，體瓖足瑋也”。對比之下，他讚譽“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色淺體陋，不為人用”的小鳥鷦鷯（又名巧婦鳥），認為它雖“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卻所求甚少，“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所以鷦鷯看起來微不足道，但處世之道卻是很明智的。《鷦鷯賦》既是對玄學處世哲學的形象闡述，也是張華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讚譽“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的鷦鷯的同時，抨擊了“懷寶以賈害”，“飾表以招累”，“誘慕於世偽”的社會風尚，揭露了聲稱任自然的門閥世族的虛偽麵目。他提倡“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反對浮華交遊；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的簡樸生活方式，反對奢侈縱欲，恣意享樂的生活觀；主張“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反對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所以，張華的“任自然以為資”，與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盡情享樂的腐朽哲學觀，是有本質區別的。
《鷦鷯賦》問世後，引起很大反響。名士陳留阮籍看過之後，讚揚張華可謂“王佐之才也！”張華由此聲名鵲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書盧欽見到張華後，十分器重他。同鄉大族曹魏左光祿大夫、方城縣侯劉放“亦誇其才”，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張華。
張華在二十五歲左右時，被範陽郡太守鮮於嗣推薦為太常博士。吏部尚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張華傳》，下引此傳者，不另注。
見《文選》卷十三。
書盧欽在輔政的司馬昭麵前對張華備加推崇，張華又轉為佐著作郎，參與編撰國史。不久，張華遷長史，兼中書郎。他才識過人，思維敏捷，“朝議表奏，多見施用”，深得司馬昭賞識，遂正式任命他為中書郎。
晉武帝禪代曹魏，轉張華為黃門侍郎，封關內侯。張華接近皇帝，位居要衝，具有相當大的實權。他習於吏事，“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他史識淵博，“善談史漢”（《晉書·王戎傳》），諳通封建典章製度。晉武帝曾問他漢代宮室製度和建章宮的千門萬戶，張華“應對如流，聽者忘返。畫地如圖，左右屬日”，使人大有親臨其境之感；他博通禮樂製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學素養。泰始五年（29），晉武帝修定禮樂，命張華與太仆傅玄、中書監荀勖等人創作正旦行禮、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共十三篇，張華一人即寫了《冬至初歲大會歌》、《宴會歌》、《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宗親會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詩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詩的形式，內容主要是盛譽司馬氏功德、粉飾西晉太平盛世，宣揚皇道德教，雖音韻逗留曲折，詩句莊重典雅，但與《鷯鷦賦》相比，在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方麵均不可同日而語。
但張華也創作出一些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他著《博物誌》十篇。《博物誌》聞見甚廣，取材宏富，是張華淵博的知識、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堅實的文學功底的集大成。隻是《博物誌》中因多載怪異，而在某些方麵不那麽切實可信。他還創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詩，流傳至今的雖寥寥可數，但從中仍可窺見他的豐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負。在《雜詩》一首中，他慨歎“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遂“伏枕終遙昔”，回顧了曆代興衰隆替的曆史，不由得“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一個胸懷大誌，希望建功立業，憧憬清明穩定的政治局麵的政治家的形象，躍然紙上（《文選》卷二九）。在《情詩》二首（《文選》卷二九）中，張華用蒼涼苦楚的傷感筆調，表達了與佳人離別後的閑愁哀怨的心情。“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不曾遠離別，安知慕儔侶”等佳句，雖隻是個人悲歡離合的抒發，卻反映了他對愛情忠貞不貳的信念和情操。
張華所著的四言詩《勵誌詩》（《文選》卷一九）氣宇不凡，頗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詩文帶有一定的老莊思想色彩，同時又仍以儒家思想作為最高的行動準則。它對仗工整，又不枯燥無味；它引經據典，卻不流於晦澀。詩文一開頭的“大儀斡天，天回地遊，四氣鱗次，寒暑環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幾句，即讓人感到“逝者如斯，曾無日夜”的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在這種“日與月與，茬苒代謝”的形勢下該如何立身處世呢？他的回答是“嗟爾庶士，胡寧自舍”，應以儒家經典作為座右銘，即“先民有作，貽我高矩”；用玄學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蕩，棲誌浮雲。”他告誡人們不要“放心縱逸”，而是要像耕耘南畝一樣去修身修德，“力來既勤，必有豐殷”。他用“水積成淵”、“土積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牽之長，實累千裏”等形象的比喻，說明了隻有矢誌不渝，才能達到理想境界的辯證關係。他勉勵人們要戒驕戒躁，做到“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用“若金受礪”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進德修業”，“以隆德聲”，實現“複禮終朝，天下歸仁”的政治抱負。《勵誌詩》是張華政治思想和哲學觀完全成熟的標誌。儒玄並用，以儒為主，是張華世界觀的基礎和核心。
在這種十分適應當時封建統治需要的世界觀的指導下，張華在從政過程中披肝瀝膽，政績突出，不僅深受晉武帝賞識，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評，時人比之為子產。不久，四十歲左右的張華就被擢為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成為西晉最高統治集團的成員。
平吳立功張華在任中書令期間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促成並製定了伐吳大計，從而加快了南北統一的步伐。
鹹寧初年（275），距西晉代魏已有十年，距滅蜀亦時逾十二載。時西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緩和，邊境戰事不多，經多年休養生息，國力強盛，“大晉兵眾，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晉書·羊祜傳》）。而割據江南一隅之地的孫吳，則在暴君孫皓的統治下，各種矛盾急劇激化。孫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名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三國誌·吳書·薛綜傳》注引幹寶《晉紀》）。在毫無限製的橫征暴斂下，“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三國誌·吳書·陸凱傳》），“老幼饑寒，家戶菜色”（《三國誌·吳書·賀邵傳》），可謂“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晉書·羊祜傳》）。西晉攻伐孫吳，取亂侮亡，統一全國的時機業已成熟。當時，鎮守江漢地區的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羊祜上疏晉武帝，陳“宜當時定，以一四海”（同上）。晉武帝召集群臣朝議。司空、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和左衛將軍馮紞等人“同共苦諫不可”（《晉書·馮紞傳》），群臣亦多附合，以當時關隴地區氐羌少數族屢叛，官軍屢敗為由，多不讚成羊祜的建議。隻有張華據理力爭，與羊祜、杜預共同主張立即伐吳。晉武帝雖“密有滅吳之計”，卻因“朝議多違”而未做出伐吳的決斷。
鹹寧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見晉武帝時，又麵陳伐吳之計，晉武帝為之心動。因羊祜有病，不宜經常召入宮內谘詢，晉武帝遂派張華去羊祜住處問其籌策。羊祜與張華推心置腹，陳述自己對局勢的看法和伐吳的戰略方針。張華十分讚同羊祜的見解和伐吳之計。羊祜對張華說“成吾誌者，子也！”（《晉書·羊祜傳》）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吳大業並未因此而中止。羊祜臨終前，推薦了誌同道合的杜預接任自己的職務。張華也不負羊祜所望，為完成羊祜遺願而力排眾議。鹹寧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張“無失事機”，迅速征伐孫吳（《晉書·王濬傳》），賈充等人再次反對，賈充上表，以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並之戎。天下勞擾，五穀不登，興軍議討，懼非其時”（《晉書·賈充傳》）。張華與之針鋒相對，固勸伐吳。不久後，杜預在“繕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吳準備工作後，表陳武帝，主張立即開始軍事行動。杜預表至時，晉武帝正與張華下圍棋。張華趁熱打鐵，勸說武帝采納杜預的建議。他說“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晉書·杜預傳》）。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後決斷，發詔伐吳。任命張華為度支尚書，主持朝廷財政，“量計運漕，決定廟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吳正式開始。賈充任大都督，總統六師，負責整個伐吳戰役。開始時，“眾軍既進，而未有克獲”，一直反對伐吳的賈充因而上表武帝，認為“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病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同時因張華籌謀平吳之策，與中書監荀勖建議腰斬張華以謝天下（《晉書·賈充傳》）。對此晉武帝回答說“伐吳是我的決策，張華隻是讚同我的意見而已。”給予張華以信任和。盡管如此，當時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賈充、荀勖的主張，認為不可輕舉妄動。張華為了使統一大業不致功虧一簣，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不顧賈充等人以腰斬相威脅，“獨堅執，以為必克”。
通過著名將領杜預、王濬、王渾等人的努力，伐吳戰役終於排除各種阻力和幹擾，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它的勝利進程，充分證明張華確實是目光遠大、意誌堅強、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的政治家。平吳後，武帝特下詔令，對張華所建立的殊勳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和獎賞。詔書說“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
陷入黨爭平吳後，張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汙，他的功勳和才能，亦招來忌妒和讒言。張華雖襟懷坦白，潔身自好，不搞浮華交遊，不介入朋黨之爭，可是，處於政爭紛紜的旋渦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談何容易！西晉統治集團從鹹寧年間開始，在圍繞齊王司馬攸之國、伐吳以及太子（即惠帝）廢立的問題，逐漸形成兩大對立勢力。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左衛將軍馮紞等人為一方，他們為人鄙薄，好觀察上旨，承顏悅色，專以曲意逢迎為事；他們主張剝奪齊王攸實權；反對出師伐吳；反對廢黜“不堪政事”的癡呆太子。侍中任愷、中書令和嶠、庾純、向秀等人為另一方。他們以名士自居，剛直守正，素輕視賈充等人的為人；他們反對齊王攸之國；主張廢昏立賢，更擇太子。兩派矛盾逐漸激化，由政爭發展到人身攻擊，互相傾軋，鬧得不可開交。張華與任愷、和嶠等人關係雖很好，政見基本一致，但他卻避免卷入兩派的人事爭端中。可是，他在伐吳問題上與賈充等人形成的尖銳對立，卻使他在平吳前後成為賈充一黨的主要攻擊目標，屢遭讒言中傷。
平吳後，“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對張華“憎惡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晉武帝起初並未聽信荀勖讒言。有一次，晉武帝問張華誰可成為輔政大臣的合適人選，張華回答說“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宜留以為社稷之鎮。”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齊王攸，不欲他權勢過重，而想出齊王攸之國。張華的意見當然不合聖意，故“微為忤旨，間言遂行”，遂於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
張華到鎮前，鮮卑慕容涉歸大肆侵掠遼西，占領昌黎。張華一到鎮，即於三月派安北將軍嚴詢征伐慕容涉歸，在昌黎附近大敗之，殺傷數萬人。張華在軍事勝利後，並未繼續窮兵黷武，以武力征服作為調整民族關係的杠杆，而是以安撫來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歸子慕容廆往謁張華，張華以禮相待，“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晉書·慕容廆載記》）。正由於張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裏，曆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
張華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績，得到朝野人士的讚賞。時朝議欲征召張華入朝，任為尚書令，進號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動議使賈充黨羽侍中馮紞不安。馮紞曾反對伐吳，“吳平，紞內懷慚懼，疾張華如仇”（《晉書·馮紞傳》）。加之張華曾對武帝非議過馮紞的哥哥馮恢的品行才能，所以馮紞利用“深有寵於帝”的地位，對張華竭盡中傷之能事。馮紞曾侍從武帝，借議論鍾會叛亂說“臣以為鍾會之所以叛亂，頗與太祖（司馬昭）有關。”武帝聽後大為不解，問馮紞緣由。馮紞回答說“鍾會才淺識薄，而太祖卻誇獎太過，稱讚他有謀略，授以高官顯爵，使他處於要帥重地，掌握精兵強將，因此使鍾會自以為謀略萬無一失，卻功名不符，未受重賞，遂心懷不滿，飛揚跋扈，起兵反叛。”武帝聽後表示讚同。馮紞又進一步說“既然陛下已經同意我的看法，那麽就應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為誡，不要讓像鍾會那樣的人再重蹈覆轍。”武帝問“現在還有像鍾會那樣的人嗎？”馮紞讓武帝屏退左右後，遂以隱喻的方式詆毀張華說“過去曾為陛下出謀獻策，為國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謂人人皆知。現在出據方鎮、掌握軍隊的人，陛下都應對其嚴加防範。”於是武帝遂“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晉書·五行誌》），非但未采納朝議征召張華為尚書令，反而剝奪了張華的方鎮統兵權，以重儒教為由，任命他為有職無權，形同虛設的太常卿。不久後，又以太廟屋棟折為由，免張華官。而後一直到武帝死，張華始終鬱鬱不得誌，未任職官，僅“以列侯朝見”，盡管這樣，他仍能做到寵辱不驚，既不為自己申理稱冤，又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與佞幸小人爭一日短長。
武帝死後，惠帝即位。張華的處境稍有好轉。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廣陵王司馬廆為皇太子，是為湣懷太子。惠帝“盛選德望以為師傅”（《晉書·湣懷太子傳》），張華因而被任為太子少傅。當時楊太後的哥哥楊駿操持朝政，他“自知素無美望”（《晉書·楊駿傳》），所以對張華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與朝政”。張華心胸豁達，沒有為此而耿耿於懷。永平元年（29）三月，賈後與汝南王亮、楚王瑋合謀誅殺楊駿，又欲廢楊太後為庶人。在朝議時，群臣“皆承望風旨”，讚成廢黜太後。張華則既不以賈後旨意為己見，又不計多年來官場失意之恩怨而對武帝遺孀楊氏落井下石，他認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待之於父。皇太後非得罪於先帝（武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後為孝成後故事，貶太後之號，還稱武皇後，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盡管他的意見未被采納，其為人之坦蕩正直卻由此可見一斑。
輔佐朝政楊駿被誅後，統治階級內部再次出現權力再分配的矛盾。當時政出多門，權柄不一。大司馬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二公輔政，權傾朝野。野心勃勃的賈後雖挾持昏主惠帝，有皇權這張王牌，卻因二公執政而不能專恣。元康元年（29）六月，賈後讓惠帝手寫密詔，指使衛將軍楚王瑋誅殺了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等人。但局勢卻一發而難以控製，時“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和統治秩序的穩定，張華明知楚王瑋並非矯詔而殺二公，仍參與了賈後在詔書問題上大作文章的密謀。他派人對賈後說“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資治通鑒》卷八二），又親自勸說惠帝“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賈後遂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說瑋矯詔，乃收瑋誅之”（《晉書·楚王瑋傳》）。事後，張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
張華受皇權至上觀念的支配，主觀上為了鞏固和加強皇權而參與了誅殺楚王瑋的密謀，這從封建道德觀念的角度看，是無可非議的。但在客觀上，他的這一行為卻有助紂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汙了他的潔身自好的名譽。獻計誅殺，不僅背離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順理，與物無患”的處世準則，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實的朋黨之爭中，不得不與賈後一黨相沉浮。賈後則出於擴大自己政治勢力的考慮，認為像張華這樣出身庶族，宗族勢力薄弱，“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的人，是輔政大臣的最佳人選，而對張華“依以朝綱，訪以政事”。從而使張華在政爭中處於進退維穀的地位，以至於愈陷越深，難以自拔。為了寵絡和控製張華，賈後不顧張華十餘次推讓，進封他為壯武郡公。元康六年（29），又晉升他為司空，領著作。
元康年間，皇權衰落，“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誌，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也”（《晉書·惠帝本紀》）。在這種政治形勢下，張華的親朋好友都為他的處境而憂心忡忡。他的少子張韙曾以災兆勸張華遜位。“誌不在功名”的張華，身處政治鬥爭的波峰浪穀之間，亦曾有過告老還鄉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詩二首》（《文選》卷二四）中，自歎年老體衰，“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無力應付複雜的明爭暗鬥，難以改變奢糜腐化的時代風尚，故時時感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常常“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惟恐因力不勝任和出現失誤而被政敵暗算中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散發重陽下，抱杖歸清渠，屬耳聽鸚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植”。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盡管張華對“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處境極為反感，但在上有帝後相製，左右政敵矚目的形勢下，他卻無法解決自己的矛盾苦悶，脫離騷亂動蕩的政界，實現他憧憬的超脫世俗的田園生活，隻能繼續自己“纓緌為徽纆，文憲豈可逾”的從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條更有意義的出路，遂不得不安於現狀，用“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複好心的親友，聊以**。
但是，張華在輔政期間，並沒有僅僅局限於自我修德和無為而治。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為輔政的主要方針，希望通過封建禮教來改變時弊，實現比較清明穩定的政治局麵。
賈後為人凶險，擅權專政，是造成朝綱不振的主要根源。張華並不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賈後，以承風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懼後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女史箴》以封建倫理道德和綱常名教為宗旨，隱喻賈後要以“婦德尚柔，含章貞法”當作行為的準則。他列舉了樊姬不食禽獸肉三年以勸諫楚莊王狩獵，齊恒公夫人因齊恒公好聽**樂而不聽鄭衛之音，馮昭儀以身擋熊以保護漢元帝，班婕妤為正名位而不與漢成帝同輦的典故，勸誡賈後應恪守婦道，行仁義禮教以輔佐惠帝。他辯證地指出“寵不可見《文選》卷52。
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的利害關係，規諫賈後不要因君寵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認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賈後擯棄佞幸小人，杜絕文過飾非。賈後看了《女史箴》之後，雖未有什麽痛改前非的變化，但礙於張華的正言規諫，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嚴重的僭越之舉。
盡管“賈後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但她執政的本身卻使得亂政隱患越來越表麵化。為此，當時輔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與侍中賈模和張華共議廢賈後而立湣懷太子的生母謝淑妃為皇後。張華對此表示異議，他說“惠帝自己並無廢黜賈後的意思，如果我們擅自廢立，惠帝會認為是僭越之舉。況且宗室王勢力強盛，朝廷內又有持異議的朋黨，恐怕一旦進行廢立就會出現動亂，招致殺身之禍，引起政治危機，這對國家是沒有好處的。”裴頠說“情況確實與你的擔憂相符，但賈後這樣昏庸殘暴的人，做事毫無顧忌，不考慮後果，肯定會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動亂，那又該如何辦呢？”張華說“我們二人現在還能被賈後所信任，隻要經常在她身邊進行規諫，申明禍福利弊，估計她不會做出什麽大的僭越行為。幸好現在天下局勢還比較安定，我們照此行事，可能會一直維持平安無事的局麵的。”（《晉書·裴頠傳》）謀廢賈後遂未能進行。
張華輔政期間，統治階級內部蘊藏著深刻的矛盾和危機。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馬氏宗室，即賈後親族，或豪門望族。他們不僅各有朋黨，相互傾軋，而且亦各有短長，良莠不齊。麵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張華亦能堅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寧人，維持了數年相對穩定的局麵，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司馬氏宗室諸王，或於中央任職，或出鎮方麵。他們仗“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張華雖無力改變自武帝以來形成的諸王強盛的局麵，但他盡可能做到對諸王敬而遠之，虛授職官，不委重任。如關中氐羌少數族爆發起義，梁、趙諸王“士卒雖眾，不為之用”，張華即及時調離二王，委任雖出身低下卻有“文武材用”的孟觀率宿衛兵赴關中。結果孟觀“大戰十餘，皆破之”，鎮壓了起義（《晉書·孟觀傳》）。趙王倫調回京師後，任有職無權的車騎將軍、太子少傅，倫“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後所親信”，遂“求錄尚書”，張華“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張華複不許（《晉書·趙王倫傳》）。
與張華共同輔政的大臣，多是賈後親族。如侍中賈模，是賈充族子，他“潛執權勢”，“至於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憚之”，此外又“貪冒聚斂，富擬王公”（《晉書·賈模傳》）。侍中裴頠，出自河東裴氏，亦是賈充妻之從子，為人“欲而無厭”（《晉書·韋忠傳》）。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嶽父，與“賈郭通親”，時任尚書左仆射，領吏部，他“苟媚取容”，“驅動浮華，虧敗風俗”，“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晉書·王戎傳》）。庶族出身的張華，對這些地位與自己相當的權臣的醜惡行為，自然無可奈何。他一方麵超脫世俗，不與之隨波逐流，盡可能做到出汙泥而不染，嚴於律己，不營資財，惟“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機篋”。另一方麵又能夠善於找出與這些權臣之間的共同點，與之通力合作。如賈模為了本宗族的私利，對賈後擅權心懷憂懼，尚能“盡心匡弼”（《晉書·賈模傳》）；裴頠“雖後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多次上書進表，陳述“多任後親，以致不靜”之弊，主張“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晉書·裴頠傳》）。這與張華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張華盡可能與賈、裴二人保持比較密切的政治關係，利用他們的力量規諫賈後，以推行和實施自己的政見，達到穩定封建統治秩序的目的。張華在輔政期間的最突出的政績就在於選官任人方麵。當時門閥世族極力壟斷和控製選官權，拒寒素於政權之外。尚書左仆射王戎領吏部典選，“未嚐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晉書·王戎傳》）。張華出身庶族，對沒有門閥背景的人進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頗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儕身政界，主要是憑借自己“世無與比”的博物洽聞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視知識，雅愛書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搬家時，曾“載書三十乘”，以至於“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正由於此，張華亦重視人材，敢於打破“戶調門選”的用人標準。他“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谘嗟稱詠，為之延譽”。許多兩晉之際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都或是經他延譽稱詠，或是由他薦舉征辟而成名的。這方麵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視南士，不因他們是孫吳亡國之餘而懷有偏見。太康末年，陸機、陸雲入洛。“陸機兄弟誌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這種清高，實際上是南士與北士之間存有芥蒂的反映。當時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對南士有所輕侮。張華則不然，他素重二陸兄弟，見之如舊相識，說“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他稱讚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書·陸機傳》）。陸雲為人不拘小節，而張華“多姿製”，喜歡用帛繩緾束胡須，陸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張華對此毫不介意，仍將二陸薦之於諸公，為其延譽（同上）二陸遂對張華倍加欽佩，待之以師資之禮。又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號為南土“五俊”，入洛，張華見而奇之，稱其為“皆南金也”。（《晉書·薛兼傳》）。他常常用“龍躍雲津”、“鳳鳴朝陽”、“東南之寶”這樣的話語品價南士，並隨才授職（《晉書·褚陶傳》）。
他舉人薦士公允，不囿於門第出身，唯以吏幹文義為準。陶侃早孤貧，為縣吏，舉孝廉入洛，張華與之交談，“異之，除郎中”（《晉書·陶侃傳》）。名士牽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俠”，帝舅王愷誣陷他有穢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張華請為長史”（《晉書·牽秀傳》）。成公簡雖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樸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幹其誌者”。張華對成公簡十分讚賞，經常對人說“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晉書·成公簡傳》）。劉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張華甚重之”，因而出鎮幽州，“甚有威惠，寇盜屏跡，為幽朔所稱”（《晉書·劉弘傳》）。張軌“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卻未受高品，“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晉書·張軌傳》）。成公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晉書·成公綏傳》）。陳壽有“良史之才”，張華對陳壽說“當以晉書相付耳”，欲舉陳壽為中書郎，為荀勖所阻而未遂（《晉書·陳壽傳》）。左思出身於地位卑微、世業儒學的家庭，他博學多識，文賦情采富麗，著《三都賦》，通過對蜀、吳、魏自然風光的描寫，抒發了自己渴望四海為一的政治抱負和理想。張華讀賦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一時間豪貴人家競相傳寫，遂有“洛陽為之紙貴”的美談。（《晉書·左思傳》）
正由於張華能夠像何劭贈詩中所說的那樣“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文選》卷二四），故他“盡忠匡輔，彌縫補闕”的努力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晉書·張華傳》曰“雖當主虐後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
但是，張華的種種主觀努力，隻能暫時地緩和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卻沒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勢力強盛，後族外戚擅權亂政，門閥世族奢侈縱欲，恣意聚斂。就在所謂“海內晏然”時，關中地區少數族就頻繁起義，極大地動搖了西晉王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而且統治階級內部亦危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華對此是深有認識的。他之所以反對廢黜賈後，就是擔心因此而造成危機的總爆發。但賈後權欲無窮，她時時欲廢非己所生的湣懷太子，打算長期操執朝政。幸賴張華、裴等人極力反對，這一陰謀才遲遲未能實現。而諸王因不滿賈後擅政，也時刻虎視眈眈，覬覦皇位，尋找時機，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庫發生火災，張華就因懷疑是諸王叛亂，而“先命固守，然後救火”，致使累代異寶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事後張華說“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晉書·五行誌上》）預見到太子廢黜將會成為統治階級內亂的總導火索。事實證明他的預見是正確的。
張華之死元康末年，輔政大臣之一賈模失寵於賈後，憂憤而卒，製約賈後的力量遂大為減弱。隨著賈模的失勢，一向與賈後沆瀣一氣的賈謐（賈充的外孫）操持權柄，“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後成謀，誣陷太子”（《晉書·賈謐傳》）。在這種情況下，張華原來的“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的方針已難以奏效。所以，湣懷太子的親信，太子左衛率劉卞去找張華，打算與張華合作，發動武裝政變以製止這一陰謀。但張華卻推說不知賈後欲廢太子事。劉卞說“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賞識，才由須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談論此事，您為什麽卻對我有所懷疑呢？”張華說“假如有這件事，你打算怎麽辦？”劉卞答道“太子東宮內人才濟濟，有精兵萬餘人。您身為宰輔，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讓他錄尚書事，廢黜賈後於金墉城，這不過是兩個黃門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會萬無一失。”張華拒絕了劉卞的建議，他回答說“現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兒子。我又沒有受命輔助太子執政，忽然立太子而廢賈後，這是無君無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夠成事，我也難免要身負不忠不孝的罪名。況且權巨貴戚當朝，威柄不一，我以此舉授人以口實，怎麽可能安然無恙呢？”廢黜賈後之事再度成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賈後設計，將太子灌醉，因使太子書寫犯上謀亂之書，然後當惠帝於式乾殿會群臣時，出太子手書遍示之，群臣看後，未敢有異議，均附合賈後賜太子死的建議。時隻有張華堅決反對，他說“廢黜太子並賜死，這是國家的大禍。自漢武帝以來，每次廢黜太子，往往導致喪亂。在大晉據有天下不長時間的今天，廢太子事更應慎重考慮。”尚書左仆射裴也認為應核對筆跡，以防詐妄。賈後遂將手書與太子過去奏事筆跡相對照，果然是太子所書。張華等人無言相對，但卻仍堅持自己的意見。賈後知道難以讓張華等人改變主意，遂上表把賜太子死改為廢為庶人，惠帝下詔同意。
太子被廢後，引起東宮將士和諸王的強烈不滿。東宮左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等人，謀廢賈後，複太子。他們“以張華、裴安常保位，難與行權”（《資治通鑒》卷八三），而趙王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晉書·趙王倫傳》），遂與趙王倫密謀此事。趙王倫與其佞幸謀臣孫秀，一向朋比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當然不會放棄這一良機。他們先勸賈後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殺了太子，借賈後之手除掉了奪權的障礙，接著又策劃政變，以廢賈後。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趙王倫和孫秀為了使叛亂得到更廣泛的，派司馬雅去張華處，說“現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機，趙王想與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業。”張華知道趙王倫、孫秀等人得手後一定會有僭越篡權的逆行，義正辭嚴地予以拒絕。司馬雅惱羞成怒，說“刀都架在脖子上了，還敢如此說話。”遂看也不看張華就揚長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張華亦未發趙王倫之謀。可見他還是讚成廢黜賈後，隻是不願與趙王倫共事並直接卷入這種不忠的活動中而已。
當天夜晚，趙王倫發動兵變，矯詔廢賈後為庶人。他亦因對張華的宿怨新恨，以黨附賈後的罪名，將張華和裴等人收執於殿前馬道南。張華責問主事的（中書）通事令史說“你想要害忠臣嗎？”稱詔詰責張華說“你身為宰相，太子被廢，為什麽不能守節廷爭！”張華說“式乾殿朝議廢太子事，我是力諫的，這有文字記載為證。”問“既然勸諫未被采納，為什麽不辭職去位！”張華無言以對。過了一會兒，使者至，下達了斬張華、裴並夷三族的命令。張華臨刑前慨歎道“我是武帝時的老臣，一片丹心。我並不惜命，隻是擔心今後國家將有不測之禍難。”遂被殺害，時年六十九歲。
張華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閆纘撫張華屍體痛哭道“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晉書·閆纘傳》）劉頌哭之甚慟，他得知張華子孫有逃脫免難者的消息後，又轉悲為喜，說“茂先，卿尚有種也！”（《晉書·劉頌傳》）陸機、陸雲兄弟，為張華作誄，又寫《詠德賦》以悼之。
永寧元年（30）五月，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誅殺趙王倫、孫秀，齊王冏執掌朝政。齊王冏上奏惠帝，請求給張華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詔，恢複張華的官職和爵位以及所沒財產，為張華洗刷了冤案。
第三節羊祜羊祜（22—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西南）人，西晉時期著名的軍事家。
頭腦清醒的政治人物羊祜出身於漢魏名門士族之家。從他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皆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職。祖父羊續，漢末任南陽太守。父親羊衜為曹魏時期的上黨太守。母親蔡氏是漢代名儒、左中郎將蔡邕的女兒。姐姐嫁與司馬懿之子司馬師為妻；而他本人迎娶的是曹魏皇室成員夏侯霸的女兒。
在羊祜的青年時期，曹魏統治階級內部正進行著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
這一鬥爭主要是在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之間展開的，羊祜與鬥爭的雙方都有姻親關係。處於夾縫中的羊祜不願意卷入到旋渦之中，采取了回避態度。他雖然因博學多才、善於寫文、長於論辯而有盛名於世，卻多次回絕州郡政府的征辟，主要是出於上述的原因。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去世，繼位為帝的齊王曹芳隻有八歲。大將軍曹爽與太尉司馬懿受遺命輔政，兩大集團的鬥爭白熱化。正始初年，曹氏集團在鬥爭中明顯地占據優勢。曹爽把司馬懿排擠到太傅的閑職之上，將統領禁軍、掌管樞要的權力皆掌握到自己的弟兄及心腹的手中，從而控製了政府的實權。司馬懿實行韜晦之計，假裝生病，暗中卻加緊布置，伺機反攻。羊祜雖然年輕，但很有政治頭腦。他判斷曹爽終將不是司馬懿的對手。所以，當曹爽征辟他為僚屬的時候，羊祜不但自己拒絕出仕，而且勸阻同時受辟的王沈，也不要答應曹爽的要求。由於門第關係，盡管羊祜基本遊離於兩大集團爭鬥之外，但從思想感情上說來，他對司馬氏的一派顯得更為親近一些。正始十年（24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殺掉曹爽，奪得曹魏政府的軍政大權。政變之後，司馬懿大舉剪除曹氏集團，與曹爽有關的很多人遭到誅連。羊祜的嶽父夏侯霸為逃避殺戮，投降了蜀國。在這場災難中，羊祜並未因嶽父降蜀受罰，這大約得濟於他的親司馬氏的政治態度。
高貴鄉公曹髦統治時期，司馬昭執政。羊祜第一次接受征辟，先後出仕中書侍郎、給事中、黃門郎等職。陳留王曹奐時期，羊祜調任為秘書監。曹魏末年已完全是司馬氏的一統天下，司馬懿父子兄弟相繼執政。他們先後廢殺兩位皇帝，又屢次誅殺大臣，改章變製，發號施令，成為沒有皇帝名號的實際統治者。這時，羊祜已加入司馬氏集團，並逐漸上升為該集團中的重要人物。司馬炎建五等爵製，羊祜以功被封為巨平子，食邑六百戶。不久，又被拜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司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機密。晉代魏前夕，司馬炎調羊祜為中領軍，把統領禦林軍，掌管京城內外戍衛的重任交給了他。鹹熙二年十二月（2年月），司馬炎受禪稱帝，建立西晉王朝。羊祜以佐命之功，被進號為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為郡公，食邑三千戶。羊祜怕引起賈充等權臣的妒嫉，固讓封公，隻受侯爵。泰始初年，司馬炎曾改任羊祜為尚書右仆射、衛將軍等職。
鎮戍荊州，以德服人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羊祜傳》，凡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西晉建立以後，晉武帝司馬炎雄心勃勃，積極籌劃消滅孫吳政權的戰爭，以實現統一全國的大業。泰始五年（29），司馬炎除任命大將軍衛瓘、司馬伷分鎮臨淄、下邳，加強對孫吳的軍事布置以外，又特地調任羊祜為荊州諸軍都督，鎮守襄陽（今湖北襄樊），進行戰前準備。
當時，西晉和孫吳各有一個荊州，形成南北對峙局麵。西晉的荊州包括今天的陝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區。孫吳的荊州則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區。晉吳間的邊界線以荊州為最長，所以這裏是滅吳戰爭的關鍵地區。
羊祜到任後，發現荊州的形勢並不穩固。不但老百姓的生活不夠安定，就連戍兵的軍糧也不充足。於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開發荊州方麵。他下書給轄下的鎮將，禁止他們以建造府第的名義擾民，並大量開辦學校，允許晉吳雙方的邊民來去自由，盡可能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為了消除邊害，以便抽出一部分軍隊進行生產，羊祜設法使孫吳撤掉了對襄陽威脅最大的石城駐軍。然後，他把軍隊分作兩半，一半執行巡邏戍守的軍事任務，一半墾田。當年，全軍共墾田八百餘頃，到年底收獲的時候，打下的糧食足夠十年的軍需。羊祜的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荊州的社會秩序，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晉武帝為表彰他的功績，下令取消江北所有的都督建置，授予羊祜南中郎將的職務，負責指揮漢東江夏地區的全部軍隊。不久，羊祜又被加封為車騎將軍，並受到開府如三司之儀的特殊待遇。這一年，羊祜四十九歲。
泰始六年（270），孫吳在荊州的都督換上江東著名的軍事家陸抗。陸抗到達荊州後，注意到西晉的動向，立即上疏給吳主孫皓。陸抗對荊州的形勢表示憂慮，提醒孫皓不要盲目迷信長江天塹，應該認真備戰。他把自己的想法歸納為十七條建議，請求實行。陸抗的到來，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麵加緊在荊州進行軍事布置；一麵向晉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議，伐吳戰爭必須利用長江上遊的便利條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區）大辦水軍。羊祜認為，益州刺史王濬是治理水軍的最佳人選。而當時在西晉朝廷內部，王濬是個有爭議的人物。羊祜極力肯定王濬的軍事才能，主張濟其所欲，充分發揮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終於使晉武帝改變將王濬調離益州的打算。在後來的滅吳戰爭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濬統率的益州水軍起了重要作用，成為首先攻陷建鄴、生擒孫皓的西晉軍隊。
泰始八年（272）八月，吳主孫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闡的職務。步闡因害怕被殺，拒絕返回建鄴，當年九月，獻城降晉。陸抗聞訊，立即派兵圍攻西陵。晉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監軍徐胤各率軍分別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縣），從東西兩麵分散陸抗的兵力，以實現由荊州刺史楊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闡的計劃。但陸抗破壞了江陵以北的道路，晉軍糧秣的運輸發生困難，再加上江陵城防堅固，不易攻打，羊祜頓兵於城下，不能前進。楊肇兵少糧懸，被陸抗擊敗，步闡城陷族誅。戰爭結束後，羊祜受到處罰，被貶官為平南將軍。
西陵救援失利後，羊祜總結教訓認識到孫吳的國勢雖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實力，特別是荊州尚有陸抗這樣的優秀將領主持軍事，平吳戰爭不宜操之過急。於是，他采取軍事蠶食和提倡信義的兩麵策略，以積蓄實力，瓦解對方，尋找滅吳的合適時機。羊祜派兵占據了荊州以東的戰略要地，先後建立五座城池，把石城以西的土地都納入西晉的版圖之中。在荊州邊界，他對孫吳的百姓與軍隊講究信義。每當發生軍事衝突，羊祜都預先與對方商定交戰的時間，從不搞突然襲擊。對於主張偷襲的部將，羊祜用酒將他們灌醉，不許他們再說。有一次，部下從邊界抓到吳軍兩位將領的孩子。他知道後，馬上命令將孩子送回。羊祜經常釋放被俘的敵將，對戰死的吳人也厚禮殯斂，送交對方。行軍路過吳國邊境，如果晉軍使用當地的糧草，他都要下屬按數作價給予賠償。打獵的時候，羊祜約束部下，不許超越邊界線。凡是被吳人射殺的禽獸，他都送還對方。對於投奔西晉的吳軍將領，羊祜更是格外優待。羊祜這些作法，使對方心悅誠服。吳國人十分尊重他，不稱呼他的名字，隻稱“羊公”。許多人受到感召而投降於他。例如，吳將夏詳、邵f降晉，隨同他們而來就有當初被羊祜送回孩子的兩位將領。吳將鄧香進攻夏口，兵敗被俘，羊祜當場將他釋放。不久，鄧香率領著部下重新歸降過來。陸抗對羊祜這一套收買人心的措施，毫無辦法，隻好告誡部下說“羊祜專門做好事，如果我們專門幹不好的事，這不等於說，不用打仗，我們就讓人家製服了嗎？現在，我們隻要守好邊界就行了，千萬不能光想占對方的小便宜。”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晉吳兩國的荊州邊線處於和平狀態。
壯誌未酬身先死鹹寧二年（27）十月，晉武帝改封羊祜為征南大將軍，恢複其貶降前的一切職權。經過七年的練兵和各項物質準備，荊州邊界的晉軍實力遠遠超過吳軍，恰巧兩年前，吳軍主帥陸抗病死，孫吳荊州前線失去唯一能與羊祜抗衡的軍事家。而這時，在孫皓高壓統治下的吳國境內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將疑於朝，士困於野，民怨鼎沸，危機四伏。這一切表明西晉滅吳的條件已經成熟。羊祜不失時機地上疏給晉武帝請求伐吳。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後的南北兩國關係。指出，雙方邊戰屢起，根本的原因是吳國的棄信背義。隻有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掃滅吳國，才能天下太平，永無兵役。他反對以春秋諸侯爭霸的觀點類比晉吳關係，勸告晉武帝在廣泛聽取臣下意見的同時，要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羊祜以蜀亡為例，說明兩國交戰，隻有勢均力敵，自然環境的險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光憑山水險阻，無濟於事。他分析說，吳國的地理條件遠不如蜀國，“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而危機卻十分嚴重，“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在西晉方麵，無論軍隊的數量，還是資儲器械，都大比滅蜀的時候豐足。但如果不抓著這個大好的時機，軍事優勢就會在日常的消耗中喪失。羊祜詳細地為未來戰爭進行了規劃，建議“梁、益（今四川、陝西地區）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東北、河南西南一帶的晉軍），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漢）；徐、揚、青、兗（指今皖北、蘇北一帶的晉軍），並向秣陵（今江蘇南京）”。幾路大軍，同時進擊，吳軍勢分形散，根本無法對抗。孫吳國內人心思亂，兵臨之際，絕不會出現奮力死戰的局麵。吳人長於水戰，短於陸戰。一旦晉軍攻破長江，吳人隻能退保城池，去長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計，整個滅吳戰爭不用很長的時間，就會獲得勝利。
羊祜的建議遭到朝內許多大臣的反對，權臣賈充、荀勖等人的態度尤其激烈。他們提出西北地區的鮮卑人騷亂問題，認為那裏尚未平定，不應該同時進行滅吳戰爭。最初晉武帝對羊祜的上疏是大體讚同的，聽到反對派的意見，態度又猶豫起來。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說，滅吳與平定鮮卑騷亂並不矛盾，相反，隻會促進西北問題的解決。他要求晉武帝盡快完成這一豐功偉績。但是，除了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等少數人外，羊祜的意見沒有為眾人所接受，滅吳建議被擱置了。羊祜對此十分痛心，他說“世間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這樣好的機會被放過了，怎麽能不受再興辦此事的後來者譴責呢？”
鹹寧三年（277），孫吳夏口都督孫慎侵入西晉邊界，掠走弋陽、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沒有派兵對孫慎進行追擊。事後，晉武帝派人追查原因，並打算移徙荊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說“襄陽和江夏相距八百餘裏，等我們得到敵人的消息，對方早已離開多日，怎麽會追得上呢？調動軍隊徒勞往返，隻是為避免個人受罰，這是我絕不幹的事情。”他還認為，曹操置都督府與州治相近，主要目的為防止兵力分散。勝敗是兵家常事，不能因為戰場上的偶然失利，隨便遷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陽後，他抱病再一次向晉武帝陳述伐吳主張。後來，因病勢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來探病的張華講“孫皓昏庸暴虐，現在滅吳可以不戰而克。如果一旦孫皓不在了，吳國另立有為的新君。我們雖然有雄兵百萬，也不容易滅掉它超級召喚海螺燃文了。吳國終將成為我們的後患！”在得到張華的讚同後，他高興地說“你是能使我誌向得到實現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勢繼續惡化，晉武帝開始著急，要求羊祜帶病指揮這場戰爭。羊祜回答說“滅吳的戰爭，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揮不可。對於功名的事，我並不掛在心上。隻要有合適的人選，我會推薦他的。”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終年五十八歲。
臨終前，他向晉武帝舉薦杜預接替自己的職務。羊祜沒有看錯人，在後來的滅吳戰爭中，杜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西晉滅亡孫吳的戰爭是中國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爭。它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一統。羊祜雖然失去親自參加戰爭的機會，但他為規劃、準備這場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所以，晉武帝在滅吳後的慶功會上流著眼淚，追憶羊祜的功績說“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後被追封為太傅）的功勞啊！”並按照漢代封蕭何的儀禮，給予羊祜的家庭極其豐厚的賞賜。
羊祜為人正直。在士族統治的西晉社會，他身為外戚，職居高位，卻從不隨波逐流，結黨營私。有人曾勸他“有所營置，令有所歸戴者。”羊祜拒絕說，絕不幹樹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吳大業，他本人即棄官回鄉。由於一直謙讓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後，許多僚屬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職。他討厭奸佞邪惡的小人，也不喜歡誇誇其談的浮華之徒。為此，他得罪了當朝的一些權貴。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經常造他的謠。時人也有順口溜講“二王當國，羊公無德。”羊祜對下屬十分謙和。初到荊州，他曾夜出營門遊玩。軍司徐胤拒絕開營門，並批評他說“您擔負都督的重任，隨意外出，是不顧國家安危的輕率舉動。”羊祜不但當麵接受徐胤的批評，而且從此以後出入十分謹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較儉樸。他的俸祿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於資助親戚和賞賜軍士。死後，家裏幾乎沒有值錢的東西。
在荊州地區，羊祜有較高的威望。羊祜死訊傳到荊州，正是襄陽城的一個大集日。滿集的人聞訊莫不痛哭流涕。誰也無心作生意，最後隻好罷市。這一天，街頭巷尾一片哭泣之聲。孫吳守邊的將士知道消息後，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淚。當地的老百姓為紀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歡遊憩的峴山，刻下石碑，建起廟宇，按著時節進行祭祀。由於人們一看見石碑就要落淚，所以這塊碑又名“墮淚碑”。人們主動避羊祜的名諱，把屋室稱作門，並改戶曹為辭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晉書·羊祜傳》記載的《老子傳》外，《隋節·經籍誌》又收錄有《集》二卷，《錄》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節杜預杜預（222—285），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西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滅吳統一戰爭的統帥之一。
博學多通的“杜武庫”
杜預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級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於曹操，曾先後出任護羌校尉、河東太守、司隸校尉和尚書仆射等職，受封為豐樂亭侯。父親杜恕官至幽州刺史，並以建武將軍領護烏丸校尉的職務。
杜預雖然生長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種隻知享樂的紈袴子弟。他從小博覽群書，勤於著述，對經濟、政治、曆法、法律、數學、史學和工程等學科都有研究。當時的人曾給他起個“杜武庫”的綽號，稱讚他博學多通，就象武器庫一樣，無所不有。他特別愛讀《左傳》，自稱有《左傳》癖。
在杜預的青少年時期，曹魏政府的內部逐漸形成互相對立的兩大政治集團——曹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杜預的父親杜恕是忠於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書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馬懿連朋結黨的動向。杜恕因此觸犯司馬懿，屢遭排擠，被出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徹底擊潰以曹爽為首的曹氏集團，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實際權力。當年，征北將軍程喜秉承司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幾乎將他置於死地。受到父親的牽連，杜預一直到三十多歲也未能出仕。
司馬懿、司馬師父子相繼病死後，高貴鄉公正元二年（255），司馬昭接替父兄職務執政。這時，統治階級內部力量的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有政治軍事實力的曹氏餘黨陸續被翦除幹淨，司馬氏代魏隻是個時間問題。司馬昭為擴大統治基礎，對某些政敵的子弟進行攏絡收買。司馬昭素聞杜預的才能，極力爭取他，親自把妹妹嫁與杜預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複了杜預襲爵的權力，征辟為尚書郎。司馬昭任相國後，杜預改任為參相府軍事。
景元四年（23）五月，魏軍兵分三路大舉伐蜀。杜預被委任為主力軍統帥鍾會的鎮西將軍府長史。魏軍攻滅蜀國，鍾會聯合蜀將薑維謀反，準備殺害同來的魏軍將領，以割據益州。次年正月，鍾會在實施計劃時，被亂兵殺死。魏軍監軍衛瓘又乘機殺死了解這一陰謀的鄧艾。在這場變亂中，鍾會的許多僚屬喪生。杜預憑借智慧幸免於難。事後，他冒著被衛瓘構陷的危險，當眾對衛瓘殺人滅口的卑鄙行徑進行指責，認為衛瓘對這場動亂也是有責任的。
鹹熙元年（24）七月，司馬昭委托荀勖、賈充、裴秀、鄭衝等人改製禮儀、法律、官製，為上台作最後的準備。杜預時任守河南尹，受命參與法律的製定。這部法律即是晉武帝泰始四年（28）頒布的晉律，它上承漢律，下啟唐律，對後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響。名義上主持修律的官員是賈充，而實際上杜預擔負了最繁重的勞動，全部晉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預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製”（《太平禦覽》卷六三八）。這是我國法律史上明確區分律（刑法製度）、令（規章製度）最早的定義，晉律的製定正是依據的這一原則，它使晉律較之漢魏舊律的界限更加分明、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杜預傳》，凡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體係更加完備。杜預還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標準，不是講道理的書，所以法律應該條目省減、文字簡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觸犯。晉律以前的漢律，特點是刑罰苛碎、條目繁密，計七百七十餘萬字，二萬六千餘條，內容重複，不好記憶，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從中舞弊的機會。曹魏政府雖對此作過改革，但變動有限。晉律依據杜預的主張，對漢魏舊律大刀闊斧地進行剪裁，隻有二千九百餘條，十二萬六千餘字，所以唐人稱讚它“實曰輕平，稱為簡易”（《隋書·刑法誌》）。
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後，對其政權支柱世家大族實行放縱的政策。因此社會上異常黑暗，各級官吏蠅營狗苟，公相塞過，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8），杜預針對這種情況，向晉武帝建議實行考課製度，按照官吏的實際情況評定優劣，然後區別對待，或遷或黜。但是杜預的建議沒有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預因得罪司隸校尉石鑒，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職務。六月，晉武帝啟用他出鎮邊關，先為安西軍司，後任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杜預剛剛在秦州就任，他的對頭石鑒也到達了這裏。石鑒以安西將軍的職務都督秦州諸軍事，是杜預的頂頭上司。當時，杜預所在的隴右地區很不安定，鮮卑人禿發樹機能起兵造反，勢力很大，晉武帝派去鎮壓的將領，不是戰敗，就是被殺。石鑒官報私仇，命令隻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騎的杜預出擊。杜預識破石鑒的陰謀，不肯去送死。他頂撞石鑒說，草盛馬肥的六月根本不適合同鮮卑人作戰，另外政府軍隊的兵源給養問題也必須集中力量預先解決，所以交戰的時間隻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預把他的意見歸納為“五不可，四不須”。杜預拒絕出兵，激怒了石鑒。石鑒找個罪名，將杜預逮捕送交給廷尉治罪。多虧杜預與皇室有婚姻關係，在“八議”的赦免範圍，才保住性命，但仍丟掉了爵位。不久，石鑒在一次戰鬥中，被禿發樹機能打得慘敗，事實證明杜預的意見是正確的。
泰始七年（27）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區的匈奴人在酋帥劉猛的帶領下武裝暴動。由於杜預明於籌略，善於規劃，朝廷重新使用他參謀軍國大謀。很快，他被任命為度支尚書，掌管政府的經濟財政事宜。此後一直到鹹寧四年（278），杜預一共擔任七年的度支尚書。其間，因為石鑒的報複，他一度被免職，但為時很短。在任上，杜預共向晉武帝提出過五十多項治國治軍的建議，其中包括常平倉的興建、穀價的調整、鹽運的管理、課調的製定和邊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還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積極進行科學發明。社預製造成功人排新器，並複製出久已失傳的欹器。為了解決洛陽的交通問題，他力排眾議，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橋。在建橋過程中，從設計到施工杜預都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杜預發現當時通行的曆法不合晷度，經過計算，糾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訂出《二元乾度曆》。此曆經過驗證，終於取代時曆，通行於世。
鹹寧四年秋，兗豫諸州郡連降暴雨，西晉統治區域內大麵積澇災，晉武帝下詔求計。杜預曾前後兩次上書陳述救災計劃。這兩篇收在《晉書·食貨誌》中的奏章是後人研究晉代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文獻材料。由於杜預對當時災情作過調查研究，所以他對災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災辦法，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他指出，粗放濫墾、火耕水耨和水利設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根本原因。“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複橫流，延及陸田。”杜預認為解決的辦法隻能是壞陂宣瀉。“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澇甕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較合理的“漢氏舊陂舊堨及山穀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對“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宜大壞兗豫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至於災民，除靠政府救濟官穀外，還可以讓他們借助水產作眼下日給。壞陂的計劃如果能實現，“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杜預還建議把典牧不供耕駕的種牛租借給災民。在上書中，杜預對西晉政府的辦事效率表示憂慮。他譴責某些部門、個別官吏隻從自身利害出發，彼此紛爭，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區的救災工作不能繼續下去。三陳平吳策同年十一月，晉武帝改任杜預為鎮南大將軍。受命之後，杜預南下襄陽（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經去世的原荊州都督羊祜的職務，為即將開始的滅吳戰爭作戰前準備。
當時，全國尚未統一，西晉王朝隻有半壁河山，孫吳政權仍控製著長江中下遊以南的地區。不過，孫吳的國力遠比西晉要弱，再加上政局動蕩，很難同西晉抗衡。晉武帝登位以後一直想發動滅吳戰爭，可是西晉朝廷內部的意見並不一致。除羊祜、張華等少數大臣晉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數人態度曖昧。朝廷中的一些實力派人物，象賈充、荀勖等則持有不同見解，以致錯過了一些滅掉孫吳的極好的戰機。鹹寧四年春天，荊州前線的晉軍主帥羊祜突然病重，一直優柔寡斷的晉武帝有些後悔，想讓羊祜帶病出征，但羊祜很快去世了。臨終前，羊祜向晉武帝舉薦杜預接替自己，認為他完全可以擔此重任。羊祜舉薦杜預，一方麵是因為在朝廷內部的爭論中，杜預始終站在羊祜一邊，積極滅吳戰爭；另一方則是因為杜預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杜預駐守的襄陽是西晉南部邊境荊州的首府。當時，西晉和孫吳各有一個荊州，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戰爭一開始，杜預的首要任務是奪取孫吳的荊州。
杜預到達荊州後，積極進行軍事部署，同時派兵奇襲西陵。西陵（今湖北宜昌東南）是孫吳的西部邊鎮，戰略位置十分重要。隻要晉軍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師就可以順流而下，馳騁荊州。對於西陵的重要性，孫吳也早有注意。大將陸遜曾指出，西陵是孫吳的西大門，丟掉西陵則整個荊州不保。所以，從陸遜到他的兒子陸抗，從沒有放鬆過對西陵的控製。但杜預發現自陸抗死後，吳主孫皓逐漸削減了這裏的兵力。隻是駐守在這裏的總督是孫吳的名將張政；不除張政，西陵很可能成為未來戰爭中晉軍前進途中的巨大障礙。於是，杜預實施了一條借刀殺人之計。他從軍隊中挑選了一批精壯的將士，突然偷襲張政。張政雖然對杜預的到來有所警惕，但萬萬沒有想到，他一到任就來偷襲，由於沒有準備吃了敗仗。張政害怕孫皓懲罰他，沒有如實報告情況。杜預早了解孫皓生性多疑，對臣下不很信任，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虜送到孫吳的首都建鄴。孫皓果然中計，氣急敗壞地召回張政，任命武昌監劉憲接替他的職務。在大戰之前，敵人將帥移易，軍心動蕩，這就為晉軍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鹹寧五年（279）八月，杜預準備就緒後，上書晉武帝請求開戰。這時，駐守在揚州前線的晉軍主帥王渾上表聲稱孫吳要發傾國之兵攻打晉國。反對派乘機說三道四，弄得晉武帝對杜預的請戰遲疑不決，最後竟同意將滅吳的計劃推遲到下一年。
杜預得知晉武帝變卦，非常著急。他再一次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他說，孫吳的兵力相當緊張，隻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東，連西線也無力增援。杜預婉轉地批評晉武帝聽信謠言，放棄滅吳大計，實際上是縱敵養患，給敵人喘息的機會。他認為，滅吳戰爭勝券穩操，即使沒有成功，也不會損失什麽。對於杜預的上書，晉武帝仍然遲遲不置可否。杜預又急又氣，第三次上書請求立即開戰。他憤怒地批評反對派既不顧國家利益，又怕別人立功的陰暗心理和可恥行徑。杜預還向晉武帝指出，由於我們要攻打吳國的消息已經泄露，吳國可能要采取對策，那必將給我們滅亡吳國的戰爭帶來許多新的困難。當杜預的這次上書被人送到晉武帝那裏的時候，大臣張華正在陪晉武帝下棋。張華立即推開棋盤，勸晉武帝不要再優柔寡斷了，懇求他采納杜預的建議。這時候，賈充、荀勖等人又出來大唱反調。大臣山濤竟然強詞奪理地說“外寧必有內憂。留下個吳國，可以避免內亂，說不定是件大好事呢！”由於杜預的幾次上書，把攻打孫吳的形勢剖析得一清二楚，晉武帝終於下定決心，立即發兵攻打孫吳。
功勳卓著這一年十一月，晉武帝調集大軍二十多萬，兵分六路，水陸齊進，大舉進攻吳國。杜預在這次戰爭中並沒有擔任主帥，晉武帝隻是任命他為西線指揮，具體任務是取江陵、占荊州，並且在荊州地區負責調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師。
鹹寧六年（280）正月，杜預命令他的軍隊包圍江陵。江陵城防堅固，易守難攻。杜預不想在這裏消耗時間和兵力，對它隻是圍而不殲。在切斷了江陵和外部的聯係之後，他立即調動一部分兵力向西進攻，奪取沿江的一些城池。一個漆黑的夜晚，杜預派遣幾名得力的將領率領八百名精壯的士卒去偷襲江南的樂鄉。這支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之下，人不知鬼不覺地渡過長江。他們按照主帥的計謀，一方麵在山上到處點火，樹立旗幟，虛張聲勢；一方麵分兵襲擊樂鄉附近的各個要害地區。這樣一來，把樂鄉城裏的吳軍都督孫歆嚇得坐臥不安，各處的吳軍也人心惶惶，不敢隨意行動。接著，杜預的這支人馬就埋伏在樂鄉城外，等待時機攻城。正巧，這時候有一支吳軍從江岸返回樂鄉；杜預的將士就喬裝打扮，混雜在吳軍的隊伍裏溜進城裏，活捉了吳軍都督孫歆。杜預設計巧取樂鄉，使部下將士十分欽佩。他們都說“主帥用計謀打仗，真是以一當萬啊！”
在掃清江陵的外圍之後，杜預很快拿下江陵，占據荊州。接著杜預揮師東進，配合其他地區各路晉軍攻打孫吳的都城建鄴。有人對連續進軍產生了畏難情緒，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提出，天氣轉熱，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應該等到冬天再繼續進軍。杜預不以為然，分析整個戰爭形勢說“現在我們接連取勝，士氣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氣。打仗好比劈竹子，隻要劈開幾節，底下就會迎刃而解了。”杜預的意見終於為大家所接受，以後戰爭的形勢正象杜預所預言的那樣發展著。
在向東進的同時，杜預還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廣州地區，也就是現在廣西、廣東一帶。整個滅吳一役，杜預功勳卓著，共斬殺、俘虜孫吳都督、監軍一類的高級官吏十四人，牙門、郡守一類的中級官吏多達一百二十人。杜預這個人，幾乎沒有什麽武藝。《晉書》本傳講，他連騎馬都不會，射箭的技術也很糟糕。但每有軍事活動，朝廷都要召他參謀規劃。他知彼知己，善於同敵人鬥智。在滅吳戰爭中，吳人最恨杜預，主要是因為他善於用兵，常常給敵人以致命打擊。杜預有大脖子病，東吳人就給狗脖子上戴個水瓢，看見長包的樹，寫上“杜預頸”，然後砍掉，借以發泄對杜預的仇恨。他心胸寬闊，遇事能夠顧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歲的老將，多年來一直在益州建造戰船、培訓水軍，為戰爭做準備工作。戰爭開始以後，他統率水軍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達荊州界內，王濬需受杜預指揮調遣。但是，杜預十分尊重他，沒有利用自己職務給對方製造任何困難。杜預還向王濬表示，水軍可以根據戰爭的發展，自行指揮，並建議他盡量減少耽擱，直下建鄴，建立曠世之功。杜預的態度與益州水軍率先攻占建鄴有著重要的關係。這也同王濬在長江下遊的遭遇，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那裏，指揮調遣水軍的王渾，怕王濬奪得頭功，對他百般刁難。就在王濬排除種種幹擾占領建鄴、俘獲吳主孫皓之後，王渾還在攻擊陷害他。和王渾相比，杜預的人品受到了人們的推崇。
西晉滅亡孫吳的戰爭是中國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爭。它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一統。它也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唯一成功的一次統一戰爭。杜預在這次戰爭中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功績是非常突出的。
西晉滅吳、統一全國後，杜預繼續鎮守襄陽。他反對天下安定了就要廢棄軍備的觀點，在任職期間，始終沒有放鬆部隊的訓練。杜預把荊州軍隊的防衛重點集中到了對付當地少數民族方麵。
在荊州，杜預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在整修前代河渠的基礎上，他引滍水、淯水兩江之水入田，使一萬餘頃農田受益。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預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標上界石。杜預開鑿了從揚口到巴陵的運河一萬餘裏，使夏水和沅、湘兩水直接勾通，既解決了長江的排洪問題，又改善了荊州南北間的漕運。杜預的政績，受到了當地人民的讚揚，老百姓稱他為“杜父”，並歌頌說“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但是，杜預卻不得不提防京城中的權貴對他的陷害。每年杜預都要大量送禮賄賂他們。他曾對別人說，這樣作不是企圖通過他們得到什麽好處，隻是希望權貴不要加害於他。
太康五年閏十二月（285年月），杜預被征調到中央政府任司隸校尉，途中行至鄧縣，突然病故，終年六十三歲。
杜預生前的著述很多。他所撰寫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是《左傳》注解流傳至今最早的一種。據《隋書·經籍誌》記載，杜預的書保留到唐世，還有《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雜律》七卷，《喪服要集》二卷，《女記》十卷以及他的文集十八卷。
第六章曹植、阮籍、陸機、陸雲第一節曹植“不自雕勵、任性而行”的性格曹植（92—232），字子建，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曹操之子，累封為陳王，諡為“思”，世稱陳思王。
曹植出生於漢獻帝初平三年，正當漢末天下大亂之際，曾隨其父曹操轉徙於軍旅之中。所謂“生乎亂、長乎軍”，正概括了他幼時生活的特點。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他不僅親曆了頻繁的戰亂，而且接觸了廣闊的社會現實。這樣的生活基礎對他此後的思想和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到了建安年間，曹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當時的魏王府中網羅了許多文學之士，這對曹植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曾說“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璉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曹操“設天網”羅致文學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與此同時，也給文學的發達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曹植的才華便得到了哺育和發展。
曹植當年曾是才華山眾的貴公子，經曆過富貴豪華的生活鬥雞走馬，宴飲多暇。其《鬥雞篇》有雲“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鬥雞觀閑房。”《名都篇》有雲“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我歸宴平樂，美酒鬥十千。”李白《將進酒》所謂“陳王昔時宴平樂，鬥酒十千恣歡謔。”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個側麵。但曹植為人畢竟又與一般的豪華公子有所不同。盡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圍之中，鬥雞走馬，但他並未完全沉溺在這樣的生活之中。他寫於此期的幾篇作品都頗有慷慨之氣，而不是耽於佚樂的奢靡之音。例如《贈丁儀》詩中有雲“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梁甫行》有雲“八方各異氣，千裏殊風雨，劇哉邊誨民，寄身於草墅。妻子像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這樣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貴公子的生活、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的。他在《前錄·自序》中曾說“餘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賦固如此，詩亦如之。當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時期的一代文風，不獨曹植如此。《文心雕龍·明詩》有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就是說，“任氣”、“使才”，乃建安時期各家都有的特點，亦即時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華是比較突出的，他的文學造詣也是突出的。他在這時曾經頗為曹操鍾愛。《三國誌·魏書》曹植本傳雲“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嚐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麵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台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台，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本傳又雲植為人“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為太子的打算，對他曾經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為臨葘侯。曹操出征孫權，命他留守於鄴，曾經告誡他說“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歟！”曹操這一番話是很不尋常的，其中似有讓他益加自勉，以便將來繼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愛惜文才的，但作為統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雖然愛惜曹植的才華，但到後來卻發現了他的缺點，即曹植本傳說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等等。如果作為一個詩人，這不能算是什麽缺點；但若作為王位的繼承人，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這樣的缺點，縱使沒有曹丕“以術相傾”，曹操也未必再考慮立他為太子了，何況史稱曹丕能夠“禦之以術，矯情自飾”，致使“左右宮人並為之說”呢？曹操最後確立曹丕，而曹植終於失寵，這是勢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頗有政治抱負，但缺乏政治頭腦。因此，當曹丕已經立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寵之時，尚不覺悟，仍然“不自雕勵”。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車行弛道中，開司馬門出”。這是違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雲“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臨葘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
完成一統大業太康元年（280）年初，南下滅吳的晉軍所向披靡。杜預攻克江陵，橫掃沅、湘、交、廣諸州，王渾渡過橫江，胡奮拿下江安。王濬率領的水師連破吳人的橫江鐵索和水麵鐵椎，搗毀沿江險關隘口，先與胡奮、王戎等軍陷落夏口、武昌，繼而長驅東進，直指建鄴。與此同時，王渾的大軍也到達了江北。
孫皓派出的軍隊皆被晉軍擊敗，丞相張悌等人戰死。這年三月，王濬以水軍八萬、方舟百裏，鼓噪攻入石頭城。吳主孫皓無計可施，麵縛輿櫬，向晉軍投降。至此，東吳亡國，三國鼎立後的吳、晉兩國對峙的局麵結束，全國重歸一統。
孫皓投降的消息傳到洛陽，舉朝慶賀。司馬炎拿起酒杯，追念羊祜當年為經營平吳戰爭耗盡心血，不由得潸然淚下，說道“這都是羊祜的功績啊！”南下將士在前方浴血奮戰，遠離前線的主帥賈充卻上表稱東吳不易平定，要求司馬炎班師回朝，還咬牙切齒地要求將張華腰斬。荀勖也隨聲附合。就在這時，平吳的捷報進京，賈充醜態畢露。司馬炎絲毫沒有責怪賈充的意思，反而極力寬撫。
平吳後，司馬炎為穩定新征服地區的人心，把孫皓封為歸命侯，賞賜大量的衣物、車乘、錢穀，還安排了一些隨降的吳國朝臣和大族為官。對於北渡的吳國將吏和百姓，他分別給予免除賦役十年或二十年的優待。
在對平吳功臣進行封賞的時候，司馬炎遇到了難題王濬和王渾為爭功而互相指責，鬧得不可開交。按說，王濬平吳有首功應該重賞。但是王渾在朝中的勢力大，黨羽多，兒子又是司馬炎的女婿。他們極力爭吵，在封賞中占據了上峰，王渾被封為公，王濬卻被封為侯。一些朝臣為王濬功高賞薄鳴不平，司馬炎為平息眾怒，又回過頭來給王濬升官加賞，搞得十分狼狽。而那個滅吳的阻力賈充卻平白得到增封食邑八千戶的賞賜。
太康元年，司馬炎將全國的版圖劃成為十九個州，州之下共設郡、國一百七十三個。政府所統領的在籍人口為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戶。
這一年，司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減下轄的軍隊。規定，刺史隻作監司，罷將軍名號，不領兵，也不兼領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軍；刺史、太守治民。司馬炎說，這是對漢末州刺史既統政事，又掌軍權的弊病進行改革，用意在於維護“天下為一”，防止重新出現“四海分崩”的局麵。在州郡去兵的同時，他規定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以維持地方治安。後人批評司馬炎的這一措施與造成“永寧（30）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製，天下遂大亂”（《資治通鑒》卷八一）的結果，有一定的關係。
頒行占田蔭客製平吳之後，司馬炎在全國範圍內頒行占田和課田、戶調的製度。法令規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還規定，課田五十畝，收田租四斛。“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晉書·食貨誌》）。邊遠郡縣隻交戶調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數民族不課田，每戶交三斛，再遠的交五鬥，名曰義米；極遠的交錢二十八文叫作算錢。戶調為賨布一匹，遠地可減至一丈。上述規定隻是個平均數，實際征收時還要按照貧富分為九等，根據戶等收稅，即所謂九品相通。
司馬炎實施這一製度有兩個目的，一是通過限定最高占田數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並土地。二是通過規定課田的最低限額，占田農民根據固定的課田數而交納固定的課田租稅，又使封建國家的租稅收入得以保證。
這一製度給農民帶來沉重的負擔。當時，占田數是農民向政府辦理土地登記時的最高限額，至於農民是否能夠占有規定的足額土地，政府並不過問，而政府卻要求農民必須按足額的課田提供田租。西晉的田租比曹魏時期的畝稅額加重一倍，戶調則增加了二分之一。這就使得一部分農民因不堪政府剝削，而流入私門，成為豪強士族的依附民。
在頒行上述製度的同時，司馬炎又規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蔭客和蔭親屬的種種特權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頃，以下按官品遞減五頃直到九品官占田為十頃；並按官品的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第九品一戶。“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晉書·食貨誌》）。這些被蔭占的人口，隻附屬於大戶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擔負國家的租稅賦役，隻同主人保有著強烈的人身依附關係，受著主人的剝削和奴役。
這一規定保證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勞動力，特別是那些占田和蔭客尚未達到規定數額的人可以借此補足。這是封建國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蔭占人口的權力，是地主國家對地主分子在人口問題上的重大讓步。這一規定也是對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製，它反映了西晉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間的激烈爭奪。但是士族官僚們並不把司馬炎的限令放在眼裏，在合法占有之外，還往往通過兼並和私自侵奪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勞動力。象司徒王戎廣收園田，水碓周遍天下；強弩將軍龐宗有田二百餘頃；曆任方鎮的石崇有水碓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田宅無數，僅某一處田莊就有地十頃。宗室司馬睦在封國招誘逃亡人口，私占人口達七百餘戶。
奢侈荒**，世風日下司馬炎出身於鍾鳴鼎食的貴族之家；從小習於安樂，貪戀奢華。稱帝之初，他極力矯情偽飾，一俟統治鞏固，驕**的本性便按耐不住。泰始九年（273）他下詔采擇公卿以下的女子以備後宮，並禁斷人間婚嫁。到平吳之後，全國統一，天下安定，司馬炎遂變本加厲起來。他“怠於政術，耽於遊宴”（《晉書·武帝紀》），生活極端腐化。孫皓投降，東吳後宮五千粉黛盡歸洛陽，西晉後宮的女子則達萬人之多。司馬炎不知宿在何宮為好，於是他乘坐羊車，由羊任意而行，停在哪裏，就宿在哪裏。一些希望得寵的宮嬪，在宮前放上羊喜愛吃的竹葉和鹽，誘使羊車停在自己那裏。後來宮嬪們互相模仿，羊也不知所向了。
皇帝縱情**樂，臣下們也敢胡作非為，西晉統治階層的奢侈荒**稱著於史。太傅何曾“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晉書·何曾傳》）。何曾每天膳食用錢一萬，還說沒有下筷子的菜。他的兒子何劭衣裘服玩無數，每天的飯錢比老子多一倍。司馬炎的舅父後將軍王愷同散騎常侍石崇競相誇富。王愷用麥糖洗鍋，石崇就用白蠟當柴燒。王愷用赤石脂塗牆，石崇就用香椒和泥。王愷用紫絲綾做成四十裏的步障，石崇就用彩織錦做成步障五十裏。王愷擺出司馬炎賜給的二尺高的珊瑚，石崇把珊瑚打碎，拿出六、七個三尺多高的珊瑚任他挑選。石崇的後房百數，膳食窮盡水陸珍奇。廁所掛滿錦帳，有手持香囊的侍女在一旁侍候。石崇請客用美女勸酒，客人不飲，當場就把勸酒的美女殺死。司馬炎的女婿王濟用銅錢堆成短牆，用人乳喂豬、人乳蒸肉，還自稱是掌握了烹調的秘方。真是醜惡透頂。
也有一些正直的臣下對此不滿。太康三年（282）車騎將軍傅鹹上書猛烈抨擊上層社會崇尚奢華的風氣，要求司馬炎對此加以限製。他指出，糧食布匹，來之不易，如果不知節儉，就會造成物質財富的匱乏。奢侈浪費對於社會的危害比天災還要厲害。傅鹹認為，要想讓人們祟尚節儉，必須指斥奢侈，如果不指斥奢侈反而加以推尚，那麽浪費起來就沒有止境了。實際上，傅玄是在委婉地對司馬炎提出批評。
不過，由於全國統一，社會安定，太康年間的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太康三年國家統計的戶籍總數為三百七十七萬戶，比平吳之初增加一百餘萬戶，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隱漏浮逃人戶，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據史書記載，太康初年曾出現過一個短暫的經濟繁榮時期，這主要應歸結於勞動人民辛勤努力的結果。
立嗣風波太康三年年底，司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職務的弟弟齊王司馬攸調至青州擔任都督。在司馬昭的生前，司馬攸曾是與司馬炎爭奪晉王世子的對手。到這時，他又成了司馬炎要將皇位傳給太子的障礙。
原來，司馬炎的長子司馬衷是近於白癡的低能兒。他除享樂之外，什麽事也不懂，鬧出的笑話很多。有一次，司馬衷遊華林園，聽到蛤蟆叫，問左右侍者說“這個叫喚的東西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後來聽到天下發生災荒，百姓餓死不少，他竟說什麽“他們為什麽不吃肉粥呀？”對於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頗以為憂。尚書令衛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馬炎注意，太子不堪為嗣。尚書張華博學多識，名重一時，被人們推崇為有三公之才，司馬炎對他也很器重。司馬炎曾偶然問起他對繼承人問題的看法，張華如實回答說“如論才幹、德望和親緣關係，沒有比齊王更合適的人了。”朝臣們的這些意見，使司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東宮交由司馬衷處理。太子妃賈南風是有野心的女人，當然不甘心權力易手。她忙托人代作答案，並由太子親手謄寫清楚，然後再交給皇帝。司馬炎以此作為證據來堵衛瓘的嘴。他還把張華調離朝廷，打發到幽州去了。
而那個司馬攸也確實為爭取到繼承皇位的資格煞費苦心。按照規定，王國吏屬的衣食皆由國家供給，司馬攸卻上表稱租秩足用，不必由禦府開支。他還把租稅收入分給部屬和士卒，遇到水旱災荒，又用糧食賑貸王國的饑民，到豐年歸還時隻收原數額的十分之八。對於軍國大計，無論是上表，還是當麵議論，司馬攸都作得十分得體，因此得到了許多朝臣的擁戴。他們希望接替司馬炎皇位的是司馬攸，而不是那位白癡太子。
司馬炎嫉恨司馬攸的才幹與威望。對於司馬炎想傳位於子的意思摸得很清楚的荀勖和馮紞，乘機挑撥說“群臣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很難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讓齊王外出，必然舉朝反對。”果然，司馬炎調司馬攸去青州的詔書一下，許多大臣紛紛上表諫阻。司馬炎又氣又惱，貶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兩個女婿王濟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將幾個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虧尚書夏侯駿等人出麵辯駁，才免去他們一死。
太康四年（283）三月，司馬炎催促司馬攸立即啟程。司馬攸憤怒成疾，乞求寬限日期。司馬炎派去禦醫察看病情。禦醫謊稱齊王無病，於是司馬炎再次下詔催促。弄得司馬攸隻好帶病辭行，結果加重病情，嘔血而亡。司馬炎這才知道齊王不是裝病。他用懲辦幾個禦醫的辦法，以塞罪責。司馬炎極力排斥司馬攸，用自欺欺人的辦法鞏固司馬衷的地位，這就為其死後，司馬衷屍居其位，無力控製政局，引起天下大亂而埋下了禍根。
無法收拾的身後事太康五年（284），尚書左仆射劉毅上書反對司馬炎選官用人的標準，要求廢止九品中正製。九品中正製是曹丕代漢時采納尚書陳群的建議而實施的一種選官製度。由於負責品定人物的各級中正職務逐漸為大族名士所控製，這一製度遂成為士族操縱選舉的有力工具。司馬炎受禪後，繼續推行九品中正製。這時，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選官論品的唯一標準。各級中正在定品之前，隻看對象的籍貫和門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門第的高低，其中尤為重視的是“當代軒冕”，而不是“塚中枯骨”，所以西晉朝廷的重要官職，幾乎為功臣勳貴及其子弟所壟斷，形成了“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世代相傳、等級森嚴的門閥製度。劉毅將九品中正製歸納出八種弊病。指出，它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虛作偽，營私舞弊。“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由於中正公然接受賄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績於官而獲高敘”，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沒，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麵。
在此之前，段灼也曾上表指斥九品中正製阻塞有才能的人入仕之路。當時，讚同劉毅建議的大臣還有衛瓘、李重等人。司馬炎雖然肯定他們的意見，以上引文出自《晉書·劉毅傳》。
但是由於維護門閥士族的利益已成為西晉的既定國策，他自然不會因此廢除這一被士族視為身家性命的製度。
太康十年（289），司馬炎任命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劉淵是匈奴屠各族人，自稱為匈奴南單於的嫡係。東漢末年，很多匈奴人入居今甘肅、陝西、內蒙和山西一帶。曹魏分匈奴為五部，以酋長為部帥，其中以北部匈奴力量最強。司馬炎代魏後改五部帥為五部都尉，共領匈奴三萬餘落，分別居住在山西的中部地區，人數達幾十萬以上。劉淵在其父劉豹死後，已自代為左部帥，司馬炎的任命使劉淵的職務正式得到西晉政府的認可。
也是在這一年，司馬炎下詔拜慕容廆為鮮卑都督。慕容廆為東部鮮卑慕容人的酋長。魏初慕容人進入遼西，到西晉時又遷至遼東郡北，後被宇文部和段部所逼，遂南遷到徒河青山（今遼寧義縣）一帶。
魏晉時期，除匈奴屠各族、鮮卑慕容部外，還有其他少數民族陸續遷徙到內地，舊史上把他們歸納為“五胡”，即主要是鮮卑、匈奴、羯、氐、羌。他們大部分分布在北方或東北、西北一帶，特別是在關中、並州等地，早已形成胡漢雜居的局麵。漢族地主強迫少數民族為他們充當田客，甚至掠為奴婢，封建政府則常征調少數民族的騎兵，為他們去打仗。由於受到漢族統治者的剝削和奴役，內遷的少數民族常常反抗。
早在泰始年間，西晉統治營壘中就有人提出要把內遷的少數民族徙回原地。由於這一建議既很難辦到，又要使統治者喪失大量的勞動力和兵力來源，所以司馬炎沒有采納。但是他麵對日益尖銳的民族矛盾卻毫無措施，致使死後不久，內遷的少數民族人民不堪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痛苦，終於起而反抗。而少數民族中的野心家又把這一鬥爭作為奪取政權的手段，到處搶掠，野蠻燒殺，使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國的長期紛擾割據之中。劉淵、慕容廆都是那一時期極為活躍的人物。
太康十年（289），司馬炎剛剛五十四歲，由於極意聲色，身體已經完全垮掉了。當年年底，他的病勢轉重，不能起床。控製朝政的大臣楊駿以此為借口，禁止百官與司馬炎見麵。楊駿是司馬炎繼後楊氏的父親，出身於弘農大族。他專權好利，與其弟楊珧、楊濟權勢熏灼，有“三楊”之稱。楊駿害怕司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馬亮，影響他擅權，遂極力鼓動病重的司馬炎答應把司馬亮調至豫州。
太熙元年（290）三月，司馬炎氣息奄奄，整日處於昏迷狀態。楊駿乘機將皇帝左右換上了自己的心腹。當司馬炎偶而清醒過來的時候，發現楊駿弄鬼，十分生氣，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馬亮參與輔政。但是詔書被楊駿扣押，不為外人所知。不久，皇後楊氏假借司馬炎的旨意發布以楊駿獨自輸政的詔書，並催促司馬亮上路。
四月，司馬炎病死。臨死前，他還在打聽“汝南王來了沒有？”
司馬炎死後，其子司馬衷即位，這就是晉惠帝。楊駿開始以太傅、太尉、大都督、侍中、錄尚書事諸職總攬朝政。但是不過一年，皇後賈南風發動政變，將楊駿殺死。此後，幾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紛紛卷入爭奪最高權力的動亂之中，終於演成了破壞性極大的“八王之亂”。建興四年（3），劉淵的侄子劉曜攻破長安，俘獲末代皇帝司馬鄴，西晉亡國。時距司馬炎之死，隻有二十五年。
第二節張華張華（23—300），字茂先，範陽方城（今河北涿縣）人，西晉時期著名文學家、政治家。父張平，曹魏漁陽郡太守。張華年幼喪父，家境清寒，孤貧無以自立，不得不為人牧羊為生。他並未因此自甘暴棄，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謹，博覽群書，故“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他恪守封建道德禮法，為人豁達，“勇於赴義，篤於周急”，“造次必以禮度”。他氣質深沉，“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彭城劉訥有“人倫鑒識”，曾見張華而感歎說“張茂先我所不解。”（《晉書·劉隗傳》）。
以才華而被擢用曹魏後期，張華仍居鄉未仕。當時門閥世族勢力方興，標榜門第閥閱的風氣日強。張華因家族勢力單薄，自幼孤貧，雖才華橫溢，德行嚴謹，卻一時未能見知於世。同時，他目睹了在曹馬鬥爭中榮辱不定、誅黜無常的政治現狀，又受到廣為流傳的玄學思想的影響，難免產生出憤世嫉俗的情緒。他遂著《鷦鷯賦》以自寄，通過對鳥類的褒貶，抒發自己對現實政治的看法。在賦中，他感歎雕鶡（鶡古書中一種善鬥的鳥）、鵠鷺（鵠天鵝）、鶤雞（類似鶴的一種鳥），“鹹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蒼鷹鷙而受絏，鸚鵡慧而入籠”，“鷲（雕）鶚（魚鷹）鶤鴻，孔雀翡翠，或淩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其原因就在於“有用於人也”，“惟體大妨物，體瓖足瑋也”。對比之下，他讚譽“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色淺體陋，不為人用”的小鳥鷦鷯（又名巧婦鳥），認為它雖“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卻所求甚少，“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所以鷦鷯看起來微不足道，但處世之道卻是很明智的。《鷦鷯賦》既是對玄學處世哲學的形象闡述，也是張華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讚譽“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的鷦鷯的同時，抨擊了“懷寶以賈害”，“飾表以招累”，“誘慕於世偽”的社會風尚，揭露了聲稱任自然的門閥世族的虛偽麵目。他提倡“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反對浮華交遊；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的簡樸生活方式，反對奢侈縱欲，恣意享樂的生活觀；主張“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反對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所以，張華的“任自然以為資”，與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盡情享樂的腐朽哲學觀，是有本質區別的。
《鷦鷯賦》問世後，引起很大反響。名士陳留阮籍看過之後，讚揚張華可謂“王佐之才也！”張華由此聲名鵲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書盧欽見到張華後，十分器重他。同鄉大族曹魏左光祿大夫、方城縣侯劉放“亦誇其才”，將自己的女兒嫁給張華。
張華在二十五歲左右時，被範陽郡太守鮮於嗣推薦為太常博士。吏部尚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張華傳》，下引此傳者，不另注。
見《文選》卷十三。
書盧欽在輔政的司馬昭麵前對張華備加推崇，張華又轉為佐著作郎，參與編撰國史。不久，張華遷長史，兼中書郎。他才識過人，思維敏捷，“朝議表奏，多見施用”，深得司馬昭賞識，遂正式任命他為中書郎。
晉武帝禪代曹魏，轉張華為黃門侍郎，封關內侯。張華接近皇帝，位居要衝，具有相當大的實權。他習於吏事，“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他史識淵博，“善談史漢”（《晉書·王戎傳》），諳通封建典章製度。晉武帝曾問他漢代宮室製度和建章宮的千門萬戶，張華“應對如流，聽者忘返。畫地如圖，左右屬日”，使人大有親臨其境之感；他博通禮樂製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學素養。泰始五年（29），晉武帝修定禮樂，命張華與太仆傅玄、中書監荀勖等人創作正旦行禮、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共十三篇，張華一人即寫了《冬至初歲大會歌》、《宴會歌》、《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宗親會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詩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詩的形式，內容主要是盛譽司馬氏功德、粉飾西晉太平盛世，宣揚皇道德教，雖音韻逗留曲折，詩句莊重典雅，但與《鷯鷦賦》相比，在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方麵均不可同日而語。
但張華也創作出一些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他著《博物誌》十篇。《博物誌》聞見甚廣，取材宏富，是張華淵博的知識、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堅實的文學功底的集大成。隻是《博物誌》中因多載怪異，而在某些方麵不那麽切實可信。他還創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詩，流傳至今的雖寥寥可數，但從中仍可窺見他的豐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負。在《雜詩》一首中，他慨歎“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遂“伏枕終遙昔”，回顧了曆代興衰隆替的曆史，不由得“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一個胸懷大誌，希望建功立業，憧憬清明穩定的政治局麵的政治家的形象，躍然紙上（《文選》卷二九）。在《情詩》二首（《文選》卷二九）中，張華用蒼涼苦楚的傷感筆調，表達了與佳人離別後的閑愁哀怨的心情。“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不曾遠離別，安知慕儔侶”等佳句，雖隻是個人悲歡離合的抒發，卻反映了他對愛情忠貞不貳的信念和情操。
張華所著的四言詩《勵誌詩》（《文選》卷一九）氣宇不凡，頗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詩文帶有一定的老莊思想色彩，同時又仍以儒家思想作為最高的行動準則。它對仗工整，又不枯燥無味；它引經據典，卻不流於晦澀。詩文一開頭的“大儀斡天，天回地遊，四氣鱗次，寒暑環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幾句，即讓人感到“逝者如斯，曾無日夜”的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在這種“日與月與，茬苒代謝”的形勢下該如何立身處世呢？他的回答是“嗟爾庶士，胡寧自舍”，應以儒家經典作為座右銘，即“先民有作，貽我高矩”；用玄學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蕩，棲誌浮雲。”他告誡人們不要“放心縱逸”，而是要像耕耘南畝一樣去修身修德，“力來既勤，必有豐殷”。他用“水積成淵”、“土積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川廣自源，**在始，累微以著，事物之理，纆牽之長，實累千裏”等形象的比喻，說明了隻有矢誌不渝，才能達到理想境界的辯證關係。他勉勵人們要戒驕戒躁，做到“山不讓塵，川不辭盈”，用“若金受礪”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進德修業”，“以隆德聲”，實現“複禮終朝，天下歸仁”的政治抱負。《勵誌詩》是張華政治思想和哲學觀完全成熟的標誌。儒玄並用，以儒為主，是張華世界觀的基礎和核心。
在這種十分適應當時封建統治需要的世界觀的指導下，張華在從政過程中披肝瀝膽，政績突出，不僅深受晉武帝賞識，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評，時人比之為子產。不久，四十歲左右的張華就被擢為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成為西晉最高統治集團的成員。
平吳立功張華在任中書令期間的最大貢獻就在於促成並製定了伐吳大計，從而加快了南北統一的步伐。
鹹寧初年（275），距西晉代魏已有十年，距滅蜀亦時逾十二載。時西晉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緩和，邊境戰事不多，經多年休養生息，國力強盛，“大晉兵眾，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晉書·羊祜傳》）。而割據江南一隅之地的孫吳，則在暴君孫皓的統治下，各種矛盾急劇激化。孫皓“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名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三國誌·吳書·薛綜傳》注引幹寶《晉紀》）。在毫無限製的橫征暴斂下，“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三國誌·吳書·陸凱傳》），“老幼饑寒，家戶菜色”（《三國誌·吳書·賀邵傳》），可謂“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晉書·羊祜傳》）。西晉攻伐孫吳，取亂侮亡，統一全國的時機業已成熟。當時，鎮守江漢地區的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羊祜上疏晉武帝，陳“宜當時定，以一四海”（同上）。晉武帝召集群臣朝議。司空、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和左衛將軍馮紞等人“同共苦諫不可”（《晉書·馮紞傳》），群臣亦多附合，以當時關隴地區氐羌少數族屢叛，官軍屢敗為由，多不讚成羊祜的建議。隻有張華據理力爭，與羊祜、杜預共同主張立即伐吳。晉武帝雖“密有滅吳之計”，卻因“朝議多違”而未做出伐吳的決斷。
鹹寧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見晉武帝時，又麵陳伐吳之計，晉武帝為之心動。因羊祜有病，不宜經常召入宮內谘詢，晉武帝遂派張華去羊祜住處問其籌策。羊祜與張華推心置腹，陳述自己對局勢的看法和伐吳的戰略方針。張華十分讚同羊祜的見解和伐吳之計。羊祜對張華說“成吾誌者，子也！”（《晉書·羊祜傳》）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吳大業並未因此而中止。羊祜臨終前，推薦了誌同道合的杜預接任自己的職務。張華也不負羊祜所望，為完成羊祜遺願而力排眾議。鹹寧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張“無失事機”，迅速征伐孫吳（《晉書·王濬傳》），賈充等人再次反對，賈充上表，以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並之戎。天下勞擾，五穀不登，興軍議討，懼非其時”（《晉書·賈充傳》）。張華與之針鋒相對，固勸伐吳。不久後，杜預在“繕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吳準備工作後，表陳武帝，主張立即開始軍事行動。杜預表至時，晉武帝正與張華下圍棋。張華趁熱打鐵，勸說武帝采納杜預的建議。他說“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晉書·杜預傳》）。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後決斷，發詔伐吳。任命張華為度支尚書，主持朝廷財政，“量計運漕，決定廟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吳正式開始。賈充任大都督，總統六師，負責整個伐吳戰役。開始時，“眾軍既進，而未有克獲”，一直反對伐吳的賈充因而上表武帝，認為“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病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同時因張華籌謀平吳之策，與中書監荀勖建議腰斬張華以謝天下（《晉書·賈充傳》）。對此晉武帝回答說“伐吳是我的決策，張華隻是讚同我的意見而已。”給予張華以信任和。盡管如此，當時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賈充、荀勖的主張，認為不可輕舉妄動。張華為了使統一大業不致功虧一簣，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不顧賈充等人以腰斬相威脅，“獨堅執，以為必克”。
通過著名將領杜預、王濬、王渾等人的努力，伐吳戰役終於排除各種阻力和幹擾，取得了最後的勝利。它的勝利進程，充分證明張華確實是目光遠大、意誌堅強、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的政治家。平吳後，武帝特下詔令，對張華所建立的殊勳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和獎賞。詔書說“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為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為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
陷入黨爭平吳後，張華“名重一世，眾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汙，他的功勳和才能，亦招來忌妒和讒言。張華雖襟懷坦白，潔身自好，不搞浮華交遊，不介入朋黨之爭，可是，處於政爭紛紜的旋渦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談何容易！西晉統治集團從鹹寧年間開始，在圍繞齊王司馬攸之國、伐吳以及太子（即惠帝）廢立的問題，逐漸形成兩大對立勢力。尚書令賈充、中書監荀勖、左衛將軍馮紞等人為一方，他們為人鄙薄，好觀察上旨，承顏悅色，專以曲意逢迎為事；他們主張剝奪齊王攸實權；反對出師伐吳；反對廢黜“不堪政事”的癡呆太子。侍中任愷、中書令和嶠、庾純、向秀等人為另一方。他們以名士自居，剛直守正，素輕視賈充等人的為人；他們反對齊王攸之國；主張廢昏立賢，更擇太子。兩派矛盾逐漸激化，由政爭發展到人身攻擊，互相傾軋，鬧得不可開交。張華與任愷、和嶠等人關係雖很好，政見基本一致，但他卻避免卷入兩派的人事爭端中。可是，他在伐吳問題上與賈充等人形成的尖銳對立，卻使他在平吳前後成為賈充一黨的主要攻擊目標，屢遭讒言中傷。
平吳後，“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對張華“憎惡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晉武帝起初並未聽信荀勖讒言。有一次，晉武帝問張華誰可成為輔政大臣的合適人選，張華回答說“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宜留以為社稷之鎮。”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齊王攸，不欲他權勢過重，而想出齊王攸之國。張華的意見當然不合聖意，故“微為忤旨，間言遂行”，遂於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
張華到鎮前，鮮卑慕容涉歸大肆侵掠遼西，占領昌黎。張華一到鎮，即於三月派安北將軍嚴詢征伐慕容涉歸，在昌黎附近大敗之，殺傷數萬人。張華在軍事勝利後，並未繼續窮兵黷武，以武力征服作為調整民族關係的杠杆，而是以安撫來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歸子慕容廆往謁張華，張華以禮相待，“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晉書·慕容廆載記》）。正由於張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裏，曆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
張華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績，得到朝野人士的讚賞。時朝議欲征召張華入朝，任為尚書令，進號開府儀同三司，這一動議使賈充黨羽侍中馮紞不安。馮紞曾反對伐吳，“吳平，紞內懷慚懼，疾張華如仇”（《晉書·馮紞傳》）。加之張華曾對武帝非議過馮紞的哥哥馮恢的品行才能，所以馮紞利用“深有寵於帝”的地位，對張華竭盡中傷之能事。馮紞曾侍從武帝，借議論鍾會叛亂說“臣以為鍾會之所以叛亂，頗與太祖（司馬昭）有關。”武帝聽後大為不解，問馮紞緣由。馮紞回答說“鍾會才淺識薄，而太祖卻誇獎太過，稱讚他有謀略，授以高官顯爵，使他處於要帥重地，掌握精兵強將，因此使鍾會自以為謀略萬無一失，卻功名不符，未受重賞，遂心懷不滿，飛揚跋扈，起兵反叛。”武帝聽後表示讚同。馮紞又進一步說“既然陛下已經同意我的看法，那麽就應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為誡，不要讓像鍾會那樣的人再重蹈覆轍。”武帝問“現在還有像鍾會那樣的人嗎？”馮紞讓武帝屏退左右後，遂以隱喻的方式詆毀張華說“過去曾為陛下出謀獻策，為國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謂人人皆知。現在出據方鎮、掌握軍隊的人，陛下都應對其嚴加防範。”於是武帝遂“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晉書·五行誌》），非但未采納朝議征召張華為尚書令，反而剝奪了張華的方鎮統兵權，以重儒教為由，任命他為有職無權，形同虛設的太常卿。不久後，又以太廟屋棟折為由，免張華官。而後一直到武帝死，張華始終鬱鬱不得誌，未任職官，僅“以列侯朝見”，盡管這樣，他仍能做到寵辱不驚，既不為自己申理稱冤，又不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與佞幸小人爭一日短長。
武帝死後，惠帝即位。張華的處境稍有好轉。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廣陵王司馬廆為皇太子，是為湣懷太子。惠帝“盛選德望以為師傅”（《晉書·湣懷太子傳》），張華因而被任為太子少傅。當時楊太後的哥哥楊駿操持朝政，他“自知素無美望”（《晉書·楊駿傳》），所以對張華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與朝政”。張華心胸豁達，沒有為此而耿耿於懷。永平元年（29）三月，賈後與汝南王亮、楚王瑋合謀誅殺楊駿，又欲廢楊太後為庶人。在朝議時，群臣“皆承望風旨”，讚成廢黜太後。張華則既不以賈後旨意為己見，又不計多年來官場失意之恩怨而對武帝遺孀楊氏落井下石，他認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待之於父。皇太後非得罪於先帝（武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後為孝成後故事，貶太後之號，還稱武皇後，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盡管他的意見未被采納，其為人之坦蕩正直卻由此可見一斑。
輔佐朝政楊駿被誅後，統治階級內部再次出現權力再分配的矛盾。當時政出多門，權柄不一。大司馬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二公輔政，權傾朝野。野心勃勃的賈後雖挾持昏主惠帝，有皇權這張王牌，卻因二公執政而不能專恣。元康元年（29）六月，賈後讓惠帝手寫密詔，指使衛將軍楚王瑋誅殺了汝南王亮和太保衛瓘等人。但局勢卻一發而難以控製，時“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為了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和統治秩序的穩定，張華明知楚王瑋並非矯詔而殺二公，仍參與了賈後在詔書問題上大作文章的密謀。他派人對賈後說“楚王既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資治通鑒》卷八二），又親自勸說惠帝“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賈後遂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說瑋矯詔，乃收瑋誅之”（《晉書·楚王瑋傳》）。事後，張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
張華受皇權至上觀念的支配，主觀上為了鞏固和加強皇權而參與了誅殺楚王瑋的密謀，這從封建道德觀念的角度看，是無可非議的。但在客觀上，他的這一行為卻有助紂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汙了他的潔身自好的名譽。獻計誅殺，不僅背離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順理，與物無患”的處世準則，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實的朋黨之爭中，不得不與賈後一黨相沉浮。賈後則出於擴大自己政治勢力的考慮，認為像張華這樣出身庶族，宗族勢力薄弱，“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的人，是輔政大臣的最佳人選，而對張華“依以朝綱，訪以政事”。從而使張華在政爭中處於進退維穀的地位，以至於愈陷越深，難以自拔。為了寵絡和控製張華，賈後不顧張華十餘次推讓，進封他為壯武郡公。元康六年（29），又晉升他為司空，領著作。
元康年間，皇權衰落，“政出群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誌，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也”（《晉書·惠帝本紀》）。在這種政治形勢下，張華的親朋好友都為他的處境而憂心忡忡。他的少子張韙曾以災兆勸張華遜位。“誌不在功名”的張華，身處政治鬥爭的波峰浪穀之間，亦曾有過告老還鄉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詩二首》（《文選》卷二四）中，自歎年老體衰，“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無力應付複雜的明爭暗鬥，難以改變奢糜腐化的時代風尚，故時時感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常常“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惟恐因力不勝任和出現失誤而被政敵暗算中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散發重陽下，抱杖歸清渠，屬耳聽鸚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植”。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盡管張華對“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處境極為反感，但在上有帝後相製，左右政敵矚目的形勢下，他卻無法解決自己的矛盾苦悶，脫離騷亂動蕩的政界，實現他憧憬的超脫世俗的田園生活，隻能繼續自己“纓緌為徽纆，文憲豈可逾”的從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條更有意義的出路，遂不得不安於現狀，用“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複好心的親友，聊以**。
但是，張華在輔政期間，並沒有僅僅局限於自我修德和無為而治。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為輔政的主要方針，希望通過封建禮教來改變時弊，實現比較清明穩定的政治局麵。
賈後為人凶險，擅權專政，是造成朝綱不振的主要根源。張華並不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賈後，以承風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懼後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女史箴》以封建倫理道德和綱常名教為宗旨，隱喻賈後要以“婦德尚柔，含章貞法”當作行為的準則。他列舉了樊姬不食禽獸肉三年以勸諫楚莊王狩獵，齊恒公夫人因齊恒公好聽**樂而不聽鄭衛之音，馮昭儀以身擋熊以保護漢元帝，班婕妤為正名位而不與漢成帝同輦的典故，勸誡賈後應恪守婦道，行仁義禮教以輔佐惠帝。他辯證地指出“寵不可見《文選》卷52。
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的利害關係，規諫賈後不要因君寵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認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賈後擯棄佞幸小人，杜絕文過飾非。賈後看了《女史箴》之後，雖未有什麽痛改前非的變化，但礙於張華的正言規諫，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嚴重的僭越之舉。
盡管“賈後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但她執政的本身卻使得亂政隱患越來越表麵化。為此，當時輔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與侍中賈模和張華共議廢賈後而立湣懷太子的生母謝淑妃為皇後。張華對此表示異議，他說“惠帝自己並無廢黜賈後的意思，如果我們擅自廢立，惠帝會認為是僭越之舉。況且宗室王勢力強盛，朝廷內又有持異議的朋黨，恐怕一旦進行廢立就會出現動亂，招致殺身之禍，引起政治危機，這對國家是沒有好處的。”裴頠說“情況確實與你的擔憂相符，但賈後這樣昏庸殘暴的人，做事毫無顧忌，不考慮後果，肯定會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動亂，那又該如何辦呢？”張華說“我們二人現在還能被賈後所信任，隻要經常在她身邊進行規諫，申明禍福利弊，估計她不會做出什麽大的僭越行為。幸好現在天下局勢還比較安定，我們照此行事，可能會一直維持平安無事的局麵的。”（《晉書·裴頠傳》）謀廢賈後遂未能進行。
張華輔政期間，統治階級內部蘊藏著深刻的矛盾和危機。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馬氏宗室，即賈後親族，或豪門望族。他們不僅各有朋黨，相互傾軋，而且亦各有短長，良莠不齊。麵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張華亦能堅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寧人，維持了數年相對穩定的局麵，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司馬氏宗室諸王，或於中央任職，或出鎮方麵。他們仗“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張華雖無力改變自武帝以來形成的諸王強盛的局麵，但他盡可能做到對諸王敬而遠之，虛授職官，不委重任。如關中氐羌少數族爆發起義，梁、趙諸王“士卒雖眾，不為之用”，張華即及時調離二王，委任雖出身低下卻有“文武材用”的孟觀率宿衛兵赴關中。結果孟觀“大戰十餘，皆破之”，鎮壓了起義（《晉書·孟觀傳》）。趙王倫調回京師後，任有職無權的車騎將軍、太子少傅，倫“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後所親信”，遂“求錄尚書”，張華“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張華複不許（《晉書·趙王倫傳》）。
與張華共同輔政的大臣，多是賈後親族。如侍中賈模，是賈充族子，他“潛執權勢”，“至於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憚之”，此外又“貪冒聚斂，富擬王公”（《晉書·賈模傳》）。侍中裴頠，出自河東裴氏，亦是賈充妻之從子，為人“欲而無厭”（《晉書·韋忠傳》）。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嶽父，與“賈郭通親”，時任尚書左仆射，領吏部，他“苟媚取容”，“驅動浮華，虧敗風俗”，“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晉書·王戎傳》）。庶族出身的張華，對這些地位與自己相當的權臣的醜惡行為，自然無可奈何。他一方麵超脫世俗，不與之隨波逐流，盡可能做到出汙泥而不染，嚴於律己，不營資財，惟“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機篋”。另一方麵又能夠善於找出與這些權臣之間的共同點，與之通力合作。如賈模為了本宗族的私利，對賈後擅權心懷憂懼，尚能“盡心匡弼”（《晉書·賈模傳》）；裴頠“雖後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多次上書進表，陳述“多任後親，以致不靜”之弊，主張“當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晉書·裴頠傳》）。這與張華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張華盡可能與賈、裴二人保持比較密切的政治關係，利用他們的力量規諫賈後，以推行和實施自己的政見，達到穩定封建統治秩序的目的。張華在輔政期間的最突出的政績就在於選官任人方麵。當時門閥世族極力壟斷和控製選官權，拒寒素於政權之外。尚書左仆射王戎領吏部典選，“未嚐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晉書·王戎傳》）。張華出身庶族，對沒有門閥背景的人進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頗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儕身政界，主要是憑借自己“世無與比”的博物洽聞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視知識，雅愛書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搬家時，曾“載書三十乘”，以至於“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正由於此，張華亦重視人材，敢於打破“戶調門選”的用人標準。他“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谘嗟稱詠，為之延譽”。許多兩晉之際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都或是經他延譽稱詠，或是由他薦舉征辟而成名的。這方麵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視南士，不因他們是孫吳亡國之餘而懷有偏見。太康末年，陸機、陸雲入洛。“陸機兄弟誌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這種清高，實際上是南士與北士之間存有芥蒂的反映。當時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對南士有所輕侮。張華則不然，他素重二陸兄弟，見之如舊相識，說“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他稱讚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晉書·陸機傳》）。陸雲為人不拘小節，而張華“多姿製”，喜歡用帛繩緾束胡須，陸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張華對此毫不介意，仍將二陸薦之於諸公，為其延譽（同上）二陸遂對張華倍加欽佩，待之以師資之禮。又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號為南土“五俊”，入洛，張華見而奇之，稱其為“皆南金也”。（《晉書·薛兼傳》）。他常常用“龍躍雲津”、“鳳鳴朝陽”、“東南之寶”這樣的話語品價南士，並隨才授職（《晉書·褚陶傳》）。
他舉人薦士公允，不囿於門第出身，唯以吏幹文義為準。陶侃早孤貧，為縣吏，舉孝廉入洛，張華與之交談，“異之，除郎中”（《晉書·陶侃傳》）。名士牽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俠”，帝舅王愷誣陷他有穢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張華請為長史”（《晉書·牽秀傳》）。成公簡雖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樸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幹其誌者”。張華對成公簡十分讚賞，經常對人說“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晉書·成公簡傳》）。劉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張華甚重之”，因而出鎮幽州，“甚有威惠，寇盜屏跡，為幽朔所稱”（《晉書·劉弘傳》）。張軌“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卻未受高品，“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晉書·張軌傳》）。成公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晉書·成公綏傳》）。陳壽有“良史之才”，張華對陳壽說“當以晉書相付耳”，欲舉陳壽為中書郎，為荀勖所阻而未遂（《晉書·陳壽傳》）。左思出身於地位卑微、世業儒學的家庭，他博學多識，文賦情采富麗，著《三都賦》，通過對蜀、吳、魏自然風光的描寫，抒發了自己渴望四海為一的政治抱負和理想。張華讀賦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一時間豪貴人家競相傳寫，遂有“洛陽為之紙貴”的美談。（《晉書·左思傳》）
正由於張華能夠像何劭贈詩中所說的那樣“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文選》卷二四），故他“盡忠匡輔，彌縫補闕”的努力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晉書·張華傳》曰“雖當主虐後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
但是，張華的種種主觀努力，隻能暫時地緩和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卻沒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勢力強盛，後族外戚擅權亂政，門閥世族奢侈縱欲，恣意聚斂。就在所謂“海內晏然”時，關中地區少數族就頻繁起義，極大地動搖了西晉王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而且統治階級內部亦危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張華對此是深有認識的。他之所以反對廢黜賈後，就是擔心因此而造成危機的總爆發。但賈後權欲無窮，她時時欲廢非己所生的湣懷太子，打算長期操執朝政。幸賴張華、裴等人極力反對，這一陰謀才遲遲未能實現。而諸王因不滿賈後擅政，也時刻虎視眈眈，覬覦皇位，尋找時機，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庫發生火災，張華就因懷疑是諸王叛亂，而“先命固守，然後救火”，致使累代異寶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事後張華說“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晉書·五行誌上》）預見到太子廢黜將會成為統治階級內亂的總導火索。事實證明他的預見是正確的。
張華之死元康末年，輔政大臣之一賈模失寵於賈後，憂憤而卒，製約賈後的力量遂大為減弱。隨著賈模的失勢，一向與賈後沆瀣一氣的賈謐（賈充的外孫）操持權柄，“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後成謀，誣陷太子”（《晉書·賈謐傳》）。在這種情況下，張華原來的“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的方針已難以奏效。所以，湣懷太子的親信，太子左衛率劉卞去找張華，打算與張華合作，發動武裝政變以製止這一陰謀。但張華卻推說不知賈後欲廢太子事。劉卞說“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賞識，才由須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談論此事，您為什麽卻對我有所懷疑呢？”張華說“假如有這件事，你打算怎麽辦？”劉卞答道“太子東宮內人才濟濟，有精兵萬餘人。您身為宰輔，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讓他錄尚書事，廢黜賈後於金墉城，這不過是兩個黃門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會萬無一失。”張華拒絕了劉卞的建議，他回答說“現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兒子。我又沒有受命輔助太子執政，忽然立太子而廢賈後，這是無君無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夠成事，我也難免要身負不忠不孝的罪名。況且權巨貴戚當朝，威柄不一，我以此舉授人以口實，怎麽可能安然無恙呢？”廢黜賈後之事再度成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賈後設計，將太子灌醉，因使太子書寫犯上謀亂之書，然後當惠帝於式乾殿會群臣時，出太子手書遍示之，群臣看後，未敢有異議，均附合賈後賜太子死的建議。時隻有張華堅決反對，他說“廢黜太子並賜死，這是國家的大禍。自漢武帝以來，每次廢黜太子，往往導致喪亂。在大晉據有天下不長時間的今天，廢太子事更應慎重考慮。”尚書左仆射裴也認為應核對筆跡，以防詐妄。賈後遂將手書與太子過去奏事筆跡相對照，果然是太子所書。張華等人無言相對，但卻仍堅持自己的意見。賈後知道難以讓張華等人改變主意，遂上表把賜太子死改為廢為庶人，惠帝下詔同意。
太子被廢後，引起東宮將士和諸王的強烈不滿。東宮左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等人，謀廢賈後，複太子。他們“以張華、裴安常保位，難與行權”（《資治通鑒》卷八三），而趙王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晉書·趙王倫傳》），遂與趙王倫密謀此事。趙王倫與其佞幸謀臣孫秀，一向朋比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當然不會放棄這一良機。他們先勸賈後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殺了太子，借賈後之手除掉了奪權的障礙，接著又策劃政變，以廢賈後。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趙王倫和孫秀為了使叛亂得到更廣泛的，派司馬雅去張華處，說“現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機，趙王想與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業。”張華知道趙王倫、孫秀等人得手後一定會有僭越篡權的逆行，義正辭嚴地予以拒絕。司馬雅惱羞成怒，說“刀都架在脖子上了，還敢如此說話。”遂看也不看張華就揚長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張華亦未發趙王倫之謀。可見他還是讚成廢黜賈後，隻是不願與趙王倫共事並直接卷入這種不忠的活動中而已。
當天夜晚，趙王倫發動兵變，矯詔廢賈後為庶人。他亦因對張華的宿怨新恨，以黨附賈後的罪名，將張華和裴等人收執於殿前馬道南。張華責問主事的（中書）通事令史說“你想要害忠臣嗎？”稱詔詰責張華說“你身為宰相，太子被廢，為什麽不能守節廷爭！”張華說“式乾殿朝議廢太子事，我是力諫的，這有文字記載為證。”問“既然勸諫未被采納，為什麽不辭職去位！”張華無言以對。過了一會兒，使者至，下達了斬張華、裴並夷三族的命令。張華臨刑前慨歎道“我是武帝時的老臣，一片丹心。我並不惜命，隻是擔心今後國家將有不測之禍難。”遂被殺害，時年六十九歲。
張華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閆纘撫張華屍體痛哭道“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晉書·閆纘傳》）劉頌哭之甚慟，他得知張華子孫有逃脫免難者的消息後，又轉悲為喜，說“茂先，卿尚有種也！”（《晉書·劉頌傳》）陸機、陸雲兄弟，為張華作誄，又寫《詠德賦》以悼之。
永寧元年（30）五月，齊王冏、成都王穎、長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誅殺趙王倫、孫秀，齊王冏執掌朝政。齊王冏上奏惠帝，請求給張華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詔，恢複張華的官職和爵位以及所沒財產，為張華洗刷了冤案。
第三節羊祜羊祜（22—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西南）人，西晉時期著名的軍事家。
頭腦清醒的政治人物羊祜出身於漢魏名門士族之家。從他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皆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的官職。祖父羊續，漢末任南陽太守。父親羊衜為曹魏時期的上黨太守。母親蔡氏是漢代名儒、左中郎將蔡邕的女兒。姐姐嫁與司馬懿之子司馬師為妻；而他本人迎娶的是曹魏皇室成員夏侯霸的女兒。
在羊祜的青年時期，曹魏統治階級內部正進行著爭奪最高權力的鬥爭。
這一鬥爭主要是在曹氏集團與司馬氏集團之間展開的，羊祜與鬥爭的雙方都有姻親關係。處於夾縫中的羊祜不願意卷入到旋渦之中，采取了回避態度。他雖然因博學多才、善於寫文、長於論辯而有盛名於世，卻多次回絕州郡政府的征辟，主要是出於上述的原因。
景初三年（239），魏明帝曹睿去世，繼位為帝的齊王曹芳隻有八歲。大將軍曹爽與太尉司馬懿受遺命輔政，兩大集團的鬥爭白熱化。正始初年，曹氏集團在鬥爭中明顯地占據優勢。曹爽把司馬懿排擠到太傅的閑職之上，將統領禁軍、掌管樞要的權力皆掌握到自己的弟兄及心腹的手中，從而控製了政府的實權。司馬懿實行韜晦之計，假裝生病，暗中卻加緊布置，伺機反攻。羊祜雖然年輕，但很有政治頭腦。他判斷曹爽終將不是司馬懿的對手。所以，當曹爽征辟他為僚屬的時候，羊祜不但自己拒絕出仕，而且勸阻同時受辟的王沈，也不要答應曹爽的要求。由於門第關係，盡管羊祜基本遊離於兩大集團爭鬥之外，但從思想感情上說來，他對司馬氏的一派顯得更為親近一些。正始十年（24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殺掉曹爽，奪得曹魏政府的軍政大權。政變之後，司馬懿大舉剪除曹氏集團，與曹爽有關的很多人遭到誅連。羊祜的嶽父夏侯霸為逃避殺戮，投降了蜀國。在這場災難中，羊祜並未因嶽父降蜀受罰，這大約得濟於他的親司馬氏的政治態度。
高貴鄉公曹髦統治時期，司馬昭執政。羊祜第一次接受征辟，先後出仕中書侍郎、給事中、黃門郎等職。陳留王曹奐時期，羊祜調任為秘書監。曹魏末年已完全是司馬氏的一統天下，司馬懿父子兄弟相繼執政。他們先後廢殺兩位皇帝，又屢次誅殺大臣，改章變製，發號施令，成為沒有皇帝名號的實際統治者。這時，羊祜已加入司馬氏集團，並逐漸上升為該集團中的重要人物。司馬炎建五等爵製，羊祜以功被封為巨平子，食邑六百戶。不久，又被拜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司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機密。晉代魏前夕，司馬炎調羊祜為中領軍，把統領禦林軍，掌管京城內外戍衛的重任交給了他。鹹熙二年十二月（2年月），司馬炎受禪稱帝，建立西晉王朝。羊祜以佐命之功，被進號為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為郡公，食邑三千戶。羊祜怕引起賈充等權臣的妒嫉，固讓封公，隻受侯爵。泰始初年，司馬炎曾改任羊祜為尚書右仆射、衛將軍等職。
鎮戍荊州，以德服人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羊祜傳》，凡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西晉建立以後，晉武帝司馬炎雄心勃勃，積極籌劃消滅孫吳政權的戰爭，以實現統一全國的大業。泰始五年（29），司馬炎除任命大將軍衛瓘、司馬伷分鎮臨淄、下邳，加強對孫吳的軍事布置以外，又特地調任羊祜為荊州諸軍都督，鎮守襄陽（今湖北襄樊），進行戰前準備。
當時，西晉和孫吳各有一個荊州，形成南北對峙局麵。西晉的荊州包括今天的陝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區。孫吳的荊州則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區。晉吳間的邊界線以荊州為最長，所以這裏是滅吳戰爭的關鍵地區。
羊祜到任後，發現荊州的形勢並不穩固。不但老百姓的生活不夠安定，就連戍兵的軍糧也不充足。於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開發荊州方麵。他下書給轄下的鎮將，禁止他們以建造府第的名義擾民，並大量開辦學校，允許晉吳雙方的邊民來去自由，盡可能地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為了消除邊害，以便抽出一部分軍隊進行生產，羊祜設法使孫吳撤掉了對襄陽威脅最大的石城駐軍。然後，他把軍隊分作兩半，一半執行巡邏戍守的軍事任務，一半墾田。當年，全軍共墾田八百餘頃，到年底收獲的時候，打下的糧食足夠十年的軍需。羊祜的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荊州的社會秩序，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晉武帝為表彰他的功績，下令取消江北所有的都督建置，授予羊祜南中郎將的職務，負責指揮漢東江夏地區的全部軍隊。不久，羊祜又被加封為車騎將軍，並受到開府如三司之儀的特殊待遇。這一年，羊祜四十九歲。
泰始六年（270），孫吳在荊州的都督換上江東著名的軍事家陸抗。陸抗到達荊州後，注意到西晉的動向，立即上疏給吳主孫皓。陸抗對荊州的形勢表示憂慮，提醒孫皓不要盲目迷信長江天塹，應該認真備戰。他把自己的想法歸納為十七條建議，請求實行。陸抗的到來，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麵加緊在荊州進行軍事布置；一麵向晉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議，伐吳戰爭必須利用長江上遊的便利條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區）大辦水軍。羊祜認為，益州刺史王濬是治理水軍的最佳人選。而當時在西晉朝廷內部，王濬是個有爭議的人物。羊祜極力肯定王濬的軍事才能，主張濟其所欲，充分發揮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終於使晉武帝改變將王濬調離益州的打算。在後來的滅吳戰爭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濬統率的益州水軍起了重要作用，成為首先攻陷建鄴、生擒孫皓的西晉軍隊。
泰始八年（272）八月，吳主孫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闡的職務。步闡因害怕被殺，拒絕返回建鄴，當年九月，獻城降晉。陸抗聞訊，立即派兵圍攻西陵。晉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監軍徐胤各率軍分別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縣），從東西兩麵分散陸抗的兵力，以實現由荊州刺史楊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闡的計劃。但陸抗破壞了江陵以北的道路，晉軍糧秣的運輸發生困難，再加上江陵城防堅固，不易攻打，羊祜頓兵於城下，不能前進。楊肇兵少糧懸，被陸抗擊敗，步闡城陷族誅。戰爭結束後，羊祜受到處罰，被貶官為平南將軍。
西陵救援失利後，羊祜總結教訓認識到孫吳的國勢雖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實力，特別是荊州尚有陸抗這樣的優秀將領主持軍事，平吳戰爭不宜操之過急。於是，他采取軍事蠶食和提倡信義的兩麵策略，以積蓄實力，瓦解對方，尋找滅吳的合適時機。羊祜派兵占據了荊州以東的戰略要地，先後建立五座城池，把石城以西的土地都納入西晉的版圖之中。在荊州邊界，他對孫吳的百姓與軍隊講究信義。每當發生軍事衝突，羊祜都預先與對方商定交戰的時間，從不搞突然襲擊。對於主張偷襲的部將，羊祜用酒將他們灌醉，不許他們再說。有一次，部下從邊界抓到吳軍兩位將領的孩子。他知道後，馬上命令將孩子送回。羊祜經常釋放被俘的敵將，對戰死的吳人也厚禮殯斂，送交對方。行軍路過吳國邊境，如果晉軍使用當地的糧草，他都要下屬按數作價給予賠償。打獵的時候，羊祜約束部下，不許超越邊界線。凡是被吳人射殺的禽獸，他都送還對方。對於投奔西晉的吳軍將領，羊祜更是格外優待。羊祜這些作法，使對方心悅誠服。吳國人十分尊重他，不稱呼他的名字，隻稱“羊公”。許多人受到感召而投降於他。例如，吳將夏詳、邵f降晉，隨同他們而來就有當初被羊祜送回孩子的兩位將領。吳將鄧香進攻夏口，兵敗被俘，羊祜當場將他釋放。不久，鄧香率領著部下重新歸降過來。陸抗對羊祜這一套收買人心的措施，毫無辦法，隻好告誡部下說“羊祜專門做好事，如果我們專門幹不好的事，這不等於說，不用打仗，我們就讓人家製服了嗎？現在，我們隻要守好邊界就行了，千萬不能光想占對方的小便宜。”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晉吳兩國的荊州邊線處於和平狀態。
壯誌未酬身先死鹹寧二年（27）十月，晉武帝改封羊祜為征南大將軍，恢複其貶降前的一切職權。經過七年的練兵和各項物質準備，荊州邊界的晉軍實力遠遠超過吳軍，恰巧兩年前，吳軍主帥陸抗病死，孫吳荊州前線失去唯一能與羊祜抗衡的軍事家。而這時，在孫皓高壓統治下的吳國境內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將疑於朝，士困於野，民怨鼎沸，危機四伏。這一切表明西晉滅吳的條件已經成熟。羊祜不失時機地上疏給晉武帝請求伐吳。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後的南北兩國關係。指出，雙方邊戰屢起，根本的原因是吳國的棄信背義。隻有發動大規模的戰爭掃滅吳國，才能天下太平，永無兵役。他反對以春秋諸侯爭霸的觀點類比晉吳關係，勸告晉武帝在廣泛聽取臣下意見的同時，要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羊祜以蜀亡為例，說明兩國交戰，隻有勢均力敵，自然環境的險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光憑山水險阻，無濟於事。他分析說，吳國的地理條件遠不如蜀國，“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而危機卻十分嚴重，“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在西晉方麵，無論軍隊的數量，還是資儲器械，都大比滅蜀的時候豐足。但如果不抓著這個大好的時機，軍事優勢就會在日常的消耗中喪失。羊祜詳細地為未來戰爭進行了規劃，建議“梁、益（今四川、陝西地區）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東北、河南西南一帶的晉軍），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漢）；徐、揚、青、兗（指今皖北、蘇北一帶的晉軍），並向秣陵（今江蘇南京）”。幾路大軍，同時進擊，吳軍勢分形散，根本無法對抗。孫吳國內人心思亂，兵臨之際，絕不會出現奮力死戰的局麵。吳人長於水戰，短於陸戰。一旦晉軍攻破長江，吳人隻能退保城池，去長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計，整個滅吳戰爭不用很長的時間，就會獲得勝利。
羊祜的建議遭到朝內許多大臣的反對，權臣賈充、荀勖等人的態度尤其激烈。他們提出西北地區的鮮卑人騷亂問題，認為那裏尚未平定，不應該同時進行滅吳戰爭。最初晉武帝對羊祜的上疏是大體讚同的，聽到反對派的意見，態度又猶豫起來。為此，羊祜再一次上表說，滅吳與平定鮮卑騷亂並不矛盾，相反，隻會促進西北問題的解決。他要求晉武帝盡快完成這一豐功偉績。但是，除了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等少數人外，羊祜的意見沒有為眾人所接受，滅吳建議被擱置了。羊祜對此十分痛心，他說“世間不能如人意的事情太多了。這樣好的機會被放過了，怎麽能不受再興辦此事的後來者譴責呢？”
鹹寧三年（277），孫吳夏口都督孫慎侵入西晉邊界，掠走弋陽、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沒有派兵對孫慎進行追擊。事後，晉武帝派人追查原因，並打算移徙荊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說“襄陽和江夏相距八百餘裏，等我們得到敵人的消息，對方早已離開多日，怎麽會追得上呢？調動軍隊徒勞往返，隻是為避免個人受罰，這是我絕不幹的事情。”他還認為，曹操置都督府與州治相近，主要目的為防止兵力分散。勝敗是兵家常事，不能因為戰場上的偶然失利，隨便遷徙州治。
第二年八月，羊祜身染重病。返回洛陽後，他抱病再一次向晉武帝陳述伐吳主張。後來，因病勢沉重，不能入朝，他仍向前來探病的張華講“孫皓昏庸暴虐，現在滅吳可以不戰而克。如果一旦孫皓不在了，吳國另立有為的新君。我們雖然有雄兵百萬，也不容易滅掉它超級召喚海螺燃文了。吳國終將成為我們的後患！”在得到張華的讚同後，他高興地說“你是能使我誌向得到實現的人。”看到羊祜的病勢繼續惡化，晉武帝開始著急，要求羊祜帶病指揮這場戰爭。羊祜回答說“滅吳的戰爭，不一定非要靠我指揮不可。對於功名的事，我並不掛在心上。隻要有合適的人選，我會推薦他的。”這年十一月，羊祜不幸病故，終年五十八歲。
臨終前，他向晉武帝舉薦杜預接替自己的職務。羊祜沒有看錯人，在後來的滅吳戰爭中，杜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西晉滅亡孫吳的戰爭是中國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爭。它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一統。羊祜雖然失去親自參加戰爭的機會，但他為規劃、準備這場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所以，晉武帝在滅吳後的慶功會上流著眼淚，追憶羊祜的功績說“這都是羊太傅（羊祜死後被追封為太傅）的功勞啊！”並按照漢代封蕭何的儀禮，給予羊祜的家庭極其豐厚的賞賜。
羊祜為人正直。在士族統治的西晉社會，他身為外戚，職居高位，卻從不隨波逐流，結黨營私。有人曾勸他“有所營置，令有所歸戴者。”羊祜拒絕說，絕不幹樹私背公的事情。一旦完成了平吳大業，他本人即棄官回鄉。由於一直謙讓不肯辟士，以至在他死後，許多僚屬都未能得到正式的官職。他討厭奸佞邪惡的小人，也不喜歡誇誇其談的浮華之徒。為此，他得罪了當朝的一些權貴。荀勖、王衍兄弟都非常恨他，經常造他的謠。時人也有順口溜講“二王當國，羊公無德。”羊祜對下屬十分謙和。初到荊州，他曾夜出營門遊玩。軍司徐胤拒絕開營門，並批評他說“您擔負都督的重任，隨意外出，是不顧國家安危的輕率舉動。”羊祜不但當麵接受徐胤的批評，而且從此以後出入十分謹慎。
羊祜的生活也比較儉樸。他的俸祿很少自己享用，大部分用於資助親戚和賞賜軍士。死後，家裏幾乎沒有值錢的東西。
在荊州地區，羊祜有較高的威望。羊祜死訊傳到荊州，正是襄陽城的一個大集日。滿集的人聞訊莫不痛哭流涕。誰也無心作生意，最後隻好罷市。這一天，街頭巷尾一片哭泣之聲。孫吳守邊的將士知道消息後，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淚。當地的老百姓為紀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歡遊憩的峴山，刻下石碑，建起廟宇，按著時節進行祭祀。由於人們一看見石碑就要落淚，所以這塊碑又名“墮淚碑”。人們主動避羊祜的名諱，把屋室稱作門，並改戶曹為辭曹。
羊祜生前的著述，除《晉書·羊祜傳》記載的《老子傳》外，《隋節·經籍誌》又收錄有《集》二卷，《錄》一卷，今皆不存。
第四節杜預杜預（222—285），字元凱，京兆杜陵（今陝西西安東南）人，西晉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滅吳統一戰爭的統帥之一。
博學多通的“杜武庫”
杜預出身在曹魏政府的高級官僚家庭。祖父杜畿有大功於曹操，曾先後出任護羌校尉、河東太守、司隸校尉和尚書仆射等職，受封為豐樂亭侯。父親杜恕官至幽州刺史，並以建武將軍領護烏丸校尉的職務。
杜預雖然生長在官宦人家，但不是那種隻知享樂的紈袴子弟。他從小博覽群書，勤於著述，對經濟、政治、曆法、法律、數學、史學和工程等學科都有研究。當時的人曾給他起個“杜武庫”的綽號，稱讚他博學多通，就象武器庫一樣，無所不有。他特別愛讀《左傳》，自稱有《左傳》癖。
在杜預的青少年時期，曹魏政府的內部逐漸形成互相對立的兩大政治集團——曹氏集團和司馬氏集團。杜預的父親杜恕是忠於曹魏政府的人。早在太和六年（232），杜恕曾上書提醒魏明帝注意司馬懿連朋結黨的動向。杜恕因此觸犯司馬懿，屢遭排擠，被出為外任。嘉平元年（249），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徹底擊潰以曹爽為首的曹氏集團，完全掌握了曹魏政府的實際權力。當年，征北將軍程喜秉承司馬懿的意旨，劾奏杜恕，幾乎將他置於死地。受到父親的牽連，杜預一直到三十多歲也未能出仕。
司馬懿、司馬師父子相繼病死後，高貴鄉公正元二年（255），司馬昭接替父兄職務執政。這時，統治階級內部力量的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有政治軍事實力的曹氏餘黨陸續被翦除幹淨，司馬氏代魏隻是個時間問題。司馬昭為擴大統治基礎，對某些政敵的子弟進行攏絡收買。司馬昭素聞杜預的才能，極力爭取他，親自把妹妹嫁與杜預為妻。又在甘露二年（257）恢複了杜預襲爵的權力，征辟為尚書郎。司馬昭任相國後，杜預改任為參相府軍事。
景元四年（23）五月，魏軍兵分三路大舉伐蜀。杜預被委任為主力軍統帥鍾會的鎮西將軍府長史。魏軍攻滅蜀國，鍾會聯合蜀將薑維謀反，準備殺害同來的魏軍將領，以割據益州。次年正月，鍾會在實施計劃時，被亂兵殺死。魏軍監軍衛瓘又乘機殺死了解這一陰謀的鄧艾。在這場變亂中，鍾會的許多僚屬喪生。杜預憑借智慧幸免於難。事後，他冒著被衛瓘構陷的危險，當眾對衛瓘殺人滅口的卑鄙行徑進行指責，認為衛瓘對這場動亂也是有責任的。
鹹熙元年（24）七月，司馬昭委托荀勖、賈充、裴秀、鄭衝等人改製禮儀、法律、官製，為上台作最後的準備。杜預時任守河南尹，受命參與法律的製定。這部法律即是晉武帝泰始四年（28）頒布的晉律，它上承漢律，下啟唐律，對後世的封建法律有很大的影響。名義上主持修律的官員是賈充，而實際上杜預擔負了最繁重的勞動，全部晉律的注解都是由他完成的。杜預在《律序》中指出“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製”（《太平禦覽》卷六三八）。這是我國法律史上明確區分律（刑法製度）、令（規章製度）最早的定義，晉律的製定正是依據的這一原則，它使晉律較之漢魏舊律的界限更加分明、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杜預傳》，凡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體係更加完備。杜預還提出，法律是官吏量刑的標準，不是講道理的書，所以法律應該條目省減、文字簡明通俗，以便使老百姓容易理解，不敢觸犯。晉律以前的漢律，特點是刑罰苛碎、條目繁密，計七百七十餘萬字，二萬六千餘條，內容重複，不好記憶，為官吏提供了上下其手，從中舞弊的機會。曹魏政府雖對此作過改革，但變動有限。晉律依據杜預的主張，對漢魏舊律大刀闊斧地進行剪裁，隻有二千九百餘條，十二萬六千餘字，所以唐人稱讚它“實曰輕平，稱為簡易”（《隋書·刑法誌》）。
晉武帝司馬炎代魏稱帝後，對其政權支柱世家大族實行放縱的政策。因此社會上異常黑暗，各級官吏蠅營狗苟，公相塞過，互相包庇。泰始四年（28），杜預針對這種情況，向晉武帝建議實行考課製度，按照官吏的實際情況評定優劣，然後區別對待，或遷或黜。但是杜預的建議沒有為朝廷接受。
泰始六年（270）年初，杜預因得罪司隸校尉石鑒，被解除守河南尹的職務。六月，晉武帝啟用他出鎮邊關，先為安西軍司，後任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杜預剛剛在秦州就任，他的對頭石鑒也到達了這裏。石鑒以安西將軍的職務都督秦州諸軍事，是杜預的頂頭上司。當時，杜預所在的隴右地區很不安定，鮮卑人禿發樹機能起兵造反，勢力很大，晉武帝派去鎮壓的將領，不是戰敗，就是被殺。石鑒官報私仇，命令隻有三百士兵，百匹坐騎的杜預出擊。杜預識破石鑒的陰謀，不肯去送死。他頂撞石鑒說，草盛馬肥的六月根本不適合同鮮卑人作戰，另外政府軍隊的兵源給養問題也必須集中力量預先解決，所以交戰的時間隻能定在第二年的春天。杜預把他的意見歸納為“五不可，四不須”。杜預拒絕出兵，激怒了石鑒。石鑒找個罪名，將杜預逮捕送交給廷尉治罪。多虧杜預與皇室有婚姻關係，在“八議”的赦免範圍，才保住性命，但仍丟掉了爵位。不久，石鑒在一次戰鬥中，被禿發樹機能打得慘敗，事實證明杜預的意見是正確的。
泰始七年（27）十一月，居住在山西地區的匈奴人在酋帥劉猛的帶領下武裝暴動。由於杜預明於籌略，善於規劃，朝廷重新使用他參謀軍國大謀。很快，他被任命為度支尚書，掌管政府的經濟財政事宜。此後一直到鹹寧四年（278），杜預一共擔任七年的度支尚書。其間，因為石鑒的報複，他一度被免職，但為時很短。在任上，杜預共向晉武帝提出過五十多項治國治軍的建議，其中包括常平倉的興建、穀價的調整、鹽運的管理、課調的製定和邊防的建置等等。此外，他還充分施展自己的聰明才智，積極進行科學發明。社預製造成功人排新器，並複製出久已失傳的欹器。為了解決洛陽的交通問題，他力排眾議，主持修建了富平津大橋。在建橋過程中，從設計到施工杜預都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杜預發現當時通行的曆法不合晷度，經過計算，糾正了其中的差舛，修訂出《二元乾度曆》。此曆經過驗證，終於取代時曆，通行於世。
鹹寧四年秋，兗豫諸州郡連降暴雨，西晉統治區域內大麵積澇災，晉武帝下詔求計。杜預曾前後兩次上書陳述救災計劃。這兩篇收在《晉書·食貨誌》中的奏章是後人研究晉代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文獻材料。由於杜預對當時災情作過調查研究，所以他對災情原因的分析和所提出的救災辦法，比較符合實際情況。他指出，粗放濫墾、火耕水耨和水利設施（陂堨）年久失修是造成災難性後果的根本原因。“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複橫流，延及陸田。”杜預認為解決的辦法隻能是壞陂宣瀉。“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澇甕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蓄。”那些建造比較合理的“漢氏舊陂舊堨及山穀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對“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宜大壞兗豫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至於災民，除靠政府救濟官穀外，還可以讓他們借助水產作眼下日給。壞陂的計劃如果能實現，“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杜預還建議把典牧不供耕駕的種牛租借給災民。在上書中，杜預對西晉政府的辦事效率表示憂慮。他譴責某些部門、個別官吏隻從自身利害出發，彼此紛爭，互相扯皮，使一些地區的救災工作不能繼續下去。三陳平吳策同年十一月，晉武帝改任杜預為鎮南大將軍。受命之後，杜預南下襄陽（今湖北襄樊市）接替已經去世的原荊州都督羊祜的職務，為即將開始的滅吳戰爭作戰前準備。
當時，全國尚未統一，西晉王朝隻有半壁河山，孫吳政權仍控製著長江中下遊以南的地區。不過，孫吳的國力遠比西晉要弱，再加上政局動蕩，很難同西晉抗衡。晉武帝登位以後一直想發動滅吳戰爭，可是西晉朝廷內部的意見並不一致。除羊祜、張華等少數大臣晉武帝的想法外，大多數人態度曖昧。朝廷中的一些實力派人物，象賈充、荀勖等則持有不同見解，以致錯過了一些滅掉孫吳的極好的戰機。鹹寧四年春天，荊州前線的晉軍主帥羊祜突然病重，一直優柔寡斷的晉武帝有些後悔，想讓羊祜帶病出征，但羊祜很快去世了。臨終前，羊祜向晉武帝舉薦杜預接替自己，認為他完全可以擔此重任。羊祜舉薦杜預，一方麵是因為在朝廷內部的爭論中，杜預始終站在羊祜一邊，積極滅吳戰爭；另一方則是因為杜預具有卓越的軍事才能。杜預駐守的襄陽是西晉南部邊境荊州的首府。當時，西晉和孫吳各有一個荊州，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戰爭一開始，杜預的首要任務是奪取孫吳的荊州。
杜預到達荊州後，積極進行軍事部署，同時派兵奇襲西陵。西陵（今湖北宜昌東南）是孫吳的西部邊鎮，戰略位置十分重要。隻要晉軍能突破西陵，益州的水師就可以順流而下，馳騁荊州。對於西陵的重要性，孫吳也早有注意。大將陸遜曾指出，西陵是孫吳的西大門，丟掉西陵則整個荊州不保。所以，從陸遜到他的兒子陸抗，從沒有放鬆過對西陵的控製。但杜預發現自陸抗死後，吳主孫皓逐漸削減了這裏的兵力。隻是駐守在這裏的總督是孫吳的名將張政；不除張政，西陵很可能成為未來戰爭中晉軍前進途中的巨大障礙。於是，杜預實施了一條借刀殺人之計。他從軍隊中挑選了一批精壯的將士，突然偷襲張政。張政雖然對杜預的到來有所警惕，但萬萬沒有想到，他一到任就來偷襲，由於沒有準備吃了敗仗。張政害怕孫皓懲罰他，沒有如實報告情況。杜預早了解孫皓生性多疑，對臣下不很信任，故意把在西陵抓到的俘虜送到孫吳的首都建鄴。孫皓果然中計，氣急敗壞地召回張政，任命武昌監劉憲接替他的職務。在大戰之前，敵人將帥移易，軍心動蕩，這就為晉軍的勝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鹹寧五年（279）八月，杜預準備就緒後，上書晉武帝請求開戰。這時，駐守在揚州前線的晉軍主帥王渾上表聲稱孫吳要發傾國之兵攻打晉國。反對派乘機說三道四，弄得晉武帝對杜預的請戰遲疑不決，最後竟同意將滅吳的計劃推遲到下一年。
杜預得知晉武帝變卦，非常著急。他再一次上書，陳述自己的見解。他說，孫吳的兵力相當緊張，隻能集中力量保住夏口以東，連西線也無力增援。杜預婉轉地批評晉武帝聽信謠言，放棄滅吳大計，實際上是縱敵養患，給敵人喘息的機會。他認為，滅吳戰爭勝券穩操，即使沒有成功，也不會損失什麽。對於杜預的上書，晉武帝仍然遲遲不置可否。杜預又急又氣，第三次上書請求立即開戰。他憤怒地批評反對派既不顧國家利益，又怕別人立功的陰暗心理和可恥行徑。杜預還向晉武帝指出，由於我們要攻打吳國的消息已經泄露，吳國可能要采取對策，那必將給我們滅亡吳國的戰爭帶來許多新的困難。當杜預的這次上書被人送到晉武帝那裏的時候，大臣張華正在陪晉武帝下棋。張華立即推開棋盤，勸晉武帝不要再優柔寡斷了，懇求他采納杜預的建議。這時候，賈充、荀勖等人又出來大唱反調。大臣山濤竟然強詞奪理地說“外寧必有內憂。留下個吳國，可以避免內亂，說不定是件大好事呢！”由於杜預的幾次上書，把攻打孫吳的形勢剖析得一清二楚，晉武帝終於下定決心，立即發兵攻打孫吳。
功勳卓著這一年十一月，晉武帝調集大軍二十多萬，兵分六路，水陸齊進，大舉進攻吳國。杜預在這次戰爭中並沒有擔任主帥，晉武帝隻是任命他為西線指揮，具體任務是取江陵、占荊州，並且在荊州地區負責調遣益州刺史王濬的水師。
鹹寧六年（280）正月，杜預命令他的軍隊包圍江陵。江陵城防堅固，易守難攻。杜預不想在這裏消耗時間和兵力，對它隻是圍而不殲。在切斷了江陵和外部的聯係之後，他立即調動一部分兵力向西進攻，奪取沿江的一些城池。一個漆黑的夜晚，杜預派遣幾名得力的將領率領八百名精壯的士卒去偷襲江南的樂鄉。這支部隊在夜幕的掩護之下，人不知鬼不覺地渡過長江。他們按照主帥的計謀，一方麵在山上到處點火，樹立旗幟，虛張聲勢；一方麵分兵襲擊樂鄉附近的各個要害地區。這樣一來，把樂鄉城裏的吳軍都督孫歆嚇得坐臥不安，各處的吳軍也人心惶惶，不敢隨意行動。接著，杜預的這支人馬就埋伏在樂鄉城外，等待時機攻城。正巧，這時候有一支吳軍從江岸返回樂鄉；杜預的將士就喬裝打扮，混雜在吳軍的隊伍裏溜進城裏，活捉了吳軍都督孫歆。杜預設計巧取樂鄉，使部下將士十分欽佩。他們都說“主帥用計謀打仗，真是以一當萬啊！”
在掃清江陵的外圍之後，杜預很快拿下江陵，占據荊州。接著杜預揮師東進，配合其他地區各路晉軍攻打孫吳的都城建鄴。有人對連續進軍產生了畏難情緒，在一次軍事會議上提出，天氣轉熱，雨水增多，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容易感染疾疫，應該等到冬天再繼續進軍。杜預不以為然，分析整個戰爭形勢說“現在我們接連取勝，士氣大振，正需要一鼓作氣。打仗好比劈竹子，隻要劈開幾節，底下就會迎刃而解了。”杜預的意見終於為大家所接受，以後戰爭的形勢正象杜預所預言的那樣發展著。
在向東進的同時，杜預還分兵南下，攻占了交州、廣州地區，也就是現在廣西、廣東一帶。整個滅吳一役，杜預功勳卓著，共斬殺、俘虜孫吳都督、監軍一類的高級官吏十四人，牙門、郡守一類的中級官吏多達一百二十人。杜預這個人，幾乎沒有什麽武藝。《晉書》本傳講，他連騎馬都不會，射箭的技術也很糟糕。但每有軍事活動，朝廷都要召他參謀規劃。他知彼知己，善於同敵人鬥智。在滅吳戰爭中，吳人最恨杜預，主要是因為他善於用兵，常常給敵人以致命打擊。杜預有大脖子病，東吳人就給狗脖子上戴個水瓢，看見長包的樹，寫上“杜預頸”，然後砍掉，借以發泄對杜預的仇恨。他心胸寬闊，遇事能夠顧全大局。益州刺史王濬是位七十多歲的老將，多年來一直在益州建造戰船、培訓水軍，為戰爭做準備工作。戰爭開始以後，他統率水軍沿江而下，所向披靡。到達荊州界內，王濬需受杜預指揮調遣。但是，杜預十分尊重他，沒有利用自己職務給對方製造任何困難。杜預還向王濬表示，水軍可以根據戰爭的發展，自行指揮，並建議他盡量減少耽擱，直下建鄴，建立曠世之功。杜預的態度與益州水軍率先攻占建鄴有著重要的關係。這也同王濬在長江下遊的遭遇，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那裏，指揮調遣水軍的王渾，怕王濬奪得頭功，對他百般刁難。就在王濬排除種種幹擾占領建鄴、俘獲吳主孫皓之後，王渾還在攻擊陷害他。和王渾相比，杜預的人品受到了人們的推崇。
西晉滅亡孫吳的戰爭是中國曆史上一次重要的戰爭。它結束了漢末、三國以來分裂割據的狀態，使中國重歸一統。它也是魏晉南北朝四百年間唯一成功的一次統一戰爭。杜預在這次戰爭中顯示了卓越的軍事才能，功績是非常突出的。
西晉滅吳、統一全國後，杜預繼續鎮守襄陽。他反對天下安定了就要廢棄軍備的觀點，在任職期間，始終沒有放鬆部隊的訓練。杜預把荊州軍隊的防衛重點集中到了對付當地少數民族方麵。
在荊州，杜預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其中，在整修前代河渠的基礎上，他引滍水、淯水兩江之水入田，使一萬餘頃農田受益。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預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標上界石。杜預開鑿了從揚口到巴陵的運河一萬餘裏，使夏水和沅、湘兩水直接勾通，既解決了長江的排洪問題，又改善了荊州南北間的漕運。杜預的政績，受到了當地人民的讚揚，老百姓稱他為“杜父”，並歌頌說“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但是，杜預卻不得不提防京城中的權貴對他的陷害。每年杜預都要大量送禮賄賂他們。他曾對別人說，這樣作不是企圖通過他們得到什麽好處，隻是希望權貴不要加害於他。
太康五年閏十二月（285年月），杜預被征調到中央政府任司隸校尉，途中行至鄧縣，突然病故，終年六十三歲。
杜預生前的著述很多。他所撰寫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是《左傳》注解流傳至今最早的一種。據《隋書·經籍誌》記載，杜預的書保留到唐世，還有《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律本》二十卷，《雜律》七卷，《喪服要集》二卷，《女記》十卷以及他的文集十八卷。
第六章曹植、阮籍、陸機、陸雲第一節曹植“不自雕勵、任性而行”的性格曹植（92—232），字子建，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曹操之子，累封為陳王，諡為“思”，世稱陳思王。
曹植出生於漢獻帝初平三年，正當漢末天下大亂之際，曾隨其父曹操轉徙於軍旅之中。所謂“生乎亂、長乎軍”，正概括了他幼時生活的特點。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他不僅親曆了頻繁的戰亂，而且接觸了廣闊的社會現實。這樣的生活基礎對他此後的思想和創作都具有重要的影響。
到了建安年間，曹操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當時的魏王府中網羅了許多文學之士，這對曹植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曾說“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璉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曹操“設天網”羅致文學之士，有他的政治目的，但與此同時，也給文學的發達提供了條件。在這樣的文學環境中，曹植的才華便得到了哺育和發展。
曹植當年曾是才華山眾的貴公子，經曆過富貴豪華的生活鬥雞走馬，宴飲多暇。其《鬥雞篇》有雲“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長筵坐戲客，鬥雞觀閑房。”《名都篇》有雲“鬥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我歸宴平樂，美酒鬥十千。”李白《將進酒》所謂“陳王昔時宴平樂，鬥酒十千恣歡謔。”也正指出了曹植此期生活的一個側麵。但曹植為人畢竟又與一般的豪華公子有所不同。盡管他在一班文人政客的包圍之中，鬥雞走馬，但他並未完全沉溺在這樣的生活之中。他寫於此期的幾篇作品都頗有慷慨之氣，而不是耽於佚樂的奢靡之音。例如《贈丁儀》詩中有雲“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梁甫行》有雲“八方各異氣，千裏殊風雨，劇哉邊誨民，寄身於草墅。妻子像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這樣的作品，都是突破了富貴公子的生活、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的。他在《前錄·自序》中曾說“餘少而好賦，其所尚也，雅好慷慨。”賦固如此，詩亦如之。當然，“雅好慷慨”，乃是建安時期的一代文風，不獨曹植如此。《文心雕龍·明詩》有雲“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這就是說，“任氣”、“使才”，乃建安時期各家都有的特點，亦即時代的特征。
但曹植的才華是比較突出的，他的文學造詣也是突出的。他在這時曾經頗為曹操鍾愛。《三國誌·魏書》曹植本傳雲“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嚐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麵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台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台，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本傳又雲植為人“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大概正是因此之故，曹操曾有立他為太子的打算，對他曾經寄以很高的希望。建安十六年，封他為平原侯，十七年，徙封為臨葘侯。曹操出征孫權，命他留守於鄴，曾經告誡他說“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二矣，可不勉歟！”曹操這一番話是很不尋常的，其中似有讓他益加自勉，以便將來繼承王位的意思。
曹操是愛惜文才的，但作為統治者、政治家，他又是更加看中那符合政治需要的人品的。他雖然愛惜曹植的才華，但到後來卻發現了他的缺點，即曹植本傳說他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等等。如果作為一個詩人，這不能算是什麽缺點；但若作為王位的繼承人，這就很不符合政治需要。既有這樣的缺點，縱使沒有曹丕“以術相傾”，曹操也未必再考慮立他為太子了，何況史稱曹丕能夠“禦之以術，矯情自飾”，致使“左右宮人並為之說”呢？曹操最後確立曹丕，而曹植終於失寵，這是勢有必至、理有必然的。曹植一生，頗有政治抱負，但缺乏政治頭腦。因此，當曹丕已經立為太子而自己失掉故寵之時，尚不覺悟，仍然“不自雕勵”。例如建安二十二年，他曾私自“乘車行弛道中，開司馬門出”。這是違反王法的“任性而行”。曹操因此大怒，下令有雲“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自臨葘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