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譴責繽紛子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術隅,歡笑不終宴,俛仰還欷歔。(其五十九)


    繽紛子是當權派的忠實走狗,幫助其主子作盡壞事,後來又被主子一腳踢開。成濟刺殺高貴鄉公,後來不也是夷三族了麽?


    所謂洪生,相當於禮法之士。除了《大人先生傳》之外,《詠懷詩》中也有他們的影子。


    洪生資製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設次序,事物齊紀綱。容飾整顏色,磬折執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放口從衷出,複說道義方。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其六十七)


    這些洪生者流,在禮法的幌子下,規行矩步,道貌岸然,但是他們說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是典型的偽君子。“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是他們的特點。《晉書·阮籍傳》說“禮法之士,疾之如仇”,正是因為阮籍刺到他們的痛處。


    通過以上的討論,初步可以看出,阮籍懷念的對象,是不肯和司馬氏同流合汙的人;他所羨慕的對象,是敢於和司馬氏鬥爭的人;他所憐憫的對象,是被司馬氏暗算了的人;他所譴責的對象,是司馬氏卵翼之下形形色色的幫凶。


    阮籍本人思想的變化,在《詠懷詩》中也表現得非常清楚。在他年輕的時候,是有一番抱負的。他喜歡詩書,學過擊刺,也喜歡音樂,有點濁世佳公子的味道。但是後來情況發生變化,他也改變了他的人生觀。


    昔年十四五,誌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其十五)


    少年學擊刺,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揮劍臨沙漠,飲馬九野坰。旗幟何翩翩,但聞金鼓鳴。軍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時,悔恨從此生。(其六十一)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弦歌,西遊鹹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複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其五)


    第一首說的是接受傳統教育,第二首說的是從事軍事鍛煉,第三首說的是藝術上的陶冶。他有學問,有抱負,本來是想大幹一場的。但在高平陵事變之後,司馬氏營立家門,政治情況一天比一天惡劣,他的理想破滅了。詩中的“自嗤”、“悔恨”、“失路”,都是這種心情的反映。這種描述,和《晉書》本傳的記錄是一致的,“籍本有濟世誌。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阮籍渴求解放,幻想神仙,《詠懷詩》中充滿逃避現實的思想。如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雲已。(其三)


    本來是桃李成蔭、繁華似錦的環境,經過秋風的掃蕩、摧殘,已經麵目全非。作為竹林名士的阮籍認識到“一身不自保”的險惡處境,心情十分沉重。《詠懷詩》屢次流露出懼生之嗟。他感到孤獨,他說“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其一)他感到憂慮,他說“咄嗟行至老,g俛常苦憂。”(其七十一)他有難言之隱,他說“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其十四)這種情況不斷升級。“生命辰安在,憂戚涕沾襟。”(其四十)“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的辭句,也絡繹筆下。阮籍是喜歡喝酒的,但詩中罕見酒字。我認為最能反映阮籍的心情的,是一日複一夕一首一日複一夕,一夕複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無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冰薄,誰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這首詩反映了阮籍的處境,憂讒畏譏的心情躍然紙上。這首詩的寫作,當在嵇康遇禍之後,被迫寫勸進表之前。明乎此,就會知道他為什麽要口不臧否人物了。


    阮籍的思想情況和嵇康是比較接近的,但是嵇康慘遭殺害而阮籍幸免,這是什麽原因呢?我認為這與阮籍的人生觀是分不開的。老子的齒弊舌存,莊子的處於材不材之間,畢竟是他的處世的基本態度。他和司馬氏的關係不即不離、始終保持一定關係,而不是堅決的不合作,這是他和嵇康最大的區別,也是他在政治鬥爭中得以幸免的原因。


    阮籍的《詠懷詩》,曲折地、反覆地通過形象思維,藝術地表達他的感受。這種作法,正是《詩經》、《楚辭》以來的老傳統。正如王逸指出的那樣《離騷》之文,依《詩》起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楚辭章句序》)


    《離騷》是如此,《詠懷詩》亦何莫不然。從其描寫手法來看,用朝陽、白日、西隤日、朱陽,以喻君主;用大梁、梁王、魏都、梁東,以代替魏朝;用鳳凰、鸞鷖、幽蘭、芳草,以比君子;用葛藟、荊棘、野草,以譬小人;用景山鬆、淩風樹、喬鬆,以喻堅貞;用寒風、朔風、涼氣、凝霜,以喻強暴,這些情況都是顯而易見的。有的話不便明說,他便廣泛地利用神話傳說、曆史故事,委曲婉轉表達其難言之隱。前麵所舉的“一為黃鳥哀”兩句,出自《戰國策·楚策》,用戰國的典故,比喻當前的危機。“求仁自得仁”兩句,引用《論語·述而》,實際是藉伯夷叔齊,以歌頌司馬氏的政敵。明乎此,《詠懷詩》並不難讀,但這正是幾百年來許多人努力探討、研究的結果。阮籍《詠懷詩》是建安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它具備剛健、清新、自然、渾厚等等特點,利用五言詩的新的形式,以比興手法,抒發胸臆,指陳時弊,在萬馬齊暗的時代,能夠針對當時的黑暗勢力,提出被壓迫者的呼聲。雖然不夠明朗、不夠強烈,但是能作到這個程度,也是很不容易的。


    阮籍出身於士族,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表現在他的作品中自然難免保留著濃重的階級烙印,無須為之辯護。但是也由於他的不當權、受迫害,在魏晉易代之際,除了自己的遭際之外,他也看到了廣大的顛沛無告的勞苦大眾。如果說《詠懷詩》是他個人的控訴,那麽,《大人先生傳》就反映了人民的呼聲。因此,對於阮籍的作品予以高度評價,這是完全應該的。


    阮籍《詠懷詩》問世之後,引起極大的反響。左思、陶淵明、庾信、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杜甫,都接受這個傳統,斐然有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源遠流長,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是,發揚無君論,後來隻有一個鮑敬言。他的著作隻靠葛洪的批判才保留一些片斷。至於黃宗羲《原君》的出現,那已在中國產生資本主義蔭芽之後了。


    無君論接近於無政府主義,有其消極的一麵,而反對剝削,反對,又有其積極的一麵。


    第三節陸機、陸雲陸機的生平陸機(2—303),西晉文學家。字士衡,晉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鬆江縣)人。曾任平原內史,故世稱“陸平原”。與其弟陸雲並稱“二陸”,與潘嶽並稱“潘陸”。


    陸氏家族為吳世臣。祖父陸遜是東吳丞相,父陸抗是東吳大司馬。陸機身材魁梧,聲音宏亮,少有異才,以文武韜略鳴於當世。陸抗去世時,陸機十四歲,即與其弟分領父兵,為牙門將。二十歲時,吳滅,與其弟陸雲退居故裏,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但陸機雖隱居於鄉,卻不能忘情於當世。東吳顛覆的慘痛經曆,尤給他以很深的刺激,作《辨亡論》二篇,一方麵抒發了他對東吳滅亡的感慨,總結東吳興亡的曆史經驗教訓,另一方麵則透過祖述其祖父的功業,表達出自己對建功立業的渴望。


    晉武帝太康十年(289),陸機與其弟陸雲終於不甘寂寞,結束蟄居生活,離開家鄉,一起來到洛陽拜訪太常張華。張華很器重他們,高興地說“攻打東吳的戰役,最大的收獲是得到這兩位人才!”並為他們廣為稱揚,使陸機兄弟在京城獲得很大聲譽。當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指當時著名文學家張載及其弟張協、張亢)減價”之說。由於張華的舉薦,陸機被太傅楊駿任命為祭酒。楊駿被殺,陸機擔任太子洗馬、著作郎等職。吳王司馬晏出鎮淮南,以陸機為郎中令。後又升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當時賈謐專權,開閣延賓,一時文土輻輳其門,其中著名的有二十四人,號“二十四友”,陸氏兄弟亦入其列。


    陸機為人,體氣清剛,詞鋒警醒,才辯敏捷。初入洛時,有不少名公巨卿看不起他,企圖用言詞加以侮辱,但都受到陸機的回擊而予以折服。有一次,陸機拜訪侍中王濟,王濟指著麵前所吃的羊酪對陸機說“你們江東有什麽東西能比得上它?”陸機立即回答說“千裏蓴羹,未下鹽豉。”意思是說江東千裏湖的蓴羹可以與之媲美,隻是眼下沒有人知道去加以調味罷了。還有一次,範陽盧誌在大庭廣眾之下問陸機“陸遜、陸抗是你的什麽親戚?”古代當著兒子的麵直呼其父的名字是很不禮貌的行為,陸機當即回敬說“那關係就像你同盧毓、盧珽一樣!”也直呼盧誌祖父和父親的姓名,搞得盧誌下不來台。陸雲當時曾勸陸機說“他們這裏離江東很遠,不太了解情況,可以諒解,何必這麽針鋒相對!”陸機倔強地回答說“我們的父祖名播四海,並非無名之輩,他難道不知道嗎!”陸機、陸雲兩兄弟初來洛陽時,名聲不分高下,通過這件事,大家分出了兩人的優劣。


    趙王司馬倫輔政,陸機做了相國參軍,因參與謀殺賈謐有功,賜爵關中侯。司馬倫準備篡位自立,又用他當中書郎。司馬倫被誅殺後,齊王司馬冏懷疑他身為中書郎,可能參與起草趙王篡位的文章,於是將陸機和有關的人員交給廷尉審訊,幸虧有成都王司馬穎、吳王司馬晏的救援,陸機才免死流放邊疆,後遇赦未行。


    陸機感念成都王司馬穎的救援之恩,又看到司馬穎禮賢下士,溫文謙讓,便想在成都王手下幹一番事業,司馬穎也很賞識陸機的才華,讓他參大將軍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陸機、陸雲傳》,凡引此傳者,不另作注。軍事,又表為平原內史。


    太安二年(303),司馬穎與河間王司馬顒起兵討伐長沙王司馬乂,任命陸機為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統率包括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在內的二十萬人馬前往洛陽。行前,陸機對於自己擔當軍事要職很不安,這一方麵是因為他受道家思想影響,認為陸氏家族三世為將,殺戮過多,恐遭不祥,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勢單力薄,在朝廷中根基不深。他以東吳舊臣的身份,旅居洛陽,成為晉朝官吏,一下子突然身居要職,早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滿。尤其司馬穎左右的親信,像王粹,牽秀,還有那個受到陸機羞辱而耿耿於懷的盧誌,一直在尋找機會坑害他。陸機幾次堅決地向司馬穎提出辭去都督的職務,司馬穎都沒有允許。陸機騎虎難下,他的同鄉孫惠勸他將都督的職位讓給王粹,陸機說“再這樣辭讓下去,別人會誤認為我首鼠兩端,臨陣逃避,這樣反而會更加速災禍的到來嗬。”


    出發的時候,司馬穎向陸機許願說“假如大功告成,我將以郡公,台司的爵位相許。你好好努力吧!”陸機坦率地對司馬穎說“從前齊桓公信用管仲建立了霸業,燕惠王由於疑忌樂毅而失去了即將成功的事業。這次討伐長沙王行動的成敗,在您而不在我。”司馬穎的左長史盧誌聽到後,擔心陸機進一步得寵,便乘機進讒。他對司馬穎說“陸機把自己比作管仲、樂毅,而拿您同曆史上的昏君相比。自古以來,派遣將帥出征,沒聽說過對君主這麽沒禮貌而可以成功大事的。”聽了盧誌的一番話,司馬穎沉默了很長時間。


    陸機同長沙王司馬乂大戰於鹿苑。陸機的軍隊大敗,屍積如山,河水斷流。


    陸機的部下,有一個叫孟超的,他同哥哥宦官孟玖都是司馬穎所嬖寵的親信。孟超在陸機軍中任小都督,領兵一萬。還沒同敵人交鋒,他就先放縱士兵大肆掠奪老百姓的財物。陸機發現後,逮捕了首惡分子,而孟超竟然帶著一百多騎兵直入陸機駐地將人搶走,並回頭對陸機示威說“你能做什麽都督!”陸機軍中的執法官孫拯勸陸機將孟超殺掉,陸機沒有采納,而孟超卻在軍中散布說陸機要造反,圖謀不軌,並寫信給哥哥孟玖,造謠說陸機心懷二誌,觀望不前。戰鬥過程中,孟超不聽陸機的指揮,單獨帶領所部輕率前進,被敵人消滅。孟玖懷疑是陸機有意讓他弟弟被殺的,便向司馬穎進讒言,說陸機早有“異誌”,並串通陸機部下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作偽證,誣告陸機謀反。司馬穎大怒,便派牽秀秘密逮捕並處決陸機。


    陸機對於事情的結局早有所料,當牽秀帶兵來逮捕他時,他脫下軍裝,身著白衣衫與牽秀相見,並神色坦然地對他說“從東吳滅亡以來,我們陸氏家族蒙受國家重大的恩惠,受到信用。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王又特別付托我以重任,我屢次推辭也沒有成功。今天被殺,難道不是命運驅使的嗎!”他給司馬穎寫了一封詞語淒惻的信訣別,寫完後,歎息說“家鄉華亭的鶴唳,再也聽不到了。”他的兩個兒子陸蔚、陸夏與他同時被害。


    詩歌與賦作陸機是西晉太康、元康年間最負盛名的文學家,被後人譽為“太康之英”。他的詩現存一百零四首,多於同時期各作家,多半是擬樂府詩和擬古詩。這類作品盡管有不少是敷衍舊題,摹擬前人之作,因之被後人譏為“束身奉古,亦步亦趨”,但也不乏寄托遙深之作。如《君子行》反映詩人對險惡的政治環境的感慨,《長安有狹邪行》反映詩人強烈的政治追求和大誌不遂的苦悶。五言詩代表作《赴洛道中作》尤其把去國離鄉的悲苦和旅途上的寂寞寫得栩栩如生,在西晉詩歌中是難得的佳作。陸機的詩歌一般華美整飭,辭藻富贍,而失於裁剪,有繁蕪之累。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評論說“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製繁。”陸機詩歌對太康詩壇有深刻影響,成為當時形式主義詩風的代表人物。


    較之詩歌,陸機的賦與散文,內容較為充實,取得了更高成就。他的賦今存二十七篇,大都篇幅短小,文筆清靈。或悲故舊之喪亡,或抒思鄉之情愫,回環曲折,一往情深。他的散文時有峭健峻拔之作,像著名的《辨亡論》,論東吳興衰的曆史經驗教訓,而歸之於人才的得失,議論滔滔,筆勢勁健,可稱得上是西晉論文中最為博大的篇章。《吊魏武帝文》高度評價了曹操的功業,而對他臨死前兒女情長不勝感慨,暗寓譏刺。《豪士賦序》諷諭齊王司馬冏矜功自伐,受爵不止,筆鋒冷峻嚴厲,咄咄逼人。明代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中高度評價了陸機的散文,說“《吊魏武》而老奸掩袂,《賦豪士》而驕王喪魄,《辨亡》懷宗國之憂,《五等》陳建侯之利。北海以後,一人而已。”陸機的散文一般音律諧美,講求對偶,以情帶理,典故繁密,開創了駢文的先河,在文體發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賦》陸機留給後世最重要的著作是《文賦》。它是作者在自己創作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前人的成果和經驗而寫成的,是我國第一篇對作家的創作構思進行了比較係統地探索的理論文章,同時對文學創作過程中的重要問題及各種文體的特點,也有精到的論述。《文賦》對中國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的發展均有較大啟發和影響。如清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篇》就指出“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但《文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主要是他探討文學創作,多半是憑自己和前人的經驗,往往隻能言及現象而不能作進一步的解釋,顯得瑣屑而缺乏思辨性。誠如劉勰所批評的“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文心雕龍·總術篇》)豐贍的造詣及其作品的流傳陸機具有多方麵的才能。文學之外,他在史學、藝術方麵也造詣頗深。


    在史學上,他曾著《晉紀》四卷,《吳書》(未完成)、《洛陽記》一卷等,多已佚失。在藝術上,他是書法家,所寫章草《平複帖》是書法中的珍品。他也是繪畫評論家,據唐代張彥遠《曆代名畫記》,陸機還著有畫論,但已佚失。


    據《晉書·陸機傳》載,陸機所作詩、賦、文章共三百多篇。但原集久佚,南宋時徐民瞻得遺文十卷,與《陸雲集》合刻為《晉二俊文集》。明代陸元大據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陸士衡集》。明代張溥所輯《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陸平原集》。


    陸雲的生平陸雲(22—303),西晉文學家。字士龍,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鬆江縣)人。文學家陸機之弟,與陸機並稱“二陸”。曾任清河內史,故世稱“陸清河”。


    陸雲少聰穎,六歲即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年幼時東吳尚書吳閔鴻見到他,非常稱賞,說“這個小孩子如果不是龍駒,一定是鳳雛。”陸雲被薦舉賢良時年紀才十六歲。


    東吳滅亡後,陸雲與哥哥陸機蟄居鄉裏,閉門苦讀。太康十年(289),二人相攜入洛,受到太常張華的賞識。在張華的舉薦稱揚下,刺史周浚任命陸雲為從事,並對人說“陸士龍是當今的顏回。”


    不久,陸士龍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浚儀縣地處交通要道,靠近大城市,向來很難治理。可陸雲到任不久就管理得井井有條,建立了良好的治安秩序。有一次,縣裏發生了一起凶殺案,誰也不知凶手是誰,也不知受害者為什麽被殺。陸雲把被害者的妻子拘押起來,但並不審問。過了十幾天,陸雲把她釋放出來,派人秘密地跟蹤,指示說“她離開不出十裏遠,一定會有另一個男人在路邊等待並和她說話,發現了,立即抓來!”事情果然不出陸雲所料。當把這個男人抓來後,他交待說“我同這國個女子私通,一起謀害了她的丈夫。聽說她被釋放出來,想她和談談,了解情況。但擔心離縣城太近,被人發現,便在較遠的地方等著她。”案子偵破後,一縣的人都很佩服陸雲審案的能力。然而陸雲的才能卻受到郡守的嫉妒,多次找機會排擠刁難陸雲,陸雲沒有辦法,隻好辭去官職。浚儀縣的百姓懷念陸雲,為他圖畫塑像,放在縣裏的神廟中,與社神一起祭祀。


    過了一段時間,陸雲被任命為吳王司馬晏的郎中令。居官期間,陸雲直言敢諫,對吳王的弊政多所匡正。司馬晏大興土木,建築宮室,陸雲上書說“先敦素樸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製。”司馬晏信用部將,派他們去監督審查官吏的清廉問題,陸雲上書反對說“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愚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明代張溥後來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中評論陸雲說“宰治浚儀,善察疑獄。佐相吳王,屢陳讜論。神明之長,諫諍之臣,有兼能焉。”


    陸雲後入為尚書郎、侍禦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司馬穎表為清河內史。司馬穎準備討伐齊王冏時,以雲為前鋒都督。適逢齊王冏被殺,便改任大將軍右司馬。張昌為亂時,司馬穎表奏陸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張昌。恰逢討伐長沙王,此事暫時中止。


    陸雲在成都王司馬穎幕府中也直言敢諫,多次冒犯司馬穎,並得罪了司馬穎周圍的親信。有一次宦官孟玖意欲任用自己的父親做邯鄲令,左長史盧誌等人為了討好加以附議。但陸雲堅決反對,說“邯鄲令向來都是公府掾資曆的人擔任的,怎麽可以任命一個宦官的父親來擔任!”孟玖對此事耿耿於懷,從此與陸雲結下了怨仇。


    陸機被害時,也同時逮捕了陸雲。由於陸雲居官清正,愛才好士,善於團結人,當時許多人,如江統、蔡克、棗嵩等紛紛上疏給司馬穎,要求他謹慎從事,不要株連陸雲,並指出“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然而,盡管江統等人多次竭力救授,但司馬穎被孟玖、盧誌等人包圍蒙蔽,陸雲還是被害了。時年四十二歲。


    詩歌創作與文學見解陸雲作詩不如陸機藻思紛披,文彩富贍,但清新明淨,結構嚴謹。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稱“士龍朗練,以識檢璣,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陸雲的詩作以《為顧彥先贈婦》、《答張士然》、《穀風》較為優秀。陸雲寫給陸機的書信,記載了他們在文學創作中互相切磋的情況,反映了陸雲對文學創作的有益見解,向來為文學批評史家所重視。陸雲論文,重在文辭的聲**思和“清新相接”,他說“文章當貴清綺”,“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複稱言。然猶皆欲征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省述思賦》流深情至言,實為清妙。《文賦》甚有辭,綺語頗多。”陸雲對陸機作品的批評,頗得陸機重視,並據此作了修改。《晉書·陸雲傳》稱陸雲“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除對陸機的作品外,陸雲還對《楚辭》、王粲、蔡邕作過評論,頗有獨到的見解。


    據《晉書·陸雲傳》,陸雲“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隋書·經籍誌》錄有《陸雲集》十二卷,但已佚。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輯有《陸清河集》。


    第七章劉淵、石勒、祖逖、劉琨第一節劉淵西晉末年,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急劇激化。在錯綜複雜的政局中,內徙中原的匈奴屠各種貴族建立了第一個少數族政權——漢國。從此,中國北方進入十六國時期。漢國的開創者就是劉淵。


    兩次仕進受阻劉淵(?—30年),字元海。遠祖是漢初的冒頓單於。冒頓單於娶漢高祖劉邦的宗女為妻,並與劉邦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以劉氏為其漢姓。劉淵所屬的屠各種,是東漢以來依附於中原王朝並建庭於山西離石的左國城(今山西離石縣北)的南匈奴的一支。劉淵祖父於扶羅,在黃巾起義時率兵助漢鎮壓黃巾。因單於庭內亂而不能被立為單於,遂留居中原。自立為單於,乘董卓之亂而攻掠太原、河東等郡,屯駐於河內郡。於扶羅死後,其弟呼廚泉立為單於。劉淵的父親劉豹被任命為左賢王。曹操執政,分呼廚泉部為五部,劉豹又為左部帥。左部有眾萬餘落,居故茲氏縣(今山西臨汾市南),是當時左右南北中五部最大的一部。五部共三萬餘落,分布於晉陽汾澗之濱(今山西汾水流域)。五部雖在形式上保留了匈奴的部族組織,但“單於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三國誌·梁習傳》),實際上卻置於中原封建王朝的嚴密有效的控製之下。


    劉淵的母親也是匈奴人,姓呼延氏。大約在曹魏嘉平年間(249—254)


    生下劉淵。他自幼就十分聰慧伶俐。母親去世時,他年僅七歲,就像大人一樣號哭不絕,哀感四鄰。宗族部落的人都為之讚歎。當時的司空王昶聽到此事,也派人送來辦喪事用的財物,以褒獎劉淵的孝道。劉淵所在的匈奴部落,因久在中原,漢化程度較高,故劉淵自幼就拜上黨士人崔遊為師,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等儒家經典。他特別喜歡讀《春秋左氏傳》和《孫子兵法》,並大體上可以將二書內容背誦出來,他勤勉好學,博覽《史記》、《漢書》及諸子百家。他曾對同學朱紀、範隆說“每當我讀《漢書》列傳時,常常鄙視隨何、陸賈沒有武功,周勃、灌嬰缺乏文治。承上啟下,開創大業,全在於人。做不到博學廣識,是君子的恥辱。隨何、陸賈在漢高祖開國之世而不能建軍功封侯,周勃、灌嬰輔佐漢文帝卻不能設學立教,真是可惜啊!”於是劉淵又學習武事,並且武藝超眾,擅長射箭,體力過人。成年後,身高八尺四寸,胡須三尺餘長,體態魁偉,一表人才。屯留人崔懿之、襄陵人公師彧以善於相麵著稱,見到劉淵後,大驚失色說“此人形貌非凡,平生頭一次看見。”於是對劉淵非常崇敬,甘居其下與之交結。太原士族王渾也虛襟與劉淵交友,命其子王濟拜見劉淵。


    曹魏鹹熙年間(24—25),劉淵作為任子居住在洛陽,當時輸政的司馬昭對他十分禮遇。西晉建立後,時為越騎校尉的王渾屢次向晉武帝談起劉淵。晉武帝遂召見劉淵,與之交談後,非常高興,對王濟說“劉淵儀表堂堂,雖由餘、金日也無法與之相比!”王濟回答說“劉淵儀表,誠如聖本節材料依據《晉書·載紀·劉元海》,凡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旨,但他的文武才幹卻遠在由餘、金日之上。陛下如果用他負責對東吳征伐,平定江南,指日可待。”武帝深以為然。但孔恂、楊珧卻進言道“臣下觀察劉淵的才能,感到當今之世恐怕無人與之匹敵。陛下如果讓他掌握少量兵馬,則平吳事難成;若授以威權,則平吳之後,恐怕他將據有江南,不複稱臣。與我族類不同者,其心必然不同。以劉淵統帥其部族,臣下尚且為陛下擔憂寒心。如果以有天險為憑依的江南資助劉淵,怎麽可以呢!”晉武帝默然不語,任用劉淵事亦按下不提。


    西晉鹹寧年間(275—280),關隴地區氏族在樹機能領導下起義,朝廷屢次鎮壓均告失敗。晉武帝為一舉撲滅起義烈火,決定選拔得力勝任的將帥出征。尚書仆射上黨人李憙勸武帝說“陛下如果能夠征發匈奴五部的兵力,授劉淵以一將軍名號,令其西征平叛,涼州指日可定。”孔恂說“李公的話,還沒有點破消除危患的道理。”李憙勃然大怒說“以匈奴的強悍善戰,劉淵的通曉用兵,再加上奉宣聖威,消除叛亂,還有什麽可說的呢!”孔恂說“劉淵如果能夠平定涼州,斬樹機能,恐怕涼州才真正有危難罷了。那時蛟龍如得,將遨遊長空,不再是池中之物。”晉武帝認為孔恂言之有理,未采納李憙的建議。


    兩次仕進受阻,劉淵深知其原委。後來東萊遊俠王彌離開洛陽回鄉裏,劉淵在九曲之濱與王彌餞行,哭泣著對王彌說“王渾、李憙與我同鄉,對我的為人深知熟知,常向皇帝稱讚推薦,離間之讒言因此隨之而生。這一切本不是我之所願,卻深受其害。我並不想為官仕進,這一點隻有你清楚。恐怕今生隻能死在洛陽,與你永別了。”說罷慷慨長歎,歔欷不已,縱酒長嘯,聲調激昂,在座者天不為之淒然淚下。當時,齊王攸也在九曲,聞訊後馳馬探視究竟。見此狀,遂進言晉武帝說“陛下不除掉劉淵,臣下惟恐並州不得長久安寧。”王渾勸諫道“劉淵為人忠信,臣下願為他擔保。再則大晉剛剛宣稱要以德招撫四方,殊俗共存,為什麽要以沒有根據的懷疑而殺匈奴的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呢?”晉武帝說“王渾的話是對的。”


    擁晉以圖發展劉豹死後,晉武帝命劉淵代為左部帥。劉淵由洛陽回到了並州。他擺脫了人質的地位後,在自己所轄的部族和地區施展政治才能,史稱他“明刑法,禁奸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裏,亦皆遊焉。”從而為他以後成為匈奴族的主要首領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太康十年(289),西晉改五部帥為五部都尉,劉淵任北部都尉。楊駿輔政期間,又以劉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正式承認了劉淵在匈奴五部中的領導地位。元康末年,劉淵坐部人叛逃出塞,被免官。時成都王穎鎮鄴,表請任劉淵為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其脫離五部,在鄴城任官。


    劉淵被免官和仕宦於鄴城,是西晉政權出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民族歧視的心理,企圖限製劉淵勢力的發展、防患於未然的措施。這一措施引起了長期以來受到中原封建王朝的排斥打擊的匈奴上層貴族的不滿。當時正值司馬氏諸王相攻,“惠帝失馭,寇賊蜂起”,西晉政權對少數族的控製能力大大削弱。劉淵的從祖,原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遂召集匈奴五部上層貴族,對他們說“過去我們的祖先與西漢約為兄弟,同甘共苦。自漢亡以來,魏晉更替,我們的單於卻徒有虛號,而沒有國土可言;至於諸王侯,地位降同編戶齊民。現在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正是我們振興國家、恢複先祖大業的大好時機。左賢王劉淵才能和氣宇超眾拔群。上天如果不是想要光大尊崇單於,絕不會白白地降生此人。”於是眾人密謀,共同推尊劉淵為大單於。又派呼延攸到鄴城,將眾人之謀告知劉淵。劉淵遂請求成都王穎,佯稱回部落參加葬禮。穎不答應。劉淵無奈,隻好讓呼延攸先回去,告訴劉宣等人糾集五部,再招聚宜陽附近的諸胡族,表麵上聲稱助成都王穎討逆,實則為以後起兵做準備。


    劉淵既然一時不能回部落,隻好暫時依附於司馬穎。時司馬穎廢太子覃而自兼皇太弟,又任丞相,在鄴城形成與擁戴惠帝的東海王越相對峙的政治中心。劉淵在表麵上的恭順,使他贏得了成都王穎的信任,任命他為太弟屯騎校尉。後來,東海王越率洛陽禁軍討穎,穎又以劉淵為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東海王越與成都王穎戰於蕩陰,越大敗,成都王穎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位。劉淵也因此遷冠軍將軍,封盧奴伯。


    成都王穎雖取得勝利,但地位並不鞏固。東海王越係統的並州刺史東贏公司馬騰、安北將軍王浚發兵討伐成都王穎。麵對強敵,劉淵勸告穎說“現在二鎮強盛,有眾十餘萬,恐怕宿衛軍隊及鄴城附近的士庶難以抵禦。我願為殿下返回五部發兵,以赴國難。”穎說“五部發兵是否能確保呢?即使可以發兵,司馬騰和王浚手下的鮮卑和烏丸騎兵強悍善戰,抵擋其進攻又談何容易!我打算奉惠帝返回洛陽,避強敵鋒銳,然後傳檄文於天下,以其叛逆之罪令四方共討之。你看如何?”劉淵回答說“殿下是武皇帝之子,有特殊功勳於王室,素有威信恩德,享重名於四海,誰不想為殿下捐軀獻身?發四方之兵是易如反掌。王浚區區小人,司馬騰是宗室疏屬,怎能與殿下抗爭?!但殿下一旦離開鄴城,示弱於人,是否能抵達洛陽呢?即使到達洛陽,恐怕殿下也難以掌有實權。光憑一紙檄文,誰又肯事奉呢?況且東胡雖強悍,較之匈奴五部卻稍遜一籌。但願殿下能夠勉勵安撫士兵,鎮之以靜,我可以為殿下用二部擊敗司馬騰,用三部打垮王浚,二人之首級指日可取。”成都王穎聽了這番話,非常高興,遂拜劉淵為北單於,參丞相軍事,派遣他回部落糾集五部,以抵禦司馬騰和王浚的進攻。


    劉淵回到左國城,劉宣等人尊他為大單於。短短二十天,劉淵就招集了五萬餘眾,集中於離石(今山西離石縣)。


    這時,王浚派部將祁弘率領鮮卑兵攻打鄴城,司馬穎迎戰失利,遂挾惠帝南奔洛陽。劉淵聞訊,說“司馬穎不聽我的勸告,稍敗就向洛陽奔逃,真是個奴才。但我與他先有許諾,不能不去救援。”於是命令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準備進攻鮮卑。劉宣等人再三進諫說“晉朝不講道義,視我們猶如奴隸,右賢王劉猛因此不堪忍受而率眾反抗。隻因當時晉朝綱紀未弛,遂使右賢王兵敗,功業未成。這是我們的恥辱。如今司馬氏骨肉相殘,這是天厭晉德,授之於我。你躬行積德,正應當帶領我們的部族去恢複祖先的大業。怎麽能攻伐可以引為外援的鮮卑、烏丸而拯救仇敵呢?上天命我滅晉,不可違背。天予不取,反受其咎,願單於不要再遲疑了。”劉淵深以為然,激憤地說“對!大丈夫在世,當如崇山峻嶺,豈能甘為螻蛄!哪有帝王之運長在一姓之理?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於東夷,他們之所以為王,隻是有德罷了。而今我有部眾十餘萬,皆能以一當晉十人,擊鼓征討的朝廷,必將摧枯拉朽。上可以成漢高祖一統天下大業,下可以像曹氏擁有半壁河山。隻是恐怕晉人未必都能擁戴我。不過,漢朝長期統治天下,恩德深入人心,故劉備樹漢家旗號,以一州之地而能與曹氏抗爭。我是漢朝劉氏的外甥,與劉氏約為兄弟,兄亡而弟承,難道不可以嗎?姑且稱國號為漢,追尊漢後主,以招撫民心。”於是劉淵遷都於左國城,遠方來歸附的人有數萬之多。


    建立漢國永興元年(304),劉淵在左國城正式登上漢王位。他以複漢為名,追尊漢後主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劉邦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對於“亂漢”的黃巾軍、閹黨、董卓及曹氏父子予以口誅筆伐。又大赦境年,建年號元熙,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後。依據漢製設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呼延翼為禦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部將授官各有差。


    既然劉淵公開打出反晉旗號,據並州一隅之地建立政權,與西晉王朝分庭抗禮,故並州刺史司馬騰立即派將軍聶玄征討劉淵。兩軍戰於大陵(今山西交城東南),結果聶玄大敗。司馬騰聞訊大驚失色,慌忙帶領二萬餘戶逃離並州。劉淵派遣建武將軍、族子劉曜攻下了太原(太原市南)、中都(山西榆次)、屯留(山西屯留南)、泫氏(山西高平)、長子(山西長子)等軍事要鎮,控製了晉東南地區。永興二年(305),司馬騰又派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率兵討淵,屯軍於離石汾城。劉淵命令武牙將軍劉欽等率六軍進攻司馬瑜,凡四戰,皆勝,司馬瑜等落荒而去。


    為扭轉敗局,西晉王朝任命劉琨為並州刺史。劉琨不同於司馬騰,具有一定的武幹謀略。他到任伊始,即以州治晉陽(山西太原西南)為據點,撫循勞徠,甚得人心。劉琨還派人離間劉淵與其統屬的其他少數族之間的關係,使得叛劉淵附晉的“雜虜”達萬餘落。劉琨的活動,對劉淵構成重大威脅。劉淵遂委任前將軍劉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攻擊劉琨於版橋,結果反為劉琨所敗。劉琨進一步鞏固了他在並州的政治、軍事地位。


    麵對劉琨的威脅,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劉淵說“殿下自起兵以來,已近一年,而仍居偏方,王威未振。望能命眾將四出,擇機決戰,滅劉琨,定河東,建帝號,率軍南征,攻克長安以為都城,以關中之眾席卷洛陽。若如此,成高皇帝(劉邦)的大業,易如反掌罷了。”劉淵大喜,說“正合我意!”於是在永嘉二年(308)正月,他遣撫軍將軍劉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將軍事活動擴大到西晉王朝的腹地——中原地區。


    隨著劉淵影響的擴大,其他反晉勢力先後依附於其麾下。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征,以及叱吒風雲於青徐兗豫等州,給予西晉王朝以沉重打擊的東萊王彌,都稱臣於劉淵。劉淵均署其官爵,委以重任。當王彌歸附時,劉淵特地派侍中、禦史大夫呼延翼郊迎,致書王彌說“因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所以隆重迎接。渴望將軍之至,我將親自到將軍下榻的館舍,拂席塵,洗酒爵,敬待將軍。”後兩人會麵,王彌勸劉淵稱帝,劉淵十分高興,說“我原以為將軍不過是悍勇武將,今日方知將軍有勇有謀,堪稱孔明。我得將軍,如魚得水!”於是任命王彌為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後又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負責東線戰事。


    在劉淵的指揮下,漢國政權在對晉的戰爭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永嘉二年三月,劉淵占汲郡,控製了頓丘、河內地區。七月,劉淵進據河東地區,攻克蒲阪(山西永濟西)、平陽(山西臨汾西南),並將漢國都城由離石南遷至蒲子(山西隰縣)。劉淵兵鋒所及的河東、平陽二郡的諸縣壘壁望風而降。在並州,劉淵亦控製了除州治晉陽以外的諸郡。九月,劉淵又遣王彌、石勒進攻鄴城(今河北臨漳縣),魏郡太守和鬱棄城敗走。


    為了進一步提高漢國政權的政治影響,加強自身的政治權力,永嘉二年十月,劉淵在蒲子即皇帝位,國號仍稱漢,改元永鳳。任命其子劉和為大將軍,劉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劉曜為龍驤大將軍。仿東漢製,設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為三公;又仿晉製,宗室以親疏為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為差,皆封郡縣公侯。不久,遷都平陽,改元河瑞。


    進軍洛陽劉淵稱帝後,沒有停頓對西晉皇朝的軍事活動。他遣石勒進攻冀州,連下魏郡、趙郡、巨鹿、常山數郡,陷郡縣堡壘百餘,眾至十餘萬。同時,接連發動了對西晉都城洛陽的攻勢。


    永嘉三年(309)三月,晉積弩將軍朱誕叛晉歸漢,勸劉淵進攻守備空虛的洛陽。劉淵遂以朱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部督,進攻洛陽。劉景先克黎陽(今河南浚縣),又在延津擊敗晉將王堪。劉景嗜殺成性,將男女老幼三萬餘口沉溺於黃河。劉淵聽到這一消息,大怒,說“劉景還有什麽臉來見我!濫殺無辜,天道不容!我所欲消滅的不過是司馬氏而已,平民百姓有何罪過!”於是降黜劉景為平虜將軍,中止了這次攻洛的軍事行動。同年夏,劉淵又派劉聰、王彌、石勒攻下軍事重鎮壺關(今山西黃碾南)、屯留(山西屯留南)、長子(山西長子),斬首萬九千級。八月,劉聰受命南攻洛陽,大軍**,敗平北將軍曹武,推進至離洛陽一百裏的弘農郡宜陽(河南宜陽市西)。劉聰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劉聰,劉聰大敗,不得不撤軍。


    十一月,劉淵再次派劉聰、劉曜、王彌、劉景等率精銳騎兵五萬進攻洛陽,呼延翼率步兵為繼援。劉聰屯駐宜陽。西晉皇朝沒有想到漢軍在剛剛敗後就再次發動攻勢,慌了手腳。劉聰軍遂至洛陽城西南的西明門。但因守城晉軍死戰,攻城受挫。劉淵不得已,隻得下令撤軍,將兵鋒轉向徐、豫、兗三州。永嘉四年(30)上半年,漢軍在冀、徐、豫、兗等州取得了重大進展。二月,克鄄城(山東鄄城北),殺兗州刺史袁孚,又拔倉垣(開封市北),殺晉將王堪。這幾個州的流民有數萬家,素為西晉皇朝所苦,故紛紛起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劉淵。


    劉淵在起兵過程中,盡量抑製濫殺燒掠,招徠士人,力求收攬民心。加劉淵部將喬晞殺西晉介休令賈渾,又欲納賈渾妻宗氏,宗氏不從,晞又殺宗氏。劉淵得知此事,大怒說“若天道有知,喬晞必定斷子絕孫!”遂降喬晞秩四等,又收賈渾屍,以禮葬之。又雁門範隆,上黨朱紀,並為士人,劉淵以隆為大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劉淵還委任京兆士人王育為太傅,征召隱士卜珝為光祿大夫。又有後部士人陳元達,劉淵未舉兵時曾招之,元達不應。等到劉淵為漢王時,有人擔心地對陳元達說“你難道不害怕嗎?”陳元達笑著回答“我深知劉淵為人,劉淵亦明我心,恐怕二、三天內,就會有委任我的驛書。”果然當天晚上,劉淵就招元達為黃門郎。陳元達屢進忠言於劉淵,甚為得力。又劉淵在俘獲西晉河內太守河東大族裴整後,即任命裴整為尚書左丞。但盡管如此,由於劉淵綱紀不嚴,加之他長期坐鎮都城,帶兵出征均是其子和諸將,故濫殺無辜,燒掠**之事雖禁不止,愈演愈烈。劉琨曾描繪當時並州的情景“群胡數萬,周布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危,白骨橫野”(《晉書·劉琨傳》)。雖有誇張,但多少反映出漢國政權不重視撫恤流亡,組織生產以及製止殺掠的措施不力的事實。漢國政權與漢族之間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劉淵建國初期的“稱漢以懷人望”的企圖難以實現,故他在永嘉四年七月臨終前,為了確保死後匈奴族貴族在政權中的支配地位,委任劉聰為大司馬、大單於,並錄尚書事,置單於台。實行所謂的“胡漢分治”。這一政體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十六國時期,成為各少數族政權行之有效的統治形式。


    永嘉四年七月己卯,劉淵卒。他臨終遺詔囑太宰歡樂、太傅劉洋等入宮輔政。劉淵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


    劉淵死後,太子劉和即位。劉和生性猜忌無恩,功業不著,威望不高。


    而劉淵生前又不審輕重之勢,給予其他諸子以很大的權柄。如劉聰為大司馬、大單於、錄尚書事,集軍權大權於一身,擁兵十萬屯於京師近郊;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軍,總強兵於內。故劉和即位伊始,就想削奪四王的權力,鞏固自身的地位。劉聰當然不肯坐以待斃,他舉兵反叛,攻入殿省,弑殺劉和,自立為帝。劉聰繼承了劉淵滅晉的遺業,於永嘉五年(3)六月攻陷洛陽,執晉懷帝。但劉聰為人暴虐,嗜殺成性,在他的統治下,漢國政權所奉行的民族仇殺、民族歧視政策,從根本上改變了劉淵舉兵反晉的正義性,從而揭開了中國民族關係史上黑暗的一頁。


    第二節石勒石勒的少年時期和起兵伊始石勒(274—333),字世龍,西晉時上黨郡武鄉縣(山西榆社縣境)羯族人,原名■,石勒這個姓名,是後來汲桑替他取的。他的祖先是匈奴別部羌渠種落的後裔,祖父名叫耶奕於,父親周曷朱2,又名乞翼加,都曾為部落小帥。石勒出生後,經過西晉的短期統一,隨即進入八王之亂的混亂年代。少年時的石勒,健壯有膽力,善於騎射,很有才幹。當他十四歲時,跟同邑人到洛陽做小買賣,曾倚上東門長嘯,被大官僚王衍看到,王衍認為他有“奇誌”,恐怕將來會擾亂天下,派人來抓他,幸而他已先離開。年輕時他還曾代父督攝所部胡人,很得人心。


    並州(山西省大部及鄰近的河北、內蒙部分地區)一帶,魏晉以來,官僚地主們擁有許多佃客。尤其是“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佃客,多者數千”2。石勒青年時由於生活貧困,就曾當過鄔人郭敬、陽曲寧驅的佃客。郭、寧認為石勒不同於一般人,所以對石勒另眼相待,並且在困難時還能對石勒予以周濟。


    西晉太安年間,並州發生饑荒,社會動蕩不安,胡人佃客乘機散走,石勒就投靠於寧驅。北澤都尉劉監,要縛賣石勒為奴,寧驅把他藏匿起來,幸而獲免。於是石勒潛行,擬轉投納降都尉李川,路上遇到郭敬,泣訴饑寒之苦,郭敬即以貨賣所得,供給石勒的衣食。石勒目擊當時災荒嚴重和掠賣胡人為奴事,因而建議郭敬誘騙諸胡人到冀州(河北中、南部及山東西端與河南北端)就食,趁機賣掉他們,既可使饑胡免於餓死,自己也可得利,可謂“兩濟”。此事議而未行,而並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已經采用建威將軍閻粹之計,令將軍郭陽、張隆等,虜捉諸胡,兩人共鎖於一枷,驅向山東(太行山以東一帶)出賣。二十多歲的石勒,也在被掠賣者之中。幸而郭陽是郭敬的族兄,郭時是郭敬的侄兒,他們受郭敬之托,所以石勒在路上未吃大苦。到山東後,石勒被賣與茌平(山東茌平縣)人師懽家為奴。


    在兵荒馬亂的時代,老百姓時常聽到鼓角之聲、或者產生鼓角之聲的錯覺,這是不足為怪的。石勒和諸奴在田野耕作時,就常聽到這種聲音。石勒還說到在家鄉種田時,同樣也曾聽到這種聲音。大家即將此告知師懽,師懽也因石勒相貌非凡,就免掉石勒奴仆的身份。


    師懽的家鄰近於西晉的一個牧馬場,師懽與牧帥汲桑常相往來。石勒借機以善於相馬結識了汲桑,從此開始了收攬人才、積聚力量的工作。起初召集到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接著郭敖、劉征、劉寶、張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十人,也來投奔,號稱十八騎。石勒就以這十八騎為基本力量,向茌平牧場東麵的赤龍、驥等馬苑中奪得苑馬,乘馬到遠方掠奪絲綢珍寶等物,用以結好於汲桑。


    本節材料主要依據《晉書·石勒載記》,下引此傳者,不另作注。


    2按《冊府元龜》卷二一九《僭偽部》作周朱,無曷字。


    據《晉書》卷一○四《石勒載記》所載,此條未必可信。


    2《晉書》卷九三《王恂傳》。


    這時,八王之亂已經進行多年。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早已被殺死於元康元年(29);趙王司馬倫稱帝於永寧元年(30),並在同年被殺;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也相繼敗死;永興元年(304),成都王司馬穎為皇太弟,於蕩陰大敗晉惠帝,逼遷惠帝於鄴(河北臨漳縣西南)。這時,東瀛公司馬騰、安北將軍王浚舉兵攻鄴,成都王穎戰敗,挾惠帝南走洛陽,河間王司馬顒又派大將張方,逼惠帝與成都王穎西入長安。就在這一年,匈奴劉淵稱漢王於左國城(山西離石縣東北),李雄稱蜀帝於成都。次年,即永興二年(305),東海王司馬越起兵西攻長安,司馬顒懼怕不敵,廢除司馬穎皇太弟的位號。但司馬越的軍隊終於攻入長安,司馬顒、司馬穎最後都被殺死,司馬越掌握了軍政大權,擁立了晉懷帝,八王之亂結束。


    當成都王司馬穎西入長安後,鄴城空虛,穎的舊將公師藩就在永興二年起兵,以援救穎為名。石勒隨即同汲桑一起,投奔公師藩。這時,“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石勒的姓名由此而來,從這裏看不出與昭武九姓的石氏有何聯係。於是,公師藩命石勒為前隊督,攻打鄴城。結果,公師藩被晉將苟晞所斬,汲桑、石勒逃匿於茌平的牧苑中。


    石勒初次參加戰鬥就遭到失敗,但他並不氣餒。他率領苑中牧人,劫出郡縣獄中囚徒,並招納山澤逃亡之人,許多人都來歸附,他就帶領這支隊伍協助汲桑。永嘉元年(307),汲桑自稱大將軍,以石勒為前鋒,宣言替成都王司馬穎報仇,討伐東海王司馬越及其弟弟東瀛公司馬騰。司馬騰這時已進爵為新蔡王,鎮守鄴城。鄴城經過戰亂,府庫空虛,人民生活痛苦。司馬騰自並州東下時,盡攜府藏所有,又掠賣胡人,所得資財甚豐,但十分吝嗇,不肯濟人之急,因此,“人不為用”。故汲桑與石勒一舉攻下鄴城,殺死司馬騰。接著又向南進軍,擬攻打兗州(山東省西南部及河南省東部部分地區)。東海王越聞訊大驚,急派將軍苟晞、王讚等阻擊,司馬越還進屯官渡(河南中牟縣東北),為苟晞聲援。經過大小數十戰,汲桑、石勒才被打敗,死者萬餘人。二人收拾餘眾,想投奔劉淵,中途又被冀州刺史丁紹所攔擊,汲桑敗死,石勒奔於樂平(山西昔陽西南)。


    這時,胡部大(少數民族的一部之長)張■督、馮莫突,擁眾數千人,壁於上黨(山西襄垣縣東)。石勒前往相從,深被親昵。石勒因向張■督建議如果自己沒有力量自立,就應歸附於強有力者,大單於劉淵正是可依之人,何不前往歸附!假若你的部下先往歸附,那時事情就難辦了。張■督接受了這一建議,隨石勒歸降於漢王劉淵。石勒不但自己招徠人馬,而且擴大了劉氏勢力,劉淵自然十分高興,就封張■督為親漢王,馮莫突為都督部大,而封石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率■督等。石勒改張■督姓名為石會,意思是■督幸而與石勒自己相會合。


    還有烏桓族的張伏利度,擁眾二千人,壁於樂平,劉淵屢次相招而不來。於是,石勒假裝得罪了劉淵,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和石勒結為兄弟,派勒帶兵攻掠,所向無敵,深為諸胡人所畏服。石勒知道自己是眾望所歸,就借一次聚集的機會,抓住伏利度,並即當眾詢問“如果發動大事,我與伏利度兩人,誰能勝任為領袖?”大家皆推石勒。石勒當場釋放伏利度,帶領這支隊伍歸於劉淵。劉淵加封石勒為督山東征討諸軍事,將伏利度部眾撥與石勒指揮。從此,石勒既獲得了張■督和張伏利度的部眾,又是在漢劉淵政權的《資治通鑒》卷八六。


    統領下,形成一支相當獨立的軍事力量,和初起時的依附汲桑、公師藩的情況大不相同,而且日益發展和壯大起來。


    協助匈奴劉氏滅亡西晉石勒歸附匈奴劉氏的漢王國後,在名義上是接受漢王國的指揮,事實上也得到劉氏指揮下其他部隊的聲援和配合,從而成為匈奴劉氏的一支方麵軍,馳騁疆場,既助劉氏滅掉西晉,也逐步為自己建立後趙政權打下基礎。歸附劉氏漢政權的次年即永嘉二年(308)正月,劉淵命令他的兒子撫軍將軍劉聰等十將,南據太行山,石勒則受命東進,攻打魏郡(河北臨漳縣西南)、汲郡(河南汲縣西南)、頓丘(河南清豐縣西南)等處,這裏的壘壁望風而降者五十多所。石勒即假予這些壘主以將軍、都尉的名號,給予印綬,而從這些壘壁中挑選強壯者五萬人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於是,進而俘斬了魏郡太守王粹、冀州西部都尉馮衝,並攻殺乞活赦亭、田禋等。


    石勒幫助漢劉氏嚴重打擊了西晉,故在永嘉三年(309),劉淵封石勒為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等僚屬。石勒繼續進攻巨鹿(河北平鄉縣西南)、常山(河北正定縣南)二郡,攻克冀州郡縣的堡壁百餘所,部隊增加到十多萬人。就在這時,石勒將在這一帶所羅致的“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為將率”。由於吸收漢族地主中的才智之士為其出謀劃策,從此,石勒這支軍隊才真正成為多謀善戰的軍事力量。


    說到張賓,字孟孫,趙郡(河北高邑縣西南)中丘人,父親張瑤,曾任中山太守。張賓博涉經史,而不泥於章句,嚐言自己的謀略不在張良之下,隻是沒有遇到像漢高祖劉邦這樣的人。及至見到石勒,即對親近的人說“吾曆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於是,“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開頭石勒沒有器重他,後來他“機不虛發,算無遺策”2,石勒這才十分倚重他,稱他為“右侯”而不名,對他言聽計從。石勒能夠據有中原,張賓確實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當石勒進軍常山郡後,西晉安北將軍王浚,命其大將祁弘,帶領鮮卑段務勿塵等十餘萬騎兵來攻打石勒,由於步、騎的不敵,石勒被大敗於常山的飛龍山,死者萬餘人,石勒隻得退據黎陽(河南濬縣東)。但隨即轉而進攻信都(河北冀縣),殺晉冀州刺史王斌,並連敗晉將。劉淵因授勒為鎮東大將軍。至永嘉四年(30),匈奴漢帝劉淵死,劉聰稱帝,加封石勒為征東大將軍,勒辭而不受。這時,石勒還轉戰於黃河南北的兗州、冀州一帶。到這年冬十月,漢劉聰命劉粲、劉曜、王彌等率眾四萬進攻西晉都城洛陽,命石勒率領騎兵二萬與粲等會師,大敗晉軍於澠池,石勒進至成皋關(河南滎陽縣汜水鎮),被晉將王讚所敗。於是,石勒轉而南攻襄城(河南襄城縣),進駐於宛(河南南陽市)的北山。


    此時恰逢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於江漢間。王如是京兆新豐(陝西《資治通鑒》卷八七。


    2《晉書》卷一○五《張賓傳》。


    臨潼縣東北)人,因亂流離到南陽。西晉下令流人皆還鄉裏,而關中荒殘,眾皆不願歸。西晉就派兵押送。王如等潛結許多少年,襲擊晉軍,取得勝利,因而歸附者日多,結集到四、五萬人,王如自稱大將軍。因為害怕石勒來進攻,王如就和石勒結為兄弟,並厚禮賄賂石勒。時王如駐地在穰(河南鄧縣),侯脫則據守宛城。王如與侯脫不和,就暗中聯絡石勒,要他襲擊侯脫。石勒正擬擴張自己的勢力,立即令軍士夜中吃飽飯,喂好馬,雞鳴時出發,天亮時直逼宛的城門,攻下宛城,殺死侯脫。嚴嶷帶兵救脫,脫已敗死,因而降1906新英雄時代小說5200於石勒。石勒囚嶷送於劉聰,盡並脫、嶷之眾。由於軍隊有了新的增員,力量加強了,石勒又再南攻襄陽,轉而攻陷江西(泛指漢、沔以東、淮水以南、長江以北這一帶)壁壘三十餘所,還屯於襄城。王如派弟弟王璃率領騎兵二萬五千,偽裝前來犒軍,實際上是想襲擊石勒,卻被石勒擊斃。於是,石勒又再回軍到江西。


    石勒第一次轉戰和屯兵於江漢一帶,從永嘉四年十月到五年(30—3)正月,經過了三、四個月,他很有“雄據江漢之誌”。不過,由於糧餉不繼,軍中又遇時疫流行,死傷大半,並且琅邪王司馬睿又派兵前來抗擊,石勒這才接受了張賓的建議,於永嘉五年正月,渡過沔水,攻據江夏(湖北雲夢縣)。又繼續北上,攻殺新蔡王司馬確於南頓(河南項城縣西),進占了許昌城。當石勒轉戰於江漢一帶時,在洛陽的西晉太傅東海王司馬越,專擅朝政,殺害異己,搞得眾叛親離;尤其害怕匈奴劉氏的進攻,洛陽難守;就以討伐石勒為借口,企圖回到他的封國東海(山東郯城縣北)以自全。因此,在永嘉四年十一月,率領甲士四萬餘人,以及王公卿士等大批人員,離開洛陽,經過許昌,進屯於項(河南沈丘縣南)。晉青州刺史苟晞因移文州郡,聲討司馬越的罪狀。晉懷帝司馬熾也痛恨司馬越擅領軍隊離開京城,手詔與苟晞,令其討伐司馬越。越憂懼成疾,於永嘉五年三月,病死於項。眾推太尉王衍為首,繼續東行,要將司馬越的靈柩送還東海。石勒知道後,率領輕騎追趕。這年四月,在苦縣(河南鹿邑縣東)寧平城追上,石勒用騎兵圍住越的隊伍,亂箭齊發,王公士庶兵卒十餘萬人,無一幸免,王衍和襄陽王司馬範等被俘。王衍這位當時的清談領袖被俘後,竟對石勒說他自己本無宦情,不豫世事,並勸石勒稱帝,企圖免死。石勒大怒說“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即於夜中,使人排牆殺之。王衍臨死前才懊悔說“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石勒同時斥責司馬越是擾亂天下者,劈其棺而焚其屍。司馬越的妃子裴氏、世子司馬毗聽到越死的消息,自洛陽趕來,也都被石勒所俘,並及宗室四十八王等許多士眾,盡為石勒所殺掉。


    東海王越離京時,帶走了大批的僚佐和精銳的部隊,所謂“朝賢素望,選為佐吏;名將勁卒,充於己府”,致使洛陽防衛空虛,公私匱乏。司馬越、王衍這些貴族官僚本想保全自己,結果不但不能如願,反而自取速亡,並且使洛陽守衛更加空虛,促使西晉更快地滅亡。所以,司馬越、王衍這些人確是罪有應得。而石勒的消滅東海王越這股勢力,既大有助於匈奴劉氏的滅亡西晉,也是他收拾人心擴大影響之舉。


    消滅司馬越的力量後,石勒率領精騎三萬,由城皋關而入,與匈奴漢帝《晉書》卷四三《王戎傳附王衍傳》。


    《晉書》卷五九《東海王越傳》。


    劉聰所派遣的劉曜、王彌等會師,共攻洛陽。永嘉五年六月,洛陽陷落,晉懷帝被俘至平陽,石勒則率軍再回屯於許昌,掃蕩洛陽東南方的西晉力量,其中重要的一役,是在蒙城打敗並捉住西晉大將軍苟晞,任用晞為左司馬。隨後企圖消滅王彌。


    王彌是東萊(山東掖縣)人,晉惠帝末年,隨劉伯根起兵反晉,伯根敗死後即自領一軍,屢敗晉軍,後歸附於劉曜,與劉曜、石勒等再次進攻洛陽。至攻破洛陽這一戰,彌軍先登,受漢帝劉聰封為大將軍、齊公。在群雄角逐時,互有相圖之心。王彌也想稱霸一方,他接受劉暾的建議,想除掉石勒後稱王於青州(山東德州市以東、渤海以南、泰山以北一帶地方)。於是派劉暾到東方召還他的部將曹嶷,以加強實力。而劉暾在途中被石勒遊騎所捕,搜出王彌與曹嶷的信,石勒暗地處死劉暾,也密謀消滅掉王彌,而彌尚未知。及石勒活捉苟晞後,王彌寫信給石勒,故意這樣說“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石勒看出這是驕兵之計,即對張賓說王彌位重而辭卑,這是有意圖我。張賓建議及早除掉王彌,並勸石勒出兵。在時機成熟後,石勒請王彌赴宴,王彌毫無防備,石勒在酒酣時親手殺死王彌,合並了王彌的部隊。這樣,石勒就除掉了他逐鹿中原時的一大對手。


    王彌與石勒同為匈奴漢王國劉氏的大將,石勒殺了王彌,故漢帝劉聰大怒,曾遣使責問,但又無力駕馭石勒,隻得還加封石勒為鎮東大將軍督並幽二州諸軍事並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等雖降於勒,勒恐其叛走,即以謀叛罪名把他殺死,實即更徹底的消滅異己的力量。自殺王彌後,在名義上石勒仍為漢劉氏之臣,實際上他已在獨立行動了。


    自葛陂回師北據襄國經營四方石勒既殺王彌後,在永嘉五年十月,繼續向南攻打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河南新蔡縣北)”。到次年二月,方自葛陂北還。


    石勒再次向南方活動於江淮一帶,屯兵於葛陂四個月左右。在葛陂曾經修繕室宇營壘,勸課農耕,向臨時任命的地方官征收“義穀”,以供士卒糧餉,並且製造舟船,準備進攻建業。於此足見其雄心。但為什麽跟上次一樣,還是回軍北上呢?仔細研讀劉琨《與石勒書》,可以窺見其中消息。


    當初石勒被掠賣於茌平時,跟母親失散了。並州刺史劉琨知道石勒母親及侄兒石虎的下落時,派部下張儒護送他們前來,並寫信給石勒說“將軍發跡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其然乎?”信的結尾,勸勒降晉,石勒沒有答應,並且回信拒絕,這是意料中事,姑且不談。而劉琨信中談到石勒“飲馬江淮,折衝漢沔”,即兩次向南方進軍,一次是在漢沔與王如交關的事,另一即這次即屯軍葛陂的事,一般注意到葛陂屯軍而忽略了前者。再則信中一再強調了石勒沒有固定的立足點,雖然百戰百勝而飄忽不定,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沒有立國之本,並且要石勒考慮這個重要問題。這對石勒《資治通鑒》卷八七。


    《全晉文》卷一○八劉琨《與石勒書》。


    的啟發很大。要樹立王霸之業,就必須擁有必要的土地與人民這樣的據點,這樣的據點應在何處才合適,這關係到事業的成敗,必須選得其地。上次屯兵江西和這次屯兵葛陂,顯然表明石勒要以漢沔或江淮之間為據點的。可是,這是否合適呢?應由事實來作回答。首先,江淮或江漢間的氣候水土,北方士兵不能適應,霖雨和時疫流行,造成大批士兵的饑餓和死亡,石勒屯兵這裏兩次,就兩次遇到這種情況。其次,南方習於水戰,北兵非所敵,如自葛陂退兵時,石虎想奪取東晉糧船而大敗,即是一證。再則江漢、江淮間是東晉對北方的門戶或屏障,要保住江南政權,就必定以死力來保住這些地方,石勒兩次南來,琅邪王司馬睿就兩次結集大軍進行抗擊。事實證明,以江淮或江漢為據點是不行的,必須重新考慮。劉琨《與石勒書》著重提出立足點的問題,這對石勒的重新考慮這一問題有很大的啟發,有很重要的關係。從當時具體形勢來看,江漢、江淮均不可作為據點,據點非北方不可。


    從北方形勢來看,關中、河東各有其主,則唯有選擇河北為當。這樣重大的決策,在石勒集團中經過大爭論,最後才由石勒本人作出決定,這是關係到石勒集團成敗的關鍵,大爭論必不可免而且是集思廣益之方。


    爭論發生在永嘉六年(32)二月。這時,逢到春季大雨,曆時三個月而雨不止,加上時疫流行,石勒軍中餓死和病死者大半,東晉又派揚威將軍紀瞻督率大軍集於壽春(安徽壽縣),軍情緊急。在此情況下,石勒召集眾將商討對策。右長史刁膺主張投降,並求掃平河朔以贖罪,等東晉退兵後再圖他計。石勒聽後,長嘯而不應。中堅將軍夔安,建議先移營高地以避水,石勒笑他太膽怯了。孔萇、支雄等三十多員將官建議,趁紀瞻的大軍尚未完全集中時,他們各領步兵三百人,乘船分三十多路夜登壽州城,斬東晉將官的頭,據其城,食其粟;要當在今年破丹陽,定江南,活捉司馬家小兒輩。石勒聽了,笑著說這是勇將之計。各賜予鎧馬一匹。然後對張賓說你看計將如何?張賓首先分析了不能投降的道理,指出殺王彌後進軍江淮的錯誤,又說明如果退軍,東晉不會追擊,而主要的意見是“鄴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就是北據鄴城,以爭天下。張賓在上次屯兵江西時,就主張北還,和這次的意見基本一致,可說是能夠洞察當時形勢者。石勒經過兩次向南進軍的實際經驗教訓,也認識到據點必須選在北方,而劉琨的啟發,張賓的劃策,在關鍵時刻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故石勒決策回軍北上,在河北一帶建立據點。


    在回軍北上途中,由於當時民族矛盾尖銳,石勒軍隊過處,都是“堅壁清野”,所以軍士糧餉十分困難。從二月到七月,走到汲郡(河南汲縣西南),分兵襲擊向冰的軍隊,奪得了大批的軍資糧餉,軍勢才複振,於是長驅至鄴。因為鄴的守衛猶固,一時難於攻下,而徒耗兵力,張賓又建議說“邯鄲(河北邯鄲市西南)、襄國(河北邢台市西南),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王業可圖矣。”石勒欣然從計,進據襄國,以為據點,再分兵攻取冀州諸郡縣,運其資糧送於襄國,並上表於漢主劉聰,聰即封石勒為都督冀、幽並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上黨郡公。石勒據有襄國,建立了穩定的據點,這就為統一北方、建立後趙政權奠定了基石。


    《晉書》卷一○四《石勒載紀上》。三台即銅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不過,石勒據有襄國,就和晉大司馬幽州刺史王浚發生正麵衝突,永嘉六年十二月,王浚命鮮卑段就六眷、段末杯、段匹等,進攻襄國。段氏鮮卑素以勇悍聞名,但石勒計擒了段末杯,隨即與段氏講和,放還段末杯。諸將有反對者,石勒說遼西鮮卑與我素無怨仇,隻是被王浚所驅使;如果殺掉末杯一人而結怨一方,不是辦法;如果將他放還,“必深德我,不複為浚用矣”2。石勒以這樣的策略來拆散王浚與段氏鮮卑的聯盟,頗收成效,段氏從此傾向於石勒,而王浚的勢力日趨衰落。


    接著在建興元年(33)四月,石勒派石虎攻克鄴城,三台的許多流民都歸附於石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鎮守於鄴,不久,改用石虎代替了桃豹。就在這段時間內,石勒還俘虜了許多“乞活”,從中發現了曾經救濟過他的郭敬,就用敬為上將軍,將降者撥歸他統領。這年,劉聰又加封石勒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封勒母為上黨國太夫人,妻為上黨國夫人。


    石勒既取襄國,又占鄴城,在河北的據點日益穩固,勢力日益發展,消滅王浚就是指日而待的事。但王浚既是晉侍中、大司馬,又是都督河北東夷諸軍事幽州刺史,掌握一方的軍政大權,有不小的軍事實力,與其力敵,不如智取。因此,石勒采用了張賓之計,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派使者攜帶了大量珍寶財物,並送表文,推尊王浚為天子,自願為藩臣,以騙取王浚的信任。同時,利用王浚和劉琨之間的矛盾,張賓又建議石勒派使者送信與劉琨,說明過去得罪於晉朝,現在王浚有不臣之心,故要討伐王浚來贖罪,使劉琨不但不助王浚,且給予石勒以進軍的便利。一切準備就緒,就在建興二年(34)三月,石勒親率輕騎襲取幽州,表麵上卻偽裝是親來幽州奉戴王浚稱帝的。於是迅速進入幽州,活捉了王浚,斬於襄國。


    王浚既滅,石勒在北方的對手就數到劉琨了。劉琨為晉大將軍都督並州諸軍事並州刺史,自東瀛公司馬騰離開並州後即由劉琨繼任刺史,他雖有一定的聲望和影響,但力量有限,曾幾次求援於鮮卑拓拔猗盧。建興四年(3)冬,石勒進攻晉樂平太守韓據於沾城(山西昔陽縣西南),劉琨新得猗盧之眾姬澹等,即命姬澹率軍拒勒,琨自為後援,結果,姬澹大敗,奔於代郡(山西大同市東);劉琨部下長史李弘以並州降於石勒,劉琨隻得奔投於段匹,後為匹所殺。


    就在劉琨失掉並州的這年冬天,漢劉聰派劉曜攻陷長安,俘晉湣帝司馬鄴送於平陽。次年,琅邪王司馬睿稱晉王於建康,改元建武元年(37)。再過一年即大興元年(38),司馬睿稱帝。而漢主劉聰病死於這年七月,臨死前,召石勒至平陽受遺詔輔政,並任命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勒固辭不去。石勒在攻取襄國為據點後,除上述軍事上的經營外,在經濟和文化教育上也開始采取一些措施。如在占有鄴城的這年,開始正式征收租賦;又立太學,簡選明於經術、善於書史的人擔任文學掾,選出將佐的子弟三百人,給予教育。及至消滅王浚後,幽冀一帶漸趨安定,就令州郡閱實戶口,按戶每戶征收帛二匹,穀二斛。所規定的這個征收數字,可能比西晉還輕些。這些經濟、文化教育上的措施,表明石勒已在作建立政權的具體準備。漢主劉聰的大臣在上表中就對劉聰說“石勒謀據趙魏”;石勒派石越到並州招納從就六眷亦作疾陸眷,末杯或作末柸。


    2《資治通鑒》卷八八。


    《資治通鑒》卷。《晉書》卷一○四《石勒載記上》作“戶貲二匹,租二石。”平陽流散出來的流民二十餘萬人,劉聰遣使責讓石勒,而“勒不受命”2。這都可說明石勒正在擺脫匈奴劉氏,自建政權。到劉聰死後,這個發展趨勢就變成了現實。


    在大興元年(38)七月劉聰死後,子劉粲繼立為漢帝,但為受遺詔輔政的大臣靳準所殺,準自立為漢天王。因此,石勒自襄國、劉曜自長安都向平陽進發,攻打靳準。劉曜在途中即漢帝位,封石勒為趙公,不久又進封為趙王。在消滅靳準勢力的過程中,石勒與劉曜兩個勢力的矛盾逐漸加深。由於靳準的部下殺準而投奔劉曜,拒降於勒,勒即燒毀平陽宮殿,將渾儀、樂器等遷於襄國。在劉曜這方麵,恐怕石勒勢力的增長和襲擊,殺掉石勒所派的使者,停止太宰的封授大禮。至此,雙方鬧僵了。石勒大怒說沒有我石家兄弟,你劉家能稱帝嗎!“帝王之起,複何常耶?趙王趙帝,孤自取之”。於是,石勒在大興二年(39),積極準備稱王。他設置太醫、尚方、禦府諸令,修建正陽門,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等十餘所小學於襄國四門,簡選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為學生而教之,並兼為擊柝的衛士,還設置挈壺署,鑄造豐貨錢。不久,石勒下令指出,在大亂之後,律令煩瑣,應采集其中的必要者,作為施行條製。即令法曹令史貫誌,製訂辛亥製度五千文施行。這兒設置了為帝王服務的醫療、工巧製作機構,增置學校和選拔衛士,鑄造貨幣,製定律令等等,都是為正式成立後趙政權作好準備的。


    建立後趙政權後的文治武略大興二年(39)十一月,由於石虎、張敬、張賓、支屈六、程遐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聯名上疏,請石勒稱尊號,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郡、汲郡等十一郡和前封趙國、廣平、陽平、渤海等十三郡合計二十四郡,計有二十九萬戶,為趙國;郡太守皆改稱內史,又以大單於“鎮撫百蠻”即管理少數民族,並罷去並、朔、司三州。石勒接受了這個建議,即位稱趙王,改元稱趙王元年,即以襄國為都城。由於漢主劉曜此前已經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故稱石勒所建為後趙。


    石勒既稱趙王後,繼續進行了一係列的政權建設,舉其要者如下一、均百姓田租之半;孝悌力田及死義之孤賜帛有差。孤老鰥寡者賜穀每人三石。


    二、建立社稷、宗廟、營建東西官署。


    三、派使者巡行州郡,勸課農桑。


    四、設官分職,各司其事經學祭酒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


    律學祭酒參軍續鹹、庾景。


    史學祭酒任播、崔濬。


    門臣祭酒中壘支雄、遊擊王陽,專明胡人辭訟。


    門生主書張離、張良、劉群、劉謨,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


    五、大執法張賓,專總朝政,位冠寮首。


    單於元輔石虎,都督禁衛諸軍事。


    2《資治通鑒》卷。


    司兵勳前將軍李寒,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


    六、編撰工作《上黨國記》由記室佐明稭、程機撰。


    《大將軍起居注》由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


    《大單於誌》由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


    七、封賞功臣,死事之子賞加一等。


    八、厘定習俗禁國人不準報嫂(即兄死不得以嫂為妻)。


    禁止在喪婚娶。


    其燒葬令如本俗。


    以上諸項,均在趙王元年。至趙王二年(320),還繼續進行了若幹措施。關於禮樂方麵,始製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又造金根車、大輅、黃屋、左纛等,天子的車旗禮樂,至此具備。又徙朝臣掾屬以上士族三百戶於襄國的崇仁裏,設置公族大夫來統領他們。還製定宮殿諸門的出入製度。特別注重選舉,先是清定五品,以張賓管領選舉事宜,又繼續定為九品。以張班為左執法郎,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協助張賓負責選舉工作。命令群寮和州郡每年各舉秀才、孝廉以至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確定士族品級,選舉賢才,吸收漢族地主階級分子參與政權,這對鞏固後趙的統治是有利的。石勒的建立後趙政權,不止於僅稱趙王,還要稱帝。建平元年(東晉鹹和五年、公元330年)二月,石勒就進而稱趙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正式即皇帝位。不僅石勒本人稱帝,臣下也須升官晉爵,除石勒世子石弘立為皇太子、其他諸子及侄兒石虎封王外,在職官設置上有明顯的改變,舉例如下石虎為太尉、尚書令。


    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仆射。


    右長史程遐為尚書右仆射領吏部尚書。


    夔安、郭殷、李鳳、裴憲為尚書。


    徐光為中書令領秘書監。


    又論功封爵,封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像這樣的尚書、中書等官職和公侯封爵,就是采用魏晉製度。固然還另有一套管理少數民族的大單於屬下的政府機構,但上麵所列這些職官,證明石勒已采用了漢人的官製,以此與剛稱趙王時的官職相比,是個重要變化,亦即是後趙政權中職官製度的漢化,同時也是鞏固後趙政權的措施。再則,石勒稱皇帝的第二年,即營建鄴宮,擬遷都於此,還以洛陽為南都。由此可見,石勒是不甘於以偏方政權而告終的。


    在後趙王國剛剛成立時,重點進行政權建設,采取若幹措施、確立一些製度是必要的。不過,處於各個王國對峙時,軍事行動還是頻繁和時常出現的。石勒在建立後趙後,依然不斷地進行軍事活動,以期統一北方。


    就在石勒稱趙王的二年(東晉大興三年、公元320年),東晉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渡江北伐後取得不小的成就。早在東晉建武元年(37),祖逖就受命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北進。祖逖善於撫納,與士卒同甘苦,勸課農桑,招徠新附,有的塢堡曾經歸降石勒,有任子在趙的,祖逖允許其兩屬,用以窺探石勒軍情,因而多所克獲,“黃河以南,盡為晉土”,練兵《晉書》卷六二《祖逖傳》。任子,以子弟為抵押者,義同質子。


    積穀,為進取河北之計。石勒看到對祖逖難以取勝,就改變方式,以祖逖本北方士族,祖墳在幽州,就下令幽州修好祖氏塋墓,置守塚者兩家。寫信與祖逖要求互通使者,進行互市。祖逖的牙門將叛歸石勒,勒斬其首送還祖逖,並告知祖逖,叛臣逃吏,你我之所同惡。石勒采用這樣的策略,來緩和祖逖的進攻,頗有成效。祖逖於是也不接納後趙叛將,禁止邊界上的抄略,因而東晉與後趙的“邊境之間,稍得休息”2。但到明年,祖逖死後,石勒又攻取了河南大片土地。


    除經營河南外,在後趙王三年(32),石勒命石虎、孔萇等攻打鮮卑段匹等於厭次(山東陽信縣東南),俘虜了段匹及其弟文鴦等,消滅了段氏鮮卑的勢力。後趙王四年(322),石勒又命石虎率眾四萬,攻晉泰山太守徐龕,俘至襄國後斬之。東晉兗州刺史郗鑒,被石虎所逼,隻得退至合肥。至是,徐、兗二州地方,多歸於石勒。五年(323),石勒命石虎率領步騎四萬,進討曹嶷於廣固(山東益都縣西北),嶷部下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相繼投降,曹嶷也隻得投降,被石勒殺死於襄國。石虎要坑殺曹嶷的降卒三萬人,新任命的青州刺史劉徵說你任命我來當刺史,是要治理人民的,把人殺光,還要我這個刺史做什麽?我還是跟你回去吧!石虎這才留下男女七百口與劉徵。於是,青州郡縣也盡歸於石勒。六年(324年、東晉大寧二年),石勒派將兵都尉石瞻,攻取東晉的下邳(江蘇睢寧縣西北)、彭城(江蘇徐州市)、東莞(山東沂水縣)、東海(山東郯城縣北)等郡。又派司州刺史石生,攻殺前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河南新安縣),破壘壁十餘所,掠五千戶而還。從此,“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矣”。


    至此,石勒在北方的主要對手就是前趙劉曜,二趙間的決戰,如箭在弦上了。在後趙王七年(325)石生據守洛陽,前趙中山王劉嶽來攻,石虎率軍救石生,大敗劉嶽於洛西,俘嶽送於襄國。劉曜自長安來援劉嶽,軍隊在夜中一再驚潰,無法作戰,隻好退還。


    到後趙太和元年(東晉鹹和三年、328年),石虎進攻前趙的蒲阪(山西永濟縣蒲州鎮),趙主劉曜親自來救,大敗石虎於高候(山西聞喜縣境內),進圍石生於洛陽。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於劉曜,“襄國大震”。於是,石勒擬親自帶兵援救洛陽。程遐等還勸石勒“不可親動,動無萬全”。石勒大怒,斥出程遐,而召徐光計議。徐光力主石勒親自出馬,認為“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石勒所崇信的和尚佛圖澄,也認為“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在這個兩趙決戰的關頭,石勒決策親征,率領四萬人馬,進援洛陽。途中石勒還對徐光談到,如果劉曜陳重兵於成皋關,這是上策;如果阻洛水為陣,這是中策;如果坐守洛陽,則必為我所擒。及勒至成皋,各路軍隊集合,共有步兵六萬,騎兵二萬七千,而這裏卻沒有劉曜的軍隊防守,石勒大喜,逕趨洛陽,大戰於洛陽的西陽門。劉曜酗酒,戰前還喝得酩酊大醉,結果大敗落馬,被石勒所俘處死。次年即太和二年(329)石虎攻入關中,俘虜了劉曜的太子劉熙,前趙勢力被消滅。


    到這時,中國北方除涼州張氏、代北鮮卑拓跋氏、遼西鮮卑慕容氏外,絕大部分均為石勒所統一。石勒的占地和建國規模,遠遠超過匈奴劉氏。至2《資治通鑒》卷九一。


    《資治通鑒》卷九三。


    後趙建平元年(東晉鹹和五年、330年),石勒的荊州監軍郭敬,曾攻占襄陽。不過,自滅前趙以後,石勒死前,沒有大的戰事。而外國如高麗,即曾遣使送方物以結好;國內如西域高昌、於闐、鄯善、大宛,前涼張駿,都派使者送來方物;東晉陶侃,也遣使來騁,送來江南的珍寶奇獸。可見石勒的後趙,還和各割據政權以及國外通使通商,互相往來的。


    除以上這些戰勝攻取,統一北方外,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石勒繼續做了不少工作。


    一是繼續勸課農桑。在石勒稱趙王的第六年,命右常侍霍浩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農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從這裏不僅可看到石勒的勸農,還可看到當時設有勸課大夫、典農使者、典農都尉等農官,課農應是經常的。並且石勒自己還曾親行過藉田之禮,這在紛爭割據的帝王中,也是難能可貴的。此外,石勒還禁止釀酒,以減少糧食的消耗。


    二是日益重視文化教育。石勒在稱王的第六年,親到襄國的大、小學,考試諸生的經義,對成績最優者,賞帛有差。八年(32),石勒用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才、孝廉試經之製。胡三省注解,指明秀、孝要考試經書,原是晉朝製度,後趙至此也予以施行。則不止大、小學學生要試經,被推薦的秀才、孝廉也要試經,後趙對漢人文化經籍的重視,可見一斑。到石勒晚年時,還曾令郡國也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不僅如此,石勒雖不識字,也經常教人讀經史給他聽,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見識,即在行軍打仗時也是這樣。他曾教人讀《漢書》,聽到酈食其勸漢高祖立六國之後,大驚說此法大錯,如何能得天下?及至聽到留侯諫止這一措施,才說幸而賴此一諫。可見石勒本人學習漢族文化經史,是深得其奧的。另外,石勒還曾建明堂、辟雍、靈台於襄國城西,這更是取法於周製了。


    三是求賢納諫。石勒曾準備到襄國的近郊打獵,主簿程琅勸諫他不要去,並舉孫策行獵遇刺為戒;即使是枯木巧株,也能為害。石勒認為是書生之言,不聽。及至獵時,所騎馬觸木而斃,石勒自己也幾乎喪命,因而懊悔未聽忠臣之言,是自己的過失。立即封程琅為關內侯,賜以朝服錦絹等物。由此,“朝臣謁見,忠言競進”。以後,到太和二年(329),石勒在巡行州郡時,引見了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賜予穀帛;並令刺史太守宣告所屬,凡有意見要說的,不要隱諱不說,朝廷正如饑似渴的希望聽到忠言讜論啊!建平二年(鹹和六年、33年)三月,石勒將營建鄴宮,準備遷都於此,而廷尉續鹹上書切諫,石勒怒,欲殺之。徐光力救,勸勒不可因直言而殺列卿,石勒歎息說“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耳!”雖然石勒停建鄴宮是暫時的,但他還是賜予續鹹絹百匹、稻百斛,以為獎賞。並且,借此機會下令與公卿百寮,每歲推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等各一人,所考試的答策為上第者拜官為議郎,中第者為中郎,下第者為郎中。並令“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就在石勒死的那一年,他還選拔了太學生五人,擔任佐著作郎。


    石勒的招攬人才,重用賢能,可說是經常的和一貫的。他早期就成立了君子營,從實踐中認識張賓確有出人之才,於是就重用他,並且用而不疑。及張賓早死,石勒痛哭流涕說“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張賓死後,石勒與程遐等議事,有所不合,石勒又感歎說,“右侯舍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石勒既知人才的可貴,也領會到不得人才的痛苦,這大概就是他能選拔人才、重用人才,並且信任而不疑的道理吧!四是減租緩刑,依法辦事,以緩和矛盾。石勒稱帝的這年,曾下令“均百姓去年逋調”,又赦免三年刑以下者。不久,又赦免五歲刑以下者。石勒又曾令州郡如有墳墓被發掘不掩覆的,必須推劾查處;暴露的骸骨,縣政府要具備棺衾埋葬掉。還曾特別下令“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如果是石勒自己在忿怒中下旨殺的人,而其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是因公致死的孤子,不期而得譴,門下都應奏明情況,石勒就會重新予以考慮。所有這些,是緩和當時社會矛盾的措施,也是石勒穩定政權的辦法。依法辦案,在當時雖未必能貫徹執行,但在紛擾割據時期,能提出這點就很不簡單。


    抑且石勒立法雖嚴,而能靈活處理。如石勒稱趙王後,宮門出入規定很嚴,並且,特別諱言“胡”字。適有醉酒的胡人騎馬闖入止車門,石勒大怒,責問守門者,守門者十分害怕,忘了忌諱,說是“醉胡乘馬馳入”,不可與理論。石勒聽了,反而笑著說“胡人正自難與言”,對守門者恕而不罪。又有一事,石勒因參軍樊坦清貧,就任命坦為章武內史,可有較多俸祿。及坦來辭行,衣冠都很破爛,石勒見了大驚,詢問何故一貧至此?樊坦未加思索,很直率地回答說“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石勒聽後還是笑著說“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樊坦這才發現自己犯了忌諱,趕快磕頭泣謝。石勒說,“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不但沒有處分樊坦,還給他車馬衣裝錢三百萬。像這樣的處理,執法而不拘泥於法,通情達理,緩和了緊張的局麵,也收攬了人心。


    五是防止貪贓枉法。石勒嚐於夜間外出私訪,帶了許多繒帛金銀財寶,賄賂守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不但不受,還要把石勒抓起來,及至石勒的隨從到後,才告終止。次日清晨,石勒召假,任命他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這是鼓勵守法不阿,告誡貪贓枉法的辦法之一。不過,私訪很難經常,故意用財物作誘餌,未免陷人於法了。


    六是不念舊惡,收拾人心。石勒稱趙王的第三年,令家鄉武鄉縣的父老到襄國來,大家敘齒列坐歡飲,敘述平生家常。有個李陽,原是石勒鄰居,兩人年年因爭麻地,互相毆打,現在石勒當了趙王,故不敢來。石勒說他自己方取信於天下,豈計個人恩怨,特地將李陽找來,和李陽酣飲歡謔,並對李陽說,“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即賜予李陽甲第一區,封為參軍都尉。並說明武鄉是他的老家鄉,死後他的靈魂要回到故鄉,即免去故鄉的三世課役。顯然,這種以鄉情打動人心的做法,會收到一定的成效的。最後,石勒在長期的實踐中,加上他的好學,見識大為提高,特別是提出了統一的願望。在他稱帝第三年正月,大宴群臣時,他問徐光自己可比古代哪個開國皇帝,徐光說他超過漢高祖、魏武帝,可比軒轅氏。石勒認為徐光所言過分,自從“若逢高皇,當北麵而事之,然猶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者,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這段話固然表明石勒有自知之明,不如黃帝,不如漢高祖;也反映石勒要當一個光明磊落者;還有一點,比較含蓄些,即《晉書》卷一○五《張賓傳》。


    《太平禦覽》卷一二○《偏霸部》引《十六國春秋》。


    他要當漢祖、光武,這是統一天下者,不願當魏武、晉宣,因為這是割據時期的霸主。希望統一天下,石勒在臨死前說得更清楚,他對徐光說“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形色。”不過,這個願望未能實現,石勒就病死於襄國了。石勒的病亡後趙建平四年(東晉鹹和八年、公元333年)六月,石勒病臥,召中山王石虎、太子石弘、中常侍嚴震等待疾宮中。而石虎偽造詔命,隔絕群臣親戚,不許進宮探望病情。七月,勒病死,年六十。石弘繼立。石虎強迫石弘殺了程遐、徐光,石虎子石邃帶兵入宮宿衛,原來衛士皆被撤換。次年,石虎在一切準備就緒後,就奪取了帝位。


    石虎字季龍,是石勒的侄兒,勒常用他領兵專征,屢立戰功,頗擅威權。太子石弘是光祿大夫右仆射程遐的妹妹程夫人之子,虛懷愛士,喜為文詠,其所親近者多為儒生。石勒曾對徐光談到太子文雅,不似將家子。徐光則以漢高祖馬上取天下,文帝以玄默守之,勝殘去殺,天道之所必然。石勒聽了很高興,石弘的太子位置也就固定下來。當石虎鎮鄴日久,威權日盛時,程遐建議修建鄴宮,遷出石虎的家室,而用石弘鎮守鄴宮,配與禁兵萬人,且將車騎所統六十四營皆配與之,又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輔助石弘。因此,石虎痛恨程遐,派人夜入程遐家中,奸其妻女,掠其財物。到石勒稱帝,用石宏為大單於時,石虎渴望得到大單於位置而不能,更加氣忿,對其子石邃說他自己親自參加戰鬥二十多年,南擒劉嶽,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平定了十三州,成就了大趙之業,大單於的位置應該歸於自己,現在卻授與黃口婢兒,真叫自己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等主上死後,一定殺他個不留種。石虎的這種怨忿之氣,專擅之心,程遐、徐光等也看得很清楚,勸石勒早作準備。程遐指明石虎勇武而有權術,群臣皆不及,除主上以外,他全不在眼下,且久專征伐,威震內外,恐不可輔少主,該早日除掉他。但石勒卻這樣說“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你程遐是不是怕“不得獨擅帝舅之權”,發此議論呢?程遐再泣訴理由,並告知徐光。徐光也向石勒建議,中山王無伊霍之忠,而勢傾王室,輕視皇太子,恐怕主上萬歲之後,宗廟必生荊棘。石勒這才叫太子石弘處理尚書事的奏事,中常侍嚴震予以協助,日常事務徑行決斷,征伐刑斬大事,才呈報石勒。不過,這是在石勒死的上一年,雖然旨在鍛煉太子,讓他取得統治的經驗和掌握一定的權力,但為時已晚。抑且太子斷事之時,嚴震又弄權,而中山王石虎之門,可以張羅捕雀,石虎更加怨恨。


    到石勒病危時,對太子石弘兄弟說你們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對石虎說“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2。看來石勒認識到天下未太平,還要打仗,既要打仗,即須將帥之才,當時後趙的將帥之才無過石虎,此石勒所以始終不能除掉石虎之故。又因石虎是自己的石勒卒年,據《太平禦覽》、《資治通鑒》,《晉書》所載有誤。


    《晉書》卷一○五《石勒附石弘載記》。


    2《資治通鑒》卷九五。


    侄兒(有時又以兄弟相稱),如同魯衛之與周室的關係,想以此親情來打動石虎,要他如周公輔成王、霍光扶幼主那樣來輔佐石弘這位少主。不過石虎蓄誌已久,不管石勒的遺言怎樣講,隻等石勒眼睛一閉,後趙的政權就迅速落入石虎手中。就這點來說,石勒沒有處理好他的身後事宜。


    總之,石勒崛起於窮困的少數民族之中,能夠統一中國北方的大部,在文治上也有若幹建樹,並且有統一中國之誌,這在當時十六國中確是個傑出的帝王。當然,他屠殺了不少人民,已降者如曹嶷、徐龕等均所不免,尤其是因為戲謔之言,將其姊夫折足而殺之,何其殘忍如此!至如棄舊怨而與李陽握手言歡,恕樊坦之失言而厚與贈送,則又儼然一個忠厚長者了。


    第三節祖逖劉琨聞雞起舞西晉太康十年(289),司州(治洛陽)有兩個英氣蓬勃的青年主薄一個叫祖逖,一個叫劉琨。兩人意氣相投,共被同寢,關係十分融洽。


    這是西晉“八王之亂”的前夜。大族擅權,政治黑暗;豪強縱橫,民不聊生,表麵上的繁榮已經掩蓋不住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了。祖逖素懷大誌,對每況愈下的政局充滿了憂慮,他經常和劉琨議論國家大事,有時夜深了還不能入睡,擁被起坐,相互勉勵說“如果天下大亂,豪傑並起,你我兩人應該各自在中原幹出一番事業!”一天半夜裏,祖逖被野外傳來的雞鳴聲吵醒了,他踹了踹身旁的劉琨,說“這不是什麽壞聲音呀!”於是,兩人相邀到戶外,拔劍起舞。這就是流傳至今的“聞雞起舞”的佳話。


    祖逖(2—32),字士稚,生於範陽郡遒縣(今河北淶水縣北)一個官僚大族,父親祖武,曾出任上穀太守。祖逖少孤,性格活潑,不拘小節,十四、五歲了還不知道用心念書,但他很富於同情心,每當到田莊上去,往往佯稱兄長意旨,散發一些穀帛接濟生活困苦的鄉親,因此博得宗族鄉裏的敬重。


    後來,祖逖發憤讀書,“博覽書記,該涉古今”,漸漸有了些名氣,人們稱讚他有政治才幹。這時,祖家僑居陽平,陽平郡察舉他當孝廉,司州進而舉薦他為秀才,他一概不應。不久,他才出任司州主簿。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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