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壇驍將吳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則雙雙為相時被薦舉為史官的，年紀三十左右。
《唐會要·史館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時吳兢在集賢院和史館修史的記載，這時他六十八歲。他擔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本節主要依據《舊唐書》卷一○二《吳兢傳》，《新唐書》卷一三二《吳兢傳》，《舊唐書》卷四六《經籍誌》上，《新唐書》卷五八《藝文誌》二，《唐會要》，《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卷二○七、二○八、二○九。
吳兢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和主要精力都獻給了修史事業，可是在史館修史工作並不順利，史料記載中有他幾次請求調離史職的奏表。
劉知幾和吳兢所在的史館，已與唐太宗貞觀年間的史館大不相同。貞觀時史官位尊權重，甄選嚴格，通籍禁門，優禮有加，“得廁其流者，為一時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當高的效率。然而其後每況愈下。史館或因政爭而動蕩，或因庸才充斥、監修弄權而混亂。劉知幾在闡述辭職理由時說“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吳兢的辭職表中也有類似語言“臣自掌史東觀十有七年，歲序徒淹，勤勞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罷今職。”此時史官俸祿的確不高。吳兢自父親退休之後，頓感經濟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請求，“又兢父致仕已來，俸料斯絕，所冀祿秩稍厚，甘脆有資，烏鳥之誠，幸垂矜察”。
吳兢這一次請辭職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後提出的，時間是開元初年，沒有被批準。後吳兢又以居喪為由，上三次表文，堅拒起複史職。但是，吳兢請求辭職並不說明他不重視或不熱愛史官工作。從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對史官一職的宗旨及職能有相當透徹認識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說“史官之任，為代準的，樹終古之風聲”，“定一代之是非，為百王之準的。”這可以看作是對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認識。正由於吳兢對於史官一職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礙史館正常運作的種種不端現象。作為一種抗議，他才憤然提出辭去無比熱愛的史職。
吳兢的另一種抗議手段是自己別撰本朝國史。既然自己的史學主張無法在史館中實現，既然史館中所修國史有種種歪曲、不實之處，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須自己動手別撰一套國史了。他在開元十四年（72）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從武後末期及唐中宗時開始私撰國史的經過。從奏表中可以了解有關此事與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幾年來，吳兢個人撰修國史兩種，已成2書》為紀傳體，《唐春秋》為編年體。吳兢在公餘時間，以個人之力撰寫，該要付出多麽大的艱辛。
第二，吳兢對自撰國史的質量是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此亦可佐證他辭史職時自述個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貶。
第三，吳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將撰成，接近定稿，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繕寫困難，因卷帙較大，個人之能力、財力均不足以承擔，不得不請求官方幫助。
身處烏煙瘴氣的史館，吳兢除了辭職以抗議、私撰以抵製外，還盡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學特色，為維護史學的優良傳統而進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簡。
吳兢撰史，簡明扼要。他撰的史書今日所能見到隻有一部《貞觀政要》。這部書分專題記述貞觀年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製度、禮儀、教育等方麵狀況，有對話、詔誥、奏表，有事件描寫，有經驗總結，較係統反映了貞觀年間的施政方針和實踐效果，是曆史上對貞觀之治記載最為周詳扼要的著作，後人了解貞觀之治必須借助此書。然而，這樣一部書僅八萬字左右。《舊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新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核，號良史”。可見，吳兢史筆簡明這個特點，是為當時人們所公認和讚賞的。
特色之二直筆。
吳兢初入史館即憤憤然於武三思等的“苟飾虛詞，殊非直筆”之行徑，認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他私撰本朝國史，就是為保留曆史真相。他對玄宗說明自撰國史的特點也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可見，吳兢最為關注、突出強調的史學特質就是“直筆”二字。
吳兢所撰的本朝國史，實質就是當代史。他奏表上說所撰國史上限為隋大業十三年（7），一直寫到他上奏表的開元十四年（72）。顯然，這部當代史中的人物與現實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或是家眷子孫在世，或是至友下屬當政，甚至本人也還活著。吳兢以“善惡必書”的直筆進行褒貶，判定每個人物的是非功過，一方麵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績，但另一方麵也會揭開某些人的瘡疤，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從這個意義上說，隻要是秉筆直書，就必然會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權貴。但是吳兢坦然處之，表現出錚錚鐵骨。
可是，吳兢的秉筆直書使他遭致不少排擠和報複。吳兢自開元十四年公開披露私撰國史，並請求朝廷派楷書手繕寫之後，私撰之史就成公開之史，私室之貶斥就變成公開之揭露。不久，開元十七年，吳兢“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究竟吳兢因記述何事而闖下大禍，今天已無從知曉。但從逐吳兢出史館，將他由京官貶為地方小官來看，處分是嚴重的。所謂“書事不當”，即“書”了“不當”“書”之“事”，換言之，記載了權勢者不願被如此記載的事。
根據《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兩《唐書》中《吳兢傳》、《唐會要》、《宋史·藝文誌》等典籍的檢索，吳兢著述獨撰有種，計2卷，與人合撰有8種，計725卷。
獨撰有《梁史》0卷，《齊史》0卷，《周史》0卷，《陳史》5卷，《隋史》2書》00卷（或作98卷），《唐書備闕記》0卷，《唐春秋》30卷，《貞觀政要》0卷，《太宗勳史》卷，《開元升平源》卷，《開元名臣奏》3卷，《吳氏西齋書目》卷，《樂府古題要解》卷（或作2卷），《保聖長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論應象》卷。
合撰有《唐書》30卷（與韋述、柳芳、令狐垣、於休烈等合撰），《國史》0卷，《唐高宗實錄》9卷，《睿宗實錄》20卷，《則天實錄》30卷，《中宗實錄》20卷，《姓族係錄》200卷（與柳衝、徐堅、魏知古、劉知幾等合撰），《群書四部錄》200卷（與馬懷素、元行衝、韋述等編）。千古名著《貞觀政要》一部《貞觀政要》，足以使吳兢千古留名。
吳兢在《lt貞觀政要gt序》和《上lt貞觀政要gt表》都對寫此書的背景有說明。在序中介紹說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是大唐立國以來的良相，“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對貞觀之治極為景仰，深感“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於是授意他編撰本書，為的是繼承祖宗的優良傳統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會到唐代已進入繁盛期，統治階級有了全麵總結施政經驗的自覺意識，並在實際上也完全有可能對統治製度、方針和政策進行係統反思了。貞觀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編撰《群書政要》。編撰者從曆代經史子集等文獻中抉摘資料，總結的是從上古至晉代的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親自撰寫這類著作。他在辭世前終於將《帝範》3篇完成，於貞觀二十三年（49）正式賜予皇太子李治，並語重心長地對左右大臣說“聖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矣。”唐太宗此舉自然會啟發後來者。《帝範》和《貞觀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兩書對照（《帝範》在前，《貞觀政要》在後）如下《君體》——《君道》、《政體》；《建親》——《封建》；《求賢》——《任賢》；《審官》——《擇官》；《納諫》——《納諫》；《去讒》——《杜讒邪》；《戒盈》——《謙讓》；《崇儉》——《儉約》；《賞罰》——《刑法》；《務農》——《務農》；《閱武》——《征伐》、《安邊》；《崇文》——《崇儒學》、《文史》。可見，《帝範》2篇均為吳兢所參照吸取。唐玄宗也為總結前代得失興亡之事，撰成《開元訓誡》，說明《貞觀政要》的出現並非偶然。
《貞觀政要》共0卷，分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該篇的基本內容，內容相近的若幹篇合為一卷，每卷大體反映一類問題。由於此書內容是分門別類編排，因而非常便於查閱和應用。
此書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對話（類於記言之書）；有詔書和奏表的原文或節錄（類於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經過（類於紀事本末體）；有人物的傳記（類於紀傳體）；在同一篇中所記內容基本依發生時間的先後排列順序（類於編年體）。盡管所記內容豐富、事項繁雜，所運用的體裁也相當靈活，但不變的目的隻有一個，即宣傳唐太宗的德政與治術，總結能夠使封建皇朝長治久安的經驗和教訓。
第一卷有《君道》、《政體》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統”問題，事涉要害，所以居全書之首。《君道》是全書的綱，各篇無論反映哪方麵內容，都要歸結到君王之意向指歸。吳兢記載了唐太宗與諸臣論為君之道，諸如“必須先存百姓”，“必須先正其身”，“兼聽”，“慎守成”等原則。《政體》篇則對朝廷機構（中書、門下等機要之司）的運轉程序和政壇規範進行載錄。第二卷有《任賢》、《求諫》、《納諫》3篇，反映的是君王對臣下應有的態度。論證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觀點。對於共同促成貞觀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個人小傳，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過”的客觀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鑒戒》、《擇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與臣下的相輔相成、榮辱與共的依存關係。指出了君與臣各自應有的責任與義務，闡說“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賢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諸王定分》、《尊敬師傅》、《教戒太子諸王》、《規諫太子》4篇，關注的是皇朝繼承人問題。吳兢特立四篇從不同側麵細致地論證接班人問題。強調對太子、諸王要“早有定分，絕覬覦之心”，“尊嫡卑庶”，“陳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書，娛以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5篇，講的是倫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問題，記錄了太宗非常重視仁義忠孝觀念的實用價值。
第六卷，有《儉約》、《謙讓》、《仁惻》、《慎所好》、《慎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9篇，揭示統治者的個性修養對於致治的影響。吳兢特別稱頌貞觀年間“風俗簡樸”，記錄了唐太宗改變厚葬陋俗的詔書，提出“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指責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宜為懲革”。第七卷有《崇儒學》、《文史》、《禮樂》3篇，講的是文化建設及禮樂教化問題。貞觀君臣的有關議論很多，如，選拔人才“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
第八卷有《務農》、《刑法》、《赦令》、《貢賦》、《辯興亡》5篇，反映的是治國的幾條大政方針。唐太宗以重農為基本國策的認識很明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並指出“人君”對保證農民依時勞作負有特殊責任“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靜無為，不窮兵黷武，不徭役無度。
關於刑法，吳兢主張“用法務在寬簡”，對於死刑判決，要建立“覆奏”製度。同時，必須堅持法律的嚴肅性，功臣犯法當與百姓同罪。量刑之輕重亦當以法為標準，不依執法者的喜怒好惡而變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邊》2篇，關注的是軍事問題，也含有如何處理朝廷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問題。吳兢記錄唐太宗認真總結借鑒前代對外用兵之經驗，“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民甚困。假令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獵》、《災祥》、《慎終》4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進行的兩項活動和需要正確看待的災祥和晚年問題。從吳兢選擇的史料來看，他的觀點是君王行幸本身無所謂對錯，關鍵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內容。祥瑞災異曆來是帝王和侍臣津津樂道、百般揣摩的話題。吳兢看來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災祥》篇首錄唐太宗之語“朕比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但吳兢顯然很欣賞災異對君主的示警作用，如錄唐太宗所雲“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所以，如果對災變能從積極的方麵來理解，未嚐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說“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複思量，深自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全書40篇，以《慎終》居末，與開篇《君道》呼應，頗具匠心，饒有深意。篇中錄魏徵諫唐太宗《十漸疏》，語重心長，擲地有聲。指出唐太宗“頃年已來，稍乖曩誌，敦樸之理，漸不克終”。故強調“戰勝易，守勝難”，“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貞觀政要》之成書時間，由開元初而至開元末，其時也正是唐玄宗由勵精圖治漸趨安逸奢侈之時。因而《慎終》篇又格外具有現實意義。
吳兢雖然對唐太宗推崇備至，但本著“直筆”準則，依然做到了“愛而知其醜”，在書中也如實記錄了一些唐太宗的過失和缺點。如《納諫》篇記他為一馬暴死而盛怒，欲殺養馬人。又記他曾寵信過小人權萬紀、李仁發。《封建》篇記他大封皇室諸王和功臣數十人為世襲刺史。特別是《慎終》篇照錄魏徵《十漸疏》，疏中將太宗在貞觀初期和貞觀中期的不同表現一一對照列舉，一針見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現實毛病。當然，吳兢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撰述此書，書中提倡的“愛民”、“保民”思想，也並非是站在人民立場上說話，實質目的是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
《貞觀政要》對於唐朝來說是一本很及時的書，被以後的皇帝當作座右銘，“書之屏帷，銘之幾案”（戈直《貞觀政要序》），還被當作皇家子弟的學習教材。
唐憲宗李純、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為的君主。他們都注重研習《貞觀政要》，從中汲取施政經驗。元和四年（809），憲宗仿《貞觀政要》體例又編撰《君臣事跡》4篇，記上古以降曆代聖君賢相之事。唐宣宗曾“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唐朝以後，中國曆代封建統治者也很推崇這部書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書，並請當代儒臣講解書中內容。明朗規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請侍臣教授《政要》。明憲宗朱見深特別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親自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內容，並且十分仰慕“貞觀之治”。乾隆皇帝說“餘嚐讀其書，想其時，未嚐不三複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
《貞觀政要》在國外也很有影響。約在九世紀前後，這部書就傳到了日本，並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統治階級的注意。鐮倉時代，205年博士菅原為長專任講官，為幕府講解《政要》，對當時日本政局影響很大。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在5年頒布的《禁中並公家法度》十七條中，第一條就規定天子必讀《貞觀政要》，以“明古道”。此後，《政要》一書在日本得到了廣泛流傳。
第二十四章王維吳道子周昉第一節王維王維（70—7）字摩詰，祖籍太原祈（今屬山西）人。因父處廉終官汾州司馬，徙家於蒲州（今山西永濟西南），遂為河東人。從小天資聰明，九歲時即能寫文章，十七歲時寫了一首《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膾炙人口，詩雲“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2這首詩成為千古傳誦的佳句，顯示了王維超群的才華。
青少年時的王維不僅以文章知名，還擅長音樂，尤善彈琵琶。據傳開元九年（72）春，岐王把他引薦到公主家，在公主麵前用琵琶彈奏一曲，名《鬱輪袍》，“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大受公主稱賞。又進詩若幹首，都是人們素所誦讀的詩篇，更令公主稱奇。公主遂召試官至第，舉薦他為解頭，一舉進士登第。3王維同唐室親王交往較多，並很被看重。寧王李憲乃玄宗長兄，曾讓太子位給玄宗，倍受玄宗尊寵，一時貴盛。一次寧王見一賣餅者之婦，長得“纖白明媚”，十分喜歡她，便給餅師很多錢，把她納為妾，寵愛無比。過了一年多，寧王問她還想念餅師嗎？並接來了餅師。她見了餅師後，“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在座的十幾個賓客，皆是有名文士，見此“無不淒異”。寧王讓大家賦詩，王維才思敏捷，最先賦成，詩雲“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詩以春秋時代息夫人的故事來諷詠眼前這位無人身自由的婦女的遭遇，於是寧王乃將她歸還餅師，“使終其誌”。王維通過吏部釋褐試，授官太樂丞，正是用其所長。後因擅自令舞黃獅子而被出。黃獅子舞是天子所用樂舞，王維擅自令舞是越格，被出為濟州司倉參軍。
開元十四年（72年）春，王維離開濟州，來到洛陽候選。時韋抗知選事，見王維才學過人，遂辟舉他到朝廷任職。2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張九齡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維獻詩《上張令公》、《獻始公》二首，受張九齡汲引，拜官右拾遺。開元二十五年（737）轉為監察禦史，出使河西。翌年秋，回到長安。開元二十八年（740）曾以殿中侍禦史知南選事。天寶三至四載（744—745）任左補闕，遷庫部郎中。這時，其母崔氏病故。王維平時以孝聞名，在居喪期間，他“柴毀骨立，殆不勝喪”。除服後，拜吏部郎中。天寶末年，為給事中。3至德元載（75）六月，安祿山叛軍攻陷潼關，唐玄宗倉皇逃往成都，王維扈從不及，為叛軍所俘獲。他故意服下瀉藥，並假裝喑啞。安祿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陽，拘留在普施寺中，強授偽給事中。一次安祿山於凝碧宮宴會群偽官，召梨園弟子奏樂。時國破淪喪，梨園弟子個個哀歎流淚不止，無心奏樂。樂工雷海清更是不勝悲憤，扔下樂器，向西慟哭。安祿山惱怒，本節材料凡依據新、舊唐書本傳者，文中不再作注。
2《唐詩紀事》卷十六。
3《太平廣記》卷一七九。
《唐詩紀事》卷十六。
2參見王勳成《王維謫濟州參軍年月及行蹤考》，《蘭州大學學報》989年第見楊軍《王維生平的若幹問題》，《西北師範學院報》，98年第期。把他綁在戲馬殿前支解而死。王維聽到此事後很悲惻，便寫詩道“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表達了他對唐廷的眷念之意。
至德二載（757）十月，官軍收複了東都。王維以受偽官與鄭虔等皆被囚禁於宣陽裏楊國忠舊宅。宰相崔圓知王維等三人善畫，遂召王維等三人於其私第作壁畫數幅。當時崔圓功勳很大，王維等人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能”2。後肅宗返回長安，凡朝官受安祿山偽官者，據情節不同，分六等治罪，王維被定為三等罪。因肅宗曾讀過他的《凝碧詩》，嘉獎他的忠誠。其弟王縉時任刑部侍郎，又請求以己官為兄贖罪，肅宗特加宥免，貶為太子中允。乾元中（758—759）遷任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不久再遷給事中，轉尚書右丞。3王維以弟王縉久任蜀州刺史，不能入為京官，於是上表朝廷說“己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願歸所任官，放田裏，使縉得還京師。”朝廷沒有怪罪他，過了很久，才召王縉為左散騎常侍。
王維兄弟都奉事佛道，平時常吃蔬食，不吃葷腥。到了晚年，則長年吃素食，不穿文彩錦繡衣服。他曾得宋之問的藍田別墅，在輞口（在今陝西藍田縣境），綠樹環繞房舍，為風景勝地，有華岡、欹湖、竹裏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諸景點，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又將諸友聚集在其田園所作的詩搜集成編，號《輞川集》。王維在京師多與名僧來往，每日施舍給幾個名僧飯食，“以玄談為樂”。他在京師的居第，隻有茶鐺（煮茶器皿）、藥臼、經案、繩床而已。每當退朝之後，則點起香，獨自一人靜坐，以誦讀經書為事。妻亡三十多年，也不再續娶，又無子女，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上元二年（7），王維病卒。終年六十一歲。在臨終之時，王維忽然索求筆墨，寫信與在鳳翔的王縉訣別，還與平生親故寫了數張訣別書信，其中內容“多敦勵朋友奉佛修心之旨”，寫完擱筆而死。
王維卒後不久，唐代宗因愛好文學，對宰相王縉說“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嚐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王縉上奏說“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於是將王維詩篇上奏。
王維多才多藝，又工草隸書法，尤其以詩畫著稱。他是盛唐詩人的代表。王維長年在京師做官，又多與親王貴主交接往來，文名盛極一時，被公認為開元、天寶時期的文宗。他擅長五言詩，又因他精通音樂，故其所作五言詩容易合樂，傳播既廣，聲名亦高。王維寫的近體詩，嚴守聲律，意態豪放，他寫的風景詩多是情景並勝。殷璠評價他的詩說“維詩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2王維在寫詩的技巧上有著很高的成就，但由於他有消極遁世的思想，在其不少詩篇中，含有逃避現《明皇雜錄·補遺》。
2《新唐書》卷二○二《鄭虔傳》；《太平廣記》卷一七九。
3《舊唐書》卷一九○下《王維傳》。兩《唐書》本傳皆雲遷太子中庶子，按唐製分左、右庶子，無中庶子之官名。中疑為左或右之誤。
範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第287頁。
2《唐詩紀事》卷十六。
實的消極因素。因此，在文學史上稱他與孟浩然同為“隱逸詩派”的代表人物。王維愛慕他人詩文中的佳句，往往直接引入自己的詩文中，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文苑英華》集中的詩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又是李嘉之祐詩句，故有人稱“王維好取人嘉句”。唐代宗對王維的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在《批答王縉進集表手敕》中說“卿之伯氏，天下文宗，經曆先朝，名高希代時論歸美，誦於人口。”到了唐朝末年，梨園弟子仍相沿唱王維絕句，足見其影響之深。
王維在繪畫上也很有成就。他首創破墨山水畫之體，務求淡雅。其畫的山水鬆石“■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他在長安千福寺西塔院的掩障上作了兩幅畫，一畫楓戍，二圖輞川，畫的“山穀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栩栩如生，妙筆傳神。他對自己的繪畫非常自負，常自題詩雲“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他又在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作一壁畫，時號“三絕”。他還在庾右丞住宅的牆壁上畫了一幅山水畫兼題記，“其山水鬆石，妙上上品”2。王維所創作的富有詩意的“文人畫”，以後從者漸多，對他的評價也更高。宋代名家蘇軾說“吳生（道子）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像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稱為南宗（文人畫）之祖。
王維不僅有豐富的繪畫知識，還精通樂律。有人在長安照國坊庾敬休的屋壁上畫了一幅奏樂圖，王維仔細看完之後，不覺笑了起來。有人問他為何發笑，他說“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迭第一拍。”人們還不盡相信，好事者召集樂工驗證，“一無差謬”。
蘇軾在《書摩詰藍田風雨圖》中對王維的詩與畫評論說“觀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2這確實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王維詩畫的藝術成就和造詣。
李肇《國史補》卷上。
2《太平廣記》卷二一一引《唐畫斷》。
《唐國史補》卷上。
2《東坡題跋》卷五。
第二節吳道子吳道子，又名道玄（玄宗召入禁中後所改），東京陽翟（今河南禹縣）
人。盛唐時期的傑出畫家，生卒年不詳。少年時孤苦窮困，起初曾從書法大家張旭、賀知章學習書法，未能成功，後遂發憤改攻繪畫，漸漸掌握了繪畫的妙法。3由於他的刻苦好學，年未弱冠之時，已“窮丹青之妙”4。
景龍三年（709），韋嗣立擢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逍遙公。
這時吳道子在其屬下任小吏。他“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5。後來，又任瑕丘（今山東兗州）縣尉。約在開元初年，吳道子不再做官，開始“浪跡東洛”。由於他能“窮丹青之妙”，在畫壇上有些名氣，不久即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長安，入內供奉，充任內教博士，並命他“非有詔不得畫”。後官至“寧王友”。
吳道子入內供奉之後，多在宮中作畫，有時也隨從玄宗巡遊各地。一次，他隨駕去東都洛陽，會見了將軍裴旻和書法家張旭，三人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絕技裴旻善於舞劍，當即舞劍一曲；張旭長於草書，揮毫潑墨，作書一壁；吳道子也奮筆作畫，“俄頃而就，有若神助”。洛陽士庶，一時大飽眼福，人們都高興地說“一日之中，獲睹三絕”2。後來，裴旻將軍居母喪，請吳道子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像數壁，“以資冥助”。吳道子回答說“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靈。”裴旻聽了，遂脫去縗服，如平時裝束，走馬如飛，劍在手中“左旋右抽”，忽地將劍拋向高空，距地麵有數十丈，落地如電光下射。裴旻舉起劍鞘，不左不右，正好插入鞘內。觀者數千人，齊聲喝彩。吳道子看了裴旻的舞劍英姿，一時靈感大興，遂揮毫作畫，“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這是吳道子一生的傑作，“得意無出於此”3。
開元十三年（725），唐玄宗東封泰山，吳道子陪同前往。事後還至潞州（今山西長治），車駕過金橋，禦路“曲折縈轉”。玄宗見數千裏間“旗■鮮潔，羽衛整肅”，心中非常興奮，對左右侍從說“張說言‘勒兵三十萬，旌旗千裏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呼萬歲。於是召來吳道子、韋無忝、陳閎等，命他們三人共同繪製《金橋圖》。陳閎主畫玄宗真容及所乘照夜白馬，韋無忝主畫狗馬、騾驢、牛羊等動物之類，而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雁鳥、器仗、帷幕等主題部分則由吳道子主畫。《金橋圖》繪成後，“時謂三絕”。
天寶年間（742—755），一天唐玄宗忽然想起蜀中嘉陵江山清水秀，妙趣橫生，遂命吳道子乘驛傳赴嘉陵江去寫生。到了嘉陵江，吳道子漫遊江上，縱目遠眺，此地好山好水，一幕一景地掠過，當時的體會與感受，便深深銘記在心上，並沒有繪製一張草圖。當吳道子遊覽了嘉陵江的山山水水之後回3夏文彥《圖繪寶鑒》卷十二。
4朱景玄《唐朝名畫錄》。
5張彥遠《曆代名畫記》。
《圖繪寶鑒》卷十二。
2《唐朝名畫錄》。
3《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鄭棨《開天傳信記》。
到長安，玄宗問他繪畫的情況時，他回答說“臣無粉本，並記在心。”玄宗命他在大同殿壁上繪畫。吳道子不是將嘉陵江山水表麵羅列一番，而是把握住嘉陵江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引人入勝的境界，即把這一帶的山川壯麗優美與自然特色作了高度的概括，凝神揮筆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裏的旖旎風光躍然紙上，玄宗看了嘖嘖稱讚。在此之前，大畫家李將軍（思訓）擅長山水畫，也曾在大同殿壁上畫嘉陵江山水，雖然畫得也十分奇妙，但卻“數月方畢”，不如吳道玄畫得又快又好。因此，玄宗頗為感慨地說“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2可見吳道子畫技高超，筆法嫻熟。吳道子不僅善於畫山水畫，畫動物也頗能傳神。他在大同殿上曾畫了五條龍，“麟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真是生龍活現。《盧氏雜記》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吳道子去訪問某僧人，欲討杯茶喝，但此僧對他不太禮貌。他很氣憤，即請來筆硯，迅即在僧房牆壁上畫了一頭驢，然後離去。不料一天晚上，他畫的驢變成了真驢，惱怒異常，滿屋地尥蹶子，把僧房的家具等物都給踐踏得亂七八糟，十分狼藉。這僧人知道是吳道子所畫的驢在作怪，隻好去懇求他，請他把壁上畫塗抹掉。以後則相安無事了。畫上的驢變成了真的，固然是一種神奇的傳說，但卻反映了吳道子畫動物具有傳神之筆。
乾元年間（758—759），吳道子尚健在。盧稜伽是吳道子的門生，“乾元初，於殿東西廊下畫行道高僧數堵”。後又在莊嚴寺三門繪畫，“銳思張開，頗臻其妙”。一天吳道子見了盧稜伽的繪畫，覺得他有很大的長進，酷似自己的筆法，於是驚歎說“此子筆力，當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2由於盧稜伽竭盡全力，嘔心瀝血地繪畫，過了一個來月，即離開了人世。由此可知，乾元年間，吳道子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了。至於以後吳道子的生平仕履，因史籍失載，也就無從考證了。
吳道子長於山水畫，他主畫的《金橋圖》令人拍手稱絕。在他獨自畫《嘉陵江山水三百裏圖》的過程中，其繪畫技藝更有所創新。唐人張彥遠高度評價說“因寫蜀道山水，始創山水之體，自為一家，其書跡似薛少保（稷）。”3陳懷瓘也稱讚“禽獸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國朝第一”4。
吳道子酷愛繪畫，具有巨大的創作熱情，一生所作的壁畫，僅在長安和洛陽就有三百餘間，據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和段成式的《京洛寺塔記》等記載統計，總數也有百壁以上。在卷軸畫方麵，見於曆代著錄的有《明皇教授籙圖》、《十指鍾馗圖》、《金橋圖》、《朱雲析檻圖》、《群驢圖》、《天王送子圖》等一百五十多幅，真可謂洋洋大觀了。
唐代佛教、道教都十分流行，宗教藝術也有長足的發展。因此，吳道子的佛畫藝術有很高的成就。他在東、西兩京寺觀作壁畫四十（一作四百）餘間，而且“人相詭狀，無一同者”。西京興唐寺禦注金剛經院、慈恩寺塔前麵文殊普賢及西麵降魔盤龍、小殿前麵菩薩，景公寺地獄帝釋龍神，永壽寺2《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2《益州名畫錄》。
3《曆代名畫記》。
4《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中三門兩神等，“皆妙絕當時”。吳道子畫中門內神，圓光最在後，一筆而成。坊市老幼，每日有數百人“競候觀之”；及其下筆之時，“望者如堵”，隻見他“風落電轉，規成月圓”，圍觀的人群見他畫技如此高明，“喧呼之聲，驚動坊邑，或謂之神”。他畫的人物，使人感到“虯須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2。可見，他畫的人物形象鮮明，真切感人。他畫人物，人體各部分比例十分精確。
吳道子所畫的《地獄變相》是其代表之作。《東觀餘論》記吳道子在景雲寺所畫《地獄變相》時說“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房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慄。”既然畫中無“刀林、沸鑊”的恐怖的直覺形象來輔助畫麵的“陰慘”，那麽作品中當然要有比神靈鬼怪等更能強烈地感動人心的力量。據景雲寺的老僧玄縱說“吳生（道子）畫此地獄變成之後，都人鹹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3其藝術效果如此驚人，足見吳道子在佛畫藝術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吳道子在繪畫藝術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然超群的成就，是由於他刻意求新，勇於創作。《曆代名畫記》記載了他這樣兩句話“眾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眾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由此可見他在繪畫藝術上不落俗套，大膽創新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成為畫師們所學習的楷模，繪畫作品稱為“吳家樣”。故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序》中品評了唐朝諸畫家“近代畫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吳道子天縱其能，獨步當世，可齊蹤於陸（探微）、顧（愷之）。”吳道子還弘揚繪畫藝術，悉心教授弟子，把自己高超的技藝傳給下一代，使繪畫藝術後繼有人。據《圖繪寶鑒》和《曆代名畫記》記載，他的弟子很多，其中較知名的有盧稜伽、李生、張藏、韓虯、朱繇、翟琰等。韓虯“以丹青自汙，學吳道玄，尤長於道釋”。朱繇從師於吳道玄，也“妙得道玄筆意”。吳道子對弟子言傳身帶，不是讓弟子們背誦口訣、研色等，就是讓弟子們臨摹他的畫稿，或者依照他的吩咐去填染色彩。《曆代名畫記》便有這樣的記載“吳生（道子）每畫，落筆便去，多使琰（翟琰）與張藏布色。”有時，吳道子作壁畫時隻描一個大概，其餘便讓弟子來完成，在洛陽敬愛寺中，吳道子所描的“日藏月藏經變”即由翟琰完成的。吳道子的繪畫藝術對唐代的繪畫有著深刻影響，他被畫工尊為“師祖”、“畫聖”。
《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2《曆代名畫記》。
3《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全唐文》卷七六三。
第三節周昉周昉字景玄（一字仲朗），長安（今陝西西安）人。生卒年月不詳。他生活於中唐時期。出身於“傳家閥閱”之門，父祖曾任藩鎮節製。長兄周皓受家庭尚武風氣的影響，善於騎馬射箭，隨從名將哥舒翰西征吐蕃，在攻取石堡城的戰役中，驍勇善戰立了軍功，因授任執金吾。哥舒翰攻克石堡城事件發生在天寶八載（749年）六月，這時周皓的年齡當在二十歲以上。周皓是周昉的長兄，若以此來推測，周昉約生於開元（73—74）末年。
周昉自幼不尚武功，性好屬文，尤其酷愛繪畫。他孜孜不倦，刻苦鑽研，“窮丹青之妙”。張萱是唐代著名的人物畫家，以畫貴婦人見稱，而周昉“初效張萱畫，後則小異”2。可見，他學繪畫，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臨摹，而是在繪畫實踐中有所變化。
周昉何時進入仕宦生涯，尚不清楚。據史載，大曆（7—779）中，他任越州（治今浙江紹興市）長史，郭子儀聽說周昉善於寫真，請他為其女婿趙縱侍郎畫肖像。趙縱於大曆元年十二月任工部侍郎，由此看來，大曆初年周昉已官至越州長史了。3之後，周昉又任宣州別駕。據《新唐書·百官誌》四載，上州別駕於肅宗上元二年（7）複置，德宗在位時（780—804）再次省去。可見，周昉任宣州別駕的時間是在上元二年至建中元年（780）之間。
唐德宗修造章敬寺，聞知周昉善畫，命周皓再次召請周昉畫章敬寺神像。時間大概是貞元年間（785—803）4。
至於以後的仕履情況，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昉的繪畫藝術造詣很深，技法精湛。他以善畫仕女著稱，又以畫佛像見長。朱景玄曾給他以高度的評價，說他“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
周昉創作的仕女畫，被人譽為“古今冠絕”。北宋宣和年間（9—25），禦府共收藏了周昉的七十二幅作品，仕女畫計二十八件，約占百分之四十。其中有《寫武後真》、《明皇鬥雞射鳥圖》、《楊妃出浴圖》、《妃子教鸚鵡圖》、《紈扇仕女圖》、《烹茶仕女圖》、《吹簫仕女圖》等，既描繪了統治階級上層如唐明皇、楊貴妃等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下層侍女的生活情景，這些題材都如實反映了當時社會現實生活中的一個方麵，揭露了統治者飽食終日，閑散無聊的生活本質。他的這些繪畫作品，都有鮮明的時代感，而且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高超的技巧。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終於成為一個卓越的仕女畫家。宋代詩人黃庭堅看了他所畫的《美人圖》後題詩雲丹青有神藝，周郎能獨兼。
圖畫絕世人，真態不可添。
這可以說是恰切真實的讚美了。2《圖繪寶鑒》卷二、《太平廣記》卷二一三。
2《曆代名畫記》卷二。
3《唐朝名畫錄》、《舊唐書》卷一二○《郭子儀傳》。
4參見金維諾《周昉》，《文物參考資料》957年第期。
《唐朝名畫錄》。
2參見馮立《唐代長安卓越的仕女畫家周昉》，《人文雜誌》982年第期。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紈扇仕女圖》是周昉的仕女畫代表作。在這幅仕女畫長卷裏，通過幾組人物的活動，刻畫了宮廷生活的某些側麵。
其中有一組為四人，坐著的妃子現出了日長慵困的情景，一女侍輕輕搖扇，二女侍已為她準備好了梳洗妝具。這裏所表現的是那妃子午睡初醒的一刹那情景，似乎妃子還在追憶著夢幻裏的情景。那情態會使你浮想聯翩華貴的服飾，嬌柔豔麗的風采，顯示出她的恩寵；森嚴的宮禁消磨著她的青春，這隻能使她依靠回憶、睡夢來消蝕她心頭的鬱悶。周昉不是簡單地用愁苦的麵孔來表現她的內心世界，而是用初醒猶凝神深思的一刹那，表現了妃子的鬱悶心情，耐人尋味，這正是他頗具匠心的藝術手法所在。
周昉所畫的仕女，是以體態豐厚，裝束豔麗為特征的。張彥遠說他的繪畫“頗極風姿，全法衣冠，不近閭裏，衣裳勁簡，采色柔麗”。元人湯垕說“周昉善畫貴遊人物，又善寫真；作仕女多穠麗豐肥，有富貴氣。”這種藝術風格是與他所處的時代至為相關的。
周昉出生於開元末年，成長於天寶年間，出身於世代官宦人家的貴遊子弟，經常出入於卿相之門，所接觸的大都是貴族中的上層人物，很少接觸閭裏下層人物，這對他的藝術風格勢必產生極大的影響，遂使他的藝術作品形成了一種健壯豐肥的時代風格。宋代人也作過這樣的分析“世謂（周）昉畫婦女多為豐厚態度者亦是一弊。此無他，昉貴遊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為體。而又關中婦人纖弱者為少，至其意穠態遠，宜覽者得之也。此與韓不畫瘦馬同意。”2這種評論無疑是很中肯的。
畫佛像，也尤為周幹所長。自魏晉、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興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觀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繪畫藝術以反映宗教的內容居多。但這時候的繪畫與過去的明顯區別是，把佛典儀範宗教畫，與以現實生活為範本的人物統一起來了，使作品能夠從現實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賦予它們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這方麵的藝術創造更為典型。據記載，周昉曾在很多寺觀揮筆作畫。章敬寺、廣福寺、勝光寺、禪定寺、上都水月觀等寺觀都有他的筆跡。宣和禦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畫卷中，其中各種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計三十二幅，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張懷瓘說“今上都有觀自在菩薩，時人雲水月，大雲西佛殿前行道僧，廣福寺前麵兩神，皆殊妙也。”又說“其畫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2在畫佛像中，周昉發揮了高度的藝術創造能力。《清河書畫坊》記載，傳聞他畫的婦女像“目波澄鮮，眉無連卷，朱唇皓齒，修耳懸鼻”，不作纖弱娉婷的姿態。顯然是周昉把宗教美術世俗化了。這也無疑促使繪畫藝術走向了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在這方麵，周昉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藝術風格——水月體。這種水月體是在上都有觀自在菩薩畫像中表現出來的，以筆法柔麗、形象端嚴而聞名，故後人稱作水月觀。張彥遠說“衣裳勁簡，采色柔麗，菩薩端嚴，妙創水月之體。”3《曆代名畫記》卷十。
2《宣和畫譜》。
參見馮立《唐代長安卓越的仕女畫家周昉》。
2《太平廣記》卷二一二。
3《曆代名畫記》卷十。
周昉的人物畫也十分出色，寫實技巧相當高。他的作品氣韻生動，妙於以形傳神，著重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大曆（7—779）初年，尚書令郭子儀請人為他的女婿趙縱侍郎畫像，先請著名畫師韓幹，畫完之後，大家都以為形象逼真，讚不絕口。又請長史周昉畫了一張，大家又齊聲稱妙。二人當時都頗有名氣，郭令公將兩張畫像並掛於牆壁上，反複比較，一時難以決定二者的優劣。這時正好趙夫人回家探親，令公問她此畫何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是趙郎。再問她哪一幅畫得逼真，她說兩畫都相似，後畫者為佳。又問其所以，趙夫人說“前畫空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由此，郭子儀才決定了以周昉畫為優，當日送給錦彩數百匹。這個故事說明，在人物寫真上，韓幹隻得其形似，而周昉卻能得其精神姿質，畫技更高一籌。它反映了周昉能夠入微地揭示出人物的心靈世界，達到以形傳神的境地，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周昉的創作態度是十分嚴肅、一絲不苟的。在創作時，他反複琢磨，冥思苦想，“精意至於感通夢寐，示現相儀，傳諸心匠，殆非積習所能致。故俗畫摹臨莫克仿佛”2。傳說他任宣州別駕時，在禪定寺畫北方天王，連日凝思，“常於夢中見其形象”，他的功力很深，故能達到以形傳神的境地。也正因為他的人物畫獨具匠心，其他畫師臨摹他的作品，都難以相仿。
周昉雖然畫技超群，名氣很大，但他並不自以為是，而是虛懷若穀、認真地聽取別人的意見。貞元年間（785—804），唐德宗召請他畫章敬寺神。周昉初落筆時，撤去帷幕，任憑過往行人觀看。章敬寺在長安都城通化門外，行人頗多，賢愚混雜。觀眾有的稱讚他的妙處，有的指摘某處還似欠缺，七嘴八舌地評論其得失。周昉嚴肅地對待群眾的評議，“隨所聞改定，月餘，是非語絕，遂下筆成之，無複瑕類，當時推為第一”3。章敬寺神像臻於盡善盡美的境地，這和他謙遜誠懇地對待群眾的意見是密不可分的。
周昉還教授了一批弟子，傳授自己的繪畫技藝，培養和造就了一些造詣較深的繪畫人才。太原人王朏，官至荊州刺史，從小喜歡繪畫，師從周昉學畫，與趙博文都是周昉的高才弟子。程修己也是周昉的得意門生。周昉任越州長史時，程即拜他為師，從周昉學了二十年。周昉嘔心瀝血，悉心傳授繪畫技巧，“凡畫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傳其妙”。終於使他成為一個著名的畫師。唐文宗好古，召程修己於文思殿畫竹障。他畫的竹子栩栩如生，躍然障上，文宗嘖嘖讚歎，賜詩雲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窗乍睹繁陰合，再盼真假殊未分。程修己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就，正是周昉心血的結晶。
周昉的繪畫作品不僅在國內頗負盛名，而且蜚聲國外，對東方某些國家也產生了較深的影響，特別受到了新羅人的喜愛。貞元末年，新羅國有人於江淮，“盡以善價收市數十卷，將去”。據說，至今日本還保留有周昉風格的仕女畫。可見周昉的繪畫藝術在國外影響之大。
周昉的繪畫對後世的繪畫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後來繪畫者學習的楷模。後來善於畫佛畫的吳筠，“天王筆法師周昉，頗臻其妙”，因其天《太平廣記》卷二一三、《宣和畫譜》23《宣和畫譜》卷六。
《太平廣記》卷二一三。
王畫能傳神，到了元代，他的繪畫別的已湮沒不聞，“獨天王傳於世”2。善畫仕女畫的杜霄，也“得周昉筆法為多，尤工蜂蜨及曲眉豐臉之態，非風流蘊藉，有王孫貴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3。他也承繼了周昉畫仕女健壯豐肥的繪畫風格。
周昉在繪畫史上盛譽流播，往往見於名士詩篇中。晚唐詩人杜牧的《屏風絕句》雲屏風周昉畫纖腰，歲久丹青色半銷。
斜倚玉窗鸞發女，拂塵猶自妒嬌饒。周昉的繪畫藝術幾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宋代米芾在其《畫史》中把他與晉代的名家顧愷之、南朝的陸探微、唐代的吳道子三人並稱為人物畫的四大家。
23《圖繪寶鑒》卷二。
《樊川文集》卷三。
第二十五章李白杜甫第一節李白好任俠，喜縱橫李白（70—72），字太白。據李陽冰《草堂集序》所記述“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居綿州昌隆（今屬四川江油）青廉鄉。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無文名。李白自幼讀書，成績卓著。其《上安州裴長史書》自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這話雖未免誇大，但《新唐書》本傳也說他“十歲通詩書”；《唐才子傳》亦稱“十歲通五經”。李白少時，好任俠，且喜縱橫。魏顥撰《李翰林集序》、劉全白撰《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都稱其“少任俠”。《新唐書》本傳也說他“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從這些記載看來，李白自幼為學，便異於常人。此後交遊，也多豪俠之士。
開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沿江而下，到達江陵，結識司馬承禎，甚被賞識。此後從江陵東下，曆洞庭、廬山，到金陵，抵揚州。在安陸與許圉師的孫女結婚，在湖北滯留較久。在這期間，李白也與當時的一般宦遊士子一樣，曾經多次投書長吏，幹謁求仕。其後又西入長安，小隱終南。謀官不成，複返安陸。開元二十二年，到襄陽，謁見荊州長史兼襄州刺史韓朝宗。此後數年之間，又與洛陽、太原、東魯等地的道士、隱士交遊，遠近聞名。
天寶元年（742），李白奉詔入京，於翰林院中待詔供奉。這時李白結束了漫遊生涯，暫作宮廷侍從。此後未見重用，又遭讒毀，於是一年以後，便上疏求去。天寶三載，又離京遠遊。
在這次遠遊中，李白結識了杜甫和高適，三人曾經周遊梁（今開封）、宋（今商丘）。同時，李白又從北海高天師，求仙學道。
在這期間，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許氏，許氏亡後，又娶宗氏。這時身家多故，國家多事。李白一麵求仙學道，一麵企圖為國建功。對於國家安危，頗多關切，雖然仍事漫遊，已與過去有所不同。
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發生，李白避居廬山。這時永王李璘出師東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載，永王兵敗被殺，李白被捕入獄。出獄之後，又被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於途中遇赦，乃沿江東還。至當塗，依李陽冰。寶應元年（72），病逝於當塗。《舊唐書·文苑傳下》、《新唐書·文藝傳中》均有傳。
綜觀李白一生，正當唐皇朝由盛轉衰之時，由於初唐、盛唐出現了“貞觀”、“開元”之治，朝政相當開明，一般文人學者，多半積極用世。李白年少之時，也曾抱有建功立業之誌，但時值開元之末，朝政已經大壞，張九齡被黜，李林甫擅權，是由盛轉衰的開始。崔群《論開元天寶諷上皇甫鎛書》本節材料主要參考書為新舊唐書本傳，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本）和《李白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資料，不再一一作注。
雲“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當安史之亂前夕，有些文人學者，對於時局，已甚不滿，憂時念亂，已經形諸文字。但李白這時年輕氣盛，尚多幻想，好任俠，喜縱橫，誤將開元季世當作晚周戰國。其實，時與世異，任俠、縱橫，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這時又希望建功之後，退隱歸山，排難解紛而不受賞，頗慕戰國魯連之風。但待詔翰林不久，便不為權臣所容，“權臣妒盛名，群犬多吠聲”（任華《雜言寄李白》）。這時李白對於現實的認識，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為時甚短，對於朝廷、官場，雖粗知大概，而閱曆尚淺，因此，他這時雖對現實政治有所批判，卻不似蕭穎士、元結等人之憂時念亂。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裏，隱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東巡，他應征入幕，完全出於用世、報國之誠。至於最高統治者的內部鬥爭，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負極大，但他的實際成就隻在文學，詩與杜甫並稱。
文名雖為詩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頗為世傳誦。
積極用世，不戀榮名李白早年漫遊期間，所作詩文，都充分表達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進之心。《與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都是此時有代表性的文章。《與韓荊州書》有雲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
這是一封幹謁之書，也等於“毛遂自薦”。李白年少氣豪，積極求仕，在這裏表現得十分明顯。
與此篇類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長史書》，此文有雲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這篇文章，不僅年少氣盛，而且吐辭命意，頗似戰國縱橫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寫過許多投書幹謁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作者的筆下，其內容和風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這類文章，特點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於王勃等人的“懷才不遇”，也不同於韓愈等人的“不平之鳴”，而是充分地體現著一種狂放不羈的個性。
李白寫於這時之詩，與其幹謁之文同一格調。例如《古風》之十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魯連之在戰國，號稱高士，為人排難解紛，而不受封賞。李白景仰其人，引為同調，這是他的生活理想積極用世，卻不戀榮名。
但李白這樣的生活理想是不現實的，在他這段生涯中，雖然詩名大振，而投書幹謁，並未見用。杜甫所謂“醉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恰可作異端神途小說5200為對他此時生活的寫照。李白這時寫的另外一些詩篇如《將進酒》、《襄陽歌》、《江上吟》、《梁園吟》等，也都傾瀉了他的滿腔憤悶之情。《將進酒》中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鍾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見用而發的牢騷；《襄陽歌》中所謂“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鹹陽市中歎黃犬，何如月下傾罍”。也是借酒銷愁的憤辭。
“醉飲狂歌”，放浪江湖李白待詔翰林之時，處於宮廷侍從的地位，又寫過一些應製供奉之詩。
《宮中行樂詞》數首，據《本事詩》所載，即應玄宗詔命之作。其遣詞造語，顯與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盧桔為秦樹，蒲桃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蕭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時當開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轉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漸變為末代庸主。此時有識者已在憂時念亂，但李白初進宮廷，所見尚淺，應詔隨筆，便寫出了這類歌詠升平的詩篇。還有《清平調》三首，也是同樣的作品。當然，李白雖處宮廷侍從的地位，他畢竟不同於“柔媚的詞臣”。盡管寫了這類歌詠升平的作品，與此同時，他也抒發了不同於一般侍從的情感。例如《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一詩，便表白了自己一貫的思想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籲莫錯還閉關。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
隱而求仕，仕而後隱，這是李白選擇的一條道路。雖在“幸陪鸞輦”、“身騎飛龍”、“直上青雲”之時，他也沒有忘懷歸隱。
李白離開長安，再度漫遊時期，由於對朝廷和官場有了一些認識，思想便發生了變化，作品也發生了變化。雖然這時閱曆仍淺，卻已看到世事之艱難。《古風》和《行路難》中的許多篇章，都比較深沉地表達了這個時期的情感，詩風也有所轉變。例如《古風》第24首雲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霓，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蹠！
像這樣的內容，在李白過去的詩中不曾有過。他不僅揭露了中貴人、鬥雞者之飛揚跋扈、橫行霸道，而且指斥了當朝天子。“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蹠”，鋒芒所向，顯然在最高統治者，這樣的語言，是很有深度的。
與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風》第二首。其中有雲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上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行路難，歸去來！
這樣的詩中充溢著不平和失望，與前期某些抱著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時寫得更為慷慨激昂的詩，是《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其中有雲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一杯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魚目亦笑我，謂與明月同。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誌鳴春風黃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為儒身被輕。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餘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一生傲岸苦不諧，恩疏媒勞誌多乖。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鍾鼎疏。
這詩不僅更充分地抒發了對於自身遭遇的憤激和不平，而且講到李北海、裴尚書之含冤被害，最後表達了決心與官方決裂的態度。“董龍更是何雞狗”，“見此彌將鍾鼎疏”，如此雲雲，說明李白此時對於朝廷、世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樣的作品，比從前所作，顯然也更有深度了。李白在此後漫遊的過程中，寫出了大量的“醉飲狂歌”的作品。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裏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在這裏，“昨日之日”的豪情壯誌，“今日之日”的憤激憂愁，對比之下，已無法排遣，於是放浪江湖，也就成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過去的詩中，雖然也曾講過“功成身退”的話，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賞；而此時此刻，則是功未成而誌不遂，心煩意亂，憤而遠遊了。
李白退居廬山之時，又有《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鬥旁，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求仙學道，在過去的作品中，曾經不斷出現；而在這首詩中，也比過去更為現實，成了解脫苦悶的唯一的出路。從“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來看，李白此時頗似真有遺世不顧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終於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為終身之憾。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經抱有幻想，這時他又以謝安自比，以魯連自期。《永王東巡歌》之二雲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這裏以謝安自比，雖然擬非其倫，但李白的“大濟蒼生”之誌，始終不渝，亦於此可見。
更能表明李白此時思想的，是《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禦》一詩月化五白龍，翻飛淩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英王受廟略，秉鉞清南邊。雲旂卷海雪，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人，弛張在一賢。霜台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如登黃金台，遙謁紫霞仙。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決，誓欲清幽燕。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
這裏稱永王李璘之受詔出師為“英王受廟略”，說自己之被征入幕為“如登黃金台”，篇末且有“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之語，李白一心報國的思想情感在這裏表露無餘了。當然，“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功成而身退，這也是他一貫的思想。但可惜的是，這一切都未能實現。他對於當時統治上層的矛盾似乎一無所知，對於前途的估計過於樂觀。
但為時不久，李璘兵敗，李白入獄，隨後又被流謫夜郎。他這時有《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首長詩，敘事抒懷，沉痛之至。其中有雲仆臥香爐頂，飡霞嗽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這裏說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似與前麵講的“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雲雲，有些矛盾；但“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當是事實。“辭官不受賞”的思想，也是始終如一的。此詩最後又雲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暖氣變寒穀，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勿棄賈生才。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被赦放還，李白自然是高興的。但他此時不僅慶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關懷國家安危。“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他的憂慮還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還之日，還寫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複之美，書懷示息秀才》一詩，其中說到“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這話似較為清醒。其中又說到“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雲雲，似乎更有所醒悟。對於進用不抱希望，對於仕途亦有戒心，則棄劍而學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詩中不再講功成身退的話，此亦李白詩歌內容的新的變化。
對於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評論，與李白同時的杜甫，對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夢李白二首》之二有雲“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雲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無辜受累，而名傳千秋萬歲，這話不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當的。
宋人詩話之評李白者，於其晚年，毀譽參半，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蔡寬夫詩話》所論，較為持平。其言曰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為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雲“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雲“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誌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誌，亦可哀已。這裏對於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李白一生所作詩文甚富，喪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囑托王屋山人魏萬（又名顥）編集，“盡出其文，命顥為集”（魏萬《李翰林集序》）。其後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還之時，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將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最後，李白將終之日，又托李陽冰編輯其集，李陽冰《草堂集序》有雲“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殛，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新唐書·藝文誌》著錄《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稱“李陽冰錄”，當即根據李陽冰所編之本。李白的“千秋萬歲”亦賴此而得傳。
第二節杜甫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詩壇上，杜甫是與李白齊名的另一偉大詩人。
家世和早年壯遊杜甫（7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河北），曾祖父杜依藝為鞏縣令，遂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於玄宗先天元年（72）生於鞏縣。遠祖杜預是西晉名將，又是注釋《春秋左氏傳》的學者。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代的膳部員外郎，與沈佺期、宋之問齊名的詩人。父親閑曾任兗州司馬，終奉天（今陝西乾縣）縣令。杜甫對這個“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又有詩歌創作傳統的家庭，是很引為驕傲的。母親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謂“舅氏多人物”，“吾舅盡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稱“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遊》）到十四五歲，就“出遊翰墨場”。杜甫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熏陶，這對他日後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郾城看過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後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李範宅裏，遵化裏玄宗寵臣崔滌堂前，聽過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裏欣賞過畫聖吳道子畫的五聖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後的詩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啟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誇獎他有班固、揚雄之風。還有李邕、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看來他自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並不是吹牛。
杜甫生當“開元全盛日”，當時農村經濟繁榮，交通也很發達，所謂“九州道路無豹虎，遠行不勞吉日出”，許多積極追求功名的青壯年讀書人中，盛行著全國漫遊的風氣。杜甫從二十歲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經三次出遊。第一次是南遊吳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發他無限想象。開元二十四年（73），他第一次參加進士考試，失敗了，於是他又帶著蔑視考功郎的傲氣，與蘇源明等一起，到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遊。大概這時他父親正在兗州做司馬，他在齊趙一帶過了四五年“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幾首詩《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於兗州時的作品；還有《畫鷹》、《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一首《望嶽》，更是其中的傑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少年時代不平凡的抱負。
天寶三載，杜甫在東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大詩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遊梁（今開封）、宋（今商丘一帶），會見了詩人高適。這是第三次漫遊。他的《遣懷》詩說“憶與高李輩，論交入滔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天寶四載，他在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共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範野人。兩人還互贈了詩篇。杜贈李的詩說“餘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贈杜的詩說“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麵。
杜甫一生引為“快意”的讀書遊曆時期，到三十四歲就結束了。
困守長安的十年天寶五載（74），杜甫“西歸到鹹陽”了。這時長安浪漫遊樂風氣尚未過去，漢中王府、鄭駙馬宅等貴族達官第宅都向他開過門。但他來長安的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參加科舉考試，謀取官職。這時當權的宰相，正是以妒賢忌能、陰險奸詐著名的李林甫。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就選。李林甫以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汙濁聖聽。結果，這一年的科試中，布衣之士，無有第者，李林甫為了掩蓋自己的惡劣行徑，又表賀皇帝“野無遺賢”。在這種情況下，杜甫當然也無由仕進了。
此後，杜甫生活日漸貧困。“賣藥都市，寄食友朋”，也難免饑寒交迫。明知幹謁可恥，也不得不向一些達官貴人投詩乞憐。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裏，他一麵陳述致君堯舜的抱負，同時也傾訴了幹謁權貴的悲憤與辛酸“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天寶十載（75），玄宗在正月內連續三天舉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廟、天地三個盛典，杜甫覺得這是展現他詩賦才華的機會，獻了《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宰相出題，在集賢院考試他的文章。哪知召試的結果，隻是說他“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隻給了一個候選官吏的資格。到天寶十四載（755），才補了一個河西尉的小官，他不樂就職，又賜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十年困守長安的生活，雖然備受饑寒疾病之折磨，卻使他認清了以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集團貴族的腐化麵目，對廣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難，對國運的危機，也有了越來越深廣的感受和認識，在揭露窮兵黷武的戰爭給人民帶來災難的《兵車行》裏，他憤怒地指責“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在諷刺楊氏兄妹奢侈荒**生活的《麗人行》裏，他鮮明地點出“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後，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長詩裏，他總結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負，“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是他一生憂樂愛憎的基本傾向。所以當他中夜離京城，淩晨過驪山，聽見君臣們通宵達旦的歌舞的聲音，便向那些享有“賜浴”、“與宴”特權的達官貴族們，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向那些享受著輕歌曼舞、珍肴美味的“神仙”們，大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最後他自己的那個“十口隔風雪”的家庭也發生了“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的悲劇。這時他還不知安祿山已經起兵範陽的消息，卻給大唐皇朝的政局畫出山雨欲來的緊張氣氛！
從陷賊、脫險到為官、棄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起兵範陽，十二月攻下東京洛陽，次年六月，攻下潼關，玄宗匆匆奔蜀，長安淪陷。這個時候，杜甫正帶著妻子兒女從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陝北富縣），聽到肅宗在靈武即位的消息，及時安頓了家屬，就“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被驅趕回長安。他目睹淪陷後的長安麵目，寫了一係列“詩史”名作。
當杜甫從旁探知房琯所帥的官軍在陳陶斜戰敗的消息，寫了《悲陳陶》，記載了“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的景象。《月夜》一詩中，他留給我們千古難忘的詩句“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寫出了千古以來戰爭中妻離子散的悲哀。他還寫了人人都熟悉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首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從長安逃到鳳翔，見到了唐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任命他為左拾遺。他這個入仕不滿一年就逢戰亂的小官，能夠擔任這個天子近臣的諫官，心裏是非常激動的。“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他半生以來抱著“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願，現在覺得自己致肅宗於堯舜的時機到來了。但是任拾遺不到一月，就遇到肅宗罷房琯宰相之職的大事，他上疏營救，說房琯“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肅宗因為聽信賀蘭進明的挑撥，以為房琯隻忠於玄宗，不忠於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問，幸而新任宰相張鎬、禦史大夫韋陟出來說“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才免予刑事處分，隻下了一紙墨製，叫他回鄜州探家。這次回家，他寫出了《北征》、《羌村三首》兩篇傑作。
《北征》是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相媲美的傑出長詩，全文七百字。杜甫從鳳翔出發，在黃土高原上大概走了十天半月，開始是“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末了又是“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更使人驚訝的是寫他到家與妻子兒女相見後那段最真實的素描，把一係列家庭生活的小鏡頭，插在萬方多難的時代畫卷裏。《羌村三首》是與《北征》互相映照，互相補充的名作。其中寫鄰居父老持酒來慰問自己的動人場麵“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當杜甫在羌村短暫休息的時候，唐皇朝的官軍和回紇的騎兵，在郭子儀率領下，於九月收複了長安，十月收複了洛陽。肅宗還長安，十一月杜甫也從鄜州帶著家眷回長安，繼續任左拾遺之職。
本來杜甫在回鄜探親時已**到肅宗對自己的疏遠，但他未必覺察到已被投閑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肅宗的眼中釘，更不會覺察到肅宗及其心腹李輔國等人正在羅織所謂“房黨”，包括賈至、嚴武、劉秩、杜甫等。所以乾元元年春天，他還與王維、岑參一起寫了《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的頌聖詩。不料當詩人們唱酬之聲猶在耳邊時，賈至就首先被貶出朝做汝州刺史去了。六月，肅宗就下詔貶房琯為鄜州刺史，劉秩為閬州刺史，嚴武為巴州刺史，杜甫也同時被貶為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
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率師北上，討伐安慶緒，出師不久就取得渡黃河、圍鄴城的勝利。杜甫在這年冬天來到離前線不遠的東都，一方麵探視洛陽東偃師土婁莊的故居，一方麵就近探問官軍圍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聽說鄴城不日可得，非常興奮地寫下了一首長詩《洗兵馬》，開端寫出大快人心的勝利形勢，結尾又描繪“田家望望惜雨幹，布穀處處催春種”，鼓勵前線戰士迅速攻下鄴城，退伍還鄉，幫助妻子春耕播種。詩人在喜勝利、頌中興、望太平的時候，又特別語重心長地加上“獨任朔方無限功”的建議，針對肅宗命九節度出師之時沒有立元帥，唯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的錯誤，有所規諫。此外，他還懷著重重的隱憂“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表麵是稱頌肅宗對太上皇克盡孝道，實際上是針對李輔國、張良娣等人離間玄宗、肅宗父子的陰謀敲起警鍾。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著官軍收複鄴城，生擒安慶緒的時候，在乾元二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萬官軍就因為沒有統帥，在鄴城外圍遭到了一次奇恥大辱的大潰敗。郭子儀率朔方軍退守河陽。
杜甫也就在東京兵荒馬亂中，經新安、石壕、潼關，回到華州。一路上目睹官吏們不顧百姓死活，處處強迫征兵拉伕，隻聽見婦孺老弱在傾訴、啼哭，同時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積極支援官軍。這一次途中見聞，給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寫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組詩，後人簡稱為“三吏”、“三別”的不朽名作。這六首詩不僅寫出人民為戰爭付出的代價，而且寫出人民奮不顧身的自我犧牲的精神。
回到華州，旱災的威脅就開始了“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老百姓在天災加戰爭負擔雙重壓迫下毫無活路，杜甫這個小官也一籌莫展，這年七月，他隻得棄官不做，帶著家小遠走秦州（今甘肅天水），另謀生路。他棄官的原因不止是逃荒。從九節度之師潰敗以來，他早已看出肅宗小朝廷已經無法容納正言讜論，綱紀已亂，“庸堯真自聖，野老複何知？”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東柯穀、西枝村覓一塊隱居之地，但是這個羌胡雜居，吐蕃勢力又不斷擴張的地方，他無法久住下去。不過在秦州居留的三個多月中，卻在他詩卷中增加了不少邊塞題材的新作。例如“州圖領同穀，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民有萬家。”（《秦州雜詩》）“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寓目》）到十月，他懷著“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的念頭，又領著全家南下同穀（今甘肅成縣）了。可是奔波了幾十天，到同穀後，竟陷入饑寒交迫的絕境。這種種慘痛經曆都寫在《乾元中寓居同穀縣作歌七首》裏。在同穀住了一個多月，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從秦州到同穀、又從同穀到成都這兩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計劃地寫了二十四首紀行詩，每段十二首，記述了自己一步步走過來的山川勝跡的真實麵貌。前段十二首記述隴西到隴南山川中，《青陽峽》的高峰深穀最為突出。而後段十二首寫跨越隴、秦、蜀三省的奇山大川，更勝前段。寫同穀東南的《木皮嶺》，他驚歎“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到嘉陵江上的《水會渡》，則見“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而漢中略陽縣的《飛仙閣》，竟是“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幹峻，梯石結構牢。”到川陝交界的《五盤》“仰淩棧道細，俯映江木疏。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入川以後，更見《劍門》“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塘倚，刻畫城閣狀。一夫怒臨夫，百萬未可傍。”顯出了無比雄奇的山勢。
回顧這一年，《發同穀》詩裏有一句總結“一歲四行役”，趙次公注說“一歲之中，自東都而趨華，自華而居秦，而赴同穀，自同穀而赴劍南。為四度行役也。”可以說這是他艱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變化最大的一年，更是詩歌創作空前豐收的一年。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在關輔饑荒，中原再亂的年代，成都以“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的繁華都市麵目呈現在杜甫麵前。他全家初到成都，是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裏，靠著“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全家人的生活不僅可以暫時維持，而且從第二年就開始經營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了。《卜居》詩“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蜒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沈浮。東行萬裏堪乘興，須向山陰入小舟。”在戰亂中奔波多年的杜甫，總算有了個棲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麵忙著種樹、種竹、種菜，一麵還得為完成營建工程，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縣去訪問乞貸於親友，他步行或乘舟來往，無意中就寫成了不少怡情適意的小詩“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可惜，好景不長，上元二年五月，他草堂邊的一棵有兩百年壽命的柟樹被暴風連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場暴風，“卷我屋上三重茅”，使他全家“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他在不眠的長夜裏，不禁從自家的苦難想到天下無數流離失所的人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同年十二月，老友嚴武由綿州刺史升任兼管東西兩川的節度使。上元三年（72）春夏，杜甫和嚴武往來互相訪問不止一二次，在唱和詩篇中，嚴武曾勸他出來做官，他則希望嚴武能理解自己疏懶的個性。同年四月，玄宗、肅宗父子兩人相繼去世，代宗即位，七月召嚴武入朝。杜甫親自送嚴武到綿州奉濟驛才分手，不料這時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發動了叛亂，嚴武被兵阻出不了劍門，杜甫也回不了成都，隻得轉到梓州，依靠李梓州、嚴二別駕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亂被高適鎮壓下去，但動亂未止，杜甫隻得把家屬移到梓州來，並打算離東川，投三峽，赴西京。
中原戰局這時大有好轉，代宗即位後命長子雍王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仆固懷恩為副元帥，討伐史朝義，大勝敵軍。廣德元年（73）正月，史朝義被迫自殺，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複。消息傳到梓州，杜甫高興得熱淚橫流，寫了那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是他“平生第一快詩”，末兩句尤其寫出他當時歸心似箭的**。但是，當時他全家逃難在梓州，要回鄉談何容易，這一年在他詩集中隻見他送朋友一個個“下峽”，“歸京”，“入朝”；也仍然“自憐猶不歸”。這一年高適任劍南節度使。吐蕃兵入大震關，代宗出奔河南陝州，高適率兵臨吐蕃南境，欲牽製其主力，師出無功，致鬆、維等州相繼陷沒。朝廷不得已，隻得重派嚴武入蜀。杜甫得知嚴武重來的消息，喜出望外，於是在廣德二年（74）春天，又從閬州領著妻子趕回成都“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三月回到成都，嚴武就啟奏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回到草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他本有一番修飾環境的打算，“新鬆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遠近的鄰居朋友也想一一相會，但一入節度使署，就進入練兵備戰的氣氛中，“公來練武士，欲奪天邊城”。七月，嚴武親臨前線寫了《軍城早秋》的詩，九月，杜甫寫了和詩，讚美嚴武破吐蕃七萬餘眾，拔當狗、鹽川的勝利“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他在幕府半年，“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生活拘束，與同僚之間亦難免有“分曹失異同”的不愉快糾紛，於是在永泰元年（75）正月三日辭幕府歸浣花溪。四月嚴武病卒，杜甫在成都無所依靠。五月就攜家沿岷江東下，有《去蜀》詩“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世事已黃發，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鬥望京華”
杜甫隨著東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六月到戎州、渝州，七月到忠州，秋天到雲安。他的消渴病，又兼瘧癘犯了，遂館於嚴明府之水閣，過了一冬春。大曆元年（7）移居夔州白帝城。同年秋，從成都調來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對他“頻分月俸”，又不時派園官給他送些瓜菜。大曆二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買了四十畝果園，還帶有“茅齋椽”，柏氏又委托他代管東屯稻田百畝，生活比過去富裕一些了。在不到兩年時間中，他寫下了四百多首詩，不僅數量上達到，詩的內容形式也頗具特色。他回憶、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經曆和創作曆程，寫了《壯遊》、《昔遊》、《往在》、《遣懷》等自傳性的長篇，曆史的光明與黑暗與自己的愛憎傾向融合在一起，醞釀出無限的沉痛與辛酸。他仍然是“窮年憂黎元”的詩人，但他晚年的詩除描述“千家野哭”、“萬國征戍”而外更特別關心人才，特別是能撥亂反正、真正憂國愛民的人才，他說“天地則創痍，朝廷當正臣。異才複間出，周道日維新。”讀了元結《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以後無比激動“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稍安可待矣。”讚美做梁州刺史的李勉“■公製方隅，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肅然。”再讀他的《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八哀詩》、《寄韓諫議注》等詩，可以看出他的人才觀，眼光獨到，胸懷博大，他對同時代人的評論與新舊唐書史臣的見解大有出入。他還寫了不少夔府景物、氣候、風土、民生疾苦的詩篇。三峽景物正如他的兩句詩“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不僅一年四季的多變，就是雨、雪、雷、火、月，甚至八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夜的月他都有不同的觀察和感受。人民生活方麵，不僅注意“打鼓發船”、“負鹽出井”的勞動男女，他甚至關心到兒童教育“小兒學問止論語。”柏茂林派來供他驅使的“獠奴”為他“伐木”，“修水筒”，“修果樹枝蔓”的種種勞動過程，他也用親切感激的心情作了記錄。對詩歌藝術，更用盡苦心。“陶冶性靈緣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為了探求七律這種形式的藝術表現力，他努力嚐試了“拗格”這種既有較大難度，又有新的韻律的詩體十幾首，有的又自注“強戲為吳體”。他又有目的地寫了三組組詩，擴大七律的題材領域。《詠懷古跡五首》融詠懷與詠史懷古為一體，七律中前所未有。《諸將五首》，環顧了西部、北部、中原、嶺南、西南五個地區的國防形勢，雖筆有褒貶，但深重的憂患意識仍是全組詩的基調。這是詩史，更是現實性很強的政論。至於傳誦更廣的《秋興八首》，雖然可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鬥望京華”兩句概括他懷念舊國舊都的一般主題，但他思念的內容之深廣繁複，舉凡人事之興衰，景物之變換，都讓人覺得難以數言說盡。
“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大曆三年（78）正月，當“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的早春季節，杜甫把去年所買的果園草屋一並贈給吳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峽了。下水船走得很快，“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融入山水的神話和曆史，像一係列朦朧的意象，匆匆地在眼前消失了，新建為南都的江陵府就到了。江陵本來有鄭審、李之芳和他比較親近，鄭任江陵少尹，李原任太子賓客，現任尚書，在夔州時就有詩歌互贈，杜集中那首最長的千字排律就是寄給鄭、李倆人的。但是到江陵後，隻見他們和杜甫多次雅集，飲酒賦詩，但他的家眷卻過著“饑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的生活，後來，李之芳又病故，四川又發生兵亂，漸漸波及川東，江陵也非久居之地，“社稷纏妖氛，幹戈送老儒”，隻得南下公安，也隻暫住了兩個月，年底又漂泊到嶽陽，寫下了他的名作《登嶽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嶽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這年冬天，嶽陽下了一場大雪，他又寫了長詩《歲晏行》，寫出“瀟湘洞庭白雪中”，那些為“割慈忍受還租庸”而賣兒賣女的哭聲，還有那些被私鑄的鉛錫假錢所欺騙的百姓的怒聲和罵聲。大曆四年春天他又解纜南征，三月到潭州（長沙），雖然是一個“右臂偏枯兩耳聾”的老翁，還能滿懷高興地遊嶽麓山道林二寺，接著他又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韋之晉，韋是他少年時在山西郇瑕認識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後，韋又調任潭州刺史，與他途中錯過。不久，又傳來韋之晉死於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曆五年（770）春天，也是杜甫在人間的最後一個春天，他在潭州寫了好幾首抒情詩他追酬十年前高適贈給他的那首詩，情辭反複，哀悼高適，也是哀悼自己。他又與飛來舟中的燕子對話，茫茫有身世無窮之感。最為人們讚美的是《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這首時間跨度很大的小詩，飽含著無限今昔盛衰之感。
這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死湖南觀察使崔瓘，占據潭州作亂，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這是他平生最後一次逃難，他的《入衡州》、《逃難》、《白馬》、《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台省諸公》等詩中敘述了動亂的發生，與全家奔波逃難，以及衡州刺史陽濟聯合各郡討伐臧玠的過程。
隨後，杜甫又帶著全家溯湘江而上，想去郴州投靠舅父崔偉，船至耒陽方田驛，江水大漲，無法前進，在此挨了五天的餓。耒陽縣令聽到消息，派人給他們送來牛肉白酒，算是沒有餓死。杜甫寫了《聶耒陽以仆阻水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來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裏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對縣令又是歌頌又是感謝。船既無法南行，隻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先後寫了《回棹》、《登舟將適漢陽》、《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諸詩都表明了他的小船離潭州後將北上襄陽、秦中。此後，直到冬天，老杜又寫了《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這是他臥病舟中，苦力掙紮，寫成的一首絕筆之作。詩的發端以軒轅、虞舜將休止製律彈琴，比喻自己將停止寫詩；詩的末尾以葛洪屍解、許靖難任，比喻自己將死於道路，無力遠行；這些都是將死的哀音。“故國悲寒望，群雲慘歲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說明詩人在舟中最後看到的正是嶽陽洞庭湖邊冬雨中的景物。“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更清楚地說明這首詩寫於大曆五年的冬天。“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說明詩人此時還在關心著戰亂中的祖國和人民。此詩寫成後不久，他就死在這條船上了。家屬把他殯葬在嶽陽。四十三年後，他的孫子杜嗣業才把他的靈柩歸葬河南偃師。並請詩人元稹作了墓誌銘。元稹在墓誌中高度評價了杜甫在詩史上的地位“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
《唐會要·史館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時吳兢在集賢院和史館修史的記載，這時他六十八歲。他擔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本節主要依據《舊唐書》卷一○二《吳兢傳》，《新唐書》卷一三二《吳兢傳》，《舊唐書》卷四六《經籍誌》上，《新唐書》卷五八《藝文誌》二，《唐會要》，《貞觀政要》，《資治通鑒》卷二○七、二○八、二○九。
吳兢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和主要精力都獻給了修史事業，可是在史館修史工作並不順利，史料記載中有他幾次請求調離史職的奏表。
劉知幾和吳兢所在的史館，已與唐太宗貞觀年間的史館大不相同。貞觀時史官位尊權重，甄選嚴格，通籍禁門，優禮有加，“得廁其流者，為一時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當高的效率。然而其後每況愈下。史館或因政爭而動蕩，或因庸才充斥、監修弄權而混亂。劉知幾在闡述辭職理由時說“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吳兢的辭職表中也有類似語言“臣自掌史東觀十有七年，歲序徒淹，勤勞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罷今職。”此時史官俸祿的確不高。吳兢自父親退休之後，頓感經濟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請求，“又兢父致仕已來，俸料斯絕，所冀祿秩稍厚，甘脆有資，烏鳥之誠，幸垂矜察”。
吳兢這一次請辭職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後提出的，時間是開元初年，沒有被批準。後吳兢又以居喪為由，上三次表文，堅拒起複史職。但是，吳兢請求辭職並不說明他不重視或不熱愛史官工作。從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對史官一職的宗旨及職能有相當透徹認識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說“史官之任，為代準的，樹終古之風聲”，“定一代之是非，為百王之準的。”這可以看作是對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認識。正由於吳兢對於史官一職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礙史館正常運作的種種不端現象。作為一種抗議，他才憤然提出辭去無比熱愛的史職。
吳兢的另一種抗議手段是自己別撰本朝國史。既然自己的史學主張無法在史館中實現，既然史館中所修國史有種種歪曲、不實之處，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須自己動手別撰一套國史了。他在開元十四年（72）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從武後末期及唐中宗時開始私撰國史的經過。從奏表中可以了解有關此事與他的想法。
第一，二十幾年來，吳兢個人撰修國史兩種，已成2書》為紀傳體，《唐春秋》為編年體。吳兢在公餘時間，以個人之力撰寫，該要付出多麽大的艱辛。
第二，吳兢對自撰國史的質量是較有自信心的，“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此亦可佐證他辭史職時自述個人能力不足，是故意自貶。
第三，吳兢之所以披露私撰一事，首先是即將撰成，接近定稿，這就“不敢不奏”；其次是遇到繕寫困難，因卷帙較大，個人之能力、財力均不足以承擔，不得不請求官方幫助。
身處烏煙瘴氣的史館，吳兢除了辭職以抗議、私撰以抵製外，還盡最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史學特色，為維護史學的優良傳統而進行不懈的努力。
特色之一尚簡。
吳兢撰史，簡明扼要。他撰的史書今日所能見到隻有一部《貞觀政要》。這部書分專題記述貞觀年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製度、禮儀、教育等方麵狀況，有對話、詔誥、奏表，有事件描寫，有經驗總結，較係統反映了貞觀年間的施政方針和實踐效果，是曆史上對貞觀之治記載最為周詳扼要的著作，後人了解貞觀之治必須借助此書。然而，這樣一部書僅八萬字左右。《舊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要，人用稱之”。《新唐書·吳兢傳》稱他“敘事簡核，號良史”。可見，吳兢史筆簡明這個特點，是為當時人們所公認和讚賞的。
特色之二直筆。
吳兢初入史館即憤憤然於武三思等的“苟飾虛詞，殊非直筆”之行徑，認為“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他私撰本朝國史，就是為保留曆史真相。他對玄宗說明自撰國史的特點也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可見，吳兢最為關注、突出強調的史學特質就是“直筆”二字。
吳兢所撰的本朝國史，實質就是當代史。他奏表上說所撰國史上限為隋大業十三年（7），一直寫到他上奏表的開元十四年（72）。顯然，這部當代史中的人物與現實有千絲萬縷的聯係，或是家眷子孫在世，或是至友下屬當政，甚至本人也還活著。吳兢以“善惡必書”的直筆進行褒貶，判定每個人物的是非功過，一方麵固然可以展示某些人的功績，但另一方麵也會揭開某些人的瘡疤，這就不能不使一些人坐立不安。從這個意義上說，隻要是秉筆直書，就必然會得罪一些人，甚至是權貴。但是吳兢坦然處之，表現出錚錚鐵骨。
可是，吳兢的秉筆直書使他遭致不少排擠和報複。吳兢自開元十四年公開披露私撰國史，並請求朝廷派楷書手繕寫之後，私撰之史就成公開之史，私室之貶斥就變成公開之揭露。不久，開元十七年，吳兢“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究竟吳兢因記述何事而闖下大禍，今天已無從知曉。但從逐吳兢出史館，將他由京官貶為地方小官來看，處分是嚴重的。所謂“書事不當”，即“書”了“不當”“書”之“事”，換言之，記載了權勢者不願被如此記載的事。
根據《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兩《唐書》中《吳兢傳》、《唐會要》、《宋史·藝文誌》等典籍的檢索，吳兢著述獨撰有種，計2卷，與人合撰有8種，計725卷。
獨撰有《梁史》0卷，《齊史》0卷，《周史》0卷，《陳史》5卷，《隋史》2書》00卷（或作98卷），《唐書備闕記》0卷，《唐春秋》30卷，《貞觀政要》0卷，《太宗勳史》卷，《開元升平源》卷，《開元名臣奏》3卷，《吳氏西齋書目》卷，《樂府古題要解》卷（或作2卷），《保聖長生纂要坐隅障》3卷，《五藏論應象》卷。
合撰有《唐書》30卷（與韋述、柳芳、令狐垣、於休烈等合撰），《國史》0卷，《唐高宗實錄》9卷，《睿宗實錄》20卷，《則天實錄》30卷，《中宗實錄》20卷，《姓族係錄》200卷（與柳衝、徐堅、魏知古、劉知幾等合撰），《群書四部錄》200卷（與馬懷素、元行衝、韋述等編）。千古名著《貞觀政要》一部《貞觀政要》，足以使吳兢千古留名。
吳兢在《lt貞觀政要gt序》和《上lt貞觀政要gt表》都對寫此書的背景有說明。在序中介紹說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是大唐立國以來的良相，“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對貞觀之治極為景仰，深感“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於是授意他編撰本書，為的是繼承祖宗的優良傳統和致治方略。
封建社會到唐代已進入繁盛期，統治階級有了全麵總結施政經驗的自覺意識，並在實際上也完全有可能對統治製度、方針和政策進行係統反思了。貞觀初，唐太宗欲了解前代帝王之得失，命魏徵、虞世南等大臣編撰《群書政要》。編撰者從曆代經史子集等文獻中抉摘資料，總結的是從上古至晉代的曆朝帝王之得失。
唐太宗本人也親自撰寫這類著作。他在辭世前終於將《帝範》3篇完成，於貞觀二十三年（49）正式賜予皇太子李治，並語重心長地對左右大臣說“聖躬闡政之道，備在其中矣。”唐太宗此舉自然會啟發後來者。《帝範》和《貞觀政要》的篇名有不少是相同或相似的。兩書對照（《帝範》在前，《貞觀政要》在後）如下《君體》——《君道》、《政體》；《建親》——《封建》；《求賢》——《任賢》；《審官》——《擇官》；《納諫》——《納諫》；《去讒》——《杜讒邪》；《戒盈》——《謙讓》；《崇儉》——《儉約》；《賞罰》——《刑法》；《務農》——《務農》；《閱武》——《征伐》、《安邊》；《崇文》——《崇儒學》、《文史》。可見，《帝範》2篇均為吳兢所參照吸取。唐玄宗也為總結前代得失興亡之事，撰成《開元訓誡》，說明《貞觀政要》的出現並非偶然。
《貞觀政要》共0卷，分為40篇，每篇的篇名反映該篇的基本內容，內容相近的若幹篇合為一卷，每卷大體反映一類問題。由於此書內容是分門別類編排，因而非常便於查閱和應用。
此書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有唐太宗和大臣的對話（類於記言之書）；有詔書和奏表的原文或節錄（類於文集）；有某件史事的經過（類於紀事本末體）；有人物的傳記（類於紀傳體）；在同一篇中所記內容基本依發生時間的先後排列順序（類於編年體）。盡管所記內容豐富、事項繁雜，所運用的體裁也相當靈活，但不變的目的隻有一個，即宣傳唐太宗的德政與治術，總結能夠使封建皇朝長治久安的經驗和教訓。
第一卷有《君道》、《政體》2篇，反映的是封建“大統”問題，事涉要害，所以居全書之首。《君道》是全書的綱，各篇無論反映哪方麵內容，都要歸結到君王之意向指歸。吳兢記載了唐太宗與諸臣論為君之道，諸如“必須先存百姓”，“必須先正其身”，“兼聽”，“慎守成”等原則。《政體》篇則對朝廷機構（中書、門下等機要之司）的運轉程序和政壇規範進行載錄。第二卷有《任賢》、《求諫》、《納諫》3篇，反映的是君王對臣下應有的態度。論證了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觀點。對於共同促成貞觀之治的主要大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人均立個人小傳，揭示出君臣契合才能致治的道理，揭示出“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過”的客觀必然性。第三卷有《君臣鑒戒》、《擇官》、《封建》3篇，反映的是君王與臣下的相輔相成、榮辱與共的依存關係。指出了君與臣各自應有的責任與義務，闡說“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任官惟賢才”，“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道理。
第四卷，有《太子諸王定分》、《尊敬師傅》、《教戒太子諸王》、《規諫太子》4篇，關注的是皇朝繼承人問題。吳兢特立四篇從不同側麵細致地論證接班人問題。強調對太子、諸王要“早有定分，絕覬覦之心”，“尊嫡卑庶”，“陳君臣父子之道”，“授以良書，娛以嘉客。朝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
第五卷，有《仁義》、《忠義》、《孝友》、《公平》、《誠信》5篇，講的是倫理道德在求治中的作用問題，記錄了太宗非常重視仁義忠孝觀念的實用價值。
第六卷，有《儉約》、《謙讓》、《仁惻》、《慎所好》、《慎言語》、《杜讒邪》、《悔過》、《奢縱》、《貪鄙》9篇，揭示統治者的個性修養對於致治的影響。吳兢特別稱頌貞觀年間“風俗簡樸”，記錄了唐太宗改變厚葬陋俗的詔書，提出“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指責此陋俗使“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貧者破資產而不逮，徒傷教義”，“宜為懲革”。第七卷有《崇儒學》、《文史》、《禮樂》3篇，講的是文化建設及禮樂教化問題。貞觀君臣的有關議論很多，如，選拔人才“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人臣若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
第八卷有《務農》、《刑法》、《赦令》、《貢賦》、《辯興亡》5篇，反映的是治國的幾條大政方針。唐太宗以重農為基本國策的認識很明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並指出“人君”對保證農民依時勞作負有特殊責任“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就是要求清靜無為，不窮兵黷武，不徭役無度。
關於刑法，吳兢主張“用法務在寬簡”，對於死刑判決，要建立“覆奏”製度。同時，必須堅持法律的嚴肅性，功臣犯法當與百姓同罪。量刑之輕重亦當以法為標準，不依執法者的喜怒好惡而變化。
第九卷有《征伐》、《安邊》2篇，關注的是軍事問題，也含有如何處理朝廷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問題。吳兢記錄唐太宗認真總結借鑒前代對外用兵之經驗，“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前代帝王，大有務廣土地，以求身後之虛名，無益於身，其民甚困。假令於身有益，於百姓有損，朕必不為，況求虛名而損百姓乎！”
第十卷有《行幸》、《畋獵》、《災祥》、《慎終》4篇。反映的是君王通常進行的兩項活動和需要正確看待的災祥和晚年問題。從吳兢選擇的史料來看，他的觀點是君王行幸本身無所謂對錯，關鍵是看行幸的目的和內容。祥瑞災異曆來是帝王和侍臣津津樂道、百般揣摩的話題。吳兢看來是不迷信祥瑞的，他在《災祥》篇首錄唐太宗之語“朕比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但吳兢顯然很欣賞災異對君主的示警作用，如錄唐太宗所雲“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所以，如果對災變能從積極的方麵來理解，未嚐不是件好事，如魏徵所說“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複思量，深自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全書40篇，以《慎終》居末，與開篇《君道》呼應，頗具匠心，饒有深意。篇中錄魏徵諫唐太宗《十漸疏》，語重心長，擲地有聲。指出唐太宗“頃年已來，稍乖曩誌，敦樸之理，漸不克終”。故強調“戰勝易，守勝難”，“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之理。《貞觀政要》之成書時間，由開元初而至開元末，其時也正是唐玄宗由勵精圖治漸趨安逸奢侈之時。因而《慎終》篇又格外具有現實意義。
吳兢雖然對唐太宗推崇備至，但本著“直筆”準則，依然做到了“愛而知其醜”，在書中也如實記錄了一些唐太宗的過失和缺點。如《納諫》篇記他為一馬暴死而盛怒，欲殺養馬人。又記他曾寵信過小人權萬紀、李仁發。《封建》篇記他大封皇室諸王和功臣數十人為世襲刺史。特別是《慎終》篇照錄魏徵《十漸疏》，疏中將太宗在貞觀初期和貞觀中期的不同表現一一對照列舉，一針見血、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宗的現實毛病。當然，吳兢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撰述此書，書中提倡的“愛民”、“保民”思想，也並非是站在人民立場上說話，實質目的是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
《貞觀政要》對於唐朝來說是一本很及時的書，被以後的皇帝當作座右銘，“書之屏帷，銘之幾案”（戈直《貞觀政要序》），還被當作皇家子弟的學習教材。
唐憲宗李純、唐文宗李昂、唐宣宗李忱是晚唐稍有作為的君主。他們都注重研習《貞觀政要》，從中汲取施政經驗。元和四年（809），憲宗仿《貞觀政要》體例又編撰《君臣事跡》4篇，記上古以降曆代聖君賢相之事。唐宣宗曾“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唐朝以後，中國曆代封建統治者也很推崇這部書籍。元朝皇帝曾多次提起《政要》一書，並請當代儒臣講解書中內容。明朗規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請侍臣教授《政要》。明憲宗朱見深特別注意《政要》的刊行工作，親自為之作序，以示推崇。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政要》內容，並且十分仰慕“貞觀之治”。乾隆皇帝說“餘嚐讀其書，想其時，未嚐不三複而歎曰‘貞觀之治盛矣！’”
《貞觀政要》在國外也很有影響。約在九世紀前後，這部書就傳到了日本，並立即引起日本封建統治階級的注意。鐮倉時代，205年博士菅原為長專任講官，為幕府講解《政要》，對當時日本政局影響很大。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在5年頒布的《禁中並公家法度》十七條中，第一條就規定天子必讀《貞觀政要》，以“明古道”。此後，《政要》一書在日本得到了廣泛流傳。
第二十四章王維吳道子周昉第一節王維王維（70—7）字摩詰，祖籍太原祈（今屬山西）人。因父處廉終官汾州司馬，徙家於蒲州（今山西永濟西南），遂為河東人。從小天資聰明，九歲時即能寫文章，十七歲時寫了一首《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膾炙人口，詩雲“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2這首詩成為千古傳誦的佳句，顯示了王維超群的才華。
青少年時的王維不僅以文章知名，還擅長音樂，尤善彈琵琶。據傳開元九年（72）春，岐王把他引薦到公主家，在公主麵前用琵琶彈奏一曲，名《鬱輪袍》，“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大受公主稱賞。又進詩若幹首，都是人們素所誦讀的詩篇，更令公主稱奇。公主遂召試官至第，舉薦他為解頭，一舉進士登第。3王維同唐室親王交往較多，並很被看重。寧王李憲乃玄宗長兄，曾讓太子位給玄宗，倍受玄宗尊寵，一時貴盛。一次寧王見一賣餅者之婦，長得“纖白明媚”，十分喜歡她，便給餅師很多錢，把她納為妾，寵愛無比。過了一年多，寧王問她還想念餅師嗎？並接來了餅師。她見了餅師後，“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在座的十幾個賓客，皆是有名文士，見此“無不淒異”。寧王讓大家賦詩，王維才思敏捷，最先賦成，詩雲“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詩以春秋時代息夫人的故事來諷詠眼前這位無人身自由的婦女的遭遇，於是寧王乃將她歸還餅師，“使終其誌”。王維通過吏部釋褐試，授官太樂丞，正是用其所長。後因擅自令舞黃獅子而被出。黃獅子舞是天子所用樂舞，王維擅自令舞是越格，被出為濟州司倉參軍。
開元十四年（72年）春，王維離開濟州，來到洛陽候選。時韋抗知選事，見王維才學過人，遂辟舉他到朝廷任職。2開元二十二年（734年），張九齡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維獻詩《上張令公》、《獻始公》二首，受張九齡汲引，拜官右拾遺。開元二十五年（737）轉為監察禦史，出使河西。翌年秋，回到長安。開元二十八年（740）曾以殿中侍禦史知南選事。天寶三至四載（744—745）任左補闕，遷庫部郎中。這時，其母崔氏病故。王維平時以孝聞名，在居喪期間，他“柴毀骨立，殆不勝喪”。除服後，拜吏部郎中。天寶末年，為給事中。3至德元載（75）六月，安祿山叛軍攻陷潼關，唐玄宗倉皇逃往成都，王維扈從不及，為叛軍所俘獲。他故意服下瀉藥，並假裝喑啞。安祿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陽，拘留在普施寺中，強授偽給事中。一次安祿山於凝碧宮宴會群偽官，召梨園弟子奏樂。時國破淪喪，梨園弟子個個哀歎流淚不止，無心奏樂。樂工雷海清更是不勝悲憤，扔下樂器，向西慟哭。安祿山惱怒，本節材料凡依據新、舊唐書本傳者，文中不再作注。
2《唐詩紀事》卷十六。
3《太平廣記》卷一七九。
《唐詩紀事》卷十六。
2參見王勳成《王維謫濟州參軍年月及行蹤考》，《蘭州大學學報》989年第見楊軍《王維生平的若幹問題》，《西北師範學院報》，98年第期。把他綁在戲馬殿前支解而死。王維聽到此事後很悲惻，便寫詩道“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表達了他對唐廷的眷念之意。
至德二載（757）十月，官軍收複了東都。王維以受偽官與鄭虔等皆被囚禁於宣陽裏楊國忠舊宅。宰相崔圓知王維等三人善畫，遂召王維等三人於其私第作壁畫數幅。當時崔圓功勳很大，王維等人望其救解，故“運思精巧，頗絕其能”2。後肅宗返回長安，凡朝官受安祿山偽官者，據情節不同，分六等治罪，王維被定為三等罪。因肅宗曾讀過他的《凝碧詩》，嘉獎他的忠誠。其弟王縉時任刑部侍郎，又請求以己官為兄贖罪，肅宗特加宥免，貶為太子中允。乾元中（758—759）遷任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不久再遷給事中，轉尚書右丞。3王維以弟王縉久任蜀州刺史，不能入為京官，於是上表朝廷說“己有五短，縉有五長，臣在省戶，願歸所任官，放田裏，使縉得還京師。”朝廷沒有怪罪他，過了很久，才召王縉為左散騎常侍。
王維兄弟都奉事佛道，平時常吃蔬食，不吃葷腥。到了晚年，則長年吃素食，不穿文彩錦繡衣服。他曾得宋之問的藍田別墅，在輞口（在今陝西藍田縣境），綠樹環繞房舍，為風景勝地，有華岡、欹湖、竹裏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諸景點，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又將諸友聚集在其田園所作的詩搜集成編，號《輞川集》。王維在京師多與名僧來往，每日施舍給幾個名僧飯食，“以玄談為樂”。他在京師的居第，隻有茶鐺（煮茶器皿）、藥臼、經案、繩床而已。每當退朝之後，則點起香，獨自一人靜坐，以誦讀經書為事。妻亡三十多年，也不再續娶，又無子女，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上元二年（7），王維病卒。終年六十一歲。在臨終之時，王維忽然索求筆墨，寫信與在鳳翔的王縉訣別，還與平生親故寫了數張訣別書信，其中內容“多敦勵朋友奉佛修心之旨”，寫完擱筆而死。
王維卒後不久，唐代宗因愛好文學，對宰相王縉說“卿之伯氏，天寶中詩名冠代，朕嚐於諸王座聞其樂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進來。”王縉上奏說“臣兄開元中詩百千餘篇，天寶事後，十不存一。比於中外親故間相與編綴，都得四百餘篇。”於是將王維詩篇上奏。
王維多才多藝，又工草隸書法，尤其以詩畫著稱。他是盛唐詩人的代表。王維長年在京師做官，又多與親王貴主交接往來，文名盛極一時，被公認為開元、天寶時期的文宗。他擅長五言詩，又因他精通音樂，故其所作五言詩容易合樂，傳播既廣，聲名亦高。王維寫的近體詩，嚴守聲律，意態豪放，他寫的風景詩多是情景並勝。殷璠評價他的詩說“維詩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2王維在寫詩的技巧上有著很高的成就，但由於他有消極遁世的思想，在其不少詩篇中，含有逃避現《明皇雜錄·補遺》。
2《新唐書》卷二○二《鄭虔傳》；《太平廣記》卷一七九。
3《舊唐書》卷一九○下《王維傳》。兩《唐書》本傳皆雲遷太子中庶子，按唐製分左、右庶子，無中庶子之官名。中疑為左或右之誤。
範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第287頁。
2《唐詩紀事》卷十六。
實的消極因素。因此，在文學史上稱他與孟浩然同為“隱逸詩派”的代表人物。王維愛慕他人詩文中的佳句，往往直接引入自己的詩文中，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文苑英華》集中的詩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又是李嘉之祐詩句，故有人稱“王維好取人嘉句”。唐代宗對王維的詩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在《批答王縉進集表手敕》中說“卿之伯氏，天下文宗，經曆先朝，名高希代時論歸美，誦於人口。”到了唐朝末年，梨園弟子仍相沿唱王維絕句，足見其影響之深。
王維在繪畫上也很有成就。他首創破墨山水畫之體，務求淡雅。其畫的山水鬆石“■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他在長安千福寺西塔院的掩障上作了兩幅畫，一畫楓戍，二圖輞川，畫的“山穀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栩栩如生，妙筆傳神。他對自己的繪畫非常自負，常自題詩雲“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他又在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鄭廣文各作一壁畫，時號“三絕”。他還在庾右丞住宅的牆壁上畫了一幅山水畫兼題記，“其山水鬆石，妙上上品”2。王維所創作的富有詩意的“文人畫”，以後從者漸多，對他的評價也更高。宋代名家蘇軾說“吳生（道子）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像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稱為南宗（文人畫）之祖。
王維不僅有豐富的繪畫知識，還精通樂律。有人在長安照國坊庾敬休的屋壁上畫了一幅奏樂圖，王維仔細看完之後，不覺笑了起來。有人問他為何發笑，他說“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迭第一拍。”人們還不盡相信，好事者召集樂工驗證，“一無差謬”。
蘇軾在《書摩詰藍田風雨圖》中對王維的詩與畫評論說“觀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2這確實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王維詩畫的藝術成就和造詣。
李肇《國史補》卷上。
2《太平廣記》卷二一一引《唐畫斷》。
《唐國史補》卷上。
2《東坡題跋》卷五。
第二節吳道子吳道子，又名道玄（玄宗召入禁中後所改），東京陽翟（今河南禹縣）
人。盛唐時期的傑出畫家，生卒年不詳。少年時孤苦窮困，起初曾從書法大家張旭、賀知章學習書法，未能成功，後遂發憤改攻繪畫，漸漸掌握了繪畫的妙法。3由於他的刻苦好學，年未弱冠之時，已“窮丹青之妙”4。
景龍三年（709），韋嗣立擢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逍遙公。
這時吳道子在其屬下任小吏。他“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5。後來，又任瑕丘（今山東兗州）縣尉。約在開元初年，吳道子不再做官，開始“浪跡東洛”。由於他能“窮丹青之妙”，在畫壇上有些名氣，不久即被唐玄宗召到京都長安，入內供奉，充任內教博士，並命他“非有詔不得畫”。後官至“寧王友”。
吳道子入內供奉之後，多在宮中作畫，有時也隨從玄宗巡遊各地。一次，他隨駕去東都洛陽，會見了將軍裴旻和書法家張旭，三人各自表演了自己的絕技裴旻善於舞劍，當即舞劍一曲；張旭長於草書，揮毫潑墨，作書一壁；吳道子也奮筆作畫，“俄頃而就，有若神助”。洛陽士庶，一時大飽眼福，人們都高興地說“一日之中，獲睹三絕”2。後來，裴旻將軍居母喪，請吳道子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像數壁，“以資冥助”。吳道子回答說“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靈。”裴旻聽了，遂脫去縗服，如平時裝束，走馬如飛，劍在手中“左旋右抽”，忽地將劍拋向高空，距地麵有數十丈，落地如電光下射。裴旻舉起劍鞘，不左不右，正好插入鞘內。觀者數千人，齊聲喝彩。吳道子看了裴旻的舞劍英姿，一時靈感大興，遂揮毫作畫，“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這是吳道子一生的傑作，“得意無出於此”3。
開元十三年（725），唐玄宗東封泰山，吳道子陪同前往。事後還至潞州（今山西長治），車駕過金橋，禦路“曲折縈轉”。玄宗見數千裏間“旗■鮮潔，羽衛整肅”，心中非常興奮，對左右侍從說“張說言‘勒兵三十萬，旌旗千裏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呼萬歲。於是召來吳道子、韋無忝、陳閎等，命他們三人共同繪製《金橋圖》。陳閎主畫玄宗真容及所乘照夜白馬，韋無忝主畫狗馬、騾驢、牛羊等動物之類，而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雁鳥、器仗、帷幕等主題部分則由吳道子主畫。《金橋圖》繪成後，“時謂三絕”。
天寶年間（742—755），一天唐玄宗忽然想起蜀中嘉陵江山清水秀，妙趣橫生，遂命吳道子乘驛傳赴嘉陵江去寫生。到了嘉陵江，吳道子漫遊江上，縱目遠眺，此地好山好水，一幕一景地掠過，當時的體會與感受，便深深銘記在心上，並沒有繪製一張草圖。當吳道子遊覽了嘉陵江的山山水水之後回3夏文彥《圖繪寶鑒》卷十二。
4朱景玄《唐朝名畫錄》。
5張彥遠《曆代名畫記》。
《圖繪寶鑒》卷十二。
2《唐朝名畫錄》。
3《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鄭棨《開天傳信記》。
到長安，玄宗問他繪畫的情況時，他回答說“臣無粉本，並記在心。”玄宗命他在大同殿壁上繪畫。吳道子不是將嘉陵江山水表麵羅列一番，而是把握住嘉陵江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引人入勝的境界，即把這一帶的山川壯麗優美與自然特色作了高度的概括，凝神揮筆一日而成，嘉陵江三百裏的旖旎風光躍然紙上，玄宗看了嘖嘖稱讚。在此之前，大畫家李將軍（思訓）擅長山水畫，也曾在大同殿壁上畫嘉陵江山水，雖然畫得也十分奇妙，但卻“數月方畢”，不如吳道玄畫得又快又好。因此，玄宗頗為感慨地說“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2可見吳道子畫技高超，筆法嫻熟。吳道子不僅善於畫山水畫，畫動物也頗能傳神。他在大同殿上曾畫了五條龍，“麟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煙霧”，真是生龍活現。《盧氏雜記》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吳道子去訪問某僧人，欲討杯茶喝，但此僧對他不太禮貌。他很氣憤，即請來筆硯，迅即在僧房牆壁上畫了一頭驢，然後離去。不料一天晚上，他畫的驢變成了真驢，惱怒異常，滿屋地尥蹶子，把僧房的家具等物都給踐踏得亂七八糟，十分狼藉。這僧人知道是吳道子所畫的驢在作怪，隻好去懇求他，請他把壁上畫塗抹掉。以後則相安無事了。畫上的驢變成了真的，固然是一種神奇的傳說，但卻反映了吳道子畫動物具有傳神之筆。
乾元年間（758—759），吳道子尚健在。盧稜伽是吳道子的門生，“乾元初，於殿東西廊下畫行道高僧數堵”。後又在莊嚴寺三門繪畫，“銳思張開，頗臻其妙”。一天吳道子見了盧稜伽的繪畫，覺得他有很大的長進，酷似自己的筆法，於是驚歎說“此子筆力，當時不及我，今乃類我。是子也，精爽盡於此矣。”2由於盧稜伽竭盡全力，嘔心瀝血地繪畫，過了一個來月，即離開了人世。由此可知，乾元年間，吳道子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了。至於以後吳道子的生平仕履，因史籍失載，也就無從考證了。
吳道子長於山水畫，他主畫的《金橋圖》令人拍手稱絕。在他獨自畫《嘉陵江山水三百裏圖》的過程中，其繪畫技藝更有所創新。唐人張彥遠高度評價說“因寫蜀道山水，始創山水之體，自為一家，其書跡似薛少保（稷）。”3陳懷瓘也稱讚“禽獸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國朝第一”4。
吳道子酷愛繪畫，具有巨大的創作熱情，一生所作的壁畫，僅在長安和洛陽就有三百餘間，據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和段成式的《京洛寺塔記》等記載統計，總數也有百壁以上。在卷軸畫方麵，見於曆代著錄的有《明皇教授籙圖》、《十指鍾馗圖》、《金橋圖》、《朱雲析檻圖》、《群驢圖》、《天王送子圖》等一百五十多幅，真可謂洋洋大觀了。
唐代佛教、道教都十分流行，宗教藝術也有長足的發展。因此，吳道子的佛畫藝術有很高的成就。他在東、西兩京寺觀作壁畫四十（一作四百）餘間，而且“人相詭狀，無一同者”。西京興唐寺禦注金剛經院、慈恩寺塔前麵文殊普賢及西麵降魔盤龍、小殿前麵菩薩，景公寺地獄帝釋龍神，永壽寺2《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2《益州名畫錄》。
3《曆代名畫記》。
4《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中三門兩神等，“皆妙絕當時”。吳道子畫中門內神，圓光最在後，一筆而成。坊市老幼，每日有數百人“競候觀之”；及其下筆之時，“望者如堵”，隻見他“風落電轉，規成月圓”，圍觀的人群見他畫技如此高明，“喧呼之聲，驚動坊邑，或謂之神”。他畫的人物，使人感到“虯須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2。可見，他畫的人物形象鮮明，真切感人。他畫人物，人體各部分比例十分精確。
吳道子所畫的《地獄變相》是其代表之作。《東觀餘論》記吳道子在景雲寺所畫《地獄變相》時說“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房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慄。”既然畫中無“刀林、沸鑊”的恐怖的直覺形象來輔助畫麵的“陰慘”，那麽作品中當然要有比神靈鬼怪等更能強烈地感動人心的力量。據景雲寺的老僧玄縱說“吳生（道子）畫此地獄變成之後，都人鹹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魚肉不售。”3其藝術效果如此驚人，足見吳道子在佛畫藝術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吳道子在繪畫藝術上之所以取得如此卓然超群的成就，是由於他刻意求新，勇於創作。《曆代名畫記》記載了他這樣兩句話“眾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眾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由此可見他在繪畫藝術上不落俗套，大膽創新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成為畫師們所學習的楷模，繪畫作品稱為“吳家樣”。故唐人朱景玄在《唐朝名畫錄·序》中品評了唐朝諸畫家“近代畫者，但工一物以擅其名，斯即幸矣，惟吳道子天縱其能，獨步當世，可齊蹤於陸（探微）、顧（愷之）。”吳道子還弘揚繪畫藝術，悉心教授弟子，把自己高超的技藝傳給下一代，使繪畫藝術後繼有人。據《圖繪寶鑒》和《曆代名畫記》記載，他的弟子很多，其中較知名的有盧稜伽、李生、張藏、韓虯、朱繇、翟琰等。韓虯“以丹青自汙，學吳道玄，尤長於道釋”。朱繇從師於吳道玄，也“妙得道玄筆意”。吳道子對弟子言傳身帶，不是讓弟子們背誦口訣、研色等，就是讓弟子們臨摹他的畫稿，或者依照他的吩咐去填染色彩。《曆代名畫記》便有這樣的記載“吳生（道子）每畫，落筆便去，多使琰（翟琰）與張藏布色。”有時，吳道子作壁畫時隻描一個大概，其餘便讓弟子來完成，在洛陽敬愛寺中，吳道子所描的“日藏月藏經變”即由翟琰完成的。吳道子的繪畫藝術對唐代的繪畫有著深刻影響，他被畫工尊為“師祖”、“畫聖”。
《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2《曆代名畫記》。
3《太平廣記》卷二一二《吳道玄》條。
《全唐文》卷七六三。
第三節周昉周昉字景玄（一字仲朗），長安（今陝西西安）人。生卒年月不詳。他生活於中唐時期。出身於“傳家閥閱”之門，父祖曾任藩鎮節製。長兄周皓受家庭尚武風氣的影響，善於騎馬射箭，隨從名將哥舒翰西征吐蕃，在攻取石堡城的戰役中，驍勇善戰立了軍功，因授任執金吾。哥舒翰攻克石堡城事件發生在天寶八載（749年）六月，這時周皓的年齡當在二十歲以上。周皓是周昉的長兄，若以此來推測，周昉約生於開元（73—74）末年。
周昉自幼不尚武功，性好屬文，尤其酷愛繪畫。他孜孜不倦，刻苦鑽研，“窮丹青之妙”。張萱是唐代著名的人物畫家，以畫貴婦人見稱，而周昉“初效張萱畫，後則小異”2。可見，他學繪畫，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臨摹，而是在繪畫實踐中有所變化。
周昉何時進入仕宦生涯，尚不清楚。據史載，大曆（7—779）中，他任越州（治今浙江紹興市）長史，郭子儀聽說周昉善於寫真，請他為其女婿趙縱侍郎畫肖像。趙縱於大曆元年十二月任工部侍郎，由此看來，大曆初年周昉已官至越州長史了。3之後，周昉又任宣州別駕。據《新唐書·百官誌》四載，上州別駕於肅宗上元二年（7）複置，德宗在位時（780—804）再次省去。可見，周昉任宣州別駕的時間是在上元二年至建中元年（780）之間。
唐德宗修造章敬寺，聞知周昉善畫，命周皓再次召請周昉畫章敬寺神像。時間大概是貞元年間（785—803）4。
至於以後的仕履情況，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昉的繪畫藝術造詣很深，技法精湛。他以善畫仕女著稱，又以畫佛像見長。朱景玄曾給他以高度的評價，說他“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品”。
周昉創作的仕女畫，被人譽為“古今冠絕”。北宋宣和年間（9—25），禦府共收藏了周昉的七十二幅作品，仕女畫計二十八件，約占百分之四十。其中有《寫武後真》、《明皇鬥雞射鳥圖》、《楊妃出浴圖》、《妃子教鸚鵡圖》、《紈扇仕女圖》、《烹茶仕女圖》、《吹簫仕女圖》等，既描繪了統治階級上層如唐明皇、楊貴妃等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下層侍女的生活情景，這些題材都如實反映了當時社會現實生活中的一個方麵，揭露了統治者飽食終日，閑散無聊的生活本質。他的這些繪畫作品，都有鮮明的時代感，而且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高超的技巧。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終於成為一個卓越的仕女畫家。宋代詩人黃庭堅看了他所畫的《美人圖》後題詩雲丹青有神藝，周郎能獨兼。
圖畫絕世人，真態不可添。
這可以說是恰切真實的讚美了。2《圖繪寶鑒》卷二、《太平廣記》卷二一三。
2《曆代名畫記》卷二。
3《唐朝名畫錄》、《舊唐書》卷一二○《郭子儀傳》。
4參見金維諾《周昉》，《文物參考資料》957年第期。
《唐朝名畫錄》。
2參見馮立《唐代長安卓越的仕女畫家周昉》，《人文雜誌》982年第期。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紈扇仕女圖》是周昉的仕女畫代表作。在這幅仕女畫長卷裏，通過幾組人物的活動，刻畫了宮廷生活的某些側麵。
其中有一組為四人，坐著的妃子現出了日長慵困的情景，一女侍輕輕搖扇，二女侍已為她準備好了梳洗妝具。這裏所表現的是那妃子午睡初醒的一刹那情景，似乎妃子還在追憶著夢幻裏的情景。那情態會使你浮想聯翩華貴的服飾，嬌柔豔麗的風采，顯示出她的恩寵；森嚴的宮禁消磨著她的青春，這隻能使她依靠回憶、睡夢來消蝕她心頭的鬱悶。周昉不是簡單地用愁苦的麵孔來表現她的內心世界，而是用初醒猶凝神深思的一刹那，表現了妃子的鬱悶心情，耐人尋味，這正是他頗具匠心的藝術手法所在。
周昉所畫的仕女，是以體態豐厚，裝束豔麗為特征的。張彥遠說他的繪畫“頗極風姿，全法衣冠，不近閭裏，衣裳勁簡，采色柔麗”。元人湯垕說“周昉善畫貴遊人物，又善寫真；作仕女多穠麗豐肥，有富貴氣。”這種藝術風格是與他所處的時代至為相關的。
周昉出生於開元末年，成長於天寶年間，出身於世代官宦人家的貴遊子弟，經常出入於卿相之門，所接觸的大都是貴族中的上層人物，很少接觸閭裏下層人物，這對他的藝術風格勢必產生極大的影響，遂使他的藝術作品形成了一種健壯豐肥的時代風格。宋代人也作過這樣的分析“世謂（周）昉畫婦女多為豐厚態度者亦是一弊。此無他，昉貴遊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厚為體。而又關中婦人纖弱者為少，至其意穠態遠，宜覽者得之也。此與韓不畫瘦馬同意。”2這種評論無疑是很中肯的。
畫佛像，也尤為周幹所長。自魏晉、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興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觀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繪畫藝術以反映宗教的內容居多。但這時候的繪畫與過去的明顯區別是，把佛典儀範宗教畫，與以現實生活為範本的人物統一起來了，使作品能夠從現實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賦予它們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這方麵的藝術創造更為典型。據記載，周昉曾在很多寺觀揮筆作畫。章敬寺、廣福寺、勝光寺、禪定寺、上都水月觀等寺觀都有他的筆跡。宣和禦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畫卷中，其中各種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計三十二幅，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張懷瓘說“今上都有觀自在菩薩，時人雲水月，大雲西佛殿前行道僧，廣福寺前麵兩神，皆殊妙也。”又說“其畫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2在畫佛像中，周昉發揮了高度的藝術創造能力。《清河書畫坊》記載，傳聞他畫的婦女像“目波澄鮮，眉無連卷，朱唇皓齒，修耳懸鼻”，不作纖弱娉婷的姿態。顯然是周昉把宗教美術世俗化了。這也無疑促使繪畫藝術走向了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在這方麵，周昉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藝術風格——水月體。這種水月體是在上都有觀自在菩薩畫像中表現出來的，以筆法柔麗、形象端嚴而聞名，故後人稱作水月觀。張彥遠說“衣裳勁簡，采色柔麗，菩薩端嚴，妙創水月之體。”3《曆代名畫記》卷十。
2《宣和畫譜》。
參見馮立《唐代長安卓越的仕女畫家周昉》。
2《太平廣記》卷二一二。
3《曆代名畫記》卷十。
周昉的人物畫也十分出色，寫實技巧相當高。他的作品氣韻生動，妙於以形傳神，著重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大曆（7—779）初年，尚書令郭子儀請人為他的女婿趙縱侍郎畫像，先請著名畫師韓幹，畫完之後，大家都以為形象逼真，讚不絕口。又請長史周昉畫了一張，大家又齊聲稱妙。二人當時都頗有名氣，郭令公將兩張畫像並掛於牆壁上，反複比較，一時難以決定二者的優劣。這時正好趙夫人回家探親，令公問她此畫何人，她不加思索地回答說是趙郎。再問她哪一幅畫得逼真，她說兩畫都相似，後畫者為佳。又問其所以，趙夫人說“前畫空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由此，郭子儀才決定了以周昉畫為優，當日送給錦彩數百匹。這個故事說明，在人物寫真上，韓幹隻得其形似，而周昉卻能得其精神姿質，畫技更高一籌。它反映了周昉能夠入微地揭示出人物的心靈世界，達到以形傳神的境地，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周昉的創作態度是十分嚴肅、一絲不苟的。在創作時，他反複琢磨，冥思苦想，“精意至於感通夢寐，示現相儀，傳諸心匠，殆非積習所能致。故俗畫摹臨莫克仿佛”2。傳說他任宣州別駕時，在禪定寺畫北方天王，連日凝思，“常於夢中見其形象”，他的功力很深，故能達到以形傳神的境地。也正因為他的人物畫獨具匠心，其他畫師臨摹他的作品，都難以相仿。
周昉雖然畫技超群，名氣很大，但他並不自以為是，而是虛懷若穀、認真地聽取別人的意見。貞元年間（785—804），唐德宗召請他畫章敬寺神。周昉初落筆時，撤去帷幕，任憑過往行人觀看。章敬寺在長安都城通化門外，行人頗多，賢愚混雜。觀眾有的稱讚他的妙處，有的指摘某處還似欠缺，七嘴八舌地評論其得失。周昉嚴肅地對待群眾的評議，“隨所聞改定，月餘，是非語絕，遂下筆成之，無複瑕類，當時推為第一”3。章敬寺神像臻於盡善盡美的境地，這和他謙遜誠懇地對待群眾的意見是密不可分的。
周昉還教授了一批弟子，傳授自己的繪畫技藝，培養和造就了一些造詣較深的繪畫人才。太原人王朏，官至荊州刺史，從小喜歡繪畫，師從周昉學畫，與趙博文都是周昉的高才弟子。程修己也是周昉的得意門生。周昉任越州長史時，程即拜他為師，從周昉學了二十年。周昉嘔心瀝血，悉心傳授繪畫技巧，“凡畫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傳其妙”。終於使他成為一個著名的畫師。唐文宗好古，召程修己於文思殿畫竹障。他畫的竹子栩栩如生，躍然障上，文宗嘖嘖讚歎，賜詩雲良工運精思，巧極似有神，臨窗乍睹繁陰合，再盼真假殊未分。程修己取得如此驚人的成就，正是周昉心血的結晶。
周昉的繪畫作品不僅在國內頗負盛名，而且蜚聲國外，對東方某些國家也產生了較深的影響，特別受到了新羅人的喜愛。貞元末年，新羅國有人於江淮，“盡以善價收市數十卷，將去”。據說，至今日本還保留有周昉風格的仕女畫。可見周昉的繪畫藝術在國外影響之大。
周昉的繪畫對後世的繪畫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後來繪畫者學習的楷模。後來善於畫佛畫的吳筠，“天王筆法師周昉，頗臻其妙”，因其天《太平廣記》卷二一三、《宣和畫譜》23《宣和畫譜》卷六。
《太平廣記》卷二一三。
王畫能傳神，到了元代，他的繪畫別的已湮沒不聞，“獨天王傳於世”2。善畫仕女畫的杜霄，也“得周昉筆法為多，尤工蜂蜨及曲眉豐臉之態，非風流蘊藉，有王孫貴公子之思致者未易得之”3。他也承繼了周昉畫仕女健壯豐肥的繪畫風格。
周昉在繪畫史上盛譽流播，往往見於名士詩篇中。晚唐詩人杜牧的《屏風絕句》雲屏風周昉畫纖腰，歲久丹青色半銷。
斜倚玉窗鸞發女，拂塵猶自妒嬌饒。周昉的繪畫藝術幾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宋代米芾在其《畫史》中把他與晉代的名家顧愷之、南朝的陸探微、唐代的吳道子三人並稱為人物畫的四大家。
23《圖繪寶鑒》卷二。
《樊川文集》卷三。
第二十五章李白杜甫第一節李白好任俠，喜縱橫李白（70—72），字太白。據李陽冰《草堂集序》所記述“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居綿州昌隆（今屬四川江油）青廉鄉。白父李客，不曾入仕，亦無文名。李白自幼讀書，成績卓著。其《上安州裴長史書》自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這話雖未免誇大，但《新唐書》本傳也說他“十歲通詩書”；《唐才子傳》亦稱“十歲通五經”。李白少時，好任俠，且喜縱橫。魏顥撰《李翰林集序》、劉全白撰《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都稱其“少任俠”。《新唐書》本傳也說他“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從這些記載看來，李白自幼為學，便異於常人。此後交遊，也多豪俠之士。
開元十三年（725），李白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沿江而下，到達江陵，結識司馬承禎，甚被賞識。此後從江陵東下，曆洞庭、廬山，到金陵，抵揚州。在安陸與許圉師的孫女結婚，在湖北滯留較久。在這期間，李白也與當時的一般宦遊士子一樣，曾經多次投書長吏，幹謁求仕。其後又西入長安，小隱終南。謀官不成，複返安陸。開元二十二年，到襄陽，謁見荊州長史兼襄州刺史韓朝宗。此後數年之間，又與洛陽、太原、東魯等地的道士、隱士交遊，遠近聞名。
天寶元年（742），李白奉詔入京，於翰林院中待詔供奉。這時李白結束了漫遊生涯，暫作宮廷侍從。此後未見重用，又遭讒毀，於是一年以後，便上疏求去。天寶三載，又離京遠遊。
在這次遠遊中，李白結識了杜甫和高適，三人曾經周遊梁（今開封）、宋（今商丘）。同時，李白又從北海高天師，求仙學道。
在這期間，李白前妻亡故，又再婚許氏，許氏亡後，又娶宗氏。這時身家多故，國家多事。李白一麵求仙學道，一麵企圖為國建功。對於國家安危，頗多關切，雖然仍事漫遊，已與過去有所不同。
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發生，李白避居廬山。這時永王李璘出師東巡，邀李白入幕。至德二載，永王兵敗被殺，李白被捕入獄。出獄之後，又被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附近）。乾元二年（759）於途中遇赦，乃沿江東還。至當塗，依李陽冰。寶應元年（72），病逝於當塗。《舊唐書·文苑傳下》、《新唐書·文藝傳中》均有傳。
綜觀李白一生，正當唐皇朝由盛轉衰之時，由於初唐、盛唐出現了“貞觀”、“開元”之治，朝政相當開明，一般文人學者，多半積極用世。李白年少之時，也曾抱有建功立業之誌，但時值開元之末，朝政已經大壞，張九齡被黜，李林甫擅權，是由盛轉衰的開始。崔群《論開元天寶諷上皇甫鎛書》本節材料主要參考書為新舊唐書本傳，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華書局本）和《李白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本），文中凡引上述資料，不再一一作注。
雲“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用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當安史之亂前夕，有些文人學者，對於時局，已甚不滿，憂時念亂，已經形諸文字。但李白這時年輕氣盛，尚多幻想，好任俠，喜縱橫，誤將開元季世當作晚周戰國。其實，時與世異，任俠、縱橫，都是行不通的。
李白這時又希望建功之後，退隱歸山，排難解紛而不受賞，頗慕戰國魯連之風。但待詔翰林不久，便不為權臣所容，“權臣妒盛名，群犬多吠聲”（任華《雜言寄李白》）。這時李白對於現實的認識，才稍微清醒。
但李白在朝，為時甚短，對於朝廷、官場，雖粗知大概，而閱曆尚淺，因此，他這時雖對現實政治有所批判，卻不似蕭穎士、元結等人之憂時念亂。在很長的一段時期裏，隱居、出仕，在李白胸中，一直是矛盾的。永王東巡，他應征入幕，完全出於用世、報國之誠。至於最高統治者的內部鬥爭，他根本不懂。由此而身陷囹圄，以至流放，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李白一生的政治抱負極大，但他的實際成就隻在文學，詩與杜甫並稱。
文名雖為詩名所掩，但有些文章，亦頗為世傳誦。
積極用世，不戀榮名李白早年漫遊期間，所作詩文，都充分表達了布衣文人的追求仕進之心。《與韓荊州書》、《上安州裴長史書》都是此時有代表性的文章。《與韓荊州書》有雲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即其人焉。
這是一封幹謁之書，也等於“毛遂自薦”。李白年少氣豪，積極求仕，在這裏表現得十分明顯。
與此篇類似之文，是《上安州裴長史書》，此文有雲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這篇文章，不僅年少氣盛，而且吐辭命意，頗似戰國縱橫家言。唐代的布衣文人，寫過許多投書幹謁的文字，但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作者的筆下，其內容和風格都有所不同。李白的這類文章，特點是十分突出的。既不同於王勃等人的“懷才不遇”，也不同於韓愈等人的“不平之鳴”，而是充分地體現著一種狂放不羈的個性。
李白寫於這時之詩，與其幹謁之文同一格調。例如《古風》之十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卻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魯連之在戰國，號稱高士，為人排難解紛，而不受封賞。李白景仰其人，引為同調，這是他的生活理想積極用世，卻不戀榮名。
但李白這樣的生活理想是不現實的，在他這段生涯中，雖然詩名大振，而投書幹謁，並未見用。杜甫所謂“醉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恰可作異端神途小說5200為對他此時生活的寫照。李白這時寫的另外一些詩篇如《將進酒》、《襄陽歌》、《江上吟》、《梁園吟》等，也都傾瀉了他的滿腔憤悶之情。《將進酒》中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鍾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自是材不見用而發的牢騷；《襄陽歌》中所謂“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鹹陽市中歎黃犬，何如月下傾罍”。也是借酒銷愁的憤辭。
“醉飲狂歌”，放浪江湖李白待詔翰林之時，處於宮廷侍從的地位，又寫過一些應製供奉之詩。
《宮中行樂詞》數首，據《本事詩》所載，即應玄宗詔命之作。其遣詞造語，顯與前此之作不同。例如其三盧桔為秦樹，蒲桃出漢宮。煙花宜落日，絲管醉春風。笛奏龍吟水，蕭鳴鳳下空。君王多樂事，還與萬方同。
時當開元之末，朝政正在由盛轉衰，玄宗本人，也由一代明君，漸變為末代庸主。此時有識者已在憂時念亂，但李白初進宮廷，所見尚淺，應詔隨筆，便寫出了這類歌詠升平的詩篇。還有《清平調》三首，也是同樣的作品。當然，李白雖處宮廷侍從的地位，他畢竟不同於“柔媚的詞臣”。盡管寫了這類歌詠升平的作品，與此同時，他也抒發了不同於一般侍從的情感。例如《駕去溫泉宮後贈楊山人》一詩，便表白了自己一貫的思想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籲莫錯還閉關。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
隱而求仕，仕而後隱，這是李白選擇的一條道路。雖在“幸陪鸞輦”、“身騎飛龍”、“直上青雲”之時，他也沒有忘懷歸隱。
李白離開長安，再度漫遊時期，由於對朝廷和官場有了一些認識，思想便發生了變化，作品也發生了變化。雖然這時閱曆仍淺，卻已看到世事之艱難。《古風》和《行路難》中的許多篇章，都比較深沉地表達了這個時期的情感，詩風也有所轉變。例如《古風》第24首雲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霓，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蹠！
像這樣的內容，在李白過去的詩中不曾有過。他不僅揭露了中貴人、鬥雞者之飛揚跋扈、橫行霸道，而且指斥了當朝天子。“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蹠”，鋒芒所向，顯然在最高統治者，這樣的語言，是很有深度的。
與此篇相似的作品，是《古風》第二首。其中有雲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上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君不見昔時燕家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台。行路難，歸去來！
這樣的詩中充溢著不平和失望，與前期某些抱著幻想的作品大不相同。
李白此時寫得更為慷慨激昂的詩，是《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其中有雲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值一杯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魚目亦笑我，謂與明月同。驊騮拳跼不能食，蹇驢得誌鳴春風黃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為儒身被輕。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曾參豈是殺人者，讒言三及慈母驚。與君論心握君手，榮辱於餘亦何有？孔聖猶聞傷鳳麟，董龍更是何雞狗！一生傲岸苦不諧，恩疏媒勞誌多乖。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韓信羞將絳灌比，禰衡恥逐屠沽兒？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土墳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鍾鼎疏。
這詩不僅更充分地抒發了對於自身遭遇的憤激和不平，而且講到李北海、裴尚書之含冤被害，最後表達了決心與官方決裂的態度。“董龍更是何雞狗”，“見此彌將鍾鼎疏”，如此雲雲，說明李白此時對於朝廷、世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樣的作品，比從前所作，顯然也更有深度了。李白在此後漫遊的過程中，寫出了大量的“醉飲狂歌”的作品。這些作品，和前期的同類題材的作品相比，也更有深度。如《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裏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在這裏，“昨日之日”的豪情壯誌，“今日之日”的憤激憂愁，對比之下，已無法排遣，於是放浪江湖，也就成為必然的出路了。在他過去的詩中，雖然也曾講過“功成身退”的話，那是以“高士”自居，功成而不受賞；而此時此刻，則是功未成而誌不遂，心煩意亂，憤而遠遊了。
李白退居廬山之時，又有《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鬥旁，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求仙學道，在過去的作品中，曾經不斷出現；而在這首詩中，也比過去更為現實，成了解脫苦悶的唯一的出路。從“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來看，李白此時頗似真有遺世不顧之意了，但可惜的是他終於受命永王李璘，以致成為終身之憾。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李白入幕永王，曾經抱有幻想，這時他又以謝安自比，以魯連自期。《永王東巡歌》之二雲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這裏以謝安自比，雖然擬非其倫，但李白的“大濟蒼生”之誌，始終不渝，亦於此可見。
更能表明李白此時思想的，是《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禦》一詩月化五白龍，翻飛淩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英王受廟略，秉鉞清南邊。雲旂卷海雪，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人，弛張在一賢。霜台降群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如登黃金台，遙謁紫霞仙。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決，誓欲清幽燕。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
這裏稱永王李璘之受詔出師為“英王受廟略”，說自己之被征入幕為“如登黃金台”，篇末且有“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之語，李白一心報國的思想情感在這裏表露無餘了。當然，“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功成而身退，這也是他一貫的思想。但可惜的是，這一切都未能實現。他對於當時統治上層的矛盾似乎一無所知，對於前途的估計過於樂觀。
但為時不久，李璘兵敗，李白入獄，隨後又被流謫夜郎。他這時有《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首長詩，敘事抒懷，沉痛之至。其中有雲仆臥香爐頂，飡霞嗽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這裏說的“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似與前麵講的“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雲雲，有些矛盾；但“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當是事實。“辭官不受賞”的思想，也是始終如一的。此詩最後又雲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暖氣變寒穀，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勿棄賈生才。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被赦放還，李白自然是高興的。但他此時不僅慶幸自身遇赦，而且仍在關懷國家安危。“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他的憂慮還是很深的。
李白被赦放還之日，還寫了《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複之美，書懷示息秀才》一詩，其中說到“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這話似較為清醒。其中又說到“大駕還長安，兩日忽再中，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弋者何所慕，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爐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雲雲，似乎更有所醒悟。對於進用不抱希望，對於仕途亦有戒心，則棄劍而學丹砂，也就是唯一的出路了。詩中不再講功成身退的話，此亦李白詩歌內容的新的變化。
對於李白晚年的遭遇及其作品，前人多所評論，與李白同時的杜甫，對他的遭遇是最同情的。其《夢李白二首》之二有雲“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雲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無辜受累，而名傳千秋萬歲，這話不僅出自友情，而且是至公至當的。
宋人詩話之評李白者，於其晚年，毀譽參半，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引《蔡寬夫詩話》所論，較為持平。其言曰太白之從永王璘，世頗疑之，《唐書》載其事甚略，亦不為明辨其是否，獨其詩自序雲“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然太白豈從人為亂者哉？蓋其學本出縱橫，以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東巡歌》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雲“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亦可見其誌矣。大抵才高意廣，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難。議者或責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蕭穎士察於未萌，斯可矣；若其誌，亦可哀已。這裏對於李白晚年入幕永王以致被罪一事的分析，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李白一生所作詩文甚富，喪失亦多，在他生前，曾以所作囑托王屋山人魏萬（又名顥）編集，“盡出其文，命顥為集”（魏萬《李翰林集序》）。其後李白流放夜郎、遇赦而還之時，遇到江夏倩公，又曾將他“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最後，李白將終之日，又托李陽冰編輯其集，李陽冰《草堂集序》有雲“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殛，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新唐書·藝文誌》著錄《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稱“李陽冰錄”，當即根據李陽冰所編之本。李白的“千秋萬歲”亦賴此而得傳。
第二節杜甫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詩壇上，杜甫是與李白齊名的另一偉大詩人。
家世和早年壯遊杜甫（72—770），字子美。祖籍襄陽（今屬河北），曾祖父杜依藝為鞏縣令，遂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於玄宗先天元年（72）生於鞏縣。遠祖杜預是西晉名將，又是注釋《春秋左氏傳》的學者。祖父審言，是武則天時代的膳部員外郎，與沈佺期、宋之問齊名的詩人。父親閑曾任兗州司馬，終奉天（今陝西乾縣）縣令。杜甫對這個“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又有詩歌創作傳統的家庭，是很引為驕傲的。母親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所謂“舅氏多人物”，“吾舅盡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杜甫自稱“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遊》）到十四五歲，就“出遊翰墨場”。杜甫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熏陶，這對他日後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郾城看過舞蹈家公孫大娘的劍器渾脫舞；後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李範宅裏，遵化裏玄宗寵臣崔滌堂前，聽過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裏欣賞過畫聖吳道子畫的五聖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後的詩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啟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誇獎他有班固、揚雄之風。還有李邕、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看來他自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並不是吹牛。
杜甫生當“開元全盛日”，當時農村經濟繁榮，交通也很發達，所謂“九州道路無豹虎，遠行不勞吉日出”，許多積極追求功名的青壯年讀書人中，盛行著全國漫遊的風氣。杜甫從二十歲左右到三十五以前，也曾經三次出遊。第一次是南遊吳越，江浙的山水人物，引發他無限想象。開元二十四年（73），他第一次參加進士考試，失敗了，於是他又帶著蔑視考功郎的傲氣，與蘇源明等一起，到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遊。大概這時他父親正在兗州做司馬，他在齊趙一帶過了四五年“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幾首詩《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於兗州時的作品；還有《畫鷹》、《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一首《望嶽》，更是其中的傑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了詩人少年時代不平凡的抱負。
天寶三載，杜甫在東都遇到了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大詩人李白。同年秋天，李白和杜甫同遊梁（今開封）、宋（今商丘一帶），會見了詩人高適。這是第三次漫遊。他的《遣懷》詩說“憶與高李輩，論交入滔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台，懷古視平蕪。”天寶四載，他在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共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範野人。兩人還互贈了詩篇。杜贈李的詩說“餘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贈杜的詩說“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麵。
杜甫一生引為“快意”的讀書遊曆時期，到三十四歲就結束了。
困守長安的十年天寶五載（74），杜甫“西歸到鹹陽”了。這時長安浪漫遊樂風氣尚未過去，漢中王府、鄭駙馬宅等貴族達官第宅都向他開過門。但他來長安的最主要的任務還是參加科舉考試，謀取官職。這時當權的宰相，正是以妒賢忌能、陰險奸詐著名的李林甫。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詣京師就選。李林甫以為草野之士猥多，恐有俚言，汙濁聖聽。結果，這一年的科試中，布衣之士，無有第者，李林甫為了掩蓋自己的惡劣行徑，又表賀皇帝“野無遺賢”。在這種情況下，杜甫當然也無由仕進了。
此後，杜甫生活日漸貧困。“賣藥都市，寄食友朋”，也難免饑寒交迫。明知幹謁可恥，也不得不向一些達官貴人投詩乞憐。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裏，他一麵陳述致君堯舜的抱負，同時也傾訴了幹謁權貴的悲憤與辛酸“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天寶十載（75），玄宗在正月內連續三天舉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廟、天地三個盛典，杜甫覺得這是展現他詩賦才華的機會，獻了《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宰相出題，在集賢院考試他的文章。哪知召試的結果，隻是說他“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隻給了一個候選官吏的資格。到天寶十四載（755），才補了一個河西尉的小官，他不樂就職，又賜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十年困守長安的生活，雖然備受饑寒疾病之折磨，卻使他認清了以皇帝為首的封建統治集團貴族的腐化麵目，對廣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難，對國運的危機，也有了越來越深廣的感受和認識，在揭露窮兵黷武的戰爭給人民帶來災難的《兵車行》裏，他憤怒地指責“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在諷刺楊氏兄妹奢侈荒**生活的《麗人行》裏，他鮮明地點出“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最後，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長詩裏，他總結了自己一生的思想生活道路。“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是他一生的政治抱負，“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是他一生憂樂愛憎的基本傾向。所以當他中夜離京城，淩晨過驪山，聽見君臣們通宵達旦的歌舞的聲音，便向那些享有“賜浴”、“與宴”特權的達官貴族們，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向那些享受著輕歌曼舞、珍肴美味的“神仙”們，大呼“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最後他自己的那個“十口隔風雪”的家庭也發生了“入門聞號咷，幼子饑已卒”的悲劇。這時他還不知安祿山已經起兵範陽的消息，卻給大唐皇朝的政局畫出山雨欲來的緊張氣氛！
從陷賊、脫險到為官、棄官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起兵範陽，十二月攻下東京洛陽，次年六月，攻下潼關，玄宗匆匆奔蜀，長安淪陷。這個時候，杜甫正帶著妻子兒女從奉先北上三川，到了鄜州（今陝北富縣），聽到肅宗在靈武即位的消息，及時安頓了家屬，就“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被驅趕回長安。他目睹淪陷後的長安麵目，寫了一係列“詩史”名作。
當杜甫從旁探知房琯所帥的官軍在陳陶斜戰敗的消息，寫了《悲陳陶》，記載了“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的景象。《月夜》一詩中，他留給我們千古難忘的詩句“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寫出了千古以來戰爭中妻離子散的悲哀。他還寫了人人都熟悉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首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從長安逃到鳳翔，見到了唐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任命他為左拾遺。他這個入仕不滿一年就逢戰亂的小官，能夠擔任這個天子近臣的諫官，心裏是非常激動的。“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他半生以來抱著“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願，現在覺得自己致肅宗於堯舜的時機到來了。但是任拾遺不到一月，就遇到肅宗罷房琯宰相之職的大事，他上疏營救，說房琯“少自樹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肅宗因為聽信賀蘭進明的挑撥，以為房琯隻忠於玄宗，不忠於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問，幸而新任宰相張鎬、禦史大夫韋陟出來說“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才免予刑事處分，隻下了一紙墨製，叫他回鄜州探家。這次回家，他寫出了《北征》、《羌村三首》兩篇傑作。
《北征》是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相媲美的傑出長詩，全文七百字。杜甫從鳳翔出發，在黃土高原上大概走了十天半月，開始是“靡靡逾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末了又是“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更使人驚訝的是寫他到家與妻子兒女相見後那段最真實的素描，把一係列家庭生活的小鏡頭，插在萬方多難的時代畫卷裏。《羌村三首》是與《北征》互相映照，互相補充的名作。其中寫鄰居父老持酒來慰問自己的動人場麵“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當杜甫在羌村短暫休息的時候，唐皇朝的官軍和回紇的騎兵，在郭子儀率領下，於九月收複了長安，十月收複了洛陽。肅宗還長安，十一月杜甫也從鄜州帶著家眷回長安，繼續任左拾遺之職。
本來杜甫在回鄜探親時已**到肅宗對自己的疏遠，但他未必覺察到已被投閑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肅宗的眼中釘，更不會覺察到肅宗及其心腹李輔國等人正在羅織所謂“房黨”，包括賈至、嚴武、劉秩、杜甫等。所以乾元元年春天，他還與王維、岑參一起寫了《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的頌聖詩。不料當詩人們唱酬之聲猶在耳邊時，賈至就首先被貶出朝做汝州刺史去了。六月，肅宗就下詔貶房琯為鄜州刺史，劉秩為閬州刺史，嚴武為巴州刺史，杜甫也同時被貶為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參軍。
郭子儀、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率師北上，討伐安慶緒，出師不久就取得渡黃河、圍鄴城的勝利。杜甫在這年冬天來到離前線不遠的東都，一方麵探視洛陽東偃師土婁莊的故居，一方麵就近探問官軍圍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聽說鄴城不日可得，非常興奮地寫下了一首長詩《洗兵馬》，開端寫出大快人心的勝利形勢，結尾又描繪“田家望望惜雨幹，布穀處處催春種”，鼓勵前線戰士迅速攻下鄴城，退伍還鄉，幫助妻子春耕播種。詩人在喜勝利、頌中興、望太平的時候，又特別語重心長地加上“獨任朔方無限功”的建議，針對肅宗命九節度出師之時沒有立元帥，唯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的錯誤，有所規諫。此外，他還懷著重重的隱憂“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表麵是稱頌肅宗對太上皇克盡孝道，實際上是針對李輔國、張良娣等人離間玄宗、肅宗父子的陰謀敲起警鍾。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著官軍收複鄴城，生擒安慶緒的時候，在乾元二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萬官軍就因為沒有統帥，在鄴城外圍遭到了一次奇恥大辱的大潰敗。郭子儀率朔方軍退守河陽。
杜甫也就在東京兵荒馬亂中，經新安、石壕、潼關，回到華州。一路上目睹官吏們不顧百姓死活，處處強迫征兵拉伕，隻聽見婦孺老弱在傾訴、啼哭，同時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積極支援官軍。這一次途中見聞，給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寫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題樂府”組詩，後人簡稱為“三吏”、“三別”的不朽名作。這六首詩不僅寫出人民為戰爭付出的代價，而且寫出人民奮不顧身的自我犧牲的精神。
回到華州，旱災的威脅就開始了“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老百姓在天災加戰爭負擔雙重壓迫下毫無活路，杜甫這個小官也一籌莫展，這年七月，他隻得棄官不做，帶著家小遠走秦州（今甘肅天水），另謀生路。他棄官的原因不止是逃荒。從九節度之師潰敗以來，他早已看出肅宗小朝廷已經無法容納正言讜論，綱紀已亂，“庸堯真自聖，野老複何知？”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東柯穀、西枝村覓一塊隱居之地，但是這個羌胡雜居，吐蕃勢力又不斷擴張的地方，他無法久住下去。不過在秦州居留的三個多月中，卻在他詩卷中增加了不少邊塞題材的新作。例如“州圖領同穀，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民有萬家。”（《秦州雜詩》）“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輕烽燧，胡兒掣駱駝。”（《寓目》）到十月，他懷著“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的念頭，又領著全家南下同穀（今甘肅成縣）了。可是奔波了幾十天，到同穀後，竟陷入饑寒交迫的絕境。這種種慘痛經曆都寫在《乾元中寓居同穀縣作歌七首》裏。在同穀住了一個多月，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從秦州到同穀、又從同穀到成都這兩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計劃地寫了二十四首紀行詩，每段十二首，記述了自己一步步走過來的山川勝跡的真實麵貌。前段十二首記述隴西到隴南山川中，《青陽峽》的高峰深穀最為突出。而後段十二首寫跨越隴、秦、蜀三省的奇山大川，更勝前段。寫同穀東南的《木皮嶺》，他驚歎“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到嘉陵江上的《水會渡》，則見“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而漢中略陽縣的《飛仙閣》，竟是“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幹峻，梯石結構牢。”到川陝交界的《五盤》“仰淩棧道細，俯映江木疏。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入川以後，更見《劍門》“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塘倚，刻畫城閣狀。一夫怒臨夫，百萬未可傍。”顯出了無比雄奇的山勢。
回顧這一年，《發同穀》詩裏有一句總結“一歲四行役”，趙次公注說“一歲之中，自東都而趨華，自華而居秦，而赴同穀，自同穀而赴劍南。為四度行役也。”可以說這是他艱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變化最大的一年，更是詩歌創作空前豐收的一年。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
在關輔饑荒，中原再亂的年代，成都以“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的繁華都市麵目呈現在杜甫麵前。他全家初到成都，是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裏，靠著“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全家人的生活不僅可以暫時維持，而且從第二年就開始經營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了。《卜居》詩“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蜒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沈浮。東行萬裏堪乘興，須向山陰入小舟。”在戰亂中奔波多年的杜甫，總算有了個棲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麵忙著種樹、種竹、種菜，一麵還得為完成營建工程，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縣去訪問乞貸於親友，他步行或乘舟來往，無意中就寫成了不少怡情適意的小詩“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櫸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可惜，好景不長，上元二年五月，他草堂邊的一棵有兩百年壽命的柟樹被暴風連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場暴風，“卷我屋上三重茅”，使他全家“床頭屋漏無幹處，雨腳如麻未斷絕。”他在不眠的長夜裏，不禁從自家的苦難想到天下無數流離失所的人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同年十二月，老友嚴武由綿州刺史升任兼管東西兩川的節度使。上元三年（72）春夏，杜甫和嚴武往來互相訪問不止一二次，在唱和詩篇中，嚴武曾勸他出來做官，他則希望嚴武能理解自己疏懶的個性。同年四月，玄宗、肅宗父子兩人相繼去世，代宗即位，七月召嚴武入朝。杜甫親自送嚴武到綿州奉濟驛才分手，不料這時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發動了叛亂，嚴武被兵阻出不了劍門，杜甫也回不了成都，隻得轉到梓州，依靠李梓州、嚴二別駕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亂被高適鎮壓下去，但動亂未止，杜甫隻得把家屬移到梓州來，並打算離東川，投三峽，赴西京。
中原戰局這時大有好轉，代宗即位後命長子雍王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仆固懷恩為副元帥，討伐史朝義，大勝敵軍。廣德元年（73）正月，史朝義被迫自殺，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複。消息傳到梓州，杜甫高興得熱淚橫流，寫了那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這是他“平生第一快詩”，末兩句尤其寫出他當時歸心似箭的**。但是，當時他全家逃難在梓州，要回鄉談何容易，這一年在他詩集中隻見他送朋友一個個“下峽”，“歸京”，“入朝”；也仍然“自憐猶不歸”。這一年高適任劍南節度使。吐蕃兵入大震關，代宗出奔河南陝州，高適率兵臨吐蕃南境，欲牽製其主力，師出無功，致鬆、維等州相繼陷沒。朝廷不得已，隻得重派嚴武入蜀。杜甫得知嚴武重來的消息，喜出望外，於是在廣德二年（74）春天，又從閬州領著妻子趕回成都“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三月回到成都，嚴武就啟奏他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回到草堂，“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他本有一番修飾環境的打算，“新鬆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遠近的鄰居朋友也想一一相會，但一入節度使署，就進入練兵備戰的氣氛中，“公來練武士，欲奪天邊城”。七月，嚴武親臨前線寫了《軍城早秋》的詩，九月，杜甫寫了和詩，讚美嚴武破吐蕃七萬餘眾，拔當狗、鹽川的勝利“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他在幕府半年，“曉入朱扉啟，昏歸畫角終”，生活拘束，與同僚之間亦難免有“分曹失異同”的不愉快糾紛，於是在永泰元年（75）正月三日辭幕府歸浣花溪。四月嚴武病卒，杜甫在成都無所依靠。五月就攜家沿岷江東下，有《去蜀》詩“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世事已黃發，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鬥望京華”
杜甫隨著東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六月到戎州、渝州，七月到忠州，秋天到雲安。他的消渴病，又兼瘧癘犯了，遂館於嚴明府之水閣，過了一冬春。大曆元年（7）移居夔州白帝城。同年秋，從成都調來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對他“頻分月俸”，又不時派園官給他送些瓜菜。大曆二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買了四十畝果園，還帶有“茅齋椽”，柏氏又委托他代管東屯稻田百畝，生活比過去富裕一些了。在不到兩年時間中，他寫下了四百多首詩，不僅數量上達到，詩的內容形式也頗具特色。他回憶、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經曆和創作曆程，寫了《壯遊》、《昔遊》、《往在》、《遣懷》等自傳性的長篇，曆史的光明與黑暗與自己的愛憎傾向融合在一起，醞釀出無限的沉痛與辛酸。他仍然是“窮年憂黎元”的詩人，但他晚年的詩除描述“千家野哭”、“萬國征戍”而外更特別關心人才，特別是能撥亂反正、真正憂國愛民的人才，他說“天地則創痍，朝廷當正臣。異才複間出，周道日維新。”讀了元結《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以後無比激動“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稍安可待矣。”讚美做梁州刺史的李勉“■公製方隅，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肅然。”再讀他的《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八哀詩》、《寄韓諫議注》等詩，可以看出他的人才觀，眼光獨到，胸懷博大，他對同時代人的評論與新舊唐書史臣的見解大有出入。他還寫了不少夔府景物、氣候、風土、民生疾苦的詩篇。三峽景物正如他的兩句詩“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不僅一年四季的多變，就是雨、雪、雷、火、月，甚至八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夜的月他都有不同的觀察和感受。人民生活方麵，不僅注意“打鼓發船”、“負鹽出井”的勞動男女，他甚至關心到兒童教育“小兒學問止論語。”柏茂林派來供他驅使的“獠奴”為他“伐木”，“修水筒”，“修果樹枝蔓”的種種勞動過程，他也用親切感激的心情作了記錄。對詩歌藝術，更用盡苦心。“陶冶性靈緣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為了探求七律這種形式的藝術表現力，他努力嚐試了“拗格”這種既有較大難度，又有新的韻律的詩體十幾首，有的又自注“強戲為吳體”。他又有目的地寫了三組組詩，擴大七律的題材領域。《詠懷古跡五首》融詠懷與詠史懷古為一體，七律中前所未有。《諸將五首》，環顧了西部、北部、中原、嶺南、西南五個地區的國防形勢，雖筆有褒貶，但深重的憂患意識仍是全組詩的基調。這是詩史，更是現實性很強的政論。至於傳誦更廣的《秋興八首》，雖然可以“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鬥望京華”兩句概括他懷念舊國舊都的一般主題，但他思念的內容之深廣繁複，舉凡人事之興衰，景物之變換，都讓人覺得難以數言說盡。
“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大曆三年（78）正月，當“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的早春季節，杜甫把去年所買的果園草屋一並贈給吳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峽了。下水船走得很快，“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融入山水的神話和曆史，像一係列朦朧的意象，匆匆地在眼前消失了，新建為南都的江陵府就到了。江陵本來有鄭審、李之芳和他比較親近，鄭任江陵少尹，李原任太子賓客，現任尚書，在夔州時就有詩歌互贈，杜集中那首最長的千字排律就是寄給鄭、李倆人的。但是到江陵後，隻見他們和杜甫多次雅集，飲酒賦詩，但他的家眷卻過著“饑藉家家米，愁征處處杯”的生活，後來，李之芳又病故，四川又發生兵亂，漸漸波及川東，江陵也非久居之地，“社稷纏妖氛，幹戈送老儒”，隻得南下公安，也隻暫住了兩個月，年底又漂泊到嶽陽，寫下了他的名作《登嶽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嶽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這年冬天，嶽陽下了一場大雪，他又寫了長詩《歲晏行》，寫出“瀟湘洞庭白雪中”，那些為“割慈忍受還租庸”而賣兒賣女的哭聲，還有那些被私鑄的鉛錫假錢所欺騙的百姓的怒聲和罵聲。大曆四年春天他又解纜南征，三月到潭州（長沙），雖然是一個“右臂偏枯兩耳聾”的老翁，還能滿懷高興地遊嶽麓山道林二寺，接著他又南下投奔衡州刺史韋之晉，韋是他少年時在山西郇瑕認識的朋友，不料到衡州後，韋又調任潭州刺史，與他途中錯過。不久，又傳來韋之晉死於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曆五年（770）春天，也是杜甫在人間的最後一個春天，他在潭州寫了好幾首抒情詩他追酬十年前高適贈給他的那首詩，情辭反複，哀悼高適，也是哀悼自己。他又與飛來舟中的燕子對話，茫茫有身世無窮之感。最為人們讚美的是《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這首時間跨度很大的小詩，飽含著無限今昔盛衰之感。
這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死湖南觀察使崔瓘，占據潭州作亂，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這是他平生最後一次逃難，他的《入衡州》、《逃難》、《白馬》、《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台省諸公》等詩中敘述了動亂的發生，與全家奔波逃難，以及衡州刺史陽濟聯合各郡討伐臧玠的過程。
隨後，杜甫又帶著全家溯湘江而上，想去郴州投靠舅父崔偉，船至耒陽方田驛，江水大漲，無法前進，在此挨了五天的餓。耒陽縣令聽到消息，派人給他們送來牛肉白酒，算是沒有餓死。杜甫寫了《聶耒陽以仆阻水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來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裏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對縣令又是歌頌又是感謝。船既無法南行，隻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先後寫了《回棹》、《登舟將適漢陽》、《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諸詩都表明了他的小船離潭州後將北上襄陽、秦中。此後，直到冬天，老杜又寫了《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這是他臥病舟中，苦力掙紮，寫成的一首絕筆之作。詩的發端以軒轅、虞舜將休止製律彈琴，比喻自己將停止寫詩；詩的末尾以葛洪屍解、許靖難任，比喻自己將死於道路，無力遠行；這些都是將死的哀音。“故國悲寒望，群雲慘歲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說明詩人在舟中最後看到的正是嶽陽洞庭湖邊冬雨中的景物。“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更清楚地說明這首詩寫於大曆五年的冬天。“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說明詩人此時還在關心著戰亂中的祖國和人民。此詩寫成後不久，他就死在這條船上了。家屬把他殯葬在嶽陽。四十三年後，他的孫子杜嗣業才把他的靈柩歸葬河南偃師。並請詩人元稹作了墓誌銘。元稹在墓誌中高度評價了杜甫在詩史上的地位“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