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昏庸
萬曆終於出了一口惡氣，可以揚眉吐氣重新做人了。張居正和李太後，包括馮保同誌煞費苦心，都是為了讓他成為一個好皇帝，成就一番大的事業，沒有一點的私心，與他們的願望相反，但萬曆不領情，剛一親政就采取如此巨大的行動，張居正在天有靈也會後悔自己圖的是什麽？
萬曆受過良好的教育，政治智慧一點也不比別人差。他親政後，壯誌淩雲，決心大展宏圖，隻可惜眼高手低，無法擔負起治國安邦的使命。性格決定命運，懶惰性格沒有常性不願付出，沒多長時間，就把朝廷弄得烏煙瘴氣，亂作一團。
萬曆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隆慶六年(1572)六月即位，至萬曆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去世。這個時期，任用張居正，使大明王朝轉危為安，是大明王朝的中興時期。實際主持朝政的是張居正。在慈聖皇太後的支持下（就是李太後），重大決策都是由張居正來製定和實施的，張居正後期，執政的時間長了，權勢大了，不願意讓萬曆插手政務，隻有在一邊看的份。張居正、李太後最大的錯誤就在於沒讓小皇帝早一點直接參與政務，到在張居正的去世才進入。張居正突然去世，李太後也不再過問政務，當起甩手掌櫃，養尊處優。萬曆真正開始了親政，三座大山輕易地被移開，年齡已屆二十，有一種被解放的感覺，高聲唱起“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翻身的人民好喜歡”，手舞足蹈，翩翩起舞，不知道怎麽發飆才好了。他也產生一種希望，就是要迅速擺脫張居正的陰影，發泄胸中久受壓抑的情欲，不受任何拘束地實現權柄自操，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為所欲為了。
萬曆身上具有皇家的血脈，在張居正和李太後的教導下學會了禦人之術，統治手腕，在親政之初運用的還是非常好，就連一代名相申時行也畏若寒蟬，言聽計從。他的自信心還是很強的，在查沒張居正的家產，打敗了張居正陣營後，得到滿足，他也下決心要好好幹，竭力想證明自己，向世人證明並不是離開張居正就不行了，他要另行一套，同樣也能使天下大治，還幹得更好，會輕而易舉地成為一代明君。
萬曆親政後與張居正反其道而行之，凡是張居正支持的，擁護的，他就要反對。張居正推行的改革，雖有利於國計民生，但在相當程度上不利於官員個人，他就發揮這些人的積極性，用這些人來清算張居正及其黨人，伴隨著清張運動的不斷升級和擴大化，一場以否定萬曆初年的改革為目的的風潮又隨之而起。他一定要和張居正做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都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對張居正的一切方針路線，一切治理國家的措施和製度，不管對錯，是否有益於國家一概否定。萬曆十一年(1583)五月，以率先揭發馮保的罪行而深獲萬曆信用的禦史李植，受命巡按畿輔，途中未能享受到改革前那種乘驛的待遇，自己花費不少，感到十分不舒服，心裏非常憤恨，回京後便向萬曆上本，提出驛傳裁革過苛，要求恢複官員的待遇，萬曆不管對錯，也不進行調查研究，馬上表示同意。
改革驛遞是張居正厲行節約，減輕國家和沿途老百姓的負擔所進行的一項改革措施，改變了過去官員們到驛站胡作非為，無節製的索要財物的情況，沿途的老百姓深受其害，這一項改革措施使官員的奢靡風氣有了很大的改觀，減少了國家無謂的支出，也極大地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製度的改變，沿途的老百姓又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張居正的辦法就是不許公款消費，想消費也行，自己拿錢，喜歡公款吃喝的諸君當然不樂意。
萬曆又忽然想起了早年裁革京省冗職一事，不知道是出於什麽考慮，或許是為了爭取人心吧，就決定將原來裁革歸並事務的，再依裁革前所分職掌管，又恢複各自的官職，張居正好不容易精簡的機構和人員，又恢複原樣，本來就龐大的官僚隊伍又因之而臃腫起來。萬曆犯糊塗了，張居正已經做了惡人，你一退六二五不就結了，何苦為自己攬下如此沉重的經濟負擔，讓國家財政不堪重負呢？
獎懲大權是皇家的一個利器，對統治國家，發揮手下人的才幹和積極性大有好處，不能隨便使用。為了讓文武百官、勳戚權貴感受到皇恩浩蕩，封爵名器成了他隨意賞賜之物，不管功勞是否相配隨便賞賜，不當賞的要賞，該罰的又不罰，致使朝綱法紀陷於混亂。萬曆皇帝的賞賜一律按個人的好惡和政治立場來區分。凡是與張居正關係密切或者重用的人，不管有無才幹，對朝政有無影響一律進行處罰，而對過去張居正打壓得人或者反對張居正的人，清算張居正有功的人一律重用。他有一腔的雄心壯誌想幹成一番大事業的。可惜他的方法不對，心胸狹窄，注定他不是一個幹大事業的人。
萬曆終於出了一口惡氣，可以揚眉吐氣重新做人了。張居正和李太後，包括馮保同誌煞費苦心，都是為了讓他成為一個好皇帝，成就一番大的事業，沒有一點的私心，與他們的願望相反，但萬曆不領情，剛一親政就采取如此巨大的行動，張居正在天有靈也會後悔自己圖的是什麽？
萬曆受過良好的教育，政治智慧一點也不比別人差。他親政後，壯誌淩雲，決心大展宏圖，隻可惜眼高手低，無法擔負起治國安邦的使命。性格決定命運，懶惰性格沒有常性不願付出，沒多長時間，就把朝廷弄得烏煙瘴氣，亂作一團。
萬曆的一生，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隆慶六年(1572)六月即位，至萬曆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去世。這個時期，任用張居正，使大明王朝轉危為安，是大明王朝的中興時期。實際主持朝政的是張居正。在慈聖皇太後的支持下（就是李太後），重大決策都是由張居正來製定和實施的，張居正後期，執政的時間長了，權勢大了，不願意讓萬曆插手政務，隻有在一邊看的份。張居正、李太後最大的錯誤就在於沒讓小皇帝早一點直接參與政務，到在張居正的去世才進入。張居正突然去世，李太後也不再過問政務，當起甩手掌櫃，養尊處優。萬曆真正開始了親政，三座大山輕易地被移開，年齡已屆二十，有一種被解放的感覺，高聲唱起“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翻身的人民好喜歡”，手舞足蹈，翩翩起舞，不知道怎麽發飆才好了。他也產生一種希望，就是要迅速擺脫張居正的陰影，發泄胸中久受壓抑的情欲，不受任何拘束地實現權柄自操，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為所欲為了。
萬曆身上具有皇家的血脈，在張居正和李太後的教導下學會了禦人之術，統治手腕，在親政之初運用的還是非常好，就連一代名相申時行也畏若寒蟬，言聽計從。他的自信心還是很強的，在查沒張居正的家產，打敗了張居正陣營後，得到滿足，他也下決心要好好幹，竭力想證明自己，向世人證明並不是離開張居正就不行了，他要另行一套，同樣也能使天下大治，還幹得更好，會輕而易舉地成為一代明君。
萬曆親政後與張居正反其道而行之，凡是張居正支持的，擁護的，他就要反對。張居正推行的改革，雖有利於國計民生，但在相當程度上不利於官員個人，他就發揮這些人的積極性，用這些人來清算張居正及其黨人，伴隨著清張運動的不斷升級和擴大化，一場以否定萬曆初年的改革為目的的風潮又隨之而起。他一定要和張居正做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都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對張居正的一切方針路線，一切治理國家的措施和製度，不管對錯，是否有益於國家一概否定。萬曆十一年(1583)五月，以率先揭發馮保的罪行而深獲萬曆信用的禦史李植，受命巡按畿輔，途中未能享受到改革前那種乘驛的待遇，自己花費不少，感到十分不舒服，心裏非常憤恨，回京後便向萬曆上本，提出驛傳裁革過苛，要求恢複官員的待遇，萬曆不管對錯，也不進行調查研究，馬上表示同意。
改革驛遞是張居正厲行節約，減輕國家和沿途老百姓的負擔所進行的一項改革措施，改變了過去官員們到驛站胡作非為，無節製的索要財物的情況，沿途的老百姓深受其害，這一項改革措施使官員的奢靡風氣有了很大的改觀，減少了國家無謂的支出，也極大地減輕了老百姓的負擔。製度的改變，沿途的老百姓又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張居正的辦法就是不許公款消費，想消費也行，自己拿錢，喜歡公款吃喝的諸君當然不樂意。
萬曆又忽然想起了早年裁革京省冗職一事，不知道是出於什麽考慮，或許是為了爭取人心吧，就決定將原來裁革歸並事務的，再依裁革前所分職掌管，又恢複各自的官職，張居正好不容易精簡的機構和人員，又恢複原樣，本來就龐大的官僚隊伍又因之而臃腫起來。萬曆犯糊塗了，張居正已經做了惡人，你一退六二五不就結了，何苦為自己攬下如此沉重的經濟負擔，讓國家財政不堪重負呢？
獎懲大權是皇家的一個利器，對統治國家，發揮手下人的才幹和積極性大有好處，不能隨便使用。為了讓文武百官、勳戚權貴感受到皇恩浩蕩，封爵名器成了他隨意賞賜之物，不管功勞是否相配隨便賞賜，不當賞的要賞，該罰的又不罰，致使朝綱法紀陷於混亂。萬曆皇帝的賞賜一律按個人的好惡和政治立場來區分。凡是與張居正關係密切或者重用的人，不管有無才幹，對朝政有無影響一律進行處罰，而對過去張居正打壓得人或者反對張居正的人，清算張居正有功的人一律重用。他有一腔的雄心壯誌想幹成一番大事業的。可惜他的方法不對，心胸狹窄，注定他不是一個幹大事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