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西餐廳的老板從我們常去演出的一家酒吧老板那裏打聽到我們的手機號，打電話通知我們去他的餐廳試一試，於是我們就帶著樂器前往。
我們把那些經常在搖滾酒吧演出的曲目演奏了一遍，老板走上台來，捂著耳朵說：“哥兒幾個別演了，太鬧，我們這裏是西餐廳，樂隊應該在客人進餐的時候演奏柔和的音樂，烘托出浪漫的氣氛，有燭光、有牛排、有紅酒、有柔美的音樂，像你們這麽吵，誰還敢來我們這兒吃飯呀，來了他也吃不下去。”
楊陽彈著吉他唱了一首“rightherewaiting”，老板聽後說：“對，就是這個意思，要柔一點兒的音樂，回頭給你穿上西服，帶上晚禮帽，打上領結，客人在下麵吃，你就在台上唱，你看怎麽樣？” 楊陽說：“你給多少錢呀？” 老板說：“一個小時50塊錢怎麽樣？” 楊陽收起吉他，甩下一句話：“你給多少錢我都不唱！” 樂隊排練室的隔壁住著一個年輕女子，那間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內除擺設有一台電視和一張雙人床外，隻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麵鋪了一層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進屋前，此女子總要把鞋脫在門外，赤腳走進房間，我們不知道她究竟從事什麽工作，隻對她留有一個愛清潔的印象。
一次排練的間歇，我們正坐在椅子上抽煙，屋裏很安靜，誰也沒有說話，就在這時，隔壁傳來一陣床鋪的“吱吱”聲，聲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致最後連成一片並混合著粗重的喘息聲，不絕於耳。
上廁所回來後的鍾風說，他看到隔壁房間的門口擺著兩雙鞋，一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那個女子的鞋，另一雙是擦得鋥亮的男式皮鞋。
楊陽說：“她是不是一‘雞’呀？” 齊思新說：“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兩口子大白天也高興的可能。”
後來，我們又陸續在隔壁房間的門口看到各式各樣的皮鞋、旅遊鞋，而且新舊程度不同，大小不一。
但一成不變的是，每當這些鞋依次出現在門口的時候，那雙女鞋總是擺在門口，這使我們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雞”。
一次，一陣曖昧聲過後，我們聽到一個男子破口大罵道：“哪個孫子這麽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800多塊呢！誰拿走了趕緊給我交出來，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男子嚷嚷了半天，並未見小偷站出來，他的鞋也沒有出現，便將一腔怒火發泄在那個女人身上，他說：“我花錢上你這兒玩來了，你卻讓我把鞋脫在外麵，現在我的鞋丟了，你該負主要責任！” 女子說道：“是你主動來的，我並沒有請你，而且你來那麽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這裏的規矩，誰來都得脫鞋，你穿那麽好的鞋來顯擺給我看呀，誰稀罕，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幹什麽的嗎，我看見過你在菜市場賣魚，一身腥味兒，上次你走後，給我**留下好幾片魚鱗。”
男子說：“你等著，我再也不來了，讓你沒生意做！” 女子說：“你愛來不來，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男人有的是，沒你我照樣活得下去！” 男子見說不過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腳在地，便語氣舒緩下來，說：“你先借我一雙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給你送回來。”
女子說：“我這裏的鞋你隨便挑，哪雙適合你你就穿走。”
最後，那個男子趿拉著一雙紅色繡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幾天後，當我們正如火如荼地排練的時候，傳來敲門的聲音。
我們停下手中的樂器，打開門一看，原來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問。
“沒有，我在隔壁感覺你們的音樂挺好聽的，想過來看看。”
這還是第一次有人說我們的音樂好聽。
“進來坐吧。”
我請她進來。
“你們練你們的，我隨便聽聽。”
一曲演奏完畢後，女子鼓起掌來，說：“挺好聽，你們是幹什麽的？” “我們是學生，大姐你是做什麽工作的？”齊思新隨口問了一句。
女子坦誠地說：“我是做小姐的，真羨慕你們學生，可以無憂無慮的生活。”
“我們也有特多煩惱，要不然幹嘛用音樂表達。”
“你們在哪個學校上學？” “北糯蟆！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個歌廳幹活的女孩就是你們學校的。”
“是不是叫沈麗？”楊陽問道。
“你怎麽知道的？”女子很吃驚地問道。
“丫掙過我的錢！”楊陽說話毫不客氣。
“其實沈麗這個女孩挺不容易的。”
女子說。
“她有什麽不容易的，一邊學習文化知識一邊掙著錢，兩不耽誤。”
楊陽說。
“你不了解她家裏的情況，她的家庭很困難……”於是，這個女子便給我們講起關於沈麗的故事： “兩年前，我在從老家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遇到了沈麗，她坐在我的對麵，模樣很寒酸，坐了十個多小時的火車，她隻吃了一個蘋果，啃了一張大餅，我以為她是來北京打工，可一問才知道，她是來北京上學而且又和我來自同一個縣城，隻是不在一個村子。
她問我是做什麽的，我說我給朋友幫忙做買賣。
由於我們是一個縣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個人出門在外會有很多困難，便把呼機號留給她，讓她有什麽困難找我。
下了火車，我們便各奔東西。
第二天，我的呼機響了，我回了電話，原來是沈麗找我，她約我在你們學校門口見麵，說是有要緊事兒，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會有什麽事情，便風風火火地趕到學校，已經在校門口等候多時的沈麗把我拖到沒人處說：‘蘭姐，’我叫馬曉蘭，所以沈麗叫我‘蘭姐’，她說：‘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塊錢？’我聽後嚇一跳，心想，這個女孩的要求也太過分了吧，僅在火車上見過一麵就敢提出這樣的要求。
我當時已經做了兩年的小姐，能夠拿出這些錢，但這些錢我掙得來之不易，怎麽能輕易借給一個並不熟悉的人呢，於是我便推托說我的錢全進了貨，而貨又壓在手裏，拿不出現金。
沈麗險些給我跪下，她哭泣著對我說：‘蘭姐，我求求你了，你無論如何也要借給我錢，我在北京隻認識你一個人，你不管我誰管我呀！’我還從來沒見過這樣借錢的人。”
“那你借錢給她了嗎？”楊陽問。
馬曉蘭看了一眼楊陽，繼續說道： “我問沈麗借錢幹什麽用，她說是交學費，家裏不能給她拿出這麽多錢來，接著，她給我講了自已的故事。
沈麗的家中有三個孩子，她最小，上麵有兩個哥哥，他們因為家境貧窮到現在還沒有結婚，沈麗的爸爸七年前被一輛卡車從腿上壓過去，肇事司機開車跑了，把她爸留在血泊之中，是村裏人把她爸送到縣醫院的，人是救過來了，腿卻沒了，隻能整日癱瘓在床。
為了給她爸治好病，家裏欠下一屁股債。
沈麗她媽和她哥的意思是讓沈麗念完高中，然後就去縣城找份工作，或下地幹農活兒，掙些錢養家，但沈麗卻背著他們參加了高考，錄取通知書下來的那一天，沈麗的心情特別沉重，她把通知書藏在村頭的樹林裏，一個非常隱蔽的地方，如果通知書讓她哥哥發現的話，一定會被他們撕掉。
沈麗說，她既不比別人醜又不比別人笨，為什麽就沒有上學的權力，她覺得生活對自己不公平，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學。
沒有經過家裏的允許，沈麗坐上來北京的火車，車票錢是她在縣城洗了一個月的碗掙到的，她說畢業前她是不會回家的。
沈麗把身份證塞到我手裏說：‘蘭姐，你要相信我，我不會借錢不還的，這是我的身份證，你拿著，我以後利用課餘時間打工掙錢還你。
’我很欣賞沈麗這個女孩，便到取款機取出3000塊錢借給她。”
“所以你為了讓她盡早還錢，就拉她下水了？”楊陽問道。
馬曉蘭沒有在意楊陽的態度，又說道：“我並沒有打算讓沈麗還錢給我，那3000塊錢就算是我資助她的，可是，四個月後的一天，我被朋友介紹到一家歌廳上班的時候，卻意外地在那裏遇見沈麗，她說她來這裏已經一個月了，是按電線杆上麵貼的小廣告找到這裏的，她還說，再過一個星期，她就可以把錢還我了。”
馬曉蘭和我們成為朋友，我們親切地稱她“蘭姐”，她經常來排練室聽我們演奏，我們也會在沒有煙抽的時候向她要一根。
蘭姐抽“more”，這種煙專為女士設計，一點勁兒都沒有，抽起來隻有薄荷的清爽。
蘭姐說，男士抽這種煙不好，殺精。
所以，我們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會去找蘭姐要煙抽的。
蘭姐倒是真正需要這種殺精的煙，我們經常看到她在送走一個客人後，會點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煙吸進去。
有幾次我們去找蘭姐要煙的時候，看到她的門口擺著兩雙鞋，我們便很知趣地放下準備敲門的手，讓蘭姐踏踏實實地做好工作，把錢掙到手。
那個時期，由於和蘭姐接觸頻繁，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這個行業聯係起來，譬如說：學校食堂的牆上貼著一則標語，是其服務宗旨，內容如下：熱情、規範、敏捷。
我想這三個詞語用在“小姐”身上同樣適合，“熱情”指的是工作態度，無論是哪個行業，員工們都要對工作充滿火一樣的熱情，特別是服務性行業；“規範”指的是每個行業都要有自己的規章製度，無論是誰都要聽從組織，讓你幹什麽你就得幹什麽，要是領導說東你偏說西的話，那就對不起您了，哪兒涼快你就哪兒歇著去吧，在“小姐”這個行當裏，如果你敢耍小聰明或者膽大妄為的話，老鴇有的是治你的招兒，除非你是不想吃這碗飯了；“敏捷”是針對“小姐”的個人願望而言，她們希望客人盡快結束戰鬥，不要打持久戰，總是加班加點卻沒有加班費的事情擱誰身上誰也不幹。
我們經常和蘭姐聊天，她說喜歡和我們這群有素質的大學生談生活、談理想，她還接待過幾個大學生，也不嫌他們給錢少，主要為了提高自身素質。
說實話，大學生究竟有沒有素質，誰也說不好。
我們問蘭姐每次收多少錢，她說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時還不收錢。
我們又問蘭姐，有沒有倒找錢的時候，蘭姐說沒聽說過工作還要賠錢的事情，即使是在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還問蘭姐，對未來有何打算，總不能做一輩子“小姐”，而且這個行業吃得是青春飯，歲月不饒人，蘭姐說她既沒太多文化，又幹不了體力活兒，所以她要趁著年輕起早貪黑地多掙些錢，然後回老家開一家小店，一輩子不愁吃喝。
我們問蘭姐是否要組建家庭，蘭姐說當然了，回家後就找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把自已嫁出去。
我們說，農村的封建觀念比較強，人們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麽掙錢的話，他會很不高興的。
蘭姐說這個問題她已考慮許久，首先，如果她不說出自己在北京做什麽工作的話，那麽村裏沒有人會知道她當過“小姐”；其次，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讓死人活過來，已經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連克隆羊都出現了更何況做個**膜修複手術，比真的還真，誰也發現不了。
聽過蘭姐的一席話，我們不得不對當代中國女性拍案叫絕，俯首貼耳。
後來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國農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輕女性們全抱以此種態度和方式生活的話，那麽中國的農村將會在幾年內湧現出數以萬計家食品店，這樣的話，農民兄弟寧願娶一個在田裏撒糞沒見過世麵的村姑，也不會娶一個食品店的女老板，因為到那個時候，判斷一個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過“小姐”，隻需看她是否開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
我們把那些經常在搖滾酒吧演出的曲目演奏了一遍，老板走上台來，捂著耳朵說：“哥兒幾個別演了，太鬧，我們這裏是西餐廳，樂隊應該在客人進餐的時候演奏柔和的音樂，烘托出浪漫的氣氛，有燭光、有牛排、有紅酒、有柔美的音樂，像你們這麽吵，誰還敢來我們這兒吃飯呀，來了他也吃不下去。”
楊陽彈著吉他唱了一首“rightherewaiting”，老板聽後說：“對，就是這個意思，要柔一點兒的音樂，回頭給你穿上西服，帶上晚禮帽，打上領結，客人在下麵吃，你就在台上唱，你看怎麽樣？” 楊陽說：“你給多少錢呀？” 老板說：“一個小時50塊錢怎麽樣？” 楊陽收起吉他，甩下一句話：“你給多少錢我都不唱！” 樂隊排練室的隔壁住著一個年輕女子，那間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內除擺設有一台電視和一張雙人床外，隻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麵鋪了一層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進屋前，此女子總要把鞋脫在門外，赤腳走進房間，我們不知道她究竟從事什麽工作，隻對她留有一個愛清潔的印象。
一次排練的間歇，我們正坐在椅子上抽煙，屋裏很安靜，誰也沒有說話，就在這時，隔壁傳來一陣床鋪的“吱吱”聲，聲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致最後連成一片並混合著粗重的喘息聲，不絕於耳。
上廁所回來後的鍾風說，他看到隔壁房間的門口擺著兩雙鞋，一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那個女子的鞋，另一雙是擦得鋥亮的男式皮鞋。
楊陽說：“她是不是一‘雞’呀？” 齊思新說：“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兩口子大白天也高興的可能。”
後來，我們又陸續在隔壁房間的門口看到各式各樣的皮鞋、旅遊鞋，而且新舊程度不同，大小不一。
但一成不變的是，每當這些鞋依次出現在門口的時候，那雙女鞋總是擺在門口，這使我們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雞”。
一次，一陣曖昧聲過後，我們聽到一個男子破口大罵道：“哪個孫子這麽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800多塊呢！誰拿走了趕緊給我交出來，否則我就不客氣了！” 男子嚷嚷了半天，並未見小偷站出來，他的鞋也沒有出現，便將一腔怒火發泄在那個女人身上，他說：“我花錢上你這兒玩來了，你卻讓我把鞋脫在外麵，現在我的鞋丟了，你該負主要責任！” 女子說道：“是你主動來的，我並沒有請你，而且你來那麽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這裏的規矩，誰來都得脫鞋，你穿那麽好的鞋來顯擺給我看呀，誰稀罕，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幹什麽的嗎，我看見過你在菜市場賣魚，一身腥味兒，上次你走後，給我**留下好幾片魚鱗。”
男子說：“你等著，我再也不來了，讓你沒生意做！” 女子說：“你愛來不來，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男人有的是，沒你我照樣活得下去！” 男子見說不過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腳在地，便語氣舒緩下來，說：“你先借我一雙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給你送回來。”
女子說：“我這裏的鞋你隨便挑，哪雙適合你你就穿走。”
最後，那個男子趿拉著一雙紅色繡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幾天後，當我們正如火如荼地排練的時候，傳來敲門的聲音。
我們停下手中的樂器，打開門一看，原來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問。
“沒有，我在隔壁感覺你們的音樂挺好聽的，想過來看看。”
這還是第一次有人說我們的音樂好聽。
“進來坐吧。”
我請她進來。
“你們練你們的，我隨便聽聽。”
一曲演奏完畢後，女子鼓起掌來，說：“挺好聽，你們是幹什麽的？” “我們是學生，大姐你是做什麽工作的？”齊思新隨口問了一句。
女子坦誠地說：“我是做小姐的，真羨慕你們學生，可以無憂無慮的生活。”
“我們也有特多煩惱，要不然幹嘛用音樂表達。”
“你們在哪個學校上學？” “北糯蟆！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個歌廳幹活的女孩就是你們學校的。”
“是不是叫沈麗？”楊陽問道。
“你怎麽知道的？”女子很吃驚地問道。
“丫掙過我的錢！”楊陽說話毫不客氣。
“其實沈麗這個女孩挺不容易的。”
女子說。
“她有什麽不容易的，一邊學習文化知識一邊掙著錢，兩不耽誤。”
楊陽說。
“你不了解她家裏的情況，她的家庭很困難……”於是，這個女子便給我們講起關於沈麗的故事： “兩年前，我在從老家開往北京的火車上遇到了沈麗，她坐在我的對麵，模樣很寒酸，坐了十個多小時的火車，她隻吃了一個蘋果，啃了一張大餅，我以為她是來北京打工，可一問才知道，她是來北京上學而且又和我來自同一個縣城，隻是不在一個村子。
她問我是做什麽的，我說我給朋友幫忙做買賣。
由於我們是一個縣的，我又看她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我知道一個人出門在外會有很多困難，便把呼機號留給她，讓她有什麽困難找我。
下了火車，我們便各奔東西。
第二天，我的呼機響了，我回了電話，原來是沈麗找我，她約我在你們學校門口見麵，說是有要緊事兒，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究竟會有什麽事情，便風風火火地趕到學校，已經在校門口等候多時的沈麗把我拖到沒人處說：‘蘭姐，’我叫馬曉蘭，所以沈麗叫我‘蘭姐’，她說：‘你能不能借我二千五百塊錢？’我聽後嚇一跳，心想，這個女孩的要求也太過分了吧，僅在火車上見過一麵就敢提出這樣的要求。
我當時已經做了兩年的小姐，能夠拿出這些錢，但這些錢我掙得來之不易，怎麽能輕易借給一個並不熟悉的人呢，於是我便推托說我的錢全進了貨，而貨又壓在手裏，拿不出現金。
沈麗險些給我跪下，她哭泣著對我說：‘蘭姐，我求求你了，你無論如何也要借給我錢，我在北京隻認識你一個人，你不管我誰管我呀！’我還從來沒見過這樣借錢的人。”
“那你借錢給她了嗎？”楊陽問。
馬曉蘭看了一眼楊陽，繼續說道： “我問沈麗借錢幹什麽用，她說是交學費，家裏不能給她拿出這麽多錢來，接著，她給我講了自已的故事。
沈麗的家中有三個孩子，她最小，上麵有兩個哥哥，他們因為家境貧窮到現在還沒有結婚，沈麗的爸爸七年前被一輛卡車從腿上壓過去，肇事司機開車跑了，把她爸留在血泊之中，是村裏人把她爸送到縣醫院的，人是救過來了，腿卻沒了，隻能整日癱瘓在床。
為了給她爸治好病，家裏欠下一屁股債。
沈麗她媽和她哥的意思是讓沈麗念完高中，然後就去縣城找份工作，或下地幹農活兒，掙些錢養家，但沈麗卻背著他們參加了高考，錄取通知書下來的那一天，沈麗的心情特別沉重，她把通知書藏在村頭的樹林裏，一個非常隱蔽的地方，如果通知書讓她哥哥發現的話，一定會被他們撕掉。
沈麗說，她既不比別人醜又不比別人笨，為什麽就沒有上學的權力，她覺得生活對自己不公平，她要靠自己的努力上學。
沒有經過家裏的允許，沈麗坐上來北京的火車，車票錢是她在縣城洗了一個月的碗掙到的，她說畢業前她是不會回家的。
沈麗把身份證塞到我手裏說：‘蘭姐，你要相信我，我不會借錢不還的，這是我的身份證，你拿著，我以後利用課餘時間打工掙錢還你。
’我很欣賞沈麗這個女孩，便到取款機取出3000塊錢借給她。”
“所以你為了讓她盡早還錢，就拉她下水了？”楊陽問道。
馬曉蘭沒有在意楊陽的態度，又說道：“我並沒有打算讓沈麗還錢給我，那3000塊錢就算是我資助她的，可是，四個月後的一天，我被朋友介紹到一家歌廳上班的時候，卻意外地在那裏遇見沈麗，她說她來這裏已經一個月了，是按電線杆上麵貼的小廣告找到這裏的，她還說，再過一個星期，她就可以把錢還我了。”
馬曉蘭和我們成為朋友，我們親切地稱她“蘭姐”，她經常來排練室聽我們演奏，我們也會在沒有煙抽的時候向她要一根。
蘭姐抽“more”，這種煙專為女士設計，一點勁兒都沒有，抽起來隻有薄荷的清爽。
蘭姐說，男士抽這種煙不好，殺精。
所以，我們不到迫不得已的時候是不會去找蘭姐要煙抽的。
蘭姐倒是真正需要這種殺精的煙，我們經常看到她在送走一個客人後，會點上一根“more”，大口大口地把煙吸進去。
有幾次我們去找蘭姐要煙的時候，看到她的門口擺著兩雙鞋，我們便很知趣地放下準備敲門的手，讓蘭姐踏踏實實地做好工作，把錢掙到手。
那個時期，由於和蘭姐接觸頻繁，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把每一件事情都同“小姐”這個行業聯係起來，譬如說：學校食堂的牆上貼著一則標語，是其服務宗旨，內容如下：熱情、規範、敏捷。
我想這三個詞語用在“小姐”身上同樣適合，“熱情”指的是工作態度，無論是哪個行業，員工們都要對工作充滿火一樣的熱情，特別是服務性行業；“規範”指的是每個行業都要有自己的規章製度，無論是誰都要聽從組織，讓你幹什麽你就得幹什麽，要是領導說東你偏說西的話，那就對不起您了，哪兒涼快你就哪兒歇著去吧，在“小姐”這個行當裏，如果你敢耍小聰明或者膽大妄為的話，老鴇有的是治你的招兒，除非你是不想吃這碗飯了；“敏捷”是針對“小姐”的個人願望而言，她們希望客人盡快結束戰鬥，不要打持久戰，總是加班加點卻沒有加班費的事情擱誰身上誰也不幹。
我們經常和蘭姐聊天，她說喜歡和我們這群有素質的大學生談生活、談理想，她還接待過幾個大學生，也不嫌他們給錢少，主要為了提高自身素質。
說實話，大學生究竟有沒有素質，誰也說不好。
我們問蘭姐每次收多少錢，她說不一定，因人而宜，有時還不收錢。
我們又問蘭姐，有沒有倒找錢的時候，蘭姐說沒聽說過工作還要賠錢的事情，即使是在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還問蘭姐，對未來有何打算，總不能做一輩子“小姐”，而且這個行業吃得是青春飯，歲月不饒人，蘭姐說她既沒太多文化，又幹不了體力活兒，所以她要趁著年輕起早貪黑地多掙些錢，然後回老家開一家小店，一輩子不愁吃喝。
我們問蘭姐是否要組建家庭，蘭姐說當然了，回家後就找個老實巴交的莊稼漢把自已嫁出去。
我們說，農村的封建觀念比較強，人們都很保守，如果你的男人知道你在北京靠什麽掙錢的話，他會很不高興的。
蘭姐說這個問題她已考慮許久，首先，如果她不說出自己在北京做什麽工作的話，那麽村裏沒有人會知道她當過“小姐”；其次，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除了不能讓死人活過來，已經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連克隆羊都出現了更何況做個**膜修複手術，比真的還真，誰也發現不了。
聽過蘭姐的一席話，我們不得不對當代中國女性拍案叫絕，俯首貼耳。
後來我想，如果那些深居中國農村而又不甘平庸的年輕女性們全抱以此種態度和方式生活的話，那麽中國的農村將會在幾年內湧現出數以萬計家食品店，這樣的話，農民兄弟寧願娶一個在田裏撒糞沒見過世麵的村姑，也不會娶一個食品店的女老板，因為到那個時候，判斷一個女人是否在大城市做過“小姐”，隻需看她是否開了一家食品店便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