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十三ri，王恭妃病逝。死去的王貴妃的境遇，折shè出活著的太子朱常洛的景況。王貴妃安葬一年之後，朱常洛遭到心懷叵測者的暗中詛咒，說明他的地位直到此時依然岌岌可危。萬曆四十一年六月初二ri，一個名叫王曰乾的武弁(錦衣衛百戶)告發：jiān人孔學等人，受鄭貴妃指使，糾集妖人，擺設香紙桌案及黑瓷shè魂瓶，由妖人披發仗劍，念咒燒符，又剪紙人三個(皇太後、皇上、皇太子)，用新鐵釘四十九枚，釘在紙人眼上，七天後焚化。
萬曆皇帝獲悉後，憤怒不堪，責怪內閣首輔為何事先沒有報告。內侍太監聽到皇上問話，便把早已遞進的內閣首輔葉向高的奏疏交給皇上。其實葉向高已經知道此事，他的奏疏建議：
為皇太子考慮，皇上應該冷靜處理此事：如果大張旗鼓，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反而使事態惡化，那麽‘其禍將不可言‘。萬曆接受了這個建議，因為隻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唯一的上策，如果張揚出去，勢必像‘妖書案‘那樣鬧得滿城風雨。
第二天，葉向高指示三法司嚴刑拷打王曰乾，把這個危險人物打死在獄中。他所告發的案情太嚴重，又真假難辨，隻有以不加追查、不事張揚、消滅活口的方式了結，才能化險為夷，化有為無。葉向高不愧老謀深算，顧全了皇室的根本利益。
不過，這一事件或多或少透露出，宮廷內外圍繞皇太子的爭鬥，雖然悄無聲息，卻處處閃現出yin森的刀光劍影，朱常洛的ri子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萬曆四十一年年底，皇太子妃郭氏病故，葬禮一拖再拖，其實是不想按照皇太子妃的規格發引。這種事態反映了皇帝對皇太子的冷漠態度。正是由於這種緣故，朱常洛身邊的jing衛人員寥寥無幾，慈慶宮一派冷清景象。
這些因素，終於誘發了震驚一時的行刺太子的‘梃擊案‘。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ri的黃昏，一個陌生男子，手持棗木棍，闖入慈慶宮。第一道門寂然無人，第二道門隻有兩名老太監(一個七十多歲，一個六十多歲)把守，這個陌生男子打傷一個老太監，直奔前殿簷下。說時遲那時快，太子內侍韓本用率七八名太監趕來，將凶犯擒獲，押送東華門守門指揮朱雄處。
巡視皇城禦史劉廷元立即對案犯進行初審，案犯供稱：本名張差，薊州井兒峪人。此人言語顛三倒四，好像瘋子。再三嚴刑審訊，他的供詞仍語無倫次，隻是說些‘吃齋討封‘、‘效勞難為我‘之類不著邊際的話。
消息很快傳到宮外，běi jing城人情洶洶，紛紛揣測鄭貴妃在背後搗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嶽駿聲等奉旨審理此案。張差供稱：被人燒毀供差柴草，氣憤之餘，從薊州來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ri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闖慈慶宮雲雲。
胡、嶽二人依照‘宮殿前shè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擬將張差判處死刑。這是一種簡單化處理方式，僅僅以‘瘋癲闖宮‘論處，不追究是否有幕後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
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員對此抱懷疑態度，非要追個水落石出不可。刑部主事王誌案就是一個代表人物。五月十一ri輪到他提牢，在獄中仔細察看案犯的動態。
此時，正值獄中開王誌案見張差年輕力壯，並無瘋癲跡象，便對他突擊審訊，對他說：‘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張差望著邊上的飯菜，低頭不語，少頃，答道：‘不敢說。‘王誌要隨從人員退去，張差這才招供。他供出了內中的隱情：他的舅舅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帶來一個不知名的老太監，對他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夠你受用。‘然後就跟隨老太監來到京城，住在一個大宅子裏，另一個老太監說：‘你先撞一遭，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隨即給我一根棗木棍，領我到厚載門進入內宮，來到慈慶宮，打到一個老公(老太監)，老公人多，遂被縛。
從張差的供詞可知，他並非‘瘋癲闖宮‘，而是受宮中太監收買，闖宮梃擊的。這是重大線索。王誌案立即報告皇上：‘太子之勢，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顛不瘋‘，‘中多疑似情節，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謂‘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宮中太監策劃的yin謀。
隻要把這些太監逮捕審訊，幕後主使人即可現形。萬曆皇帝考慮得更為複雜，既然牽連到太監，追查下去，便是他們的主子。這無論如何是宮闈醜聞，必須淡化處理，因此他對於王誌的報告不予理睬。
但是，王誌審訊的情況早已流傳出去，舉朝官員頓時議論紛紛。署理大理寺事務的王士昌以司法主管的身份向皇上遞上奏疏，指出張差竟然手持木棍突入宮禁，如入無人之境，‘已可寒心‘。他批評皇上對王誌的報告不予理睬的做法，驚歎：‘有此人情乎?‘顯然是在指責皇上對太子的安危麻木不仁，太不近人情。
王誌、王士昌的議論，反映了外廷大臣對‘梃擊案‘的關注，人們不約而同地把懷疑的目光投向鄭貴妃及其兄弟鄭國泰身上。但是沒有充分的證據，不敢直犯其鋒。這種局麵很快被敢於披逆鱗的陸大受、何士晉打破了。
戶部官員陸大受對於此案審理中的疑點——提出疑問：張差已招供有太監策應，為什麽不把他們的姓名公布於眾?那個作為聯絡點的大宅院，為什麽不指明座落何處?他還含沙shè影地暗示‘戚畹凶鋒‘，暗指外戚鄭國泰(鄭貴妃的兄弟)，意在引而不發。果然，鄭國泰按捺不住，跳了出來，寫了一個揭帖給皇上，極力為自己洗刷：‘傾儲何謀?主使何事?yin養死士何為?‘陸大受根本沒有提到‘傾儲‘、‘主使‘，他不打自招，yu蓋彌彰。
機敏的工科給事中何士晉抓住鄭國泰辯詞中的破綻，質問鄭國泰：陸大受並沒有直指鄭國泰‘主謀‘，何故‘心虛膽戰‘?既然如此心虛，人們便不能不懷疑鄭國泰了。他步步緊逼，質問鄭國泰：‘誰謂其傾陷?誰謂其主使?誰謂其yin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又誰無蹤影?誰係鬼妖?種種不祥之語，自捏自造，若辯若供，不幾於yu蓋彌彰耶?‘何士晉這種邏輯嚴密的推理，把鄭國泰‘若辯若供‘的醜態暴露無遺。然後進一步向皇上指出，既然鄭國泰如此汲汲於自我申辯，幹脆把張差招供的太監龐保、劉成薊親戚馬三道、李守才一幹人等，交給三法司審訊，誰是主謀，誰是助惡，必將水落石出。
何士晉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條分縷析，層層剝離，字字句句直逼鄭國泰，使他無地容身，不由人們不信鄭國泰與此案有千絲萬縷的牽連。輿論普遍認為，梃擊案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與先前一係列圍繞皇太子的yin謀，若即若離，或許就是諸多環節中的一環，亦未可知。正如《明史-王誌傳》所說：‘東宮(皇太子)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端……(張)差被執，舉朝驚駭。‘
五月二十一ri，刑部右侍郎張問達與有關衙門官員會審張差。張差招供：太監龐保與劉成商量，叫李守才、馬三道對張差說：‘打上官去，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太監稱皇太子為小爺)，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龐保、劉成恰恰就是鄭貴妃宮中的太監，人們不能不懷疑鄭貴妃的兄弟鄭國泰是幕後主使人。
然而萬曆皇帝並不想把案情向鄭貴妃方向發展，他一直保持沉默。到了五月二十六ri，迫於外廷大臣的強大壓力，他不得不表明態度，一方麵說‘梃擊案‘不僅‘震驚皇太子‘，而且‘嚇朕恐懼，身心不安‘；另一方麵仍然堅持給張差定xing為‘瘋癲jiān徒，蓄謀叵測‘。言外之意，這是一樁瘋子闖宮的偶然事件，再三強調‘毋得株連無辜‘，希望此案不了了之。事情並不像皇帝想象的那麽簡單。看到王誌、何士晉、張問達奏疏的官員，無不譴責外戚鄭國泰有‘專擅‘之嫌；鄭貴妃當然也難辭其咎，惶惶不可終ri，哭訴於皇上。皇上要她去向皇太子表明心跡。
朱常洛為人忠厚，心慈手軟，聽了鄭貴妃的辯解，對於此案牽連鄭貴妃感到恐懼，他不想把事情搞大，懇請父皇召見群臣，當眾判明是非曲直，迅速了結此案。
五月二十八ri，司禮監掌印太監季恩傳達皇帝諭旨，在寶寧門召見內閣輔臣、六部五府堂上官以及科道官(給事中、禦史)。待文武百官陸續到來後，文書官又把他們引到慈寧宮門外，向慈聖皇太後靈一拜三叩頭，禮畢後，退於階前跪下。但見身穿白袍頭白冠的皇帝坐在簷前左門柱邊，皇太子身穿青袍頭戴翼善冠侍立於父皇右邊，皇孫、皇孫女四人一字兒雁行立於左階下。
皇帝開始說話了，他先從‘聖母升遐‘、他每天都要到慈寧宮來‘行禮‘談起，然後話題一轉，說：‘昨忽有瘋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多閑說。爾等誰無父子?乃yu離間我耶!‘少頃，他當眾宣布結論：‘止將本內又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淩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
接著，他有意向大臣們表明對皇太子的愛護之情：‘朕思皇太子乃國家根本，素稱仁孝，今年已三十四歲，如此長大，朕豈有不愛之理!且諸皇孫振振眾多，尤朕所深喜。奈何外廷紛紛疑我有他意。‘然後，舉起皇太子的手，對下麵的群臣說：‘此兒極孝，我極愛惜。‘
他的談話被大臣打斷後，又繼續說：‘朕與皇太子天xing至親……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真是jiān臣。‘這幾句話，他再三重複，臉sè顯得嚴厲起來。然後又把話題轉到今天召見群臣的宗旨上，再次當眾宣布：‘瘋癲jiān徒張差闖入東宮，打傷內官，龐保、劉成俱係主使。‘為‘梃擊案‘定下調子：凶犯張差是個瘋子，主使人隻追究到龐保、劉成為止。接著再重申處理決定：‘今隻將瘋癲張差、龐保、劉成三人處了(處決)，其餘不許波及，恐傷天和，震驚聖母靈位。‘
他說完後，轉過臉來對皇太子說：‘爾有何話，與諸臣悉言無隱。‘
皇太子生xing溫順孝敬，順著父皇的思路說：‘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稍停，又說：‘我父子何等恩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
皇帝馬上接口，問群臣：‘你每(你們)聽皇太子說，爾等離間，為無君之臣，將使我為無父之子乎?‘一邊說一邊用目光示意內閣首輔方從哲趕緊表態。
方從哲立即叩頭承旨，說：‘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皇上毋以此介懷。‘
方從哲回到內閣，遵照皇上剛才的叮囑，草擬了一份諭旨呈上，皇帝稍作修改後立即發出：‘諭三法司：……見監瘋癲jiān徒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龐保、劉成著嚴提審明，擬罪具奏另處，其本內馬三道等的係誣攀之人，斟酌擬罪來說。此外不許波及無辜，震驚聖母靈位。‘
明眼人一看便知，關於‘梃擊案‘的處理，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皇帝在二十八ri召見群臣時，明確宣布：將案犯張差太監與龐保、劉成一並處死。回宮後，突然變卦，把方從哲草擬的諭旨加以修改，要三法司隻處決張差一人，龐保、劉成審明以後再擬罪。
五月二十九ri，張差被淩遲處死。對於這種處理方式，夏允彝《幸存錄》有這樣的評論：
‘張差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訊之，繼則以二擋(龐保、劉成)及(張)差結局，所謂化大事為小事也。‘確實一語道破天機。
皇太子朱常洛為了息事寧人，也為了不得罪鄭貴妃，前往乾清宮向父皇提出：‘龐保、劉成原係張差瘋癲jiān徒瘋口扳誣，若一概治罪，恐傷天和。‘這幾句話是皇帝求之不得即把它轉告內閣，並表示要司禮監太監會通三法司在文華門前重新審問龐保、劉成。在城內的文華門前審問犯人，實屬罕見，而且又要太監插手，其意圖昭然若揭，讓三法司感受到宮廷的壓力，宣判龐保、劉成無罪，意味著張差後麵沒有主使人。
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此時張差己處死，人證消失，龐、劉二犯有恃無恐，矢口否認與張差有任何關係。正在審訊之中，突然傳來所謂皇太子的‘諭旨‘，大意是說，龐保、劉成身為太監，怎麽會謀害本宮?一定是張差肆口誣陷，人命關天，豈可輕信仇家之口，株連無辜；三法司官員一看便知，這，些話表麵上出於皇太子之口，實際上傳達的卻是皇帝的意思，顯然想將此案進一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殺一個張差了事。因為龐保、劉成是鄭貴妃翊坤宮的有權太監，此二人的主使之罪不成立，鄭貴妃便與此案毫無關係可言了。
這樣徒具形式的審問搞了五次，龐劉二犯始終矢口否認。皇帝唯恐節外生枝，授意太監把龐劉二犯秘密處死。事後揚言，天啟炎熱，龐劉二犯被嚴刑拷打致死。其實在文華門內審問，根本不可能動用刑具，更不存在嚴刑拷打致死的可能，完全是有預謀的殺人滅口。正如《罪惟錄》所說：‘因斃(龐)保、(劉)成二，以滅跡。‘
‘梃擊案‘至此總算草草了結。三名要犯，一名在刑場被淩遲處死，二名莫名其妙的突然斃命，留下一片疑雲。然而統統死無對證，查無實據了，疑雲永遠成為疑雲。細心的人們當然要懷疑龐劉二人的被滅口，恰恰暴露了當事者心虛的一麵。蛛絲馬跡，無可掩飾。
據《先撥誌始》記載，張差臨刑前，頗感冤屈，用頭撞地，大喊：‘同謀做事，事敗，獨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問。‘他當然不會了解宮闈鬥爭的複雜xing。為了不使事態擴大，‘借瘋癲為調護兩宮計‘，便是內朝與外廷的良苦用心。隻要不牽連到內宮，不牽連到鄭貴妃，不使皇室蒙羞，一切供詞、法理，都可以拋到九霄雲外。在權大於法的時代，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的。
明神宗朱翊鈞逝世前，囑托內閣首輔方從哲及司禮監太監要齊心協力輔佐皇太子朱常洛，實際上已經著手帝位的交接，一切顯得十分平靜。
然而平靜中潛伏著凶險的風波，不願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寶座的鄭貴妃，麵對既成事實，改變策略，向朱常洛進奉絕sè美女，繼而指使親信太監向身體虧損的朱常洛進奉瀉藥，致使其病危，然後又有李可灼進奉紅sè丸藥，終於使朱常洛在登上帝位僅僅一個月，就一命嗚呼。鄭貴妃原先一直希望由她的兒子福王朱常洵登上皇帝寶座，沒有成功；這次又想乘朱常洛之死再一次為朱常洵謀求機會，依然沒有成功——朱常洛把他的帝位傳給了長子朱由校。
萬曆皇帝獲悉後，憤怒不堪，責怪內閣首輔為何事先沒有報告。內侍太監聽到皇上問話，便把早已遞進的內閣首輔葉向高的奏疏交給皇上。其實葉向高已經知道此事，他的奏疏建議：
為皇太子考慮，皇上應該冷靜處理此事：如果大張旗鼓，朝野上下議論紛紛，反而使事態惡化，那麽‘其禍將不可言‘。萬曆接受了這個建議，因為隻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唯一的上策，如果張揚出去，勢必像‘妖書案‘那樣鬧得滿城風雨。
第二天，葉向高指示三法司嚴刑拷打王曰乾，把這個危險人物打死在獄中。他所告發的案情太嚴重，又真假難辨，隻有以不加追查、不事張揚、消滅活口的方式了結，才能化險為夷，化有為無。葉向高不愧老謀深算，顧全了皇室的根本利益。
不過，這一事件或多或少透露出，宮廷內外圍繞皇太子的爭鬥，雖然悄無聲息，卻處處閃現出yin森的刀光劍影，朱常洛的ri子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萬曆四十一年年底，皇太子妃郭氏病故，葬禮一拖再拖，其實是不想按照皇太子妃的規格發引。這種事態反映了皇帝對皇太子的冷漠態度。正是由於這種緣故，朱常洛身邊的jing衛人員寥寥無幾，慈慶宮一派冷清景象。
這些因素，終於誘發了震驚一時的行刺太子的‘梃擊案‘。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ri的黃昏，一個陌生男子，手持棗木棍，闖入慈慶宮。第一道門寂然無人，第二道門隻有兩名老太監(一個七十多歲，一個六十多歲)把守，這個陌生男子打傷一個老太監，直奔前殿簷下。說時遲那時快，太子內侍韓本用率七八名太監趕來，將凶犯擒獲，押送東華門守門指揮朱雄處。
巡視皇城禦史劉廷元立即對案犯進行初審，案犯供稱：本名張差，薊州井兒峪人。此人言語顛三倒四，好像瘋子。再三嚴刑審訊，他的供詞仍語無倫次，隻是說些‘吃齋討封‘、‘效勞難為我‘之類不著邊際的話。
消息很快傳到宮外，běi jing城人情洶洶，紛紛揣測鄭貴妃在背後搗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嶽駿聲等奉旨審理此案。張差供稱：被人燒毀供差柴草，氣憤之餘，從薊州來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ri手持棗木棍，從東華門直闖慈慶宮雲雲。
胡、嶽二人依照‘宮殿前shè箭放彈投磚石傷人律‘，擬將張差判處死刑。這是一種簡單化處理方式，僅僅以‘瘋癲闖宮‘論處，不追究是否有幕後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則。
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員對此抱懷疑態度，非要追個水落石出不可。刑部主事王誌案就是一個代表人物。五月十一ri輪到他提牢，在獄中仔細察看案犯的動態。
此時，正值獄中開王誌案見張差年輕力壯，並無瘋癲跡象，便對他突擊審訊，對他說：‘實招與飯，不招當餓死!‘張差望著邊上的飯菜，低頭不語，少頃，答道：‘不敢說。‘王誌要隨從人員退去，張差這才招供。他供出了內中的隱情：他的舅舅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帶來一個不知名的老太監，對他說：‘事成，與你幾畝地種，夠你受用。‘然後就跟隨老太監來到京城，住在一個大宅子裏，另一個老太監說：‘你先撞一遭，撞著一個，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隨即給我一根棗木棍，領我到厚載門進入內宮，來到慈慶宮，打到一個老公(老太監)，老公人多，遂被縛。
從張差的供詞可知，他並非‘瘋癲闖宮‘，而是受宮中太監收買，闖宮梃擊的。這是重大線索。王誌案立即報告皇上：‘太子之勢，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顛不瘋‘，‘中多疑似情節，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謂‘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宮中太監策劃的yin謀。
隻要把這些太監逮捕審訊，幕後主使人即可現形。萬曆皇帝考慮得更為複雜，既然牽連到太監，追查下去，便是他們的主子。這無論如何是宮闈醜聞，必須淡化處理，因此他對於王誌的報告不予理睬。
但是，王誌審訊的情況早已流傳出去，舉朝官員頓時議論紛紛。署理大理寺事務的王士昌以司法主管的身份向皇上遞上奏疏，指出張差竟然手持木棍突入宮禁，如入無人之境，‘已可寒心‘。他批評皇上對王誌的報告不予理睬的做法，驚歎：‘有此人情乎?‘顯然是在指責皇上對太子的安危麻木不仁，太不近人情。
王誌、王士昌的議論，反映了外廷大臣對‘梃擊案‘的關注，人們不約而同地把懷疑的目光投向鄭貴妃及其兄弟鄭國泰身上。但是沒有充分的證據，不敢直犯其鋒。這種局麵很快被敢於披逆鱗的陸大受、何士晉打破了。
戶部官員陸大受對於此案審理中的疑點——提出疑問：張差已招供有太監策應，為什麽不把他們的姓名公布於眾?那個作為聯絡點的大宅院，為什麽不指明座落何處?他還含沙shè影地暗示‘戚畹凶鋒‘，暗指外戚鄭國泰(鄭貴妃的兄弟)，意在引而不發。果然，鄭國泰按捺不住，跳了出來，寫了一個揭帖給皇上，極力為自己洗刷：‘傾儲何謀?主使何事?yin養死士何為?‘陸大受根本沒有提到‘傾儲‘、‘主使‘，他不打自招，yu蓋彌彰。
機敏的工科給事中何士晉抓住鄭國泰辯詞中的破綻，質問鄭國泰：陸大受並沒有直指鄭國泰‘主謀‘，何故‘心虛膽戰‘?既然如此心虛，人們便不能不懷疑鄭國泰了。他步步緊逼，質問鄭國泰：‘誰謂其傾陷?誰謂其主使?誰謂其yin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又誰無蹤影?誰係鬼妖?種種不祥之語，自捏自造，若辯若供，不幾於yu蓋彌彰耶?‘何士晉這種邏輯嚴密的推理，把鄭國泰‘若辯若供‘的醜態暴露無遺。然後進一步向皇上指出，既然鄭國泰如此汲汲於自我申辯，幹脆把張差招供的太監龐保、劉成薊親戚馬三道、李守才一幹人等，交給三法司審訊，誰是主謀，誰是助惡，必將水落石出。
何士晉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條分縷析，層層剝離，字字句句直逼鄭國泰，使他無地容身，不由人們不信鄭國泰與此案有千絲萬縷的牽連。輿論普遍認為，梃擊案不是一個孤立事件，它與先前一係列圍繞皇太子的yin謀，若即若離，或許就是諸多環節中的一環，亦未可知。正如《明史-王誌傳》所說：‘東宮(皇太子)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顧未得事端……(張)差被執，舉朝驚駭。‘
五月二十一ri，刑部右侍郎張問達與有關衙門官員會審張差。張差招供：太監龐保與劉成商量，叫李守才、馬三道對張差說：‘打上官去，撞一個，打一個，打小爺(太監稱皇太子為小爺)，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龐保、劉成恰恰就是鄭貴妃宮中的太監，人們不能不懷疑鄭貴妃的兄弟鄭國泰是幕後主使人。
然而萬曆皇帝並不想把案情向鄭貴妃方向發展，他一直保持沉默。到了五月二十六ri，迫於外廷大臣的強大壓力，他不得不表明態度，一方麵說‘梃擊案‘不僅‘震驚皇太子‘，而且‘嚇朕恐懼，身心不安‘；另一方麵仍然堅持給張差定xing為‘瘋癲jiān徒，蓄謀叵測‘。言外之意，這是一樁瘋子闖宮的偶然事件，再三強調‘毋得株連無辜‘，希望此案不了了之。事情並不像皇帝想象的那麽簡單。看到王誌、何士晉、張問達奏疏的官員，無不譴責外戚鄭國泰有‘專擅‘之嫌；鄭貴妃當然也難辭其咎，惶惶不可終ri，哭訴於皇上。皇上要她去向皇太子表明心跡。
朱常洛為人忠厚，心慈手軟，聽了鄭貴妃的辯解，對於此案牽連鄭貴妃感到恐懼，他不想把事情搞大，懇請父皇召見群臣，當眾判明是非曲直，迅速了結此案。
五月二十八ri，司禮監掌印太監季恩傳達皇帝諭旨，在寶寧門召見內閣輔臣、六部五府堂上官以及科道官(給事中、禦史)。待文武百官陸續到來後，文書官又把他們引到慈寧宮門外，向慈聖皇太後靈一拜三叩頭，禮畢後，退於階前跪下。但見身穿白袍頭白冠的皇帝坐在簷前左門柱邊，皇太子身穿青袍頭戴翼善冠侍立於父皇右邊，皇孫、皇孫女四人一字兒雁行立於左階下。
皇帝開始說話了，他先從‘聖母升遐‘、他每天都要到慈寧宮來‘行禮‘談起，然後話題一轉，說：‘昨忽有瘋癲張差闖入東宮傷人，外廷有許多閑說。爾等誰無父子?乃yu離間我耶!‘少頃，他當眾宣布結論：‘止將本內又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時淩遲處死，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以傷天和，以驚聖母神位。‘
接著，他有意向大臣們表明對皇太子的愛護之情：‘朕思皇太子乃國家根本，素稱仁孝，今年已三十四歲，如此長大，朕豈有不愛之理!且諸皇孫振振眾多，尤朕所深喜。奈何外廷紛紛疑我有他意。‘然後，舉起皇太子的手，對下麵的群臣說：‘此兒極孝，我極愛惜。‘
他的談話被大臣打斷後，又繼續說：‘朕與皇太子天xing至親……小臣恣意妄言，離間我父子，真是jiān臣。‘這幾句話，他再三重複，臉sè顯得嚴厲起來。然後又把話題轉到今天召見群臣的宗旨上，再次當眾宣布：‘瘋癲jiān徒張差闖入東宮，打傷內官，龐保、劉成俱係主使。‘為‘梃擊案‘定下調子：凶犯張差是個瘋子，主使人隻追究到龐保、劉成為止。接著再重申處理決定：‘今隻將瘋癲張差、龐保、劉成三人處了(處決)，其餘不許波及，恐傷天和，震驚聖母靈位。‘
他說完後，轉過臉來對皇太子說：‘爾有何話，與諸臣悉言無隱。‘
皇太子生xing溫順孝敬，順著父皇的思路說：‘似此瘋癲之人，決了便罷，不必株連。‘稍停，又說：‘我父子何等恩愛，外廷有許多議論，爾輩為無君之臣，使我為不孝之子。‘
皇帝馬上接口，問群臣：‘你每(你們)聽皇太子說，爾等離間，為無君之臣，將使我為無父之子乎?‘一邊說一邊用目光示意內閣首輔方從哲趕緊表態。
方從哲立即叩頭承旨，說：‘聖諭已明，人心已定，望皇上毋以此介懷。‘
方從哲回到內閣，遵照皇上剛才的叮囑，草擬了一份諭旨呈上，皇帝稍作修改後立即發出：‘諭三法司：……見監瘋癲jiān徒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龐保、劉成著嚴提審明，擬罪具奏另處，其本內馬三道等的係誣攀之人，斟酌擬罪來說。此外不許波及無辜，震驚聖母靈位。‘
明眼人一看便知，關於‘梃擊案‘的處理，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皇帝在二十八ri召見群臣時，明確宣布：將案犯張差太監與龐保、劉成一並處死。回宮後，突然變卦，把方從哲草擬的諭旨加以修改，要三法司隻處決張差一人，龐保、劉成審明以後再擬罪。
五月二十九ri，張差被淩遲處死。對於這種處理方式，夏允彝《幸存錄》有這樣的評論：
‘張差處分之法，不過始則嚴訊之，繼則以二擋(龐保、劉成)及(張)差結局，所謂化大事為小事也。‘確實一語道破天機。
皇太子朱常洛為了息事寧人，也為了不得罪鄭貴妃，前往乾清宮向父皇提出：‘龐保、劉成原係張差瘋癲jiān徒瘋口扳誣，若一概治罪，恐傷天和。‘這幾句話是皇帝求之不得即把它轉告內閣，並表示要司禮監太監會通三法司在文華門前重新審問龐保、劉成。在城內的文華門前審問犯人，實屬罕見，而且又要太監插手，其意圖昭然若揭，讓三法司感受到宮廷的壓力，宣判龐保、劉成無罪，意味著張差後麵沒有主使人。
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此時張差己處死，人證消失，龐、劉二犯有恃無恐，矢口否認與張差有任何關係。正在審訊之中，突然傳來所謂皇太子的‘諭旨‘，大意是說，龐保、劉成身為太監，怎麽會謀害本宮?一定是張差肆口誣陷，人命關天，豈可輕信仇家之口，株連無辜；三法司官員一看便知，這，些話表麵上出於皇太子之口，實際上傳達的卻是皇帝的意思，顯然想將此案進一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殺一個張差了事。因為龐保、劉成是鄭貴妃翊坤宮的有權太監，此二人的主使之罪不成立，鄭貴妃便與此案毫無關係可言了。
這樣徒具形式的審問搞了五次，龐劉二犯始終矢口否認。皇帝唯恐節外生枝，授意太監把龐劉二犯秘密處死。事後揚言，天啟炎熱，龐劉二犯被嚴刑拷打致死。其實在文華門內審問，根本不可能動用刑具，更不存在嚴刑拷打致死的可能，完全是有預謀的殺人滅口。正如《罪惟錄》所說：‘因斃(龐)保、(劉)成二，以滅跡。‘
‘梃擊案‘至此總算草草了結。三名要犯，一名在刑場被淩遲處死，二名莫名其妙的突然斃命，留下一片疑雲。然而統統死無對證，查無實據了，疑雲永遠成為疑雲。細心的人們當然要懷疑龐劉二人的被滅口，恰恰暴露了當事者心虛的一麵。蛛絲馬跡，無可掩飾。
據《先撥誌始》記載，張差臨刑前，頗感冤屈，用頭撞地，大喊：‘同謀做事，事敗，獨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問。‘他當然不會了解宮闈鬥爭的複雜xing。為了不使事態擴大，‘借瘋癲為調護兩宮計‘，便是內朝與外廷的良苦用心。隻要不牽連到內宮，不牽連到鄭貴妃，不使皇室蒙羞，一切供詞、法理，都可以拋到九霄雲外。在權大於法的時代，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的。
明神宗朱翊鈞逝世前，囑托內閣首輔方從哲及司禮監太監要齊心協力輔佐皇太子朱常洛，實際上已經著手帝位的交接，一切顯得十分平靜。
然而平靜中潛伏著凶險的風波，不願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寶座的鄭貴妃，麵對既成事實，改變策略，向朱常洛進奉絕sè美女，繼而指使親信太監向身體虧損的朱常洛進奉瀉藥，致使其病危，然後又有李可灼進奉紅sè丸藥，終於使朱常洛在登上帝位僅僅一個月，就一命嗚呼。鄭貴妃原先一直希望由她的兒子福王朱常洵登上皇帝寶座，沒有成功；這次又想乘朱常洛之死再一次為朱常洵謀求機會，依然沒有成功——朱常洛把他的帝位傳給了長子朱由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