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不久就要分別，我跟他們四個更加依依不舍，他們幾乎天天都來我家。沒什麽事也來，沒什麽話說就陪我一塊兒沉默。他們因為沒報名和我一塊兒下鄉，都挺內疚，仿佛愧對了我們之間的友情似的。我就安慰他們，各家的具體情況不同，沒人逼到頭上，何必非走？何況，樹起、雲河、鬆山，他們學習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學是手拿把掐的事。他們的家長也都有意培養他們，那為什麽要放棄誌向呢？至於玉剛，他隻有姐妹，是家中唯一的兒子，父親又長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萬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嗎？
我這麽勸慰，他們也就釋然了。和我同一批下鄉的隻有楊誌鬆。那一批全校才走了12名學生，我們班就我們倆。誌鬆也來過我家一次，恰巧樹起他們四個在。誌鬆家住學校附近，所以此前他與我們接觸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們都覺得最與我們性情投合的，非他莫屬。
樹起鄭重地說：“你來得正好，有頭等大事托付你。”誌鬆愣愣地問：“什麽事？”雲河反應快，立刻就明白什麽事了，朝我翹翹下巴說：“我們把他托付給你了。沒我們在身邊，你一定要多操點兒心，別讓他哪天被打成‘現行*************鬆山附和道：“對對，這可真是頭等大事！別的方麵我們對他沒什麽不放心的，就是他這裏邊太複雜了。”他邊說邊指了指自己的太陽穴，“隻想不說還行，萬一不該那麽想的還偏要那麽想，還要忍不住說，後果可就嚴重了！”
玉剛最後說“：我們授你權，他一胡思亂想，你就替我們敲打他。”誌鬆樂了，指著我說：“你聽到沒有？聽到沒有？他們幾個把你交給我了！如果到了廣闊天地你還胡思亂想，想了還說，看我不收拾你！……”
當年的我們，不過都是貧家子弟，又都是中學生，哪裏諳知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又怎麽能參與什麽國家大事？於我，實在是由於耳聞目睹太多的冷酷亂象，厭惡之極，也壓抑之極。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圖釋放罷了。偶有反抗的意圖，卻枉有此心，並無此膽。顧及家境，於是顧及自身，學做一個隱忍之“憤青”。於樹起、雲河、鬆山、玉剛四個，實在是怕他們的情義冊上，哪天不得不劃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樹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兒，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義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現出凶惡，他內心就掙紮了，鬱悶了，認為那是“革命”的恥辱，不屑與之為伍了。
而雲河、鬆山、玉剛三個，隻想本本分分做人，什麽“革命”不“革命”的，都當成是“專門好那個”的人的事。何況那樣的所謂的“革命”，在他們看來就是“集體演戲”。他們做“逍遙派”做得心安理得。誌鬆也是那樣。
當年倒是他們比我和樹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純粹。誌鬆的父親和樹起的父親一樣，也是拉車的，當年也快60歲了。
誌鬆上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他當年下鄉的想法也和“革命熱情”無關。那一年他父親病了，不能再幹拉車運貨那麽辛苦的活兒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各自小家的日子也都過得很拮據，二哥剛參加工作，每月僅18元工資。僅以學習成績而言，他也是那類升高中考大學不成問題的學生。但考慮全家今後的生活，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決定下鄉了。
有同班同學跟我一塊兒下鄉，真是我的幸運。知青專列一開，車上車下一片哭聲，我倆卻是微笑著向同學們揮手的，仿佛隻不過是很短暫的離別。誌鬆在哭聲中對我說：“到了地方，咱倆都得要求分在一個連隊啊！”
我說：“當然。樹起他們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他樂了，又說：“明白就好，那以後就得服管。”事實上，到了北大荒以後，我並沒太讓他操心過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遠離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麵對了，令我厭惡的現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開朗了。不太習慣的是每天三頓飯前必得正兒八經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裏吃飯，完全沒有這般經曆。但到了連隊，別人都這樣，自己不習慣也得習慣！在食堂吃飯的老戰士們原本也是不做這番動作的，見幾名女知青帶頭，其餘的知青們也都貫徹這一“革命”的日常儀式，也隻得效仿了。誌鬆倒是很適應，甚至還有幾分喜歡。當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願。某日，他背著人問我：“敬祝的時候你怎麽像是被迫的？”
我告訴他，我讀過一本法國人寫的關於宗教的書。那本書裏說，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發慌。而宗教規定的餐前祈禱，其實從心理學上看，是一種日複一日的暗示方法。而革命，不該借助宗教手段……
他問：“你怎麽能看到這樣的書？”我說：“我家隔壁收破爛的鄰居收回來的一本殘書，沒頭沒尾。
我一翻，覺得裏邊在講我不知道的知識，所以就帶回家讀完了。”他又問：“後來書呢？”我說：“一本沒頭沒尾的書，不值得收藏起來，做飯時燒了。”他一拍我肩，“燒了就對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裝出高興‘敬祝’的樣子，而且絕對不能對別人說起你剛才那番話！”其實，不僅誌鬆，樹起、雲河、鬆山、玉剛四人，也都同意我當年對現實的不少看法。我記得雲河曾當著我的麵對另外三人說，有時候喜歡聽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時最為少言寡語的玉剛則說過：
難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燒書……又一次提到這事，誌鬆說：“忘了那本書裏是怎麽寫的！你要把‘敬祝’當成好玩兒的事，我就是當成好玩兒的事。或者，心裏也可以這麽想，咱們真正敬祝的是咱們爸媽。”
我愣了愣，原來他心裏是這樣想的！從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塊兒進食堂。他先大聲說出頭幾句，我隻跟著說“萬壽無疆”四個字。這種“儀式”並沒持續多久。麥收一開始，所有知青都領教了什麽才叫“累”，人一累，誰都沒那種堅持下去的精神了……我下鄉前，家中被褥正好夠家裏用，所以我隻帶走了一床舊被子，沒帶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發下來之前，一年多的時間裏，我一直睡在誌鬆的半邊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臉對臉了，正所謂“同呼吸，共命運”，他家替他考慮得周到，他帶的東西齊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說是我的。他的手套、襪子、鞋墊、短褲、衣服，我都穿過用過。他還多次向其他知青聲明：我有保護梁曉聲的責任啊，誰欺負他就是欺負我！盡管沒什麽人欺負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隨時為我出頭的。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車送進了連隊。他們還沒全從車上下來，我和誌鬆就聽到誰在一聲接一聲喊我倆名字。我循聲過去，車上站著雲河、鬆山、玉剛三個！
沉默寡言的玉剛一見我倆，樂了，大聲說：“要是你倆不在這個連，那我們仨就不下車了，肯定再坐這輛車返回團部，打聽清楚你倆在哪個連，要求團裏重新把我們分去！”
我和誌鬆自是喜出望外，逐個擁抱他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他們三個本是可以去哈爾濱附近的一個團的，為了能和我倆在一起，才報名到了離哈爾濱最遠的地方。
誌鬆埋怨他們沒寫信先告知一下，雲河說就是要給我倆一個驚喜嘛！鬆山憨厚，說因為是臨時決定，走得急，隻從誌鬆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帶給我倆的家信就來了。
那時樹起已如願在上高中。不過僅僅一年之後，他也下鄉了，而且失去了來兵團的機會，插隊去了黑龍江省邊陲的饒河邊上一個鄂倫春族為主的小村。他從那個小村寄了信給我們，我們才知道這些，個個都悵然若失，覺得這實在是我們的也是他的大遺憾。
如今回憶起來，我在兵團最舒心的時光，便是那之後的兩年。與四個親如兄弟的同學朝夕相處，日子雖艱苦，卻也有著快樂的色彩。友誼如一盆炭火，溫暖著我們。
那兩年我像有多位家長的獨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們就圍在我身邊安慰和勸解我，偶爾誌鬆還會為我唱歌；冬天到了，雲河見我的棉褲太***處露棉花了，就將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團發的一條新棉褲“奉獻”給我了；玉剛和鬆山親自動手，給我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回家探親了，他們都主動問我打算給家裏帶多少錢，由他們來湊；我探親回來了，路上將誌鬆家捎給他的包子吃得一個不剩，他也隻不過這麽抱怨：“你這家夥太不夠意思了吧？怎麽也得給我們一人留一個呀！”……
那樣美好的時光，僅僅兩年多就結束了。先是誌鬆調到團報導組去了，在國慶和春節的長假期間才有機會回連隊看我們幾個，最多也就住一兩天。接著雲河調到別的連隊當衛生員去了。兩年後，誌鬆上大學了，鬆山和玉剛調往其他師的化工廠去了。
而我，則經曆了當小學老師、團報導員以及被“精簡”到木材廠抬大木的三次變動。
正如我親密的同學們所經常擔憂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終竟真是由於思想由於話語。
但即使在那兩年裏，我的思想仍有一處可以安全表達的港灣，這便要說到徐彥了。（未完待續）
我這麽勸慰，他們也就釋然了。和我同一批下鄉的隻有楊誌鬆。那一批全校才走了12名學生，我們班就我們倆。誌鬆也來過我家一次，恰巧樹起他們四個在。誌鬆家住學校附近，所以此前他與我們接觸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們都覺得最與我們性情投合的，非他莫屬。
樹起鄭重地說：“你來得正好，有頭等大事托付你。”誌鬆愣愣地問：“什麽事？”雲河反應快，立刻就明白什麽事了，朝我翹翹下巴說：“我們把他托付給你了。沒我們在身邊，你一定要多操點兒心，別讓他哪天被打成‘現行*************鬆山附和道：“對對，這可真是頭等大事！別的方麵我們對他沒什麽不放心的，就是他這裏邊太複雜了。”他邊說邊指了指自己的太陽穴，“隻想不說還行，萬一不該那麽想的還偏要那麽想，還要忍不住說，後果可就嚴重了！”
玉剛最後說“：我們授你權，他一胡思亂想，你就替我們敲打他。”誌鬆樂了，指著我說：“你聽到沒有？聽到沒有？他們幾個把你交給我了！如果到了廣闊天地你還胡思亂想，想了還說，看我不收拾你！……”
當年的我們，不過都是貧家子弟，又都是中學生，哪裏諳知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又怎麽能參與什麽國家大事？於我，實在是由於耳聞目睹太多的冷酷亂象，厭惡之極，也壓抑之極。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圖釋放罷了。偶有反抗的意圖，卻枉有此心，並無此膽。顧及家境，於是顧及自身，學做一個隱忍之“憤青”。於樹起、雲河、鬆山、玉剛四個，實在是怕他們的情義冊上，哪天不得不劃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樹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兒，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義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現出凶惡，他內心就掙紮了，鬱悶了，認為那是“革命”的恥辱，不屑與之為伍了。
而雲河、鬆山、玉剛三個，隻想本本分分做人，什麽“革命”不“革命”的，都當成是“專門好那個”的人的事。何況那樣的所謂的“革命”，在他們看來就是“集體演戲”。他們做“逍遙派”做得心安理得。誌鬆也是那樣。
當年倒是他們比我和樹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純粹。誌鬆的父親和樹起的父親一樣，也是拉車的，當年也快60歲了。
誌鬆上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他當年下鄉的想法也和“革命熱情”無關。那一年他父親病了，不能再幹拉車運貨那麽辛苦的活兒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各自小家的日子也都過得很拮據，二哥剛參加工作，每月僅18元工資。僅以學習成績而言，他也是那類升高中考大學不成問題的學生。但考慮全家今後的生活，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決定下鄉了。
有同班同學跟我一塊兒下鄉，真是我的幸運。知青專列一開，車上車下一片哭聲，我倆卻是微笑著向同學們揮手的，仿佛隻不過是很短暫的離別。誌鬆在哭聲中對我說：“到了地方，咱倆都得要求分在一個連隊啊！”
我說：“當然。樹起他們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他樂了，又說：“明白就好，那以後就得服管。”事實上，到了北大荒以後，我並沒太讓他操心過我的思想和我的嘴巴。遠離了城市，“家愁”不用每天直接麵對了，令我厭惡的現象也看不到了，心情便豁然開朗了。不太習慣的是每天三頓飯前必得正兒八經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裏吃飯，完全沒有這般經曆。但到了連隊，別人都這樣，自己不習慣也得習慣！在食堂吃飯的老戰士們原本也是不做這番動作的，見幾名女知青帶頭，其餘的知青們也都貫徹這一“革命”的日常儀式，也隻得效仿了。誌鬆倒是很適應，甚至還有幾分喜歡。當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願。某日，他背著人問我：“敬祝的時候你怎麽像是被迫的？”
我告訴他，我讀過一本法國人寫的關於宗教的書。那本書裏說，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發慌。而宗教規定的餐前祈禱，其實從心理學上看，是一種日複一日的暗示方法。而革命，不該借助宗教手段……
他問：“你怎麽能看到這樣的書？”我說：“我家隔壁收破爛的鄰居收回來的一本殘書，沒頭沒尾。
我一翻，覺得裏邊在講我不知道的知識，所以就帶回家讀完了。”他又問：“後來書呢？”我說：“一本沒頭沒尾的書，不值得收藏起來，做飯時燒了。”他一拍我肩，“燒了就對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裝出高興‘敬祝’的樣子，而且絕對不能對別人說起你剛才那番話！”其實，不僅誌鬆，樹起、雲河、鬆山、玉剛四人，也都同意我當年對現實的不少看法。我記得雲河曾當著我的麵對另外三人說，有時候喜歡聽我的一些想法。而平時最為少言寡語的玉剛則說過：
難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燒書……又一次提到這事，誌鬆說：“忘了那本書裏是怎麽寫的！你要把‘敬祝’當成好玩兒的事，我就是當成好玩兒的事。或者，心裏也可以這麽想，咱們真正敬祝的是咱們爸媽。”
我愣了愣，原來他心裏是這樣想的！從第二天，一日三餐他必叫上我和他一塊兒進食堂。他先大聲說出頭幾句，我隻跟著說“萬壽無疆”四個字。這種“儀式”並沒持續多久。麥收一開始，所有知青都領教了什麽才叫“累”，人一累，誰都沒那種堅持下去的精神了……我下鄉前，家中被褥正好夠家裏用，所以我隻帶走了一床舊被子，沒帶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發下來之前，一年多的時間裏，我一直睡在誌鬆的半邊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臉對臉了，正所謂“同呼吸，共命運”，他家替他考慮得周到，他帶的東西齊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說是我的。他的手套、襪子、鞋墊、短褲、衣服，我都穿過用過。他還多次向其他知青聲明：我有保護梁曉聲的責任啊，誰欺負他就是欺負我！盡管沒什麽人欺負我，但是他是真的可以隨時為我出頭的。
1969年的10月末，又一百多名知青在深夜被卡車送進了連隊。他們還沒全從車上下來，我和誌鬆就聽到誰在一聲接一聲喊我倆名字。我循聲過去，車上站著雲河、鬆山、玉剛三個！
沉默寡言的玉剛一見我倆，樂了，大聲說：“要是你倆不在這個連，那我們仨就不下車了，肯定再坐這輛車返回團部，打聽清楚你倆在哪個連，要求團裏重新把我們分去！”
我和誌鬆自是喜出望外，逐個擁抱他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他們三個本是可以去哈爾濱附近的一個團的，為了能和我倆在一起，才報名到了離哈爾濱最遠的地方。
誌鬆埋怨他們沒寫信先告知一下，雲河說就是要給我倆一個驚喜嘛！鬆山憨厚，說因為是臨時決定，走得急，隻從誌鬆家和我家各要了一封帶給我倆的家信就來了。
那時樹起已如願在上高中。不過僅僅一年之後，他也下鄉了，而且失去了來兵團的機會，插隊去了黑龍江省邊陲的饒河邊上一個鄂倫春族為主的小村。他從那個小村寄了信給我們，我們才知道這些，個個都悵然若失，覺得這實在是我們的也是他的大遺憾。
如今回憶起來，我在兵團最舒心的時光，便是那之後的兩年。與四個親如兄弟的同學朝夕相處，日子雖艱苦，卻也有著快樂的色彩。友誼如一盆炭火，溫暖著我們。
那兩年我像有多位家長的獨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們就圍在我身邊安慰和勸解我，偶爾誌鬆還會為我唱歌；冬天到了，雲河見我的棉褲太***處露棉花了，就將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團發的一條新棉褲“奉獻”給我了；玉剛和鬆山親自動手，給我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回家探親了，他們都主動問我打算給家裏帶多少錢，由他們來湊；我探親回來了，路上將誌鬆家捎給他的包子吃得一個不剩，他也隻不過這麽抱怨：“你這家夥太不夠意思了吧？怎麽也得給我們一人留一個呀！”……
那樣美好的時光，僅僅兩年多就結束了。先是誌鬆調到團報導組去了，在國慶和春節的長假期間才有機會回連隊看我們幾個，最多也就住一兩天。接著雲河調到別的連隊當衛生員去了。兩年後，誌鬆上大學了，鬆山和玉剛調往其他師的化工廠去了。
而我，則經曆了當小學老師、團報導員以及被“精簡”到木材廠抬大木的三次變動。
正如我親密的同學們所經常擔憂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終竟真是由於思想由於話語。
但即使在那兩年裏，我的思想仍有一處可以安全表達的港灣，這便要說到徐彥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