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彥的家境，在我們班裏，當年也許是最好的了。他父親是市立一院的醫生，他母親原本也是醫生，因為患有心髒病，長年在家休養，但享有病假工資，而他哥哥曾是海軍戰士，複員後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廠裏。徐彥是我們班幾個沒下鄉的同學之一，在他哥哥工作的廠裏當車工。我在班裏當“勤務員”時，幾乎去遍了全班同學的家，徐彥的家當年是最令人羨慕的。不隻我羨慕，每一個去過他家的同學都印象深刻，羨慕不已。他家的房子倒不大，前後皆有花園，是有較高地基的俄式磚房。前窗後窗的外沿，砌了漂亮的窗沿。門前還有木板的台階，冬天一向掃得很幹淨，夏天徐彥還經常用拖布拖，那大概是他主要的一項家務了吧。那時候的哈爾濱，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來水。但徐彥家廚房裏有自來水龍頭，而我們幾個，都是從小挑水的，長大後以挑水為己任。我們在中學時代也都沒穿過皮鞋，但徐彥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論冬夏，他一向衣著整潔。最令我們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間，而是有“門鬥”、廚房，分裏外間的單獨一小套，連地上也都鋪著木地板。說到地板，我們幾個的家裏竟都沒有。雲河家的地要算“高級”一點兒了，卻也隻不過是磚鋪的，另外幾家，泥土地而已。那樣一套小屋子，與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個大院裏。在那個大院裏，幾戶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麽一套小屋子。他居然還擁有一架風琴，就在那小屋子裏。總而言之，在我們看來，他當年實在是可以算做“富家子弟”了。他還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禮，我們幾乎從沒聽過他大聲說話。要是他生氣了，反而會不說話。他的性格更像沉靜的女孩子。
倘以我們的學校為中點，我們幾個的家在同一邊，而他的家在另一邊。每天放學，一出校門，我們和他便“分道揚鑣”了。在學校，課間我們也不怎麽主動接觸他。他終究還是成了我們情義小團體的一分子，起先是因為“文革”。“文革”中我們的身份雖然還是中學生，卻不上課了。於是以前不怎麽來往的同學，也開始接觸了。後來，則是由於我和他的關係一下子變得親近了。我們初一下學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們初二上學期，他才讀小學三年級的妹妹，因為在學校裏受了點氣，隔夜之間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親聽我說了，非要我帶她去徐彥家認認門，為的是以後能經常向他的父母取經，學習怎樣做好患精神病的兒女的家長。無奈之下，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帶著母親去到了徐彥家。怕自己無聊，我還帶了一本《希臘悲劇選集》，也是從鄰居家收的舊書堆中發現的。
母親和徐彥的父母說話時，徐彥將我帶到了他的房間裏。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現得極矜持，低頭看書而已。
他坐在我旁邊表現著主人應有的熱情，隔一會兒就找話跟我說。要是他不說什麽，我也不開口。終於，他問我看的是什麽書。這一問，打開了我的話匣子，跟他說起了書裏的故事。兩個多小時後母親才起身要走，徐彥還沒聽夠呢。幾天後他受他父親的吩咐，到我家來送安眠藥，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幾本書，建議他選一兩本帶回家去看。
他說：“這些書以後中國不會再有了，如果別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萬一還不回來怎麽辦？我這人嘴軟，別人一開口借，我肯定會借給的。”
我說：“那我也認了，絕不埋怨你。”他想了想，卻說：“我還是不借的好。以後咱倆在一起，我聽你講就是了，我愛聽你講。”後來，母親經常獨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為兒女患同一種病，我的母親和他的父母之間，漸生相互體恤的深情。當年即使有證明，也隻能一次從醫院買出十幾片安眠藥，而徐彥的父親，可以為母親一次買出一小瓶來，這減輕了母親總去醫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彥的關係也逐漸親密了。我以每次見到他都給他講故事的方式報答他父親對我家的幫助。
他哥哥參軍了，他妹妹有那樣的病，他母親還有心髒病--綜合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於下鄉。
我下鄉後，每次從兵團給他寫信，都拜托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親、教導我的弟弟妹妹們聽母親的話、實際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對我的囑托一向當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實我覺得他並不善於安慰人，卻是特有耐心的傾聽者。他的心如院長嬤嬤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親向他傾訴心中的悲苦時，一定也仿佛向對有著宗教善良情懷的人傾訴吧。
他是個天生看不進書的人，也是一個天生懶得給別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幾次信，那於他真是難能可貴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帶去了我父親替你母親買的藥，和大娘聊了兩個多小時的家常。你家沒什麽更不好的事，你也別太惦家……”“我也很寂寞。廠裏還有許多人熱衷於搞派性鬥爭，很討厭。同學們都下鄉了，周圍缺少友誼，更沒人給我講有意思的故事聽了……”他信上的字寫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寫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我雖精神苦悶，情緒消沉，但寫給他的信，內容一向不乏發生在兵團的極有趣的事。我不願用我的不快樂影響他。故他給我的回信中，也曾寫過“：讀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時候……”我上大學的前一年，被黑龍江出版社借調了三個月。那三個月裏，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親，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識分子顯然是更加憂國憂民的。那時的中國，並沒有麻木不仁的中國人胸中憂成塊壘，積怨如地火般悄然運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會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間的“私議”。而我在他家裏，也就不僅僅是隻講故事給徐彥聽了，而是“講政治”給他的父母聽了。至於他，倒成了旁聽者。他的父母，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是有社會良知的人。每逢我講到義憤時，他們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話，詛咒禍國殃民之流。我講到希望所在時，他父親還會激動得陪我吸一支煙。我是極少數由他父親陪著在他家吸過煙的人--他父親一年也吸不了幾支煙的。
每次我走他都會送我，有時送出很遠。他不止一次告誡我：“千萬記住我爸媽的叮囑，那些話絕對不能跟別人說。你以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萬一你的感覺錯了呢？人出賣人的事咱們知道的聽到的還少嗎？……記住行嗎？”
他那時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長嬤嬤了。我答應了他。
他又說：“我可不是怕萬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牽連。槍斃你你都不會出賣我們的，這我絕對相信。可……你是我最不願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連個與我通信的朋友都沒有了嗎？……”
那時我不由得站住，凝視他，整個心感動得發燙。當年，當年，當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親友們極度擔心的事。
當年，當年，當年真是難以忘懷，有那樣的同學間的情義，如同擁有過美好愛情。
因為在邪惡年代也曾擁有那樣一種情義，我要在我死前對這個世界虔誠地說一聲“謝謝”。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幾名同學聚在了一起。我十幾年沒見過他們了，大家都老了，也都還在為各自的家辛勞。樹起兩口子都退休了，他曾為了增加家庭收入開過一個小飯店，沒掙到多少錢還累出了心髒病；徐彥為了幫婚後的兒子還房貸，退休了也還在找活幹，在外縣的一處工地上開大型挖土機；誌鬆從一份醫學雜誌總編的位置退下來後，在家帶孫子，偶爾打打麻將；雲河、玉剛、鬆山也都白了頭發。彼此臉上都有被人生折騰出來的滄桑，卻又都竭力表現出快樂，想要給朋友們留下毫無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遠憂近慮。
樹起緩緩飲了一口茶（他心髒做手術後滴酒不沾了），看著我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咱們對這家夥，終於可以放心了。”
誌鬆反應快，緊接著說：“當年你們幾個托付給我的責任，我可盡到了啊！他後來在複旦大學上學，我大學畢業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還專程繞到上海，告誡他務必學會保護自己呢！……”
雲河笑著說：“做得對，應該表揚！他上大學那三年，據說中國被打成現行***的人更多了。”
“要說現在咱們對這家夥可以放心了，那也還是早點兒。什麽時候他不寫了，咱們才能徹底放心。”鬆山說道。
玉剛說：“現在中國沒有***罪了，而且，我看這家夥的思想也不像當年那麽‘反動’了……”
說到這兒，大家就都笑了。徐彥待大家笑過，也看著我說：“別深沉了，講講吧！”我問：“講什麽啊？”
他說：“講國家唄，你當年最愛講國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說了這麽一番話：“中國現在問題很多，有些社會矛盾又突出又尖銳。可即使這樣，我也還是覺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兒女，從前的中國，與現在的中國相比，是一個無望的國家和一個大有希望的國家的區別……”
玉剛樂了：“都聽到了吧？不但不反動了，還特革命了呢！”誌鬆接著不客氣地說：“你小子打住！當你是誰呀？大領導呀？給我們作報告呢？不許裝模作樣了，喝酒喝酒！”於是除了樹起，我們都擎起杯來一飲而盡。大家剛放下杯，樹起又說：“但這家夥剛才的話，我完全同意。”雲河問：“咱們剛才反對了嗎？”
鬆山他們幾個就搖頭。誌鬆給大家杯裏斟滿酒，站起來，朗聲道：“本人提議……”我搶著說：“為情義幹杯！”誌鬆說：“錯。我要說的是為中國的大有希望幹杯！咱們晚年的幸福指數還指望這呢，過會兒再為情義幹杯！”於是大家都站了起來，將杯裏的酒一飲而盡。樹起以茶代酒，也將杯裏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親愛的幾位中學同學，記得那時一個個寫著倦意的臉上，呈現著難掩的期盼了……
2011年6月12日（未完待續）
倘以我們的學校為中點，我們幾個的家在同一邊，而他的家在另一邊。每天放學，一出校門，我們和他便“分道揚鑣”了。在學校，課間我們也不怎麽主動接觸他。他終究還是成了我們情義小團體的一分子，起先是因為“文革”。“文革”中我們的身份雖然還是中學生，卻不上課了。於是以前不怎麽來往的同學，也開始接觸了。後來，則是由於我和他的關係一下子變得親近了。我們初一下學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我們初二上學期，他才讀小學三年級的妹妹，因為在學校裏受了點氣，隔夜之間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親聽我說了，非要我帶她去徐彥家認認門，為的是以後能經常向他的父母取經，學習怎樣做好患精神病的兒女的家長。無奈之下，一個夏天的晚上，我帶著母親去到了徐彥家。怕自己無聊，我還帶了一本《希臘悲劇選集》，也是從鄰居家收的舊書堆中發現的。
母親和徐彥的父母說話時，徐彥將我帶到了他的房間裏。他的沉默寡言加上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現得極矜持，低頭看書而已。
他坐在我旁邊表現著主人應有的熱情，隔一會兒就找話跟我說。要是他不說什麽，我也不開口。終於，他問我看的是什麽書。這一問，打開了我的話匣子，跟他說起了書裏的故事。兩個多小時後母親才起身要走，徐彥還沒聽夠呢。幾天後他受他父親的吩咐，到我家來送安眠藥，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收藏的十幾本書，建議他選一兩本帶回家去看。
他說：“這些書以後中國不會再有了，如果別人在我家看到了也跟我借，萬一還不回來怎麽辦？我這人嘴軟，別人一開口借，我肯定會借給的。”
我說：“那我也認了，絕不埋怨你。”他想了想，卻說：“我還是不借的好。以後咱倆在一起，我聽你講就是了，我愛聽你講。”後來，母親經常獨自去他家，成了他家的常客。因為兒女患同一種病，我的母親和他的父母之間，漸生相互體恤的深情。當年即使有證明，也隻能一次從醫院買出十幾片安眠藥，而徐彥的父親，可以為母親一次買出一小瓶來，這減輕了母親總去醫院的辛苦。自然地，我和徐彥的關係也逐漸親密了。我以每次見到他都給他講故事的方式報答他父親對我家的幫助。
他哥哥參軍了，他妹妹有那樣的病，他母親還有心髒病--綜合這些理由，使他可以免於下鄉。
我下鄉後，每次從兵團給他寫信，都拜托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親、教導我的弟弟妹妹們聽母親的話、實際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對我的囑托一向當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實我覺得他並不善於安慰人，卻是特有耐心的傾聽者。他的心如院長嬤嬤一般善良。我想我的母親向他傾訴心中的悲苦時，一定也仿佛向對有著宗教善良情懷的人傾訴吧。
他是個天生看不進書的人，也是一個天生懶得給別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幾次信，那於他真是難能可貴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帶去了我父親替你母親買的藥，和大娘聊了兩個多小時的家常。你家沒什麽更不好的事，你也別太惦家……”“我也很寂寞。廠裏還有許多人熱衷於搞派性鬥爭，很討厭。同學們都下鄉了，周圍缺少友誼，更沒人給我講有意思的故事聽了……”他信上的字寫得很大，也很工整。看得出，每多寫一行字，他大概都要想半天。我雖精神苦悶，情緒消沉，但寫給他的信，內容一向不乏發生在兵團的極有趣的事。我不願用我的不快樂影響他。故他給我的回信中，也曾寫過“：讀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時候……”我上大學的前一年，被黑龍江出版社借調了三個月。那三個月裏，他家的常客不再是我的母親，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相比平民百姓，知識分子顯然是更加憂國憂民的。那時的中國，並沒有麻木不仁的中國人胸中憂成塊壘，積怨如地火般悄然運行。我每天在出版社都會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間的“私議”。而我在他家裏，也就不僅僅是隻講故事給徐彥聽了，而是“講政治”給他的父母聽了。至於他，倒成了旁聽者。他的父母，不僅是知識分子，而且是有社會良知的人。每逢我講到義憤時，他們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話，詛咒禍國殃民之流。我講到希望所在時，他父親還會激動得陪我吸一支煙。我是極少數由他父親陪著在他家吸過煙的人--他父親一年也吸不了幾支煙的。
每次我走他都會送我，有時送出很遠。他不止一次告誡我：“千萬記住我爸媽的叮囑，那些話絕對不能跟別人說。你以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萬一你的感覺錯了呢？人出賣人的事咱們知道的聽到的還少嗎？……記住行嗎？”
他那時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長嬤嬤了。我答應了他。
他又說：“我可不是怕萬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牽連。槍斃你你都不會出賣我們的，這我絕對相信。可……你是我最不願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連個與我通信的朋友都沒有了嗎？……”
那時我不由得站住，凝視他，整個心感動得發燙。當年，當年，當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竟成了令親友們極度擔心的事。
當年，當年，當年真是難以忘懷，有那樣的同學間的情義，如同擁有過美好愛情。
因為在邪惡年代也曾擁有那樣一種情義，我要在我死前對這個世界虔誠地說一聲“謝謝”。
去年我回老家，跟前文提到的幾名同學聚在了一起。我十幾年沒見過他們了，大家都老了，也都還在為各自的家辛勞。樹起兩口子都退休了，他曾為了增加家庭收入開過一個小飯店，沒掙到多少錢還累出了心髒病；徐彥為了幫婚後的兒子還房貸，退休了也還在找活幹，在外縣的一處工地上開大型挖土機；誌鬆從一份醫學雜誌總編的位置退下來後，在家帶孫子，偶爾打打麻將；雲河、玉剛、鬆山也都白了頭發。彼此臉上都有被人生折騰出來的滄桑，卻又都竭力表現出快樂，想要給朋友們留下毫無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遠憂近慮。
樹起緩緩飲了一口茶（他心髒做手術後滴酒不沾了），看著我慢條斯理地說：“現在，咱們對這家夥，終於可以放心了。”
誌鬆反應快，緊接著說：“當年你們幾個托付給我的責任，我可盡到了啊！他後來在複旦大學上學，我大學畢業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去南京，還專程繞到上海，告誡他務必學會保護自己呢！……”
雲河笑著說：“做得對，應該表揚！他上大學那三年，據說中國被打成現行***的人更多了。”
“要說現在咱們對這家夥可以放心了，那也還是早點兒。什麽時候他不寫了，咱們才能徹底放心。”鬆山說道。
玉剛說：“現在中國沒有***罪了，而且，我看這家夥的思想也不像當年那麽‘反動’了……”
說到這兒，大家就都笑了。徐彥待大家笑過，也看著我說：“別深沉了，講講吧！”我問：“講什麽啊？”
他說：“講國家唄，你當年最愛講國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說了這麽一番話：“中國現在問題很多，有些社會矛盾又突出又尖銳。可即使這樣，我也還是覺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兒女，從前的中國，與現在的中國相比，是一個無望的國家和一個大有希望的國家的區別……”
玉剛樂了：“都聽到了吧？不但不反動了，還特革命了呢！”誌鬆接著不客氣地說：“你小子打住！當你是誰呀？大領導呀？給我們作報告呢？不許裝模作樣了，喝酒喝酒！”於是除了樹起，我們都擎起杯來一飲而盡。大家剛放下杯，樹起又說：“但這家夥剛才的話，我完全同意。”雲河問：“咱們剛才反對了嗎？”
鬆山他們幾個就搖頭。誌鬆給大家杯裏斟滿酒，站起來，朗聲道：“本人提議……”我搶著說：“為情義幹杯！”誌鬆說：“錯。我要說的是為中國的大有希望幹杯！咱們晚年的幸福指數還指望這呢，過會兒再為情義幹杯！”於是大家都站了起來，將杯裏的酒一飲而盡。樹起以茶代酒，也將杯裏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親愛的幾位中學同學，記得那時一個個寫著倦意的臉上，呈現著難掩的期盼了……
2011年6月12日（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