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我與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招待所去看望哈爾濱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雲南省軍區的部隊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脫下了軍裝,下放到北大荒進行“勞改”。作家是多麽古怪的“動物”嗬,居然在接受“勞改”期間寫出了長篇小說《雁飛塞北》!那是反映十萬官兵開墾北大荒、建設國營農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成為他的代表作。《雁飛塞北》在當年是青年讀者們特別喜歡的長篇小說之一,林予的名字廣為流傳,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暫,“文革”伊始,他又因為幾句“反‘文革’言論”被打成了“現行*****名列“牛鬼蛇神”,關入了“牛棚”。而我成了兵團戰士以後,尤其成了兵團文學創作員以後,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為《雁飛塞北》一書雖被批為“大毒草”了,卻仍是兵團文學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學聖書”。我利用一次探親假的機會,多方探問,終於獲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裏一個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幾度,我敲開了林予家的門。他的家是筒子樓的一居室,因為城市缺煤,雖有暖氣卻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個煤球爐,從小小的通風窗接出煙筒去。煤球爐不好燒,倒煙,並不能使屋裏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學青年以後,林予這名剛從“牛棚”放出不久的“現行*****對我表現出了極出我預料的熱情。我倆圍坐小爐兩旁,袖著雙手,談北大荒,談十萬官兵,談文學。一上午的促膝相談以後,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鄧小平複出後,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長篇是《鬆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寫的一部作品,因為具有渴望“撥亂反正”的意識,乘鄧小平複出的“東風”得以問世。他的日子也又好過了點兒,被請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將《鬆花江畔》改編為電影。但,又得寫下這個但--劇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頭爛額之際,北京又有“小道消息”從各種渠道傳到上海,傳到上海電影製片廠政治神經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樓”。“小白樓”是上影廠來自全國四麵八方的作者們住宿之處。他們中有正義者,也時時出現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熱的一天。林予見了我特別高興,甚至顯得有些激動。看得出,他內心裏憋悶著許多話正不知對誰來說。在當年,正義的人說真話極其危險。完全是由於對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時信任了我帶去的四名同學。因為他從他們的臉上不難看出,他們對他的作品和他這個人是心有敬意的。於是,他關起門來,和我們幾名複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吐露心聲,坦言起憂國憂民的思想來。


    北京方麵傳來的“小道消息”歸納為一點那就是--鄧小平將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國將開展又一場叫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聲勢浩大的運動,將又有一批人成為犧牲品。不知不覺到了中午,但大家談興未盡。於是林予親自去食堂買了飯、菜、兩份豬頭肉、一瓶廉價白酒。


    我和同學們三點多才告辭。關於鄧小平將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消息”,我和同學們在學校就已經聽到,從林予口中再次聽到,且情況相當周詳,結果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隻要不是甘當政治二百五的人,誰憂國憂民的心會徹底泯滅呢?


    林予和我那幾名同學其實都沒有酒量可言,卻都喝得臉紅紅的。分別時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個人入口的都是憂愁酒。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兩多。那一兩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於在回學校的路上,同學們不得不輪番攙扶我。到了複旦門外,同學們見我臉仍紅著,不敢攙扶我入校門,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對什麽人脫口說出“反動”的話來。幾名同學輪番攙扶著我,在複旦大學後院牆外走來走去,直至我吐了,臉色由醉紅而煞白,並保證自己絕不會說出任何一句不合時宜的話,才共同回到學校裏。


    不久“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果然來勢洶洶地展開,緊接著開始追查所謂“政治謠言”的來源--即之前關於毛主席批評“四人幫”的“謠言”……


    然而我的幾名好同學誰也沒出賣林予。那之後我沒再沾過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各界人們走上街頭慶祝人民的勝利那一天……我起初是跟著複旦大學的學生隊伍走的,後來遇到了兩名同濟大學的來自兵團的學生,邊走邊聊,在去往當年上海市委領導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遊行的隊伍是要去往張春橋、****姚文元、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們在上海的家,至於去幹什麽,其實都是盲目的。獨自一人“隨波逐流”的我,走著走著又遇到了一名當年同連隊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當年哈爾濱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團的宣傳隊員,到兵團後不久,由連宣傳隊員而團宣傳隊員而師宣傳隊員。我倆關係一直不錯,他調到師宣傳隊後,隨隊回一團演出,還去木材廠看望過我,並與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見,自然是令我倆都很高興的。他說他已於兩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親的班進了某工廠,當上了采購員,到上海是為單位進行采購的。那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鍾,他要請我吃飯。我看出他不願與我匆匆分別,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幫”的垮台高興無比,便由他了。


    在連隊時,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進入一家小飯館,說今天是全中國人民都萬分高興的一天,咱倆怎麽也得喝點兒啊!


    我知道當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種問題,但究竟什麽問題,從沒問過,不清楚。我還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問題,他早已調到沈陽軍區文工團了。


    雖然他不可能再成為沈陽軍區文工團的團員了,但我想他是有個人理由高興的。


    那一天我也特別高興,確實有種獲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覺--思想獲得解放的感覺。


    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說:那就喝點兒吧。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開第十一瓶啤酒時他居然還沒喝倒!我隻喝了一瓶半,那麽他喝了九瓶半!其間去了一次廁所,回來跟沒事兒似的。但我卻是在他一勸再勸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倆離開時,我幾乎站不起來了。


    天已黑了,他攙著天旋地轉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裏時,我邁不動步子了,隻得背靠人行道邊的一棵大樹坐下了。而他也守著我坐下了,吸起煙來。


    當他將我送到複旦大門前時,天已微明了。


    那一次我雖醉了,卻沒吐。那是我唯一雖醉無悔的一次。因為自“文革”開始以後,我從沒那麽高興過。


    後來我分配到了北京電影製片廠,十一年多的時間裏再沒沾過一滴酒,不論何種酒。


    再後來我調到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不久父親的去世使我經曆了親情重創。我其實並沒機會怎樣地孝敬過父親。我極怕對母親同樣喪失此種後悔莫及的機會,再次將母親接到了北京。


    母親是能飲二三兩白酒的。父親是個滴酒不沾的人,母親起先自然也聞酒側身。但後來連酒都憑票才能買到以後,母親反倒開始飲酒了。因為若家中並無飲酒人口,酒票是不發給的。而對於好飲之人,酒票在當年比糧票還寶貴。父親遠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親一個弱女子操持風雨飄搖的窮家貧戶,為難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飯。求人須送禮,送禮必花錢,而家中最缺的就是錢。於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錢卻又頗受歡迎的禮。為了能發到酒票,母親得證明自己是飲酒者。為了證明自己是飲酒者,起先聞酒側身的母親開始飲酒。飲過幾次酒的母親,感受到了酒能澆愁,酒能解憂,結果有時也是“饞”酒的。故家中也每每有一瓶廉價白酒,母親實在苦緒成結時,便背著我們偷偷喝一口。對於那時的母親,酒是藥。


    父親退休以後,因為他不喝酒,甚至也見不得家人喝酒,母親便戒酒了。我們都知道那對母親是不容易的事,但因為都習慣了順從父親,便隻能委屈母親。


    那些年我經常想,等什麽時候母親單獨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備有各種酒,使母親什麽時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經常由我這個視酒如同毒品的兒子陪飲。


    孰料,母親單獨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於父親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節,我將一瓶“五糧液”擺在了桌上。


    母親看著問:“是好酒?”我邊開酒邊回答:“還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親卻幽幽地說:“放一邊兒去,我不喝。你父親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裏,你又患過肝病,飲酒對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麽意思呢?聽媽的,收起來吧。”


    我理解母親的心情,默默將那瓶“五糧液”又按上了蓋子。來年夏季,大約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團戰友張福儉開著車來找我。他是《求是》雜誌的發行處長,預先跟我約好的,要載我去與另幾名兵團戰友相聚,而我將約好的事忘了。


    那時快到中午了。我為難地說不能去了,我得做午飯,做好了也不願將老母親留在家中獨自吃飯。那一年母親78歲了。


    福儉說:“做什麽飯啊,讓大娘一起去嘛!”我問母親願不願一起去?


    母親樂了,說願意。


    78歲的母親,已腿軟,很少下樓到戶外去了。那時,母親高興的樣子使我這個兒子意識到--我是多麽自私,多麽沒盡好兒子的義務啊!母親又不是隻鳥,怎麽可以整天被關在家裏呢?再忙也得經常陪母親到戶外活動活動啊!就從今天開始啊!


    於是我毫不猶豫地表態:媽,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點兒酒,我也要陪您少喝點兒!


    坐在車裏的母親,從搖下玻璃的車窗望著街景,臉上的表情可高興可神氣啦。


    聚餐地點在一家清靜的小店。選在那兒主要是為另幾位兵團戰友考慮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們下午還須上班,那裏離他們的單位近。


    小店的空調開得極低,我有頸椎病,又隻穿了件短袖背心,一進入,頓覺周身僵緊,連打了幾個寒戰。


    有人居然還帶去了一瓶茅台!我對母親說:媽,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親是聽說過茅台的,樂得合不攏嘴。一小盅酒剛剛咽下,相聚的愉快氣氛剛剛開始,我又連打幾個寒戰,胃裏頓時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離座,卻已遲了,沒能跑到外邊吐去,吐在了一個牆角。如果隻吐在一個牆角,還則罷了。那是神經性嘔吐,根本沒辦法忍住的。緊接著,連另外三個牆角也吐髒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髒得一塌糊塗,幾乎全濕了。包括母親在內,大家都目瞪口呆。局麵變成了那樣,聚餐根本沒法進行下去了呀。別說聚餐沒法進行下去了,就是飯店的服務員也非常不高興啊!一邊捂著鼻子清除,一邊埋怨不止。


    福儉趕緊脫下他穿在襯衫裏邊的背心給了我。我天旋地轉地又坐入車裏,福儉囑咐司機一定要扶我和母親上樓。那次聚會是他張羅的,他不能也隨之一走了之啊!我與母親坐在後排,我覺出母親握著我一隻手。我說:“媽,對不起,兒子今天太掃您興了。”聽到母親說:“別說話,安靜著,媽心疼你。”我扭頭看母親,見母親臉上淌著淚了。母親的手一路都握著我的手。那以後,母親背著我,將家裏的幾瓶酒都送給鄰居了。有時客人拎來一瓶作為見麵禮的酒,母親也會出麵懇拒之。於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實的“無飲酒者之家”。單位夏季發箱啤酒,我也幹脆不往家捧,當場分給同事們。


    兩年後,母親回哈爾濱,輪住弟弟妹妹家中。又兩年後,母親病逝於哈爾濱,生前沒再提過一個酒字。如今的我,在應酬場麵上,也居然能喝一二小盅白酒了。但誠實地說,仍不能感覺到酒本身帶給我的樂趣。但誠實地說,總希望從從容容地,緩斟慢飲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樣獨飲,也不是想與三五好友共飲,而是希望能隻與一人對飲,飲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親嗬!


    2012年6月20日於京(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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