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英國書籍，倒是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在當年的中國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傑克·倫敦的、馬克·吐溫、歐·亨利、海明威們的。也許因為，美國雖然被中國定性為“頭號公敵”了，但曆史很短的美國之“暴烈的”階級鬥爭現象極少。這使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內容不太涉及所謂階級鬥爭，於是作品大抵不會打上“階級的烙印”，也就不太會成為中國革命文學理論家或批評家的靶的。美國最嚴重的國家問題之一是“種族歧視”，二是如何維護社會公平原則。所以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和馬克·吐溫、歐·亨利諷刺美國社會資本崇拜主義的小說在我們這一代讀書青年的記憶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也深受我這一代讀書青年所愛。但真讀過的人其實不多。總體而言，我這一代人中的讀書青年的比例，與現在之讀書青年的比例相比，確乎要小。因為在當年，對於大多數我這一代人而言，買書是特別特別奢侈的事，互相有書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書，在區級圖書館幾乎是借不到的，還不是人人都有資格辦得到一張市級圖書館的借閱卡。即使在某些大學的圖書館，那些書往往也是限係限專業借閱的。
當年是讀書青年，不，確切地說是讀書少年的我，對於中國“革命文學”和蘇聯的大多數“革命文學”也是喜歡閱讀的。我不可能不對兩類書中堅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戰時期的英雄形象心懷敬意。
但，當我也讀了一些老俄國文學及歐美文學之後，我對某些“革命文學”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種不認可來了。相比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怎麽辦》其實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麽辦》中的男主人公對待愛情亦即對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種“理解萬歲”的態度在我這兒遠比保爾對於冬妮婭的態度更合我意。進而言之，不讀《怎麽辦》時，我隻不過覺得保爾對待冬妮婭太不近人情；而讀了《怎麽辦》之後，我則沒法不以批判的眼來重新審視保爾對待冬妮婭那種自以為最革命最具有階級立場的態度了。甚而認為，在列車線路除雪的保爾邂逅已結婚了的冬妮婭的那種冰冷態度，其實摻雜了小肚雞腸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而產生的惱羞成怒--而這使保爾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這樣，我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本人與嚴重癱瘓作鬥爭的堅韌意誌力的欽佩仍未改變。
在未讀海明威的《戰地鍾聲》時，我對《葉爾紹夫兄弟》中的老三斯傑潘隻不過懷有自知不可與人交流的同情；而讀了《戰地鍾聲》以後，則對斯傑潘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歧視權利產生了質疑。二戰中的蘇德之戰是多麽地慘烈眾所周知，對於一名在完全喪失了抵抗意義之情況下成了德軍俘虜的青年軍人，當同樣曆經苦難的他重新回到家鄉，普通的人們是否更應多一些憐憫，而少一些鄙視呢？遭到幾乎所有親人的嫌棄難道對他真的是公正的嗎？
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載體書籍（當年是那樣）的影響的年齡，大約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這十幾年中。
若言一個中年人由於看了些什麽書而改變了與之前不同的世界觀，這樣的例子不能說沒有，但相對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時期就讀過了一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異質”之“文化基因”的另類。頭腦中具有了“異質”之“文化基因”，麵對“文革”中的種種“革命現象”，頭腦中便不可能不產生“異”於“文革”的思想。這對於我是幸運的，但在當年也分明是種“不幸”--頭腦中既有“異”於“文革”的思想存在著了，想要隱藏得很深很深對於一個本無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談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險的，若在不適當的時候稍不小心脫口說出了幾句，必將給自己招致大的禍殃。
在我當班長不久，有件事給我以極大的震動。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實，被班裏一個年齡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訴我，我班裏的幾名哈爾濱知青，正在當地一個有“特嫌”的老職工家裏審問對方。對方五十多歲，無家室，已被“隔離”在家中，勒令交代“問題”。事實上，任何知青未經“專案組”允許而對那樣一個人進行所謂“審問”是嚴重違反知青紀律的。當我匆匆跑到現場時，僅著短褲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處青紫外傷。而我班裏的兩個手持棍棒的家夥，仍一臉凶相，罵罵咧咧地還說那人“裝死”。在所謂“文革”中，打死人的事我已聽到過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結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裏的幾名“戰士”！他們不久前還是城市裏的“紅衛兵”；他們隻不過上學到初一或初二；他們的頭腦裏除了被灌輸進了滿滿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之類的思想而外，再就沒接受過一點點別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過的那些書他們連書名也沒聽說過。
我找來了連隊衛生所的醫生，醫生當場宣布那人不是“裝死”，而是真的死了。
連裏“淡化處理”了那件事，向團裏匯報那人死於“心髒病突發”。否則怎麽辦呢？將那幾名打人者送交沈陽軍區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既然死者沒有任何親人替之喊冤，倒還不如批評教育那幾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從此我對“文革”這場運動更加從思想上反感，對我班裏那幾名戰士也嫌惡之極。
另一件事是我聽說的，後來證實是真事--另一個團的一名知青，在慶祝又一條“最高指示”發表的一個夜晚貼大字報時，將“萬壽無疆”四字貼錯亂了，結果第二天早上人們看到的是“無壽萬疆”。他的家庭出身有“問題”，於是惡果降臨。往日的戰友翻臉無情，暴打了他一頓，接著批鬥。連裏也不敢不重視，隻得宣布那是一場“嚴重的***事件”，那不幸的知青當然就成了“現行***分子”，由知青變成了勞改犯，被打入另冊多年……
終於可以為家裏掙錢了，再加上日日勞動艱苦，已經很少做夢的我，又開始經常做夢了。我每每夢到自己在開什麽會時無意識地脫口說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話，或喊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口號、在一片紙上寫下了一行被認為“反動”的字，因而也禍從天降，結果非但不能往家裏寄錢了，還使父母及弟弟妹妹們增添新的精神負擔。然而頭腦裏有種思想總在否定所謂“文革”，企圖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壓都壓不住。有時覺得壓住了，聽到些從北京傳來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會從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底下鑽出芽來。漸漸地，因為“政治夢多”，到北大荒後胖了一點兒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讀的那些書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書中的人文思想對於我的頭腦當然是營養；但在視人文思想為天敵的“文革”年代，頭腦裏裝入了人文思想就等於裝入了“毒藥”，甚或定時炸彈！
那時我在連裏有兩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爾濱五中的高二知青，鮮族。他也是知青班長，後當過排長、炊事班長。另一位叫吳誌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學生，“文革”前全家被遷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學生。五中紅衛兵在哈爾濱的派性鬥爭挺出名，發生過幾次影響較大的武鬥，並且還將派性對立帶到了連隊。但李洪元和吳誌忠，似乎從“文革”一開始就思想完全超脫於“文革”了，除了大家都喊口號時，從不說一句與“文革”態度沾邊的話。我是極想修煉成他倆那種人的，但做不到。
他倆成了我傾訴政治思想苦悶的可靠對象。他倆也是好朋友，有時我對其中一人傾訴，有時麵對他倆傾訴。往往是在晚上。他倆都愛喝酒，我要向他倆傾訴就也得喝酒。而往往我還沒傾訴幾句呢，他倆就都說：“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還說了一句我銘記至今的深奧的話：“你苦悶是因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傷過一次，聞到酒味都會醉三分的。那一時期我經常喝醉，盡管實際上隻不過喝了半兩一兩的。
有次吳誌忠帶著幾分醉問我：“曉聲你為什麽不跟你那幾個同班的好朋友說這些？”
當時我也有幾分醉了，實話實說：“怕萬一連累了他們。”半醉沒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訓我：“聽，我說得沒錯，他一醉就清醒，酒後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對我倆沒安好心啊？我倆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總對我倆說那些狗屁話就不怕連累我倆啦？你以為就你一個人有思想，別人都是豬腦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話被別人聽到了，讓我倆怎麽辦？跟你劃清界限？揭發你？批判你？哎你不為咱們哥仨的親密關係考慮，也得為你那個鬧心的家考慮考慮吧？虧你還自認為是孝子！你孝個屁呀你！以後再滿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話，我倆跟你絕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誰也不是誰家長，你還覺得我倆真有義務替你操著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著幾分醉，將我罵了個狗血噴頭。我被罵惱了，好長一段日子裏不理他。
不久團報導組發來了調令，調我到團報導組去當報導員。行前，知青朋友們湊錢買了幾聽罐頭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沒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際，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著鄭重地說：“我那天罵你，你小子不要往心裏去。”
我說：“怎麽會！”
他又說：“你就要離開哥幾個了，希望我那天罵你的話，你走時牢記著。團機關不比連隊，你要好自為之！如果你真覺得我罵得對，那就喝下這半碗酒！”--接著，他竟雙手將碗舉至我麵前，由坐著變為跪著了。
朋友們包括與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學，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麽的依依惜別，也聽出了他的話是多麽地真摯，就居然沒一個替我搪擋一下的。
我看著那喝粥碗裏的半碗酒，一時呆住。洪元他跪在那兒，一動不動。朋友們的目光，一會兒一齊看他，一會兒一齊看我，一會兒一齊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與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鍾。我終於說出一句話是：“舍命陪君子。”--雙手接過碗，兩眼一閉，一飲而盡。洪元緊接著又往那隻碗裏倒酒，都快倒滿了，也雙手捧起來一飲而盡。
那天夜裏我覺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後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聽誌忠說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後反複說的醉話是--“曉聲，你小子要記住哥們兒的囑咐啊！”
我在團報導組一年半的時間裏，不曾沾過一滴酒。甚至，一聞到酒味兒就產生心理恐懼。團報導組歸宣傳股領導，股長是現役軍人，還領導著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他是喜歡經常小飲一番的人，每每將男知青們請到家中“快樂快樂”。即使在那種時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節這些假日裏，在股長家，連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的幾名女知青也往往舉杯同樂，但我卻堅定地奉行“不沾主義”。
在那一年半裏，我到兵團總司令部去參加過兩次文學創作學習班。結束當日的最後一餐，酒是管夠的。不論男知青女知青，無不頻頻舉杯。而我怕被勸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後來我到了木材加工廠。抬大木是重體力活，為了解乏，也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幾天喝一次酒。他們對我很友善，抬大木時特照顧我，我雖對他們心懷感激，但當他們聚在一起喝酒時，從不湊近他們，對他們誠摯的相喚也置之不理。我被複旦大學招為“工農兵學員”，即將離開連隊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們兒們為我餞行。盡管相互依依惜別，我也隻不過舉杯唇邊，做了做樣子。
在複旦大學的三年裏，我竟飲過兩次酒。盡管那時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號帽子，自知更應遵守醫囑，離酒遠遠的。（未完待續）
當年是讀書青年，不，確切地說是讀書少年的我，對於中國“革命文學”和蘇聯的大多數“革命文學”也是喜歡閱讀的。我不可能不對兩類書中堅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戰時期的英雄形象心懷敬意。
但，當我也讀了一些老俄國文學及歐美文學之後，我對某些“革命文學”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種不認可來了。相比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怎麽辦》其實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麽辦》中的男主人公對待愛情亦即對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種“理解萬歲”的態度在我這兒遠比保爾對於冬妮婭的態度更合我意。進而言之，不讀《怎麽辦》時，我隻不過覺得保爾對待冬妮婭太不近人情；而讀了《怎麽辦》之後，我則沒法不以批判的眼來重新審視保爾對待冬妮婭那種自以為最革命最具有階級立場的態度了。甚而認為，在列車線路除雪的保爾邂逅已結婚了的冬妮婭的那種冰冷態度，其實摻雜了小肚雞腸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而產生的惱羞成怒--而這使保爾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這樣，我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本人與嚴重癱瘓作鬥爭的堅韌意誌力的欽佩仍未改變。
在未讀海明威的《戰地鍾聲》時，我對《葉爾紹夫兄弟》中的老三斯傑潘隻不過懷有自知不可與人交流的同情；而讀了《戰地鍾聲》以後，則對斯傑潘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歧視權利產生了質疑。二戰中的蘇德之戰是多麽地慘烈眾所周知，對於一名在完全喪失了抵抗意義之情況下成了德軍俘虜的青年軍人，當同樣曆經苦難的他重新回到家鄉，普通的人們是否更應多一些憐憫，而少一些鄙視呢？遭到幾乎所有親人的嫌棄難道對他真的是公正的嗎？
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載體書籍（當年是那樣）的影響的年齡，大約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這十幾年中。
若言一個中年人由於看了些什麽書而改變了與之前不同的世界觀，這樣的例子不能說沒有，但相對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時期就讀過了一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異質”之“文化基因”的另類。頭腦中具有了“異質”之“文化基因”，麵對“文革”中的種種“革命現象”，頭腦中便不可能不產生“異”於“文革”的思想。這對於我是幸運的，但在當年也分明是種“不幸”--頭腦中既有“異”於“文革”的思想存在著了，想要隱藏得很深很深對於一個本無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談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險的，若在不適當的時候稍不小心脫口說出了幾句，必將給自己招致大的禍殃。
在我當班長不久，有件事給我以極大的震動。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實，被班裏一個年齡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訴我，我班裏的幾名哈爾濱知青，正在當地一個有“特嫌”的老職工家裏審問對方。對方五十多歲，無家室，已被“隔離”在家中，勒令交代“問題”。事實上，任何知青未經“專案組”允許而對那樣一個人進行所謂“審問”是嚴重違反知青紀律的。當我匆匆跑到現場時，僅著短褲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處青紫外傷。而我班裏的兩個手持棍棒的家夥，仍一臉凶相，罵罵咧咧地還說那人“裝死”。在所謂“文革”中，打死人的事我已聽到過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結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裏的幾名“戰士”！他們不久前還是城市裏的“紅衛兵”；他們隻不過上學到初一或初二；他們的頭腦裏除了被灌輸進了滿滿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之類的思想而外，再就沒接受過一點點別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過的那些書他們連書名也沒聽說過。
我找來了連隊衛生所的醫生，醫生當場宣布那人不是“裝死”，而是真的死了。
連裏“淡化處理”了那件事，向團裏匯報那人死於“心髒病突發”。否則怎麽辦呢？將那幾名打人者送交沈陽軍區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既然死者沒有任何親人替之喊冤，倒還不如批評教育那幾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從此我對“文革”這場運動更加從思想上反感，對我班裏那幾名戰士也嫌惡之極。
另一件事是我聽說的，後來證實是真事--另一個團的一名知青，在慶祝又一條“最高指示”發表的一個夜晚貼大字報時，將“萬壽無疆”四字貼錯亂了，結果第二天早上人們看到的是“無壽萬疆”。他的家庭出身有“問題”，於是惡果降臨。往日的戰友翻臉無情，暴打了他一頓，接著批鬥。連裏也不敢不重視，隻得宣布那是一場“嚴重的***事件”，那不幸的知青當然就成了“現行***分子”，由知青變成了勞改犯，被打入另冊多年……
終於可以為家裏掙錢了，再加上日日勞動艱苦，已經很少做夢的我，又開始經常做夢了。我每每夢到自己在開什麽會時無意識地脫口說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話，或喊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口號、在一片紙上寫下了一行被認為“反動”的字，因而也禍從天降，結果非但不能往家裏寄錢了，還使父母及弟弟妹妹們增添新的精神負擔。然而頭腦裏有種思想總在否定所謂“文革”，企圖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壓都壓不住。有時覺得壓住了，聽到些從北京傳來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會從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底下鑽出芽來。漸漸地，因為“政治夢多”，到北大荒後胖了一點兒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讀的那些書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書中的人文思想對於我的頭腦當然是營養；但在視人文思想為天敵的“文革”年代，頭腦裏裝入了人文思想就等於裝入了“毒藥”，甚或定時炸彈！
那時我在連裏有兩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爾濱五中的高二知青，鮮族。他也是知青班長，後當過排長、炊事班長。另一位叫吳誌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學生，“文革”前全家被遷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學生。五中紅衛兵在哈爾濱的派性鬥爭挺出名，發生過幾次影響較大的武鬥，並且還將派性對立帶到了連隊。但李洪元和吳誌忠，似乎從“文革”一開始就思想完全超脫於“文革”了，除了大家都喊口號時，從不說一句與“文革”態度沾邊的話。我是極想修煉成他倆那種人的，但做不到。
他倆成了我傾訴政治思想苦悶的可靠對象。他倆也是好朋友，有時我對其中一人傾訴，有時麵對他倆傾訴。往往是在晚上。他倆都愛喝酒，我要向他倆傾訴就也得喝酒。而往往我還沒傾訴幾句呢，他倆就都說：“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還說了一句我銘記至今的深奧的話：“你苦悶是因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傷過一次，聞到酒味都會醉三分的。那一時期我經常喝醉，盡管實際上隻不過喝了半兩一兩的。
有次吳誌忠帶著幾分醉問我：“曉聲你為什麽不跟你那幾個同班的好朋友說這些？”
當時我也有幾分醉了，實話實說：“怕萬一連累了他們。”半醉沒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訓我：“聽，我說得沒錯，他一醉就清醒，酒後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對我倆沒安好心啊？我倆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總對我倆說那些狗屁話就不怕連累我倆啦？你以為就你一個人有思想，別人都是豬腦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話被別人聽到了，讓我倆怎麽辦？跟你劃清界限？揭發你？批判你？哎你不為咱們哥仨的親密關係考慮，也得為你那個鬧心的家考慮考慮吧？虧你還自認為是孝子！你孝個屁呀你！以後再滿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話，我倆跟你絕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誰也不是誰家長，你還覺得我倆真有義務替你操著份心啊！……”
那天洪元借著幾分醉，將我罵了個狗血噴頭。我被罵惱了，好長一段日子裏不理他。
不久團報導組發來了調令，調我到團報導組去當報導員。行前，知青朋友們湊錢買了幾聽罐頭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沒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際，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著鄭重地說：“我那天罵你，你小子不要往心裏去。”
我說：“怎麽會！”
他又說：“你就要離開哥幾個了，希望我那天罵你的話，你走時牢記著。團機關不比連隊，你要好自為之！如果你真覺得我罵得對，那就喝下這半碗酒！”--接著，他竟雙手將碗舉至我麵前，由坐著變為跪著了。
朋友們包括與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學，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麽的依依惜別，也聽出了他的話是多麽地真摯，就居然沒一個替我搪擋一下的。
我看著那喝粥碗裏的半碗酒，一時呆住。洪元他跪在那兒，一動不動。朋友們的目光，一會兒一齊看他，一會兒一齊看我，一會兒一齊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與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鍾。我終於說出一句話是：“舍命陪君子。”--雙手接過碗，兩眼一閉，一飲而盡。洪元緊接著又往那隻碗裏倒酒，都快倒滿了，也雙手捧起來一飲而盡。
那天夜裏我覺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後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聽誌忠說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後反複說的醉話是--“曉聲，你小子要記住哥們兒的囑咐啊！”
我在團報導組一年半的時間裏，不曾沾過一滴酒。甚至，一聞到酒味兒就產生心理恐懼。團報導組歸宣傳股領導，股長是現役軍人，還領導著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他是喜歡經常小飲一番的人，每每將男知青們請到家中“快樂快樂”。即使在那種時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節這些假日裏，在股長家，連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的幾名女知青也往往舉杯同樂，但我卻堅定地奉行“不沾主義”。
在那一年半裏，我到兵團總司令部去參加過兩次文學創作學習班。結束當日的最後一餐，酒是管夠的。不論男知青女知青，無不頻頻舉杯。而我怕被勸酒，每次都借故溜走。
後來我到了木材加工廠。抬大木是重體力活，為了解乏，也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幾天喝一次酒。他們對我很友善，抬大木時特照顧我，我雖對他們心懷感激，但當他們聚在一起喝酒時，從不湊近他們，對他們誠摯的相喚也置之不理。我被複旦大學招為“工農兵學員”，即將離開連隊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們兒們為我餞行。盡管相互依依惜別，我也隻不過舉杯唇邊，做了做樣子。
在複旦大學的三年裏，我竟飲過兩次酒。盡管那時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號帽子，自知更應遵守醫囑，離酒遠遠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