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廣州同文館創辦的緣起，當然與19世紀後期外語人才緊缺有關。國門被堅船利炮轟開之前，朝廷深恐“夷文夷字”敗壞道德人心，所以嚴禁百姓學習，誰學了誰就要吃牢飯。國門被轟開之後，官方開始被迫跟洋人打交道了，但手頭幾乎沒有懂外語的人可用。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他費盡周折，才請到了幾個向傳教士學過英文的讀書人為他翻譯各種資料；朝中大員琦善受命南下辦理“夷務”時，找的翻譯居然是隻懂幾個英文字的鄉間地痞，可見懂外語的人在當時有多奇缺了。
懂外語的人無比稀缺，但對外語人才的需要卻迫在眉睫。1858年6月簽署的《天津條約》規定，以後英國文書都以英語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等中國派學生學習英文之後，就不再配送漢文，對文字有爭議的地方，也以英文為準；1860年，清政府又被迫允許外國使團在首都駐紮。那時，官方沒有精通外語的“自己人”可用，與外國人打交道，要麽依賴對方提供的翻譯官，要麽就得向那些“自學成材”的民間“通事”（即翻譯）求助。可前者肯定會偏袒對方，甚至不惜對中國人連哄帶騙，用李鴻章在《奏請廣方言疏》中的話來說，就是“難保無偏袒捏架情弊”；後者在江湖上跌打滾爬多年，最大特點是“見便宜就占”，晚清外交家、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出使前就曾向兩宮太後特別申明：“通事剛八渡（指買辦）等人，大半唯利是圖，斷無忠貞之悃，臣不敢攜帶。”
洋翻譯靠不住，土翻譯又太世故，官方外語學校的開設就勢在必需了。於是，在洋務派的推動之下，京師同文館於1862年開館；緊接著，上海同文館與廣州同文館於之後兩年相繼開館。在上海、廣州兩地開辦同文館的原因，李鴻章在《奏請廣方言疏》中說得也很明白，“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從1864年開館，到1905年改為譯學館，廣州同文館存在了數十年之久，成為嶺南官辦外語教育的一個典型案例。
何宏俊並沒有動用家裏的關係去廣州同文館，而是以學子的身份準備先去廣州同文館看一看，想看看這時候中國最好的學院是什麽樣的，在他的印象中，最有名的應該就是京師同文館了，同文館附屬於總理衙門，是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先設立英文、法文、俄文班，後陸續增設德文、日文班以及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招收學員，最初從八旗兒童中挑選，後來從貢生、舉人提高到進士、翰林院編修、檢討等正途出身的京外各官，年齡放寬到30歲，也不專限八旗。學製分三年、五年、八年不等。除漢文外，其他課程均聘外國人教習。該館還設有印刷所，譯印數、理、化、曆史、語文等方麵書籍。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傳播起了一定作用。前後辦理20餘年，入館學員約300人。1902年並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
廣州北大門朝天街，這就是廣州同文館的所在地。何宏俊走了進去，沒有聽到朗朗讀書聲，也沒有看見幾個真正的翻譯洋文的讀書人，反而是大多數人都拿著四書五經再看，何宏俊越看眉頭就皺得越緊，在裏麵轉了一圈，沒想到去碰見了一個熟人，這個人就是哈巴安德，隨即就走了過去向他打了招呼。
“你好，哈巴安德先生，沒想到能夠在這裏見到你。”何宏俊說道。
“見到你我非常高興，我是這裏的英文教習，雖然這裏的學生都不喜歡學習英文，但是這裏的報酬，很高。你知道的我很需要錢，我要辦我的學校。當然現在是我們的學校。”哈巴安德誠實的說道。
既要培養外語人才，聘請外教當然是重中之重，廣州同文館對此可是不惜重金。根據章程，同文館給西洋教習開出的報酬是每年1200兩銀子，另外每年還有近200兩的筆墨銀，要知道，那時一個知縣一年的俸祿也不過四五百兩銀子，再看當時的房價，根據老畫報上的買賣個案，三四百兩銀子都能買一個宅院了。由此可見，西洋教習一年的收入，足夠買三四個宅子了。
除了外語，同文館還十分看重經史子集的學習，這是官方眼裏不可逾越的“根本之道”，所以還必須聘請漢語教習。不過，漢語教習的報酬就低多了，每年隻有480兩，筆墨銀也隻有48兩。但是，把這個數字拿出去比一比，還是很有競爭力的。
教習收入高，學生的生活也很優渥。根據同文館章程，每期均由地方官選擇16名資質聰慧的八旗子弟和4名漢人世家子弟，送入學校，學製3年，學成後主要就去各衙門當翻譯官。為了吸引生源，同文館提供了很高的食宿補貼，最初是一個月3兩白銀，後來一度漲到了12兩。學生的食宿補貼，在當時稱為“膏火銀”，廣州同文館的“膏火銀”之多，在全城無出其右。
“我知道，我並沒有怪你的意思。我來這裏也是想看看這裏的學生，還有這裏的學習氛圍。不過現在我已經看到了。”何宏俊回答道。
“你的感覺怎麽樣？和我們的那所學校相比，你更喜歡哪一種？”哈巴安德感興趣的問道。
“我更喜歡我們的那一所學校，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夠盡快擴大到那所學校。”何宏俊回答道。和哈巴安德短暫的交流之後，何宏俊就出來了。
何宏俊走出大門外，長長的歎了一口氣。
靜兒看見少爺從裏麵出來，不停的搖頭，接著就歎了一口氣，好奇地問道：“少爺為什麽要歎氣呢？”
何宏俊苦笑了一下，說道：“沒什麽，隻是心中的期望，被冷水狠狠的澆滅了。”
靜兒似懂非懂的問道：“是因為裏麵的人，學問做得不夠好。讓少爺很是失望。”
何宏俊不知道怎麽回答，想了一會兒，說道：“不是他們的學問不夠好，而是他們的學問對我來說，都沒什麽用。”
靜兒迷茫地又問道：“為什麽沒有用？他們不都是從各地選來的優秀學子嗎？”
“仙佛茫茫兩未成，隻知獨夜不平鳴
風逢飄盡悲歌氣，泥絮招來薄幸名
十有九八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
莫因詩卷愁難成，春鳥秋蟲自作聲”
何宏俊什麽都沒有說，而是感慨地吟出了一首詩。之後就不在對廣州同文館抱有幻想。而是在心裏默默地對自己說了一句話：“既然你們培養不出來人才，那就讓我來培養一些。”從此以後，何宏俊加大了對格致書院的投入，使其在以後成為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學院。
生源既是由官員以“資質聰慧”的標準挑選而來，想來也差不到哪兒去。館內生活條件又如此優渥，辦學數十年，按理至少應該培養出幾個有影響力的人物來，緣何近代外交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幾乎沒有一個出自同文館門下呢？
說起來，同文館沒有培養出有曆史影響力的人物，肯定與其實用功利的人才培養目標有關。換言之，它原本就是為了培養匠人而存在的，學生有太多的獨到見解，反而於朝廷不利。不過，與“實用功利”這一層限製教育進步的天花板相比，人們對科舉考試的癡迷是更嚴重的障礙。就算是同文館的創辦者，也認定經史子集是正學，學習西洋文字乃至火器製造不過是不得已的事情。而入讀同文館的學生，真正對西學有興趣的並不多見，更多人看重的是“館內肄業後，可以一體參加鄉試”的優惠待遇。要知道，創辦者出台這一政策，本是為了增加同文館對聰明年輕人的吸引力，誰知它倒反而被很多人當成了跳板，所以館內經常發生學生“隻學時文，不習西字”的怪現象。
說起同文館學子的心路曆程，京師同文館培養出的佼佼者——晚清第一代外交官張德彝的心態倒很能說明問題。張德彝在近代外交史上並無太大影響，但他一生八次出使外國，留下了極為豐富的西洋見聞錄。不過，在西洋大開眼界的經曆，從來就不曾彌補他並非科舉正途出身的遺憾，直到老年，他還拿自己當反麵教材，叮囑子孫一定要走科舉正道，以免一輩子被人瞧不起。
從京師同文館裏走出來的最優秀者尚且是如此心態，“同文三館”中的“小弟”——廣州同文館裏的學生滿心隻想著科舉考試，外語學習隻要應付過去就好，又有什麽奇怪呢？而不管投入的經費如何雄厚，條件如何優渥，如果學生沒有“我要學”的熱情，教學效果差強人意，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這個道理，真值得今天的教育者再三深思呢。
懂外語的人無比稀缺，但對外語人才的需要卻迫在眉睫。1858年6月簽署的《天津條約》規定，以後英國文書都以英語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等中國派學生學習英文之後，就不再配送漢文，對文字有爭議的地方，也以英文為準；1860年，清政府又被迫允許外國使團在首都駐紮。那時，官方沒有精通外語的“自己人”可用，與外國人打交道，要麽依賴對方提供的翻譯官，要麽就得向那些“自學成材”的民間“通事”（即翻譯）求助。可前者肯定會偏袒對方，甚至不惜對中國人連哄帶騙，用李鴻章在《奏請廣方言疏》中的話來說，就是“難保無偏袒捏架情弊”；後者在江湖上跌打滾爬多年，最大特點是“見便宜就占”，晚清外交家、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出使前就曾向兩宮太後特別申明：“通事剛八渡（指買辦）等人，大半唯利是圖，斷無忠貞之悃，臣不敢攜帶。”
洋翻譯靠不住，土翻譯又太世故，官方外語學校的開設就勢在必需了。於是，在洋務派的推動之下，京師同文館於1862年開館；緊接著，上海同文館與廣州同文館於之後兩年相繼開館。在上海、廣州兩地開辦同文館的原因，李鴻章在《奏請廣方言疏》中說得也很明白，“惟是洋人總匯之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從1864年開館，到1905年改為譯學館，廣州同文館存在了數十年之久，成為嶺南官辦外語教育的一個典型案例。
何宏俊並沒有動用家裏的關係去廣州同文館，而是以學子的身份準備先去廣州同文館看一看，想看看這時候中國最好的學院是什麽樣的，在他的印象中，最有名的應該就是京師同文館了，同文館附屬於總理衙門，是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先設立英文、法文、俄文班，後陸續增設德文、日文班以及算學、化學、萬國公法、醫學生理、天文、物理、外國史地等。招收學員，最初從八旗兒童中挑選，後來從貢生、舉人提高到進士、翰林院編修、檢討等正途出身的京外各官，年齡放寬到30歲，也不專限八旗。學製分三年、五年、八年不等。除漢文外，其他課程均聘外國人教習。該館還設有印刷所，譯印數、理、化、曆史、語文等方麵書籍。對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傳播起了一定作用。前後辦理20餘年，入館學員約300人。1902年並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
廣州北大門朝天街，這就是廣州同文館的所在地。何宏俊走了進去，沒有聽到朗朗讀書聲，也沒有看見幾個真正的翻譯洋文的讀書人，反而是大多數人都拿著四書五經再看，何宏俊越看眉頭就皺得越緊，在裏麵轉了一圈，沒想到去碰見了一個熟人，這個人就是哈巴安德，隨即就走了過去向他打了招呼。
“你好，哈巴安德先生，沒想到能夠在這裏見到你。”何宏俊說道。
“見到你我非常高興，我是這裏的英文教習，雖然這裏的學生都不喜歡學習英文，但是這裏的報酬，很高。你知道的我很需要錢，我要辦我的學校。當然現在是我們的學校。”哈巴安德誠實的說道。
既要培養外語人才，聘請外教當然是重中之重，廣州同文館對此可是不惜重金。根據章程，同文館給西洋教習開出的報酬是每年1200兩銀子，另外每年還有近200兩的筆墨銀，要知道，那時一個知縣一年的俸祿也不過四五百兩銀子，再看當時的房價，根據老畫報上的買賣個案，三四百兩銀子都能買一個宅院了。由此可見，西洋教習一年的收入，足夠買三四個宅子了。
除了外語，同文館還十分看重經史子集的學習，這是官方眼裏不可逾越的“根本之道”，所以還必須聘請漢語教習。不過，漢語教習的報酬就低多了，每年隻有480兩，筆墨銀也隻有48兩。但是，把這個數字拿出去比一比，還是很有競爭力的。
教習收入高，學生的生活也很優渥。根據同文館章程，每期均由地方官選擇16名資質聰慧的八旗子弟和4名漢人世家子弟，送入學校，學製3年，學成後主要就去各衙門當翻譯官。為了吸引生源，同文館提供了很高的食宿補貼，最初是一個月3兩白銀，後來一度漲到了12兩。學生的食宿補貼，在當時稱為“膏火銀”，廣州同文館的“膏火銀”之多，在全城無出其右。
“我知道，我並沒有怪你的意思。我來這裏也是想看看這裏的學生，還有這裏的學習氛圍。不過現在我已經看到了。”何宏俊回答道。
“你的感覺怎麽樣？和我們的那所學校相比，你更喜歡哪一種？”哈巴安德感興趣的問道。
“我更喜歡我們的那一所學校，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夠盡快擴大到那所學校。”何宏俊回答道。和哈巴安德短暫的交流之後，何宏俊就出來了。
何宏俊走出大門外，長長的歎了一口氣。
靜兒看見少爺從裏麵出來，不停的搖頭，接著就歎了一口氣，好奇地問道：“少爺為什麽要歎氣呢？”
何宏俊苦笑了一下，說道：“沒什麽，隻是心中的期望，被冷水狠狠的澆滅了。”
靜兒似懂非懂的問道：“是因為裏麵的人，學問做得不夠好。讓少爺很是失望。”
何宏俊不知道怎麽回答，想了一會兒，說道：“不是他們的學問不夠好，而是他們的學問對我來說，都沒什麽用。”
靜兒迷茫地又問道：“為什麽沒有用？他們不都是從各地選來的優秀學子嗎？”
“仙佛茫茫兩未成，隻知獨夜不平鳴
風逢飄盡悲歌氣，泥絮招來薄幸名
十有九八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
莫因詩卷愁難成，春鳥秋蟲自作聲”
何宏俊什麽都沒有說，而是感慨地吟出了一首詩。之後就不在對廣州同文館抱有幻想。而是在心裏默默地對自己說了一句話：“既然你們培養不出來人才，那就讓我來培養一些。”從此以後，何宏俊加大了對格致書院的投入，使其在以後成為了一所世界一流的學院。
生源既是由官員以“資質聰慧”的標準挑選而來，想來也差不到哪兒去。館內生活條件又如此優渥，辦學數十年，按理至少應該培養出幾個有影響力的人物來，緣何近代外交史上叱吒風雲的人物，幾乎沒有一個出自同文館門下呢？
說起來，同文館沒有培養出有曆史影響力的人物，肯定與其實用功利的人才培養目標有關。換言之，它原本就是為了培養匠人而存在的，學生有太多的獨到見解，反而於朝廷不利。不過，與“實用功利”這一層限製教育進步的天花板相比，人們對科舉考試的癡迷是更嚴重的障礙。就算是同文館的創辦者，也認定經史子集是正學，學習西洋文字乃至火器製造不過是不得已的事情。而入讀同文館的學生，真正對西學有興趣的並不多見，更多人看重的是“館內肄業後，可以一體參加鄉試”的優惠待遇。要知道，創辦者出台這一政策，本是為了增加同文館對聰明年輕人的吸引力，誰知它倒反而被很多人當成了跳板，所以館內經常發生學生“隻學時文，不習西字”的怪現象。
說起同文館學子的心路曆程，京師同文館培養出的佼佼者——晚清第一代外交官張德彝的心態倒很能說明問題。張德彝在近代外交史上並無太大影響，但他一生八次出使外國，留下了極為豐富的西洋見聞錄。不過，在西洋大開眼界的經曆，從來就不曾彌補他並非科舉正途出身的遺憾，直到老年，他還拿自己當反麵教材，叮囑子孫一定要走科舉正道，以免一輩子被人瞧不起。
從京師同文館裏走出來的最優秀者尚且是如此心態，“同文三館”中的“小弟”——廣州同文館裏的學生滿心隻想著科舉考試，外語學習隻要應付過去就好，又有什麽奇怪呢？而不管投入的經費如何雄厚，條件如何優渥，如果學生沒有“我要學”的熱情，教學效果差強人意，也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這個道理，真值得今天的教育者再三深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