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的資本家當然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p>
這純是被逼出來的。</p>
當然，除了逼之外，大順的技術進步，導致大順從寶石行業中獲得了超額利潤，也是一部分原因。</p>
其實，如果搞“大順特許錫蘭公司”，不用腦子，用丁丁想，也可以知道，資本不會選擇華人作為勞動力，而是會選擇運費更便宜和有種姓製度反抗度更低的泰米爾人。</p>
泰米爾人到錫蘭的距離，並沒有從南京到上海遠。</p>
華人雇工到錫蘭的距離，卻相當於從上海到阿拉木圖。</p>
運一個華人的成本，是運一個泰米爾人成本的20倍不止。</p>
而且，當年南洋的事，巴達維亞烏衫黨，也給大順的新興階層留下了一個深刻印象：華人逼急了，就容易反抗，遠不如種姓製度下的人馴服。</p>
資本如果不受約束，會選哪個？</p>
官督商辦，從純粹利潤的角度來看，可以說，肯定不如官不督、資本完全自由的利潤……或者叫“效率”高。</p>
某種程度上，劉鈺的諸多變革類似於【客觀上】完成了一項曆史上進步的事業，純是借助大順的特殊情況，來完成一項曆史和生產力意義上的進步。</p>
劉鈺是經常站在資本的一邊，打壓小農、鎮壓起義、有時候還要在朝中為資本家們保駕護航，但要說劉鈺真正和他們站在一起，那肯定也不是。</p>
實際上劉鈺做事的邏輯，其實很簡單：</p>
保證資本投資的利潤，比在大順買地收租高、且高過曆史傳統帶來的對土地的信賴加成就行。</p>
資本逐利，就像是水往低處流一樣，是個基本的規律。</p>
包括大順的土地兼並，其實也是符合土地私有製下的逐利規律的。</p>
早就有人說了，家有錢財萬貫，今天賠了、明天燒了，遠不如土地，戰亂之後，張家的仍是張家、李家的仍是李家，本身收租的回報率也不低，還有充沛的避險投資性質。</p>
</p>
土地私有製加土地買賣允許，資本自然往土地、放貸上跑。無形之手嘛。</p>
所以劉鈺非常欣賞“西方人用火藥征服世界、中國人用火藥做爆竹”這句“反思”——反思錯了，這分明體現了中國人民很早就有的市場經濟精神，利潤導向。</p>
伽利略這種威尼斯軍械局資助的力學研究、拉瓦錫這種火藥局局長的化學研究，分明就是逆市場經濟的國家管控和政府引導下的“邪路”嘛。</p>
劉鈺也沒琢磨著靠意念，愣是改變這個規律，幻想什麽資本家是一個民族的就一定會為民族崛起、大爭之世而放棄利潤。</p>
他隻是在利用這個規律。</p>
水從甲流到乙，不是規律；甲比乙高，水從高流向低，才是規律。</p>
那就簡單了。</p>
可以把乙墊高一點。</p>
比如他在鬆蘇地區，搞全麵的田畝清查、標準十一稅，提升土地價格，降低買地收租的收益，轉為貨幣租壓低糧價逼佃戶退佃逃亡。</p>
也可以在再挖一個丙，比乙要深。</p>
比如關東、南洋的大開發；海外貿易等等。</p>
他在蘇北，對鹽戶進行殘酷鎮壓，就是讓投資蘇北墾荒的利潤，要比把錢在鬆蘇買地收租的利潤高。</p>
小生產者的鹽戶既然阻擋，那就鎮壓。</p>
他在漠河黑河等地提出的移民實邊的金礦計劃，則是另一種思路，即從一開始東洋貿易公司必須承擔軍事義務和培訓水手義務時候的思路——即便承擔種種義務的額外開銷，利潤回報率依舊比買地收租要高，你不肯，有的人是肯幹。</p>
純粹的追求利潤、追求回報率，那是資產階級奪權之後，成為統治階級，並且製定了符合其階級利益的法律之後，才可能出現的情況。</p>
而大順的資產階級，距離成為統治階級，還早著呢。</p>
當大順的手工業和工業基礎，對世界其餘地方有巨大優勢時，效率或者利潤，不是第一優先項。</p>
隻要高過在大順買地收租，那麽更高效的利潤回報，在他眼裏，或者站在抽象的民族視角而非商業資本的視角，那就是無意義的冗餘利潤。</p>
就像是趙立本在黑金礦的遭遇，與此時大順正在進行的金礦實邊黑龍江移民計劃的區別。</p>
從純粹的利潤角度，黑金礦，奴隸製，少量看守，資本的利潤回報率更高。</p>
從民族擴張聚居地的角度，官督商辦，削減資本的投資回報，夾帶軍事和民事義務，這才是正確的。</p>
雖然劉鈺不明白，一個收入表裏很長一段時間內排第一是孟加拉農業稅、第二是鹽稅、第三是鴉片專營稅、第四是向本國傾銷印度棉布買辦利潤、第五是承包本國鹽引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是怎麽被理解成自由貿易、商業精神、工商業的偉大力量之標杆的。</p>
甚至於，這個時代的兩個主流經濟思想，重商主義、自由貿易，它都不沾邊。</p>
一個讓本國貴金屬外流、傾銷打壓本國工業的重商主義？</p>
一個靠著壟斷特權，被自由貿易學派猛攻做反麵典型的自由貿易？</p>
雖搞不懂這些辯經和打思想鋼印的東西，但劉鈺卻明白，大順最適合學的不是英荷模式，而是法國西班牙模式。</p>
西班牙的殖民地貿易政策，是錯的。</p>
而錯的原因，不是殖民地政策本身錯了，而是錯在西班牙不是大順大明，對自己的手工業能力沒點批數。</p>
西班牙那點手工業能力，也配搞禁止外貨？禁得住嗎？</p>
法國的殖民地控製政策，也是錯的。</p>
而錯的原因，不是殖民地控製政策本身錯了，而是法國良好的地理環境，對自己本國人口的生活水平沒點批數。</p>
過年時候每家鍋裏有隻雞的生活水平，2600萬人口不是戶口、3億5000萬畝耕地和牧草地，也配移民占地？除了被《楓丹白露敕令》打擊的新教徒，誰肯去？</p>
學英荷，按照諸子百家爭鳴時候的評價，連刻舟求劍都不是，純純的守株待兔。</p>
英荷模式救不了大順，甚至連殖民和海外貿易都無法指導。</p>
或許宋朝是英荷貿易模式唯一的機會，遍布世界各地的宋錢，說明宋朝的關稅很大一筆應該是進口稅；而大順想把白銀花出去買東西，現在真的挺難的，隔著一個賣不出去商品甚至同質競爭的印度，使得大順隻有“全力擴張繞開印度把握中歐貿易、毀滅印度手工業擴張市場”和“一口通商坐地收錢”這兩個選擇，沒有中間態。</p>
而對西、法而言，錯誤的政策，恰恰對大順是絕對正確的選擇。</p>
按照西班牙的殖民地貿易政策，大順能保證殖民地人口，半個外國貨都用不上，想當買辦都當不成。</p>
按照法國的地理位置與北美的距離，大順能保證之前的一百多年，潤到北美至少一個2600萬的法國總人口、甚至不止一個，哪怕是都督府加改土歸流的形式——東北太冷、南洋太熱，同緯溫帶太吸引人了。</p>
所以資本在諷刺法國的王權力量對資本的控製時、當資本在諷刺法國國王能夠一直調令就把法國東印度公司總督調走的時候，劉鈺則努力學習法語，促使反基督同盟的領袖大順和天主長女法蘭西達成了準同盟關係，學習法國的諸多政策。</p>
所以在錫蘭的杜鋒，在麵對杜普萊克斯被調走的情況，會產生一種莫名的物傷其類的悲哀。他也隻需要朝廷的一句話，就要滾蛋，而且必須滾蛋。</p>
也所以，明明資本會傾向選擇泰米爾人的錫蘭，華人的數量被劉鈺逼到了20萬左右，並且還在不斷增加。並且始終沒有出現大順錫蘭公司、特許印度公司之類的組織。</p>
這純是被逼出來的。</p>
當然，除了逼之外，大順的技術進步，導致大順從寶石行業中獲得了超額利潤，也是一部分原因。</p>
其實，如果搞“大順特許錫蘭公司”，不用腦子，用丁丁想，也可以知道，資本不會選擇華人作為勞動力，而是會選擇運費更便宜和有種姓製度反抗度更低的泰米爾人。</p>
泰米爾人到錫蘭的距離，並沒有從南京到上海遠。</p>
華人雇工到錫蘭的距離，卻相當於從上海到阿拉木圖。</p>
運一個華人的成本，是運一個泰米爾人成本的20倍不止。</p>
而且，當年南洋的事，巴達維亞烏衫黨，也給大順的新興階層留下了一個深刻印象：華人逼急了，就容易反抗，遠不如種姓製度下的人馴服。</p>
資本如果不受約束，會選哪個？</p>
官督商辦，從純粹利潤的角度來看，可以說，肯定不如官不督、資本完全自由的利潤……或者叫“效率”高。</p>
某種程度上，劉鈺的諸多變革類似於【客觀上】完成了一項曆史上進步的事業，純是借助大順的特殊情況，來完成一項曆史和生產力意義上的進步。</p>
劉鈺是經常站在資本的一邊，打壓小農、鎮壓起義、有時候還要在朝中為資本家們保駕護航，但要說劉鈺真正和他們站在一起，那肯定也不是。</p>
實際上劉鈺做事的邏輯，其實很簡單：</p>
保證資本投資的利潤，比在大順買地收租高、且高過曆史傳統帶來的對土地的信賴加成就行。</p>
資本逐利，就像是水往低處流一樣，是個基本的規律。</p>
包括大順的土地兼並，其實也是符合土地私有製下的逐利規律的。</p>
早就有人說了，家有錢財萬貫，今天賠了、明天燒了，遠不如土地，戰亂之後，張家的仍是張家、李家的仍是李家，本身收租的回報率也不低，還有充沛的避險投資性質。</p>
</p>
土地私有製加土地買賣允許，資本自然往土地、放貸上跑。無形之手嘛。</p>
所以劉鈺非常欣賞“西方人用火藥征服世界、中國人用火藥做爆竹”這句“反思”——反思錯了，這分明體現了中國人民很早就有的市場經濟精神，利潤導向。</p>
伽利略這種威尼斯軍械局資助的力學研究、拉瓦錫這種火藥局局長的化學研究，分明就是逆市場經濟的國家管控和政府引導下的“邪路”嘛。</p>
劉鈺也沒琢磨著靠意念，愣是改變這個規律，幻想什麽資本家是一個民族的就一定會為民族崛起、大爭之世而放棄利潤。</p>
他隻是在利用這個規律。</p>
水從甲流到乙，不是規律；甲比乙高，水從高流向低，才是規律。</p>
那就簡單了。</p>
可以把乙墊高一點。</p>
比如他在鬆蘇地區，搞全麵的田畝清查、標準十一稅，提升土地價格，降低買地收租的收益，轉為貨幣租壓低糧價逼佃戶退佃逃亡。</p>
也可以在再挖一個丙，比乙要深。</p>
比如關東、南洋的大開發；海外貿易等等。</p>
他在蘇北，對鹽戶進行殘酷鎮壓，就是讓投資蘇北墾荒的利潤，要比把錢在鬆蘇買地收租的利潤高。</p>
小生產者的鹽戶既然阻擋，那就鎮壓。</p>
他在漠河黑河等地提出的移民實邊的金礦計劃，則是另一種思路，即從一開始東洋貿易公司必須承擔軍事義務和培訓水手義務時候的思路——即便承擔種種義務的額外開銷，利潤回報率依舊比買地收租要高，你不肯，有的人是肯幹。</p>
純粹的追求利潤、追求回報率，那是資產階級奪權之後，成為統治階級，並且製定了符合其階級利益的法律之後，才可能出現的情況。</p>
而大順的資產階級，距離成為統治階級，還早著呢。</p>
當大順的手工業和工業基礎，對世界其餘地方有巨大優勢時，效率或者利潤，不是第一優先項。</p>
隻要高過在大順買地收租，那麽更高效的利潤回報，在他眼裏，或者站在抽象的民族視角而非商業資本的視角，那就是無意義的冗餘利潤。</p>
就像是趙立本在黑金礦的遭遇，與此時大順正在進行的金礦實邊黑龍江移民計劃的區別。</p>
從純粹的利潤角度，黑金礦，奴隸製，少量看守，資本的利潤回報率更高。</p>
從民族擴張聚居地的角度，官督商辦，削減資本的投資回報，夾帶軍事和民事義務，這才是正確的。</p>
雖然劉鈺不明白，一個收入表裏很長一段時間內排第一是孟加拉農業稅、第二是鹽稅、第三是鴉片專營稅、第四是向本國傾銷印度棉布買辦利潤、第五是承包本國鹽引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是怎麽被理解成自由貿易、商業精神、工商業的偉大力量之標杆的。</p>
甚至於，這個時代的兩個主流經濟思想，重商主義、自由貿易，它都不沾邊。</p>
一個讓本國貴金屬外流、傾銷打壓本國工業的重商主義？</p>
一個靠著壟斷特權，被自由貿易學派猛攻做反麵典型的自由貿易？</p>
雖搞不懂這些辯經和打思想鋼印的東西，但劉鈺卻明白，大順最適合學的不是英荷模式，而是法國西班牙模式。</p>
西班牙的殖民地貿易政策，是錯的。</p>
而錯的原因，不是殖民地政策本身錯了，而是錯在西班牙不是大順大明，對自己的手工業能力沒點批數。</p>
西班牙那點手工業能力，也配搞禁止外貨？禁得住嗎？</p>
法國的殖民地控製政策，也是錯的。</p>
而錯的原因，不是殖民地控製政策本身錯了，而是法國良好的地理環境，對自己本國人口的生活水平沒點批數。</p>
過年時候每家鍋裏有隻雞的生活水平，2600萬人口不是戶口、3億5000萬畝耕地和牧草地，也配移民占地？除了被《楓丹白露敕令》打擊的新教徒，誰肯去？</p>
學英荷，按照諸子百家爭鳴時候的評價，連刻舟求劍都不是，純純的守株待兔。</p>
英荷模式救不了大順，甚至連殖民和海外貿易都無法指導。</p>
或許宋朝是英荷貿易模式唯一的機會，遍布世界各地的宋錢，說明宋朝的關稅很大一筆應該是進口稅；而大順想把白銀花出去買東西，現在真的挺難的，隔著一個賣不出去商品甚至同質競爭的印度，使得大順隻有“全力擴張繞開印度把握中歐貿易、毀滅印度手工業擴張市場”和“一口通商坐地收錢”這兩個選擇，沒有中間態。</p>
而對西、法而言，錯誤的政策，恰恰對大順是絕對正確的選擇。</p>
按照西班牙的殖民地貿易政策，大順能保證殖民地人口，半個外國貨都用不上，想當買辦都當不成。</p>
按照法國的地理位置與北美的距離，大順能保證之前的一百多年，潤到北美至少一個2600萬的法國總人口、甚至不止一個，哪怕是都督府加改土歸流的形式——東北太冷、南洋太熱，同緯溫帶太吸引人了。</p>
所以資本在諷刺法國的王權力量對資本的控製時、當資本在諷刺法國國王能夠一直調令就把法國東印度公司總督調走的時候，劉鈺則努力學習法語，促使反基督同盟的領袖大順和天主長女法蘭西達成了準同盟關係，學習法國的諸多政策。</p>
所以在錫蘭的杜鋒，在麵對杜普萊克斯被調走的情況，會產生一種莫名的物傷其類的悲哀。他也隻需要朝廷的一句話，就要滾蛋，而且必須滾蛋。</p>
也所以，明明資本會傾向選擇泰米爾人的錫蘭，華人的數量被劉鈺逼到了20萬左右，並且還在不斷增加。並且始終沒有出現大順錫蘭公司、特許印度公司之類的組織。</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