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漢書董仲舒傳】
皇帝的鑾駕在明光宮的門闕前停下，他走下車，雙手負在背後，仰頭看著左右兩側的高大門闕，似兩山對峙。雖然經曆三四百年的風雨侵蝕，瓦片梁柱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但這磚石壘砌的強身，黃土夯實的台基，猶可追憶當年是何等壯觀。
在見過荒廢的柏梁台與上林苑後，皇帝對這些前朝遺跡除了一絲可惜以外，再無別的情緒。他背著手，慢慢踱步入內，細細打量著，這裏類似於未央宮，都是前殿後寢的格局，顯然孝武皇帝當初詔建此宮時還想讓仙人久居於此。
在台基上草草修建的簡陋小殿中，皇帝端坐其上，看著底下一幹人等，緩緩說道：“方今天下四處刀兵，節義陵遲，這正是我時常扼腕拊心、歎風俗不古的緣故。所謂禮政刑兵，皆是國之大事，不可偏廢，當並行以俱濟。我看這明光宮廢棄多年，地方還算寬敞，又有現成的台基，正好可以用來修建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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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祿勳楊彪當即應道：“自朝廷西遷，禮教陵替，頌聲不興。孔子曾歎曰：‘學之不講’，講者，習也，不講則所識日忘，而況乎典籍不傳有如此之久？眼下士人漸忘聖人之學，唯聞幹戈之聲，以致天下崩壞，誠然可歎。陛下在明光宮故址上詔修太學，可謂是物盡其用，不然徒見宮宇荒廢，也是可惜。”
太學是漢代最高等級教育機構，全盛時期有三萬太學生，不僅為朝廷培養優秀人才、宣揚文化，更是朝廷的輿論前沿、士人集團務求搶占的輿論陣地。
東漢自光武皇帝倡興儒學以來，經學大盛，而自光武皇帝開始，孝明、孝章等曆代皇帝都會到親自太學講經、注釋典籍，比如著名的《白虎通義》，目的就是為了抓住意識形態的最高解釋權。
擁有了最高解釋權，皇帝就能牢牢把握住社會主流思想，控製輿論，鞏固自己的權位。
這個想法在東漢前三位皇帝中都被很好的貫徹實行，然而在之後的皇帝由於是宗室繼統、或是自身學識有限等其他各種原因，皇帝親赴太學講經的傳統逐漸淪為形式，再也沒有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能力，以至於這個權力不動聲色的被經學傳家的士族所侵奪。
如今雒陽的太學早已蕩然無存，董卓知道太學的厲害，所以遷都之後，哪怕最親近的王允在一旁苦苦勸說，也從不肯在這上麵鬆口。直到現在關中安定，皇帝醉心學問，有意開萬世太平，以弘農楊氏為首的經學世家便再度活絡了心思，積極進言，試圖說服皇帝重開太學。
重開太學是所有士人的共同利益，這幾日不光是弘農楊氏、扶風馬氏，就連一直攀附皇帝的趙氏兄弟都在為此事奔走。經過多方努力，事情終於見到成效，他們的提議得到了皇帝高度重視，目前看來似乎就隻差選址了。
衛尉趙溫此時緊隨其後，應聲說道：“陛下以命世之資，當傾危之運，士民仰望，翼成中興。誠宜建學設校，闡揚六藝，以訓後進，使文武之道，墜而複興，昭朝廷尊道倡學之風，彰陛下養士取才之意。”
此次隨皇帝來明光宮舊址的，除了出行必然隨駕的侍中、黃門侍郎，以及負責安保的衛尉、光祿勳以外，太常種拂也赫然在列。
種拂是河南雒陽人，是仲山甫的後人，其父是孝順、孝桓皇帝朝的名臣種；他的兒子就是當初與蔡邕一同入營招降李等涼州將校、並因此立下大功、轉遷謁者仆射的種劭。
作為朝中為數不多的、出身關東的士人高官，種拂自身也頗有能名，曾代荀爽為司空，後來因為地震被策免，改為太常。
太常除了負責祭祀社稷、宗廟和朝會禮儀以外，還掌管著太學、以及博士和博士弟子的考核薦舉，所以太常又是培養、拔擢通經學的人才為官的重要機構。
隻是自從沒了太學，太常也就失去了考核博士、拔擢官吏的職能，成了一個空有清名而無實權的官職。
這種情況下，種拂自然不願意在太常的位置上被邊緣化，所以無論是為了背後代表的士族團體、還是為了個人的權勢，他都要極力促成太學的重建。隻有這樣，他手頭的權力才會增加，關東士人才能借此恢複實力，在太學搶先為自己分一大塊蛋糕、占領部分輿論的陣地。
有楊彪、趙溫兩位皇帝頗為信重的九卿在前高論，種拂也主動站了出來，說道：“有虞舞幹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陛下若遵循前典，興複教道，使天下俊彥，並入太學，任大儒教之。不消數年便能德化洽通，君臣義固，天下可垂手而定矣。”
看著底下這一個個說的天花亂墜，皇帝心裏冷笑連連，如何不知道這些人都是一味的往他頭上套虛名、戴高帽？
太學是一定要建的，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隻是重建以後該怎麽辦學、該采取什麽樣的形式、該讀什麽樣的書，這太學創建三四百年，也該有個變化了。
百多年前，太學是皇帝手中用來引導社會意識的工具；百多年後，太學卻成為了士族擠壓皇權，宣揚自己政治主張的輿論陣地。
士族出身的大儒在太學取代了光武祖孫三代皇帝好不容易搶在自己身上的職責，擁有了意識形態的最高解釋權。自此之後，太學生無論是出身豪強還是寒門，都被人為的利用起來，組成清流，營造輿論，抨擊權臣。導致士人勢力在漢末逐漸做大，孝桓、孝靈皇帝幾次黨錮、任用宦官都不僅難以禁絕，反而是越禁越強。
在擁有後世靈魂的皇帝眼中，同樣是官方的意識形態，經學就好比是當代中國的主義，隻有最高領導人才擁有解釋主義的權力。
所以這個最高解釋權，皇帝無論如何也要寸土必爭！
皇帝的鑾駕在明光宮的門闕前停下，他走下車，雙手負在背後，仰頭看著左右兩側的高大門闕，似兩山對峙。雖然經曆三四百年的風雨侵蝕，瓦片梁柱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但這磚石壘砌的強身，黃土夯實的台基，猶可追憶當年是何等壯觀。
在見過荒廢的柏梁台與上林苑後，皇帝對這些前朝遺跡除了一絲可惜以外，再無別的情緒。他背著手，慢慢踱步入內，細細打量著，這裏類似於未央宮，都是前殿後寢的格局，顯然孝武皇帝當初詔建此宮時還想讓仙人久居於此。
在台基上草草修建的簡陋小殿中，皇帝端坐其上，看著底下一幹人等，緩緩說道：“方今天下四處刀兵，節義陵遲，這正是我時常扼腕拊心、歎風俗不古的緣故。所謂禮政刑兵，皆是國之大事，不可偏廢，當並行以俱濟。我看這明光宮廢棄多年，地方還算寬敞，又有現成的台基，正好可以用來修建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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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祿勳楊彪當即應道：“自朝廷西遷，禮教陵替，頌聲不興。孔子曾歎曰：‘學之不講’，講者，習也，不講則所識日忘，而況乎典籍不傳有如此之久？眼下士人漸忘聖人之學，唯聞幹戈之聲，以致天下崩壞，誠然可歎。陛下在明光宮故址上詔修太學，可謂是物盡其用，不然徒見宮宇荒廢，也是可惜。”
太學是漢代最高等級教育機構，全盛時期有三萬太學生，不僅為朝廷培養優秀人才、宣揚文化，更是朝廷的輿論前沿、士人集團務求搶占的輿論陣地。
東漢自光武皇帝倡興儒學以來，經學大盛，而自光武皇帝開始，孝明、孝章等曆代皇帝都會到親自太學講經、注釋典籍，比如著名的《白虎通義》，目的就是為了抓住意識形態的最高解釋權。
擁有了最高解釋權，皇帝就能牢牢把握住社會主流思想，控製輿論，鞏固自己的權位。
這個想法在東漢前三位皇帝中都被很好的貫徹實行，然而在之後的皇帝由於是宗室繼統、或是自身學識有限等其他各種原因，皇帝親赴太學講經的傳統逐漸淪為形式，再也沒有主導社會意識形態的能力，以至於這個權力不動聲色的被經學傳家的士族所侵奪。
如今雒陽的太學早已蕩然無存，董卓知道太學的厲害，所以遷都之後，哪怕最親近的王允在一旁苦苦勸說，也從不肯在這上麵鬆口。直到現在關中安定，皇帝醉心學問，有意開萬世太平，以弘農楊氏為首的經學世家便再度活絡了心思，積極進言，試圖說服皇帝重開太學。
重開太學是所有士人的共同利益，這幾日不光是弘農楊氏、扶風馬氏，就連一直攀附皇帝的趙氏兄弟都在為此事奔走。經過多方努力，事情終於見到成效，他們的提議得到了皇帝高度重視，目前看來似乎就隻差選址了。
衛尉趙溫此時緊隨其後，應聲說道：“陛下以命世之資，當傾危之運，士民仰望，翼成中興。誠宜建學設校，闡揚六藝，以訓後進，使文武之道，墜而複興，昭朝廷尊道倡學之風，彰陛下養士取才之意。”
此次隨皇帝來明光宮舊址的，除了出行必然隨駕的侍中、黃門侍郎，以及負責安保的衛尉、光祿勳以外，太常種拂也赫然在列。
種拂是河南雒陽人，是仲山甫的後人，其父是孝順、孝桓皇帝朝的名臣種；他的兒子就是當初與蔡邕一同入營招降李等涼州將校、並因此立下大功、轉遷謁者仆射的種劭。
作為朝中為數不多的、出身關東的士人高官，種拂自身也頗有能名，曾代荀爽為司空，後來因為地震被策免，改為太常。
太常除了負責祭祀社稷、宗廟和朝會禮儀以外，還掌管著太學、以及博士和博士弟子的考核薦舉，所以太常又是培養、拔擢通經學的人才為官的重要機構。
隻是自從沒了太學，太常也就失去了考核博士、拔擢官吏的職能，成了一個空有清名而無實權的官職。
這種情況下，種拂自然不願意在太常的位置上被邊緣化，所以無論是為了背後代表的士族團體、還是為了個人的權勢，他都要極力促成太學的重建。隻有這樣，他手頭的權力才會增加，關東士人才能借此恢複實力，在太學搶先為自己分一大塊蛋糕、占領部分輿論的陣地。
有楊彪、趙溫兩位皇帝頗為信重的九卿在前高論，種拂也主動站了出來，說道：“有虞舞幹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陛下若遵循前典，興複教道，使天下俊彥，並入太學，任大儒教之。不消數年便能德化洽通，君臣義固，天下可垂手而定矣。”
看著底下這一個個說的天花亂墜，皇帝心裏冷笑連連，如何不知道這些人都是一味的往他頭上套虛名、戴高帽？
太學是一定要建的，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隻是重建以後該怎麽辦學、該采取什麽樣的形式、該讀什麽樣的書，這太學創建三四百年，也該有個變化了。
百多年前，太學是皇帝手中用來引導社會意識的工具；百多年後，太學卻成為了士族擠壓皇權，宣揚自己政治主張的輿論陣地。
士族出身的大儒在太學取代了光武祖孫三代皇帝好不容易搶在自己身上的職責，擁有了意識形態的最高解釋權。自此之後，太學生無論是出身豪強還是寒門，都被人為的利用起來，組成清流，營造輿論，抨擊權臣。導致士人勢力在漢末逐漸做大，孝桓、孝靈皇帝幾次黨錮、任用宦官都不僅難以禁絕，反而是越禁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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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最高解釋權，皇帝無論如何也要寸土必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