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管子治國】
此時張昶已被董承的聲勢給嚇了一跳,不過他也算是有幾分急智的,當即移席站起,小步趨到中庭,對皇帝拜伏道:“臣隻想著為朝廷排解憂難,早些定下鑄幣大政、平衡財貨,絕無攬權之意!還請陛下睿鑒!”
“重鑄五銖,修複錢法,無論是於國、於商、還是於民,皆為一大便宜之政;也是眼下當務之急、刻不容緩的事情。如今收各郡自行鑄幣之權,歸於中央,不僅是為了事權一統,更是為了統一規製,徹底杜絕錢幣良莠不齊、幣製混亂的現象。”皇帝未有表態,先是誇了董承與張昶二人:“這一點,二位說的都很對,與我不謀而合。”
張昶膽顫的神色這才緩和少許,董承麵色一喜,還未說話,隻見皇帝把臉轉向坐於次席上的侍中楊琦,開口說道:“楊公可有高見進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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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琦似乎早有預備,不慌不忙的說道:“臣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錢貨,而在於民饑。積年以來,稻苗毀於蝗螟,機杼勞於催征,民所患者非是錢幣之輕重,而是饑無所食、渴無所飲、居無所處。”
“是啊。”皇帝明白楊琦話裏的意思,雖然對方此時此地說這種話有些不合時宜,但正符合對方仗義執言的秉性,而且也的確是苦口良言。皇帝聽了不能不有所表示,他目光憂鬱起來,歎了一口氣:“民以食為天,黎庶可以一輩子沒錢,但決不可以一天不吃飯,故而農桑才是至急。”
本來眾人正在討論鑄幣,太尉董承與少府張昶都為鑄幣權的歸屬而爭執不休,可好端端的楊琦居然說起了農桑,似乎並不把新鑄五銖當做極為要緊的事情,尤其是對方看上去絲毫沒有因為黃琬的黜退而有所收斂本性。
皇帝想起自己初來乍到的時候,為了盡快籠絡近侍、好提前布置,他特意向侍中馬宇探聽了楊琦的底細與品性。正是由於他得知了楊琦敢當著孝靈皇帝的麵,拿虞舜與唐堯作比,來嘲諷他與孝桓皇帝兩人都是半斤八兩的事跡後。皇帝由此認定楊琦是個不可多得的強項忠直的人物,所以當時才下定決心,對楊琦大膽的表露心跡。
最後也不出皇帝所料,楊琦論忠論能,都是一時之選,為皇帝聯係各方、共同抗衡乃至於扳倒王允立下了汗馬功勞。
隻是人以利合、以利分,當初的盟友們紛紛隨著王允這個強敵的離去而各自為營、分占權力,這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皇帝層出不窮的改革措施,由一開始的清丈上林、到募民屯田、甚至到鹽鐵專營,逐漸觸及到各方的深層利益。無論是馬日、黃琬、還是楊氏;無論是為了門戶私計、還是出於穩健保守的政治立場,眾人無可避免的互相疏遠、對立,再也不複當初的親近。
這就是為什麽馬日與楊氏等人一開始如膠似漆的團聚在皇帝身邊,到後來卻分道揚鑣、互相算計的緣故了。他們對皇帝本人不是不忠、對同僚的德行不是不敬,僅僅隻是秉持的理念、堅守的利益不一樣罷了。
“農桑乃朝廷之要、農殖為生民之本,理應專重,而眼下卻多言鑄幣之便。臣以為,即使現行小錢敗壞錢法、擾亂市價,朝廷宜議良策處之,但也不該矯枉過正,有失所重。”楊琦神色肅然,抬眼環顧四周,宣室殿裏坐著的盡是錄尚書的三公、專管其事的九卿,包括他還有兩個平尚書事、算半個宰輔的侍中。
這麽大陣仗在以往都是用來討論決定事關國運的政務,可現在為的卻是議論鑄幣這種次要的事情,這傳出去勢必會將鑄幣這一項政務抬升到一個不該有的高度,甚至有可能蓋過朝廷對農桑的重視程度。要知道在去年,皇帝議立屯田、重興農桑的時候,也不過是召集了這些人而已。
所以在楊琦心中,皇帝完全可以單獨喚相關臣工、或是詔命群臣議論,犯不著鄭重其事的把宰輔們都叫過來,就好比後世為了討論是否讓錢幣貶值而專門召開常務會議一樣,實在有些小題大做。
楊琦剛才刻意做出這麽個掃視眾人的動作,用意也是十分的明確直白:“孔子曾言:‘割雞焉用牛刀’,臣請陛下思之。”
跟外表正直、內裏圓滑的執金吾司馬防相比,楊琦才真正算得上的是耿直強項,即便如今楊氏因為黃琬的黜退而遭受波及,楊琦依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場為朝廷打算,該說什麽就說什麽,絕不會為了明哲保身而委曲求全。
這就是楊氏子孫,這就是強項之輩。
馬日雖與楊琦立場不同,但心裏還是極為歎服對方的人品,此時撫須看向楊琦,輕輕頷首。至於董承則是不以為然,為對方耿直的表現而感到輕蔑,他心裏想著,都這個時候了,保持沉默或是曲意逢迎不好麽?非得耍強項的性子博取聲名?
不過想歸想,董承到底是沒有插話,他看得清楚,在皇帝發表看法之前,自己最好在一旁察言觀色。
“入春以來,朝廷連發數道詔書,督各地郡縣務必以生民為重、農桑為要。此外,更有整修水利、推廣新農具、開荒屯田等策正逐一推行,這正是專重農事的表現。”皇帝自然不會承認自己小題大做,他一臉認真的看著楊琦,說道:“如今百姓大抵安定,朝廷於去歲減免了稅賦,今年百姓手中當有餘財,正是為自家購絲做衣、添置農具之時,若是此時錢幣不行、交易不暢,豈不是累及百姓?”
楊琦一愣,從沒想到皇帝會從這個角度來辯駁他,他竟有些不知該答什麽了。本想下意識的說百姓物物交易沿襲成風,可以直接讓百姓照往常一樣以物易物,可這樣一說卻又顯得今天談論的事情十分多餘。
正在他組織語言的當口,皇帝接著說道:“我這半年在石渠閣瀏覽史書,發現但凡百姓叛亂,無不是貧苦無財的流民所致,鮮有家境殷實而造反的。管仲曾言:‘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何也?百姓有了家資,就會為了保全家資而遵紀守法、安居樂業。而若是百姓貧困無財,便會鋌而走險、生起犯禁之心,如此則難治。”
楊琦轉過彎來了,遲疑著說道:“陛下的意思是,如今朝廷有諸多重農之策,百姓不愁生計。所以新鑄五銖,是為了錢幣暢行,使交流貨物,充裕黎庶家資?”
“正是如此。”開元盛世的時候天下‘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百餘年間未災變’,正是國強民富,從而大治無亂的緣故,皇帝鑒古知今,對管仲的理論深信不疑:“治國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楊琦跟那些為了反對而反對、隻知道索取聲名的人不一樣,他隻不過是提出自己的意見與看法而已。如今皇帝說得算是在理,雖然沒有直接回答召集這麽多人來究竟是不是大費周章,但已經委婉的表示皇帝對鑄幣的看重,是值得讓他召集這麽多重臣商議的了。
此時張昶已被董承的聲勢給嚇了一跳,不過他也算是有幾分急智的,當即移席站起,小步趨到中庭,對皇帝拜伏道:“臣隻想著為朝廷排解憂難,早些定下鑄幣大政、平衡財貨,絕無攬權之意!還請陛下睿鑒!”
“重鑄五銖,修複錢法,無論是於國、於商、還是於民,皆為一大便宜之政;也是眼下當務之急、刻不容緩的事情。如今收各郡自行鑄幣之權,歸於中央,不僅是為了事權一統,更是為了統一規製,徹底杜絕錢幣良莠不齊、幣製混亂的現象。”皇帝未有表態,先是誇了董承與張昶二人:“這一點,二位說的都很對,與我不謀而合。”
張昶膽顫的神色這才緩和少許,董承麵色一喜,還未說話,隻見皇帝把臉轉向坐於次席上的侍中楊琦,開口說道:“楊公可有高見進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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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琦似乎早有預備,不慌不忙的說道:“臣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錢貨,而在於民饑。積年以來,稻苗毀於蝗螟,機杼勞於催征,民所患者非是錢幣之輕重,而是饑無所食、渴無所飲、居無所處。”
“是啊。”皇帝明白楊琦話裏的意思,雖然對方此時此地說這種話有些不合時宜,但正符合對方仗義執言的秉性,而且也的確是苦口良言。皇帝聽了不能不有所表示,他目光憂鬱起來,歎了一口氣:“民以食為天,黎庶可以一輩子沒錢,但決不可以一天不吃飯,故而農桑才是至急。”
本來眾人正在討論鑄幣,太尉董承與少府張昶都為鑄幣權的歸屬而爭執不休,可好端端的楊琦居然說起了農桑,似乎並不把新鑄五銖當做極為要緊的事情,尤其是對方看上去絲毫沒有因為黃琬的黜退而有所收斂本性。
皇帝想起自己初來乍到的時候,為了盡快籠絡近侍、好提前布置,他特意向侍中馬宇探聽了楊琦的底細與品性。正是由於他得知了楊琦敢當著孝靈皇帝的麵,拿虞舜與唐堯作比,來嘲諷他與孝桓皇帝兩人都是半斤八兩的事跡後。皇帝由此認定楊琦是個不可多得的強項忠直的人物,所以當時才下定決心,對楊琦大膽的表露心跡。
最後也不出皇帝所料,楊琦論忠論能,都是一時之選,為皇帝聯係各方、共同抗衡乃至於扳倒王允立下了汗馬功勞。
隻是人以利合、以利分,當初的盟友們紛紛隨著王允這個強敵的離去而各自為營、分占權力,這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皇帝層出不窮的改革措施,由一開始的清丈上林、到募民屯田、甚至到鹽鐵專營,逐漸觸及到各方的深層利益。無論是馬日、黃琬、還是楊氏;無論是為了門戶私計、還是出於穩健保守的政治立場,眾人無可避免的互相疏遠、對立,再也不複當初的親近。
這就是為什麽馬日與楊氏等人一開始如膠似漆的團聚在皇帝身邊,到後來卻分道揚鑣、互相算計的緣故了。他們對皇帝本人不是不忠、對同僚的德行不是不敬,僅僅隻是秉持的理念、堅守的利益不一樣罷了。
“農桑乃朝廷之要、農殖為生民之本,理應專重,而眼下卻多言鑄幣之便。臣以為,即使現行小錢敗壞錢法、擾亂市價,朝廷宜議良策處之,但也不該矯枉過正,有失所重。”楊琦神色肅然,抬眼環顧四周,宣室殿裏坐著的盡是錄尚書的三公、專管其事的九卿,包括他還有兩個平尚書事、算半個宰輔的侍中。
這麽大陣仗在以往都是用來討論決定事關國運的政務,可現在為的卻是議論鑄幣這種次要的事情,這傳出去勢必會將鑄幣這一項政務抬升到一個不該有的高度,甚至有可能蓋過朝廷對農桑的重視程度。要知道在去年,皇帝議立屯田、重興農桑的時候,也不過是召集了這些人而已。
所以在楊琦心中,皇帝完全可以單獨喚相關臣工、或是詔命群臣議論,犯不著鄭重其事的把宰輔們都叫過來,就好比後世為了討論是否讓錢幣貶值而專門召開常務會議一樣,實在有些小題大做。
楊琦剛才刻意做出這麽個掃視眾人的動作,用意也是十分的明確直白:“孔子曾言:‘割雞焉用牛刀’,臣請陛下思之。”
跟外表正直、內裏圓滑的執金吾司馬防相比,楊琦才真正算得上的是耿直強項,即便如今楊氏因為黃琬的黜退而遭受波及,楊琦依然是站在自己的立場為朝廷打算,該說什麽就說什麽,絕不會為了明哲保身而委曲求全。
這就是楊氏子孫,這就是強項之輩。
馬日雖與楊琦立場不同,但心裏還是極為歎服對方的人品,此時撫須看向楊琦,輕輕頷首。至於董承則是不以為然,為對方耿直的表現而感到輕蔑,他心裏想著,都這個時候了,保持沉默或是曲意逢迎不好麽?非得耍強項的性子博取聲名?
不過想歸想,董承到底是沒有插話,他看得清楚,在皇帝發表看法之前,自己最好在一旁察言觀色。
“入春以來,朝廷連發數道詔書,督各地郡縣務必以生民為重、農桑為要。此外,更有整修水利、推廣新農具、開荒屯田等策正逐一推行,這正是專重農事的表現。”皇帝自然不會承認自己小題大做,他一臉認真的看著楊琦,說道:“如今百姓大抵安定,朝廷於去歲減免了稅賦,今年百姓手中當有餘財,正是為自家購絲做衣、添置農具之時,若是此時錢幣不行、交易不暢,豈不是累及百姓?”
楊琦一愣,從沒想到皇帝會從這個角度來辯駁他,他竟有些不知該答什麽了。本想下意識的說百姓物物交易沿襲成風,可以直接讓百姓照往常一樣以物易物,可這樣一說卻又顯得今天談論的事情十分多餘。
正在他組織語言的當口,皇帝接著說道:“我這半年在石渠閣瀏覽史書,發現但凡百姓叛亂,無不是貧苦無財的流民所致,鮮有家境殷實而造反的。管仲曾言:‘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何也?百姓有了家資,就會為了保全家資而遵紀守法、安居樂業。而若是百姓貧困無財,便會鋌而走險、生起犯禁之心,如此則難治。”
楊琦轉過彎來了,遲疑著說道:“陛下的意思是,如今朝廷有諸多重農之策,百姓不愁生計。所以新鑄五銖,是為了錢幣暢行,使交流貨物,充裕黎庶家資?”
“正是如此。”開元盛世的時候天下‘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百餘年間未災變’,正是國強民富,從而大治無亂的緣故,皇帝鑒古知今,對管仲的理論深信不疑:“治國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楊琦跟那些為了反對而反對、隻知道索取聲名的人不一樣,他隻不過是提出自己的意見與看法而已。如今皇帝說得算是在理,雖然沒有直接回答召集這麽多人來究竟是不是大費周章,但已經委婉的表示皇帝對鑄幣的看重,是值得讓他召集這麽多重臣商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