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五本書是古籍,但是古籍的印刷有很多避諱。
既然是古籍,一些規矩是必須要遵守的,所以,這裏就有一個取巧的辦法,來鑒定這套書的印刷年代。
那就是看這本書裏麵,到底是避諱了哪些皇帝的名字。
所以,現在首先要考據文中的避諱字,這個可就要好好推敲。
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五有如此表述:“本朝著令,分名諱為二:時君之名,則命為禦名。”
這話什麽意思呢?就是我們在宋版書裏常見到的,遇到當時國君的名字,就用四個小字“今上禦名”避諱。
也幸虧陳文哲的記憶很好,要不然,他隻是看過這方麵的報道,還真記不住當時是怎麽鑒定的,最起碼,一般人是不會對這些細節,進行記憶的。
可陳文哲不同,他喜歡做鑒定,而鑒定可以得到成就值。
所以,隻要是跟鑒定相關的信息,他都會特別記憶。
現在,隻是稍微想一下,他就記起來
比如,這本禮部韻略之中,“恒”字右半邊缺墨筆。
這顯然是回避北宋真宗趙恒的諱,說明那一套書刻印的時間,當在仁宗一朝或稍後。
而仁宗趙禎一名,在書中也未曾遇到。
這就透露出“禎”字是回避的,至於仁宗之後英宗趙曙、神宗趙頊、哲宗趙煦、徽宗趙佶、欽宗趙桓則均未予回避。
進一步證明,此書不會晚於北宋。
根據這樣的鑒定方法,陳文哲很快就推定,此書刊刻於北宋仁宗景祐四年也就是1037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之間。
這樣的一套書,肯定是海內外現存最早的《禮部韻略》刻本。
不過,這一推定,肯定要結合此書的材質。
這套書,其開卷為皮紙印造,搗碎桑樹皮的外皮依稀可見,這樣的特征,肯定會被認定為接近北宋版本的重要特征。
這種方法鑒定,有個討巧之處,它恰恰是一部考試用書,押韻、避諱,尤為嚴苛。
如果是之前,對於古代的科舉,陳文哲還真不太懂。
但是,這裏是長安,恰恰他之前逛過碑林,而在碑林之中,最不缺的就是四書五經!
之前在學習景雲鍾製作的七天當中,他在夢中也會溜溜號,看看其他方麵的記憶,學習一些不同的知識,來放鬆一下精神。
所以,對於那些記載在隋侯之珠內的古代科舉書籍,他也隨便看了看。
也就是他記憶力超強,就算隨便看看,也記下來了很大的一部分。
現在結合這部禮部韻略,可以發現的東西就比較多了。
陳文哲知道,之前發現的那部禮部韻略,可謂是是重大典籍發現!
因為是更早的版本,其內容就越是全麵,因為後期印刷的版本,已經是經過多次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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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麽一套書,能流傳下來,可真是不容易,也可以說是幸運。
不僅是鑒定方法有些幸運,就連這部書的命運,也幸運之至。
因為像它這樣的考試工具書,朝代一變就作廢,沒有用了就會扔掉。
現在人們想找一本明代的《三字經》都難上難,居然讓這本北宋的《禮部韻略》給流傳下來了,這得多大的運氣?
當然,運氣還遠不止於此。
即便在北宋朝,這部關係著無數學子命運的韻律“聖典”,也曾曆經數度增減刪改。
北宋沿襲唐製,科舉不僅測試經義、策論,還要加試詩賦。
而到了王安石主持變法時,便不再考試詩賦了,《禮部韻略》形同一部廢書。
而待到此後,司馬光主政,他又恢複了前朝慣例。
這時當政者又想恢複《禮部韻略》,可語言已發生了變化,牽涉的字大概有十幾個,皇帝就命人把這些字給填補進去。
然而,不久之後,又宣布不考試詩賦,等於原先補的那些又作廢了。
《禮部韻略》再執行,已是南宋紹聖年間的事兒,這又過去了一百多年。
從書的名字命名來說,真真正正叫《禮部韻略》的唯有這一部。
可以說,這部《禮部韻略》就是當時的《新華字典》。
現在的《新華字典》每版都不一樣,舊版很快就消失了。
而正是這未經刪減的最早版本,對現代人研究當時禮製體例的演變、相關音韻之間的關係,都能提供唯一依據。
也就是說,這本書裏麵的很多內容,都是後世版本所沒有的。
這樣一來,後人要想仿造,那就仿無可仿,除非你是臆造,也就是憑空想象著直接亂編。
但是,這麽一部如同字典一樣的書,你怎麽編才能不漏破綻?
所以,到了此時,這部五本的禮部韻略,應該因為其記載的內容,而被認為是真正的宋刻本。
到了此時,還有鑒定的最後一步,那就是怎樣判定這套典籍的“出身”?
要知道,就算是宋刻本,也是有著民間刻本和官刻本之分。
這可不一樣,很顯然,官刻本肯定更好,價值也更高。
隻不過,不管是什麽時候,民間的坊刻本都是最多的,留存下來的幾率也更大。
比如之前在國內留存下來的那套,最終被認定屬民間坊刻本。
而這一套,陳文哲怎麽看,都不像是民間刻本,因為製作的太精良了。
還是那句話,不管是什麽時候,坊間刻本,都不如官刻本精良。
最起碼官刻本排版、印刷的更加專業,不會太粗糙,這就是民間刻本和官刻本的區別。
看第一本書,上麵有著明顯的官文。
當然,有這種官文,也不代表就是官刻本,隻不過是有了一種可能。
陳文哲記得很清楚,之前那套禮部韻略藏書的主人,起初告訴眾位專家的時候,就說那套書為北宋國子監官版。
理由是那套書卷目之上,留有官文。
其實那篇牒文,是在敘述丁度等奏進劄子中的話語。
劄子是古代一種公文,多用於上奏的文件,就是電視上演的那種東西。
盡管有這樣的話“如可施行,送國子監印造頒行”。
但這隻是丁度等,進呈書時的話,不能直接證明那一套書,就是北宋廣韻刊修所的雕造。
再結合那套書裝幀風格偏粗糙,且書中出現了好幾種字體,很多專家認定,它不是所謂北宋國子監的官版,而屬民間翻刻。
不過,由於是考試書的緣故,內容提供的還是權威官韻。
既然是古籍,一些規矩是必須要遵守的,所以,這裏就有一個取巧的辦法,來鑒定這套書的印刷年代。
那就是看這本書裏麵,到底是避諱了哪些皇帝的名字。
所以,現在首先要考據文中的避諱字,這個可就要好好推敲。
宋代程大昌《演繁露》卷五有如此表述:“本朝著令,分名諱為二:時君之名,則命為禦名。”
這話什麽意思呢?就是我們在宋版書裏常見到的,遇到當時國君的名字,就用四個小字“今上禦名”避諱。
也幸虧陳文哲的記憶很好,要不然,他隻是看過這方麵的報道,還真記不住當時是怎麽鑒定的,最起碼,一般人是不會對這些細節,進行記憶的。
可陳文哲不同,他喜歡做鑒定,而鑒定可以得到成就值。
所以,隻要是跟鑒定相關的信息,他都會特別記憶。
現在,隻是稍微想一下,他就記起來
比如,這本禮部韻略之中,“恒”字右半邊缺墨筆。
這顯然是回避北宋真宗趙恒的諱,說明那一套書刻印的時間,當在仁宗一朝或稍後。
而仁宗趙禎一名,在書中也未曾遇到。
這就透露出“禎”字是回避的,至於仁宗之後英宗趙曙、神宗趙頊、哲宗趙煦、徽宗趙佶、欽宗趙桓則均未予回避。
進一步證明,此書不會晚於北宋。
根據這樣的鑒定方法,陳文哲很快就推定,此書刊刻於北宋仁宗景祐四年也就是1037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之間。
這樣的一套書,肯定是海內外現存最早的《禮部韻略》刻本。
不過,這一推定,肯定要結合此書的材質。
這套書,其開卷為皮紙印造,搗碎桑樹皮的外皮依稀可見,這樣的特征,肯定會被認定為接近北宋版本的重要特征。
這種方法鑒定,有個討巧之處,它恰恰是一部考試用書,押韻、避諱,尤為嚴苛。
如果是之前,對於古代的科舉,陳文哲還真不太懂。
但是,這裏是長安,恰恰他之前逛過碑林,而在碑林之中,最不缺的就是四書五經!
之前在學習景雲鍾製作的七天當中,他在夢中也會溜溜號,看看其他方麵的記憶,學習一些不同的知識,來放鬆一下精神。
所以,對於那些記載在隋侯之珠內的古代科舉書籍,他也隨便看了看。
也就是他記憶力超強,就算隨便看看,也記下來了很大的一部分。
現在結合這部禮部韻略,可以發現的東西就比較多了。
陳文哲知道,之前發現的那部禮部韻略,可謂是是重大典籍發現!
因為是更早的版本,其內容就越是全麵,因為後期印刷的版本,已經是經過多次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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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麽一套書,能流傳下來,可真是不容易,也可以說是幸運。
不僅是鑒定方法有些幸運,就連這部書的命運,也幸運之至。
因為像它這樣的考試工具書,朝代一變就作廢,沒有用了就會扔掉。
現在人們想找一本明代的《三字經》都難上難,居然讓這本北宋的《禮部韻略》給流傳下來了,這得多大的運氣?
當然,運氣還遠不止於此。
即便在北宋朝,這部關係著無數學子命運的韻律“聖典”,也曾曆經數度增減刪改。
北宋沿襲唐製,科舉不僅測試經義、策論,還要加試詩賦。
而到了王安石主持變法時,便不再考試詩賦了,《禮部韻略》形同一部廢書。
而待到此後,司馬光主政,他又恢複了前朝慣例。
這時當政者又想恢複《禮部韻略》,可語言已發生了變化,牽涉的字大概有十幾個,皇帝就命人把這些字給填補進去。
然而,不久之後,又宣布不考試詩賦,等於原先補的那些又作廢了。
《禮部韻略》再執行,已是南宋紹聖年間的事兒,這又過去了一百多年。
從書的名字命名來說,真真正正叫《禮部韻略》的唯有這一部。
可以說,這部《禮部韻略》就是當時的《新華字典》。
現在的《新華字典》每版都不一樣,舊版很快就消失了。
而正是這未經刪減的最早版本,對現代人研究當時禮製體例的演變、相關音韻之間的關係,都能提供唯一依據。
也就是說,這本書裏麵的很多內容,都是後世版本所沒有的。
這樣一來,後人要想仿造,那就仿無可仿,除非你是臆造,也就是憑空想象著直接亂編。
但是,這麽一部如同字典一樣的書,你怎麽編才能不漏破綻?
所以,到了此時,這部五本的禮部韻略,應該因為其記載的內容,而被認為是真正的宋刻本。
到了此時,還有鑒定的最後一步,那就是怎樣判定這套典籍的“出身”?
要知道,就算是宋刻本,也是有著民間刻本和官刻本之分。
這可不一樣,很顯然,官刻本肯定更好,價值也更高。
隻不過,不管是什麽時候,民間的坊刻本都是最多的,留存下來的幾率也更大。
比如之前在國內留存下來的那套,最終被認定屬民間坊刻本。
而這一套,陳文哲怎麽看,都不像是民間刻本,因為製作的太精良了。
還是那句話,不管是什麽時候,坊間刻本,都不如官刻本精良。
最起碼官刻本排版、印刷的更加專業,不會太粗糙,這就是民間刻本和官刻本的區別。
看第一本書,上麵有著明顯的官文。
當然,有這種官文,也不代表就是官刻本,隻不過是有了一種可能。
陳文哲記得很清楚,之前那套禮部韻略藏書的主人,起初告訴眾位專家的時候,就說那套書為北宋國子監官版。
理由是那套書卷目之上,留有官文。
其實那篇牒文,是在敘述丁度等奏進劄子中的話語。
劄子是古代一種公文,多用於上奏的文件,就是電視上演的那種東西。
盡管有這樣的話“如可施行,送國子監印造頒行”。
但這隻是丁度等,進呈書時的話,不能直接證明那一套書,就是北宋廣韻刊修所的雕造。
再結合那套書裝幀風格偏粗糙,且書中出現了好幾種字體,很多專家認定,它不是所謂北宋國子監的官版,而屬民間翻刻。
不過,由於是考試書的緣故,內容提供的還是權威官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