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患有肺病（氣疾），本不適合居住在潮濕的舊宮殿，但他還是堅持在隋朝的舊宮殿裏住了很久，而沒有僅僅因為自己的健康或享受就大興土木。就連突厥大舉進犯李世民親身臨敵的時候，想到的都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國家人民的禍福。
一些長期跟隨李世民的舊部沒有升官，心生埋怨。他知道後，對大家說：“做皇帝的沒有私心，才能使天下人信服。我和你們每天所穿的衣服、吃的飯，都是老百姓提供的。因此設置官職都是為了人民，國家應當擇賢才而任用。怎麽能以關係親疏為先後呢？這可不是處理政務的正道啊！”
629年，很多地方都爆發了洪水，良田大量被淹。李世民派使臣到災區慰問，賑濟災民。老百姓即使來回奔波就為吃一口飯，但沒有人抱怨。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皇帝沒有拋棄他們。
等到第二年，全國大豐收，流散各地的百姓都回到家鄉。老百姓願意以自己強韌的生命力，持續為一個繁華的大唐投入更多的心力。
李世民規定京官五品以上，經常性要輪流住宿在中書省內值班。然後，一一接見並詳細詢問民間的疾苦和政策的得失。他還安排得力的大臣巡行天下，對全國官員進行督導，慰問年高的長者，救濟窮苦百姓。李世民告誡他們：“你們所到之處，就如同我親自去！你們要引起高度重視，切不可敷衍了事。”
李世民了解很多地區民族的民俗，體貼民情對少數民族地區也一視同仁。益州軍政長官（大都督）上奏折匯報“獠人”（當地的一支少數民族）有造反跡象，請求朝廷發兵討伐。李世民說：“這個我是知道的。獠人依山傍水而居，時常白天潛伏夜晚出來打獵，這是他們的習俗。當地官吏要是能夠用恩惠和信義來加以安撫。他們自然會信服、歸順。
你們絕對不能把他們當作禽獸，動不動用軍隊動加以殘害，這難道是父母官所應當有的作為嗎！”所以他下令益州地方政府切不可輕舉妄動。安撫過後動蕩果然很快平息。
他還經常開座談會，和大臣們討論治國之道。進行集體政治學習。總結經驗得失，以史為鑒。學無止境啊！李世民的團隊是學習型的團隊，所以無往不勝。一次，他對大臣們說：“過去大禹把山鑿開治水，但是老百姓並沒有抱怨，因為這是對百姓有利的事情。秦始皇給自己營建宏偉的宮室，人民怨恨而起來造反，因為這隻是為了滿足一己私欲。
大凡奇珍異寶沒人不喜好的。但如果放縱不能克製自己，那麽危亡就在眼前了。我想建造一座宮殿，材料都準備停當了，但是借鑒秦朝的暴政亡國而停止。所以，你們都要深切體察我的本意。”
“我是天下百姓的領袖，想使都他們富貴。現在教給他們禮儀和義氣，使他們年輕的尊敬年長的，夫婦之間相互尊敬。那麽，人民就都尊貴了。輕徭薄賦，使得他們安居樂業。那麽。人民就都富裕了。能使百姓家家戶戶自給有餘，我就是不聽管弦之類的音樂，都經樂在其中了啊！”
他在和大臣們討論怎麽防止盜賊時。有些人請求用最重的刑罰來禁止。他微笑著說：“老百姓之所以做盜賊，是因為賦稅繁雜、徭役過重，加上貪官汙吏的暴虐。
他們感到無法承受，又迫於饑餓寒冷，才不顧及廉恥去鋌而走險的。我們應當勤儉節約、輕傜薄賦，選用清廉的官吏，使老百姓不愁吃穿，自然就不會有人願意做盜賊。
這樣，就用不著嚴刑峻法了。”嗬嗬。於是。李世民命令有關部門修訂律法，把死刑的罪名減少到90種。而2011年新的《刑法》修正案通過後。我國現在保留的死刑罪名才由68種減少到55種。
並且，隻要是死刑就必須組織三次複審。京師以外的地方需要五次複審。到了行刑的日子，中央主管祭祀和酒席的相關部門（太常部與尚食監）均不得進酒、不得奏樂娛樂，以示對死刑的慎重和對生命的尊重。
李世民已經認識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殺”的政法原則。因此，貞觀年間的法製情況好得出奇，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這就不由得使人聯想到，李世民時代那少到讓人驚訝的死刑案例。
貞觀四年（630年）全國判死刑才29人！接下來他以民為本的仁政措施，就要發揮神奇的效果了。因為他觸及到了很多人的靈魂，所以他的統治效果，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在古往今來的統治者中，這才是真正的仁德、賢明啊。其實，中國自古以來都是特別重視用死刑的國家。
即使現在，中國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仍為世界第一。2001年全世界執行死刑人數為3048人，中國就占2468人之多！那一年（貞觀六年，632年），李世民調閱了死囚的花名冊，並親到監獄巡視，見到被判死刑的人極度悲哀，他很同情。就讓他們這390個人回家探視，第二年秋天再趕回來接受死刑。到了行刑的時間，所暫時釋放的死囚僅有1個人沒有按時回來。
而經過那個人所在地方官員的調查，這個人是因為回家的時候趕上了暴雨，在淌水過河時被突如其來的山洪淹死了。李世民感歎道：“他們真是我善良的好子民啊！”當即下令，將所有死囚都無罪釋放。而因身亡沒能按時回來的那個人，李世民按“因公犧牲”撫恤了他的家人，並派使臣前往悼念。
這樣通情達理、魅力無窮的君主與這個人人向往的時代，我們再上哪裏去尋找呢？這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製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李世民將百姓視為國家的根本，並認識到自己要率先垂範。他把“民本”思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並使其穿於治國的整個過程。隻有處理好和老百姓的關係，天下才能達到長治久安。這麽一個偉大的時代不是李世民一個人所能能造就的，他還需要一大批能臣幹吏為其效命。那麽。唐政府的重要官員主要是怎麽產生的呢？這就必須談到一項非常了不起的製度——科舉製。
科舉製開創於隋朝，但隋朝過於短暫，所以真正將其發揚光大是唐朝。在科舉製實行以前。魏晉南北朝主要用的是九品中正製選拔官員，由大、小“中正官”選拔舉薦人才。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製度已經腐朽透頂，選拔官員的大權被一些上層“世家大族”所把持。使得社會和國家政治生活失去活力，社會不公正現象加劇。
李世民取得最高權力後，為了吸引和選拔人才、提高家管理效率，更為了牢牢攥緊權力的魔杖，決定全麵實施科舉製度，選拔優秀才管理國家。唐朝的科舉製度分為製舉和常舉（也稱“貢舉”）兩種。
製舉由皇帝親自主持，是臨時性的考試。主要招考某一方麵的專門人才，完全視需要而定，其科目有五、六十種之多，如考查賢良正直、直言善諫、博學鴻詞、軍事謀略等，百姓和官員都可以參加。但是，製舉不經常舉行，所錄取的人非常少，在科舉中的地位不重要。所以，我們重點要說的、也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科舉其實是指“常舉”。
常舉由中央組織部（吏部）主持，李隆基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後改為教育部（禮部）主持。主要有秀才、明經（考查對經典的記憶和一些時政）、進士（考查儒家經典和5道時政問題）、明法（考查大唐的各種法律條例）、明書（考查《說文解字》《字林》等文字學知識）、明算
（考查《九章算數》《周髀算經》等書的數學知識）、道舉（考查老子、莊子等人的道家學說）、童子（10歲以下能精通儒家經典的兒童可以參加。能背誦10卷的可以獲官職）等八科，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考試主要考查考生對於儒家經典的記憶和理解，也看考生對於時事是否關注。錄取率約為十分之一二，相對比較容易。
而進士科則考查的比較全麵，除了考儒家經典和時事政治，主要考查的是詩賦。唐朝進士科的錄取率非常低，約為1－2%。所以，當時人說：“30歲中明經已經算是年齡比較大了，而50歲中進士還算是比較年輕的。”
考中進士是非常難的事情，但是一旦考上，就會前程遠大、升遷較快。比較容易飛黃騰達，唐朝中後期的宰相一多半為進士出身。
進士科是當時讀書人做官的首選途徑和“正途”。在科舉考試中處於主導地位。但是，唐朝科舉中榜隻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要想正式步入仕途，還要經過吏部主持的選拔，稱“釋褐試”。
再通過麵試和政令問答等環節來進行考核，通過考核的才授予官職。唐末五代的學者王定保在其筆記小說《唐摭（zhi）言》中記載道：“高官厚祿的人即使位極人臣，但隻要不是進士出身，終究是個遺憾啊。”
到了宋以後，科舉的其他科目基本隻剩下一個空空的名目，進士科逐漸成為惟一的科目。看著讀書人排著長隊魚貫而入參加科舉考試，李世民心裏很踏實。
一個考試製度把你一生都給栓得死死的，再也不會胡思亂想、瞎折騰了，這下天下不就太平了嘛？於是，李世民不無得意地說：“天下英雄都進了我的口袋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前期，受重農抑商傳統製約的商人及其子弟無權參加科舉考試。唐中期以後，商人社會地位有所提高，這些人才逐漸被允許參加科舉做官。
其二，總體看來，唐朝前期通過一技之長和顯赫家世做官的占大多數，真正通過科舉入仕的在官員總數中占得比重很有限。
幾十年後，從唐中宗李顯神龍年間開始（705－707年），為了勉勵及第進士。皇帝會在長安東南角的曲江池賜宴慶賀。
新科進士中榜後（考試及第），大家在這裏乘興作樂，享受著春日暖陽。更享受著人生的輝煌時刻。大家把杯子放到盤上，再把盤放到流動的水上。盤隨水轉、輕漂漫泛，轉到誰跟前，誰就執杯暢飲。
這一盛事被稱作“曲江流飲”，後來成為著名的“長安八景”之一。然後，進士們會齊集大慈恩寺大雁塔下題名（中了武舉的在小雁塔）把自己的名字和心情，鄭重地題寫在寺院牆壁上，這一文化活動被稱為“雁塔題名”。
100多年後，27歲的白居易了一舉中第。按捺不住喜悅的心情，寫下了“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詩句，一時傳為佳話。在17位同科進士（同年）中自己最年輕，那是何等的榮耀啊！但是在苦苦等待了8年後，他才得到了實際職務的任命——周至縣公安局局長（縣尉）。
而孟郊在46歲時（797年）終於考中，想到自己寒酸的生活即將結束興奮不已，當即作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登科後》。相信能代表相當一部分成功的讀書人的心境：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曲江流飲”和“雁塔題名”是唐朝讀書人最夢寐以求的人生快事。他們將為此付出艱辛的努力，或許要耗盡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即便到了900多年後的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陝西鄉試（明清時期的省級科舉考試。每3年舉行一次，考中的稱為“舉人”，頭名舉人稱“解元”，中了舉人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範進中舉》即是如此）題名碑文就有：“名題雁塔天地間，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雖說比起唐朝的進士已經低了兩級，但是大家還是要把名字留在那麵著名的牆上，風光風光、顯擺顯擺。那也是相當地自豪啊！
中國的科舉製始於隋朝大業元年（605年）。廢除於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曆時1300多年。科舉考試的錄取率低得驚人。所以即使名落孫山的人很多放到現在也絕對可以堪稱國學大師或學者。以進士科為例,唐朝年均錄取數在30人左右。
李淵、李世民時期平均每年10人左右,李治時期達到20人以上,其中鹹亨四年(673年)的錄取名額達79人,這乃是整個唐朝最高的數字！宋朝這一數字每次達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但比起龐大的讀書人隊伍還是顯得十分殘酷。明清時期。正式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競爭仍然十分激烈。
明中葉後，各省的科考規模在四五千人至數萬人之間，鄉試平均錄取率基本不到10%，但這對於成千上萬的讀書人來說希望未免太過於渺茫。低錄取率是在朝廷調控下形成的，並非完全自由競爭的結果。
而之所以進行調控，又是由錄取一名考生就意味著國家要設以一個官位、準備一份俸祿！科舉考試過程極其很難，清朝進士的平均中榜年齡在37歲左右。一些人把現在的高考和古代的科舉製作比較，其實是不合適的。
我們2012全國高考錄取率已高達75%！因為科舉是在選拔官員，錄取一人就可能要準備一個公務員崗位！而高考隻是為高等院校選拔人才，和工作就業並不掛鉤。所以，今天的高考與古代的科舉是絕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樣，我們就理解了為什麽54歲的範進中舉後會發瘋。“貴府老爺範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相當於是當年“廣東省高考第七名”，不瘋才怪！我國有個成語叫連中三元（也稱“三元及第”），也就是說一個人要鄉試的時候得了解元，會試的時候得了會元，殿試的時候又得了狀元，三個考試都考第一。
這樣的幾率，簡直比買彩票中獎還低！據史書記載，科舉製實行的1300多年來，連中三元的僅有13人，正好平均每100年出一個！他們是：唐朝的崔元翰（781年，部分資料誤作“準元翰”）、張又新（814年），宋朝的孫何（992年）、王曾（1002年）、宋庠（1024年）、楊置（1042年）、馮京（1049年）、王岩叟（1061年，部分資料誤作“王若叟”），金朝的孟宋獻（1163年），元朝的王崇哲（1348年），明朝的商輅（lu，1445年），李騏清朝的錢檠（qing，1781年）和陳繼昌（1820年）。
這些人都是有真才實學的“考試專家”，而宋朝出現的最多，13人中獨占其六，將近一半！這是宋朝是“重文輕武”的結果，那個朝代對文化教育極度重視。
以考試來選拔官員，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大創造。從曆史的眼光看來，科舉製是一項天才般的製度。孫中山先生就對科舉製推崇備至，他在《五權憲法》中說“科舉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製度”。
而西方人更將其稱為“中國第五大發明”，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都對科舉所體現出的公平原則表示過驚歎和折服。
科舉製度西傳歐美，是中國對世界文明進程的一大貢獻。西方近現代以來，產生的文官製度、公務員製度，都受到了中國古代科舉製的影響。它所體現的“公平競爭，平等擇優”的原則，是其生命力所在。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憧憬建立一個由知識分子統治的國家，他要是能來科舉時代的中國看看，該多麽羨慕呀？！
中國的科舉還深深的影響了周邊的越南、朝鮮和日本。日本是學習的好手，一貫的虛心上進、認真實幹使得其充滿活力，數次把握住了機遇，改變了自己的國運。大化改新、明治維新、二戰後的改革與崛起，莫不如此。日本學習唐文化，近乎全盤唐化。
但是，其對於科舉製和宦官製度卻不曾效仿，這值得深思。其中，越南的科舉製廢除於1919年，是全世界科舉製廢除最晚的國家，比中國還晚14年呢。
總之，科舉選官的範圍比九品中正製要廣泛得多，普通地主和農家子弟等均可參加。這就使傳統的“世家大族”勢力受到沉重打擊，用人權被中央政府牢牢控製。當時科舉考試所得到的人才，基本上都是有真才實學的高級知識分子，為政府網羅了一大批精明強幹的大臣。
這就使官員的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有利於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至於“八股取士”摧殘讀書人，那已經是1000多年後明清時期的事情了。
“學而優則仕”，科舉製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試，考試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權。欲富貴必得考試，要做官必得聽命於朝廷。於是多年以後人的個性和創造力喪失，這也是科舉最終成為社會發展障礙的原因。
在選官製度上李世民堅持的有始有終，做得有聲有色，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在土地方麵他也有一項重要的惠民措施——均田製。(未完待續)
一些長期跟隨李世民的舊部沒有升官，心生埋怨。他知道後，對大家說：“做皇帝的沒有私心，才能使天下人信服。我和你們每天所穿的衣服、吃的飯，都是老百姓提供的。因此設置官職都是為了人民，國家應當擇賢才而任用。怎麽能以關係親疏為先後呢？這可不是處理政務的正道啊！”
629年，很多地方都爆發了洪水，良田大量被淹。李世民派使臣到災區慰問，賑濟災民。老百姓即使來回奔波就為吃一口飯，但沒有人抱怨。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皇帝沒有拋棄他們。
等到第二年，全國大豐收，流散各地的百姓都回到家鄉。老百姓願意以自己強韌的生命力，持續為一個繁華的大唐投入更多的心力。
李世民規定京官五品以上，經常性要輪流住宿在中書省內值班。然後，一一接見並詳細詢問民間的疾苦和政策的得失。他還安排得力的大臣巡行天下，對全國官員進行督導，慰問年高的長者，救濟窮苦百姓。李世民告誡他們：“你們所到之處，就如同我親自去！你們要引起高度重視，切不可敷衍了事。”
李世民了解很多地區民族的民俗，體貼民情對少數民族地區也一視同仁。益州軍政長官（大都督）上奏折匯報“獠人”（當地的一支少數民族）有造反跡象，請求朝廷發兵討伐。李世民說：“這個我是知道的。獠人依山傍水而居，時常白天潛伏夜晚出來打獵，這是他們的習俗。當地官吏要是能夠用恩惠和信義來加以安撫。他們自然會信服、歸順。
你們絕對不能把他們當作禽獸，動不動用軍隊動加以殘害，這難道是父母官所應當有的作為嗎！”所以他下令益州地方政府切不可輕舉妄動。安撫過後動蕩果然很快平息。
他還經常開座談會，和大臣們討論治國之道。進行集體政治學習。總結經驗得失，以史為鑒。學無止境啊！李世民的團隊是學習型的團隊，所以無往不勝。一次，他對大臣們說：“過去大禹把山鑿開治水，但是老百姓並沒有抱怨，因為這是對百姓有利的事情。秦始皇給自己營建宏偉的宮室，人民怨恨而起來造反，因為這隻是為了滿足一己私欲。
大凡奇珍異寶沒人不喜好的。但如果放縱不能克製自己，那麽危亡就在眼前了。我想建造一座宮殿，材料都準備停當了，但是借鑒秦朝的暴政亡國而停止。所以，你們都要深切體察我的本意。”
“我是天下百姓的領袖，想使都他們富貴。現在教給他們禮儀和義氣，使他們年輕的尊敬年長的，夫婦之間相互尊敬。那麽，人民就都尊貴了。輕徭薄賦，使得他們安居樂業。那麽。人民就都富裕了。能使百姓家家戶戶自給有餘，我就是不聽管弦之類的音樂，都經樂在其中了啊！”
他在和大臣們討論怎麽防止盜賊時。有些人請求用最重的刑罰來禁止。他微笑著說：“老百姓之所以做盜賊，是因為賦稅繁雜、徭役過重，加上貪官汙吏的暴虐。
他們感到無法承受，又迫於饑餓寒冷，才不顧及廉恥去鋌而走險的。我們應當勤儉節約、輕傜薄賦，選用清廉的官吏，使老百姓不愁吃穿，自然就不會有人願意做盜賊。
這樣，就用不著嚴刑峻法了。”嗬嗬。於是。李世民命令有關部門修訂律法，把死刑的罪名減少到90種。而2011年新的《刑法》修正案通過後。我國現在保留的死刑罪名才由68種減少到55種。
並且，隻要是死刑就必須組織三次複審。京師以外的地方需要五次複審。到了行刑的日子，中央主管祭祀和酒席的相關部門（太常部與尚食監）均不得進酒、不得奏樂娛樂，以示對死刑的慎重和對生命的尊重。
李世民已經認識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殺”的政法原則。因此，貞觀年間的法製情況好得出奇，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這就不由得使人聯想到，李世民時代那少到讓人驚訝的死刑案例。
貞觀四年（630年）全國判死刑才29人！接下來他以民為本的仁政措施，就要發揮神奇的效果了。因為他觸及到了很多人的靈魂，所以他的統治效果，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在古往今來的統治者中，這才是真正的仁德、賢明啊。其實，中國自古以來都是特別重視用死刑的國家。
即使現在，中國每年執行死刑的人數仍為世界第一。2001年全世界執行死刑人數為3048人，中國就占2468人之多！那一年（貞觀六年，632年），李世民調閱了死囚的花名冊，並親到監獄巡視，見到被判死刑的人極度悲哀，他很同情。就讓他們這390個人回家探視，第二年秋天再趕回來接受死刑。到了行刑的時間，所暫時釋放的死囚僅有1個人沒有按時回來。
而經過那個人所在地方官員的調查，這個人是因為回家的時候趕上了暴雨，在淌水過河時被突如其來的山洪淹死了。李世民感歎道：“他們真是我善良的好子民啊！”當即下令，將所有死囚都無罪釋放。而因身亡沒能按時回來的那個人，李世民按“因公犧牲”撫恤了他的家人，並派使臣前往悼念。
這樣通情達理、魅力無窮的君主與這個人人向往的時代，我們再上哪裏去尋找呢？這幾乎達到了封建社會法製的最高標準——“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罰。
李世民將百姓視為國家的根本，並認識到自己要率先垂範。他把“民本”思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並使其穿於治國的整個過程。隻有處理好和老百姓的關係，天下才能達到長治久安。這麽一個偉大的時代不是李世民一個人所能能造就的，他還需要一大批能臣幹吏為其效命。那麽。唐政府的重要官員主要是怎麽產生的呢？這就必須談到一項非常了不起的製度——科舉製。
科舉製開創於隋朝，但隋朝過於短暫，所以真正將其發揚光大是唐朝。在科舉製實行以前。魏晉南北朝主要用的是九品中正製選拔官員，由大、小“中正官”選拔舉薦人才。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項製度已經腐朽透頂，選拔官員的大權被一些上層“世家大族”所把持。使得社會和國家政治生活失去活力，社會不公正現象加劇。
李世民取得最高權力後，為了吸引和選拔人才、提高家管理效率，更為了牢牢攥緊權力的魔杖，決定全麵實施科舉製度，選拔優秀才管理國家。唐朝的科舉製度分為製舉和常舉（也稱“貢舉”）兩種。
製舉由皇帝親自主持，是臨時性的考試。主要招考某一方麵的專門人才，完全視需要而定，其科目有五、六十種之多，如考查賢良正直、直言善諫、博學鴻詞、軍事謀略等，百姓和官員都可以參加。但是，製舉不經常舉行，所錄取的人非常少，在科舉中的地位不重要。所以，我們重點要說的、也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科舉其實是指“常舉”。
常舉由中央組織部（吏部）主持，李隆基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後改為教育部（禮部）主持。主要有秀才、明經（考查對經典的記憶和一些時政）、進士（考查儒家經典和5道時政問題）、明法（考查大唐的各種法律條例）、明書（考查《說文解字》《字林》等文字學知識）、明算
（考查《九章算數》《周髀算經》等書的數學知識）、道舉（考查老子、莊子等人的道家學說）、童子（10歲以下能精通儒家經典的兒童可以參加。能背誦10卷的可以獲官職）等八科，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考試主要考查考生對於儒家經典的記憶和理解，也看考生對於時事是否關注。錄取率約為十分之一二，相對比較容易。
而進士科則考查的比較全麵，除了考儒家經典和時事政治，主要考查的是詩賦。唐朝進士科的錄取率非常低，約為1－2%。所以，當時人說：“30歲中明經已經算是年齡比較大了，而50歲中進士還算是比較年輕的。”
考中進士是非常難的事情，但是一旦考上，就會前程遠大、升遷較快。比較容易飛黃騰達，唐朝中後期的宰相一多半為進士出身。
進士科是當時讀書人做官的首選途徑和“正途”。在科舉考試中處於主導地位。但是，唐朝科舉中榜隻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要想正式步入仕途，還要經過吏部主持的選拔，稱“釋褐試”。
再通過麵試和政令問答等環節來進行考核，通過考核的才授予官職。唐末五代的學者王定保在其筆記小說《唐摭（zhi）言》中記載道：“高官厚祿的人即使位極人臣，但隻要不是進士出身，終究是個遺憾啊。”
到了宋以後，科舉的其他科目基本隻剩下一個空空的名目，進士科逐漸成為惟一的科目。看著讀書人排著長隊魚貫而入參加科舉考試，李世民心裏很踏實。
一個考試製度把你一生都給栓得死死的，再也不會胡思亂想、瞎折騰了，這下天下不就太平了嘛？於是，李世民不無得意地說：“天下英雄都進了我的口袋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前期，受重農抑商傳統製約的商人及其子弟無權參加科舉考試。唐中期以後，商人社會地位有所提高，這些人才逐漸被允許參加科舉做官。
其二，總體看來，唐朝前期通過一技之長和顯赫家世做官的占大多數，真正通過科舉入仕的在官員總數中占得比重很有限。
幾十年後，從唐中宗李顯神龍年間開始（705－707年），為了勉勵及第進士。皇帝會在長安東南角的曲江池賜宴慶賀。
新科進士中榜後（考試及第），大家在這裏乘興作樂，享受著春日暖陽。更享受著人生的輝煌時刻。大家把杯子放到盤上，再把盤放到流動的水上。盤隨水轉、輕漂漫泛，轉到誰跟前，誰就執杯暢飲。
這一盛事被稱作“曲江流飲”，後來成為著名的“長安八景”之一。然後，進士們會齊集大慈恩寺大雁塔下題名（中了武舉的在小雁塔）把自己的名字和心情，鄭重地題寫在寺院牆壁上，這一文化活動被稱為“雁塔題名”。
100多年後，27歲的白居易了一舉中第。按捺不住喜悅的心情，寫下了“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詩句，一時傳為佳話。在17位同科進士（同年）中自己最年輕，那是何等的榮耀啊！但是在苦苦等待了8年後，他才得到了實際職務的任命——周至縣公安局局長（縣尉）。
而孟郊在46歲時（797年）終於考中，想到自己寒酸的生活即將結束興奮不已，當即作了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登科後》。相信能代表相當一部分成功的讀書人的心境：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曲江流飲”和“雁塔題名”是唐朝讀書人最夢寐以求的人生快事。他們將為此付出艱辛的努力，或許要耗盡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即便到了900多年後的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陝西鄉試（明清時期的省級科舉考試。每3年舉行一次，考中的稱為“舉人”，頭名舉人稱“解元”，中了舉人便具備了做官的資格，《範進中舉》即是如此）題名碑文就有：“名題雁塔天地間，第一流人，第一等事也。”雖說比起唐朝的進士已經低了兩級，但是大家還是要把名字留在那麵著名的牆上，風光風光、顯擺顯擺。那也是相當地自豪啊！
中國的科舉製始於隋朝大業元年（605年）。廢除於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曆時1300多年。科舉考試的錄取率低得驚人。所以即使名落孫山的人很多放到現在也絕對可以堪稱國學大師或學者。以進士科為例,唐朝年均錄取數在30人左右。
李淵、李世民時期平均每年10人左右,李治時期達到20人以上,其中鹹亨四年(673年)的錄取名額達79人,這乃是整個唐朝最高的數字！宋朝這一數字每次達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但比起龐大的讀書人隊伍還是顯得十分殘酷。明清時期。正式科舉考試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競爭仍然十分激烈。
明中葉後，各省的科考規模在四五千人至數萬人之間，鄉試平均錄取率基本不到10%，但這對於成千上萬的讀書人來說希望未免太過於渺茫。低錄取率是在朝廷調控下形成的，並非完全自由競爭的結果。
而之所以進行調控，又是由錄取一名考生就意味著國家要設以一個官位、準備一份俸祿！科舉考試過程極其很難，清朝進士的平均中榜年齡在37歲左右。一些人把現在的高考和古代的科舉製作比較，其實是不合適的。
我們2012全國高考錄取率已高達75%！因為科舉是在選拔官員，錄取一人就可能要準備一個公務員崗位！而高考隻是為高等院校選拔人才，和工作就業並不掛鉤。所以，今天的高考與古代的科舉是絕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樣，我們就理解了為什麽54歲的範進中舉後會發瘋。“貴府老爺範進高中廣東鄉試第七名亞元”，相當於是當年“廣東省高考第七名”，不瘋才怪！我國有個成語叫連中三元（也稱“三元及第”），也就是說一個人要鄉試的時候得了解元，會試的時候得了會元，殿試的時候又得了狀元，三個考試都考第一。
這樣的幾率，簡直比買彩票中獎還低！據史書記載，科舉製實行的1300多年來，連中三元的僅有13人，正好平均每100年出一個！他們是：唐朝的崔元翰（781年，部分資料誤作“準元翰”）、張又新（814年），宋朝的孫何（992年）、王曾（1002年）、宋庠（1024年）、楊置（1042年）、馮京（1049年）、王岩叟（1061年，部分資料誤作“王若叟”），金朝的孟宋獻（1163年），元朝的王崇哲（1348年），明朝的商輅（lu，1445年），李騏清朝的錢檠（qing，1781年）和陳繼昌（1820年）。
這些人都是有真才實學的“考試專家”，而宋朝出現的最多，13人中獨占其六，將近一半！這是宋朝是“重文輕武”的結果，那個朝代對文化教育極度重視。
以考試來選拔官員，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大創造。從曆史的眼光看來，科舉製是一項天才般的製度。孫中山先生就對科舉製推崇備至，他在《五權憲法》中說“科舉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製度”。
而西方人更將其稱為“中國第五大發明”，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都對科舉所體現出的公平原則表示過驚歎和折服。
科舉製度西傳歐美，是中國對世界文明進程的一大貢獻。西方近現代以來，產生的文官製度、公務員製度，都受到了中國古代科舉製的影響。它所體現的“公平競爭，平等擇優”的原則，是其生命力所在。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憧憬建立一個由知識分子統治的國家，他要是能來科舉時代的中國看看，該多麽羨慕呀？！
中國的科舉還深深的影響了周邊的越南、朝鮮和日本。日本是學習的好手，一貫的虛心上進、認真實幹使得其充滿活力，數次把握住了機遇，改變了自己的國運。大化改新、明治維新、二戰後的改革與崛起，莫不如此。日本學習唐文化，近乎全盤唐化。
但是，其對於科舉製和宦官製度卻不曾效仿，這值得深思。其中，越南的科舉製廢除於1919年，是全世界科舉製廢除最晚的國家，比中國還晚14年呢。
總之，科舉選官的範圍比九品中正製要廣泛得多，普通地主和農家子弟等均可參加。這就使傳統的“世家大族”勢力受到沉重打擊，用人權被中央政府牢牢控製。當時科舉考試所得到的人才，基本上都是有真才實學的高級知識分子，為政府網羅了一大批精明強幹的大臣。
這就使官員的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有利於文化教育事業的繁榮。至於“八股取士”摧殘讀書人，那已經是1000多年後明清時期的事情了。
“學而優則仕”，科舉製度下教育的目的就是考試，考試的目的就是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特權。欲富貴必得考試，要做官必得聽命於朝廷。於是多年以後人的個性和創造力喪失，這也是科舉最終成為社會發展障礙的原因。
在選官製度上李世民堅持的有始有終，做得有聲有色，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在土地方麵他也有一項重要的惠民措施——均田製。(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