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農民的宣言》中，強調：“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而農民問題的中心是土地問題。”可謂，對小農時代中國的國情分析的再透徹不過了。
“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一直是中國農民夢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曆來是農民的命根子，也是曆代統治者最為頭疼的疑難問題。
處理得當則農民安居樂業，政府財政收入得到保證；處理不當則將導致民不聊生、社會秩序紊亂，甚至揭竿而起。
公元前4世紀，戰國時期的孟子顯然就曾認識到了土地問題的重要性。所以他主張，要給農民幾畝地，種上桑麻和莊稼，並且保證農民的勞動時間。
讓農民有吃有穿，在老的時候還可以吃上幾口肉（其實人老了，牙都掉了，還怎麽吃呀）。這樣的統治就是仁政，這樣的君主就是明君，這樣的社會就小康社會啦。
李世民幾乎將孟子的政治理想全部變成了現實，他忠實的執行者了儒家關於未來社會的種種構想。孟子老先生泉下有知可以安息了！要是他有機會來唐朝看看，一定會激動的不想回去的。李世民的基本做法就是，全麵、徹底地推行均田製和與之相配套的租庸調製。
中國古代有些製度精彩到讓人拍案叫絕，均田製便是其中最經典的製度之一。均田製，在中國古代，乃至在世界曆史上都是一項絕妙的土地製度。一旦戰亂導致人口大量減少、土地大量荒蕪，土地就會流轉到政府手中。
政府便可以把手中的無主荒地分配給農民耕種，這樣農民有了土地便能安分守己，有利於社會秩序安定；另一方麵。政府的賦稅也增加了。這才是真正的一舉多得的奇謀妙計啊。
這項製度開創於鮮卑族統治下的北魏，以後的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朝、唐朝前期等時期都曾推行過。其中，以唐朝推行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效果也最明顯。政府根據所掌握土地的數量。授予每個成年男子幾十畝土地，稱為“計口授田”。
李世民深知均田製的好處。因此即位以後當即大力推廣這項利國利民的製度。俗話說“不廢不立”，一個王朝剛剛建立時，麵前除了爛攤子外，實際上也有很多機遇。豪強權貴該死的死了，該跑的跑了，改革的阻力就會小很多。因此，唐朝規定：
標準一：對百姓授田
18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丁男），每人授給土地100畝。其中80畝為“口分田”（按人口數分的田地）。年老喪失勞動能力或死後要歸還政府。20畝為“永業田”（可以永遠作為私產繼承的田地），可以傳給子孫繼承。60歲以上的老年男子、有頑疾者、殘疾人，隻授給“口分田”40畝。守寡的妻妾授給“口分田”30畝，如果這些人是戶主，就再授給“永業田”20畝。所有授田標準，在地狹人稠的地方都要減半執行。
標準二：對貴族、官僚授田
有爵位的貴族（從親王到公、侯、伯、子、男等），可以依照爵位申請受“永業田”由10000畝遞減到500畝。一品至九品的官員所授“永業田”由6000畝遞減到200畝。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的均田製以男丁為單位。而北魏以來，都是以戶（一夫一妻）為單位來授田和征稅的。
和尚、道士分田30畝，道姑、尼姑授田20畝。這些土地都成為寺院的私有土地。這反映了唐政府對寺院和道觀在經濟上的重視與扶植。
唐朝一般婦女、奴婢等都不授田，體現了女子地位的下降。
從事工商業的人在地廣人稀的地方，可以按普通農民的標準減半授田。在地狹人稠的地方則不予授田。這體現了商人地位的卑微和政府的重農抑商政策。
均田製下的土地，一般都不能任意買賣。但是，貴族和官僚的“永業田”是私產，可以自由買賣。普通老百姓無力喪葬的、因為犯罪而被流放的和合法遷徙的人，才可以出賣土地。“口分田”則不允許買賣，除非你要搬家到地廣人稀的地方。
其六，唐朝以前給耕牛也要授田，一頭牛要給分60畝地。牛是財富的象征，更是生產力的標誌。那就是古代的拖拉機。唐朝把這項給取消了，反映了唐朝人地關係比較緊張。已經沒有那麽多空閑的土地再分配給牛們了。
與均田製配套的賦稅製度是租庸調製。凡是接受政府均田的人家，都要繳納一定的賦稅並服徭役。每個成年男子每年要向國家：按土地多少繳田租。粟（穀子）2石（dàn，合240斤），稱作“租”；按戶數繳戶稅，絹2丈（約合6.7米）、綿2兩或布2.5丈（約合8.3米）、麻3斤，稱作“調”。為什麽中國人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津津樂道？除了天倫之樂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分家就可以隻向國家繳一份戶稅！長期以來中國的賦稅製度，側重於地租、人頭稅和戶稅等。而戶稅是按戶征收的，同樣是10口人，要是一大家子，就隻用交一份戶稅。而要是分為三四戶，就要交三四份戶稅！所以，從減少開支的角度看，一大家子過日子會節省一些。分家既不劃算也很為難，要搬家就更難了。實際上這樣，統治者加強對人民控製的目的也就達到了。這也是中國式農民的智慧和生存之道啊！此外，還要去服徭役20天，如果不願意去可以給政府交6丈（合20米）絹或7.5丈（合25米）的布來代替服役，稱為“庸”，這實際上是一種代替徭役的“代役稅”。如果丁戶願意在20天徭役外，再多服役15天，政府就免去他的“調”。要是願意再接著幹30天那麽“租”和“調”就都免了。也就是說。一家的成年男子要是願意一年中給政府服65天徭役，那麽他們家一年就什麽都不用給政府交了！地可以白種一年了！一年中可以有整整300天，在自己家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或是種地，或是幹點別的事情了。這在中國古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美妙生活呀！尤其要是和暴虐的秦朝、隋朝比起來。人們簡直幸福的要死。即就是單單可以拿絹或者布來代替徭役的政策，已經是曆史的一大進步了。因為，農時最重要、勞動力更重要，農民要是交了這種代役稅就可以專心專一地在地裏幹活了。這樣一來，農業的土地和時間都有了保障。李世民真乃是孟子的好學生啊。
總體看來這項製度的實施，發揮了良好的作用，有著十分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尤其是在最初實行的幾十年裏。均田製是一項神奇的製度。它的實施緩解了土地兼並的形勢。保障貴族官僚地主利益，但限製他們占田過多。在授田時先給窮人再給富人，還限製百姓出賣自己分得的土地，以期農民也能擁有一定數量的生活保障。它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權和占有權，使農民擺脫豪強大族的控製成為國家編戶齊民。政府控製的自耕小農階層的人數大大增多，保證了國家的賦稅收入，加強了政府對人民的控製。相對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利於緩和農民的反抗，使勞動力與土地結合。減少了田產糾紛，有利於無主荒田的開墾。對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最終，鞏固了李世民以及整個唐朝前期的統治。
但是，這項製度也有一些無法彌補的缺陷：
其一。政府手中要有相當數量的土地才能實施均田製。而用來授田的土地隻能是無主土地和荒地，數量有限。在相對和平時期，缺乏無主土地，所以均田農戶實際授田則很少。
其二，均田令規定的受田數量，指的是應受田，也就是按政策、在理論上受田的最高限額。但是，隨著社會的穩定，人口不斷增加。再加上“永業田”又不退還給政府，遲早會有無田可授的一天。所以。均田製從一開始就普遍達不到應受額。口分田雖然規定年老、身死還給官府，但實際上能還田的很少。
其三。按理說這些國有土地是不能被兼並的。但是，農民經濟力量脆弱、賦役負擔沉重，稍微遇到天災*，就被迫出賣土地、破產逃亡。還有些無法無天、神通廣大的地主老財什麽的，通過各種途徑對均田的土地進行侵吞。導致土地逐漸集中到一些大地主手中，而這些人大多財大氣粗又或者與官府有勾結。從而，使政府控製的土地越來越少，均田製也沒法推行下去了。
正因為如此，均田製在北魏、北齊、北周、隋朝等朝代都在推行一段時間後遭到破壞。唐朝也因為同樣的原因，終於在堅持實行了160多年後，以唐德宗李適建中元年（780年）實行兩稅法為標誌，宣告廢止。
政通人和，行政效率提高；物阜民豐，人民生活穩定。就這樣，在李世民及其領導班子的共同努力下，經過點滴的積累、勤懇紮實的工作，一個萬眾注目的盛世終於要展現在我們眼前了。
皇帝的政治業績與他獲取權力的途徑是否合法，絕對沒有直接關係。李世民以其巨大的建設成就威加海內，為自己贏得了巨大的榮譽，也贏得了當時及後世萬民的尊敬與膜拜。很少再有人追究他“玄武門之變”的“微小過失”了，因為他確實是一位千載難逢的偉大君主。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李世民就是這樣視臣子如手足臂膀，視百姓為權力基礎的聖明之君。他是唐朝卓越的軍事家、政治家、書法家，堪稱古代皇帝中的全才和佼佼者。由他開創的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是盛世中的典範。他為大唐長達130多年的盛世，奠定了無比堅實的基礎，並將中國封建社會逐步推向鼎盛繁榮。
“盛世”，當然是一個人人向往的時代。但又不一定人人有幸遇到。“盛世”兩個字，是中國古代對一個時期全方位鼎盛的最高肯定，可不是什麽人想這麽叫都可以的！那麽。怎麽樣才算是盛世呢？
“盛世”一定要符合以下標準：總體看是一個安定興盛的時代，指國家繁榮昌盛、統治集團文治武功到達一定水平的社會現象。具體來看：
內政方麵
政治清明、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民生安定、科技發達、思想活躍、文化昌盛。民族凝聚力強等。
其二，外交方麵
軍事強大、貿易繁榮、對外交流活躍、影響力大、外邦臣服等。
上古時代的堯舜盛世；
夏朝的少康中；
商朝的武丁中興；
西周的成康之治；
西漢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興；
東漢的光武中興、明章之治；
西晉的太康繁榮；
南朝宋元嘉之治；
南朝齊永明之治；
南朝梁天監之治；
北魏的孝文中興；
隋朝的開皇之治；
唐朝的貞觀之治、永徽之、武周之治（女皇武則天，又稱“貞觀遺風”）、開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唐宣宗李忱）；
北宋的鹹平之治（宋真宗趙恒）、仁宗之治（宋仁宗趙禎）；
南宋的乾淳之治（宋孝宗趙昚〈shèn〉）；
遼朝的景聖中興（遼景宗耶律賢、遼聖宗耶律隆緒）；
金朝的大定之治（金世宗完顏雍）明昌之治（金章宗完顏璟）；
明朝的洪武之治（明太祖朱元璋）、永樂盛世（明成祖朱棣）、仁宣之治（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弘治中興（明孝宗朱佑樘）、萬曆中興（明神宗朱翊鈞）；
清朝的康乾盛世（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雍正帝愛新覺羅?胤禛、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等。這已經是33個了！但是，這裏邊的水分很大，真正貨真價實的連一半都不到。最起碼南北朝和遼、金、宋都隻是局部統一，怎麽能算是盛世呢？有些材料上甚至把更多的時期也算了進來充數，好像臉腫了就真成了胖子。比如，同治、光緒時期所謂的“同光中興”。連國家主權都被破壞了，割地、賠款的，怎麽敢稱自己是“中興”呢？我真替某些虛榮的人感到慚愧啊！
所以，公認的著名盛世也就是：文景之治、光武中興、開皇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幾個為數不多的時期了。當今，有輿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繁榮昌盛，正進入繼西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清“康雍乾盛世”之後的“第四個盛世”。按照我們所說的標準，今天的中國無疑屬於盛世。但是不是第四個？這就不好說了。這隻能算是一家之言吧，我們不必細究了。
貞觀之治確實是個偉大的時代。這是唐朝的第一個盛世，為後來的開元之治開創了基業。那麽，它是怎麽出現的呢？
隋唐更替之際戰爭頻繁。一方麵人少地多客觀上為實施均田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麵也造成了人心思定的大好局麵。蓋世英主李世民抓住機遇，適時調整了他的統治政策，糾正了隋朝的種種引起民憤的暴政。
27歲的李世民。意氣風發、勵精圖治，善於用人、勇於納諫，又要求大臣廉潔奉公，政府輕徭薄賦。在大唐君臣和全*民的共同努力下，這個以李世民年號命名的偉大的時代，終於在人們的翹首期盼下如約而至了。
23年間，唐王朝在李世民的領導下，文治武功均有所發展，開創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對內整頓國家製度。尊重黎民百姓，安定民生；對外擴大了唐帝國對周邊國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影響。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軍事興盛的全盛局麵。具體看來：
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才。他即位後，廣開言路。不斷擴大諫官的權力，匡正自己的言行。
他十分重視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齡主持精簡機構、淘汰過剩官員；派李靖等13名親信作為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查官員作風。還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並把他們的功勞和過失都寫在自己寢宮的屏風上，作為其升降獎懲的依據。
貞觀六年（623年）時，唐朝政府文武官員僅有642人。我們難以想象那個時候的唐政府是如何高效運轉的？官員們必須兢兢業業。因為他們的皇帝勤政愛民，更因為官少事多實在是沒法偷閑啊。所以。百官都自勵廉能，政府效率大大提高。
李世民時代還被譽為“中國曆史上唯一沒有貪汙的王朝”，這應該是他最值得稱道的政績。
當然，這裏所說的“沒有貪汙”，指的是貪汙行為極為罕見，且貪汙的數額不大，貪汙現象是很難被完全杜絕的。後世對這一時期政治風氣和廉政建設效果的誇大，恰恰反映出人們對明君和盛世的期待！即便如此。這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了。
在李世民的率先垂範下，官員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曆史最低點。他前後任用的20多位宰相，個個都是正人君子與清正廉潔的表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懲戒貪汙，而主要是以身示範和製定一套科學的政治體製來預防貪汙。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麵前，官吏貪汙的動機很小，貪官汙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朝的朱元璋對貪汙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酷刑，但明朝的貪官之多卻屬史上罕見。
當代台灣學者柏楊先生在《柏楊曰》一書中，將李世民統治時期稱為“無冤獄的時代”。並提出“要想了解一個國家，看它的監獄。要想了解一個國家的政治。看他的司法。”李世民強調，法製的初衷不是防範和壓製人民，而是除暴安良和對於官員營私舞弊者的打擊。他任用最為公正清廉的大臣戴胄為最高法院副院長（大理少卿）。戴胄先後多次冒犯李世民的威嚴。糾正他在處理司法案件時的感情用事，李世民都最終接受。所以當時，天下沒有冤獄，或者說冤獄很少。戴胄公正如包拯，但比包拯位高權重，所以他對貞觀時期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司法建設都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政治開明，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就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這一時期的犯罪率才會急劇下降。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
李世民推行均田製和租庸調製，注意輕徭薄賦。即使不得不征發徭役時都會盡量避開農忙時節。他還崇尚節儉，曾經下令免去各地進貢奇珍異寶的義務。這既減輕了百姓負擔。又防止了地方官借機敲詐，從而使農業及民生得以不斷發展，使人民衣食無憂、安居樂業。
唐初關中連年災荒，李世民多次開倉賑濟災民，還準許老百姓去別的州縣討飯吃。而在小農經濟的時代，政府一般是不允許農民自由遷徙的。否則你跑了，政府找誰征稅、征兵去？李世民一改楊廣父子的摳門做法，用的糧食裏就有隋朝遺留的。他還拿出自己府庫裏的金銀和布匹，幫助災民贖回自己的兒女，使災民得以平安度過荒年，而沒有發生“惡性*”。終於使唐朝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麵，並逐步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李世民個人文化素質很高，也清醒地認識到了文化教育對於國家民族發展的重要性。所以，他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人士大夫孔穎達等人修定《五經正義》。在長安設國子監，聘請知名的儒家學者出任學官進行管理和授課。還鼓勵周邊各民族、各國（新羅、日本等）首領把子弟送來留學，學習先進的漢族文化。國子監的學生多的時候達到上萬人，極為壯觀。他設立弘文館，征集圖書2萬多卷。同時，重建地方州縣學校，卓有成效。李世民是古代帝王中，重視教育的典型代表。“物阜民豐，斯文鼎盛”的大唐。不是單純物質、國富兵強的簡單堆砌，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榮和積澱。
其四，民族關係：
李世民時代多次對外用兵。先後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紇、高昌、焉耆、龜茲、吐穀渾等，聯姻吐蕃。加上他能維護外族風俗。並建立都護府製度，“天可汗”李世民已然成為當時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最高象征。
其五，對外關係：
李世民時代，對外交通及貿易得以加強。對外戰爭取得連綿的勝利，連續百餘年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唐朝聲威遠播，萬邦來朝，李世民實際上已經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唐王朝的國際威望也達到了頂峰。
曆史告訴我們：越是強大。越敢開放；越是開放，就越強大。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漢、唐、元等時期，正是以這樣的政策和氣度，成就了數百年的輝煌。
而後的明清以海禁和閉關鎖國自我束縛，逐漸走向沒落。唐朝就是空前開放的朝代，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其地位比今天的美國紐約要高。
李世民對外國人入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製，但是對中國人出境管理較嚴，因為實在沒什麽必要出國。他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後忘本忘祖，更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後喧賓奪主。大唐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
外國人在中國可以享有“國民待遇”。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通婚定居、從政當官。來自阿拉伯帝國和日本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做了部級高官。
所以，那時的大唐，是世界各國使者、商人、學生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大唐，來這裏發揮自己的專長，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很多人就不願意再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據記載。當時就有70多個國家的使者，長期在華居住。
生為唐人是一種自豪！君不見：《西遊記》裏。唐僧隻要一說“貧僧自東土大唐而來，去往西天拜佛求經。”別人馬上都會刮目相看、肅然起敬、待如上賓？所以，這句話內涵極其豐富，經常會收到奇效。一張慈眉善目的臉，一顆虔誠的禮佛之心，一個“貞觀之治”下上國的雄厚國力和文化底蘊都成了他的支撐。唐僧走到哪兒都說，快成他的一句口頭禪了和一張通行證了！
下麵是一則，關於“貞觀之治”引用率最高的一則史料：
唐朝史學家吳兢的《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年間）“官員大多清廉謹慎。王公貴族和豪強地主們都畏懼法律的威嚴而收斂，不敢欺負老百姓。商人在野外宿營，都沒有盜賊騷擾。監獄裏經常空著，遍地是牛羊，外出都不用關門。
連年豐收，一鬥米（合40斤）才三四個銅錢。旅行的人從長安走到嶺南，從上東走到海邊去都不用帶糧食，可以在路邊買到。……這種情況是自古以來都沒有過的。”
總之，李世民用了23年時間幾乎建立了一個千百年來大家夢寐以求的“開放社會”“和諧社會”“理想社會”：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內外安寧、秩序井然、民族和睦、萬國來朝，各項事業均興旺發達。李世民究竟是如何把這個龐大帝國治理如此井井有條、欣欣向榮呢？讓我們聽聽他自己是怎麽說的。
在一次翠微宮（唐朝皇家著名四大行宮之一，在今西安市長安區）的君臣座談中，李世民在對大家總結他的成功秘訣時談道，他之所以做了很多古代帝王都做不到的事情，主要原因有5條：
古代很多帝王都妒忌別人的才幹，而他發現別人的長處比發現自己的長處還高興。
每個人的行為和能力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他總是注意欣賞別人的長處。
領導者往往對所謂“賢才”視如珍寶，對於所謂“劣才”棄之如敝屣。而他會敬重“賢才”、憐惜“劣才”，使優劣之人都能得到合適於自己的位置。為了製衡過於正直的“清流”官員，李世民也會任用一些有能力但品行不是很端正的官員。說白點兒，皇帝需要“壞人”來平衡朝局。
很多帝王都很厭惡直言進諫的人，甚至會動殺機。而他的任期內政治的官員如魚得水，沒有一個人因此而被解聘或殺害。
古代帝王都是大漢族主義，輕視少數民族，隻有他對所有民族一視同仁。
這些話說的並不謙虛，要是換成李世民之外其他任何一個人，我們聽起來都一定認為他很狂妄。但出自李世民之口，卻是那麽的合情合理，而且都是肺腑之言。讓後來的帝王們聽了後，隻會感到有道理，但是學又學不會。
李世民對自己和事業都極其了解，這就是識人之才、用人之道和治國之道。在他手中種種紛繁複雜的國家大事、人際關係，都處理得非常妥當，真正做到了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
貞觀之治是李世民為大唐塗下的濃墨重彩，是長達2315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精華時期和黃金時期。而承載它的最重要的舞台，就是——長安。(未完待續)
“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一直是中國農民夢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曆來是農民的命根子，也是曆代統治者最為頭疼的疑難問題。
處理得當則農民安居樂業，政府財政收入得到保證；處理不當則將導致民不聊生、社會秩序紊亂，甚至揭竿而起。
公元前4世紀，戰國時期的孟子顯然就曾認識到了土地問題的重要性。所以他主張，要給農民幾畝地，種上桑麻和莊稼，並且保證農民的勞動時間。
讓農民有吃有穿，在老的時候還可以吃上幾口肉（其實人老了，牙都掉了，還怎麽吃呀）。這樣的統治就是仁政，這樣的君主就是明君，這樣的社會就小康社會啦。
李世民幾乎將孟子的政治理想全部變成了現實，他忠實的執行者了儒家關於未來社會的種種構想。孟子老先生泉下有知可以安息了！要是他有機會來唐朝看看，一定會激動的不想回去的。李世民的基本做法就是，全麵、徹底地推行均田製和與之相配套的租庸調製。
中國古代有些製度精彩到讓人拍案叫絕，均田製便是其中最經典的製度之一。均田製，在中國古代，乃至在世界曆史上都是一項絕妙的土地製度。一旦戰亂導致人口大量減少、土地大量荒蕪，土地就會流轉到政府手中。
政府便可以把手中的無主荒地分配給農民耕種，這樣農民有了土地便能安分守己，有利於社會秩序安定；另一方麵。政府的賦稅也增加了。這才是真正的一舉多得的奇謀妙計啊。
這項製度開創於鮮卑族統治下的北魏，以後的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朝、唐朝前期等時期都曾推行過。其中，以唐朝推行的時間最長、影響最大、效果也最明顯。政府根據所掌握土地的數量。授予每個成年男子幾十畝土地，稱為“計口授田”。
李世民深知均田製的好處。因此即位以後當即大力推廣這項利國利民的製度。俗話說“不廢不立”，一個王朝剛剛建立時，麵前除了爛攤子外，實際上也有很多機遇。豪強權貴該死的死了，該跑的跑了，改革的阻力就會小很多。因此，唐朝規定：
標準一：對百姓授田
18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丁男），每人授給土地100畝。其中80畝為“口分田”（按人口數分的田地）。年老喪失勞動能力或死後要歸還政府。20畝為“永業田”（可以永遠作為私產繼承的田地），可以傳給子孫繼承。60歲以上的老年男子、有頑疾者、殘疾人，隻授給“口分田”40畝。守寡的妻妾授給“口分田”30畝，如果這些人是戶主，就再授給“永業田”20畝。所有授田標準，在地狹人稠的地方都要減半執行。
標準二：對貴族、官僚授田
有爵位的貴族（從親王到公、侯、伯、子、男等），可以依照爵位申請受“永業田”由10000畝遞減到500畝。一品至九品的官員所授“永業田”由6000畝遞減到200畝。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的均田製以男丁為單位。而北魏以來，都是以戶（一夫一妻）為單位來授田和征稅的。
和尚、道士分田30畝，道姑、尼姑授田20畝。這些土地都成為寺院的私有土地。這反映了唐政府對寺院和道觀在經濟上的重視與扶植。
唐朝一般婦女、奴婢等都不授田，體現了女子地位的下降。
從事工商業的人在地廣人稀的地方，可以按普通農民的標準減半授田。在地狹人稠的地方則不予授田。這體現了商人地位的卑微和政府的重農抑商政策。
均田製下的土地，一般都不能任意買賣。但是，貴族和官僚的“永業田”是私產，可以自由買賣。普通老百姓無力喪葬的、因為犯罪而被流放的和合法遷徙的人，才可以出賣土地。“口分田”則不允許買賣，除非你要搬家到地廣人稀的地方。
其六，唐朝以前給耕牛也要授田，一頭牛要給分60畝地。牛是財富的象征，更是生產力的標誌。那就是古代的拖拉機。唐朝把這項給取消了，反映了唐朝人地關係比較緊張。已經沒有那麽多空閑的土地再分配給牛們了。
與均田製配套的賦稅製度是租庸調製。凡是接受政府均田的人家，都要繳納一定的賦稅並服徭役。每個成年男子每年要向國家：按土地多少繳田租。粟（穀子）2石（dàn，合240斤），稱作“租”；按戶數繳戶稅，絹2丈（約合6.7米）、綿2兩或布2.5丈（約合8.3米）、麻3斤，稱作“調”。為什麽中國人對“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津津樂道？除了天倫之樂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分家就可以隻向國家繳一份戶稅！長期以來中國的賦稅製度，側重於地租、人頭稅和戶稅等。而戶稅是按戶征收的，同樣是10口人，要是一大家子，就隻用交一份戶稅。而要是分為三四戶，就要交三四份戶稅！所以，從減少開支的角度看，一大家子過日子會節省一些。分家既不劃算也很為難，要搬家就更難了。實際上這樣，統治者加強對人民控製的目的也就達到了。這也是中國式農民的智慧和生存之道啊！此外，還要去服徭役20天，如果不願意去可以給政府交6丈（合20米）絹或7.5丈（合25米）的布來代替服役，稱為“庸”，這實際上是一種代替徭役的“代役稅”。如果丁戶願意在20天徭役外，再多服役15天，政府就免去他的“調”。要是願意再接著幹30天那麽“租”和“調”就都免了。也就是說。一家的成年男子要是願意一年中給政府服65天徭役，那麽他們家一年就什麽都不用給政府交了！地可以白種一年了！一年中可以有整整300天，在自己家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或是種地，或是幹點別的事情了。這在中國古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美妙生活呀！尤其要是和暴虐的秦朝、隋朝比起來。人們簡直幸福的要死。即就是單單可以拿絹或者布來代替徭役的政策，已經是曆史的一大進步了。因為，農時最重要、勞動力更重要，農民要是交了這種代役稅就可以專心專一地在地裏幹活了。這樣一來，農業的土地和時間都有了保障。李世民真乃是孟子的好學生啊。
總體看來這項製度的實施，發揮了良好的作用，有著十分明顯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尤其是在最初實行的幾十年裏。均田製是一項神奇的製度。它的實施緩解了土地兼並的形勢。保障貴族官僚地主利益，但限製他們占田過多。在授田時先給窮人再給富人，還限製百姓出賣自己分得的土地，以期農民也能擁有一定數量的生活保障。它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權和占有權，使農民擺脫豪強大族的控製成為國家編戶齊民。政府控製的自耕小農階層的人數大大增多，保證了國家的賦稅收入，加強了政府對人民的控製。相對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利於緩和農民的反抗，使勞動力與土地結合。減少了田產糾紛，有利於無主荒田的開墾。對農業生產的恢複和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最終，鞏固了李世民以及整個唐朝前期的統治。
但是，這項製度也有一些無法彌補的缺陷：
其一。政府手中要有相當數量的土地才能實施均田製。而用來授田的土地隻能是無主土地和荒地，數量有限。在相對和平時期，缺乏無主土地，所以均田農戶實際授田則很少。
其二，均田令規定的受田數量，指的是應受田，也就是按政策、在理論上受田的最高限額。但是，隨著社會的穩定，人口不斷增加。再加上“永業田”又不退還給政府，遲早會有無田可授的一天。所以。均田製從一開始就普遍達不到應受額。口分田雖然規定年老、身死還給官府，但實際上能還田的很少。
其三。按理說這些國有土地是不能被兼並的。但是，農民經濟力量脆弱、賦役負擔沉重，稍微遇到天災*，就被迫出賣土地、破產逃亡。還有些無法無天、神通廣大的地主老財什麽的，通過各種途徑對均田的土地進行侵吞。導致土地逐漸集中到一些大地主手中，而這些人大多財大氣粗又或者與官府有勾結。從而，使政府控製的土地越來越少，均田製也沒法推行下去了。
正因為如此，均田製在北魏、北齊、北周、隋朝等朝代都在推行一段時間後遭到破壞。唐朝也因為同樣的原因，終於在堅持實行了160多年後，以唐德宗李適建中元年（780年）實行兩稅法為標誌，宣告廢止。
政通人和，行政效率提高；物阜民豐，人民生活穩定。就這樣，在李世民及其領導班子的共同努力下，經過點滴的積累、勤懇紮實的工作，一個萬眾注目的盛世終於要展現在我們眼前了。
皇帝的政治業績與他獲取權力的途徑是否合法，絕對沒有直接關係。李世民以其巨大的建設成就威加海內，為自己贏得了巨大的榮譽，也贏得了當時及後世萬民的尊敬與膜拜。很少再有人追究他“玄武門之變”的“微小過失”了，因為他確實是一位千載難逢的偉大君主。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李世民就是這樣視臣子如手足臂膀，視百姓為權力基礎的聖明之君。他是唐朝卓越的軍事家、政治家、書法家，堪稱古代皇帝中的全才和佼佼者。由他開創的曆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是盛世中的典範。他為大唐長達130多年的盛世，奠定了無比堅實的基礎，並將中國封建社會逐步推向鼎盛繁榮。
“盛世”，當然是一個人人向往的時代。但又不一定人人有幸遇到。“盛世”兩個字，是中國古代對一個時期全方位鼎盛的最高肯定，可不是什麽人想這麽叫都可以的！那麽。怎麽樣才算是盛世呢？
“盛世”一定要符合以下標準：總體看是一個安定興盛的時代，指國家繁榮昌盛、統治集團文治武功到達一定水平的社會現象。具體來看：
內政方麵
政治清明、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民生安定、科技發達、思想活躍、文化昌盛。民族凝聚力強等。
其二，外交方麵
軍事強大、貿易繁榮、對外交流活躍、影響力大、外邦臣服等。
上古時代的堯舜盛世；
夏朝的少康中；
商朝的武丁中興；
西周的成康之治；
西漢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興；
東漢的光武中興、明章之治；
西晉的太康繁榮；
南朝宋元嘉之治；
南朝齊永明之治；
南朝梁天監之治；
北魏的孝文中興；
隋朝的開皇之治；
唐朝的貞觀之治、永徽之、武周之治（女皇武則天，又稱“貞觀遺風”）、開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唐宣宗李忱）；
北宋的鹹平之治（宋真宗趙恒）、仁宗之治（宋仁宗趙禎）；
南宋的乾淳之治（宋孝宗趙昚〈shèn〉）；
遼朝的景聖中興（遼景宗耶律賢、遼聖宗耶律隆緒）；
金朝的大定之治（金世宗完顏雍）明昌之治（金章宗完顏璟）；
明朝的洪武之治（明太祖朱元璋）、永樂盛世（明成祖朱棣）、仁宣之治（明仁宗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弘治中興（明孝宗朱佑樘）、萬曆中興（明神宗朱翊鈞）；
清朝的康乾盛世（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雍正帝愛新覺羅?胤禛、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等。這已經是33個了！但是，這裏邊的水分很大，真正貨真價實的連一半都不到。最起碼南北朝和遼、金、宋都隻是局部統一，怎麽能算是盛世呢？有些材料上甚至把更多的時期也算了進來充數，好像臉腫了就真成了胖子。比如，同治、光緒時期所謂的“同光中興”。連國家主權都被破壞了，割地、賠款的，怎麽敢稱自己是“中興”呢？我真替某些虛榮的人感到慚愧啊！
所以，公認的著名盛世也就是：文景之治、光武中興、開皇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幾個為數不多的時期了。當今，有輿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繁榮昌盛，正進入繼西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清“康雍乾盛世”之後的“第四個盛世”。按照我們所說的標準，今天的中國無疑屬於盛世。但是不是第四個？這就不好說了。這隻能算是一家之言吧，我們不必細究了。
貞觀之治確實是個偉大的時代。這是唐朝的第一個盛世，為後來的開元之治開創了基業。那麽，它是怎麽出現的呢？
隋唐更替之際戰爭頻繁。一方麵人少地多客觀上為實施均田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麵也造成了人心思定的大好局麵。蓋世英主李世民抓住機遇，適時調整了他的統治政策，糾正了隋朝的種種引起民憤的暴政。
27歲的李世民。意氣風發、勵精圖治，善於用人、勇於納諫，又要求大臣廉潔奉公，政府輕徭薄賦。在大唐君臣和全*民的共同努力下，這個以李世民年號命名的偉大的時代，終於在人們的翹首期盼下如約而至了。
23年間，唐王朝在李世民的領導下，文治武功均有所發展，開創了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對內整頓國家製度。尊重黎民百姓，安定民生；對外擴大了唐帝國對周邊國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影響。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安定、軍事興盛的全盛局麵。具體看來：
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才。他即位後，廣開言路。不斷擴大諫官的權力，匡正自己的言行。
他十分重視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齡主持精簡機構、淘汰過剩官員；派李靖等13名親信作為黜陟大使巡察全國，考查官員作風。還親自選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並把他們的功勞和過失都寫在自己寢宮的屏風上，作為其升降獎懲的依據。
貞觀六年（623年）時，唐朝政府文武官員僅有642人。我們難以想象那個時候的唐政府是如何高效運轉的？官員們必須兢兢業業。因為他們的皇帝勤政愛民，更因為官少事多實在是沒法偷閑啊。所以。百官都自勵廉能，政府效率大大提高。
李世民時代還被譽為“中國曆史上唯一沒有貪汙的王朝”，這應該是他最值得稱道的政績。
當然，這裏所說的“沒有貪汙”，指的是貪汙行為極為罕見，且貪汙的數額不大，貪汙現象是很難被完全杜絕的。後世對這一時期政治風氣和廉政建設效果的誇大，恰恰反映出人們對明君和盛世的期待！即便如此。這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了。
在李世民的率先垂範下，官員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曆史最低點。他前後任用的20多位宰相，個個都是正人君子與清正廉潔的表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懲戒貪汙，而主要是以身示範和製定一套科學的政治體製來預防貪汙。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麵前，官吏貪汙的動機很小，貪官汙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朝的朱元璋對貪汙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酷刑，但明朝的貪官之多卻屬史上罕見。
當代台灣學者柏楊先生在《柏楊曰》一書中，將李世民統治時期稱為“無冤獄的時代”。並提出“要想了解一個國家，看它的監獄。要想了解一個國家的政治。看他的司法。”李世民強調，法製的初衷不是防範和壓製人民，而是除暴安良和對於官員營私舞弊者的打擊。他任用最為公正清廉的大臣戴胄為最高法院副院長（大理少卿）。戴胄先後多次冒犯李世民的威嚴。糾正他在處理司法案件時的感情用事，李世民都最終接受。所以當時，天下沒有冤獄，或者說冤獄很少。戴胄公正如包拯，但比包拯位高權重，所以他對貞觀時期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司法建設都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政治開明，社會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就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這一時期的犯罪率才會急劇下降。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
李世民推行均田製和租庸調製，注意輕徭薄賦。即使不得不征發徭役時都會盡量避開農忙時節。他還崇尚節儉，曾經下令免去各地進貢奇珍異寶的義務。這既減輕了百姓負擔。又防止了地方官借機敲詐，從而使農業及民生得以不斷發展，使人民衣食無憂、安居樂業。
唐初關中連年災荒，李世民多次開倉賑濟災民，還準許老百姓去別的州縣討飯吃。而在小農經濟的時代，政府一般是不允許農民自由遷徙的。否則你跑了，政府找誰征稅、征兵去？李世民一改楊廣父子的摳門做法，用的糧食裏就有隋朝遺留的。他還拿出自己府庫裏的金銀和布匹，幫助災民贖回自己的兒女，使災民得以平安度過荒年，而沒有發生“惡性*”。終於使唐朝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麵，並逐步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李世民個人文化素質很高，也清醒地認識到了文化教育對於國家民族發展的重要性。所以，他大力獎勵學術，組織文人士大夫孔穎達等人修定《五經正義》。在長安設國子監，聘請知名的儒家學者出任學官進行管理和授課。還鼓勵周邊各民族、各國（新羅、日本等）首領把子弟送來留學，學習先進的漢族文化。國子監的學生多的時候達到上萬人，極為壯觀。他設立弘文館，征集圖書2萬多卷。同時，重建地方州縣學校，卓有成效。李世民是古代帝王中，重視教育的典型代表。“物阜民豐，斯文鼎盛”的大唐。不是單純物質、國富兵強的簡單堆砌，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榮和積澱。
其四，民族關係：
李世民時代多次對外用兵。先後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紇、高昌、焉耆、龜茲、吐穀渾等，聯姻吐蕃。加上他能維護外族風俗。並建立都護府製度，“天可汗”李世民已然成為當時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最高象征。
其五，對外關係：
李世民時代，對外交通及貿易得以加強。對外戰爭取得連綿的勝利，連續百餘年保持連續不斷的進攻態勢。唐朝聲威遠播，萬邦來朝，李世民實際上已經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唐王朝的國際威望也達到了頂峰。
曆史告訴我們：越是強大。越敢開放；越是開放，就越強大。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漢、唐、元等時期，正是以這樣的政策和氣度，成就了數百年的輝煌。
而後的明清以海禁和閉關鎖國自我束縛，逐漸走向沒落。唐朝就是空前開放的朝代，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其地位比今天的美國紐約要高。
李世民對外國人入境並沒有太嚴格的限製，但是對中國人出境管理較嚴，因為實在沒什麽必要出國。他不擔心中國人出去後忘本忘祖，更不擔心外國人進來後喧賓奪主。大唐的國民素質是如此之高。對外國僑民既不歧視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來主義”，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國民氣度和王者風範。
外國人在中國可以享有“國民待遇”。不但可以發財致富，還可以通婚定居、從政當官。來自阿拉伯帝國和日本的僑民就有不少在中國擔任官職的，有的還做了部級高官。
所以，那時的大唐，是世界各國使者、商人、學生心目中的“陽光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大唐，來這裏發揮自己的專長，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很多人就不願意再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據記載。當時就有70多個國家的使者，長期在華居住。
生為唐人是一種自豪！君不見：《西遊記》裏。唐僧隻要一說“貧僧自東土大唐而來，去往西天拜佛求經。”別人馬上都會刮目相看、肅然起敬、待如上賓？所以，這句話內涵極其豐富，經常會收到奇效。一張慈眉善目的臉，一顆虔誠的禮佛之心，一個“貞觀之治”下上國的雄厚國力和文化底蘊都成了他的支撐。唐僧走到哪兒都說，快成他的一句口頭禪了和一張通行證了！
下麵是一則，關於“貞觀之治”引用率最高的一則史料：
唐朝史學家吳兢的《貞觀政要》記載：（貞觀年間）“官員大多清廉謹慎。王公貴族和豪強地主們都畏懼法律的威嚴而收斂，不敢欺負老百姓。商人在野外宿營，都沒有盜賊騷擾。監獄裏經常空著，遍地是牛羊，外出都不用關門。
連年豐收，一鬥米（合40斤）才三四個銅錢。旅行的人從長安走到嶺南，從上東走到海邊去都不用帶糧食，可以在路邊買到。……這種情況是自古以來都沒有過的。”
總之，李世民用了23年時間幾乎建立了一個千百年來大家夢寐以求的“開放社會”“和諧社會”“理想社會”：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內外安寧、秩序井然、民族和睦、萬國來朝，各項事業均興旺發達。李世民究竟是如何把這個龐大帝國治理如此井井有條、欣欣向榮呢？讓我們聽聽他自己是怎麽說的。
在一次翠微宮（唐朝皇家著名四大行宮之一，在今西安市長安區）的君臣座談中，李世民在對大家總結他的成功秘訣時談道，他之所以做了很多古代帝王都做不到的事情，主要原因有5條：
古代很多帝王都妒忌別人的才幹，而他發現別人的長處比發現自己的長處還高興。
每個人的行為和能力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他總是注意欣賞別人的長處。
領導者往往對所謂“賢才”視如珍寶，對於所謂“劣才”棄之如敝屣。而他會敬重“賢才”、憐惜“劣才”，使優劣之人都能得到合適於自己的位置。為了製衡過於正直的“清流”官員，李世民也會任用一些有能力但品行不是很端正的官員。說白點兒，皇帝需要“壞人”來平衡朝局。
很多帝王都很厭惡直言進諫的人，甚至會動殺機。而他的任期內政治的官員如魚得水，沒有一個人因此而被解聘或殺害。
古代帝王都是大漢族主義，輕視少數民族，隻有他對所有民族一視同仁。
這些話說的並不謙虛，要是換成李世民之外其他任何一個人，我們聽起來都一定認為他很狂妄。但出自李世民之口，卻是那麽的合情合理，而且都是肺腑之言。讓後來的帝王們聽了後，隻會感到有道理，但是學又學不會。
李世民對自己和事業都極其了解，這就是識人之才、用人之道和治國之道。在他手中種種紛繁複雜的國家大事、人際關係，都處理得非常妥當，真正做到了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
貞觀之治是李世民為大唐塗下的濃墨重彩，是長達2315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精華時期和黃金時期。而承載它的最重要的舞台，就是——長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