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開元執政的這幾年裏，姚崇還是有很多值得稱道的政績的，他是一個非常務實的人，不崇尚虛華，也從不迷信，特別是對當時的佛教假借渡化眾生之名，行斂財之實，消耗百姓財富，浪費大量社會資源，非常的痛恨。（嗯，有時事情是一體兩麵，昨日我們在莫高窟看唐朝的壁畫，當時必定讓費不少民脂民膏，但現在讓當地政府賺不少觀光財，增加財政收入。真是，前人挖窟窿，後人填窟窿，真好！）
武則天及中宗李顯兩朝，由於崇信佛教，對興建佛寺非常熱衷，甚至很多皇親國戚，大量競賽興建佛寺與雕刻佛像，現今洛陽龍門石窟的佛像，就大多是那時候遺留下來的，雖然造就無數的曆史遺產，供後人欣賞，但對當時的老百姓而言，是一項巨大的負擔。
此外因為當和尚及尼姑不用繳納稅賦，還可以拿到信徒的布施，所以很多人雖然沒有佛教信仰也跑去出家。姚崇大概不會像阿q一樣，認為“凡是尼姑必然跟和尚通奸”甚至更惡劣的認為，“和尚摸得，我為何摸不得？”，但確實很多寺廟中的出家人不守清規，甚至藏汙納垢，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這是姚崇所想要改善的。
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姚崇上疏反對興建佛寺並要求嚴格整頓和尚尼姑的數量，在奏書中，姚崇是這麽說的：
“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壞正法！”
姚崇在這裏把他對宗教的觀念講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如果能使得百姓安居樂業的，就就是佛的化身。在奏章中他舉了四個例子，來說明信仰佛教並不保證當政者能得到好的回報。讀者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下麵我隻做簡潔說明。
佛圖澄是西域高僧。後趙石勒/石虎都很崇敬他，並建了許多佛寺，但後趙在石虎去世後很快就滅亡（亡於冉閔之手，石虎的養子）；鳩摩羅什被後秦帝姚興奉為國師，但姚興去世後，後秦迅速亡於北魏拓跋氏；北齊高澄（高歡長子）崇信佛教，在就在即將篡奪北魏帝位的前夕，被仆人刺殺；南梁開國皇帝蕭衍。到處建佛寺，傾全國之力信佛，而在侯景之亂時餓死宮城。這四個例子是用來說明帝王信奉佛教並不因此而有好的下場或回報。
其實姚崇有一個更現成的例子可以說，但我估計他不敢，這個例子就是李顯（李隆基伯父），在他當皇帝的那幾年，也一樣四處建寺廟，但李顯的下場就如前文所提到的，相比前麵四位，實在好不到哪裏去。所以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知道，為何寫曆史你最好寫古代史，而不能隨便寫現代史。特別是解放之後的曆史，因為你寫現代史，如果不小心挖了共和國的曆史上某位領導的瘡疤，那他的孝子賢孫，或是政治繼承人肯定要跳腳。為了明哲保身，絕不能隨便說，也不能隨便寫，在這一點上，古今並無太大的不同。所以“革命”尚未成功，紅小將們仍須努力啊！
無論如何。結果李隆基接受姚崇的建議，下令嚴格淘汰全國的和尚跟尼姑。針對不是真心要出家及行為不端的，強迫他（她）們不許留在寺廟，最後有一萬二千人因而還俗。
（連載更新）
如果說，以入世的精神來對待佛教隻是體現姚崇信仰的初步，處理蝗災則完全顯現出姚崇勇往直前，不畏天命也不人雲亦雲的勇者精神。
開元四年，東部地區蝗蟲成災，把所有的莊稼啃食殆盡，黃河南北的農民，逃亡一空，而地方官員，束手無策。因為傳統觀念，農民不敢撲殺蝗蟲，隻敢在農田旁空地設香案，焚香祝禱請蝗蟲離開，可以想見，這方法沒有用。姚崇於是下令捕殺蝗蟲，派禦史到各地督導，這時候，汴州刺史（州長）倪若水卻不讓禦史進入州境，並公然宣稱：“蝗蟲是天災，不是撲殺就能解決問題，隻要在上位者增進品德修養，天災自然消失；劉聰（漢趙帝國第三任皇帝，該國是五胡亂華十九國第一個建立的國家）時代，就是對蝗蟲采取撲殺掩埋的方法，結果災害更大（曆史有記載這一次蝗災，但沒有記載撲殺掩埋）”
姚崇聽到消息，十分火大，但他知道倪若水之前在中央當過高官，在地方政績也不錯，隻是比較頑固一些，對付這種人，必須要讓他心服口服，無可辯解才行，於是寫信給他，在信上用倪若水的*來對付他，信上是這麽說的：“誠如倪州長所言，劉聰本來的品德修為就不是太好，所以克製不住妖孽；但當今天子盛德，妖孽肯定無法超過其恩德。所以關鍵在地方長官，如果按你的*，是不是閣下的恩德不足，所以蝗蟲才會危害汴州？”
倪若水看到這封信，知道自己已經讓姚崇給繞進圈子裏了，如果再堅持不遵從，姚崇將信的內容一公開，自己就糗大了？所以隻好乖乖讓禦史入境，督導人民撲殺蝗蟲。
在滅蝗上，姚崇的方式是這樣的，他在奏章上說：“蝗蟲其實很怕人，所以容易驅趕，而且每塊田地都是有主人的，讓他們去救自己的田地，一定會不辭辛勞，請同意讓老百姓在夜裏燃火，蟲會被光吸引，就容易撲殺，然後把蟲焚燒，挖坎掩埋，一定能消滅蝗蟲。”
滅蝗政策實施後，取得很大的成效，雖然蝗災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因為有采取滅蝗政策，所以沒有發生大饑荒，姚崇在這件事情上，確實對人民的幫助很大。
前麵說過，在姚崇賣力演出，李隆基熱情讚助的情況下，政變的主要功臣。姚崇的政治對手們，新此時已經是“死的死，逃的逃。還有些人滾到山溝裏”，都已經遠離權力中心。
為了讓姚崇能好好做事。不讓他有後顧之憂，李隆基精心挑選了他心目中最佳二把手——盧懷慎，擔任黃門監（門下省最高長官；姚崇此時是中書省最高長官，紫徽令）。
盧懷慎最大的優點是什麽呢？他最大的作用就是沒有作用！這句話可不是我自己編的，而是我們的皇帝老子，李隆基先生說的，而且是在當事人盧懷慎先生麵前說的。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姚崇因為兒子的喪事請了十幾天的假。政事堂的公文堆積如山，盧懷慎處理了老半天，沒有幾件事敢做裁決，束手無策，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隻好去稟告皇帝看該怎麽處理。（這樣的宰相我們該如何評價他？無能還是守分？端視你從哪個角度來看他）
李隆基是這麽告訴他的：“我把天下交給姚崇，而你是我們華麗的擺設，所以別緊張，該幹嘛幹嘛去，政事等姚崇回來就解決了。“
果然姚崇回來後。一下子就全部處理完畢，世界又開始正常運轉！
不過盧懷慎很有風度，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行。所以主要就扮演配合的角色，雖然外麵嘲笑他是“伴食宰相”，但是兩人的組合，效果反而出乎意料的好，而且盧懷慎很正直，多次糾舉出一些不符規範或法紀的事。開元盛世的奠造，他其實有一定的功勞。
開元四年，盧懷慎去世，臨終前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願等人。李隆基接受了。
盧懷慎去世後，接替他的人是源耀乾。雖然同樣是宰相，不過是以黃門侍郎的身份兼任。
有一次。姚崇患瘧疾，每次源耀乾來報告政事時，李隆基一聽就知道源耀乾是否請教過姚崇，通常請教過姚崇的，李隆基都會表示滿意，沒有請教過姚崇的，李隆基通常會有意見，然後就會說：“為何不請教姚崇？”源耀乾覺得這樣自己太麻煩了（可能也太丟臉了），就上奏請求，把姚崇遷到四方館（接待外國賓客的），家人也可前來侍候。姚崇認為自己患病，不適合住哪裏，想要推辭，李隆基說：“讓你住四方館，是為了帝國利益，隻恨無法讓你住在皇宮內，不用推辭！”
（連載更新）
盛極而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乃是自然運行的道理。
李隆基待姚崇如此之貼心，似乎這個信任牢不可破，山可枯，海可爛，此情永不渝！是嗎？
當然不是，*帝王對大臣所講的話，不會比花花公子對女人講的話還可靠多少。
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就在李隆基對姚崇十分信任，不可或缺的同一年，一件事情的發生，讓李隆基對姚崇的信任有了改變，此時距離姚崇在開元元年擔任宰相隻有短短的三年。
前文說過，姚崇的兩個兒子光祿少卿（宮廷宴會副部長）姚彝，宗正少卿（皇族事務副部長）姚異平常就喜愛結交朋友，也經常收受外人饋贈，外麵的風評不是太好，剛開始李隆基認為是別人有意打擊姚崇，所以也不在意，甚至處罰舉發的人，但從“三人成虎”及“曾參殺人”的經驗我們可以總結，隻要講的人多了之後，再強大的信任也會動搖。所以自從李隆基的身旁陸續有人在不經意中透露出“姚二代”的劣跡後，李隆基不免也有些懷疑，甚至到後來開始懷疑姚崇是不是有意縱容或是牽涉其中。
信任就像是玻璃杯，一旦有了裂縫，也就離破裂不遠了。這時，姚崇的一個親信，紫微省（中書省）的主書趙誨，被人舉發接受胡人的賄賂，本來這算不上一件特別大的事，但李隆基突然大發雷霆，不但要求仔細調查，還親自審問。
眼看親信可能要被判重刑，姚崇不忍心，於是上疏替趙誨辯解，希望能減輕其刑責，不料奏章呈上後如石沉大海般完全沒有回應，而剛好這時候京師大赦，姚崇本以為趙誨可以獲得減刑，單獨名單公布，趙誨單獨沒有獲得減刑，被判杖一百，流放嶺南。這樣警告及暗示的味道便相當濃厚了。
至此，姚崇已經完全了解皇帝心中的不滿，他思前想後，決定急流勇退，於是斷然以年老體弱為由（姚崇本年66歲），上疏請求辭去宰相職位。李隆基雖然不無遺憾，但終究批準，姚崇免除所有職務
，隻保留開府儀同三司（散官，無具體職務，可上朝參與大臣奏事）。
那麽李隆基為什麽會轉變態度呢？
我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種逆反的心理，姚崇當初要求皇帝答應十大條件才接任宰相，而十大條件對皇帝來說是很大的忍耐，等於是一種君臣間的契約，對李隆基來說，為了國家好，我可以忍耐，但同樣的，你姚崇身為大臣也必須表現過人的道德情操，這樣你對我的要求才是合理的，可是我李隆基犧牲自己，做了很大的克製，卻發現你姚崇縱容兒子，縱容親信做一些不道德的事，這樣李隆基在心態上就很難忍受，必然爆發。
曆史上有一個非常相似的例子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與張居正的故事。張居正是明神宗的老師，在張居正還活著的時候，明神宗非常尊敬與信任這位老師與大臣，給他幾乎相當於君王的權力，但張居正死後不久，明神宗就大肆清算張居正，隻差沒有鞭屍而已，為什麽？因為張居正死後，他的政敵紛紛上書指控張居正罪行，特別是生活驕傲奢侈的一麵。皇帝派人調查，發現其中有很多是真的。而張居正卻是在講學時口口聲聲要皇帝遵循聖人簡樸之道，這讓皇帝不得不懷疑張居正在皇帝麵前是一套，背後又是另外一套，最後對張居正的看法產生180度的變化。（詳見黃仁宇著作：萬曆十五年）(未完待續)
武則天及中宗李顯兩朝，由於崇信佛教，對興建佛寺非常熱衷，甚至很多皇親國戚，大量競賽興建佛寺與雕刻佛像，現今洛陽龍門石窟的佛像，就大多是那時候遺留下來的，雖然造就無數的曆史遺產，供後人欣賞，但對當時的老百姓而言，是一項巨大的負擔。
此外因為當和尚及尼姑不用繳納稅賦，還可以拿到信徒的布施，所以很多人雖然沒有佛教信仰也跑去出家。姚崇大概不會像阿q一樣，認為“凡是尼姑必然跟和尚通奸”甚至更惡劣的認為，“和尚摸得，我為何摸不得？”，但確實很多寺廟中的出家人不守清規，甚至藏汙納垢，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這是姚崇所想要改善的。
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姚崇上疏反對興建佛寺並要求嚴格整頓和尚尼姑的數量，在奏書中，姚崇是這麽說的：
“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壞正法！”
姚崇在這裏把他對宗教的觀念講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如果能使得百姓安居樂業的，就就是佛的化身。在奏章中他舉了四個例子，來說明信仰佛教並不保證當政者能得到好的回報。讀者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下麵我隻做簡潔說明。
佛圖澄是西域高僧。後趙石勒/石虎都很崇敬他，並建了許多佛寺，但後趙在石虎去世後很快就滅亡（亡於冉閔之手，石虎的養子）；鳩摩羅什被後秦帝姚興奉為國師，但姚興去世後，後秦迅速亡於北魏拓跋氏；北齊高澄（高歡長子）崇信佛教，在就在即將篡奪北魏帝位的前夕，被仆人刺殺；南梁開國皇帝蕭衍。到處建佛寺，傾全國之力信佛，而在侯景之亂時餓死宮城。這四個例子是用來說明帝王信奉佛教並不因此而有好的下場或回報。
其實姚崇有一個更現成的例子可以說，但我估計他不敢，這個例子就是李顯（李隆基伯父），在他當皇帝的那幾年，也一樣四處建寺廟，但李顯的下場就如前文所提到的，相比前麵四位，實在好不到哪裏去。所以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知道，為何寫曆史你最好寫古代史，而不能隨便寫現代史。特別是解放之後的曆史，因為你寫現代史，如果不小心挖了共和國的曆史上某位領導的瘡疤，那他的孝子賢孫，或是政治繼承人肯定要跳腳。為了明哲保身，絕不能隨便說，也不能隨便寫，在這一點上，古今並無太大的不同。所以“革命”尚未成功，紅小將們仍須努力啊！
無論如何。結果李隆基接受姚崇的建議，下令嚴格淘汰全國的和尚跟尼姑。針對不是真心要出家及行為不端的，強迫他（她）們不許留在寺廟，最後有一萬二千人因而還俗。
（連載更新）
如果說，以入世的精神來對待佛教隻是體現姚崇信仰的初步，處理蝗災則完全顯現出姚崇勇往直前，不畏天命也不人雲亦雲的勇者精神。
開元四年，東部地區蝗蟲成災，把所有的莊稼啃食殆盡，黃河南北的農民，逃亡一空，而地方官員，束手無策。因為傳統觀念，農民不敢撲殺蝗蟲，隻敢在農田旁空地設香案，焚香祝禱請蝗蟲離開，可以想見，這方法沒有用。姚崇於是下令捕殺蝗蟲，派禦史到各地督導，這時候，汴州刺史（州長）倪若水卻不讓禦史進入州境，並公然宣稱：“蝗蟲是天災，不是撲殺就能解決問題，隻要在上位者增進品德修養，天災自然消失；劉聰（漢趙帝國第三任皇帝，該國是五胡亂華十九國第一個建立的國家）時代，就是對蝗蟲采取撲殺掩埋的方法，結果災害更大（曆史有記載這一次蝗災，但沒有記載撲殺掩埋）”
姚崇聽到消息，十分火大，但他知道倪若水之前在中央當過高官，在地方政績也不錯，隻是比較頑固一些，對付這種人，必須要讓他心服口服，無可辯解才行，於是寫信給他，在信上用倪若水的*來對付他，信上是這麽說的：“誠如倪州長所言，劉聰本來的品德修為就不是太好，所以克製不住妖孽；但當今天子盛德，妖孽肯定無法超過其恩德。所以關鍵在地方長官，如果按你的*，是不是閣下的恩德不足，所以蝗蟲才會危害汴州？”
倪若水看到這封信，知道自己已經讓姚崇給繞進圈子裏了，如果再堅持不遵從，姚崇將信的內容一公開，自己就糗大了？所以隻好乖乖讓禦史入境，督導人民撲殺蝗蟲。
在滅蝗上，姚崇的方式是這樣的，他在奏章上說：“蝗蟲其實很怕人，所以容易驅趕，而且每塊田地都是有主人的，讓他們去救自己的田地，一定會不辭辛勞，請同意讓老百姓在夜裏燃火，蟲會被光吸引，就容易撲殺，然後把蟲焚燒，挖坎掩埋，一定能消滅蝗蟲。”
滅蝗政策實施後，取得很大的成效，雖然蝗災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因為有采取滅蝗政策，所以沒有發生大饑荒，姚崇在這件事情上，確實對人民的幫助很大。
前麵說過，在姚崇賣力演出，李隆基熱情讚助的情況下，政變的主要功臣。姚崇的政治對手們，新此時已經是“死的死，逃的逃。還有些人滾到山溝裏”，都已經遠離權力中心。
為了讓姚崇能好好做事。不讓他有後顧之憂，李隆基精心挑選了他心目中最佳二把手——盧懷慎，擔任黃門監（門下省最高長官；姚崇此時是中書省最高長官，紫徽令）。
盧懷慎最大的優點是什麽呢？他最大的作用就是沒有作用！這句話可不是我自己編的，而是我們的皇帝老子，李隆基先生說的，而且是在當事人盧懷慎先生麵前說的。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次姚崇因為兒子的喪事請了十幾天的假。政事堂的公文堆積如山，盧懷慎處理了老半天，沒有幾件事敢做裁決，束手無策，眼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隻好去稟告皇帝看該怎麽處理。（這樣的宰相我們該如何評價他？無能還是守分？端視你從哪個角度來看他）
李隆基是這麽告訴他的：“我把天下交給姚崇，而你是我們華麗的擺設，所以別緊張，該幹嘛幹嘛去，政事等姚崇回來就解決了。“
果然姚崇回來後。一下子就全部處理完畢，世界又開始正常運轉！
不過盧懷慎很有風度，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行。所以主要就扮演配合的角色，雖然外麵嘲笑他是“伴食宰相”，但是兩人的組合，效果反而出乎意料的好，而且盧懷慎很正直，多次糾舉出一些不符規範或法紀的事。開元盛世的奠造，他其實有一定的功勞。
開元四年，盧懷慎去世，臨終前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願等人。李隆基接受了。
盧懷慎去世後，接替他的人是源耀乾。雖然同樣是宰相，不過是以黃門侍郎的身份兼任。
有一次。姚崇患瘧疾，每次源耀乾來報告政事時，李隆基一聽就知道源耀乾是否請教過姚崇，通常請教過姚崇的，李隆基都會表示滿意，沒有請教過姚崇的，李隆基通常會有意見，然後就會說：“為何不請教姚崇？”源耀乾覺得這樣自己太麻煩了（可能也太丟臉了），就上奏請求，把姚崇遷到四方館（接待外國賓客的），家人也可前來侍候。姚崇認為自己患病，不適合住哪裏，想要推辭，李隆基說：“讓你住四方館，是為了帝國利益，隻恨無法讓你住在皇宮內，不用推辭！”
（連載更新）
盛極而衰，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乃是自然運行的道理。
李隆基待姚崇如此之貼心，似乎這個信任牢不可破，山可枯，海可爛，此情永不渝！是嗎？
當然不是，*帝王對大臣所講的話，不會比花花公子對女人講的話還可靠多少。
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就在李隆基對姚崇十分信任，不可或缺的同一年，一件事情的發生，讓李隆基對姚崇的信任有了改變，此時距離姚崇在開元元年擔任宰相隻有短短的三年。
前文說過，姚崇的兩個兒子光祿少卿（宮廷宴會副部長）姚彝，宗正少卿（皇族事務副部長）姚異平常就喜愛結交朋友，也經常收受外人饋贈，外麵的風評不是太好，剛開始李隆基認為是別人有意打擊姚崇，所以也不在意，甚至處罰舉發的人，但從“三人成虎”及“曾參殺人”的經驗我們可以總結，隻要講的人多了之後，再強大的信任也會動搖。所以自從李隆基的身旁陸續有人在不經意中透露出“姚二代”的劣跡後，李隆基不免也有些懷疑，甚至到後來開始懷疑姚崇是不是有意縱容或是牽涉其中。
信任就像是玻璃杯，一旦有了裂縫，也就離破裂不遠了。這時，姚崇的一個親信，紫微省（中書省）的主書趙誨，被人舉發接受胡人的賄賂，本來這算不上一件特別大的事，但李隆基突然大發雷霆，不但要求仔細調查，還親自審問。
眼看親信可能要被判重刑，姚崇不忍心，於是上疏替趙誨辯解，希望能減輕其刑責，不料奏章呈上後如石沉大海般完全沒有回應，而剛好這時候京師大赦，姚崇本以為趙誨可以獲得減刑，單獨名單公布，趙誨單獨沒有獲得減刑，被判杖一百，流放嶺南。這樣警告及暗示的味道便相當濃厚了。
至此，姚崇已經完全了解皇帝心中的不滿，他思前想後，決定急流勇退，於是斷然以年老體弱為由（姚崇本年66歲），上疏請求辭去宰相職位。李隆基雖然不無遺憾，但終究批準，姚崇免除所有職務
，隻保留開府儀同三司（散官，無具體職務，可上朝參與大臣奏事）。
那麽李隆基為什麽會轉變態度呢？
我以為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種逆反的心理，姚崇當初要求皇帝答應十大條件才接任宰相，而十大條件對皇帝來說是很大的忍耐，等於是一種君臣間的契約，對李隆基來說，為了國家好，我可以忍耐，但同樣的，你姚崇身為大臣也必須表現過人的道德情操，這樣你對我的要求才是合理的，可是我李隆基犧牲自己，做了很大的克製，卻發現你姚崇縱容兒子，縱容親信做一些不道德的事，這樣李隆基在心態上就很難忍受，必然爆發。
曆史上有一個非常相似的例子就是明神宗（萬曆皇帝）與張居正的故事。張居正是明神宗的老師，在張居正還活著的時候，明神宗非常尊敬與信任這位老師與大臣，給他幾乎相當於君王的權力，但張居正死後不久，明神宗就大肆清算張居正，隻差沒有鞭屍而已，為什麽？因為張居正死後，他的政敵紛紛上書指控張居正罪行，特別是生活驕傲奢侈的一麵。皇帝派人調查，發現其中有很多是真的。而張居正卻是在講學時口口聲聲要皇帝遵循聖人簡樸之道，這讓皇帝不得不懷疑張居正在皇帝麵前是一套，背後又是另外一套，最後對張居正的看法產生180度的變化。（詳見黃仁宇著作：萬曆十五年）(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