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種“忠”，是一種低層次的，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忠”。具體就表現為一個人能信守諾言，忠於職守。比如說一個人在生活中不輕易向人許願，但隻要答應了別人就會全力去做，即便做不到也能盡力而為。又比如一個人喜歡跳槽，動不動就從這家公司跳到那家公司。
那麽具體到馮道這個人來說，又該如何去對他進行評價？
我個人愚昧地認為，如果單從一個自然人的角度對馮道進行評價，那麽他是一個品德非常高尚的人。因為這個人對自己要求很嚴，不爭權奪利，不惹事生非，不迷戀美色，不貪圖財物。試問一下，古往今來，又有幾個人能做到這一點？
特是在馮道長達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從來就沒有去害過人，僅在這一點上，就足以令人對他肅然起敬。後世的儒家們，因為馮道曾曆仕過太多的朝代和帝王，所以攻擊他無恥，這是毫無根據的。
因為五代是中國曆史上的極亂之世，一個人要想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去，首先就要學會保護自己，那麽馮道大隱於朝，又有什麽不對？而且在當時，朝代更替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儒家”理論來講，當一個朝代滅亡了，那些忠貞之士都要為國盡忠，那麽品德高尚的人豈不都要死絕了嗎？
這對國家又有什麽好處？或者有人說，不死也可以，但是馮道不應該再去做官了，而應該選擇去做那種孤臣孽子，一個人隻要是侍奉過兩個君主就已經很無恥了，何況馮道在那麽多皇帝手下做官？
如果按這種理論來看。馮道確實是很無恥，但是也隻能在中國曆史上排到第二位，因為肯定還有一個人要比他無恥得多。這個人正好就是儒家的祖師爺——孔子。孔子生活在東周，出生在魯國。當時周天子既在，魯國也沒有滅亡，那麽孔子也隻有去為周天子或是魯國國君服務的道理，他又憑什麽去周遊列國，到處推銷自己呢？這不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所以儒家在這一點上攻擊馮道，根本就站不住任何道理。
這並不能說明他不忠，隻要他能在每一次跳槽到一家公司內。就全心全意地為這家公司工作，那麽他就是一個能忠於職守，品格高尚的人。反過來有的人一輩子隻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經常把會自己公司的情報出賣給競爭對手牟利，或者幹脆利用職務之便侵吞本公司的財物，難道這種人對這家公司也能算作是有忠心的嗎？
實際上，在馮道生活的那個年代，人們對他都是很敬仰的，評價也非常高。馮道死時是七十三歲，正好與孔子同齡。所以當時的人並不難過，反而爭相傳頌，為之而喜。明宗李嗣源評價馮道稱：“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後周宰相範質則稱：“厚德稽古（同於古聖賢），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改變），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舊五代史。馮道傳.讚》說“道之履行（行為），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字量（氣量），深得大臣之體。”
馮道在後晉年間出使契丹，耶律德光更是準備以天子禮儀迎接他。而即便是被馮道衝撞過的柴榮。對他也是非常尊重，在他死後立即將其追封為“灜王”。諡號“文懿”，可見評價之高。（
諡法中文有六意。一曰經天緯地，二曰道德博聞，三曰學勤好問，四曰慈惠愛民，五曰湣民惠禮，六曰賜民爵位。而懿有溫柔賢善之意。馮道曆仕五朝，不可能被諡為“文正”，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諡號了。）
看得出來，馮道在他生活的年代，享有著崇高的威望，在朝在野都沒有一句對他貶低的話，這跟他自身的道德修養是分不開的。然而，單從個體層麵來衡量，馮道確實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但是要把他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來衡量，馮道的所作所為又確實不是很稱職。
馮道曆仕五朝，位不離三師三公，多次出任宰相，有著巨大的威望和政治影響力，可是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又幾乎什麽都沒有去做。馮道做為一個政治家來說，非常圓滑，遇上李嗣源、柴榮這樣的明君，他就直言進諫，因為他知道麵對這樣的君主，即便是說過火了，也不會受到責怪。
而對於其他人，馮道往往一言不發，一味奉行明哲保身的原則。
比如說有一次石敬瑭以兵事谘詢他，他就回答道：“征伐之事，全仗聖心獨斷，臣本書生，像這種事，你問我也是白問。”五代之中，像李嗣源、柴榮這等明君畢竟是少數，所以馮道在多數情況下，都是用這種說詞來搪塞其餘的帝王，遇事模棱兩可，應付了事，這與他的職責和地位相比較，顯然是遠遠不足的。
中國古代，對宰相的崗位職責有著明確的規定，要上佐天子，下治百官，調和陰陽，撫化萬民，馮道對這些顯然是沒做到。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值得一提的主要有兩件事，一件是主持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雕版印刷，為推動我國文化事業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再有一件是他在後晉亡國後和耶律德光的那次對話，當時馮道任後晉的威勝軍節度使，聽說耶律德光滅晉後急忙從鄧州趕回來覲見。
耶律德光就問他：“你為什麽回來見我？”馮道回答道：“無兵無權，怎敢不來？”耶律德光又問他：“你是哪一種的老子（老頭子）？”馮道回答：“無才無德，癡頑老子。”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又問道：“世道離亂，何人救得百姓？”
馮道回答道：“即便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這一段話，成為後事儒家攻擊馮道的一個重要依據，稱他奴顏卑膝。毫無氣節。但當時的人，卻認為正是馮道的這番話，使得中原地區。活人無算。
以上兩件事，可以算作是馮道立下的兩件功勞。但是除此之外。馮道幾乎什麽也沒做過，這個就跟他的地位非常不相稱了。
馮道對此也有一些愧疚，他在《長樂老自序》中也曾寫道：“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曆職曆官。”當然，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馮道就是想去做，實際上也是不可能做到。也沒有必要對他要求過高。
總而言之，馮道還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後世那些對他不好的評價多數是沒有依據的，比如說歐陽修稱他為“無恥之尤”，
司馬光稱他為“奸臣之尤”，這種評價實在是過於苛刻了，馮道一沒賣國，二沒害民，三沒貪汙*，怎麽就成了奸臣了？這種評價隻能說明司馬光、歐陽修等人衛道心切。
這才不遺餘力地對其攻擊，不足為憑。實際上，馮道之所以能創造出這個史上最強的為官紀錄。除了靠他一貫圓滑的處世作風外，更多的還是多賴於他自身極強的道德操守，正如他在《偶作》一詩的最後幾句說道：“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
馮道死於後周顯德元年（954年）的四月十七日，這時柴榮正坐鎮潞州指揮周軍北伐北漢，所以也就顧不上回來處理他的後事。實際上，馮道的死，對柴榮所造成的影響也很有限。因為柴榮並不十分需要他。
不久之後，柴榮從北漢撤軍回到國內。便開始大搞軍事改革，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後周的軍事力量，得到了質的飛躍。然而，柴榮畢竟是一個有著雄心壯誌的帝王，他在即位後曾經說過：“朕有誌做三十年天子，十年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
這是柴榮執政的一個總綱領，也就是要用十年時間統一國家，再用十年使百姓安居樂業，最後的十年則使社會安定和諧。
這是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政治綱領，同時在這一綱領中也能很明確地看出，柴榮的理想不僅僅是將國家統一，他還要使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那麽光有軍事改革就顯然是不夠了，他還必須要進行強有力的政治改革。
搞政治改革離不開人才，柴榮為人十分開明，一即位就下詔求賢求諫，他效仿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官員凡有所見，都可以寫成表章呈上，如果對政事有所陳述，也可以請求引見麵談。所論不對，柴榮並不加罪。
如果所論確有見地，柴榮馬上就會給以升遷。而且他選拔幹部的做法，直截了當，有能力就上，沒能力就下，從來不考慮出身、履曆等無關因素。
比如他選用刀筆吏出身的魏仁浦為相，當時朝臣們都說魏仁浦出身卑微，不是經科舉上來的，不應該任其為相。但柴榮立刻就反駁道：“自古以文才武略為輔佐，豈盡由科第耶？”
於是力排眾議，將魏仁浦任命為宰相，而且在使用過程中，還是非常得力。又比如說後來柴榮親征南唐，在陣前親眼看見一人追擊敵軍，並奪槊而還，他立刻就把這員將領召至身前，授予節鉞，這名將領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大將高懷德。
像這種事情，不勝枚舉。除此之外，柴榮還多次下令臣下舉薦賢才，而且事先說明，在舉薦時不必避親。
但是這裏有個附加條件，就是在被舉薦人受官之日，要把舉主的姓名記錄下來。
一旦該人為官期間，“貪濁不任，或懦弱不理”，就要量事態輕重，連坐舉主，所以朝臣們也不敢胡亂舉薦。
柴榮在選拔人才的同時，又開始整肅綱紀。柴榮出身低微，長大以後又盡得郭威真傳，在生活上非常儉樸，力戒奢華，宮中浮浪之物一律不用。他對自己的要求都那麽嚴格，所以對貪汙*者也就更加不能容忍。
在這方麵上，柴榮同郭威比較起來還是有著很明顯的先天優勢。郭威是個開國皇帝，手下有一批開國功臣，這些人自恃功高，行起事來毫無顧忌。郭威又是個性格仁厚之人，雖然有心反腐，但是一碰到這類人等，就下不去手了。這就使郭威那一時代的反腐工作，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搞得很不徹底。
等到柴榮時代，這個問題就變得簡單多了。
柴榮是繼任的新君，沒有那麽複雜的關係網，手下的主要幹部，多數是由他一手提拔起來的，非常便於管理。
再加上柴榮的為人十分嚴厲，辦事又不講情麵，有過必究，人不敢犯禁。所以在整個五代來說，柴榮這一時代的吏治，可以說是最好的。
不過封建社會，總是有它的局限性，盡管柴榮在反腐問題上從不手軟，但是也有他對付不了的人，這個人就是他的父親柴守禮。
柴守禮是郭威之妻柴皇後的哥哥，為人非常無賴，並曾在柴皇後嫁給郭威的過程中橫加幹涉。然而郭威稱帝後，仍然看在他是自己大舅哥的份上，將其封為了“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禦史大夫”。
等柴榮即位後，又進一步加封他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官職相當顯赫。
但柴榮也知道他父親不是善類，所以升完他官後，立即勒令他退休，並把他遷往洛陽居住，不肯同他見麵。可是這個柴守禮到了洛陽之後，仍然胡作非為，橫行霸道，曾當街殺人。
柴榮知道之後，既管不了，也不可能殺他，無可奈何，隻好裝作不知道，但直到柴榮去世，都沒有承認柴守禮是他的父親。
柴榮推行改革不遺餘力，而且非常有魄力，真可以說是人擋殺人，佛擋殺佛。柴榮搞均田搞到了曲阜，連孔子的後人照樣也要交納賦稅。
孔子號稱“百世帝王師”，就連郭威當年討伐慕容彥超後，也曾專門去曲阜祭拜孔子，行跪拜之禮。但柴榮對此毫不顧忌，對他家的田稅照征不誤，足以見其行事之強項。而最能說明問題的，還要說他對佛教寺院的態度。
五代雖是極亂之世，但是也不乏淨土，這就是在那些佛教的寺院。中土佞佛由來已久，晚唐時懿宗李漼就不惜傾舉國之力，恭迎佛骨，號稱是“削軍賦而飾伽蘭，困民財而修淨業。”其後近百年間，雖然中華大地戰火紛飛，但這些寺院因為打著宗教迷信的幌子，沒人敢動。不但沒受什麽損失，勢頭反而越來越猛。(未完待續。)
那麽具體到馮道這個人來說，又該如何去對他進行評價？
我個人愚昧地認為，如果單從一個自然人的角度對馮道進行評價，那麽他是一個品德非常高尚的人。因為這個人對自己要求很嚴，不爭權奪利，不惹事生非，不迷戀美色，不貪圖財物。試問一下，古往今來，又有幾個人能做到這一點？
特是在馮道長達數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從來就沒有去害過人，僅在這一點上，就足以令人對他肅然起敬。後世的儒家們，因為馮道曾曆仕過太多的朝代和帝王，所以攻擊他無恥，這是毫無根據的。
因為五代是中國曆史上的極亂之世，一個人要想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去，首先就要學會保護自己，那麽馮道大隱於朝，又有什麽不對？而且在當時，朝代更替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儒家”理論來講，當一個朝代滅亡了，那些忠貞之士都要為國盡忠，那麽品德高尚的人豈不都要死絕了嗎？
這對國家又有什麽好處？或者有人說，不死也可以，但是馮道不應該再去做官了，而應該選擇去做那種孤臣孽子，一個人隻要是侍奉過兩個君主就已經很無恥了，何況馮道在那麽多皇帝手下做官？
如果按這種理論來看。馮道確實是很無恥，但是也隻能在中國曆史上排到第二位，因為肯定還有一個人要比他無恥得多。這個人正好就是儒家的祖師爺——孔子。孔子生活在東周，出生在魯國。當時周天子既在，魯國也沒有滅亡，那麽孔子也隻有去為周天子或是魯國國君服務的道理，他又憑什麽去周遊列國，到處推銷自己呢？這不是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所以儒家在這一點上攻擊馮道，根本就站不住任何道理。
這並不能說明他不忠，隻要他能在每一次跳槽到一家公司內。就全心全意地為這家公司工作，那麽他就是一個能忠於職守，品格高尚的人。反過來有的人一輩子隻在一家公司工作，但是經常把會自己公司的情報出賣給競爭對手牟利，或者幹脆利用職務之便侵吞本公司的財物，難道這種人對這家公司也能算作是有忠心的嗎？
實際上，在馮道生活的那個年代，人們對他都是很敬仰的，評價也非常高。馮道死時是七十三歲，正好與孔子同齡。所以當時的人並不難過，反而爭相傳頌，為之而喜。明宗李嗣源評價馮道稱：“不以素貴介懷。真士大夫也。”
後周宰相範質則稱：“厚德稽古（同於古聖賢），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改變），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舊五代史。馮道傳.讚》說“道之履行（行為），鬱有古人之風；道之字量（氣量），深得大臣之體。”
馮道在後晉年間出使契丹，耶律德光更是準備以天子禮儀迎接他。而即便是被馮道衝撞過的柴榮。對他也是非常尊重，在他死後立即將其追封為“灜王”。諡號“文懿”，可見評價之高。（
諡法中文有六意。一曰經天緯地，二曰道德博聞，三曰學勤好問，四曰慈惠愛民，五曰湣民惠禮，六曰賜民爵位。而懿有溫柔賢善之意。馮道曆仕五朝，不可能被諡為“文正”，這是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諡號了。）
看得出來，馮道在他生活的年代，享有著崇高的威望，在朝在野都沒有一句對他貶低的話，這跟他自身的道德修養是分不開的。然而，單從個體層麵來衡量，馮道確實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但是要把他上升到政治家的高度來衡量，馮道的所作所為又確實不是很稱職。
馮道曆仕五朝，位不離三師三公，多次出任宰相，有著巨大的威望和政治影響力，可是他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又幾乎什麽都沒有去做。馮道做為一個政治家來說，非常圓滑，遇上李嗣源、柴榮這樣的明君，他就直言進諫，因為他知道麵對這樣的君主，即便是說過火了，也不會受到責怪。
而對於其他人，馮道往往一言不發，一味奉行明哲保身的原則。
比如說有一次石敬瑭以兵事谘詢他，他就回答道：“征伐之事，全仗聖心獨斷，臣本書生，像這種事，你問我也是白問。”五代之中，像李嗣源、柴榮這等明君畢竟是少數，所以馮道在多數情況下，都是用這種說詞來搪塞其餘的帝王，遇事模棱兩可，應付了事，這與他的職責和地位相比較，顯然是遠遠不足的。
中國古代，對宰相的崗位職責有著明確的規定，要上佐天子，下治百官，調和陰陽，撫化萬民，馮道對這些顯然是沒做到。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值得一提的主要有兩件事，一件是主持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雕版印刷，為推動我國文化事業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再有一件是他在後晉亡國後和耶律德光的那次對話，當時馮道任後晉的威勝軍節度使，聽說耶律德光滅晉後急忙從鄧州趕回來覲見。
耶律德光就問他：“你為什麽回來見我？”馮道回答道：“無兵無權，怎敢不來？”耶律德光又問他：“你是哪一種的老子（老頭子）？”馮道回答：“無才無德，癡頑老子。”耶律德光哈哈大笑，又問道：“世道離亂，何人救得百姓？”
馮道回答道：“即便佛祖出世也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這一段話，成為後事儒家攻擊馮道的一個重要依據，稱他奴顏卑膝。毫無氣節。但當時的人，卻認為正是馮道的這番話，使得中原地區。活人無算。
以上兩件事，可以算作是馮道立下的兩件功勞。但是除此之外。馮道幾乎什麽也沒做過，這個就跟他的地位非常不相稱了。
馮道對此也有一些愧疚，他在《長樂老自序》中也曾寫道：“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曆職曆官。”當然，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馮道就是想去做，實際上也是不可能做到。也沒有必要對他要求過高。
總而言之，馮道還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後世那些對他不好的評價多數是沒有依據的，比如說歐陽修稱他為“無恥之尤”，
司馬光稱他為“奸臣之尤”，這種評價實在是過於苛刻了，馮道一沒賣國，二沒害民，三沒貪汙*，怎麽就成了奸臣了？這種評價隻能說明司馬光、歐陽修等人衛道心切。
這才不遺餘力地對其攻擊，不足為憑。實際上，馮道之所以能創造出這個史上最強的為官紀錄。除了靠他一貫圓滑的處世作風外，更多的還是多賴於他自身極強的道德操守，正如他在《偶作》一詩的最後幾句說道：“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
馮道死於後周顯德元年（954年）的四月十七日，這時柴榮正坐鎮潞州指揮周軍北伐北漢，所以也就顧不上回來處理他的後事。實際上，馮道的死，對柴榮所造成的影響也很有限。因為柴榮並不十分需要他。
不久之後，柴榮從北漢撤軍回到國內。便開始大搞軍事改革，僅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後周的軍事力量，得到了質的飛躍。然而，柴榮畢竟是一個有著雄心壯誌的帝王，他在即位後曾經說過：“朕有誌做三十年天子，十年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
這是柴榮執政的一個總綱領，也就是要用十年時間統一國家，再用十年使百姓安居樂業，最後的十年則使社會安定和諧。
這是一個非常振奮人心的政治綱領，同時在這一綱領中也能很明確地看出，柴榮的理想不僅僅是將國家統一，他還要使老百姓過上幸福生活。那麽光有軍事改革就顯然是不夠了，他還必須要進行強有力的政治改革。
搞政治改革離不開人才，柴榮為人十分開明，一即位就下詔求賢求諫，他效仿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官員凡有所見，都可以寫成表章呈上，如果對政事有所陳述，也可以請求引見麵談。所論不對，柴榮並不加罪。
如果所論確有見地，柴榮馬上就會給以升遷。而且他選拔幹部的做法，直截了當，有能力就上，沒能力就下，從來不考慮出身、履曆等無關因素。
比如他選用刀筆吏出身的魏仁浦為相，當時朝臣們都說魏仁浦出身卑微，不是經科舉上來的，不應該任其為相。但柴榮立刻就反駁道：“自古以文才武略為輔佐，豈盡由科第耶？”
於是力排眾議，將魏仁浦任命為宰相，而且在使用過程中，還是非常得力。又比如說後來柴榮親征南唐，在陣前親眼看見一人追擊敵軍，並奪槊而還，他立刻就把這員將領召至身前，授予節鉞，這名將領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大將高懷德。
像這種事情，不勝枚舉。除此之外，柴榮還多次下令臣下舉薦賢才，而且事先說明，在舉薦時不必避親。
但是這裏有個附加條件，就是在被舉薦人受官之日，要把舉主的姓名記錄下來。
一旦該人為官期間，“貪濁不任，或懦弱不理”，就要量事態輕重，連坐舉主，所以朝臣們也不敢胡亂舉薦。
柴榮在選拔人才的同時，又開始整肅綱紀。柴榮出身低微，長大以後又盡得郭威真傳，在生活上非常儉樸，力戒奢華，宮中浮浪之物一律不用。他對自己的要求都那麽嚴格，所以對貪汙*者也就更加不能容忍。
在這方麵上，柴榮同郭威比較起來還是有著很明顯的先天優勢。郭威是個開國皇帝，手下有一批開國功臣，這些人自恃功高，行起事來毫無顧忌。郭威又是個性格仁厚之人，雖然有心反腐，但是一碰到這類人等，就下不去手了。這就使郭威那一時代的反腐工作，總是雷聲大、雨點小，搞得很不徹底。
等到柴榮時代，這個問題就變得簡單多了。
柴榮是繼任的新君，沒有那麽複雜的關係網，手下的主要幹部，多數是由他一手提拔起來的，非常便於管理。
再加上柴榮的為人十分嚴厲，辦事又不講情麵，有過必究，人不敢犯禁。所以在整個五代來說，柴榮這一時代的吏治，可以說是最好的。
不過封建社會，總是有它的局限性，盡管柴榮在反腐問題上從不手軟，但是也有他對付不了的人，這個人就是他的父親柴守禮。
柴守禮是郭威之妻柴皇後的哥哥，為人非常無賴，並曾在柴皇後嫁給郭威的過程中橫加幹涉。然而郭威稱帝後，仍然看在他是自己大舅哥的份上，將其封為了“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禦史大夫”。
等柴榮即位後，又進一步加封他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官職相當顯赫。
但柴榮也知道他父親不是善類，所以升完他官後，立即勒令他退休，並把他遷往洛陽居住，不肯同他見麵。可是這個柴守禮到了洛陽之後，仍然胡作非為，橫行霸道，曾當街殺人。
柴榮知道之後，既管不了，也不可能殺他，無可奈何，隻好裝作不知道，但直到柴榮去世，都沒有承認柴守禮是他的父親。
柴榮推行改革不遺餘力，而且非常有魄力，真可以說是人擋殺人，佛擋殺佛。柴榮搞均田搞到了曲阜，連孔子的後人照樣也要交納賦稅。
孔子號稱“百世帝王師”，就連郭威當年討伐慕容彥超後，也曾專門去曲阜祭拜孔子，行跪拜之禮。但柴榮對此毫不顧忌，對他家的田稅照征不誤，足以見其行事之強項。而最能說明問題的，還要說他對佛教寺院的態度。
五代雖是極亂之世，但是也不乏淨土，這就是在那些佛教的寺院。中土佞佛由來已久，晚唐時懿宗李漼就不惜傾舉國之力，恭迎佛骨，號稱是“削軍賦而飾伽蘭，困民財而修淨業。”其後近百年間，雖然中華大地戰火紛飛，但這些寺院因為打著宗教迷信的幌子，沒人敢動。不但沒受什麽損失，勢頭反而越來越猛。(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