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是戶部、度支、鹽鐵三個財政部門的統稱。唐代這三個部門各自設有長官，分別掌管賦稅征調、財政收支、鹽鐵之利，對判三司事的宰相負責。大唐天佑三年（906年），昭宣帝將朱溫任命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製置使，這是三司使之名的第一次出現，但朱溫並未接受。
第二年，朱溫篡唐，曆史步入了五代，隨後朱溫建立建昌院，使其執掌天下錢糧、鹽鐵、度支等事，以養子博王朱友文判院事，這可以看作是三司使的前身。李存勖滅梁後，廢建昌院，先置國計使，隨後又將三司事務歸於租庸使之下，但仍沒有給三司使正式定名。
直到後唐明宗長興元年（930年），李嗣源第一次將這三個部門統一起來，任命張延朗為三司使，從此三司職權合而為一，成為了全國最高財政長官，並直接對皇帝負責。三司使因為掌握著全國的財政大權，所以地位非常高，成為朝中僅次於宰相和樞密使的要員，被稱為次相或亞相。
三司使的出現是五代官製的一項重大突破，其餘中央官員，基本沿用唐製。而在地方上，五代也基本沿用了唐朝製度，實行方鎮、州、縣三級管理製度，不再一一贅述，下麵簡單介紹一下軍隊係統。
五代軍隊主體可分為禁軍和地方軍兩類。地方軍是各地藩鎮統屬的軍隊，負有對外防禦及穩定地方的責任，也有協同禁軍作戰的義務。
不過由於唐末以來，節度使權力過大，地方軍隊都是由節度使招募而來，所以直接聽命於節度使。地方軍隊的統帥為節度使。下設押衙、虞候、兵馬使等將佐，
其規模大小取決於藩鎮的大小以及財力的強弱。五代中前期，藩鎮勢力極為強大。曾多次對中央構成威脅，到後晉年間。雖然也時有叛亂發生，但破壞程度開始減弱。而柴榮在高平大戰獲勝後，已經基本將這種形勢扭轉過來。
五代的禁軍係統要從後梁說起。朱溫篡唐時，雖然名義上兼領二十一道，但實際上歸他直屬的隻有宣武（汴州）、宣義（滑州）、天平（鄆州）、護國（蒲州）四鎮兵馬，他就以這四鎮兵馬建立禁軍，最初稱“元從親軍”，並以元從都押衙劉鄩為都指揮使。其後隨著兵力增多。
朱溫因循唐製，於次年建立左右龍虎、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左右天興、左右廣勝、左右龍驤等軍，為六軍十二衛，以親王為軍使，以重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其中最為核心的那支“元從親軍”改稱為“侍衛親軍”，這是侍衛親軍在五代的第一次出現。
後梁禁軍中又分馬步軍，各設馬步軍都指揮使一名，也稱統軍。從統軍開始，向下為“廂、軍、指揮、都”等編製序列，如某統軍下分左右廂、某廂下分第幾軍。某軍下分若幹指揮，某指揮下設若幹都，到“都”這一級就是最低編製了。大約在一百人左右。當然也有特例，如南漢末年專為下海采珠而設立的“媚川都”，就有八千人的編製。
李存勖滅梁後，將崇政院撤消，建樞密院，主管軍國大事，但不統軍。軍隊的最高統帥仍為蕃漢馬步總管，此時該職由兼領幽州節度使的名將李存審擔任。侍衛親軍也被撤消，李存勖在原有親軍“帳前銀槍都”的基礎上自建“從馬直”作為天子親軍。但是到了李嗣源稱帝後。由於此前他已接任李存審為蕃漢馬步總管，所以在登基之後就撤消了這一官職。並在次年重設了侍衛親軍。此後侍衛親軍司就逐漸發展起來。
到了後晉年間，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被升為最高統兵官。統領全部禁軍，設都指揮使一名，下設副都指揮、都虞候各一名。侍衛親軍又分馬、步軍，建製與上級單位相同，下分左右廂，皆有軍號，廂下分軍，下分若幹指揮、若幹都。
到這個時候，侍衛親軍司已經成為了統領全國禁軍的正式機構，而且侍衛親軍的規模的擴大，已經開始擔負起更多的責任，不但要戍守京城、征討叛亂，甚至要出鎮地方，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力也逐漸的加強了，而六軍諸衛製也因此正式退出了曆史的舞台。
後漢年代較短，基本上因循晉製，當時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已身在顧命大臣之列，職權越來越重，那麽就有必要對這一機構進行製衡，所以到了後周年間，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禁軍係統，即“殿前司”。
關於殿前司的起源，曆來說法不一，宋人葉夢得稱：“殿前軍起於周世宗”。這個說法顯然有誤，因為根據《資治通鑒》記載，郭威在臨死前，特意將殿前軍都指揮使李重進找來參拜柴榮，這說明早在柴榮繼位之前就已經有了這個機構。
而近代有學者認為殿前軍起源於後晉年間甚至更早，因為在史料中曾見過“天福（後晉年號）初，累遣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揮都虞侯”這樣的記錄，但實際上，
即便類似史料記載無誤，或是真有類似官職存在，但似乎也很難得出殿前軍早在後周前就存在的結論，因為在晉、漢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找不到有朝廷大規模征調殿前軍的記錄。
如果殿前軍真是作為高級別禁軍建製單位存在的話，在那個戰亂多發的年代，不太可能留不下證據。以此推測，殿前軍的真正設立，很有可能是在郭威時代中後期，而成熟期則必然是在柴榮時代。
柴榮繼位後，後周即遭北漢入侵，柴榮率軍禦駕親征，隨後爆發高平大戰，這其中就有殿前軍的參與，應該能斷定此時的殿前軍，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規模。
高平大戰勝利後，柴榮趁機下詔“廣募天下勇士，不問來曆，由各州縣直接送往開封。編為殿前諸班。”編成了一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優良部隊，至此。殿前軍軍威大振。
殿前軍起先設都指揮使一名，後改為殿前都點檢，其下設副都指揮使（空缺）、都虞候各一名，再分各軍指揮使，與侍衛親軍基本相同。
首任殿前都點檢由郭威的女婿張永德擔任，列班在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之下。但由於當時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是郭威的外甥，是與柴榮爭奪皇位的有力競爭者，所以柴榮對他有所猜忌。進而通過扶持張永德的勢力而打壓李重進，使張永德在軍中的地位急劇攀升。
可是到了公元959年，柴榮在北伐契丹的過程中突然生病，不得已隻好撤軍，不想卻在撤軍途中撿到一塊“點檢作”的牌子（此事存疑），於是匆忙決定罷掉了張永德的殿前都點檢，轉由時任殿前都指揮使的趙匡胤接任。當年六月十九日，柴榮病逝。次年正月，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五代亂世從此成為了曆史。
馮道身經後唐、後晉、大遼、後漢、後周等五個王朝。服侍過李存勖、李嗣源、李從厚、李從珂、石敬瑭、石崇貴、耶律德光、劉知遠、劉承佑、郭威、柴榮等十一個帝王，其中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李從珂本姓王。再加上李、石、耶律、劉、郭、柴等六個姓氏，所以馮道又被人稱作是“八姓家奴”。
除此之外，馮道還曾在劉守光所建的大燕政權中擔任過參軍，但這是一個偽政權，而且馮道當時地位也不顯赫，所以也就不給與計算了。
馮道從幽州逃往河東後，最早是被李存勖任命為掌書記，李存勖稱帝之後，又將馮道任命為翰林學士。使他成為了國家的高級領導人之一。
而當李嗣源稱帝後，馮道被任命為宰相。此後數十年間，馮道便像一塊巨石一般。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始終穩穩地坐鎮在曆朝曆代的政治漩渦中心，國家興亡、朝代更替，好像完全跟他沒有一點關係，也無法對他造成半點的影響。
馮道的這種經曆，堪稱是空前絕後，套用一句現代語來形容，就是“他成為了當時宦海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然而正因如此，也使馮道成為其後一千年裏，曆朝曆代的知識分子集體攻擊、謾罵、詆毀的最佳目標。
出現這種情況也不奇怪，因為在馮道之後的一千餘年裏，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整個中國的知識分子集團，就集體走入了一個怪圈，主要表現就是奴性十足，甘以奴才自居，並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同時這些知識分子們，又不斷地為自己的這種奴隸理論獻計獻策、舔磚加瓦，使其擁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體係和行為規範。
凡是與他們這套理論發生衝突的，其思想都是異端邪說，其行為則是天理難容，其後果必將是天誅地滅。
這些知識分子既然很自覺的要以奴才自居，當然要不斷地向主人表示忠心，那麽最好的方式當然也就是用打擊別人的方式，來抬高自己，所以有著這麽複雜經曆的馮道，自然就成為了他們的最佳攻擊目標了。
司馬光在評價馮道時，開口就說：“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接著又說：“一個女人，要是嫁過兩個丈夫，就是容貌再美，手工再巧，也不值得人尊重；一個臣子，要是侍奉過兩個君主，就算再有才幹、再有謀略、治理國家取得了多麽輝煌的成就，也不值得人去稱道，這就是因為他們的大節已虧。”
司馬光是一個學識非常淵博，人品非常端正，同時也是為曆史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人，不管在他的生前還是死後都非常受人尊重，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問的。然而他在被洗腦之後說出的這番話確實很愚昧。按照他這套理論，一個女人隻要是嫁了人，不管她的丈夫是好是歹，也不管他們在一起生活幸不幸福，這個女人就隻能跟這個男人過一輩子了。
不管這個男人是一天打她八遍也好，還是在外麵**了一百個情婦也好，甚至是沒等她過門，這個男人就死了，這個女人都不能改嫁，否則就是大節虧了，再好也不值得人去尊敬。那麽我不禁也想很愚昧地問一句：“這到底是憑什麽呀？”
再說“忠臣不事二君”這句，更加可笑。一個知識分子，十年苦讀，一朝入仕，碰見一個賢明的君主，就幫著他治理國家。碰見一個昏君、暴君，或者為虎作倀，或者辭官不做。那麽國家要這種知識分子究竟有什麽用處？或者既然抱著這種態度去做官，那還用去學什麽知識？
這種愚昧甚至是吃人的理論，現在看來是非常可笑的，但在當時還是很有市場，幾乎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對此深信不疑。
實際上，一個國家是當然是需要有一大批品德高尚的忠貞之士，而做為一個人也應該以“忠”字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問的，但這絕對不是儒家所提倡的，那種完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辨明是非的愚忠。
我個人愚昧地認為，“忠”可以分為兩種不同形式的“忠”，一種是高層次的，是以絕對的正義、真理，以及自己崇高信仰為依據的“忠”，這是一種神聖的“忠”。為了他，即便是獻出生命或者是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也在所不惜。
比如說在二戰期間，有個叫施道芬堡的德國人，為了能使戰爭早一天結束，曾冒死刺殺希特勒。他的這個行為，不但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已經背叛了他的國家和民族。
然而，這個時候施道芬堡的國家和民族正在侵害正義、真理以及全體人類的幸福，這就與他一直忠於的信仰發生了嚴重的衝突。那麽施道芬堡能在這個時候，選擇忠於自己的信仰，他的行為就是光榮的，以及無比高尚的。(未完待續。)
第二年，朱溫篡唐，曆史步入了五代，隨後朱溫建立建昌院，使其執掌天下錢糧、鹽鐵、度支等事，以養子博王朱友文判院事，這可以看作是三司使的前身。李存勖滅梁後，廢建昌院，先置國計使，隨後又將三司事務歸於租庸使之下，但仍沒有給三司使正式定名。
直到後唐明宗長興元年（930年），李嗣源第一次將這三個部門統一起來，任命張延朗為三司使，從此三司職權合而為一，成為了全國最高財政長官，並直接對皇帝負責。三司使因為掌握著全國的財政大權，所以地位非常高，成為朝中僅次於宰相和樞密使的要員，被稱為次相或亞相。
三司使的出現是五代官製的一項重大突破，其餘中央官員，基本沿用唐製。而在地方上，五代也基本沿用了唐朝製度，實行方鎮、州、縣三級管理製度，不再一一贅述，下麵簡單介紹一下軍隊係統。
五代軍隊主體可分為禁軍和地方軍兩類。地方軍是各地藩鎮統屬的軍隊，負有對外防禦及穩定地方的責任，也有協同禁軍作戰的義務。
不過由於唐末以來，節度使權力過大，地方軍隊都是由節度使招募而來，所以直接聽命於節度使。地方軍隊的統帥為節度使。下設押衙、虞候、兵馬使等將佐，
其規模大小取決於藩鎮的大小以及財力的強弱。五代中前期，藩鎮勢力極為強大。曾多次對中央構成威脅，到後晉年間。雖然也時有叛亂發生，但破壞程度開始減弱。而柴榮在高平大戰獲勝後，已經基本將這種形勢扭轉過來。
五代的禁軍係統要從後梁說起。朱溫篡唐時，雖然名義上兼領二十一道，但實際上歸他直屬的隻有宣武（汴州）、宣義（滑州）、天平（鄆州）、護國（蒲州）四鎮兵馬，他就以這四鎮兵馬建立禁軍，最初稱“元從親軍”，並以元從都押衙劉鄩為都指揮使。其後隨著兵力增多。
朱溫因循唐製，於次年建立左右龍虎、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左右天興、左右廣勝、左右龍驤等軍，為六軍十二衛，以親王為軍使，以重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其中最為核心的那支“元從親軍”改稱為“侍衛親軍”，這是侍衛親軍在五代的第一次出現。
後梁禁軍中又分馬步軍，各設馬步軍都指揮使一名，也稱統軍。從統軍開始，向下為“廂、軍、指揮、都”等編製序列，如某統軍下分左右廂、某廂下分第幾軍。某軍下分若幹指揮，某指揮下設若幹都，到“都”這一級就是最低編製了。大約在一百人左右。當然也有特例，如南漢末年專為下海采珠而設立的“媚川都”，就有八千人的編製。
李存勖滅梁後，將崇政院撤消，建樞密院，主管軍國大事，但不統軍。軍隊的最高統帥仍為蕃漢馬步總管，此時該職由兼領幽州節度使的名將李存審擔任。侍衛親軍也被撤消，李存勖在原有親軍“帳前銀槍都”的基礎上自建“從馬直”作為天子親軍。但是到了李嗣源稱帝後。由於此前他已接任李存審為蕃漢馬步總管，所以在登基之後就撤消了這一官職。並在次年重設了侍衛親軍。此後侍衛親軍司就逐漸發展起來。
到了後晉年間，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被升為最高統兵官。統領全部禁軍，設都指揮使一名，下設副都指揮、都虞候各一名。侍衛親軍又分馬、步軍，建製與上級單位相同，下分左右廂，皆有軍號，廂下分軍，下分若幹指揮、若幹都。
到這個時候，侍衛親軍司已經成為了統領全國禁軍的正式機構，而且侍衛親軍的規模的擴大，已經開始擔負起更多的責任，不但要戍守京城、征討叛亂，甚至要出鎮地方，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力也逐漸的加強了，而六軍諸衛製也因此正式退出了曆史的舞台。
後漢年代較短，基本上因循晉製，當時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已身在顧命大臣之列，職權越來越重，那麽就有必要對這一機構進行製衡，所以到了後周年間，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禁軍係統，即“殿前司”。
關於殿前司的起源，曆來說法不一，宋人葉夢得稱：“殿前軍起於周世宗”。這個說法顯然有誤，因為根據《資治通鑒》記載，郭威在臨死前，特意將殿前軍都指揮使李重進找來參拜柴榮，這說明早在柴榮繼位之前就已經有了這個機構。
而近代有學者認為殿前軍起源於後晉年間甚至更早，因為在史料中曾見過“天福（後晉年號）初，累遣奉德軍校，再轉殿前散指揮都虞侯”這樣的記錄，但實際上，
即便類似史料記載無誤，或是真有類似官職存在，但似乎也很難得出殿前軍早在後周前就存在的結論，因為在晉、漢所有重大事件中，都找不到有朝廷大規模征調殿前軍的記錄。
如果殿前軍真是作為高級別禁軍建製單位存在的話，在那個戰亂多發的年代，不太可能留不下證據。以此推測，殿前軍的真正設立，很有可能是在郭威時代中後期，而成熟期則必然是在柴榮時代。
柴榮繼位後，後周即遭北漢入侵，柴榮率軍禦駕親征，隨後爆發高平大戰，這其中就有殿前軍的參與，應該能斷定此時的殿前軍，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規模。
高平大戰勝利後，柴榮趁機下詔“廣募天下勇士，不問來曆，由各州縣直接送往開封。編為殿前諸班。”編成了一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的優良部隊，至此。殿前軍軍威大振。
殿前軍起先設都指揮使一名，後改為殿前都點檢，其下設副都指揮使（空缺）、都虞候各一名，再分各軍指揮使，與侍衛親軍基本相同。
首任殿前都點檢由郭威的女婿張永德擔任，列班在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之下。但由於當時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是郭威的外甥，是與柴榮爭奪皇位的有力競爭者，所以柴榮對他有所猜忌。進而通過扶持張永德的勢力而打壓李重進，使張永德在軍中的地位急劇攀升。
可是到了公元959年，柴榮在北伐契丹的過程中突然生病，不得已隻好撤軍，不想卻在撤軍途中撿到一塊“點檢作”的牌子（此事存疑），於是匆忙決定罷掉了張永德的殿前都點檢，轉由時任殿前都指揮使的趙匡胤接任。當年六月十九日，柴榮病逝。次年正月，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五代亂世從此成為了曆史。
馮道身經後唐、後晉、大遼、後漢、後周等五個王朝。服侍過李存勖、李嗣源、李從厚、李從珂、石敬瑭、石崇貴、耶律德光、劉知遠、劉承佑、郭威、柴榮等十一個帝王，其中李嗣源本名“邈佶烈”，李從珂本姓王。再加上李、石、耶律、劉、郭、柴等六個姓氏，所以馮道又被人稱作是“八姓家奴”。
除此之外，馮道還曾在劉守光所建的大燕政權中擔任過參軍，但這是一個偽政權，而且馮道當時地位也不顯赫，所以也就不給與計算了。
馮道從幽州逃往河東後，最早是被李存勖任命為掌書記，李存勖稱帝之後，又將馮道任命為翰林學士。使他成為了國家的高級領導人之一。
而當李嗣源稱帝後，馮道被任命為宰相。此後數十年間，馮道便像一塊巨石一般。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始終穩穩地坐鎮在曆朝曆代的政治漩渦中心，國家興亡、朝代更替，好像完全跟他沒有一點關係，也無法對他造成半點的影響。
馮道的這種經曆，堪稱是空前絕後，套用一句現代語來形容，就是“他成為了當時宦海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然而正因如此，也使馮道成為其後一千年裏，曆朝曆代的知識分子集體攻擊、謾罵、詆毀的最佳目標。
出現這種情況也不奇怪，因為在馮道之後的一千餘年裏，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整個中國的知識分子集團，就集體走入了一個怪圈，主要表現就是奴性十足，甘以奴才自居，並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同時這些知識分子們，又不斷地為自己的這種奴隸理論獻計獻策、舔磚加瓦，使其擁有了一套非常完整的思想體係和行為規範。
凡是與他們這套理論發生衝突的，其思想都是異端邪說，其行為則是天理難容，其後果必將是天誅地滅。
這些知識分子既然很自覺的要以奴才自居，當然要不斷地向主人表示忠心，那麽最好的方式當然也就是用打擊別人的方式，來抬高自己，所以有著這麽複雜經曆的馮道，自然就成為了他們的最佳攻擊目標了。
司馬光在評價馮道時，開口就說：“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接著又說：“一個女人，要是嫁過兩個丈夫，就是容貌再美，手工再巧，也不值得人尊重；一個臣子，要是侍奉過兩個君主，就算再有才幹、再有謀略、治理國家取得了多麽輝煌的成就，也不值得人去稱道，這就是因為他們的大節已虧。”
司馬光是一個學識非常淵博，人品非常端正，同時也是為曆史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人，不管在他的生前還是死後都非常受人尊重，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問的。然而他在被洗腦之後說出的這番話確實很愚昧。按照他這套理論，一個女人隻要是嫁了人，不管她的丈夫是好是歹，也不管他們在一起生活幸不幸福，這個女人就隻能跟這個男人過一輩子了。
不管這個男人是一天打她八遍也好，還是在外麵**了一百個情婦也好，甚至是沒等她過門，這個男人就死了，這個女人都不能改嫁，否則就是大節虧了，再好也不值得人去尊敬。那麽我不禁也想很愚昧地問一句：“這到底是憑什麽呀？”
再說“忠臣不事二君”這句，更加可笑。一個知識分子，十年苦讀，一朝入仕，碰見一個賢明的君主，就幫著他治理國家。碰見一個昏君、暴君，或者為虎作倀，或者辭官不做。那麽國家要這種知識分子究竟有什麽用處？或者既然抱著這種態度去做官，那還用去學什麽知識？
這種愚昧甚至是吃人的理論，現在看來是非常可笑的，但在當時還是很有市場，幾乎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對此深信不疑。
實際上，一個國家是當然是需要有一大批品德高尚的忠貞之士，而做為一個人也應該以“忠”字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一點是沒有任何疑問的，但這絕對不是儒家所提倡的，那種完全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辨明是非的愚忠。
我個人愚昧地認為，“忠”可以分為兩種不同形式的“忠”，一種是高層次的，是以絕對的正義、真理，以及自己崇高信仰為依據的“忠”，這是一種神聖的“忠”。為了他，即便是獻出生命或者是背叛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也在所不惜。
比如說在二戰期間，有個叫施道芬堡的德國人，為了能使戰爭早一天結束，曾冒死刺殺希特勒。他的這個行為，不但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已經背叛了他的國家和民族。
然而，這個時候施道芬堡的國家和民族正在侵害正義、真理以及全體人類的幸福，這就與他一直忠於的信仰發生了嚴重的衝突。那麽施道芬堡能在這個時候，選擇忠於自己的信仰，他的行為就是光榮的，以及無比高尚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