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規範不僅是一種主觀價值判斷，而是本身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要求。規範本身是實證的，實證本身是規範的。二者不存在並列的、外在的關係，因而也不存在誰補充誰的問題。在對稱經濟學中，經濟理論的規範性決定實證性，也決定其予測能力——予測能力不過是實證性的環節，但不是唯一環節——操作性也是實證性的必要環節。
關鍵詞：實證性 規範性 操作性 事實 邏輯 價值
登高望遠 規範與實證：邏輯關係是曆史關係的縮影
邏輯與曆史是一致的，邏輯關係是曆史關係的縮影，實證經濟學轉化為規範經濟學的邏輯必然性，應該通過信息經濟向知識經濟、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轉化的曆史必然性來說明。
規範經濟學的方法是邏輯與曆史相一致的方法，邏輯與曆史相一致就是用邏輯來說明曆史，用曆史來說明邏輯。
在本體論領域，實證性包含了規範性。但在社會科學領域，規範性則包含了實證性。由於本體論包含了曆史觀，所以總體上仍然實證性包含了規範性。本體論中的實證性包含規範性，就是通過社會科學領域中規範性包含實證性表現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環節。因此，同一性與鬥爭性的關係問題，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合作與競爭的關係問題，雖然在經濟學中屬於規範的範疇，但同它們在本體領域屬於實證的範疇並不矛盾。把合作看成是規範的，把競爭看成是實證的；把合作看成是非理性的，把競爭看成是理性的，沒有科學依據。
把價值關係從人與自然的關係延伸到人與人的關係，把道德關係從人與人關係延伸到人與自然的關係，經濟與道德，經濟學與倫理學就是重合的。當然，二者的合一有一個過程。隻有從分散的小商品經濟發展到大工業生產，從市場經濟以競爭為主發展到以合作為主，經濟學才能從唯科學主義發展到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統一，經濟與道德、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範性才能得到統一。
配置經濟與再生經濟、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之間的關係不僅是空間上、邏輯上並列的關係，而且是時間上前後交替的關係：配置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是工業經濟的產物，而再生經濟與規範經濟學則是知識經濟的結晶。配置經濟與實證經濟學、再生經濟與規範經濟學之間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在配置經濟時代，規範經濟學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災害來臨時，僅僅在有限資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經濟學“理性人”、“經濟人”的自利性原則；人與人之間隻有互相幫助，才能共度難關，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去換取別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間並不是人的意識形態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應在起作用。在這裏，有限資源的配置過程就顯示了經濟學的規範性、道德性。這根本上是由於，純粹的配置不存在，配置過程也是再生過程——是價值再生過程，最起碼是道德價值再生過程。
製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並非從來就有也非一成不變的。在商品經濟早期，製度變遷的作用並不明顯；這時自由競爭與交通工具改進的作用占主導。這也就是為什麽這時期自由主義經濟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場經濟時期，隨著經濟的主體化、係統化，迫切需要用上層（包括國家、製度、法律、規則）的作用來整合下層，使無序的經濟活動有序化，分散的經濟活動全息化、規模化，這時製度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導。製度變遷的背後，是生產方式的變遷。如果看不到製度變遷背後的生產方式變遷，把製度變遷凝固，是用非曆史的方法研究曆史。這既不是規範的方法，也不是實證的方法。
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的關係，實際上也就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與知識經濟學的關係。
應該把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的邏輯關係，放在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信息經濟與知識經濟的曆史關係中考察——邏輯與曆史是一致的，邏輯關係是曆史關係的縮影，實證經濟學轉化為規範經濟學的邏輯必然性，應該通過信息經濟向知識經濟、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轉化的曆史必然性來說明。隻有這樣，才能理解為什麽隻有規範的才是實證的；而自我標榜“實證”的經濟學則往往更像盲人摸象。
人類經濟增長方式從信息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市場經濟從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發展，也就是從無序經濟向有序經濟、不規範經濟向規範經濟、自由經濟向法製經濟轉變的過程。在信息經濟時代，信息在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學是實證的；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在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學是規範的。規範經濟學要求用知識主導信息，用宏觀經濟主導微觀經濟，用對策主導博弈，用對稱主導均衡，用人的主體性主導客體性，用人的積極的主動的理性行為來引導、化解不確定性。這是實證經濟學向規範經濟學轉變的時代背景。這說明，雖然目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仍然崇尚實證經濟學、迄今實證經濟學占主流、而規範經濟學暫時還曲高和寡，但規範經濟學取代實證經濟學成為主流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人的主體性不同，人在經濟中的地位不同，是規範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形成與區別的根本原因。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各自都是真理。這就是經濟學的多元性。要把經濟學的邏輯分析與曆史分析結合起來，使不同的經濟學範式與流派與各自的參照係相對稱。這就是經濟史、經濟學史研究的方法論。
雖然規範與實證是曆史更替與邏輯交替的兩種方法，但對這種更替過程的反思卻隻能運用規範的方法。實證的不一定是規範的，但規範的則一定是實證的——規範是對實證的相容和超越，是方法論發展的更高階段，正好像與之對稱的文化經濟學是科學經濟學發展的更高階段一樣。離開了規範性的實證性，隻是相對的；隻有包含在規範中的實證性，才是絕對的。
不但經濟學有規範與實證之分，經濟發展也有“規範”與“實證”之別。美國奴隸製的消滅，不是“實證”經濟發展的必然，而是“規範”經濟發展的結果——不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產物，而是自由、公平與正義的道德要求。經濟發展本身是規範的指導，推動經濟發展的經濟學當然也應該是規範的。意識形態，往往就是這種“規範”的內在環節。
作為實證經濟學的數理經濟學是橫斷科學，規範經濟學是縱深科學，縱深科學以知識運營為前提，知識運營以人類二次創業為背景。隻有人類二次創業，知識運營在經濟增長方式中占主導地位，使人的主體性在經濟活動中占主導地位，才能使經濟學由橫斷科學升華為縱深科學，才能使經濟學由實證經濟學轉變為規範經濟學。因此必須在人類經濟發展的五度空間框架中觀察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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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放在人類二次創業的曆史背景與實踐框架中來觀察規範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的邏輯的與曆史的關係，才能對二者合理定位，並明確今後發展的方向。這就是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方法論。
諾貝爾獎經濟學本身也顯示出它的周期性；從中可以看出：經濟學的實證性離不開規範性，規範性也蘊含了實證性。把諾獎周期中的某個環節抽取出來，直接宣告實證主義或規範主義的勝利，正好像把經濟周期中的某個片段抽取出來建立模型一樣，其結論是不可靠的。每個諾獎經濟學都構成了人類經濟認識大圓圈中的小圓圈或某個環節，但每個小圓圈都不能取代大圓圈，也不能把大圓圈歸結於某個小圓圈。按諾獎數量在分支學科的比重來證明經濟學更側重實證性或規範性是不科學的。
所以，經濟的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哲學的發展，是自然曆史過程；經濟學的發展從實證到規範，哲學的發展從科學主義、人本主義的分離到統一，是自然曆史過程。每個學者隻能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完成特定的曆史任務，提出特定的思想與思想體係；在特定的曆史參照係中，也許是正確的、合理的，但也有其曆史的局限性，無論是《資本論》，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沒有例外。
兩極相逢 思辨性與實證性的統一
經濟學的規範性就在經濟學的實證性之中，經濟學的實證性就在經濟學的規範性之中。經驗主義認識論隻能陷入經濟領域的不可知論，從而走向實證性的反麵。
經濟學規範分析方法要求我們分析經濟現象時，必須運用抽象法透過現象看本質。美國太平洋鐵路對經濟增長有無作用、作用大小，不是僅看某一條鐵路的直接作用，也不僅僅看某一條鐵路的替代品（如運河）的作用，而是運用抽象法，看到發達的交通的這一新的生產方式對經濟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長方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經濟學規範分析方法要求我們在分析經濟現象時，要運用價值分析方法。因此，奴隸製的非人道性質，決定了即使其可以帶來經濟效率的提高，也必須被淘汰，而不是通過論證奴隸製的高效率，來論證奴隸製的合理性。
所謂思辨與實證的統一，就是指：邏輯上正確的命題，在特定的參照係中，都是隻可證實、不可證偽的絕對真理。思辨與實證的統一，是經濟學規範性與實證性統一的哲學依據。
世界是可知的，思辨性與實證性是對稱的；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思維與存在是對稱的。這種對稱之所以能做到思辨與實證的統一，是因為這種對稱蘊含了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物質與意識、天與人之間的同一性。它們之間同一是絕對的，差異、對立與鬥爭是相對的。經濟主體活動和經濟規律是統一的，經濟學的主體性與科學性是統一的。對稱哲學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學，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學、實踐哲學，外部世界的實在問題同人的存在問題是同一個問題。從具體科學到對稱哲學、又從對稱哲學到具體科學的發展，是曆史的和邏輯的過程。思辨與實證統一的對稱哲學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對經濟的認識過程更自覺、更有效。
因此，隻有思辨的、規範的才是實證的。隻有對稱的，才是思辨的。隻有非線性的，才是對稱的。線性的思維方式，同複雜的、非線性的經濟現象之間是不對稱的；主觀和客觀相脫節，空洞的、片麵的、低層次的“實證”，不能成為具體的真理，隻能算學說。
科學是由反映客觀規律的科學規律組成的理論體係。科學的對象是客觀規律，內容是科學規律，形式是語言。科學規律和語言組成概念、範疇與範疇體係，也即理論體係。而實驗與經驗屬於同等層次的範疇，它們都是形成科學規律的對象、過程、中介與途徑，而它們本身都不屬於科學的範疇。誠然，借助現代技術手段，科學實驗可以濃縮經驗，並形成直觀經驗難以形成的各種數據，但本身卻仍然屬於經驗的層麵，而並非等同於科學理論。同時，數據化意味著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綜合，則破壞了直觀經驗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覺變成各種理性的抽象。如果把這各種抽象當作科學本身，就將形成偏見，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如果要把偏見上升到科學真理，必須綜合，而綜合要有正確的思維方法。中國的天人合一陰陽五行，就是這種方法。思辨性與實證性統一的對稱哲學，就是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經濟學用信息不對稱來定位人的“有限”理性，由此把人的經濟行為定位為博弈，是把人的認識停留在感性層次，否認人的理性認識，否認人可以通過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否認人可以通過有限信息，透過現象看本質，認識、把握、運用經濟規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由於不能把握客觀規律與人的理性的真諦，所以隻能用所謂“時間序列”來標示經濟規律。經濟規律固然都要通過一定的時空結構體現出來，然而其中的有序性、重複性、普遍性恰恰就是規律的本質特征。不能從中抽象出“經濟規律”這個範疇，停留在描述規律的外部特征，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缺乏抽象思維能力的表現。這是一種經驗主義認識論，經驗主義認識論隻能陷入經濟領域的不可知論，從而走向實證性的反麵。
經濟規律是客觀性、主觀性、必然性的統一；知識市場經濟主觀性、主體性在經濟規律中占主導，說明經濟學的規範性就在經濟學的實證性之中，經濟學的實證性就在經濟學的規範性之中。同樣，經濟學的規範性就在經濟學的科學性之中，經濟學的科學性就在經濟學的規範性之中。妄圖離開經濟學的規範性尋找經濟學的實證性，離開經濟學的規範性尋找經濟學的科學性，本身既不規範也不科學；其結果，是既無經濟學的規範性又無經濟學的實證性。
心想事成 用建構的方法認識世界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世界，就是用建構的方法把握世界。人就是通過創造科學規律來創造客觀規律，通過創造客觀規律來創造客觀世界，通過創造客觀世界來證明世界可知論。
作為認識對象的經濟結構，取決於考察主體的思維結構。對稱的思維結構可以建構對稱的經濟結構，既可以建構作為認識對象的經濟結構，也可以建構作為主體活動對象的經濟結構。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世界，就是用建構的方法把握世界。科學規律與客觀規律、科學本質與客觀本質是相互建構、相互轉化的。人就是通過創造科學規律來創造客觀規律，通過創造客觀規律來創造客觀世界，通過創造客觀世界來證明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唯物論、思辨與實證相統一的辯證法、思維與存在有同一性的世界可知論。對稱經濟通過創意→創新→創造→創業→二次創業，通過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實現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從而使企業和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政策環境對稱、和社會法製環境對稱、和社會信息環境對稱、和社會心理環境對稱、和市場競爭環境對稱，擺脫經濟運行的困境，消除經濟危機的根源，使企業和社會經濟結構協調有序發展。隻有這樣重新定位的經濟學，才能解釋幸福經濟、快樂經濟。隻有這樣重新定位的經濟學，才能在經濟學帝國實現智慧的碰撞、人格的升華、情感的交融。
經濟客體與經濟主體是相互建構的過程。建構的過程：客觀事實→科學事實→科學定律→科學原理→科學本質。建構的手段：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靈感與頓悟、聯想與想象、直觀與直覺。建構的形式：能充分反映和表述宇宙對稱關係、全息關係、複雜係統關係的自然語言。人工語言為自然語言服務。建構的方法：創造的方法——通過創造科學規律來創造客觀規律的方法。
世界的可知性，就表現在科學規律的可創造性；人們就是通過創造科學規律來反映客觀規律並進而創造客觀規律的。主客體係統中各方麵之間結合的無限性，決定了科學規律創造的必要性；邏輯檢驗的絕對可靠性，決定了科學規律創造的可能性。這就是科學規律創造的必然性。
客體係統中各要素之間的無限組合可以產生出無數的普遍規律，這本身即一條普遍規律。它決定了人們可以自由地、大膽地創造出無數的普遍規律，包括自然規律、社會規律、思維規律。前者是後者基礎，後者是前者的證明——這說明客觀規律和主觀能動性是完全統一的，客觀規律也即思維規律，反之亦然。二者互相創造、互相印照；客體的建構和主體的建構、客觀規律的創造和思維規律的創造是同一個過程。經濟科學的創造過程是經驗和理論、理性和非理性綜合作用的結果，是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
科學本質或科學規律，包括現有的客觀本質、客觀規律的反映和未來將有可能創造出來的客觀本質、客觀規律的反映。反映是先有客觀本質、客觀規律，後有科學本質和科學規律；創造是先有科學本質和科學規律，後有客觀本質和客觀規律。前者的科學本質和科學規律的形成與後者的科學本質和科學規律的形成是對稱的。無論是科學本質還是科學規律，都是包含在概念體係（判斷和推理及由以組成的體係）中的內容。
客體和主體、相對客體和相對主體是相互創造、相互生成的過程。科學理論既是以科學家這一相對主體為中心的這個過程的產物，又是以這個過程本身為對象，因而科學理論的內容——科學規律，同對象——客觀規律是同構的；這個係統中的任何一個要素（例如客體）同其他要素處於不可分割的聯係之中，有著一種全息關係。離開這個總體過程去尋找什麽“純客體”的信息，“純客體”的反映，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為對這個總體過程的反映也即對客體的反映，客體的創造過程同對客體的反映過程是一致的。
大道有名 規律本身是規範的
經濟學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態、決定人是利己還是利人、商場上奉行狼圖騰還是羊圖騰方麵，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應該是創造性的、規範性的。經濟學的科學性和規範性可以統一而且也應該統一。
經濟客觀規律本身是規範的。經濟活動的最基本規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會之間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這個交換是一個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是價值的產生、實現、轉化的過程，是社會發展與人的全麵發展的過程，是人類理想的實現過程。知識經濟就是知識市場經濟。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主導的經濟，知識屬於精神、意識的範疇。因此，意識和物質相比，意識為主導。知識經濟以知識為主要的、直接的生產手段、生產目的。所以知識時代將是科學規律主導客觀規律，科學範式主導經濟模式，經濟模式主導區域經濟。
經濟學科學規律本身是規範的。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經濟學是知識運營的組成部分；經濟學的科學範式應是以主體性為中心同科學性的統一。經濟學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態、決定人是利己還是利人、商場上奉行狼圖騰還是羊圖騰方麵，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應該是創造性的、規範性的。思維規律與經濟客觀規律的相互建構原理、相互建構的基礎與紐帶說明：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科學，它的實證性與主體性、怎麽樣與是什麽是內在一致的。經濟學的規範性和科學性、規範性和實證性可以統一也應該統一。
經濟學是科學尺度和邏輯尺度的統一。邏輯也是一種“規範”；規範的經濟學論文其邏輯尺度和科學尺度是一致的。一篇規範的經濟學論文（不管它發表在哪一“級”的刊物上），一個必要的前提是不能被人類現在所掌握的信息所證偽的：在理論上必須能自圓其說，不能被現有的邏輯證偽；必須能窮盡解釋所涉及到的經濟事物和經濟現象；不能被人類已發現的經濟事實和經濟現象所證偽；在特定參照係中，可以推斷永遠不會被人類新發現的經濟事實和經濟現象所證偽。否則，就不叫經濟科學論文，連發表的資格都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津津樂道、頂禮莫拜、如獲至寶、奉若神明的相當一部分西方經濟學家的論文，都是一些不規範的論文：觀點和方法無創意，未達到科研論文創新性的要求。邏輯上不能自圓其說，未達到科研論文科學性的要求。說是解決熱點問題，卻不能使人信服，而且還引起更大的爭議，甚至產生誤導作用，不符合科研論文價值性要求。所運用的數理方法和所推導出來的線性觀點，對於需要係統方法的複雜經濟工程無借鑒意義，不符合科研論文的可操作性要求。因此，對於這些經濟作者來講，都是一些應時之作；對於這些經濟刊物來講，發表這些論文純粹是為了商業炒作。
經濟學是科學尺度和主體尺度的統一。經濟學的量子力學特征，所以經濟學的是什麽、為什麽與怎麽樣是統一的，主體性、科學性、實證性與規範性是統一的，真善美是統一的。是什麽通過為什麽、怎麽樣表現出來，操作性是其內部環節，工程方法是經濟學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腳點。因此，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客體、主體性與科學性、實證性與規範性統一的對稱邏輯，就是經濟學的邏輯——研究的邏輯與敘述的邏輯。
經濟學是科學尺度和曆史尺度的統一。人的本質是人的主體性，人類的本質是人類的主體性。無論是人類的主體性還是個人的主體性，都是善對惡的相容與超越的過程，而這種善對惡的相容與超越就是人類曆史的進步過程。因此主體論與規律論是一致的，曆史觀與倫理學是一致的，社會的本質是建立在所有個人主體性的基礎上的人類的主體性。所以社會的本質、人類的本質、個人的本質是一致的，經濟學科學尺度和曆史尺度是一致的。
由於人的本質是主體性，客觀規律是隻是前者的總計、總和、結論。主體性，既是科學的尺度，也是曆史的尺度。經濟學範式本身的變遷是和人類經濟發展過程相一致的，從政治經濟學範式向一般經濟學範式的變遷是和人類經濟發展過程相一致的。經濟學中的曆史尺度同科學性不是對立的；科學尺度本身就是曆史規律的必然結果，也是曆史規律的組成部分。把經濟學的曆史尺度與科學性對立起來，沒有事實依據與邏輯根據。科學尺度與曆史尺度的對稱關係，是把經濟學的對象定位於“規律”而非“趨勢”的立足點。
經濟學是科學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統一。效益與公平的內在一致性，說明科學與價值、實證與規範、規律與人道是合二而一的，經濟學科學尺度和效益尺度是統一的。沒有效益，沒有真正的效率。沒有效率，也沒有真正的效益。弱肉強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義不是真正的效益。帕累托最優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效益至上。資本主義講效率不講效益，傳統社會主義講效益不講效率，轉型、改革是二者的揚棄，使二者各自揚長避短，從而充分發揮二者的優勢，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把效率說成是實證的、科學的，把公平說成是規範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謬的。西方經濟學“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中國前主流經濟學家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二者都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既無公平，又無效率。前者過分強調自由而否認了政府的作用，後者過分強調政府的作用，而否認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對立起來，因而也都不能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公平與效益的對稱，是人類一般經濟規律與本質的反映，是人類一般經濟學的主體性、價值性、科學性的統一。
道在道中 規範本身是實證的
經濟學的規範性與實證性的統一，同自然科學的實證性是等價的，當然，不是同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線性科學等價，而是同量子力學、相對論、係統科學、複雜性科學等非線性科學等價。
用合理的方法認識世界
真是真理，善是合理；合理就是規律性與目的性的統一，科學性和主體性的統一，真理性與價值性的統一。合理的哲學，是真善美對稱的哲學。合理的經濟學，是真善美對稱的經濟學。經濟學是審美的，就應該是規範的，就應該是理想與現實的統一。在特定層次，合理與真理是統一的，符合論與實用論是統一的。之所以出現合理與真理的背離，是由於混淆了不同層次的真理。合理與真理的統一是具體的，是一個過程；人們向更高的合理追求的過程也即向更高的真理追求的過程。所謂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等提法，是割裂了合理與真理、真理的個別和一般、深層和淺層。把一般真理架空成可以離開特殊真理的“抽象真理”；或者承認個別而否認一般，把個別真理看成是不包含一般真理、可以不受一般真理製約的“例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現實上必然搞亂人們的思想，使人們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給不正之風、甚至犯罪活動以可乘之機。
意義和價值
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表現在意義和價值的對稱。
經濟學真理的意義：1、本身的意義：科學本質；2、社會意義——社會價值——社會功用——能滿足人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即科學價值。第一點是第二點的靈魂、基礎。也可以說：科學真理的意義是科學本質，科學本質的意義是科學價值，是一種意義遞進關係。科學本質是科學真理的內容，科學價值是科學本質的屬性。第一點是直接的意義。第二點是間接的意義，是意義的意義。
經濟學真理的意義：科學本質和科學價值。科學本質是凝縮在概念之中的概念之間的聯係；科學價值是人類價值體係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最主要的精神價值。科學理論的合理性表現在意義和價值的對稱。
事實——“應該怎麽樣”
所謂規範與實證的統一，就是在是什麽的基礎上為什麽，在為什麽的基礎上怎麽樣，在怎麽樣的指導下，去進一步認識是什麽、解釋為什麽，從而指導實踐的發展，達到真善美的統一。所以，規範與實證的統一有兩層意義：一是合理的解釋，一是正確的引導。
合理的解釋：實證性的內容由規範性決定；正確的引導：實證性的標準由規範性確定。
在社會經濟領域，“是什麽”是由“為什麽”、“怎麽樣”和“應該怎麽樣”組成的，離開了為什麽、怎麽樣和“應該怎麽樣”，經濟社會將什麽都不是。因為經濟社會本來是由人的自覺活動組成的，事實、邏輯與價值不可分割，這是經濟社會和自然的本質區別。若離開“為什麽”、“怎麽樣”和“應該怎麽樣”來研究“是什麽”，就像一個人想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此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範性是統一的。
經濟學符合邏輯、符合事實、符合需要是對稱的。
社會規律，由必要性和可能性組成。因此，作為一種實現的必然性，本身不是現實，隻是現實形成的過程。對這種過程的反映，必然包括預見；科學預見是建構科學真理的必然環節之一。西方主流經濟學一方麵追求經濟學的實證性，另一方麵卻將未經證明的前提作為既成事實進行推導和予測，認為隻要推導和予測正確，就可達到實證的目的。這種推導，除了形式上的精美，既無實證性，又無規範性。在對稱經濟學中，經濟理論的規範性決定實證性，也決定其予測能力——予測能力不過是實證性的環節。問題的關鍵，是這裏的予測要靠操作性——靠人的實際活動來實現。實證性是一個係統，規範性、予測性與操作性都是其中的環節，予測性是規範性向操作性轉化的中介環節。以某一單個環節作為經濟學實證性的標準，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
實證性作為動態的係統，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圓圈，其起點和終點都是實證，區別在於：起點是反映性實證，終點是操作性實證。而規範性和預見性都是其中的過渡環節。所以，實證性的標準有事實標準、邏輯標準、價值標準。
經濟學是複雜性科學；經濟學的規範性與實證性的統一，同自然科學的純實證性是等價的；當然，不是同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線性科學等價，而是同量子力學、相對論、係統科學、複雜性科學等非線性科學等價。如果把經濟學的規範性與實證性對立起來，那麽就等於在實證性的名義下，使自然科學倒退到牛頓力學水平。
長纓在手 用規範的方法把握世界
控製經濟學通過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實現規範經濟學對實證經濟學的整合，實現用規範的方法把握世界。
造成西方經濟學中規範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對立的根源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本來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控製經濟學看來，計劃以及通過控製（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輿論來實現計劃，是優化配置資源、並通過優化配置資源實現資源優化再生的必要途徑。控製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知識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融合起來的整體框架，也為中國經濟的解釋與重建提供了理論依據。
控製經濟學意味著宏觀經濟對微觀經濟的控製、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提升。這是知識經濟時代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經濟學範式的轉變。根據控製經濟學原理，信息時代法製也必須與時俱進，更及時充分地利用信息手段來對經濟進行控製，例如，電子郵件也應采用實名製，並規範已發送郵件的加密管理，這樣既可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比如債權人的訴訟時效、投稿者的知識產權認定等），又可以約束當事人的行為，避免和打擊黃賭毒暴在網上傳播。
控製經濟學通過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實現規範經濟學對實證經濟學的整合，實現用規範的方法把握世界。
控製不等於強製；通過“控製”實現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規範經濟與實證經濟的整合和統一，更多的是通過政府的引導。西方經濟學“時間一致性”理論說明，政府也是經濟主體；要使宏觀調控手段取得預期成效，政府誠信很重要。政策多變、貫徹不力都會使其失去信用而影響宏觀調控的力度，甚至事與願違。因此政府宏觀調控有兩個層麵：法製層麵與政策層麵；前者製約後者，後者從屬前者。所謂“控製”，就是用政府和公眾之間的對策論框架來代替博弈論框架；利用現代信息手段與民主決策，把政府決策透明化，成為與公眾預期之間的雙向互動，最後達到雙贏。政府誠信，決策民主，與公眾建立互信，言必信、行必果，是“控製”的關鍵。如果采取愚民政策，那就必然出現時間不一致，使公眾預期成了不可控因素。時間是否一致，理性預期能否得到積極引導，政府誠信是關鍵。隻有誠信的政府，才是與公眾理性預期對稱的決策者；他們之間的關係才不會陷入信息不對稱的“囚徒困境”。
其實西方經濟學經濟周期理論告訴我們，發展不同於線性增長，它不但不是片麵的，而且不是直線的。經濟波動，顯示出一定的周期，恰恰是發展的內在要求與本質特征。這和由於“泡沫”造成的“經濟周期”有本質的不同。因此，一定要區分兩種“周期”：真實的與虛假的。前者是由發展（如技術進步等）引起；後者則是由於投機等引起。需要調控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從信息經濟學上升到控製經濟學，根源於他們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同時也由於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祟。要理解控製經濟學，就必須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才有可能；而這對於擅長線性思維的西方經濟學家來講，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鑽牛角尖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拿手好戲，要用複雜係統論的方法把社會經濟係統統一起來研究，恐怕有點力不從心。同時，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來“控製”經濟，好像會為計劃經濟的合理性留下空間，為他們所圍剿的“社會主義”留下突破口。因此，他們隻會在信息不對稱上做文章，至於怎樣使信息不對稱走向對稱，隻能束手無策，茫然不知所措。這在信息大爆炸時代，隻能落伍。因為在信息時代，通過控製完全可以實現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的轉化。在這方麵，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有某種程度的優越性。
在配置經濟學範式中，一般均衡理論隻有實證意義沒有規範意義；而缺乏規範意義的經濟學，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不可操作。隻有再生經濟學才是規範經濟學，而規範意味著對稱而非意味著均衡；西方經濟學“菲利普斯曲線”、“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線”等一般均衡模型雖有對現實的經濟關係進行抽象的正確因素，但由於在該模型中不僅價格是剛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關係（包括生產內部、生產與消費、消費關係、交換關係）都是剛性的，這不但不能解釋諸如通貨膨脹等偶然因素的變化，而且不能解釋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儲蓄和投資、需求與供給（包括貨幣需求與供給）、價值與價格、產品價格與成本價格、貨幣工資增長率與失業率相互關係的必然性變化。這種靜態的、消極的“一般均衡”的數字模型，隻有“經濟學櫥窗”意義，沒有實際可操作性。如果說，根據菲利普斯曲線，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隻是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進行權衡，隻能用高通貨膨脹來換取高就業，則是對政策的誤導，並在實踐中造成嚴重惡果。“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線”失靈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所謂人的“理性預期”，而是增長方式轉變；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能做到低通脹與高就業並存，也正在於新的曆史時期，市場經濟主體化的發展，要求政府宏觀調控本身是新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環節。
在這裏，要區別“調控”與“幹預”這兩個概念。“調控”是積極的，“幹預”是消極的。把政府“調控”定位於“幹預”，正好像把“對策”定位於“博弈”一樣，錯誤的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定位錯誤，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觀調控的爭論的根源。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於消極的“幹預”，由於本質上本能解決經濟失衡問題，所以隻好走向另一個極端，隻能取消政府宏觀調控。而另一方麵，經濟周期波動又似乎確實離不開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條件下，政府“幹預”又確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這時宏觀經濟學又占了上風，凱恩斯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交替，說明二者都有、也都隻有片麵的真理。
為了使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轉變成“曇花一現”的“幹預”，把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製度化是必要的；隻有通過製度化的凝固作用，才會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政府穩定的行為方式；隻有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市場經濟的穩定環節，才能對人的理性預期產生積極的導向，從而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積極的導向。控製經濟學與市場經濟是一致的，規範經濟學與市場經濟是一致的，必須用規範的方法把握經濟世界。
對稱經濟學的方法不是各種方法交替使用、或各有則重點，而是把它們統一在對稱邏輯中，運用對稱邏輯的方法，使各種方法綜合使用。對稱邏輯是一元化方法與多元化方法的統一。就對稱邏輯本身來講，是一元化方法；就對稱邏輯是各種邏輯方法的對稱統一來講，又是多元化的方法。隻有對稱邏輯，才能夠使經濟學的思想和現實相對稱。對稱邏輯的產生與發展，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合乎邏輯的自然曆史過程。讓我們一起培植，使之由萌芽成長為參天大樹。這是消除“主流經濟學”內在矛盾的需要，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需要，是邏輯學科本身建設的需要，也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需要。
關鍵詞：實證性 規範性 操作性 事實 邏輯 價值
登高望遠 規範與實證：邏輯關係是曆史關係的縮影
邏輯與曆史是一致的，邏輯關係是曆史關係的縮影，實證經濟學轉化為規範經濟學的邏輯必然性，應該通過信息經濟向知識經濟、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轉化的曆史必然性來說明。
規範經濟學的方法是邏輯與曆史相一致的方法，邏輯與曆史相一致就是用邏輯來說明曆史，用曆史來說明邏輯。
在本體論領域，實證性包含了規範性。但在社會科學領域，規範性則包含了實證性。由於本體論包含了曆史觀，所以總體上仍然實證性包含了規範性。本體論中的實證性包含規範性，就是通過社會科學領域中規範性包含實證性表現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環節。因此，同一性與鬥爭性的關係問題，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合作與競爭的關係問題，雖然在經濟學中屬於規範的範疇，但同它們在本體領域屬於實證的範疇並不矛盾。把合作看成是規範的，把競爭看成是實證的；把合作看成是非理性的，把競爭看成是理性的，沒有科學依據。
把價值關係從人與自然的關係延伸到人與人的關係，把道德關係從人與人關係延伸到人與自然的關係，經濟與道德，經濟學與倫理學就是重合的。當然，二者的合一有一個過程。隻有從分散的小商品經濟發展到大工業生產，從市場經濟以競爭為主發展到以合作為主，經濟學才能從唯科學主義發展到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統一，經濟與道德、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範性才能得到統一。
配置經濟與再生經濟、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之間的關係不僅是空間上、邏輯上並列的關係，而且是時間上前後交替的關係：配置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是工業經濟的產物，而再生經濟與規範經濟學則是知識經濟的結晶。配置經濟與實證經濟學、再生經濟與規範經濟學之間不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在配置經濟時代，規範經濟學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災害來臨時，僅僅在有限資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經濟學“理性人”、“經濟人”的自利性原則；人與人之間隻有互相幫助，才能共度難關，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寶貴的生命去換取別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間並不是人的意識形態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應在起作用。在這裏，有限資源的配置過程就顯示了經濟學的規範性、道德性。這根本上是由於，純粹的配置不存在，配置過程也是再生過程——是價值再生過程，最起碼是道德價值再生過程。
製度變遷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並非從來就有也非一成不變的。在商品經濟早期，製度變遷的作用並不明顯；這時自由競爭與交通工具改進的作用占主導。這也就是為什麽這時期自由主義經濟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場經濟時期，隨著經濟的主體化、係統化，迫切需要用上層（包括國家、製度、法律、規則）的作用來整合下層，使無序的經濟活動有序化，分散的經濟活動全息化、規模化，這時製度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導。製度變遷的背後，是生產方式的變遷。如果看不到製度變遷背後的生產方式變遷，把製度變遷凝固，是用非曆史的方法研究曆史。這既不是規範的方法，也不是實證的方法。
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的關係，實際上也就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信息經濟學與知識經濟學的關係。
應該把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的邏輯關係，放在微觀經濟與宏觀經濟、信息經濟與知識經濟的曆史關係中考察——邏輯與曆史是一致的，邏輯關係是曆史關係的縮影，實證經濟學轉化為規範經濟學的邏輯必然性，應該通過信息經濟向知識經濟、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轉化的曆史必然性來說明。隻有這樣，才能理解為什麽隻有規範的才是實證的；而自我標榜“實證”的經濟學則往往更像盲人摸象。
人類經濟增長方式從信息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市場經濟從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發展，也就是從無序經濟向有序經濟、不規範經濟向規範經濟、自由經濟向法製經濟轉變的過程。在信息經濟時代，信息在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學是實證的；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在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學是規範的。規範經濟學要求用知識主導信息，用宏觀經濟主導微觀經濟，用對策主導博弈，用對稱主導均衡，用人的主體性主導客體性，用人的積極的主動的理性行為來引導、化解不確定性。這是實證經濟學向規範經濟學轉變的時代背景。這說明，雖然目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仍然崇尚實證經濟學、迄今實證經濟學占主流、而規範經濟學暫時還曲高和寡，但規範經濟學取代實證經濟學成為主流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人的主體性不同，人在經濟中的地位不同，是規範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形成與區別的根本原因。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各自都是真理。這就是經濟學的多元性。要把經濟學的邏輯分析與曆史分析結合起來，使不同的經濟學範式與流派與各自的參照係相對稱。這就是經濟史、經濟學史研究的方法論。
雖然規範與實證是曆史更替與邏輯交替的兩種方法，但對這種更替過程的反思卻隻能運用規範的方法。實證的不一定是規範的，但規範的則一定是實證的——規範是對實證的相容和超越，是方法論發展的更高階段，正好像與之對稱的文化經濟學是科學經濟學發展的更高階段一樣。離開了規範性的實證性，隻是相對的；隻有包含在規範中的實證性，才是絕對的。
不但經濟學有規範與實證之分，經濟發展也有“規範”與“實證”之別。美國奴隸製的消滅，不是“實證”經濟發展的必然，而是“規範”經濟發展的結果——不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產物，而是自由、公平與正義的道德要求。經濟發展本身是規範的指導，推動經濟發展的經濟學當然也應該是規範的。意識形態，往往就是這種“規範”的內在環節。
作為實證經濟學的數理經濟學是橫斷科學，規範經濟學是縱深科學，縱深科學以知識運營為前提，知識運營以人類二次創業為背景。隻有人類二次創業，知識運營在經濟增長方式中占主導地位，使人的主體性在經濟活動中占主導地位，才能使經濟學由橫斷科學升華為縱深科學，才能使經濟學由實證經濟學轉變為規範經濟學。因此必須在人類經濟發展的五度空間框架中觀察實證經濟學與規範經濟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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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有放在人類二次創業的曆史背景與實踐框架中來觀察規範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的邏輯的與曆史的關係，才能對二者合理定位，並明確今後發展的方向。這就是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方法論。
諾貝爾獎經濟學本身也顯示出它的周期性；從中可以看出：經濟學的實證性離不開規範性，規範性也蘊含了實證性。把諾獎周期中的某個環節抽取出來，直接宣告實證主義或規範主義的勝利，正好像把經濟周期中的某個片段抽取出來建立模型一樣，其結論是不可靠的。每個諾獎經濟學都構成了人類經濟認識大圓圈中的小圓圈或某個環節，但每個小圓圈都不能取代大圓圈，也不能把大圓圈歸結於某個小圓圈。按諾獎數量在分支學科的比重來證明經濟學更側重實證性或規範性是不科學的。
所以，經濟的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哲學的發展，是自然曆史過程；經濟學的發展從實證到規範，哲學的發展從科學主義、人本主義的分離到統一，是自然曆史過程。每個學者隻能在特定的曆史時期，完成特定的曆史任務，提出特定的思想與思想體係；在特定的曆史參照係中，也許是正確的、合理的，但也有其曆史的局限性，無論是《資本論》，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沒有例外。
兩極相逢 思辨性與實證性的統一
經濟學的規範性就在經濟學的實證性之中，經濟學的實證性就在經濟學的規範性之中。經驗主義認識論隻能陷入經濟領域的不可知論，從而走向實證性的反麵。
經濟學規範分析方法要求我們分析經濟現象時，必須運用抽象法透過現象看本質。美國太平洋鐵路對經濟增長有無作用、作用大小，不是僅看某一條鐵路的直接作用，也不僅僅看某一條鐵路的替代品（如運河）的作用，而是運用抽象法，看到發達的交通的這一新的生產方式對經濟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長方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經濟學規範分析方法要求我們在分析經濟現象時，要運用價值分析方法。因此，奴隸製的非人道性質，決定了即使其可以帶來經濟效率的提高，也必須被淘汰，而不是通過論證奴隸製的高效率，來論證奴隸製的合理性。
所謂思辨與實證的統一，就是指：邏輯上正確的命題，在特定的參照係中，都是隻可證實、不可證偽的絕對真理。思辨與實證的統一，是經濟學規範性與實證性統一的哲學依據。
世界是可知的，思辨性與實證性是對稱的；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思維與存在是對稱的。這種對稱之所以能做到思辨與實證的統一，是因為這種對稱蘊含了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物質與意識、天與人之間的同一性。它們之間同一是絕對的，差異、對立與鬥爭是相對的。經濟主體活動和經濟規律是統一的，經濟學的主體性與科學性是統一的。對稱哲學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學，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學、實踐哲學，外部世界的實在問題同人的存在問題是同一個問題。從具體科學到對稱哲學、又從對稱哲學到具體科學的發展，是曆史的和邏輯的過程。思辨與實證統一的對稱哲學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對經濟的認識過程更自覺、更有效。
因此，隻有思辨的、規範的才是實證的。隻有對稱的，才是思辨的。隻有非線性的，才是對稱的。線性的思維方式，同複雜的、非線性的經濟現象之間是不對稱的；主觀和客觀相脫節，空洞的、片麵的、低層次的“實證”，不能成為具體的真理，隻能算學說。
科學是由反映客觀規律的科學規律組成的理論體係。科學的對象是客觀規律，內容是科學規律，形式是語言。科學規律和語言組成概念、範疇與範疇體係，也即理論體係。而實驗與經驗屬於同等層次的範疇，它們都是形成科學規律的對象、過程、中介與途徑，而它們本身都不屬於科學的範疇。誠然，借助現代技術手段，科學實驗可以濃縮經驗，並形成直觀經驗難以形成的各種數據，但本身卻仍然屬於經驗的層麵，而並非等同於科學理論。同時，數據化意味著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綜合，則破壞了直觀經驗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覺變成各種理性的抽象。如果把這各種抽象當作科學本身，就將形成偏見，而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如果要把偏見上升到科學真理，必須綜合，而綜合要有正確的思維方法。中國的天人合一陰陽五行，就是這種方法。思辨性與實證性統一的對稱哲學，就是這種方法。
西方主流經濟學用信息不對稱來定位人的“有限”理性，由此把人的經濟行為定位為博弈，是把人的認識停留在感性層次，否認人的理性認識，否認人可以通過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否認人可以通過有限信息，透過現象看本質，認識、把握、運用經濟規律。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由於不能把握客觀規律與人的理性的真諦，所以隻能用所謂“時間序列”來標示經濟規律。經濟規律固然都要通過一定的時空結構體現出來，然而其中的有序性、重複性、普遍性恰恰就是規律的本質特征。不能從中抽象出“經濟規律”這個範疇，停留在描述規律的外部特征，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缺乏抽象思維能力的表現。這是一種經驗主義認識論，經驗主義認識論隻能陷入經濟領域的不可知論，從而走向實證性的反麵。
經濟規律是客觀性、主觀性、必然性的統一；知識市場經濟主觀性、主體性在經濟規律中占主導，說明經濟學的規範性就在經濟學的實證性之中，經濟學的實證性就在經濟學的規範性之中。同樣，經濟學的規範性就在經濟學的科學性之中，經濟學的科學性就在經濟學的規範性之中。妄圖離開經濟學的規範性尋找經濟學的實證性，離開經濟學的規範性尋找經濟學的科學性，本身既不規範也不科學；其結果，是既無經濟學的規範性又無經濟學的實證性。
心想事成 用建構的方法認識世界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世界，就是用建構的方法把握世界。人就是通過創造科學規律來創造客觀規律，通過創造客觀規律來創造客觀世界，通過創造客觀世界來證明世界可知論。
作為認識對象的經濟結構，取決於考察主體的思維結構。對稱的思維結構可以建構對稱的經濟結構，既可以建構作為認識對象的經濟結構，也可以建構作為主體活動對象的經濟結構。
用對稱的方法認識世界，就是用建構的方法把握世界。科學規律與客觀規律、科學本質與客觀本質是相互建構、相互轉化的。人就是通過創造科學規律來創造客觀規律，通過創造客觀規律來創造客觀世界，通過創造客觀世界來證明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唯物論、思辨與實證相統一的辯證法、思維與存在有同一性的世界可知論。對稱經濟通過創意→創新→創造→創業→二次創業，通過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實現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從而使企業和其他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政策環境對稱、和社會法製環境對稱、和社會信息環境對稱、和社會心理環境對稱、和市場競爭環境對稱，擺脫經濟運行的困境，消除經濟危機的根源，使企業和社會經濟結構協調有序發展。隻有這樣重新定位的經濟學，才能解釋幸福經濟、快樂經濟。隻有這樣重新定位的經濟學，才能在經濟學帝國實現智慧的碰撞、人格的升華、情感的交融。
經濟客體與經濟主體是相互建構的過程。建構的過程：客觀事實→科學事實→科學定律→科學原理→科學本質。建構的手段：歸納與演繹、分析與綜合、靈感與頓悟、聯想與想象、直觀與直覺。建構的形式：能充分反映和表述宇宙對稱關係、全息關係、複雜係統關係的自然語言。人工語言為自然語言服務。建構的方法：創造的方法——通過創造科學規律來創造客觀規律的方法。
世界的可知性，就表現在科學規律的可創造性；人們就是通過創造科學規律來反映客觀規律並進而創造客觀規律的。主客體係統中各方麵之間結合的無限性，決定了科學規律創造的必要性；邏輯檢驗的絕對可靠性，決定了科學規律創造的可能性。這就是科學規律創造的必然性。
客體係統中各要素之間的無限組合可以產生出無數的普遍規律，這本身即一條普遍規律。它決定了人們可以自由地、大膽地創造出無數的普遍規律，包括自然規律、社會規律、思維規律。前者是後者基礎，後者是前者的證明——這說明客觀規律和主觀能動性是完全統一的，客觀規律也即思維規律，反之亦然。二者互相創造、互相印照；客體的建構和主體的建構、客觀規律的創造和思維規律的創造是同一個過程。經濟科學的創造過程是經驗和理論、理性和非理性綜合作用的結果，是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統一。
科學本質或科學規律，包括現有的客觀本質、客觀規律的反映和未來將有可能創造出來的客觀本質、客觀規律的反映。反映是先有客觀本質、客觀規律，後有科學本質和科學規律；創造是先有科學本質和科學規律，後有客觀本質和客觀規律。前者的科學本質和科學規律的形成與後者的科學本質和科學規律的形成是對稱的。無論是科學本質還是科學規律，都是包含在概念體係（判斷和推理及由以組成的體係）中的內容。
客體和主體、相對客體和相對主體是相互創造、相互生成的過程。科學理論既是以科學家這一相對主體為中心的這個過程的產物，又是以這個過程本身為對象，因而科學理論的內容——科學規律，同對象——客觀規律是同構的；這個係統中的任何一個要素（例如客體）同其他要素處於不可分割的聯係之中，有著一種全息關係。離開這個總體過程去尋找什麽“純客體”的信息，“純客體”的反映，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為對這個總體過程的反映也即對客體的反映，客體的創造過程同對客體的反映過程是一致的。
大道有名 規律本身是規範的
經濟學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態、決定人是利己還是利人、商場上奉行狼圖騰還是羊圖騰方麵，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應該是創造性的、規範性的。經濟學的科學性和規範性可以統一而且也應該統一。
經濟客觀規律本身是規範的。經濟活動的最基本規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會之間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這個交換是一個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是價值的產生、實現、轉化的過程，是社會發展與人的全麵發展的過程，是人類理想的實現過程。知識經濟就是知識市場經濟。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主導的經濟，知識屬於精神、意識的範疇。因此，意識和物質相比，意識為主導。知識經濟以知識為主要的、直接的生產手段、生產目的。所以知識時代將是科學規律主導客觀規律，科學範式主導經濟模式，經濟模式主導區域經濟。
經濟學科學規律本身是規範的。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經濟學是知識運營的組成部分；經濟學的科學範式應是以主體性為中心同科學性的統一。經濟學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態、決定人是利己還是利人、商場上奉行狼圖騰還是羊圖騰方麵，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應該是創造性的、規範性的。思維規律與經濟客觀規律的相互建構原理、相互建構的基礎與紐帶說明：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科學，它的實證性與主體性、怎麽樣與是什麽是內在一致的。經濟學的規範性和科學性、規範性和實證性可以統一也應該統一。
經濟學是科學尺度和邏輯尺度的統一。邏輯也是一種“規範”；規範的經濟學論文其邏輯尺度和科學尺度是一致的。一篇規範的經濟學論文（不管它發表在哪一“級”的刊物上），一個必要的前提是不能被人類現在所掌握的信息所證偽的：在理論上必須能自圓其說，不能被現有的邏輯證偽；必須能窮盡解釋所涉及到的經濟事物和經濟現象；不能被人類已發現的經濟事實和經濟現象所證偽；在特定參照係中，可以推斷永遠不會被人類新發現的經濟事實和經濟現象所證偽。否則，就不叫經濟科學論文，連發表的資格都沒有。被主流經濟學家津津樂道、頂禮莫拜、如獲至寶、奉若神明的相當一部分西方經濟學家的論文，都是一些不規範的論文：觀點和方法無創意，未達到科研論文創新性的要求。邏輯上不能自圓其說，未達到科研論文科學性的要求。說是解決熱點問題，卻不能使人信服，而且還引起更大的爭議，甚至產生誤導作用，不符合科研論文價值性要求。所運用的數理方法和所推導出來的線性觀點，對於需要係統方法的複雜經濟工程無借鑒意義，不符合科研論文的可操作性要求。因此，對於這些經濟作者來講，都是一些應時之作；對於這些經濟刊物來講，發表這些論文純粹是為了商業炒作。
經濟學是科學尺度和主體尺度的統一。經濟學的量子力學特征，所以經濟學的是什麽、為什麽與怎麽樣是統一的，主體性、科學性、實證性與規範性是統一的，真善美是統一的。是什麽通過為什麽、怎麽樣表現出來，操作性是其內部環節，工程方法是經濟學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腳點。因此，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客體、主體性與科學性、實證性與規範性統一的對稱邏輯，就是經濟學的邏輯——研究的邏輯與敘述的邏輯。
經濟學是科學尺度和曆史尺度的統一。人的本質是人的主體性，人類的本質是人類的主體性。無論是人類的主體性還是個人的主體性，都是善對惡的相容與超越的過程，而這種善對惡的相容與超越就是人類曆史的進步過程。因此主體論與規律論是一致的，曆史觀與倫理學是一致的，社會的本質是建立在所有個人主體性的基礎上的人類的主體性。所以社會的本質、人類的本質、個人的本質是一致的，經濟學科學尺度和曆史尺度是一致的。
由於人的本質是主體性，客觀規律是隻是前者的總計、總和、結論。主體性，既是科學的尺度，也是曆史的尺度。經濟學範式本身的變遷是和人類經濟發展過程相一致的，從政治經濟學範式向一般經濟學範式的變遷是和人類經濟發展過程相一致的。經濟學中的曆史尺度同科學性不是對立的；科學尺度本身就是曆史規律的必然結果，也是曆史規律的組成部分。把經濟學的曆史尺度與科學性對立起來，沒有事實依據與邏輯根據。科學尺度與曆史尺度的對稱關係，是把經濟學的對象定位於“規律”而非“趨勢”的立足點。
經濟學是科學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統一。效益與公平的內在一致性，說明科學與價值、實證與規範、規律與人道是合二而一的，經濟學科學尺度和效益尺度是統一的。沒有效益，沒有真正的效率。沒有效率，也沒有真正的效益。弱肉強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義不是真正的效益。帕累托最優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效益至上。資本主義講效率不講效益，傳統社會主義講效益不講效率，轉型、改革是二者的揚棄，使二者各自揚長避短，從而充分發揮二者的優勢，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根本原因。把效率說成是實證的、科學的，把公平說成是規範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謬的。西方經濟學“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和中國前主流經濟學家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二者都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既無公平，又無效率。前者過分強調自由而否認了政府的作用，後者過分強調政府的作用，而否認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對立起來，因而也都不能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係。公平與效益的對稱，是人類一般經濟規律與本質的反映，是人類一般經濟學的主體性、價值性、科學性的統一。
道在道中 規範本身是實證的
經濟學的規範性與實證性的統一，同自然科學的實證性是等價的，當然，不是同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線性科學等價，而是同量子力學、相對論、係統科學、複雜性科學等非線性科學等價。
用合理的方法認識世界
真是真理，善是合理；合理就是規律性與目的性的統一，科學性和主體性的統一，真理性與價值性的統一。合理的哲學，是真善美對稱的哲學。合理的經濟學，是真善美對稱的經濟學。經濟學是審美的，就應該是規範的，就應該是理想與現實的統一。在特定層次，合理與真理是統一的，符合論與實用論是統一的。之所以出現合理與真理的背離，是由於混淆了不同層次的真理。合理與真理的統一是具體的，是一個過程；人們向更高的合理追求的過程也即向更高的真理追求的過程。所謂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等提法，是割裂了合理與真理、真理的個別和一般、深層和淺層。把一般真理架空成可以離開特殊真理的“抽象真理”；或者承認個別而否認一般，把個別真理看成是不包含一般真理、可以不受一般真理製約的“例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現實上必然搞亂人們的思想，使人們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給不正之風、甚至犯罪活動以可乘之機。
意義和價值
經濟學理論的合理性表現在意義和價值的對稱。
經濟學真理的意義：1、本身的意義：科學本質；2、社會意義——社會價值——社會功用——能滿足人的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即科學價值。第一點是第二點的靈魂、基礎。也可以說：科學真理的意義是科學本質，科學本質的意義是科學價值，是一種意義遞進關係。科學本質是科學真理的內容，科學價值是科學本質的屬性。第一點是直接的意義。第二點是間接的意義，是意義的意義。
經濟學真理的意義：科學本質和科學價值。科學本質是凝縮在概念之中的概念之間的聯係；科學價值是人類價值體係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最主要的精神價值。科學理論的合理性表現在意義和價值的對稱。
事實——“應該怎麽樣”
所謂規範與實證的統一，就是在是什麽的基礎上為什麽，在為什麽的基礎上怎麽樣，在怎麽樣的指導下，去進一步認識是什麽、解釋為什麽，從而指導實踐的發展，達到真善美的統一。所以，規範與實證的統一有兩層意義：一是合理的解釋，一是正確的引導。
合理的解釋：實證性的內容由規範性決定；正確的引導：實證性的標準由規範性確定。
在社會經濟領域，“是什麽”是由“為什麽”、“怎麽樣”和“應該怎麽樣”組成的，離開了為什麽、怎麽樣和“應該怎麽樣”，經濟社會將什麽都不是。因為經濟社會本來是由人的自覺活動組成的，事實、邏輯與價值不可分割，這是經濟社會和自然的本質區別。若離開“為什麽”、“怎麽樣”和“應該怎麽樣”來研究“是什麽”，就像一個人想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隻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因此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範性是統一的。
經濟學符合邏輯、符合事實、符合需要是對稱的。
社會規律，由必要性和可能性組成。因此，作為一種實現的必然性，本身不是現實，隻是現實形成的過程。對這種過程的反映，必然包括預見；科學預見是建構科學真理的必然環節之一。西方主流經濟學一方麵追求經濟學的實證性，另一方麵卻將未經證明的前提作為既成事實進行推導和予測，認為隻要推導和予測正確，就可達到實證的目的。這種推導，除了形式上的精美，既無實證性，又無規範性。在對稱經濟學中，經濟理論的規範性決定實證性，也決定其予測能力——予測能力不過是實證性的環節。問題的關鍵，是這裏的予測要靠操作性——靠人的實際活動來實現。實證性是一個係統，規範性、予測性與操作性都是其中的環節，予測性是規範性向操作性轉化的中介環節。以某一單個環節作為經濟學實證性的標準，是盲人摸象，以偏概全。
實證性作為動態的係統，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圓圈，其起點和終點都是實證，區別在於：起點是反映性實證，終點是操作性實證。而規範性和預見性都是其中的過渡環節。所以，實證性的標準有事實標準、邏輯標準、價值標準。
經濟學是複雜性科學；經濟學的規範性與實證性的統一，同自然科學的純實證性是等價的；當然，不是同牛頓力學為代表的線性科學等價，而是同量子力學、相對論、係統科學、複雜性科學等非線性科學等價。如果把經濟學的規範性與實證性對立起來，那麽就等於在實證性的名義下，使自然科學倒退到牛頓力學水平。
長纓在手 用規範的方法把握世界
控製經濟學通過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實現規範經濟學對實證經濟學的整合，實現用規範的方法把握世界。
造成西方經濟學中規範經濟學與實證經濟學對立的根源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本來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
在控製經濟學看來，計劃以及通過控製（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輿論來實現計劃，是優化配置資源、並通過優化配置資源實現資源優化再生的必要途徑。控製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知識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融合起來的整體框架，也為中國經濟的解釋與重建提供了理論依據。
控製經濟學意味著宏觀經濟對微觀經濟的控製、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提升。這是知識經濟時代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經濟學範式的轉變。根據控製經濟學原理，信息時代法製也必須與時俱進，更及時充分地利用信息手段來對經濟進行控製，例如，電子郵件也應采用實名製，並規範已發送郵件的加密管理，這樣既可以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比如債權人的訴訟時效、投稿者的知識產權認定等），又可以約束當事人的行為，避免和打擊黃賭毒暴在網上傳播。
控製經濟學通過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實現規範經濟學對實證經濟學的整合，實現用規範的方法把握世界。
控製不等於強製；通過“控製”實現的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規範經濟與實證經濟的整合和統一，更多的是通過政府的引導。西方經濟學“時間一致性”理論說明，政府也是經濟主體；要使宏觀調控手段取得預期成效，政府誠信很重要。政策多變、貫徹不力都會使其失去信用而影響宏觀調控的力度，甚至事與願違。因此政府宏觀調控有兩個層麵：法製層麵與政策層麵；前者製約後者，後者從屬前者。所謂“控製”，就是用政府和公眾之間的對策論框架來代替博弈論框架；利用現代信息手段與民主決策，把政府決策透明化，成為與公眾預期之間的雙向互動，最後達到雙贏。政府誠信，決策民主，與公眾建立互信，言必信、行必果，是“控製”的關鍵。如果采取愚民政策，那就必然出現時間不一致，使公眾預期成了不可控因素。時間是否一致，理性預期能否得到積極引導，政府誠信是關鍵。隻有誠信的政府，才是與公眾理性預期對稱的決策者；他們之間的關係才不會陷入信息不對稱的“囚徒困境”。
其實西方經濟學經濟周期理論告訴我們，發展不同於線性增長，它不但不是片麵的，而且不是直線的。經濟波動，顯示出一定的周期，恰恰是發展的內在要求與本質特征。這和由於“泡沫”造成的“經濟周期”有本質的不同。因此，一定要區分兩種“周期”：真實的與虛假的。前者是由發展（如技術進步等）引起；後者則是由於投機等引起。需要調控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從信息經濟學上升到控製經濟學，根源於他們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同時也由於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祟。要理解控製經濟學，就必須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才有可能；而這對於擅長線性思維的西方經濟學家來講，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鑽牛角尖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拿手好戲，要用複雜係統論的方法把社會經濟係統統一起來研究，恐怕有點力不從心。同時，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來“控製”經濟，好像會為計劃經濟的合理性留下空間，為他們所圍剿的“社會主義”留下突破口。因此，他們隻會在信息不對稱上做文章，至於怎樣使信息不對稱走向對稱，隻能束手無策，茫然不知所措。這在信息大爆炸時代，隻能落伍。因為在信息時代，通過控製完全可以實現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的轉化。在這方麵，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有某種程度的優越性。
在配置經濟學範式中，一般均衡理論隻有實證意義沒有規範意義；而缺乏規範意義的經濟學，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不可操作。隻有再生經濟學才是規範經濟學，而規範意味著對稱而非意味著均衡；西方經濟學“菲利普斯曲線”、“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線”等一般均衡模型雖有對現實的經濟關係進行抽象的正確因素，但由於在該模型中不僅價格是剛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關係（包括生產內部、生產與消費、消費關係、交換關係）都是剛性的，這不但不能解釋諸如通貨膨脹等偶然因素的變化，而且不能解釋隨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儲蓄和投資、需求與供給（包括貨幣需求與供給）、價值與價格、產品價格與成本價格、貨幣工資增長率與失業率相互關係的必然性變化。這種靜態的、消極的“一般均衡”的數字模型，隻有“經濟學櫥窗”意義，沒有實際可操作性。如果說，根據菲利普斯曲線，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隻是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進行權衡，隻能用高通貨膨脹來換取高就業，則是對政策的誤導，並在實踐中造成嚴重惡果。“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線”失靈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所謂人的“理性預期”，而是增長方式轉變；政府宏觀經濟政策之所以能做到低通脹與高就業並存，也正在於新的曆史時期，市場經濟主體化的發展，要求政府宏觀調控本身是新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環節。
在這裏，要區別“調控”與“幹預”這兩個概念。“調控”是積極的，“幹預”是消極的。把政府“調控”定位於“幹預”，正好像把“對策”定位於“博弈”一樣，錯誤的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定位錯誤，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觀調控的爭論的根源。把政府宏觀調控定位於消極的“幹預”，由於本質上本能解決經濟失衡問題，所以隻好走向另一個極端，隻能取消政府宏觀調控。而另一方麵，經濟周期波動又似乎確實離不開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條件下，政府“幹預”又確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這時宏觀經濟學又占了上風，凱恩斯主義與自由主義相互交替，說明二者都有、也都隻有片麵的真理。
為了使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轉變成“曇花一現”的“幹預”，把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製度化是必要的；隻有通過製度化的凝固作用，才會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政府穩定的行為方式；隻有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市場經濟的穩定環節，才能對人的理性預期產生積極的導向，從而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積極的導向。控製經濟學與市場經濟是一致的，規範經濟學與市場經濟是一致的，必須用規範的方法把握經濟世界。
對稱經濟學的方法不是各種方法交替使用、或各有則重點，而是把它們統一在對稱邏輯中，運用對稱邏輯的方法，使各種方法綜合使用。對稱邏輯是一元化方法與多元化方法的統一。就對稱邏輯本身來講，是一元化方法；就對稱邏輯是各種邏輯方法的對稱統一來講，又是多元化的方法。隻有對稱邏輯，才能夠使經濟學的思想和現實相對稱。對稱邏輯的產生與發展，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合乎邏輯的自然曆史過程。讓我們一起培植，使之由萌芽成長為參天大樹。這是消除“主流經濟學”內在矛盾的需要，是經濟學學科建設的需要，是邏輯學科本身建設的需要，也是建構和諧社會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