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日本占領期間華巫矛盾的激化
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與華人及其關係研究 作者：孫振玉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一、日本占領期間華巫矛盾的激化二戰期間，日本占領並野蠻地蹂躪了馬來亞（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令當地的生產、生活以及各族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社會出現倒退，人們難以聊生，馬來亞華人更是經曆了一場地獄般的無妄之災。日本占領當局在敵視各族人民的同時，針對各族群采取了分別對待態度，尤其是肆意挑撥馬來人與華人的種族仇恨，使他們惡意相向，極大地惡化了兩族關係。與此同時，日本占領當局又迫使以馬來人為主的各族上層與之合作，對付以華人為主的抗日軍民，後者則把凡是與日本占領當局合作的人當作軍事打擊的目標，予以痛擊。日本占領期間，馬來人與華人的兩極化所沿路線是：馬來人與日本人占領者基本上是合作的，華人則拿起武器，堅決反對日本占領者，而且，這一鬥爭與中國國內的抗日戰爭保持著某種一致性。這期間的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關係，已不僅是以前的競爭關係，而是帶有某種軍事上的敵對關係。日本投降後，馬來人與華人族群的衝突進一步升級，社會繼續陷入混亂之中，由此導致英**政府的成立。總之，日本占領馬來亞期間，華巫兩族關係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隊不僅以極快的速度占領了馬來亞全境，它還一度完成了英國殖民統治者一直未能完成的任務，就是使整個馬來亞首次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盡管這不是馬來人自己實現並當家做主的統一。當時的統治中心是在新加坡（已改名為“昭南”），統治範圍除馬來亞外，還包括蘇門答臘（馬來屬邦的玻璃市、吉達、吉蘭丹、丁加奴等州於1943年10月被日本占領當局讓度給了已是其同盟國的暹羅）。日本占領期間，馬來亞大體上按照原有州行政區劃被編為省，由日本人充任省長。馬來蘇丹雖保住了作為統治階級一員的地位，但已被降為日本人的顧問；另設省參事會，委任各族代表組成。
日本占領馬來亞期間，政治壓迫、經濟掠奪、文化教育奴化、甚至血腥屠殺，無所不用其極，致使馬來亞的經濟社會出現了全麵倒退。自馬來亞遭受殖民統治尤其是英國殖民統治以來，日本占領期間似乎唯一變本加厲的是以馬來人和華人為主的族群矛盾的加深，族群問題變得日益突出和嚴重，愈演愈烈。這直接來源於日本占領當局所實行的民族歧視政策，以及在族群間進行挑撥離間的做法。對於馬來人，日本占領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英國殖民統治者與其上層進行政治合作的傳統，對於一般民眾則大體上采取了懷柔態度，甚至利用馬來人來對付以華人為主的抗日力量。“一般而言，對待馬來人較其他族群要好，尤其是在行政上，一些已有行政經驗者被委任為區一級官員，這些職位原來乃是由英國人充任的。馬來人學校也受到了特殊對待，占領後的12個月內，馬來半島原有的885所學校中，就有721所獲得重新開學。盡管也有一些強行征召的所謂‘誌願兵’，但是，那些作為治安維持員而加入自警團(ji kei dan)和其他準軍事後備組織的馬來人，一般都能得到一定的優待。他們通過日本入主辦的會議、語言訓練和行政教育等獲得了組織經驗。馬來婦女也得以能組織協會，1944年，還獲準參加了後備武裝。與印度尼西亞相比，日本人不太關注伊斯蘭教，隻是從1943年年中戰爭變得對日本人不利開始，注意培養馬來民族主義。”
日本占領當局對待華人卻是以一種仇視的態度。早在日本占領中國領土後，馬來亞華人就是海外華人支援中國抗戰的積極力量，後來，他們又成為馬來亞抗日鬥爭的中堅，對日本占領軍采取了決不妥協的敵對立場，也為此獻出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日本人的一切殘暴統治也首當其衝地落在了華人的頭上，不僅如此，他們還利用馬來人來控製、打擊華人，由此加深了兩族間的仇視。
“日本人利用主要由馬來人組成的馬來亞警察來鎮壓華人的反抗運動。這自然導致華人的強烈憤怒，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後，就發生了對馬來警察的報複。……在柔佛，日本人極力煽動馬來人與華人相互仇視，結果導致batu pahat地方發生了衝突和傷亡。這些衝突似乎是由馬來人挑起的。此時，兩族群已陷入報複與反報複的惡性循環之中。”據說，日本投降後，還專門留了一部分武器裝備予馬來人，讓他們用以對付華人。總之，日本的軍事占領對馬來亞的族群關係是極具破壞性的，它使馬來人與華人兩族間的怨恨情緒進一步演變為普遍的族群對立意識與行為，這造成了自殖民地獨立運動以來兩族間長期解不開的一個極大的心結。
二、日本占領期間馬來族群意識的覺醒馬來亞一直以來的政治分散以及遭受外來統治的狀態，極大地阻礙了馬來人（非馬來亞）的社會發展，致使普通馬來人中的地方忠誠（指各州的馬來人對以蘇丹為首的統治階級所代表的地方權益的執著守護）長期占據著支配地位。受這種地方忠誠影響，再加上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某種信賴，馬來人的族群意識因此出現的較晚。外來移民的到來，在其早期亦未能引發其族群意識的覺醒。
隻是後來隨著以華人為主的外來人口（包括後來構成馬來人一部分的馬來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穆斯林）的迅速增加及其相對經濟優勢的出現，以及在政治上對馬來人構成某種威脅後，由此而引發的馬來人的憂慮、不滿乃至怨憤情緒，才逐步發展為自覺的族群意識：到2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發展為三種族群意識，這就是泛穆斯林族群意識、泛馬來人族群意識和馬來亞一馬來人族群意識。具有改革意識的馬來知識分子及其組建的各類社會組織對這些族群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些社會組織在開始時主要是文化和宗教性質的，後來由於受馬來人反對以華人和印度人為主的移民族群的影響，便逐漸演變為政治性質的。還有，“在馬來族群意識演變中，（日本）占領期間是很重要的，因為由日本讚助的泛馬來亞組織，主張一個更大、更統一的超越各州忠誠的馬來亞。不僅如此，得到日本人讚同的蘇門答臘與馬來半島的穆斯林間的密切合作，亦為舊有的馬來紐帶注入了新的生命。”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隨著馬來亞殖民地各類教育的發展，一些具有近代改革意識的知識分子先後登上了地區社會曆史舞台。最早的是出現在海峽殖民地（中心在新加坡和檳城）的伊斯蘭改革運動，它由都市資產階級中接受阿拉伯語教育的虔誠穆斯林所發起，而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則是馬來化的阿拉伯與印度人(jawi peranakan)。運動受中東尤其是埃及和土耳其伊斯蘭複興運動的直接影響。“一些馬來一阿拉伯人、半島馬來人、蘇門答臘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等”，由開羅、漢誌返回後，懷有一種要在當地振興伊斯蘭教的強烈願望，以使之適應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19世紀後半葉，jawi peranakan組建了他們的協會“jawiperanakan公會”，創辦了同名雜誌，其目標之一是規範已成為當地穆斯林共同語言的馬來語。阿拉伯人也在新加坡創辦了“darul-adab公會”和“dar ul-taadzim公會”，並在20世紀初與jawiperanakan領導人一起創辦了有名的“新加坡伊斯蘭公會”(theimic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由他們發起的帶有伊斯蘭改革性質的運動，通過主辦報紙雜誌，宣揚純淨伊斯蘭教，回歸原始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團結主張，由此引發了同舊的馬來民族和伊斯蘭教上層勢力的衝突，但在半島的伊斯蘭教師中卻獲得了支持。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改革運動出現**，成立了“筆友兄弟會”(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簡稱paspam或sahabat pe-na)，在其發展高峰，成員達一萬多人，分會遍布馬來亞各州，甚至婆羅洲，此時其改革目標已超出純宗教範圍，據說已開始強調馬來人的“合作、思想統一、經濟進步等”，其著名口號是“語言萬歲！
民族萬歲！”（hidup bahasalhiduh bangsal）不過，這次高峰過後，由於改革的推動力量主要局限於穆斯林移民，而缺乏本地區馬來人基礎，便逐漸進入低潮。無論如何，19世紀末在馬來亞開始的這一伊斯蘭改革，作為世界性近代伊斯蘭改革運動的一環，是應當時社會發展需要而出現的，因此，從某個角度上看，它代表了馬來亞穆斯林族群意識的覺醒，同時，也開啟了馬來人現代改革的先河。
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些馬來青年，在埃及伊斯蘭改革人士反殖民統治思想的影響下，與同在埃及的印度尼西亞學生一起創辦了seruan azhar和pilehan timour兩個雜誌，發表文章，表達其帶有政治色彩的、反殖民統治的、泛馬來亞的民族主義主張。這些人回國後，與本地接受過馬來語教育的馬來人世俗知識分子聯合，謀求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實現馬來亞的統一，但其最終目標卻是在大印度尼西亞(indonesia-raya)或大馬來亞(yu raya)之下建立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聯盟，這一目標與當時荷屬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運動（據說還有印度的革命黨人）的影響有關。
這批馬來人世俗知識分子是在馬來語學校培養出來的，他們多來自農村，而不是城市，都有很虔誠的伊斯蘭教信仰。他們的事業當時也得到了一些接受過英語教育的馬來人新聞工作者和政府職員的支持。1938年，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還建立了準政治性組織“馬來青年聯盟”( kesatuan yu muda)，組織中心主要在吉隆坡。日本占領期間，盡管該組織的獨立主張對日本人有所危害而於1942年6月被解散，但是，這批知識分子的將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聯為一體的建國理想最終卻得到了日本占領當局的支持（1945年7月）。當時，在ibrahim yaacob和burhanuddin al-helmy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半島印度尼西亞人聯盟”（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後改為kekuatanrakyat indonesia istimewa/“印度尼西亞人民力量”），號召在“滿刺加城堡的廢墟上”建立“獨立的精神”。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亞宣布獨立後，為這一運動帶來了更大的希望，所以，1945年後期成立的partai kebangsaan yu muda，在提出自治、改革等主張的同時，號召馬來人團結一致，建立種族和諧，使馬來亞成為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一部分，並采用了印度尼西亞旗作黨旗。值得注意的是，二戰期間由日本占領當局支持建立的馬來人組織，如準軍事的青年組織“祖國保衛者”( penah air)，也被一些更為激進的人士用來謀求獨立目的。顯然，這一運動所代表的馬來族群意識還是一個很大的範疇，它並不局限於馬來亞或者後來的馬來西亞，而是一種泛馬來人的族群意識。
馬來人自己也於1888年在柔佛和新加坡創辦了一個協會“語言學知識學習與教育學會”( pakatan bjar ahuan bahasa)，其任務之一是尋找與有關政府管理方麵的英語詞匯相關的馬來語詞。1924年，泛馬來亞的文學協會“學習促進會”
( persekutuankeahuan)成立，其目的是統一馬來語拚寫並開創當代馬來文學。1926年，由於操馬來語穆斯林內部（馬來人同馬來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之間）出現分化，導致第一個馬來人政治組織的形成，這就是“新加坡馬來同盟”(kesatuan yusingapura)。就在20世紀上半葉，馬來統治階層中逐漸分化出了一批英語教育出身的官僚人士，他們“享有傳統的政治地位和魅力以及現代教育雙重優勢，在殖民時代結束前在各州行政以及馬來聯邦民政部門中均有其代表”。這些人係政府官員或職員出身，熟悉殖民政治、經濟、社會現實，與英國殖民統治關係密切，且是這一統治的受益者，尤其對華人所擁有較強的經濟地位及其政治權益要求有全麵的了解，所以，由他們在30年代創建並領導的各州馬來人協會，一開始就以不反對殖民統治，而針對所謂華人等移民族群的“威脅”以鞏固馬來人特權為主要目標，如1938年成立的“馬來人公會”(persatuan yu)，其後在吉隆坡創建的“雪蘭莪馬來人公會”( persatuan ngor)就公開主張禁止移民，但印尼人不包括在內。在這些人士及其組織的推動下，還召開過兩次泛馬來亞大會（1939年和1940年），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以共同推進馬來人進步事業。以此，“明顯地展示了這一戰前僅有的大規模運動雨後春筍般的發展特征，而這正是其具有相當可觀的馬來人基礎使然的。作為沙文主義的，或種族主義的，而不是政治民族主義的組織，這些協會表達了對以各州為基礎的馬來傳統的完全忠誠，以及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同等的熱情，以此在當時定居於馬來亞的外國人的貪婪要求下來保護馬來人的利益。我們毫不懷疑，馬來協會運動及其領導人已經預見到了那樣一個時代，不管其多久才能來臨，那時，馬來人會提出從英國統治下‘民族’獨立的要求，他們亦渴望為此而努力工作。”的確，正是由於這一運動及其領導人傾向英國殖民統治的態度，在日本占領期間自然無法得到支持而繼續發展，但是，二戰後以馬來人為首的馬來亞國家獨立運動卻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的，所以，它所代表的可以看做是正在覺醒的馬來亞的馬來人族群意識。
無論如何，在20世紀上半葉，麵對其人口迅速增長的以華人為主的外來移民的威脅，馬來統治上層及其知識分子的族群意識亦在不斷加強，他們要求英國殖民當局下放政治權利，給予馬來人以保留地和參政的特權地位，限製外來移民（主要是中國和印度移民，而不包括甚至鼓勵印尼移民）的到來，其激進派甚至強烈反對殖民統治，要求獨立，並推動建立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聯盟等，並為此而組織各類協會，倡導民族和宗教改革，所以這些，盡管在馬來人內部因其複雜的利益關係而未形成統一共識，至於泛馬來亞發展的時代亦未真正到來，但是，卻昭示著馬來族群這時正在從封建蒙昧狀態下進入現代自覺發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這時，關於“馬來人”的定義，亦被提出來成為探討的主題。如1939年和1940年召開的各州馬來協會的泛馬來亞（亦包括砂拉越和文萊）大會所發動的“馬來血統純潔運動”，就已“引起了官方的注意”。1940年10月，《現代之光》(the ht)在一封題為“馬來人是誰？”的“致馬來統治者、首領和議員的公開信”中就講道：“根據這一運動，馬來人是指其男係雙親為這個馬來半島或馬來群島任何相鄰島嶼上的土著（這樣便排除了其父係為印度和阿拉伯裔的人，而如非穆斯林的爪哇人或巴厘人則包括在內）。”並繼續講道：“也許，在新加坡對於馬來人和阿拉伯與印裔人有所誤解，這是出於商業上的敵對或其他個人原因；但發生這些誤解的人卻無權向任何人灌輸他們‘仇恨的說教’以反對他們自己的敵人，更不用說反對那些馬來州的人了。”這反映了關於“馬來人”定義討論的背景，即馬來亞本土的馬來人與馬來化的阿拉伯和印度人之間的矛盾，後者主要分布於海峽殖民地的新加坡和檳城，且一般都屬於較富裕階層。無論如何，這一問題更直接地反映了馬來人的族群意識的確是正在加強。
三、日本占領期間華人本土意識的形成就一般情況而非個別情況而言，華人在曆史上向包括今馬來西亞在內的“南洋”地區移民，從一開始就注定走的是一條不歸之路，當他們深深地融人當地現代經濟建設並為之做出巨大犧牲和貢獻後，這塊浸透著他們無數血汗的土地自然成了他們落地生根的棲身之地，所以，就馬來西亞華人而言，他們或遲或早地生發出一種本土意識，乃是勢所必然，也是理所當然的。隻不過廣大移民對中國這個他們曾經的祖國的那份難以割舍的情懷是難以輕言放棄的，而且，在以商品貿易為主的時代，商人的漂泊生活，還不足以令他們在異土他鄉長久地紮下根來（不排除個別少量情況），但到了現代商品經濟時代情況就截然不同了，這需要他們在海外建立永久的基業，並為此而提出在當地生存和發展所需的包括政治在內的全麵的權利。
所以，筆者認為，正是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和馬來西亞華人經濟基礎的全麵奠定，他們的本土意識才逐漸變得強烈起來，隻是這一天的來臨比較晚而已。而由此所引發的與原住民的利益衝突或為當地帶來的某些社會問題，一般說來亦是在所難免的，所以，這就提醒人們一定要以一種常態心理對待之，而不是要對之大驚小怪。
馬來亞華人本土意識的形成，首先反映在華人移民人口的兩性結構比例的變化上。曆史上，東南亞華人移民主要以男性為主，直到19世紀末，移民中男女兩性的比例相差仍很懸殊，如1891年，霹靂州華人男女比例為18.6:l，其中，在4687名女性中，還有20%參與妓業。這反映了馬來亞的一般情況。盡管在馬來亞華人可與當地婦女結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部分華人移民婚姻家庭方麵的需要，但事實證明這隻占少數，因此，華人男女比例相差懸殊狀況多少還是反映了華人移民並未抱定紮根本土的決心，他們出來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掙錢，當然也有少數是為了避難等其他原因。有學者把清政府限製婦女移民看做是馬來亞華人婦女比例小的原因，其實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我們知道，清朝政府對於男性移民也同樣是限製的，但他們仍能衝破阻力甚至冒殺頭危險來到南洋。相信如果有必要，他們也應有同樣的決心和智慧讓大量女性移民來到馬來亞。這樣，大概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馬來亞現代經濟發展相同步，當地的華人男女比例也開始逐步獲得迅速改善，如到1911年，就已上升到4:1，一年後的1912年又上升到1000：384。此後，由於當地華人或生產對女性移民或女工的需要，即使是英國殖民政府製定的移民條例亦未能限製女牲移民，相反，法令頒布後，她們卻迅速增加，到1931年，男女比例就已達l000：513，1947年再上升為1000: 833。毫無疑問，半個世紀內馬來亞華人女性移民的迅速增加，在某個方麵看，正好反映了華人的本土意識的增強，反過來，亦為其紮根當地提供了動力。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馬來亞華人性別比例趨進平衡，必然導致當地出生的兒童人數的增加，這又促進華人教育的發展，如以1938年情況為例，在各語言源流學校中，華人小學的學校、教師和注冊學生數都是最高的。
馬來西亞華人本土意識增強的還有一個重要表現是開始關注自己在當地的政治權利。長期以來，不管是以哪一種原因來到馬來亞，華人移民在這裏的主要關心基本上局限於經濟領域。20世紀上半葉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在有了相當的經濟實力後，亦開始提出政治要求，這是因為，在英國殖民當局與馬來上層聯合統治下，通過政治幹預經濟發展的現象愈來愈明顯，如“親馬來人”的土地保護法令、限製華人移民的法令等，這無疑使華人清楚地看到了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本來就有的密切關係。再就是，馬來亞的華人由於一直與中國的社會發展保持著密切聯係，19世紀末以來中國的曆次政治變遷亦都有他們不同程度的參與，甚至中國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康有為和孫中山，以及一些重要的黨派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他們或親自來新馬等地活動（辦報、辦學校、成立各種組織、搞政治宣傳等），或在此發展自己的勢力，有時亦把黨派鬥爭引入進來，而當地華人則毫無例外地被卷了進去，所以，他們本來就不缺乏政治覺悟和經驗，是因為對當地政治的發展以及自身的政治權益很快就有了清醒的意識。另外，二戰前，英國殖民政府也已經適當地照顧到了華人的參政要求，因而使他們有了當地的政治經驗，以及深入參政的基礎。也正是這種多少是突如其來的咄咄逼人的政治發展態勢，才引起了馬來人的全麵恐慌。而當華人代表利用殖民政府提供的政治舞台發出“誰說這是馬來人的國家？”的質問的時候，局麵顯然更為難堪了。如海峽殖民地立法委員會中的一名華人代表lig yan在發出這樣的質問後，又講道：“當light船長到來的時候，難道他看到過馬來人嗎？看到過馬來村莊嗎？我們的祖先來到這裏，作為苦力——當苦力難道不令人感到羞恥嗎——而努力工作，他們沒有把錢寄回中國。他們在這裏結婚、花錢，就是這樣，政府才能把這個國家由叢林帶入文明。我們與這個國家已不可分。
她是我們的，我們的國家。”在這裏，盡管話語顯得很激進，但是，卻再明確不過地表明了華人對當地的政治認同，顯然他是從華人已為當地做出犧牲和貢獻這一資格來講這番話的。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或類似的心理，所以，當英國殖民政府把馬來聯邦的權力下放給各州時，華人才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對態度，因為這對於他們而言，就是在政治上偏向馬來人。
海峽殖民地尤其是檳城和馬六甲是華人在馬來亞定居較早的地方，所以，華人的本土意識最早在這裏出現也絕非偶然。事實上，正是當地出生並受過英國教育的海峽華人最早掀起了“以馬來亞為中心的政治運動”，其最有影響的組織有“不列顛海峽華人協會”(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該協會最早發起成立於新加坡（1900年），隨後在馬六甲和檳城都建有分會。主要代表海峽殖民地受過英語教育的職業人士與商人的利益，是最早敦促馬來亞華人政治上認同當地的組織。其成員有大商人、業主，也有來自“華人顧問委員會”(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s)、聯邦立法委員會、州委員會的華人代表。其領袖如陳禎祿曾提出過殖民地自治主張，並號召華人培養自己對本土忠誠的情感。日本占領期間，又在印度成立了“海外華人協會”(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著手製定有關馬來亞解放後華人前途的計劃。
日本占領新加坡和馬來亞以後，華人的本土意識又進一步從提出政治要求而落實為行動，這就是在馬來亞**的領導下，全力投入到了當地的抗日鬥爭之中，他們甚至提出驅逐日本，建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實際上，馬來亞華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很早就開始了，而且與中國反日鬥爭一直保持著同步發展的聯係。在曆次反日**中，新馬華人進行了無數次的抵製日貨、為中國抗日鬥爭募捐等活動，1937年中國抗戰爆發後，以著名華人領袖陳嘉庚領導的“南洋籌賑總會”甚至包括了多達45個組織，所以，從道義上和物質上都為中國的抗戰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新加坡和馬來亞被占領後，廣大華人繼續發揚這一傳統，在本土與日本帝國主義展開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他們的貢獻甚至得到了英國殖民官員的認同。這期間，馬來亞**(1927年成立時稱“南洋**”，1930年改為現名)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一直奮戰在抗日的最前線，所作的貢獻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鬥爭綱領的及時變化，代表了華人本土意識的變化。馬來亞**成立早期，主要是從階級鬥爭出發，提出了驅逐英帝國主義，打倒馬來封建勢力，建立“馬來亞工農蘇維埃共和國”等鬥爭綱領。鮮明地表明了馬來亞**立足於馬來亞本土的鬥爭立場。抗日鬥爭開始後，馬共多次調整自己的鬥爭路線，先是提出“團結馬來亞各民族與協助英國人抵抗日軍侵略，保衛馬來亞”，繼而確立了“驅逐日本法西斯出馬來亞，建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以及“建立各民族普選的國家機構，保衛祖國，實現民主權利，改善民生，振興工農商業，建設各民族友愛、自由、幸福的馬來亞”的鬥爭綱領。以華人為主體的馬來亞**的這一綱領的提出，尤其是視馬來亞為“祖國” 的思想轉變之完成，而在綱領中僅把蘇聯和中國作為國際聯合的對象等，標誌著日本占領期間至少是以馬共為主的華人的馬來亞本土意識已基本形成，而它在當時是有影響力的。
馬來亞華人本土意識的出現，早在二戰前，在當地華人思想輿論界也已有明顯反應。1941年4月，一位名叫李秋的作者在《南洋商報》發表文章“論馬華民族屬性問題”，表示馬來亞華人在本地定居已有長久曆史，他們應被稱做“馬華”，這是因為“它一方麵是中華民族一個特殊的支脈，同時又是當地一個重要的基幹民族。”戰後初期，另一位作者屈哲夫在文章“南洋華族的政治危機”中，則進一步提出“華族”概念，用來替代馬來亞“華僑”之稱呼，他認為大部分華僑此時在南洋都已不是僑居而是定居了，他們也早已成了為當地作貢獻的建設主體，而不再是客體。當然相反的意見也有存在。無論如何，馬來亞華人的本土意識，通過輿論界的討論，反而會更有利於啟發人們認真思考。二戰後，效忠本土亦成了華人政黨追求的目標之一，如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馬來亞民主同盟(ion)，其目標就是“通過向馬來人灌輸超越其對蘇丹的自然之忠誠的國家忠誠，……以及讓非馬來民族在其祖先故鄉的思鄉之情中醒來，使各族樹立對馬來亞的真正的忠誠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軍隊不僅以極快的速度占領了馬來亞全境，它還一度完成了英國殖民統治者一直未能完成的任務，就是使整個馬來亞首次實現了政治上的統一，盡管這不是馬來人自己實現並當家做主的統一。當時的統治中心是在新加坡（已改名為“昭南”），統治範圍除馬來亞外，還包括蘇門答臘（馬來屬邦的玻璃市、吉達、吉蘭丹、丁加奴等州於1943年10月被日本占領當局讓度給了已是其同盟國的暹羅）。日本占領期間，馬來亞大體上按照原有州行政區劃被編為省，由日本人充任省長。馬來蘇丹雖保住了作為統治階級一員的地位，但已被降為日本人的顧問；另設省參事會，委任各族代表組成。
日本占領馬來亞期間，政治壓迫、經濟掠奪、文化教育奴化、甚至血腥屠殺，無所不用其極，致使馬來亞的經濟社會出現了全麵倒退。自馬來亞遭受殖民統治尤其是英國殖民統治以來，日本占領期間似乎唯一變本加厲的是以馬來人和華人為主的族群矛盾的加深，族群問題變得日益突出和嚴重，愈演愈烈。這直接來源於日本占領當局所實行的民族歧視政策，以及在族群間進行挑撥離間的做法。對於馬來人，日本占領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英國殖民統治者與其上層進行政治合作的傳統，對於一般民眾則大體上采取了懷柔態度，甚至利用馬來人來對付以華人為主的抗日力量。“一般而言，對待馬來人較其他族群要好，尤其是在行政上，一些已有行政經驗者被委任為區一級官員，這些職位原來乃是由英國人充任的。馬來人學校也受到了特殊對待，占領後的12個月內，馬來半島原有的885所學校中，就有721所獲得重新開學。盡管也有一些強行征召的所謂‘誌願兵’，但是，那些作為治安維持員而加入自警團(ji kei dan)和其他準軍事後備組織的馬來人，一般都能得到一定的優待。他們通過日本入主辦的會議、語言訓練和行政教育等獲得了組織經驗。馬來婦女也得以能組織協會，1944年，還獲準參加了後備武裝。與印度尼西亞相比，日本人不太關注伊斯蘭教，隻是從1943年年中戰爭變得對日本人不利開始，注意培養馬來民族主義。”
日本占領當局對待華人卻是以一種仇視的態度。早在日本占領中國領土後，馬來亞華人就是海外華人支援中國抗戰的積極力量，後來，他們又成為馬來亞抗日鬥爭的中堅，對日本占領軍采取了決不妥協的敵對立場，也為此獻出了無數的生命和財產。日本人的一切殘暴統治也首當其衝地落在了華人的頭上，不僅如此，他們還利用馬來人來控製、打擊華人，由此加深了兩族間的仇視。
“日本人利用主要由馬來人組成的馬來亞警察來鎮壓華人的反抗運動。這自然導致華人的強烈憤怒，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傳來後，就發生了對馬來警察的報複。……在柔佛，日本人極力煽動馬來人與華人相互仇視，結果導致batu pahat地方發生了衝突和傷亡。這些衝突似乎是由馬來人挑起的。此時，兩族群已陷入報複與反報複的惡性循環之中。”據說，日本投降後，還專門留了一部分武器裝備予馬來人，讓他們用以對付華人。總之，日本的軍事占領對馬來亞的族群關係是極具破壞性的，它使馬來人與華人兩族間的怨恨情緒進一步演變為普遍的族群對立意識與行為，這造成了自殖民地獨立運動以來兩族間長期解不開的一個極大的心結。
二、日本占領期間馬來族群意識的覺醒馬來亞一直以來的政治分散以及遭受外來統治的狀態，極大地阻礙了馬來人（非馬來亞）的社會發展，致使普通馬來人中的地方忠誠（指各州的馬來人對以蘇丹為首的統治階級所代表的地方權益的執著守護）長期占據著支配地位。受這種地方忠誠影響，再加上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某種信賴，馬來人的族群意識因此出現的較晚。外來移民的到來，在其早期亦未能引發其族群意識的覺醒。
隻是後來隨著以華人為主的外來人口（包括後來構成馬來人一部分的馬來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穆斯林）的迅速增加及其相對經濟優勢的出現，以及在政治上對馬來人構成某種威脅後，由此而引發的馬來人的憂慮、不滿乃至怨憤情緒，才逐步發展為自覺的族群意識：到20世紀30年代幾乎同時發展為三種族群意識，這就是泛穆斯林族群意識、泛馬來人族群意識和馬來亞一馬來人族群意識。具有改革意識的馬來知識分子及其組建的各類社會組織對這些族群意識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些社會組織在開始時主要是文化和宗教性質的，後來由於受馬來人反對以華人和印度人為主的移民族群的影響，便逐漸演變為政治性質的。還有，“在馬來族群意識演變中，（日本）占領期間是很重要的，因為由日本讚助的泛馬來亞組織，主張一個更大、更統一的超越各州忠誠的馬來亞。不僅如此，得到日本人讚同的蘇門答臘與馬來半島的穆斯林間的密切合作，亦為舊有的馬來紐帶注入了新的生命。”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隨著馬來亞殖民地各類教育的發展，一些具有近代改革意識的知識分子先後登上了地區社會曆史舞台。最早的是出現在海峽殖民地（中心在新加坡和檳城）的伊斯蘭改革運動，它由都市資產階級中接受阿拉伯語教育的虔誠穆斯林所發起，而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則是馬來化的阿拉伯與印度人(jawi peranakan)。運動受中東尤其是埃及和土耳其伊斯蘭複興運動的直接影響。“一些馬來一阿拉伯人、半島馬來人、蘇門答臘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等”，由開羅、漢誌返回後，懷有一種要在當地振興伊斯蘭教的強烈願望，以使之適應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19世紀後半葉，jawi peranakan組建了他們的協會“jawiperanakan公會”，創辦了同名雜誌，其目標之一是規範已成為當地穆斯林共同語言的馬來語。阿拉伯人也在新加坡創辦了“darul-adab公會”和“dar ul-taadzim公會”，並在20世紀初與jawiperanakan領導人一起創辦了有名的“新加坡伊斯蘭公會”(theimic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由他們發起的帶有伊斯蘭改革性質的運動，通過主辦報紙雜誌，宣揚純淨伊斯蘭教，回歸原始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團結主張，由此引發了同舊的馬來民族和伊斯蘭教上層勢力的衝突，但在半島的伊斯蘭教師中卻獲得了支持。到20世紀30年代，這一改革運動出現**，成立了“筆友兄弟會”(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簡稱paspam或sahabat pe-na)，在其發展高峰，成員達一萬多人，分會遍布馬來亞各州，甚至婆羅洲，此時其改革目標已超出純宗教範圍，據說已開始強調馬來人的“合作、思想統一、經濟進步等”，其著名口號是“語言萬歲！
民族萬歲！”（hidup bahasalhiduh bangsal）不過，這次高峰過後，由於改革的推動力量主要局限於穆斯林移民，而缺乏本地區馬來人基礎，便逐漸進入低潮。無論如何，19世紀末在馬來亞開始的這一伊斯蘭改革，作為世界性近代伊斯蘭改革運動的一環，是應當時社會發展需要而出現的，因此，從某個角度上看，它代表了馬來亞穆斯林族群意識的覺醒，同時，也開啟了馬來人現代改革的先河。
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些馬來青年，在埃及伊斯蘭改革人士反殖民統治思想的影響下，與同在埃及的印度尼西亞學生一起創辦了seruan azhar和pilehan timour兩個雜誌，發表文章，表達其帶有政治色彩的、反殖民統治的、泛馬來亞的民族主義主張。這些人回國後，與本地接受過馬來語教育的馬來人世俗知識分子聯合，謀求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實現馬來亞的統一，但其最終目標卻是在大印度尼西亞(indonesia-raya)或大馬來亞(yu raya)之下建立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聯盟，這一目標與當時荷屬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運動（據說還有印度的革命黨人）的影響有關。
這批馬來人世俗知識分子是在馬來語學校培養出來的，他們多來自農村，而不是城市，都有很虔誠的伊斯蘭教信仰。他們的事業當時也得到了一些接受過英語教育的馬來人新聞工作者和政府職員的支持。1938年，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還建立了準政治性組織“馬來青年聯盟”( kesatuan yu muda)，組織中心主要在吉隆坡。日本占領期間，盡管該組織的獨立主張對日本人有所危害而於1942年6月被解散，但是，這批知識分子的將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聯為一體的建國理想最終卻得到了日本占領當局的支持（1945年7月）。當時，在ibrahim yaacob和burhanuddin al-helmy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新的政治組織“半島印度尼西亞人聯盟”（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後改為kekuatanrakyat indonesia istimewa/“印度尼西亞人民力量”），號召在“滿刺加城堡的廢墟上”建立“獨立的精神”。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亞宣布獨立後，為這一運動帶來了更大的希望，所以，1945年後期成立的partai kebangsaan yu muda，在提出自治、改革等主張的同時，號召馬來人團結一致，建立種族和諧，使馬來亞成為大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一部分，並采用了印度尼西亞旗作黨旗。值得注意的是，二戰期間由日本占領當局支持建立的馬來人組織，如準軍事的青年組織“祖國保衛者”( penah air)，也被一些更為激進的人士用來謀求獨立目的。顯然，這一運動所代表的馬來族群意識還是一個很大的範疇，它並不局限於馬來亞或者後來的馬來西亞，而是一種泛馬來人的族群意識。
馬來人自己也於1888年在柔佛和新加坡創辦了一個協會“語言學知識學習與教育學會”( pakatan bjar ahuan bahasa)，其任務之一是尋找與有關政府管理方麵的英語詞匯相關的馬來語詞。1924年，泛馬來亞的文學協會“學習促進會”
( persekutuankeahuan)成立，其目的是統一馬來語拚寫並開創當代馬來文學。1926年，由於操馬來語穆斯林內部（馬來人同馬來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之間）出現分化，導致第一個馬來人政治組織的形成，這就是“新加坡馬來同盟”(kesatuan yusingapura)。就在20世紀上半葉，馬來統治階層中逐漸分化出了一批英語教育出身的官僚人士，他們“享有傳統的政治地位和魅力以及現代教育雙重優勢，在殖民時代結束前在各州行政以及馬來聯邦民政部門中均有其代表”。這些人係政府官員或職員出身，熟悉殖民政治、經濟、社會現實，與英國殖民統治關係密切，且是這一統治的受益者，尤其對華人所擁有較強的經濟地位及其政治權益要求有全麵的了解，所以，由他們在30年代創建並領導的各州馬來人協會，一開始就以不反對殖民統治，而針對所謂華人等移民族群的“威脅”以鞏固馬來人特權為主要目標，如1938年成立的“馬來人公會”(persatuan yu)，其後在吉隆坡創建的“雪蘭莪馬來人公會”( persatuan ngor)就公開主張禁止移民，但印尼人不包括在內。在這些人士及其組織的推動下，還召開過兩次泛馬來亞大會（1939年和1940年），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以共同推進馬來人進步事業。以此，“明顯地展示了這一戰前僅有的大規模運動雨後春筍般的發展特征，而這正是其具有相當可觀的馬來人基礎使然的。作為沙文主義的，或種族主義的，而不是政治民族主義的組織，這些協會表達了對以各州為基礎的馬來傳統的完全忠誠，以及對英國殖民統治的同等的熱情，以此在當時定居於馬來亞的外國人的貪婪要求下來保護馬來人的利益。我們毫不懷疑，馬來協會運動及其領導人已經預見到了那樣一個時代，不管其多久才能來臨，那時，馬來人會提出從英國統治下‘民族’獨立的要求，他們亦渴望為此而努力工作。”的確，正是由於這一運動及其領導人傾向英國殖民統治的態度，在日本占領期間自然無法得到支持而繼續發展，但是，二戰後以馬來人為首的馬來亞國家獨立運動卻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的，所以，它所代表的可以看做是正在覺醒的馬來亞的馬來人族群意識。
無論如何，在20世紀上半葉，麵對其人口迅速增長的以華人為主的外來移民的威脅，馬來統治上層及其知識分子的族群意識亦在不斷加強，他們要求英國殖民當局下放政治權利，給予馬來人以保留地和參政的特權地位，限製外來移民（主要是中國和印度移民，而不包括甚至鼓勵印尼移民）的到來，其激進派甚至強烈反對殖民統治，要求獨立，並推動建立馬來亞與印度尼西亞的政治聯盟等，並為此而組織各類協會，倡導民族和宗教改革，所以這些，盡管在馬來人內部因其複雜的利益關係而未形成統一共識，至於泛馬來亞發展的時代亦未真正到來，但是，卻昭示著馬來族群這時正在從封建蒙昧狀態下進入現代自覺發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這時，關於“馬來人”的定義，亦被提出來成為探討的主題。如1939年和1940年召開的各州馬來協會的泛馬來亞（亦包括砂拉越和文萊）大會所發動的“馬來血統純潔運動”，就已“引起了官方的注意”。1940年10月，《現代之光》(the ht)在一封題為“馬來人是誰？”的“致馬來統治者、首領和議員的公開信”中就講道：“根據這一運動，馬來人是指其男係雙親為這個馬來半島或馬來群島任何相鄰島嶼上的土著（這樣便排除了其父係為印度和阿拉伯裔的人，而如非穆斯林的爪哇人或巴厘人則包括在內）。”並繼續講道：“也許，在新加坡對於馬來人和阿拉伯與印裔人有所誤解，這是出於商業上的敵對或其他個人原因；但發生這些誤解的人卻無權向任何人灌輸他們‘仇恨的說教’以反對他們自己的敵人，更不用說反對那些馬來州的人了。”這反映了關於“馬來人”定義討論的背景，即馬來亞本土的馬來人與馬來化的阿拉伯和印度人之間的矛盾，後者主要分布於海峽殖民地的新加坡和檳城，且一般都屬於較富裕階層。無論如何，這一問題更直接地反映了馬來人的族群意識的確是正在加強。
三、日本占領期間華人本土意識的形成就一般情況而非個別情況而言，華人在曆史上向包括今馬來西亞在內的“南洋”地區移民，從一開始就注定走的是一條不歸之路，當他們深深地融人當地現代經濟建設並為之做出巨大犧牲和貢獻後，這塊浸透著他們無數血汗的土地自然成了他們落地生根的棲身之地，所以，就馬來西亞華人而言，他們或遲或早地生發出一種本土意識，乃是勢所必然，也是理所當然的。隻不過廣大移民對中國這個他們曾經的祖國的那份難以割舍的情懷是難以輕言放棄的，而且，在以商品貿易為主的時代，商人的漂泊生活，還不足以令他們在異土他鄉長久地紮下根來（不排除個別少量情況），但到了現代商品經濟時代情況就截然不同了，這需要他們在海外建立永久的基業，並為此而提出在當地生存和發展所需的包括政治在內的全麵的權利。
所以，筆者認為，正是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和馬來西亞華人經濟基礎的全麵奠定，他們的本土意識才逐漸變得強烈起來，隻是這一天的來臨比較晚而已。而由此所引發的與原住民的利益衝突或為當地帶來的某些社會問題，一般說來亦是在所難免的，所以，這就提醒人們一定要以一種常態心理對待之，而不是要對之大驚小怪。
馬來亞華人本土意識的形成，首先反映在華人移民人口的兩性結構比例的變化上。曆史上，東南亞華人移民主要以男性為主，直到19世紀末，移民中男女兩性的比例相差仍很懸殊，如1891年，霹靂州華人男女比例為18.6:l，其中，在4687名女性中，還有20%參與妓業。這反映了馬來亞的一般情況。盡管在馬來亞華人可與當地婦女結婚，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滿足部分華人移民婚姻家庭方麵的需要，但事實證明這隻占少數，因此，華人男女比例相差懸殊狀況多少還是反映了華人移民並未抱定紮根本土的決心，他們出來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掙錢，當然也有少數是為了避難等其他原因。有學者把清政府限製婦女移民看做是馬來亞華人婦女比例小的原因，其實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我們知道，清朝政府對於男性移民也同樣是限製的，但他們仍能衝破阻力甚至冒殺頭危險來到南洋。相信如果有必要，他們也應有同樣的決心和智慧讓大量女性移民來到馬來亞。這樣，大概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馬來亞現代經濟發展相同步，當地的華人男女比例也開始逐步獲得迅速改善，如到1911年，就已上升到4:1，一年後的1912年又上升到1000：384。此後，由於當地華人或生產對女性移民或女工的需要，即使是英國殖民政府製定的移民條例亦未能限製女牲移民，相反，法令頒布後，她們卻迅速增加，到1931年，男女比例就已達l000：513，1947年再上升為1000: 833。毫無疑問，半個世紀內馬來亞華人女性移民的迅速增加，在某個方麵看，正好反映了華人的本土意識的增強，反過來，亦為其紮根當地提供了動力。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馬來亞華人性別比例趨進平衡，必然導致當地出生的兒童人數的增加，這又促進華人教育的發展，如以1938年情況為例，在各語言源流學校中，華人小學的學校、教師和注冊學生數都是最高的。
馬來西亞華人本土意識增強的還有一個重要表現是開始關注自己在當地的政治權利。長期以來，不管是以哪一種原因來到馬來亞，華人移民在這裏的主要關心基本上局限於經濟領域。20世紀上半葉這種情況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在有了相當的經濟實力後，亦開始提出政治要求，這是因為，在英國殖民當局與馬來上層聯合統治下，通過政治幹預經濟發展的現象愈來愈明顯，如“親馬來人”的土地保護法令、限製華人移民的法令等，這無疑使華人清楚地看到了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本來就有的密切關係。再就是，馬來亞的華人由於一直與中國的社會發展保持著密切聯係，19世紀末以來中國的曆次政治變遷亦都有他們不同程度的參與，甚至中國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康有為和孫中山，以及一些重要的黨派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他們或親自來新馬等地活動（辦報、辦學校、成立各種組織、搞政治宣傳等），或在此發展自己的勢力，有時亦把黨派鬥爭引入進來，而當地華人則毫無例外地被卷了進去，所以，他們本來就不缺乏政治覺悟和經驗，是因為對當地政治的發展以及自身的政治權益很快就有了清醒的意識。另外，二戰前，英國殖民政府也已經適當地照顧到了華人的參政要求，因而使他們有了當地的政治經驗，以及深入參政的基礎。也正是這種多少是突如其來的咄咄逼人的政治發展態勢，才引起了馬來人的全麵恐慌。而當華人代表利用殖民政府提供的政治舞台發出“誰說這是馬來人的國家？”的質問的時候，局麵顯然更為難堪了。如海峽殖民地立法委員會中的一名華人代表lig yan在發出這樣的質問後，又講道：“當light船長到來的時候，難道他看到過馬來人嗎？看到過馬來村莊嗎？我們的祖先來到這裏，作為苦力——當苦力難道不令人感到羞恥嗎——而努力工作，他們沒有把錢寄回中國。他們在這裏結婚、花錢，就是這樣，政府才能把這個國家由叢林帶入文明。我們與這個國家已不可分。
她是我們的，我們的國家。”在這裏，盡管話語顯得很激進，但是，卻再明確不過地表明了華人對當地的政治認同，顯然他是從華人已為當地做出犧牲和貢獻這一資格來講這番話的。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或類似的心理，所以，當英國殖民政府把馬來聯邦的權力下放給各州時，華人才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對態度，因為這對於他們而言，就是在政治上偏向馬來人。
海峽殖民地尤其是檳城和馬六甲是華人在馬來亞定居較早的地方，所以，華人的本土意識最早在這裏出現也絕非偶然。事實上，正是當地出生並受過英國教育的海峽華人最早掀起了“以馬來亞為中心的政治運動”，其最有影響的組織有“不列顛海峽華人協會”( the straits chinese british association)，該協會最早發起成立於新加坡（1900年），隨後在馬六甲和檳城都建有分會。主要代表海峽殖民地受過英語教育的職業人士與商人的利益，是最早敦促馬來亞華人政治上認同當地的組織。其成員有大商人、業主，也有來自“華人顧問委員會”(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s)、聯邦立法委員會、州委員會的華人代表。其領袖如陳禎祿曾提出過殖民地自治主張，並號召華人培養自己對本土忠誠的情感。日本占領期間，又在印度成立了“海外華人協會”(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著手製定有關馬來亞解放後華人前途的計劃。
日本占領新加坡和馬來亞以後，華人的本土意識又進一步從提出政治要求而落實為行動，這就是在馬來亞**的領導下，全力投入到了當地的抗日鬥爭之中，他們甚至提出驅逐日本，建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的口號。實際上，馬來亞華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很早就開始了，而且與中國反日鬥爭一直保持著同步發展的聯係。在曆次反日**中，新馬華人進行了無數次的抵製日貨、為中國抗日鬥爭募捐等活動，1937年中國抗戰爆發後，以著名華人領袖陳嘉庚領導的“南洋籌賑總會”甚至包括了多達45個組織，所以，從道義上和物質上都為中國的抗戰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新加坡和馬來亞被占領後，廣大華人繼續發揚這一傳統，在本土與日本帝國主義展開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鬥爭，他們的貢獻甚至得到了英國殖民官員的認同。這期間，馬來亞**(1927年成立時稱“南洋**”，1930年改為現名)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馬來亞人民抗日軍”一直奮戰在抗日的最前線，所作的貢獻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鬥爭綱領的及時變化，代表了華人本土意識的變化。馬來亞**成立早期，主要是從階級鬥爭出發，提出了驅逐英帝國主義，打倒馬來封建勢力，建立“馬來亞工農蘇維埃共和國”等鬥爭綱領。鮮明地表明了馬來亞**立足於馬來亞本土的鬥爭立場。抗日鬥爭開始後，馬共多次調整自己的鬥爭路線，先是提出“團結馬來亞各民族與協助英國人抵抗日軍侵略，保衛馬來亞”，繼而確立了“驅逐日本法西斯出馬來亞，建立馬來亞民主共和國。”以及“建立各民族普選的國家機構，保衛祖國，實現民主權利，改善民生，振興工農商業，建設各民族友愛、自由、幸福的馬來亞”的鬥爭綱領。以華人為主體的馬來亞**的這一綱領的提出，尤其是視馬來亞為“祖國” 的思想轉變之完成，而在綱領中僅把蘇聯和中國作為國際聯合的對象等，標誌著日本占領期間至少是以馬共為主的華人的馬來亞本土意識已基本形成，而它在當時是有影響力的。
馬來亞華人本土意識的出現，早在二戰前，在當地華人思想輿論界也已有明顯反應。1941年4月，一位名叫李秋的作者在《南洋商報》發表文章“論馬華民族屬性問題”，表示馬來亞華人在本地定居已有長久曆史，他們應被稱做“馬華”，這是因為“它一方麵是中華民族一個特殊的支脈，同時又是當地一個重要的基幹民族。”戰後初期，另一位作者屈哲夫在文章“南洋華族的政治危機”中，則進一步提出“華族”概念，用來替代馬來亞“華僑”之稱呼，他認為大部分華僑此時在南洋都已不是僑居而是定居了，他們也早已成了為當地作貢獻的建設主體，而不再是客體。當然相反的意見也有存在。無論如何，馬來亞華人的本土意識，通過輿論界的討論，反而會更有利於啟發人們認真思考。二戰後，效忠本土亦成了華人政黨追求的目標之一，如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的馬來亞民主同盟(ion)，其目標就是“通過向馬來人灌輸超越其對蘇丹的自然之忠誠的國家忠誠，……以及讓非馬來民族在其祖先故鄉的思鄉之情中醒來，使各族樹立對馬來亞的真正的忠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