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69年“五一三”事件發生後，以巫統為代表的馬來人的政治支配地位變得更加鞏固，與其相反，生命與物質方麵忍受巨大損失，精神方麵遭受極大挫敗的廣大華人則進一步淪於被支配地位，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與其他非馬來族群一道幾乎喪失了應有的政治參與權和決策權（當然一定的形式還保留著，真正的發言權卻十分有限）。此後，馬來西亞雖然還保留著原有的族群政治格局（即族群黨還存在），但是，族群協商（所謂的“協和式”民主政治）已基本不複存在，所有重大決策以馬來人政黨——巫統的意誌為轉移。在這種背景下，對族群政治協商感到非常失望的華裔族群，被迫嚐試民間參政及反對政治渠道，並通過反對巫統一黨獨裁和實現民主政治來維護本族群利益，從而一度推動馬來西亞兩黨製（國陣與替陣兩個政黨集團）的發展。然而，這並未影響巫統控製的國家政權利用對其有利的政治形勢，進一步采取所謂的“扶弱政策”(affir)，製定並實施了全麵提升馬來族群經濟地位的新經濟政策，再輔之以旨在同化非馬來族群的國家文化等政策，馬來人在大馬國家中的支配地位終於全麵形成了，即以巫統為代表的馬來人從此不僅壟斷了國家的政治機器，還控製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支配了國家的思想文化，華人等非馬來族群的地位則每況愈下，由此而導致的馬來西亞的“種族極化”也日益加深。因此，新經濟政策及其高度體現的土著至上主義，對馬來西亞族群關係——尤其是馬來人與華人之間的關係的影響及所帶來的馬來西亞族群製衡格局的變化，是帶有根本性和絕對性的。當然，從馬來西亞的未來發展角度而言，新經濟政策時期似應被視為某種過渡，即這是去殖民地化、馬來西亞本地化的一個過渡。亦有論者謂這是馬來人的“第二次獨立”，所說亦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