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到1990年，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確立的兩大目標之一消除貧困已取得了很大成績，隻是還未達到最終消除的目標，而且國內的貧富差距也在進一步擴大，不過，其另一目標即社會重組已基本完成。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結果，不僅使馬來人在政治領域而且在國家經濟領域取得了支配地位。在這種情況下，該項推行20年的政策便如期宣告結束了。從1991年開始，馬來西亞進入了“國家發展政策”時期。當年，首相dr mahathir mohamad又宣布了國家發展“願景”，要使馬來西亞在2020年進入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盡管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亦曾波及馬來西亞，致使國民對實現“2020宏願”的信心受到一定挫折，但是，馬來西亞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曆的長期高速發展，的確為解決包括族群問題在內的各類社會問題提供了很有利的條件。


    經濟上的相對繁榮（馬來西亞在度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經濟衰退後迎來了長達幾年即1988年至1996年的平均80%的經濟增長率），再加上對“2020宏願”的期許和對國際上流行的trickle down理論（“一滴一滴向下”，即認為經濟發展可以逐步使如不公平等社會問題獲得最終解決）的信奉，以及對自身能力的自信——“馬來西亞能！”( ysia boleh!)，以首相dr mahathirmohamad為核心的巫統領袖對國內族群問題的態度亦發生了某種改變，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表現出來的“小開明”態度。這一時期，他們對非馬來族群的某些合理要求，如成立“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聯合會”和創辦華人高等院校等方麵的要求，也給予適當的滿足。他們還為了推動國家認同進一步提出了超種族主義的“馬來西亞族”概念。麵對所有這些轉變，馬來西亞的華人亦曾感受到過某種鼓舞。然而，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由華裔民間團體掀起的“訴求”運動，卻由於觸動了憲法規定的“敏感問題”，不僅無果而終，還險些釀成了類似於1969年“五一三”事件的局麵。迄今為止馬來西亞的各類族群問題風波，也大有一種樹欲靜而風不止之勢。所有這些似乎又向華人等非馬來族群傳達了另外一種相反的信息，這就是馬來人即使在取得全麵支配地位的情況下，他們所能做出的讓步在現實情況下也還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