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三月五日，曾國藩因“剿撚”無功，在一片彈劾聲中回任兩江總督。
曾國藩回任兩江的主要任務本來是為李鴻章“剿撚”籌措軍餉，但他回任後在請求截留關稅二成的奏折中竟把支持上海鐵廠的運作放在第一位。曾國藩在奏折中說：“臣回任後，通計餉需款目一年入數較之出數甚巨。且有萬不容緩之事須另行籌款者，約計數端。如製造輪船，實為救時要策。上海開設鐵廠，在滬及外洋購買機器兩副，大致已屬全備，而造船一事則以無款可籌，尚未興辦。臣前在安慶曾試造一小輪船，不甚得法。李鴻章苦心經營，獨得要領。現在江寧、上海各局製造洋炮、洋槍、洋火等項，均用內地匠人，能學外洋機巧。以必應速辦之事，又有可乘之時，有可用之人，而坐困於無可撥之銀，殊覺機會可惜。”從曾國藩的奏折看，上海鐵廠製造輪船已是萬事俱備了，那麽如何解決它的坐困局麵呢?曾國藩於奏折的最後提出方案說：“製造輪船等事，福建尚奏撥巨款新立鐵廠，江南已有鐵廠，豈可置之不辦?再四思維，實有萬難周轉之勢。查江海關洋稅一項，自扣款清結以後，提解四成，另款存儲部庫，本係奏定專撥之款，未敢動用絲毫。惟現當餉需萬緊，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洋稅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濟要需。如蒙俞允，臣擬以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以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其餘二成，仍隨時按結報解。俟輪船辦有頭緒，各軍餉項稍裕，即當奏明，仍按四成全數解部，以符初議。”
我們知道，截留解部關稅，是需要膽略和勇氣的，尤其是以其中的一成支持鐵廠製造輪船，數量竟與接濟淮軍及添兵費用相等，更需要膽略和勇氣。那末，上海鐵廠究竟在何時何種情況下組建，與曾國藩又有哪些關係呢?這就有必要追溯清季洋務的曆史了。
1官辦洋務的提出
這裏的所謂“洋務”指的是學習外洋先進方法開辦軍事工業，特別是製造船炮之類的軍事重工業。鴉片戰爭期間西方侵略者依仗他們的堅船利炮取得了勝利，得到了他們想要得到的一切。滿清的統治者在一陣驚慌之後似乎又回歸到了寧靜，以為可以按照老習慣過他們過去的生活。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十四年後英、法侵略者再次依仗他們的堅船利炮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將鹹豐帝趕到了熱河承德。但這畢竟在一十四年之後，情況稍有不同了，麻木的滿清統治集團居然也有人痛定思痛，這就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全麵負責議和事宜的恭親王奕。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首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在與英法列強的接觸中深感自己國家的積弱，為了不受製於人，提出要購買外國船炮，意在以自己的堅船利炮來對付洋人的堅船利炮。並上折建議朝廷下令讓曾國藩等人照辦。由於曾國藩當時正在皖南與太平軍激戰，幾致性命不保，無由顧及。鹹豐帝也剛從北京逃到熱河，驚魂未定，因而反響不大。鹹豐十一年五月，奕等人舊事重提。這回因為暫時沒有了洋人的威脅，而清政府又始終以太平天國為主要敵人，所以奕等人的奏折事由徑作“為剿賊亟宜乘時，請購買外洋船炮，以利軍行而維大局，恭折仰祈聖鑒事”。奏折寫道：
“臣等查粵逆起事以來，蔓延七八省，滋擾十數年。推原其始，道光年間沿海不靖，其時遣散之潮勇，從逆之漢奸，窺見國家兵力不足，遂勾結煽惑，乘間抵隙，一發而不可驟製。迨用兵既久，財用漸匱，外國從而生心，得步進步，要求無已。是粵匪之患萌於外國，而今日外國之張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屬，而其害則實相同。臣等自去秋辦理以來，為目前保全大局，極意羈縻。雖英、法漸見信服，有昵而就我之意，而為國家謀久安之計，則防患正不可不深。伏思外憂內患，至今已極，譬如木腐蟲生，善治者必先培養根本，根本固而蟊賊自消。臣等辦理外國各事不過治其枝葉，而蟊賊未能盡去，非拔本塞源之方也。是以上年曾奏請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國船炮，並請派大員訓練京兵，無非為自強之計，不使受製於人。然購買船炮之議，曾國藩等現在是否辦理，無從詢知，而當此時事孔亟之時，何可再事因循!”
接著，奕等提供市場信息說：“據稱，伊國(按指法國)火輪船一隻，大者數十萬兩，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若用小火輪船十餘號，益以精利槍炮，其費不過數十萬兩。如欲購買，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於是清政府於鹹豐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分寄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頭品頂戴湖北巡撫胡林翼、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頭品頂戴江蘇巡撫薛煥、兩廣總督勞崇光、廣東巡撫耆齡。上諭稱：“前因恭親王奕等奏，法夷槍炮，現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製造。當諭令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本日複據奕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炮一折。東南賊氛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炮，剿賊必能得力。惟各路軍餉不足，必須預籌銀款以資購辦。著勞崇光、耆齡、薛煥，並傳諭毓清，即按照所奏，預為籌計。其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及陸路進攻各事宜，並著官、曾國藩、胡林翼先行妥為籌議。”清政府官辦洋務本是從購買槍支開始的，然後由購買槍枝發展到購買船炮。但無論是購買槍枝還是購買船炮，都是為了鎮壓太平軍。奕的奏折雖然也提到“外憂內患”，但最終目的還是要達到“蟊賊自消”。盡管如此，但畢竟提出了購買外國船炮用先進武器武裝自己的緊迫問題。
上諭寄出，曾國藩積極響應，但在指導思想上作了重大修改。他在《複陳購買外洋船炮折》中開頭便說：“臣查發逆盤據金陵，蔓延蘇、浙、皖、鄂等省，所占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曰金陵，曰安慶，曰蕪湖；不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曰蘇州，曰廬州，曰寧國。不傍江之處，所用師船不過舢板、長龍之類。其或支流小港，岸峻橋多，即舢板小劃尚無所施其技，斷不容火輪船。傍江三城小火輪船盡可施展，然亦隻能製水麵之賊，不能製岸上之賊。目下賊氛雖熾，然江麵實鮮炮船，不能與我水師爭衡。臣去冬複奏一疏有雲：金陵發逆之橫行，在陸而不在水；皖、吳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係屬實在情形。”
按照曾國藩的觀點，鎮壓太平天國根本無須購買外洋船炮，因為目下所爭，在陸而不在水。那麽曾國藩是否反對購買外洋船炮呢?不是，他是積極主張的。他在奏折中接著說：“至恭親王奕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則亦漸失其所恃。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曾國藩思想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的前瞻性，雖然也離不開“可以剿發逆”的眼前目標。
曾國藩對購買洋船炮不僅深表讚同，而且以積極行動響應。他聽說上海有兩艘破舊洋船，欲當即開來安慶一帶，提前訓練各色官弁員工，待洋船一到，即可投入使用。他在複陳購買外洋船炮奏折的另片中奏道：“臣擬先調現泊上海之海上‘土隻坡’輪船一隻，由長江上駛安慶一帶，就近察勘使用，督令楚師將弁，預為練習，俟明年洋船購到，庶易收駕輕就熟之功。”遺憾的是他手中拮據，無法開支。於是接著提出要求說：“惟臣處缺餉日甚，該輪船駛赴上遊，弁勇工匠口糧，仍照向章在於上海支領。其損壞輪船一隻，如何修理，亦全速修完好，駛赴安慶一帶，相應請旨飭下江蘇撫臣薛煥，迅派幹員，刻日押令上駛，以資演習。”隻是當時曾國藩還隻是名義上的兩江總督，連總督關防還在駐上海的江蘇巡撫薛煥手上，此議或者朝廷並未飭下薛煥，或者是薛煥並未執行，總之並無下，而清政府官辦洋務之議，也就到此打住了。
2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及其早期運作
曾國藩對所謂“洋務”的認識以及興辦洋務的熱情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雖然早在衡陽組建水師之初就將從廣東購得的“夷炮”一百二十尊編入建製，但曾國藩對夷人夷物卻從無好感，特別是洋槍洋炮，一再鄙薄，以為不及自己的土槍土炮。他在鹹豐八年(1858)十月二十一日給袁芳英的信中說：“洋槍不甚得用，近始知之，祈閣下少買，或十支，二十支足矣。如已買難退，則隻得聽之。”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九日給曾國荃的信中說：“洋槍機栝，弟營既善收拾，又勤於擦洗，餘當令筱泉於粵厘項下購買。然我軍仍當以抬鳥、刀矛、劈山炮為根本。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兼工詩賦雜藝則佳，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則浮矣，至囑。”
曾國荃的部隊本來習慣了洋槍，而且已經善於擦洗，收拾，但經曾國藩八股雜藝的比附遊說之後居然又“深以為然”。為此曾國藩特別高興，於十月初八日去信大講劈山炮的優越與使用秘訣說：“吾以劈山炮為陸軍第一利器，若食群子五十顆以外，實可無堅不摧。去年吾寄弟信，言劈山炮食滿群子之後須要稻草球子封之，並須用搠杖多杵幾下，將草球緊緊貼子，子緊緊貼藥，藥緊緊貼膛，及群子之所及，又遠又寬矣。”
曾國藩還曾與人辯論過洋炮與劈山炮的優劣，他認為洋炮隻能擊遠，而不能“食群子”，也就是說洋炮隻有射程遠的優點，而殺傷力不及用散子的劈山炮。他說：“水陸戰事，擊遠者固屬要貴，多食群子者尤為可貴；二者不可得兼，則舍擊遠而取食群子者。”當然，他也想到要利用洋炮的優點，但仍是八股雜藝的原則，“意欲擇散口洋裝，舁以陸戰，以輔劈山炮之不逮”。但曾國藩畢竟擋不住新事物的潮流，因為洋槍比土槍優越，將士紛紛棄舊圖新，特別在他的胞弟曾國荃營與在上海的李鴻章淮軍，已成風氣。對曾國荃的要求曾國藩無法遏止，隻好適當滿足，他於同治二年(1863)三月初六日致信李鴻章說：“洋槍風氣，開自尊處與舍弟營。今各營紛紛請領，不可遏止。意於滬中購買五百支，以應眾將之求。”四月初六日又去信說：“洋槍求者極多，風氣既開，萬難禁遏。敬求惠協二千杆。”
曾國藩雖然鄙薄洋槍洋炮，但對洋船卻曆來向往，這在上述響應恭親王奕的倡議中可見一斑，隻是條件不允許，未能實現。鹹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曾國荃攻克安慶。初七日，曾國藩由東流移駐安慶。十月十八日奉上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官員，悉歸節製。”從此，曾國藩不僅有了安慶這個據長江要衝的根據之地，而且直接掌握了長江下遊各省，自然也就有了購買乃至試製輪船的條件。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一日，曾國藩用五萬五千金購買外洋火輪一隻。他當天的日記寫道：“早飯後清理件，旋至眉生處與筱泉圍棋。尚未終局，接周弢甫信，買洋船一隻，灣泊城下，欲餘登船閱看定奪，其價已議定五萬五千金，委員朱筱山別駕押坐來皖。因與朱同登舟一看，無一物不工致。其用火激水轉輪之處，倉卒不能得其要領。少荃、申夫、眉生等亦均往閱看。”
曾國藩在安慶買船可能不止這一隻。黎庶昌的《年譜》於此事寫道：“二十一日，新購外洋火輪船第一號到安慶。”既然是第一號，自然還有第二號，第三號。曾國藩於四月初九日給奕、桂良的信中說明他幾次買船的情況說：“國藩以蘇皖中梗，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隻，以為運送子藥、飛遞報之用，劄派周主事騰虎往滬購買。初購寶順一隻，價已議定，至立契日，嫌小退還。旋購吧吡船一隻，因被售者所欺，詭易其名曰‘博雲’，實不可用。又訂定威林密船一隻，較吧吡船略好，現尚未乘駕來皖，不知果合用否。”可知時至四月，曾國藩還派周騰虎在上海繼續買船。
曾國藩不僅買船，而且極有興趣自己造船，甚至買船就是為了造船，這個思想在《複陳購買外洋船炮折》中已經有了反映。現在既有輪船，有了範本，於是在安慶開設軍械所，於製造槍炮之餘試造輪船。他的軍械所盡用華人，不用洋工。先從仿造輪船蒸汽機開始，居然取得了成功。曾國藩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日記寫道：“中飯後，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演試，其法以火蒸水，氣貫入筒。筒中三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演試約一個小時，雖然隻是蒸汽機單件，但曾國藩似乎看到了整個輪船的自製成功。他高興地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曾國藩隨著對洋人、洋物接觸的增多(如吳竹莊從上海乘輪船至安慶“去來各僅二日”，曾國藩深歎“洋船之神速”。李鴻章率淮軍駐上海，“來信言夷務頗詳”等)，逐漸形成了自己對洋人洋務的深層次觀點，他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的日記中寫道：“眉生言及夷務，餘以欲製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發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製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這是曾國藩“論強弱而不論是非”觀點的典型表述。這一觀點在政治上導致他對外的屈膝投降，而在科學技術上又促使他對“洋務”不斷增強認識，提高了他辦洋務的熱情。這實際上是一個由排洋、仇洋到德洋、親洋，同時又在船炮製作上努力學洋的過程。
3購買機器與裝備鐵廠
曾國藩的安慶軍械所通過一段試驗，雖然也造出了小火輪，但“不甚得法”，遠不如洋船。除了人的技術差距外，關鍵是缺少設備。經人提醒，他想到了向外洋購買設備。曾國藩後來於同治七年(1868)在奏折中回顧這段曆史說：“同治元、二年間駐紮安慶，設局試造洋器，全用華人，未雇洋匠。雖造成一小輪船，而行駛遲鈍，不甚得法。二年冬間，派令候補同知容閎出洋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然則容閎又是何許人?何以能出洋購買機器?又何以能為曾國藩所用呢?
容閎，又名光照，廣東人，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十七日生於澳門附近的南屏鎮。1835年，因熟人介紹，入英國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在澳門辦的“西塾”讀書。後又因古夫人的介紹入瑪禮孫學校讀小學，再後又因瑪禮孫學校主持人勃朗博士的關係並兩位蘇格蘭人的資助，意外地獲得去美留學的機會。容閎到美國，先入孟鬆學校補習，後考入美國名校耶魯大學。留美八年，鹹豐四年(1854)學成回國，成為中國第一位畢業於美國名牌大學的學生。
容閎懷著“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明富強之境”這樣一個教育救國的宏願回到祖國，正遇上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高漲，清政府借機擴大打擊麵，對無辜群眾施行殘酷鎮壓。眼前事實，使容閎對太平天國深表同情，而對清政府十分反感。後來他在一節回憶字中寫道：“當予在粵時，粵中適有一暴動，秩序因之大亂。此際太平天國之軍隊方橫行內地，所向披靡，而粵亂亦適起於是時。顧粵人之暴動，初與太平軍無涉，彼兩廣總督葉名琛者，於此暴動發生之始，出最殘暴之手段以鎮壓之，意在摧殘方茁之花，使無萌芽之患也。統計是夏所殺，凡七萬五千餘人。以予所知，其中強半皆無辜冤死。予寓去刑場才半英裏，一日忽發奇想，思赴刑場一覘其異。至則但見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屍縱橫遍地。時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以上，致刑場四周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予自刑場歸寓後神誌懊喪，胸中煩悶萬狀，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日間所見種種慘狀，時時纏繞於予腦中，憤懣之極，乃深惡滿人之無狀而許太平天國之舉動正當。予既表同情於太平軍，乃幾欲起而為之響應。”因隻“幾欲起而為之”，到底未能響應，直至鹹豐十年(1860)十一月，才偕兩位美國教士去蘇州、金陵等地訪問太平軍，頗多讚美之詞，並為之獻計獻策。因見“太平軍領袖人物其行為品格與所籌劃實未敢信其必成”，故未接受封爵，丟下一句“無論何時，太平軍領袖諸君苟決計實行予第一次談判時提出之計劃，則予必效奔走”，又回到了上海。因容閎的所謂計劃也隻限於教育救國，而太平天國當時戰爭激烈，無法顧及，因而擱置未論。嗣後容閎在上海茶業公司幫工，直至自己經營茶葉。
同治二年(1863)，容閎在九江開辦茶葉公司，生意頗為紅火。正在這時，曾國藩的安慶軍械所遇到了困難。幕僚張斯桂、李善蘭等人向曾國藩建議從國外進口洋機器，興辦一所西式機器廠，既可以製造洋槍洋炮，也可以製造洋船。曾國藩極表讚同，但往外洋采辦機器，事情重大，既要熟悉外國情況，又要忠誠可靠。曾國藩遍審周圍，實在難得其人，於是張、李推薦了他們曾有一麵之交的廣東留美學生容閎。曾國藩交代彼即寫信，召他來安慶。
容閎在九江接到張斯桂的來信，十分緊張，他後來在《西學東漸記》的回憶中寫道：“餘得此書，意殊驚詫。蓋此人於我初無若交誼，僅人海中泛相植耳。地則勞燕，風則牛馬，相隔數年，忽通尺素，而書中所言尤屬可疑。彼自言承總督之命，邀餘至安慶一行；總督聞餘名，亟思一見，故特作此書雲。當時總督為曾公國藩，私念此大人物者初無所需於予，急欲一見胡為?予前赴南京識太平軍渠帥，後在太平縣向革命軍購茶，豈彼已有所聞歟?憶一年前湘軍駐徽州，為太平軍所敗，謠言總督已陣亡，時予身近戰地，彼遂疑予為奸細，欲置予於法，故以甘言相誘耶?躊躇再三，擬姑複一函，婉辭謝卻。但雲辱荷總督寵召，無任榮幸，深謝總督禮賢下士之盛意，獨惜此時新茶上市，各處訂貨者多，以商業關係，一時驟難舍去，方命罪甚，他日總當晉謁雲雲。”直至張斯桂並李善蘭第二函，說清原委，容閎才“疑團盡釋”，欣然應召前往。但去的目的並非辦廠，而在於“不意得此機緣，有正其人為餘助力，予之教育計劃不患無實行之時”。直至人到安慶，經李善蘭等人把問題說透，容閎才改弦更張，把思路轉到辦西式機械廠來。
曾國藩素以穩重見稱，此次派人去國外購買機器，攜帶重金，如若擇人不慎，攜款外逃，無異泥沉大海，而於容閎又全無了解，因而隻好借助他的相人術了。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回憶與曾國藩第一次見麵的情景說：“早起，予往謁總督曾公，刺人不及一分鍾，閽者立即引予入見。寒暄數語後總督命予坐其前，舍笑不語者約數分鍾。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總督又以銳利之眼光將予自頂及踵仔細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異常人否。最後乃雙眸炯炯，直射予麵，若特別注意於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雖不至忸怩，然亦頗覺坐立不安。”通過這樣一番“審查”，曾國藩認定其誠實可靠，於是給銀六萬八千兩，托其往泰西購買製造機器的機器。曾國藩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寫道：“李壬敘、容純甫等坐頗久，容名光照，又名閎，廣東人，熟於外洋事，曾在花旗國寓居八年。餘請之至外洋購買製器之器，將以二十六日成行也。”為了表示容閎是國家官員，代表政府辦事，特授與五品軍功(曾國藩附片作花翎運同銜，而容閎別處作四品銜候選道)，得戴藍翎。
容閎以同治二年十一月由上海赴美國，因機械要臨時定作，故至同治四年春天始成。當機器運至上海時正逢曾國藩“剿撚”失敗，彈劾交至，遵旨退駐徐州，準備交割。於是容閎赴徐州複命。曾國藩此時見到容閎，無異於在諸多失敗中看到了自己某次勝利的火焰，因而十分高興，當即奏請朝廷給予獎勵，他於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以《容宏赴西洋采辦鐵廠機器有功請予獎勵》的附片中說：“花翎運同銜容閎，熟悉泰西各國語言字，往來花旗最久，頗有膽識。臣於同治二年十月撥給銀兩，飭令前往西洋采辦鐵廠機器。四年十月回營，所購機器一百數十件，均交上海製造局收存備用。”事後容閎被保奏五品實官，“以候補同知資格在江蘇省行政署為譯員，月薪二百五十兩”。采購機器一項算是順利完成了。
然則上海鐵廠與上海製造局又是怎麽回事呢?上海鐵廠乃上海製造局前身，鐵廠為李鴻章、丁日昌等人所建。曾國藩在《奏陳新造輪船及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折》中交代其過程說：“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即留心外洋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講求禦侮之策，製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焌光、沈保靖等開設鐵廠，適容閎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並一局。”
李鴻章是同治元年三月由曾國藩派遣進駐上海的。到達上海後不久即署江蘇巡撫，於是與上海道丁日昌等“講求禦侮之策，製器之方”，在虹橋購得洋人鐵廠一座，委員製造。開始專造槍炮。曾國藩在上述奏折中報告鐵廠籌建初期的生產情況說：“開局之初，軍事孔亟，李鴻章飭令先造槍、炮兩項，以應急需。惟製造槍炮必須有製造槍炮之器乃能舉辦，查原購鐵廠，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麵、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即以此機器以鑄炮爐，高三丈，圍愈一丈，以風輪煽熾火力，去渣存液，一氣鑄成。先鑄實心，再用機器車刮旋挖，使炮之外光如鏡，內滑如脂。製造開花、田雞等炮，配備炮車、炸彈、藥引、木心等物，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至洋槍一項，需用機器尤多，如輾卷槍筒，車刮外光，鑽空內膛，旋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槍成之器之情形也。”至於工廠的地址遷移，規模擴大情況，曾國藩在同一奏折中說：“該局向在上海虹口暫租洋廠，中外錯處，諸多不便。且機器日增，廠地狹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間，乃於上海城南興建新廠，購地七十餘畝，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氣爐廠，曰機器廠，曰熟鐵廠，曰洋槍樓，曰木工廠，曰鑄鐵廠，曰火箭廠，曰庫房、棧房、煤房、案房、工務廳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頗多，規矩亦肅。其未成者，尚須速開船塢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儲木料。”由此可知，上海製造局雖然在同治四、五年間能製造槍炮，而且其質量居然“能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但工廠的發展主要還是在曾國藩回任的同治六年夏季之後。也就在這時，工廠由專造槍炮向試造輪船發展。曾國藩在同一奏折中說明其原委說：“始以攻剿方殷，專造槍炮；亦因經費不足，難興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請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仰蒙聖慈允準，於是撥款漸裕，購料漸多，蘇鬆太道應寶時及馮焌光、沈保靖等朝夕討論，期於必成。”至此，上海製造局從廠房設備至生產能力，已經具備一定規模了。
4上海之行的意義和影響
因為有了安慶試製輪船的經驗教訓，他對上海鐵廠此次試製既抱有極大的希望，同時也懷著極大的擔心，因為此項工程是他奏撥專款特意支持的。為了了解情況，他必須親自去上海看看。
上海雖是兩江轄地，但總督離署外巡，照例要事先奏報，於是在同治七年四月初七日的諸多奏折中附了一份《擬赴上海查閱鐵廠製造輪船片》。附片雖以查閱鐵廠製造輪船為題，但中直接提到鐵廠造輪船的字很少，而大談洋麵不靖，用船孔急，以為鋪墊。奏折開頭就說：“江南外海水師，向設戰船一百七十一號。道光二十四年前任兩江督臣璧昌奏稱一概腐爛，漂蕩無存。彼時雖奏請減船加工，另行修造，而其費出於攤捐，故其船成者極少。鹹豐三年兵燹以後，毀棄殆盡。近年洋麵不靖，屢有劫案，亟應歸複水師，出洋捕剿。惟外洋開仗，較之長江開仗其難數倍，臣往年所用之長龍、舢板，均不便於出洋。”現有船隻不能出洋，而洋麵不靖，必須出洋捕剿，自然隻有另想辦法了。於是曾國藩接著說：“現於上海鐵廠製造輪船，又於蕪湖等處試造廣東艇船。俟船成之後，仍須酌改營製，略仿西洋之法，一船設一專官，乃可角逐海上，日起有功。”最後才說：“臣擬於近日親至上海一行，會同撫臣丁日昌，周曆履勘，博詢洋麵戰爭之道，細查鐵廠製造之工，再行酌議外海水師章程，會核具奏。”
曾國藩的奏折雖然如此小心翼翼，但出巡卻大張旗鼓。他於四月二十四日從南京出發，經揚州，過丹陽，走常州，一路登山攬勝，閏四月初三日船泊省城蘇州，江蘇巡撫丁日昌從。初十日到達上海，駐住鐵廠，也不見“博詢洋麵戰事”，而是一股腦兒紮進鐵廠，仔細觀覽考察。他在閏四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旋出門至機器局，觀一切製造機器。屋宇雖不大，而機器頗備。旋觀新造之輪船，長十六丈，寬三丈許。最要者惟船底之龍骨。中間龍骨夾層，兩邊各龍骨三根，中骨直而徑達兩頭，兩邊骨曲而次第縮短。骨之下板一層，骨之上板一層，是為夾板，板厚三寸。龍骨之外惟船肋最為要緊，約每肋寬厚三寸有奇，皆用極堅之木。計此船七月可下水。”盡管曾國藩對輪船的構造不甚了了，但他確實在認真觀察並企圖全麵看懂它。特別是“此船七月可下水”，使他深受鼓舞，因為既有船下水，不僅他多年經營的心血沒有白費，而且上年奏請撥留洋稅一成專造輪船一事也有了交代，自然是欣喜無既，甚而至以此聯想到自己的家運和前途，以至興奮不已，夜既深而不能入睡。當天日記寫道“近年從無似此夜深始睡者，幸尚能成寐。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泄殆盡，觀近年添丁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尚厚，方興未艾，且喜且惴惴也。”
這次考察雖然有當時的上海道、興辦鐵廠的具體施行者丁日昌在場，但與曾國藩最初商討上海“夷務”的李鴻章卻無緣到達，他此時正被拴在緊張的“剿撚”前線，清政府責令他在一個月內將撚軍消滅，“限一個月不滅，則重治其罪”，以致曾國藩為之感慨說：“克期剿賊，是明末之弊政，既為大局慮，尤為少泉危，憂係無已。”然而卻有另外一位同樣與鐵廠有關的人士在場，這就是當年赴外洋采辦機器的容閎。他後來在《西學東漸記》中回憶道：“正來滬視察此局時似有非常興趣。予知其於機器多創見，因導其曆觀由美購回各物，並試驗自行運動之機，明示以應用之方法，正見之大樂。予遂乘此機會複勸其於廠旁立一兵工學校，招中國學生肄業其中，授以機器工程上之理論與實驗，以期中國將來不必需要用外國機械及外國工程師。正極讚許，不久遂得實行。今日製造局之兵工學校已造就無數機械工程師矣。”曾國藩在《奏陳新造輪船及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折》中也說：“另立學館以習翻譯。蓋翻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洋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製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員於翻譯甚為究心，先後訂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瑪高溫三名，專擇有裨製造之書，詳細翻出，現已譯成《氣機發軔》、《氣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采煤圖說》四種。擬俟學館建成，即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以理融貫，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書。”由此可知，翻譯一事即前此有之，而學館之立卻是曾國藩上海之行時發自容閎，而曾國藩“亦可引伸，另勒成書”的思想為中西化的交流打開了新的思路。
曾國藩這次考察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參觀了法國駐上海領事白來尼的居室，初次看到了洋人上層的生活。當天的日記寫道：“午初出門，至洋涇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傾誠款待，雖其母其妻之臥室亦預為騰出，引餘與中丞軍門閱看，所居樓閣四層，一一登覽。玉宇瓊樓，鏤金錯彩，我中國帝王之居殆不及也。”此次上海考察所見所聞，對曾國藩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仿佛從中看到了中國自強的希望。他在船成後的奏折中極力誇讚此次輪船試製的成就說：“從前上海洋廠自製輪船，其氣爐、機器均係購自外洋，帶至內地裝配船殼，從未有自構式樣造成重大機器、汽滬全具者。此次創辦之始，考究圖說，自出機杼。本年閏四月間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緒。七月初旬，第一號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輪船，意取四海波恬，廠務安吉也。其汽爐、船殼兩項，均係廠中自造。機器則購買舊者，修整參用。船長十八丈五尺，闊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吳淞口外試行，由銅沙直出大洋，至舟山而旋。複於八月十三日駛至金陵，臣親自登舟，試行至采石磯，每一時上水行七十餘裏，下水行一百二十餘裏，尚屬堅致靈便，可以涉曆重洋。原議擬造四號，今第一號係屬明輪，此後即續造暗輪。將來漸推漸精，即二十餘丈之大艦，可伸可縮之煙囪，可高可低之輪軸，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試辦以來，臣深恐日久無成，未敢率爾具奏。仰賴朝廷不惜巨款，不責速效，得以從容集事，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
奏折報至京城，朝廷上下也深受鼓舞，軍機處九月二十四日發出廷寄說：“同治七年九月十七日奉上諭：曾國藩奏，新造輪船工竣，並陳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及請獎上海通商委員各折片。中國試造輪船，事屬創始。曾國藩獨能不動聲色，從容集事，將第一號輪船造成。據稱堅致靈便，可涉重洋，此後漸推漸精，即可續造暗**艦，並陳製器設廠及添建譯館各情形。足見能任事者，舉重若輕，深堪嘉尚。馬新貽計抵新任，即可會同丁日昌按照曾國藩、李鴻章籌辦規模，悉心講求，以求周妥。設局以來，各該委員等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尤為出力各員，準由曾國藩會同李鴻章、馬新貽、丁日昌酌量奏保。其上海通商委員，辦理洋務亦臻妥協，並著曾國藩等擇優請獎，以示鼓勵。”
5曾國藩與中國現代工業
曾國藩經營現代軍事工業，不是在組建湘軍之初開始，而是直到戰爭的晚期才開始，這是因為曾國藩所處是冷熱兵器交替的時代，由冷兵器到熱兵器，由簡單的熱兵器到現代工業生產的熱兵器，有一個醞釀的過程，其中包括人的認識的思想醞釀和生產條件的醞釀，而這個醞釀都集中發生在曾國藩身上。其思想認識表現在前麵已經提到的由排斥洋兵器到被迫接受洋兵器，到主動購買洋兵器，到進口製造兵器設備。在進口設備的過程中又由進口輕兵器設備到重兵器設備。因為曾國藩是集個體認識與群體權力於一身的朝廷大員，所以他的思想認識很容易轉化為生產條件，當他在安慶意識到進口設備的重要時，容閎出使美國也就緊跟其後了。曾國藩興辦現代軍事工業，就其簡單過程而言，肇始於安慶，發展於上海，影響於福州。也就是說他親自在安慶辦，支持李鴻章在上海辦，影響左宗棠在福州辦。他自己也說：“鐵廠之開，創於少荃；輪船之造，始於季高；滬局造船，則由國藩推而行之。”因為曾、李、左三人關係密切，在舉辦“洋務”的活動時間上又比較接近，所以史家往往三人並稱，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說：“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辦洋務的，在朝廷裏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奕和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實權的大官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在這些人中間，李鴻章經辦洋務最多，時間也最長，因此他成為辦洋務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雖然曾、左、李三人並提，但畢竟事有先後。據實而言，三人興辦洋務的先後次序應該是曾國藩始發，李鴻章繼起，左宗棠仿效。
這個順序對照曾國藩自己的說法似有矛盾，似乎曾、左、李搞洋務是三家並列，並無先後，李、左的一些思想和舉措，甚至還在曾國藩之前。如左宗棠在福建奏辦輪船就早於曾國藩要求截留關稅製造輪船的奏折。左宗棠因駱秉章、胡林翼、曾國藩等人的鼎力推薦，於鹹豐十年以四品京堂隨曾國藩襄辦軍務。因援浙有功，十一年十二月授浙江巡撫，同治二年三月授閩浙總督，五年五月十三日，以《擬購機器雇洋匠試造槍船先陳大概情形》為題，奏報朝廷，要求在福建海口羅星塔一帶興建船廠。左宗棠因其性格與才氣所關，行鮮明酣暢，一覽無餘，迥不似曾國藩的左右推敲，瞻前顧後。奏折開篇論述中國海陸防的形勢特點說：
“竊維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而浙江、江南、山東、直隸、盛京以及東北，大海環其三麵。江河以外，萬水朝宗。無事之時，以之籌轉漕，則千裏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集諸厘肆。匪獨魚、鹽、蒲、蛤足以業貧民，舵艄水手足以安遊眾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輸，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況我國家建都於燕，津沽實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飆舉，無足當之。自洋船準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彼得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寖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闤闠蕭條，稅厘減色，富貴變為窶人，遊手驅為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亦難措手。是非設局急造輪船為功。”
奏折立論高遠，從中國三麵環海的特點，從東南與東北的依存關係，從海上交通對國計民生和禦敵緝盜的重要作用和目今船擱朽腐，商業蕭條，稅厘減色的現狀，提出設局造船的緊迫，接著提出開設船廠的規劃，如設備進口，人才引進，經費預算，可行性論證等等。並批判各種頑固保守思想說：
“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咪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製，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字，究其象數，為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雖前此有代造之舉。近複奉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為了局。彼此同一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騎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可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長，不可也。”
這裏的批判，自然也包括對曾國藩的八股雜藝之說，而“前此有代造之舉，近複諭購雇輪船”等，自然是指曾國藩在安慶試製輪船及購買洋船各節了。最後大膽估算設廠造船的得失說：
“如慮糜費之多，則自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造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製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無，倉卒較有所恃；而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諸異日，孰如羨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尚非力所難能，疆臣誼在體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
左宗棠的奏報很快得到了批複，並主動提出解決經費的具體辦法。批複說：“左宗棠奏，現擬試造輪船，並陳剿撚利用在戰各折片，覽奏均悉。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係當今應辦急務。所需經費，即著在閩海關稅內酌量提用。至海關結款雖完，而庫儲支絀，仍須將此項扣款按年解赴部庫，閩省不得輒行留用。如有不敷，準由該督提取本省厘稅應用。左宗棠務當揀派妥員，認真講求，並盡悉洋人製造駕馭之法，方不致虛糜帑項。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批複可謂是全麵肯定了左宗棠的奏報。
由於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施政措施及奏折情況是互相通氣的，所以左宗棠的奏折尚未批示之前曾國藩已經得信。也正因為是受左宗棠的啟示，所以曾國藩搶在左宗棠前具奏(也可能彼此所記時間有誤)，曾國藩在同治六年四月初七日的附片中明確地說：“至製造輪船等事，福建尚奏撥巨款新立鐵廠，江南已有鐵廠，豈可置之不辦!”按此口氣，曾國藩的奏報應該在左宗棠的奏報並批複之後。如此一來，是否可以說左宗棠造船在前而曾國藩在後呢?不是，因為曾國藩同治元年與二年間駐紮安慶時就設局製造洋器，而且居然造成了一隻小輪船，雖然“行駛遲鈍，不甚得法”。至於“購買製造機器之機器”一節，曾國藩早在同治二年十一月派容閎由上海赴美國，並於同治四年采辦最關緊要者百數十件運回上海，投入使用了。所以曾國藩才敢於說：“江南已有鐵廠，豈可置之不用!”
至於李鴻章，其經辦洋務最多，時間最長，是因為他的年齡優勢所致。李鴻章比曾國藩小十一歲，晚去世十八年，曾國藩在世時即已先後任兩江、湖廣等地總督，他不僅仕途受曾國藩的薦舉，而且學問亦出曾國藩之門。早在曾國藩官京師時李鴻章以“年家子”從曾氏學。鹹豐七年，李鴻章以按察使留曾國藩營襄讚營務。鹹豐十一年，曾國藩密陳李鴻章才可大用。會上海求救甚急，曾國藩再三勸曾國荃率隊前往，曾國荃堅不肯去，於是命李鴻章回淮募師，組建淮軍。同治元年正月，李鴻章率所募淮勇來安慶。“公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銀之數，悉仿湘軍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撥湘勇數營以助之。兩省將卒，若出一家然，公所教也。”在曾國藩的指導下，李鴻章的淮勇粗已成軍，於同年三月陸續以輪船從安慶運送上海。曾國藩二月二十八日記：“二更後，江蘇有紳士錢鼎銘、潘馥複來請援，帶火輪船，將潛載少荃之兵直赴上海。隨後更有輪船六號續至，每次七船，計可載三千人，將分作三次迎接少荃之兵。”三月十三日日記：“酉刻出城，至洋船送淮勇樹字、銘字兩營之行。”三月三十日又記：“中飯後又寫少荃信一件，至洋船送林字營之行。”可知李鴻章之去上海全是由曾國藩一於安排的。因為有了上海這塊基地，李鴻章才手此時被“趨署江蘇巡撫”。二年正月，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
李鴻章到上海，雖說是封疆大吏，但因一則江蘇屬兩江轄地，二則李鴻章為曾國藩門生，三則李鴻章所率之淮軍為曾國藩所直接派遣，故李鴻章一切進止均待請示曾國藩而後定。李鴻章初到上海，對“洋務”頗感興趣，多在信中言及有關問題。同治元年三月初十日曾國藩日記寫道：“接少荃上海來信，言夷務事頗詳。”李鴻章因為受曾國藩在安慶辦“洋務”的影響，又看到了上海的好條件，可能萌發了急於辦“洋務”的想法，曾國藩於三月二十四日去信勸止說：“閣下此次專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又說：“閣下此時除選將、練兵、籌餉，別無政事；除點名、看操、查牆，別無工夫。”曾國藩的意見自然是正確的，因為李鴻章初到上海，周圍盡是太平軍，“洋人”隊伍也非止一處，情況複雜，首先必須立穩腳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好轉，李鴻章的“洋務”思想自然要付諸行動，但也沒有立即實現，直至同治四年五月才買下美國商人在上海虹口開設的小型機器廠。這就是曾國藩在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奏折中所說的：“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即留心外洋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講求禦侮之策，製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焌光、沈保靖等開設鐵廠。適容閎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並一局。”由此可知，李鴻章最初在上海辦洋務，是曾國藩洋務思想與實施計劃的一部分，並非離開曾國藩的獨立行動，更不是自立門戶的另外一家。
容閎曾經說過：“世無正，則中國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機器廠否耶。”這話乍看似乎有些過頭，然而事實確是如此。所謂“今日”，指的是容閎說話的當時，即曾國藩決定擴大機器廠、新遷廠址至高昌廟的“今日”，而不是我們所處的今日。從發展的觀點看問題，中國遲早有自己的機器廠，他曾國藩不創辦自有他人創辦。但在當時，在同治初年，這個創辦的任務卻曆史地落到了曾國藩的頭上。這個所謂的“曆史”，有著兩個方麵的因素，一是戰爭需要的緊迫性。溯其源流，中國的現代工業是由軍事工業發源的，當時的最大軍事就是鎮壓太平天國，而曾國藩又處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最前沿，身上的擔子最重，承受的壓力最大。加之湘軍的作戰能力本不太強，在同等條件下幾乎不是太平軍的對手，所以戰爭一開始曾國藩就在尋找更好的武器裝備，而愈到後期愈加迫切。這就造成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當時清政府的滿朝武中，曾國藩追求新的武器裝備最為迫切，因而最富有試製新裝備的積極性。
因素之二，是個體認知的條件。自恭親王奕提出購買洋船炮問題，接觸的人非止曾國藩一人。鹹豐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上諭及奕等人原折抄件，在發給曾國藩的同時發至了湖廣總督官，湖北巡撫胡林翼，兩廣總督勞崇光，江蘇巡撫薛煥，廣東巡撫耆齡，並傳諭海關監督毓清，且明確要求“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駕駛，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一俟船炮運到，即奏明辦理”。但反應卻不一樣，如時任兩廣總督的勞崇光，雖然也主張購買船炮，但卻反對內地人學習駕駛，“其意欲全用外人，不參雜用之”。惟有曾國藩，極力主張“既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舵、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
曾國藩認知的另一表現是反映在他的戰略思想上。無論是奕的奏折或是朝廷購買船炮的目標都鎖定在消滅太平軍上。曾國藩雖然也積極讚成購買船炮，但主要不是用來對付太平軍，因為他認定此時對付太平軍無需如此堅船利炮。他反複向朝廷並奕等人說明情況說：“至輪船攻剿發匪，聲威雄壯而地勢多不相宜。發匪之猖獗在陸不在水，官軍之單薄亦在陸不在水。頃於三月克複魯港、西梁山、裕溪口等處，賊之船炮焚奪殆盡，目下除九洑洲尚有賊船外，餘則長江上下一律肅清。仰仗國家威福，水麵已無足慮。現已調派師船由金柱關駛入內河，河窄水淺，長龍、舢板尚嫌其大。若強用輪船，尤不相宜。”作為“剿發匪”的最高統帥，明知“強用輪船尤不相宜”，但卻又十分熱情於輪船購買和試造，這就是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因為他在死盯著“發匪”的同時開始注意海外了，盡管他實際執行的是妥協投降的外交路線。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這種注意雖然對中國的軍事實力並無太大的加強，但卻因此引進了外洋的現代先進工業技術，伴隨而來的是西方先進的科學化；同時也逐步造就了與封建體係絕不相容的中國首批工業無產者。所以我們說曾國藩是我國現代工業試辦的先行者，為中國的現代工業鳴響了第一聲汽笛。
曾國藩回任兩江的主要任務本來是為李鴻章“剿撚”籌措軍餉，但他回任後在請求截留關稅二成的奏折中竟把支持上海鐵廠的運作放在第一位。曾國藩在奏折中說：“臣回任後，通計餉需款目一年入數較之出數甚巨。且有萬不容緩之事須另行籌款者，約計數端。如製造輪船，實為救時要策。上海開設鐵廠，在滬及外洋購買機器兩副，大致已屬全備，而造船一事則以無款可籌，尚未興辦。臣前在安慶曾試造一小輪船，不甚得法。李鴻章苦心經營，獨得要領。現在江寧、上海各局製造洋炮、洋槍、洋火等項，均用內地匠人，能學外洋機巧。以必應速辦之事，又有可乘之時，有可用之人，而坐困於無可撥之銀，殊覺機會可惜。”從曾國藩的奏折看，上海鐵廠製造輪船已是萬事俱備了，那麽如何解決它的坐困局麵呢?曾國藩於奏折的最後提出方案說：“製造輪船等事，福建尚奏撥巨款新立鐵廠，江南已有鐵廠，豈可置之不辦?再四思維，實有萬難周轉之勢。查江海關洋稅一項，自扣款清結以後，提解四成，另款存儲部庫，本係奏定專撥之款，未敢動用絲毫。惟現當餉需萬緊，合無仰懇天恩，俯準將洋稅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濟要需。如蒙俞允，臣擬以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以一成酌濟淮軍及添兵等事。其餘二成，仍隨時按結報解。俟輪船辦有頭緒，各軍餉項稍裕，即當奏明，仍按四成全數解部，以符初議。”
我們知道，截留解部關稅，是需要膽略和勇氣的，尤其是以其中的一成支持鐵廠製造輪船，數量竟與接濟淮軍及添兵費用相等，更需要膽略和勇氣。那末，上海鐵廠究竟在何時何種情況下組建，與曾國藩又有哪些關係呢?這就有必要追溯清季洋務的曆史了。
1官辦洋務的提出
這裏的所謂“洋務”指的是學習外洋先進方法開辦軍事工業，特別是製造船炮之類的軍事重工業。鴉片戰爭期間西方侵略者依仗他們的堅船利炮取得了勝利，得到了他們想要得到的一切。滿清的統治者在一陣驚慌之後似乎又回歸到了寧靜，以為可以按照老習慣過他們過去的生活。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十四年後英、法侵略者再次依仗他們的堅船利炮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將鹹豐帝趕到了熱河承德。但這畢竟在一十四年之後，情況稍有不同了，麻木的滿清統治集團居然也有人痛定思痛，這就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全麵負責議和事宜的恭親王奕。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首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在與英法列強的接觸中深感自己國家的積弱，為了不受製於人，提出要購買外國船炮，意在以自己的堅船利炮來對付洋人的堅船利炮。並上折建議朝廷下令讓曾國藩等人照辦。由於曾國藩當時正在皖南與太平軍激戰，幾致性命不保，無由顧及。鹹豐帝也剛從北京逃到熱河，驚魂未定，因而反響不大。鹹豐十一年五月，奕等人舊事重提。這回因為暫時沒有了洋人的威脅，而清政府又始終以太平天國為主要敵人，所以奕等人的奏折事由徑作“為剿賊亟宜乘時，請購買外洋船炮，以利軍行而維大局，恭折仰祈聖鑒事”。奏折寫道：
“臣等查粵逆起事以來，蔓延七八省，滋擾十數年。推原其始，道光年間沿海不靖，其時遣散之潮勇，從逆之漢奸，窺見國家兵力不足，遂勾結煽惑，乘間抵隙，一發而不可驟製。迨用兵既久，財用漸匱，外國從而生心，得步進步，要求無已。是粵匪之患萌於外國，而今日外國之張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屬，而其害則實相同。臣等自去秋辦理以來，為目前保全大局，極意羈縻。雖英、法漸見信服，有昵而就我之意，而為國家謀久安之計，則防患正不可不深。伏思外憂內患，至今已極，譬如木腐蟲生，善治者必先培養根本，根本固而蟊賊自消。臣等辦理外國各事不過治其枝葉，而蟊賊未能盡去，非拔本塞源之方也。是以上年曾奏請飭下曾國藩等購買外國船炮，並請派大員訓練京兵，無非為自強之計，不使受製於人。然購買船炮之議，曾國藩等現在是否辦理，無從詢知，而當此時事孔亟之時，何可再事因循!”
接著，奕等提供市場信息說：“據稱，伊國(按指法國)火輪船一隻，大者數十萬兩，可載數百人；小者每隻數萬兩，可載百數十人。若用小火輪船十餘號，益以精利槍炮，其費不過數十萬兩。如欲購買，其價值先領一半，俟購齊驗收後再行全給。”於是清政府於鹹豐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分寄欽差大臣大學士湖廣總督官、頭品頂戴湖北巡撫胡林翼、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頭品頂戴江蘇巡撫薛煥、兩廣總督勞崇光、廣東巡撫耆齡。上諭稱：“前因恭親王奕等奏，法夷槍炮，現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習製造。當諭令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本日複據奕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炮一折。東南賊氛蔓延，果能購買外洋船炮，剿賊必能得力。惟各路軍餉不足，必須預籌銀款以資購辦。著勞崇光、耆齡、薛煥，並傳諭毓清，即按照所奏，預為籌計。其應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及陸路進攻各事宜，並著官、曾國藩、胡林翼先行妥為籌議。”清政府官辦洋務本是從購買槍支開始的，然後由購買槍枝發展到購買船炮。但無論是購買槍枝還是購買船炮，都是為了鎮壓太平軍。奕的奏折雖然也提到“外憂內患”，但最終目的還是要達到“蟊賊自消”。盡管如此，但畢竟提出了購買外國船炮用先進武器武裝自己的緊迫問題。
上諭寄出，曾國藩積極響應，但在指導思想上作了重大修改。他在《複陳購買外洋船炮折》中開頭便說：“臣查發逆盤據金陵，蔓延蘇、浙、皖、鄂等省，所占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曰金陵，曰安慶，曰蕪湖；不傍江各城為我所必爭者有三：曰蘇州，曰廬州，曰寧國。不傍江之處，所用師船不過舢板、長龍之類。其或支流小港，岸峻橋多，即舢板小劃尚無所施其技，斷不容火輪船。傍江三城小火輪船盡可施展，然亦隻能製水麵之賊，不能製岸上之賊。目下賊氛雖熾，然江麵實鮮炮船，不能與我水師爭衡。臣去冬複奏一疏有雲：金陵發逆之橫行，在陸而不在水；皖、吳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係屬實在情形。”
按照曾國藩的觀點，鎮壓太平天國根本無須購買外洋船炮，因為目下所爭，在陸而不在水。那麽曾國藩是否反對購買外洋船炮呢?不是，他是積極主張的。他在奏折中接著說：“至恭親王奕等奏請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則亦漸失其所恃。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曾國藩思想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的前瞻性，雖然也離不開“可以剿發逆”的眼前目標。
曾國藩對購買洋船炮不僅深表讚同，而且以積極行動響應。他聽說上海有兩艘破舊洋船，欲當即開來安慶一帶，提前訓練各色官弁員工，待洋船一到，即可投入使用。他在複陳購買外洋船炮奏折的另片中奏道：“臣擬先調現泊上海之海上‘土隻坡’輪船一隻，由長江上駛安慶一帶，就近察勘使用，督令楚師將弁，預為練習，俟明年洋船購到，庶易收駕輕就熟之功。”遺憾的是他手中拮據，無法開支。於是接著提出要求說：“惟臣處缺餉日甚，該輪船駛赴上遊，弁勇工匠口糧，仍照向章在於上海支領。其損壞輪船一隻，如何修理，亦全速修完好，駛赴安慶一帶，相應請旨飭下江蘇撫臣薛煥，迅派幹員，刻日押令上駛，以資演習。”隻是當時曾國藩還隻是名義上的兩江總督，連總督關防還在駐上海的江蘇巡撫薛煥手上，此議或者朝廷並未飭下薛煥，或者是薛煥並未執行，總之並無下，而清政府官辦洋務之議，也就到此打住了。
2曾國藩的洋務思想及其早期運作
曾國藩對所謂“洋務”的認識以及興辦洋務的熱情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雖然早在衡陽組建水師之初就將從廣東購得的“夷炮”一百二十尊編入建製，但曾國藩對夷人夷物卻從無好感，特別是洋槍洋炮，一再鄙薄，以為不及自己的土槍土炮。他在鹹豐八年(1858)十月二十一日給袁芳英的信中說：“洋槍不甚得用，近始知之，祈閣下少買，或十支，二十支足矣。如已買難退，則隻得聽之。”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九日給曾國荃的信中說：“洋槍機栝，弟營既善收拾，又勤於擦洗，餘當令筱泉於粵厘項下購買。然我軍仍當以抬鳥、刀矛、劈山炮為根本。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兼工詩賦雜藝則佳，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則浮矣，至囑。”
曾國荃的部隊本來習慣了洋槍，而且已經善於擦洗，收拾，但經曾國藩八股雜藝的比附遊說之後居然又“深以為然”。為此曾國藩特別高興，於十月初八日去信大講劈山炮的優越與使用秘訣說：“吾以劈山炮為陸軍第一利器，若食群子五十顆以外，實可無堅不摧。去年吾寄弟信，言劈山炮食滿群子之後須要稻草球子封之，並須用搠杖多杵幾下，將草球緊緊貼子，子緊緊貼藥，藥緊緊貼膛，及群子之所及，又遠又寬矣。”
曾國藩還曾與人辯論過洋炮與劈山炮的優劣，他認為洋炮隻能擊遠，而不能“食群子”，也就是說洋炮隻有射程遠的優點，而殺傷力不及用散子的劈山炮。他說：“水陸戰事，擊遠者固屬要貴，多食群子者尤為可貴；二者不可得兼，則舍擊遠而取食群子者。”當然，他也想到要利用洋炮的優點，但仍是八股雜藝的原則，“意欲擇散口洋裝，舁以陸戰，以輔劈山炮之不逮”。但曾國藩畢竟擋不住新事物的潮流，因為洋槍比土槍優越，將士紛紛棄舊圖新，特別在他的胞弟曾國荃營與在上海的李鴻章淮軍，已成風氣。對曾國荃的要求曾國藩無法遏止，隻好適當滿足，他於同治二年(1863)三月初六日致信李鴻章說：“洋槍風氣，開自尊處與舍弟營。今各營紛紛請領，不可遏止。意於滬中購買五百支，以應眾將之求。”四月初六日又去信說：“洋槍求者極多，風氣既開，萬難禁遏。敬求惠協二千杆。”
曾國藩雖然鄙薄洋槍洋炮，但對洋船卻曆來向往，這在上述響應恭親王奕的倡議中可見一斑，隻是條件不允許，未能實現。鹹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曾國荃攻克安慶。初七日，曾國藩由東流移駐安慶。十月十八日奉上諭：“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著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鎮以下官員，悉歸節製。”從此，曾國藩不僅有了安慶這個據長江要衝的根據之地，而且直接掌握了長江下遊各省，自然也就有了購買乃至試製輪船的條件。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一日，曾國藩用五萬五千金購買外洋火輪一隻。他當天的日記寫道：“早飯後清理件，旋至眉生處與筱泉圍棋。尚未終局，接周弢甫信，買洋船一隻，灣泊城下，欲餘登船閱看定奪，其價已議定五萬五千金，委員朱筱山別駕押坐來皖。因與朱同登舟一看，無一物不工致。其用火激水轉輪之處，倉卒不能得其要領。少荃、申夫、眉生等亦均往閱看。”
曾國藩在安慶買船可能不止這一隻。黎庶昌的《年譜》於此事寫道：“二十一日，新購外洋火輪船第一號到安慶。”既然是第一號，自然還有第二號，第三號。曾國藩於四月初九日給奕、桂良的信中說明他幾次買船的情況說：“國藩以蘇皖中梗，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隻，以為運送子藥、飛遞報之用，劄派周主事騰虎往滬購買。初購寶順一隻，價已議定，至立契日，嫌小退還。旋購吧吡船一隻，因被售者所欺，詭易其名曰‘博雲’，實不可用。又訂定威林密船一隻，較吧吡船略好，現尚未乘駕來皖，不知果合用否。”可知時至四月，曾國藩還派周騰虎在上海繼續買船。
曾國藩不僅買船，而且極有興趣自己造船，甚至買船就是為了造船，這個思想在《複陳購買外洋船炮折》中已經有了反映。現在既有輪船，有了範本，於是在安慶開設軍械所，於製造槍炮之餘試造輪船。他的軍械所盡用華人，不用洋工。先從仿造輪船蒸汽機開始，居然取得了成功。曾國藩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日記寫道：“中飯後，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演試，其法以火蒸水，氣貫入筒。筒中三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演試約一個小時，雖然隻是蒸汽機單件，但曾國藩似乎看到了整個輪船的自製成功。他高興地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曾國藩隨著對洋人、洋物接觸的增多(如吳竹莊從上海乘輪船至安慶“去來各僅二日”，曾國藩深歎“洋船之神速”。李鴻章率淮軍駐上海，“來信言夷務頗詳”等)，逐漸形成了自己對洋人洋務的深層次觀點，他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的日記中寫道：“眉生言及夷務，餘以欲製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發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無能製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這是曾國藩“論強弱而不論是非”觀點的典型表述。這一觀點在政治上導致他對外的屈膝投降，而在科學技術上又促使他對“洋務”不斷增強認識，提高了他辦洋務的熱情。這實際上是一個由排洋、仇洋到德洋、親洋，同時又在船炮製作上努力學洋的過程。
3購買機器與裝備鐵廠
曾國藩的安慶軍械所通過一段試驗，雖然也造出了小火輪，但“不甚得法”，遠不如洋船。除了人的技術差距外，關鍵是缺少設備。經人提醒，他想到了向外洋購買設備。曾國藩後來於同治七年(1868)在奏折中回顧這段曆史說：“同治元、二年間駐紮安慶，設局試造洋器，全用華人，未雇洋匠。雖造成一小輪船，而行駛遲鈍，不甚得法。二年冬間，派令候補同知容閎出洋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然則容閎又是何許人?何以能出洋購買機器?又何以能為曾國藩所用呢?
容閎，又名光照，廣東人，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十七日生於澳門附近的南屏鎮。1835年，因熟人介紹，入英國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在澳門辦的“西塾”讀書。後又因古夫人的介紹入瑪禮孫學校讀小學，再後又因瑪禮孫學校主持人勃朗博士的關係並兩位蘇格蘭人的資助，意外地獲得去美留學的機會。容閎到美國，先入孟鬆學校補習，後考入美國名校耶魯大學。留美八年，鹹豐四年(1854)學成回國，成為中國第一位畢業於美國名牌大學的學生。
容閎懷著“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明富強之境”這樣一個教育救國的宏願回到祖國，正遇上太平天國革命運動高漲，清政府借機擴大打擊麵，對無辜群眾施行殘酷鎮壓。眼前事實，使容閎對太平天國深表同情，而對清政府十分反感。後來他在一節回憶字中寫道：“當予在粵時，粵中適有一暴動，秩序因之大亂。此際太平天國之軍隊方橫行內地，所向披靡，而粵亂亦適起於是時。顧粵人之暴動，初與太平軍無涉，彼兩廣總督葉名琛者，於此暴動發生之始，出最殘暴之手段以鎮壓之，意在摧殘方茁之花，使無萌芽之患也。統計是夏所殺，凡七萬五千餘人。以予所知，其中強半皆無辜冤死。予寓去刑場才半英裏，一日忽發奇想，思赴刑場一覘其異。至則但見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屍縱橫遍地。時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以上，致刑場四周二千碼以內空氣惡劣如毒霧。……予自刑場歸寓後神誌懊喪，胸中煩悶萬狀，食不下咽，寢不安枕。日間所見種種慘狀，時時纏繞於予腦中，憤懣之極，乃深惡滿人之無狀而許太平天國之舉動正當。予既表同情於太平軍，乃幾欲起而為之響應。”因隻“幾欲起而為之”，到底未能響應，直至鹹豐十年(1860)十一月，才偕兩位美國教士去蘇州、金陵等地訪問太平軍，頗多讚美之詞，並為之獻計獻策。因見“太平軍領袖人物其行為品格與所籌劃實未敢信其必成”，故未接受封爵，丟下一句“無論何時，太平軍領袖諸君苟決計實行予第一次談判時提出之計劃，則予必效奔走”，又回到了上海。因容閎的所謂計劃也隻限於教育救國，而太平天國當時戰爭激烈，無法顧及，因而擱置未論。嗣後容閎在上海茶業公司幫工，直至自己經營茶葉。
同治二年(1863)，容閎在九江開辦茶葉公司，生意頗為紅火。正在這時，曾國藩的安慶軍械所遇到了困難。幕僚張斯桂、李善蘭等人向曾國藩建議從國外進口洋機器，興辦一所西式機器廠，既可以製造洋槍洋炮，也可以製造洋船。曾國藩極表讚同，但往外洋采辦機器，事情重大，既要熟悉外國情況，又要忠誠可靠。曾國藩遍審周圍，實在難得其人，於是張、李推薦了他們曾有一麵之交的廣東留美學生容閎。曾國藩交代彼即寫信，召他來安慶。
容閎在九江接到張斯桂的來信，十分緊張，他後來在《西學東漸記》的回憶中寫道：“餘得此書，意殊驚詫。蓋此人於我初無若交誼，僅人海中泛相植耳。地則勞燕，風則牛馬，相隔數年，忽通尺素，而書中所言尤屬可疑。彼自言承總督之命，邀餘至安慶一行；總督聞餘名，亟思一見，故特作此書雲。當時總督為曾公國藩，私念此大人物者初無所需於予，急欲一見胡為?予前赴南京識太平軍渠帥，後在太平縣向革命軍購茶，豈彼已有所聞歟?憶一年前湘軍駐徽州，為太平軍所敗，謠言總督已陣亡，時予身近戰地，彼遂疑予為奸細，欲置予於法，故以甘言相誘耶?躊躇再三，擬姑複一函，婉辭謝卻。但雲辱荷總督寵召，無任榮幸，深謝總督禮賢下士之盛意，獨惜此時新茶上市，各處訂貨者多，以商業關係，一時驟難舍去，方命罪甚，他日總當晉謁雲雲。”直至張斯桂並李善蘭第二函，說清原委，容閎才“疑團盡釋”，欣然應召前往。但去的目的並非辦廠，而在於“不意得此機緣，有正其人為餘助力，予之教育計劃不患無實行之時”。直至人到安慶，經李善蘭等人把問題說透，容閎才改弦更張，把思路轉到辦西式機械廠來。
曾國藩素以穩重見稱，此次派人去國外購買機器，攜帶重金，如若擇人不慎，攜款外逃，無異泥沉大海，而於容閎又全無了解，因而隻好借助他的相人術了。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回憶與曾國藩第一次見麵的情景說：“早起，予往謁總督曾公，刺人不及一分鍾，閽者立即引予入見。寒暄數語後總督命予坐其前，舍笑不語者約數分鍾。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總督又以銳利之眼光將予自頂及踵仔細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異常人否。最後乃雙眸炯炯，直射予麵，若特別注意於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雖不至忸怩，然亦頗覺坐立不安。”通過這樣一番“審查”，曾國藩認定其誠實可靠，於是給銀六萬八千兩，托其往泰西購買製造機器的機器。曾國藩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記寫道：“李壬敘、容純甫等坐頗久，容名光照，又名閎，廣東人，熟於外洋事，曾在花旗國寓居八年。餘請之至外洋購買製器之器，將以二十六日成行也。”為了表示容閎是國家官員，代表政府辦事，特授與五品軍功(曾國藩附片作花翎運同銜，而容閎別處作四品銜候選道)，得戴藍翎。
容閎以同治二年十一月由上海赴美國，因機械要臨時定作，故至同治四年春天始成。當機器運至上海時正逢曾國藩“剿撚”失敗，彈劾交至，遵旨退駐徐州，準備交割。於是容閎赴徐州複命。曾國藩此時見到容閎，無異於在諸多失敗中看到了自己某次勝利的火焰，因而十分高興，當即奏請朝廷給予獎勵，他於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以《容宏赴西洋采辦鐵廠機器有功請予獎勵》的附片中說：“花翎運同銜容閎，熟悉泰西各國語言字，往來花旗最久，頗有膽識。臣於同治二年十月撥給銀兩，飭令前往西洋采辦鐵廠機器。四年十月回營，所購機器一百數十件，均交上海製造局收存備用。”事後容閎被保奏五品實官，“以候補同知資格在江蘇省行政署為譯員，月薪二百五十兩”。采購機器一項算是順利完成了。
然則上海鐵廠與上海製造局又是怎麽回事呢?上海鐵廠乃上海製造局前身，鐵廠為李鴻章、丁日昌等人所建。曾國藩在《奏陳新造輪船及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折》中交代其過程說：“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即留心外洋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講求禦侮之策，製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焌光、沈保靖等開設鐵廠，適容閎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並一局。”
李鴻章是同治元年三月由曾國藩派遣進駐上海的。到達上海後不久即署江蘇巡撫，於是與上海道丁日昌等“講求禦侮之策，製器之方”，在虹橋購得洋人鐵廠一座，委員製造。開始專造槍炮。曾國藩在上述奏折中報告鐵廠籌建初期的生產情況說：“開局之初，軍事孔亟，李鴻章飭令先造槍、炮兩項，以應急需。惟製造槍炮必須有製造槍炮之器乃能舉辦，查原購鐵廠，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各委員詳考圖說，以點、線、麵、體之法求方圓、平直之用，就廠中洋器以母生子，觸類旁通，造成大小機器三十餘座。即以此機器以鑄炮爐，高三丈，圍愈一丈，以風輪煽熾火力，去渣存液，一氣鑄成。先鑄實心，再用機器車刮旋挖，使炮之外光如鏡，內滑如脂。製造開花、田雞等炮，配備炮車、炸彈、藥引、木心等物，皆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至洋槍一項，需用機器尤多，如輾卷槍筒，車刮外光，鑽空內膛，旋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槍成之器之情形也。”至於工廠的地址遷移，規模擴大情況，曾國藩在同一奏折中說：“該局向在上海虹口暫租洋廠，中外錯處，諸多不便。且機器日增，廠地狹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間，乃於上海城南興建新廠，購地七十餘畝，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氣爐廠，曰機器廠，曰熟鐵廠，曰洋槍樓，曰木工廠，曰鑄鐵廠，曰火箭廠，曰庫房、棧房、煤房、案房、工務廳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頗多，規矩亦肅。其未成者，尚須速開船塢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儲木料。”由此可知，上海製造局雖然在同治四、五年間能製造槍炮，而且其質量居然“能與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敵”，但工廠的發展主要還是在曾國藩回任的同治六年夏季之後。也就在這時，工廠由專造槍炮向試造輪船發展。曾國藩在同一奏折中說明其原委說：“始以攻剿方殷，專造槍炮；亦因經費不足，難興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請撥留洋稅二成，以一成為專造輪船之用。仰蒙聖慈允準，於是撥款漸裕，購料漸多，蘇鬆太道應寶時及馮焌光、沈保靖等朝夕討論，期於必成。”至此，上海製造局從廠房設備至生產能力，已經具備一定規模了。
4上海之行的意義和影響
因為有了安慶試製輪船的經驗教訓，他對上海鐵廠此次試製既抱有極大的希望，同時也懷著極大的擔心，因為此項工程是他奏撥專款特意支持的。為了了解情況，他必須親自去上海看看。
上海雖是兩江轄地，但總督離署外巡，照例要事先奏報，於是在同治七年四月初七日的諸多奏折中附了一份《擬赴上海查閱鐵廠製造輪船片》。附片雖以查閱鐵廠製造輪船為題，但中直接提到鐵廠造輪船的字很少，而大談洋麵不靖，用船孔急，以為鋪墊。奏折開頭就說：“江南外海水師，向設戰船一百七十一號。道光二十四年前任兩江督臣璧昌奏稱一概腐爛，漂蕩無存。彼時雖奏請減船加工，另行修造，而其費出於攤捐，故其船成者極少。鹹豐三年兵燹以後，毀棄殆盡。近年洋麵不靖，屢有劫案，亟應歸複水師，出洋捕剿。惟外洋開仗，較之長江開仗其難數倍，臣往年所用之長龍、舢板，均不便於出洋。”現有船隻不能出洋，而洋麵不靖，必須出洋捕剿，自然隻有另想辦法了。於是曾國藩接著說：“現於上海鐵廠製造輪船，又於蕪湖等處試造廣東艇船。俟船成之後，仍須酌改營製，略仿西洋之法，一船設一專官，乃可角逐海上，日起有功。”最後才說：“臣擬於近日親至上海一行，會同撫臣丁日昌，周曆履勘，博詢洋麵戰爭之道，細查鐵廠製造之工，再行酌議外海水師章程，會核具奏。”
曾國藩的奏折雖然如此小心翼翼，但出巡卻大張旗鼓。他於四月二十四日從南京出發，經揚州，過丹陽，走常州，一路登山攬勝，閏四月初三日船泊省城蘇州，江蘇巡撫丁日昌從。初十日到達上海，駐住鐵廠，也不見“博詢洋麵戰事”，而是一股腦兒紮進鐵廠，仔細觀覽考察。他在閏四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旋出門至機器局，觀一切製造機器。屋宇雖不大，而機器頗備。旋觀新造之輪船，長十六丈，寬三丈許。最要者惟船底之龍骨。中間龍骨夾層，兩邊各龍骨三根，中骨直而徑達兩頭，兩邊骨曲而次第縮短。骨之下板一層，骨之上板一層，是為夾板，板厚三寸。龍骨之外惟船肋最為要緊，約每肋寬厚三寸有奇，皆用極堅之木。計此船七月可下水。”盡管曾國藩對輪船的構造不甚了了，但他確實在認真觀察並企圖全麵看懂它。特別是“此船七月可下水”，使他深受鼓舞，因為既有船下水，不僅他多年經營的心血沒有白費，而且上年奏請撥留洋稅一成專造輪船一事也有了交代，自然是欣喜無既，甚而至以此聯想到自己的家運和前途，以至興奮不已，夜既深而不能入睡。當天日記寫道“近年從無似此夜深始睡者，幸尚能成寐。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泄殆盡，觀近年添丁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尚厚，方興未艾，且喜且惴惴也。”
這次考察雖然有當時的上海道、興辦鐵廠的具體施行者丁日昌在場，但與曾國藩最初商討上海“夷務”的李鴻章卻無緣到達，他此時正被拴在緊張的“剿撚”前線，清政府責令他在一個月內將撚軍消滅，“限一個月不滅，則重治其罪”，以致曾國藩為之感慨說：“克期剿賊，是明末之弊政，既為大局慮，尤為少泉危，憂係無已。”然而卻有另外一位同樣與鐵廠有關的人士在場，這就是當年赴外洋采辦機器的容閎。他後來在《西學東漸記》中回憶道：“正來滬視察此局時似有非常興趣。予知其於機器多創見，因導其曆觀由美購回各物，並試驗自行運動之機，明示以應用之方法，正見之大樂。予遂乘此機會複勸其於廠旁立一兵工學校，招中國學生肄業其中，授以機器工程上之理論與實驗，以期中國將來不必需要用外國機械及外國工程師。正極讚許，不久遂得實行。今日製造局之兵工學校已造就無數機械工程師矣。”曾國藩在《奏陳新造輪船及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折》中也說：“另立學館以習翻譯。蓋翻譯一事，係製造之根本。洋人製器出於算學，其中奧妙皆有圖說可尋。特以彼此義扞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夫用器與製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員於翻譯甚為究心，先後訂請英國偉烈亞力、美國傅蘭、瑪高溫三名，專擇有裨製造之書，詳細翻出，現已譯成《氣機發軔》、《氣機問答》、《運規約指》、《泰西采煤圖說》四種。擬俟學館建成，即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以理融貫，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書。”由此可知，翻譯一事即前此有之，而學館之立卻是曾國藩上海之行時發自容閎，而曾國藩“亦可引伸，另勒成書”的思想為中西化的交流打開了新的思路。
曾國藩這次考察還有一個意外的收獲，參觀了法國駐上海領事白來尼的居室，初次看到了洋人上層的生活。當天的日記寫道：“午初出門，至洋涇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傾誠款待，雖其母其妻之臥室亦預為騰出，引餘與中丞軍門閱看，所居樓閣四層，一一登覽。玉宇瓊樓，鏤金錯彩，我中國帝王之居殆不及也。”此次上海考察所見所聞，對曾國藩是一個巨大的鼓舞，仿佛從中看到了中國自強的希望。他在船成後的奏折中極力誇讚此次輪船試製的成就說：“從前上海洋廠自製輪船，其氣爐、機器均係購自外洋，帶至內地裝配船殼，從未有自構式樣造成重大機器、汽滬全具者。此次創辦之始，考究圖說，自出機杼。本年閏四月間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緒。七月初旬，第一號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輪船，意取四海波恬，廠務安吉也。其汽爐、船殼兩項，均係廠中自造。機器則購買舊者，修整參用。船長十八丈五尺，闊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吳淞口外試行，由銅沙直出大洋，至舟山而旋。複於八月十三日駛至金陵，臣親自登舟，試行至采石磯，每一時上水行七十餘裏，下水行一百二十餘裏，尚屬堅致靈便，可以涉曆重洋。原議擬造四號，今第一號係屬明輪，此後即續造暗輪。將來漸推漸精，即二十餘丈之大艦，可伸可縮之煙囪，可高可低之輪軸，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試辦以來，臣深恐日久無成，未敢率爾具奏。仰賴朝廷不惜巨款，不責速效，得以從容集事，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
奏折報至京城，朝廷上下也深受鼓舞，軍機處九月二十四日發出廷寄說：“同治七年九月十七日奉上諭：曾國藩奏，新造輪船工竣，並陳上海機器局籌辦情形及請獎上海通商委員各折片。中國試造輪船，事屬創始。曾國藩獨能不動聲色，從容集事，將第一號輪船造成。據稱堅致靈便，可涉重洋，此後漸推漸精，即可續造暗**艦，並陳製器設廠及添建譯館各情形。足見能任事者，舉重若輕，深堪嘉尚。馬新貽計抵新任，即可會同丁日昌按照曾國藩、李鴻章籌辦規模，悉心講求，以求周妥。設局以來，各該委員等均屬著有微勞，所有尤為出力各員，準由曾國藩會同李鴻章、馬新貽、丁日昌酌量奏保。其上海通商委員，辦理洋務亦臻妥協，並著曾國藩等擇優請獎，以示鼓勵。”
5曾國藩與中國現代工業
曾國藩經營現代軍事工業，不是在組建湘軍之初開始，而是直到戰爭的晚期才開始，這是因為曾國藩所處是冷熱兵器交替的時代，由冷兵器到熱兵器，由簡單的熱兵器到現代工業生產的熱兵器，有一個醞釀的過程，其中包括人的認識的思想醞釀和生產條件的醞釀，而這個醞釀都集中發生在曾國藩身上。其思想認識表現在前麵已經提到的由排斥洋兵器到被迫接受洋兵器，到主動購買洋兵器，到進口製造兵器設備。在進口設備的過程中又由進口輕兵器設備到重兵器設備。因為曾國藩是集個體認識與群體權力於一身的朝廷大員，所以他的思想認識很容易轉化為生產條件，當他在安慶意識到進口設備的重要時，容閎出使美國也就緊跟其後了。曾國藩興辦現代軍事工業，就其簡單過程而言，肇始於安慶，發展於上海，影響於福州。也就是說他親自在安慶辦，支持李鴻章在上海辦，影響左宗棠在福州辦。他自己也說：“鐵廠之開，創於少荃；輪船之造，始於季高；滬局造船，則由國藩推而行之。”因為曾、李、左三人關係密切，在舉辦“洋務”的活動時間上又比較接近，所以史家往往三人並稱，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中說：“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辦洋務的，在朝廷裏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臣奕和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實權的大官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在這些人中間，李鴻章經辦洋務最多，時間也最長，因此他成為辦洋務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雖然曾、左、李三人並提，但畢竟事有先後。據實而言，三人興辦洋務的先後次序應該是曾國藩始發，李鴻章繼起，左宗棠仿效。
這個順序對照曾國藩自己的說法似有矛盾，似乎曾、左、李搞洋務是三家並列，並無先後，李、左的一些思想和舉措，甚至還在曾國藩之前。如左宗棠在福建奏辦輪船就早於曾國藩要求截留關稅製造輪船的奏折。左宗棠因駱秉章、胡林翼、曾國藩等人的鼎力推薦，於鹹豐十年以四品京堂隨曾國藩襄辦軍務。因援浙有功，十一年十二月授浙江巡撫，同治二年三月授閩浙總督，五年五月十三日，以《擬購機器雇洋匠試造槍船先陳大概情形》為題，奏報朝廷，要求在福建海口羅星塔一帶興建船廠。左宗棠因其性格與才氣所關，行鮮明酣暢，一覽無餘，迥不似曾國藩的左右推敲，瞻前顧後。奏折開篇論述中國海陸防的形勢特點說：
“竊維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自廣東、福建而浙江、江南、山東、直隸、盛京以及東北，大海環其三麵。江河以外，萬水朝宗。無事之時，以之籌轉漕，則千裏猶在戶庭；以之籌懋遷，則百貨集諸厘肆。匪獨魚、鹽、蒲、蛤足以業貧民，舵艄水手足以安遊眾也。有事之時，以之籌調發，則百粵之旅可集三韓；以之籌轉輸，則七省之儲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緝盜有必設之防，用兵出奇有必爭之道也。況我國家建都於燕，津沽實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船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飆舉，無足當之。自洋船準載北貨行銷各口，北地貨價騰貴。江浙大商以海船為業者，往北置貨，價本愈增，彼得回南，費重行遲，不能減價以敵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虧折貨本，寖至歇其舊業。濱海之區，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闤闠蕭條，稅厘減色，富貴變為窶人，遊手驅為人役。並恐海船擱朽，目前江浙海運即有無船之慮，而漕亦難措手。是非設局急造輪船為功。”
奏折立論高遠，從中國三麵環海的特點，從東南與東北的依存關係，從海上交通對國計民生和禦敵緝盜的重要作用和目今船擱朽腐，商業蕭條，稅厘減色的現狀，提出設局造船的緊迫，接著提出開設船廠的規劃，如設備進口，人才引進，經費預算，可行性論證等等。並批判各種頑固保守思想說：
“至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竊有說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敵輪船之靈捷。西洋各國與俄羅斯、咪利堅，數十年來講求輪船之製，互相師法，製作日精。東洋日本始購輪船，拆視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學其字，究其象數，為仿製輪船張本，不數年後，東洋輪船亦必有成。獨中國因頻年軍務繁興，未暇議及。雖前此有代造之舉。近複奉諭購雇輪船，然皆未為了局。彼此同一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騎駿而我騎驢，可乎?均是人也，聰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習不能無殊。中國之睿知運於虛，外國之聰明寄於實。中國以義理為本，藝事為末；外國以藝事為重，義理為輕。彼此可是其是，兩不相喻，姑置弗論可耳；謂執藝事者舍其精，講義理必遺其粗，不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藉外國導其先，可也；謂我之長不如外國，讓外國擅其長，不可也。”
這裏的批判，自然也包括對曾國藩的八股雜藝之說，而“前此有代造之舉，近複諭購雇輪船”等，自然是指曾國藩在安慶試製輪船及購買洋船各節了。最後大膽估算設廠造船的得失說：
“如慮糜費之多，則自道光十九年以來所糜之費已難數計。昔因無輪船，致所費不可得而節矣；今仿造輪船，正所以預節異時之費，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損者終必有所益。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縱令所製不及各國之工，究之慰情勝無，倉卒較有所恃；而由鈍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諸異日，孰如羨魚而無網也!計閩浙粵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費數百萬，尚非力所難能，疆臣誼在體國奉公，何敢惜小費而忘至計?”
左宗棠的奏報很快得到了批複，並主動提出解決經費的具體辦法。批複說：“左宗棠奏，現擬試造輪船，並陳剿撚利用在戰各折片，覽奏均悉。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試造火輪船隻，實係當今應辦急務。所需經費，即著在閩海關稅內酌量提用。至海關結款雖完，而庫儲支絀，仍須將此項扣款按年解赴部庫，閩省不得輒行留用。如有不敷，準由該督提取本省厘稅應用。左宗棠務當揀派妥員，認真講求，並盡悉洋人製造駕馭之法，方不致虛糜帑項。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一切未盡事宜，仍著詳悉議奏。”批複可謂是全麵肯定了左宗棠的奏報。
由於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施政措施及奏折情況是互相通氣的，所以左宗棠的奏折尚未批示之前曾國藩已經得信。也正因為是受左宗棠的啟示，所以曾國藩搶在左宗棠前具奏(也可能彼此所記時間有誤)，曾國藩在同治六年四月初七日的附片中明確地說：“至製造輪船等事，福建尚奏撥巨款新立鐵廠，江南已有鐵廠，豈可置之不辦!”按此口氣，曾國藩的奏報應該在左宗棠的奏報並批複之後。如此一來，是否可以說左宗棠造船在前而曾國藩在後呢?不是，因為曾國藩同治元年與二年間駐紮安慶時就設局製造洋器，而且居然造成了一隻小輪船，雖然“行駛遲鈍，不甚得法”。至於“購買製造機器之機器”一節，曾國藩早在同治二年十一月派容閎由上海赴美國，並於同治四年采辦最關緊要者百數十件運回上海，投入使用了。所以曾國藩才敢於說：“江南已有鐵廠，豈可置之不用!”
至於李鴻章，其經辦洋務最多，時間最長，是因為他的年齡優勢所致。李鴻章比曾國藩小十一歲，晚去世十八年，曾國藩在世時即已先後任兩江、湖廣等地總督，他不僅仕途受曾國藩的薦舉，而且學問亦出曾國藩之門。早在曾國藩官京師時李鴻章以“年家子”從曾氏學。鹹豐七年，李鴻章以按察使留曾國藩營襄讚營務。鹹豐十一年，曾國藩密陳李鴻章才可大用。會上海求救甚急，曾國藩再三勸曾國荃率隊前往，曾國荃堅不肯去，於是命李鴻章回淮募師，組建淮軍。同治元年正月，李鴻章率所募淮勇來安慶。“公為定營伍之法。器械之用，薪銀之數，悉仿湘軍章程，亦用楚軍營規以訓練之。撥湘勇數營以助之。兩省將卒，若出一家然，公所教也。”在曾國藩的指導下，李鴻章的淮勇粗已成軍，於同年三月陸續以輪船從安慶運送上海。曾國藩二月二十八日記：“二更後，江蘇有紳士錢鼎銘、潘馥複來請援，帶火輪船，將潛載少荃之兵直赴上海。隨後更有輪船六號續至，每次七船，計可載三千人，將分作三次迎接少荃之兵。”三月十三日日記：“酉刻出城，至洋船送淮勇樹字、銘字兩營之行。”三月三十日又記：“中飯後又寫少荃信一件，至洋船送林字營之行。”可知李鴻章之去上海全是由曾國藩一於安排的。因為有了上海這塊基地，李鴻章才手此時被“趨署江蘇巡撫”。二年正月，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
李鴻章到上海，雖說是封疆大吏，但因一則江蘇屬兩江轄地，二則李鴻章為曾國藩門生，三則李鴻章所率之淮軍為曾國藩所直接派遣，故李鴻章一切進止均待請示曾國藩而後定。李鴻章初到上海，對“洋務”頗感興趣，多在信中言及有關問題。同治元年三月初十日曾國藩日記寫道：“接少荃上海來信，言夷務事頗詳。”李鴻章因為受曾國藩在安慶辦“洋務”的影響，又看到了上海的好條件，可能萌發了急於辦“洋務”的想法，曾國藩於三月二十四日去信勸止說：“閣下此次專以練兵學戰為性命根本，吏治、洋務皆置後圖。”又說：“閣下此時除選將、練兵、籌餉，別無政事；除點名、看操、查牆，別無工夫。”曾國藩的意見自然是正確的，因為李鴻章初到上海，周圍盡是太平軍，“洋人”隊伍也非止一處，情況複雜，首先必須立穩腳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的好轉，李鴻章的“洋務”思想自然要付諸行動，但也沒有立即實現，直至同治四年五月才買下美國商人在上海虹口開設的小型機器廠。這就是曾國藩在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奏折中所說的：“湖廣督臣李鴻章自初任蘇撫，即留心外洋軍械。維時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內，彼此講求禦侮之策，製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滬購買機器一座，派委知府馮焌光、沈保靖等開設鐵廠。適容閎所購之器亦於是時運到，歸並一局。”由此可知，李鴻章最初在上海辦洋務，是曾國藩洋務思想與實施計劃的一部分，並非離開曾國藩的獨立行動，更不是自立門戶的另外一家。
容閎曾經說過：“世無正，則中國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機器廠否耶。”這話乍看似乎有些過頭，然而事實確是如此。所謂“今日”，指的是容閎說話的當時，即曾國藩決定擴大機器廠、新遷廠址至高昌廟的“今日”，而不是我們所處的今日。從發展的觀點看問題，中國遲早有自己的機器廠，他曾國藩不創辦自有他人創辦。但在當時，在同治初年，這個創辦的任務卻曆史地落到了曾國藩的頭上。這個所謂的“曆史”，有著兩個方麵的因素，一是戰爭需要的緊迫性。溯其源流，中國的現代工業是由軍事工業發源的，當時的最大軍事就是鎮壓太平天國，而曾國藩又處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最前沿，身上的擔子最重，承受的壓力最大。加之湘軍的作戰能力本不太強，在同等條件下幾乎不是太平軍的對手，所以戰爭一開始曾國藩就在尋找更好的武器裝備，而愈到後期愈加迫切。這就造成了這樣一個事實：在當時清政府的滿朝武中，曾國藩追求新的武器裝備最為迫切，因而最富有試製新裝備的積極性。
因素之二，是個體認知的條件。自恭親王奕提出購買洋船炮問題，接觸的人非止曾國藩一人。鹹豐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上諭及奕等人原折抄件，在發給曾國藩的同時發至了湖廣總督官，湖北巡撫胡林翼，兩廣總督勞崇光，江蘇巡撫薛煥，廣東巡撫耆齡，並傳諭海關監督毓清，且明確要求“廣東、江蘇各督撫，雇內地人學習駕駛，酌配兵丁並統帶大員，一俟船炮運到，即奏明辦理”。但反應卻不一樣，如時任兩廣總督的勞崇光，雖然也主張購買船炮，但卻反對內地人學習駕駛，“其意欲全用外人，不參雜用之”。惟有曾國藩，極力主張“既已購得輪船，即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舵、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
曾國藩認知的另一表現是反映在他的戰略思想上。無論是奕的奏折或是朝廷購買船炮的目標都鎖定在消滅太平軍上。曾國藩雖然也積極讚成購買船炮，但主要不是用來對付太平軍，因為他認定此時對付太平軍無需如此堅船利炮。他反複向朝廷並奕等人說明情況說：“至輪船攻剿發匪，聲威雄壯而地勢多不相宜。發匪之猖獗在陸不在水，官軍之單薄亦在陸不在水。頃於三月克複魯港、西梁山、裕溪口等處，賊之船炮焚奪殆盡，目下除九洑洲尚有賊船外，餘則長江上下一律肅清。仰仗國家威福，水麵已無足慮。現已調派師船由金柱關駛入內河，河窄水淺，長龍、舢板尚嫌其大。若強用輪船，尤不相宜。”作為“剿發匪”的最高統帥，明知“強用輪船尤不相宜”，但卻又十分熱情於輪船購買和試造，這就是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因為他在死盯著“發匪”的同時開始注意海外了，盡管他實際執行的是妥協投降的外交路線。值得我們重視的是，這種注意雖然對中國的軍事實力並無太大的加強，但卻因此引進了外洋的現代先進工業技術，伴隨而來的是西方先進的科學化；同時也逐步造就了與封建體係絕不相容的中國首批工業無產者。所以我們說曾國藩是我國現代工業試辦的先行者，為中國的現代工業鳴響了第一聲汽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