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67年4月初到金陵，一直到1868年12月17日啟程赴直隸總督任，曾國藩在金陵隻住了一年多時間。由於剿撚的中途回歸，曾國藩關於兩江的宏圖大業也消減了不少，失去了很多雄心壯誌。
剿撚的經曆等於讓曾國藩生了一場大病。這個昔日精幹老辣的官員如今已是元氣大傷、形神困悴。年紀並不算太大的曾國藩也有了很多老年人的症狀：記憶力明顯衰退，每天晚上，當提起筆記述當天的事情時，卻怎麽也回想不起來；有時候，甚至開始像個老太婆一樣嘮嘮叨叨、語無倫次，將一句話翻來覆去地說很多次，也不顧左右的人是否聆聽。並且，曾國藩還熱衷於像一頭老牛一樣，經常性地反芻自己的人生時光對於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曾國藩倒是時常從記憶的儲櫃中調出來，細細地品味一番；但對於近來發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將要處理的事情，曾國藩經常性地丟三落四、棄之腦後。
回任後不久，有人反映，江蘇巡撫丁日昌受賄情況嚴重，甚至公開索賄；並且，丁日昌的手下也經常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當幕僚們向曾國藩報告這些情況時，曾國藩搖了搖頭，也隻是苦笑了一下。丁日昌是李鴻章的人，是李鴻章一手提拔上來的，此時的李鴻章正頂了自己的缺，在前線跟撚軍打仗。如果他的人有個三長兩短，不是存心讓他難堪嗎?那是萬萬動不得的。政治就是一種妥協，也是一種交易，這一點曾國藩絕對知道。
現在，曾國藩可以暫時享受一下太平生活了。前方正在打仗，曾國藩除了過問一下丁日昌那邊的糧草供應情況之外，大多數時間裏，他一直在家清養身體。由於休息較好，身上的癬，也不似以前那樣奇癢難忍了。身體稍好之後，曾國藩覺得世界與自己的距離又拉近了，他又重新在這個世界之中了。人，真是一個奇怪的動物，隻有身體還好的情況下，對這個世界，才會少一些懷疑，才會覺得做點事還有意義；在病中，會覺得什麽都沒有意義。曾國藩在衙署的後院辟了一些菜地，一有空閑，就提起鋤頭去種點瓜果蔬菜。這是曾國藩的習慣了，在曾國藩的想法中，男人種地，女人紡紗、做衣、做鞋，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勞動不但讓人活動筋骨，還可以讓人少很多非分之想。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曾國藩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要求他的家眷和子女們都要幹一點農活。幹一點輕微的體力活，讓曾國藩身心都覺得愉快。
自四十歲以後，曾國藩就開始為自己構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了，在曾國藩想象的生活中，他應該住在這樣一個地方：山數峰，田數頃，水一溪，瀑十丈，樹千株，竹萬個，主人攜書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張，酒一甕……這樣的情景，是曾國藩早年所讀的桐城派戴名世的章中提及的。戴名世雖然因為在《南山集》中密修私史，仍以明朝年號為正朔，被清廷殺了。但曾國藩對於戴名世章中表現出的性情和追求，還是頗為讚賞的。曾國藩一直想幽居在某一個地方，造屋，種樹，過一種林和靖梅妻鶴子似的生活。這種念念於自然不忘個人空間的追求，其實也是那個時代所有讀書人的常態。隨著年齡的增大，曾國藩對於家鄉更是夢回縈繞了，甚至可以說，這種經營閑空間的念頭一直伴隨著曾國藩走到生命的盡頭，但他終究沒能如願。在這一年中，曾國藩一共給朝廷打了三次報告，都是尋找各種理由要求告老還鄉。朝廷出人意料地對於曾國藩表現出了足夠的耐心，每一次，都在回折中要求他安心養病，曾國藩每次接到上諭，都是既失望又欣慰。失望的是，他的要求沒有被批準，自己在任上，總是要盤很多煩心事，不盤煩心事吧，又怕自己在任誤國。欣慰的是，朝廷還算是對他信任和寬容。對於曾國藩來說，他當然知道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忙裏偷閑，曾國藩開始頻繁巡視金陵附近的很多地方，說是巡視，其實也隻是隨意看看，不帶任何目的。攻下金陵之後，因為一直忙於裁減湘軍、戰後恢複等事宜，曾國藩還沒有在金陵細細看過。重回兩江總督的位置上，曾國藩最想看的，就是秦淮河一帶了。秦淮河一帶是六朝古都的標誌，也可以說是金陵城的晴雨表。從秦淮河，可以看出金陵乃至兩江的整體情況。秦淮河畔柔弱委頓之風算是中國化的老傳統了，自宋朝南遷，這裏就一直繁榮昌盛，尤其是明亡於清之後，漢族士大夫沒能耐複國，隻好到秦淮河中去愛國，在美人圈裏打滾，在琴棋書畫之中消磨時間。這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著他們的理由的，要麽前途受挫，要麽看破紅塵……這些歌舞升平的地方，正好可以讓他們得到慰藉和宣泄。有這樣的社會心理背景，也難怪秦淮河如此繁榮了。
當年的兵燹現在已看不到什麽蹤跡了，金陵城又變得繁華安寧。尤其是秦淮河一帶，又恢複往日的燈紅酒綠：那些停在河岸裏的畫舫遊船、夫子廟的百業雜耍、胭脂巷的紅男綠女、貢院街的肥馬輕裘，把這個六朝古都點綴得如同溫柔鄉一樣。聯想到剛剛入城時的淒慘情景，曾國藩不由感歎，時間真是一個神通廣大的魔術師，轉瞬之間，就能把創傷塗抹得幹幹淨淨。說起來，秦淮河的繁榮還真有曾國藩的功勞當年太平天國攻占金陵之後，下令禁妓禁煙。妓女們聞風而逃，一起跑到上海租界裏去了。一批有錢的商人，也跟風轉移到了上海。金陵的商業受此影響，變得很蕭條。曾國藩進入金陵城之後，在恢複科舉的同時，也恢複了妓院。在這一方麵，曾國藩倒是很達觀的，食色性也，哪裏能禁得住呢?春秋時齊相管仲在興國安邦時，就專門設了“女閭”，這應該算是最早的妓院了。高明的執政者總是實事求是，如果一味禁止，反而會變得很亂。曾國藩才不是那種迂腐武斷的道統呢!當年，為了解除人們的疑慮和擔心，曾國藩甚至帶頭在秦淮河的花船上召妓飲酒，宴請賓客。結果，那些原先逃走的妓女們又回來重操舊業。秦淮河熱鬧了，那些有錢人也就回來了，金陵又恢複了以往的昌盛。當然，曾國藩對於妓院的興辦是有控製的，曾國藩最初為金陵妓院所定的指標是六座，誰知後來妓院越開越多，怎麽也控製不了。因為無法管得住，曾國藩幹脆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曾國藩從來就不是一個苛刻之人，他隻是對自己苛刻，對於別人，更多的是理解和寬容。
那一段時間，曾國藩還跑了很多地方，他先後去了明孝陵、燕子磯、下關、靈穀寺一帶。每次出門閑遊，曾國藩總帶著他幕府中的人，比如說他章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此外還有俞樾、吳嘉賓、王闓運、王定安、張虎、張穆、何秋濤等。隻有跟人在一起遊山玩水，曾國藩覺得還有點意思，那些鐵板著臉的將軍是不喜歡山水的，跟他們在一起，隻能給他們分配任務交代事情。曾國藩慧眼識人，他手下的這些人，都是些才情過人的可造之才：一方麵聰明過人，另一方麵又懂情懂理。曾國藩不太喜歡那些放浪形骸的狂狷之人，或者愚蠢笨拙的酸腐人。曾國藩一直很得意的是，自己的手中貯藏著一批經天緯地之才，這些人才高八鬥，後來都成了晚清的著名學者。曾國藩最喜歡的，就是跟他們聊天了，天馬行空，神遊八極。有時候，曾國藩把自己對作的理解，一一地傳達給他們，也仔細地聆聽著他們對於古詩的認識。每當他們談到精彩之時，曾國藩總是頻頻頷首，這些後生的確可畏啊。無論是在章學還是在辦事的幹練程度上，這些年輕人都是一把好手。隻可惜的是，他們處在這樣一個化斷裂的時代，大勢已去，不確定的因素太多，誰又能保證以後的生活不顛沛流離呢?
現在，我們要換一種方式，冷靜地觀察曾國藩的身前左右了如果說，對一個人的認識和判斷尚不清晰的話，那麽，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結論了對於曾國藩，同樣也是如此可以說，在曾國藩的整個生命和事業中，環繞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異常積極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曾國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決策正確，並且能在晚清之際，在化和政治上成為漢人巨擘，這跟曾國藩擁有一支精明能幹的智囊團有關。曾國藩的幕府，無論是從人數，還是從人員結構來看，都堪稱晚清第一幕府。曾國藩一直算是“愛才如命”，每到一個地方，曾國藩最感興趣的一件事，就是在當地搜羅優秀人才。他總是公開張榜，讓那些自以為是人才的人來大帳毛遂自薦。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昭告遠近，希望自薦或舉薦人才。“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打動了曾國藩，從而進入了曾氏幕府，成為曾國藩以後在洋務運動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國藩有一雙鷹隼似的慧眼，識人無數，有著驚人的洞察力和判斷力。很多時候，曾國藩隻要稍稍觀察這個人的麵相和氣質，問幾句不鹹不淡的話，就基本可以斷定這個人有沒有過人之處，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國藩從不管那些毛遂自薦的人有沒有功名，是不是名門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種有真才實學，並且能為己所用的人。當然，曾國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國藩看來，一個人有沒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後能不能進一步成器的關鍵所在。
不僅如此，曾國藩在與人談活、通信時，一有機會，總是細細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如獲至寶，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方宗誠、陳艾由吳廷棟推薦；李善蘭由郭嵩燾推薦；李善蘭又薦張虎、容閎入幕……優秀的人往往氣味相通、惺惺相惜。這樣，得到一位人才，就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才。對於招徠人才，曾國藩自有一套心得，他概括為八個字：“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在曾國藩看來，當今社會不是沒有人才，真正的人才大都淹沒在民間，有的饑寒交迫，有的受辱於人。要像伯樂發現千裏馬一樣，去發現這些人。曾國藩組建湘軍之初，諸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錱、楊嶽斌、彭玉麟等，都來自民間，有的是落魄書生，有的是農夫，有的是下層軍士。曾國藩慧眼識才，提拔他們，重視他們，使他們施展才華，直至成為一匹千裏馬。
曾國藩的幕府中，有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化人才四大類。政治人才是曾國藩幕府的主體。這些人在跟隨曾國藩立下功勞之後，很多人迅速升遷，成為朝廷大員或地方官吏，從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勢力集團。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對於自己的幕僚，總是全力保舉，有時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曾國藩的手下，共出了二十六名督撫與堂官、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員，以及難以計數的道、府、州、縣官員。曾國藩所保舉的幕僚，人員之眾、次數之多、升遷之快、官職之高，在中國幕府史上都是罕見的。這些幕僚在成為地方大員之後，大多精明能幹，有很多在後來成為叱吒風雲的人物，其中，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劉銘傳等，在晚清史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段時間中，晚清地方大員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國藩的幕府。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的影響力。
除了政治和軍事人才，曾國藩在幕府中還收納了許多科技和外交人才。這一行為，是很有超前眼光的，說明曾國藩已有了這方麵的意識，想做一些前人沒有做的事情。在曾國藩之前，清朝政府還沒有和外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從郭嵩燾擔任第一任駐英公使開始，近代的外交活動才算逐漸展開。清朝最初的外交家，多與曾國藩有密切關係：除了郭嵩燾，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曾任駐德、駐俄公使，在維護祖國的尊嚴和民族利益上做出了巨大貢獻；著名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陳蘭彬等，都曾經是曾國藩的幕僚。在科技人才的培養上，曾國藩同樣慧眼獨具。近代中國科技史上有名的幾位科學家，都曾在曾國藩的幕府中長期擔任職務：李善蘭是近代中國的數學先驅，在曾國藩幕府中一共待了八年，不但為曾國藩創立的江南製造局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還翻譯了許多西方數學著作，為中國的近代數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另外一位數學家華蘅芳，也一直在曾國藩幕府中，從事著科技研究和槍炮製造工作；除此之外，還有被稱為中國近代化學之父的徐壽，徐壽和兒子徐建寅同在曾國藩幕府中很多年，在辦洋務、設立工廠方麵，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曾國藩與自己的幕僚就這樣建立了很深的情誼。曾國藩不僅僅從自己的私人俸祿中向他們支付酬金，對於他們，也幾乎無話不談。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心腹，曾國藩並不像其他大臣一樣諱莫如深。這一點，從曾國藩幕僚趙烈的《能靜居日記》中就可以看出。在這本日記中，趙烈詳細記錄了他與曾國藩的數次談話內容。從這些談話中，可以清楚看到曾國藩對當時的政治形勢了然於胸，對於中國的前途極度擔憂。
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與趙烈單獨在一起時，曾國藩憂心忡忡地對趙烈說：北京來人所講的，說都城那裏的景況非常惡劣，時常出現縱火搶劫之類的案子，而市集店鋪間乞丐成群，甚至有的婦女也**沒有褲子穿。黎民百姓的家財耗盡、境況窘迫，恐怕會有變故發生。這該怎麽辦呢?
趙烈是一個對於時局有著清醒認識的人。見曾國藩如此憂鬱，趙烈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說：國家的治平安定，統一的局麵已經很長時間了，勢必會逐漸地分崩離析。不過朝廷皇帝的威嚴曆來很重，亂變紛爭的風氣未開。所以若不是從製度本身腐爛敗落，則國家土崩瓦解的局麵不會形成。依我來看，來日的災禍，必然先自朝廷中央顛覆，而後神州無主，大家各自為政，大概不會超過五十年了。
聽了趙烈這番話，曾國藩眉頭緊鎖，沉思半晌，說：“然則當南遷乎？”曾國藩擔心的是清王朝並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出現南北割據的局麵。趙烈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聽起來，這似乎是曾國藩的官話了，他當然不願意在幕僚麵前完全暴露自己的思想；況且，對於清廷，曾國藩還抱有一絲希望。趙烈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趙烈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於李闖、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入關後為鎮懾人數遠遠多於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治缺乏“合法性”，也一直為漢人所憎恨。雖然清王朝後來的君王，比如康、乾、嘉做了一點好事，但他們的善行並不足以掩蓋彌補所犯下的罪行。所以，清朝統治的基礎，其實並不牢固。
對於趙烈如此“過激言論”，曾國藩並未反駁，大約在心裏麵覺得趙烈說得很有道理。曾國藩沉默很久，隨後把話題轉開，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祏”是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隕”即指王朝覆滅，曾國藩也預感到清王朝正麵臨滅頂之災，深受病體纏身之苦的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隻能是徒歎奈何吧!
在金陵那段時間，曾國藩抓緊時間所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全力擴大金陵書局的規模。在曾國藩看來，無論古今中外，化要想流傳，就得通過著作的出版和流通來達到目的。因此，對於金陵書局，曾國藩劃撥了很多經費，讓他們購買機器，聘請最優秀的員工。金陵書局剛剛投入使用，曾國藩和李鴻章即要求書局趕快印製《二十四史》，曾國藩還是想到了自己年輕時從金陵路過，借錢買《二十三史》的事情。曾國藩還讓書局聘請了一些懂外的專家，集中翻譯國外一些有用的著作。在江南製造總局，專設了一個譯印西學書籍的翻譯館，聘請一些外國傳教士，翻譯軍事、船舶、機械製造等自然科學書籍，兼及醫學、曆史地理、國際公法等著作。譯書的方式，多數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後由精通繪圖和算學的華蘅芳、徐壽等筆錄整理。譯成的書，由金陵書局大量刊印，在社會上廣為散布。該館先後翻譯書籍一百七十多種，成為當時譯介西方科技書籍最多的機構。
曾國藩對這一行動的認識很實在，在他看來，洋人那些機巧之心，那些造船造艦的奧妙，都在那些書中藏著，要想使中國富強起來，就得讓更多的人懂得那些知識，就必須讀洋人的書。另外，在金陵的那一段時間，書局按照曾國藩的安排，全力趕製的一套書，就是王夫之的《船山遺書》。這幾乎也是曾國藩個人的意誌。當時，王夫之的《船山遺書》還屬於**，但在曾國藩看來，無論是做還是做人，王夫之都是一流的。王夫之的思想和情操，對曾國藩影響很大；並且，曾國藩組建湘軍就在湖南衡陽起家，而那正是王夫之的故鄉。正因如此，曾國藩對於王夫之，格外親近。曾國藩一直可惜的是，道光十九年所刻的王夫之的《書經稗疏》以及《春秋家說序》錯訛較多，而原稿本王家又不慎燒毀。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想方設法托劉昆在京師淵閣抄出，然後由他跟曾國荃捐資三萬金，讓金陵書局重新印刷此版本，讓更多的人領略到船山先生的章和思想。不僅如此，曾國藩還親自為《船山遺書》作序。能讓一種恢宏的思想發揚光大，是曾國藩最欣慰的事情了。
1868年的春節說來就來了，金陵城內照例響起一片無心無肺的爆竹聲，震耳欲聾；煙花升天，將金陵的上空照得如同白晝。因為家眷還在湖南，曾國藩隻是跟一幫同僚在一起過除夕。新年來到，不由讓曾國藩想起先前在湖南老家荷葉塘過春節的時候，那時候的春節真是熱鬧，家家戶戶花燭紅燈，炭火盆內，煨著蓮子紅棗桂圓茶，爐內焚起了好香；年夜飯前，家中的長輩帶著一家老小向祖先們作揖叩頭，銃炮連天，熱鬧非凡；吃過年夜飯後，長輩們向小孩發壓歲錢，晚輩們一個個興高采烈地排著隊，從長輩手中接過紅包，有時候，還故作親昵地嫌少；然後，一家人在一起擲骰子、搓麻將、做遊戲，其樂融融；夜深了，兄弟幾個都不願意去睡覺，即使眼皮不斷地打架，但也強忍著，堅持守歲到天明……這些，都讓曾國藩難以忘懷。
在這個春節，曾國藩一點過年的情緒都沒有。曾國藩隻是在大年三十和初一，讓手下人在府第裏放了一通鞭炮，還特意吩咐他們在其他時間不要放。鞭炮響過兩次之後，這個春節，對於曾國藩就算結束了。正月初二，曾國藩接見了前美國公使蒲安臣，蒲安臣正全力操辦清國使團出訪美、英、法、普、俄各國事宜。曾國藩與蒲安臣就很多問題交換了意見。在蒲安臣看來，清國這一步是必須要走的，要想發展，就必須走現代化的道路，要走現代化的道路，清國就必須向西方各國多學習，不要怕吃虧，也不要擺泱泱大國的架子。曾國藩頻頻點頭，在這方麵，曾國藩是很有心得的。
春節過後，春天就接踵而至了。進入春天，沿江兩岸一直連綿地下著雨，一連下了半個多月。天又陰冷又濕，而且看起來沒有個盡頭。在這種情況下，身為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不得不出麵祈晴。作為地方官，與天地之神打交道一直是慣例。在曾國藩看來，主宰這個世界應該是有神明的，既然有神明的話，它就一定會明理，所以也必須進行人與神之間的溝通。去年春天與今年恰恰相反，一直不下雨，比這個時間稍遲一點，曾國藩就曾經去龍王廟求雨。一年之後，沒想到，又得乞求老天放晴出太陽了。到了郊外的龍王廟之後，曾國藩親筆書寫南方朱雀之神、北方玄武之神、東方青龍之神、西方白虎之神四牌位，黃紙紅字，然後又親筆寫下祈晴。風雨之中，曾國藩鼓足中氣念了一通祈晴祭，然後點著了手中的香火，對著天地分別行跪拜大禮，祈禱聲隨著青煙一起飄向諸神占據的太空。說來也怪，等到曾國藩離開龍王廟時，雨停了，轉眼間，陽光明媚起來。
到了夏天，原本因為曾國藩北上剿撚而回湖南老家的歐陽夫人以及女兒紀芬、兒媳、侄媳等一行又回到了金陵。這時候，兩江總督府遷了新址，顯得寬敞多了。家人的歸來，讓曾國藩重溫天倫之樂，他的心情也變得溫潤起來。女兒曾紀芬今年已經十七歲了，長成一個俊秀的大姑娘。對於這個女兒，曾國藩一直最喜歡，喜歡之餘，也不忘諄諄教導。一天晚飯之後，曾國藩親筆工工整整地給女兒寫了一份清單，細致地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早飯後做小菜點心灑醬之類食事巳午刻紡花或績麻衣事中飯後做針鑿刺繡之類細工酉刻做男鞋女椎或縫衣粗工(過二更後)
吾家男子於“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婦女於“衣”、“食”、“粗”、“細”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訓數年，總未做出一定規矩。自後每日立定功課，吾親自驗功：食事則每日驗一次，衣事則三日驗一次；紡者驗線子，績者驗鵝蛋；細工則五日驗一次；粗工則每月驗一次，每月須做成男鞋一雙，女鞋不驗。
右驗功課單，諭兒婦、侄婦、滿女知之。甥婦到日亦照此遵行。
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眾不貧賤。
快樂時光，白駒過隙，這一段天倫之樂如此短暫1868年9月6日，曾國藩接到朝廷命令，調其為直隸總督，兩江總督由浙江巡撫馬新貽升任。
直隸即直隸省，清朝政治和軍事的根本所在，除京城外，轄府十一，直隸州七，直隸廳三，散州九，散廳一，縣一百零四。地界北至內蒙古阿巴噶右翼旗界，東至奉天寧遠州界(今遼寧興城縣)，南至河南蘭封縣界(今河南蘭考縣)，西至山西廣寧縣界。宣統三年，人口為二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一人，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省份。同治元年至同治六年，一直是劉長佑署直隸總督。同治六年十一月，因曾國荃的彈劾，官由湖廣總督調補直隸，接替劉長佑。官任職不到一年，又以曾國藩調補。
離開金陵之前，曾國藩最後處理的一件事，就是“揚州教案”了1868年8月，法國在揚州開辦育嬰堂收養棄嬰。育嬰堂剛辦不久，堂內的嬰兒一個接一個死去。這一件事激起了揚州市民的憤怒，有兩萬人參加了暴動。人們趕走傳教士，關閉育嬰堂，甚至放火燒毀了英國內地會的教堂。這一件事，讓英、法大怒，叫嚷要武力幹涉。由於新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未到任，朝廷降旨，命曾國藩繼續查辦揚州教案，何時解決，何時方赴直隸任。曾國藩沒法，隻好與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麥華陀反複交涉。曾國藩既要考慮民眾的情緒，又不得不正視英法兩方的無理要求。方方麵麵的壓力極大。從教案的發生到處理完畢，曾國藩足足拖了三個月的時間，最後，在來自內外的壓力下，曾國藩被迫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條件：揚州知府、知縣革職；所損失的財產按實際價值賠償；在教堂門口立一石碑，申明朝廷保護傳教不受幹擾……這樣的處理結果，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痛定思痛之後，曾國藩得出一個結論：弱國無外交。身為朝廷大臣，他再也不想跟洋人打交道了，國弱勢衰，根本無法據理力爭。身為國家重臣，外交無力，曾國藩覺得鬱悶極了。
那時候的曾國藩，還不知道自己數年之後，還要卷入另一樁更為複雜的教案之中，以至於身敗名裂，黯然神傷。
剿撚的經曆等於讓曾國藩生了一場大病。這個昔日精幹老辣的官員如今已是元氣大傷、形神困悴。年紀並不算太大的曾國藩也有了很多老年人的症狀：記憶力明顯衰退，每天晚上，當提起筆記述當天的事情時，卻怎麽也回想不起來；有時候，甚至開始像個老太婆一樣嘮嘮叨叨、語無倫次，將一句話翻來覆去地說很多次，也不顧左右的人是否聆聽。並且，曾國藩還熱衷於像一頭老牛一樣，經常性地反芻自己的人生時光對於很久以前的一些事，曾國藩倒是時常從記憶的儲櫃中調出來，細細地品味一番；但對於近來發生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將要處理的事情，曾國藩經常性地丟三落四、棄之腦後。
回任後不久，有人反映，江蘇巡撫丁日昌受賄情況嚴重，甚至公開索賄；並且，丁日昌的手下也經常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當幕僚們向曾國藩報告這些情況時，曾國藩搖了搖頭，也隻是苦笑了一下。丁日昌是李鴻章的人，是李鴻章一手提拔上來的，此時的李鴻章正頂了自己的缺，在前線跟撚軍打仗。如果他的人有個三長兩短，不是存心讓他難堪嗎?那是萬萬動不得的。政治就是一種妥協，也是一種交易，這一點曾國藩絕對知道。
現在，曾國藩可以暫時享受一下太平生活了。前方正在打仗，曾國藩除了過問一下丁日昌那邊的糧草供應情況之外，大多數時間裏，他一直在家清養身體。由於休息較好，身上的癬，也不似以前那樣奇癢難忍了。身體稍好之後，曾國藩覺得世界與自己的距離又拉近了，他又重新在這個世界之中了。人，真是一個奇怪的動物，隻有身體還好的情況下，對這個世界，才會少一些懷疑，才會覺得做點事還有意義；在病中，會覺得什麽都沒有意義。曾國藩在衙署的後院辟了一些菜地，一有空閑，就提起鋤頭去種點瓜果蔬菜。這是曾國藩的習慣了，在曾國藩的想法中，男人種地，女人紡紗、做衣、做鞋，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勞動不但讓人活動筋骨，還可以讓人少很多非分之想。所以每到一個地方，曾國藩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要求他的家眷和子女們都要幹一點農活。幹一點輕微的體力活，讓曾國藩身心都覺得愉快。
自四十歲以後，曾國藩就開始為自己構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了，在曾國藩想象的生活中，他應該住在這樣一個地方：山數峰，田數頃，水一溪，瀑十丈，樹千株，竹萬個，主人攜書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張，酒一甕……這樣的情景，是曾國藩早年所讀的桐城派戴名世的章中提及的。戴名世雖然因為在《南山集》中密修私史，仍以明朝年號為正朔，被清廷殺了。但曾國藩對於戴名世章中表現出的性情和追求，還是頗為讚賞的。曾國藩一直想幽居在某一個地方，造屋，種樹，過一種林和靖梅妻鶴子似的生活。這種念念於自然不忘個人空間的追求，其實也是那個時代所有讀書人的常態。隨著年齡的增大，曾國藩對於家鄉更是夢回縈繞了，甚至可以說，這種經營閑空間的念頭一直伴隨著曾國藩走到生命的盡頭，但他終究沒能如願。在這一年中，曾國藩一共給朝廷打了三次報告，都是尋找各種理由要求告老還鄉。朝廷出人意料地對於曾國藩表現出了足夠的耐心，每一次，都在回折中要求他安心養病，曾國藩每次接到上諭，都是既失望又欣慰。失望的是，他的要求沒有被批準，自己在任上，總是要盤很多煩心事，不盤煩心事吧，又怕自己在任誤國。欣慰的是，朝廷還算是對他信任和寬容。對於曾國藩來說，他當然知道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忙裏偷閑，曾國藩開始頻繁巡視金陵附近的很多地方，說是巡視，其實也隻是隨意看看，不帶任何目的。攻下金陵之後，因為一直忙於裁減湘軍、戰後恢複等事宜，曾國藩還沒有在金陵細細看過。重回兩江總督的位置上，曾國藩最想看的，就是秦淮河一帶了。秦淮河一帶是六朝古都的標誌，也可以說是金陵城的晴雨表。從秦淮河，可以看出金陵乃至兩江的整體情況。秦淮河畔柔弱委頓之風算是中國化的老傳統了，自宋朝南遷，這裏就一直繁榮昌盛，尤其是明亡於清之後，漢族士大夫沒能耐複國，隻好到秦淮河中去愛國，在美人圈裏打滾，在琴棋書畫之中消磨時間。這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著他們的理由的，要麽前途受挫，要麽看破紅塵……這些歌舞升平的地方，正好可以讓他們得到慰藉和宣泄。有這樣的社會心理背景，也難怪秦淮河如此繁榮了。
當年的兵燹現在已看不到什麽蹤跡了，金陵城又變得繁華安寧。尤其是秦淮河一帶，又恢複往日的燈紅酒綠：那些停在河岸裏的畫舫遊船、夫子廟的百業雜耍、胭脂巷的紅男綠女、貢院街的肥馬輕裘，把這個六朝古都點綴得如同溫柔鄉一樣。聯想到剛剛入城時的淒慘情景，曾國藩不由感歎，時間真是一個神通廣大的魔術師，轉瞬之間，就能把創傷塗抹得幹幹淨淨。說起來，秦淮河的繁榮還真有曾國藩的功勞當年太平天國攻占金陵之後，下令禁妓禁煙。妓女們聞風而逃，一起跑到上海租界裏去了。一批有錢的商人，也跟風轉移到了上海。金陵的商業受此影響，變得很蕭條。曾國藩進入金陵城之後，在恢複科舉的同時，也恢複了妓院。在這一方麵，曾國藩倒是很達觀的，食色性也，哪裏能禁得住呢?春秋時齊相管仲在興國安邦時，就專門設了“女閭”，這應該算是最早的妓院了。高明的執政者總是實事求是，如果一味禁止，反而會變得很亂。曾國藩才不是那種迂腐武斷的道統呢!當年，為了解除人們的疑慮和擔心，曾國藩甚至帶頭在秦淮河的花船上召妓飲酒，宴請賓客。結果，那些原先逃走的妓女們又回來重操舊業。秦淮河熱鬧了，那些有錢人也就回來了，金陵又恢複了以往的昌盛。當然，曾國藩對於妓院的興辦是有控製的，曾國藩最初為金陵妓院所定的指標是六座，誰知後來妓院越開越多，怎麽也控製不了。因為無法管得住，曾國藩幹脆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曾國藩從來就不是一個苛刻之人，他隻是對自己苛刻，對於別人，更多的是理解和寬容。
那一段時間，曾國藩還跑了很多地方，他先後去了明孝陵、燕子磯、下關、靈穀寺一帶。每次出門閑遊，曾國藩總帶著他幕府中的人，比如說他章的“四大弟子”薛福成、張裕釗、吳汝綸、黎庶昌，此外還有俞樾、吳嘉賓、王闓運、王定安、張虎、張穆、何秋濤等。隻有跟人在一起遊山玩水，曾國藩覺得還有點意思，那些鐵板著臉的將軍是不喜歡山水的，跟他們在一起，隻能給他們分配任務交代事情。曾國藩慧眼識人，他手下的這些人，都是些才情過人的可造之才：一方麵聰明過人，另一方麵又懂情懂理。曾國藩不太喜歡那些放浪形骸的狂狷之人，或者愚蠢笨拙的酸腐人。曾國藩一直很得意的是，自己的手中貯藏著一批經天緯地之才，這些人才高八鬥，後來都成了晚清的著名學者。曾國藩最喜歡的，就是跟他們聊天了，天馬行空，神遊八極。有時候，曾國藩把自己對作的理解，一一地傳達給他們，也仔細地聆聽著他們對於古詩的認識。每當他們談到精彩之時，曾國藩總是頻頻頷首，這些後生的確可畏啊。無論是在章學還是在辦事的幹練程度上，這些年輕人都是一把好手。隻可惜的是，他們處在這樣一個化斷裂的時代，大勢已去，不確定的因素太多，誰又能保證以後的生活不顛沛流離呢?
現在，我們要換一種方式，冷靜地觀察曾國藩的身前左右了如果說，對一個人的認識和判斷尚不清晰的話，那麽，看看他的朋友，以及他的身前左右，就可以基本下結論了對於曾國藩，同樣也是如此可以說，在曾國藩的整個生命和事業中，環繞在他身前左右的幕僚，起到了異常積極的作用。從某種程度上，曾國藩之所以有巨大的成就，在很多事情上決策正確，並且能在晚清之際，在化和政治上成為漢人巨擘，這跟曾國藩擁有一支精明能幹的智囊團有關。曾國藩的幕府，無論是從人數，還是從人員結構來看，都堪稱晚清第一幕府。曾國藩一直算是“愛才如命”，每到一個地方，曾國藩最感興趣的一件事，就是在當地搜羅優秀人才。他總是公開張榜，讓那些自以為是人才的人來大帳毛遂自薦。與撚軍作戰期間，曾國藩在其所出“告示”中還特別列有“詢訪英賢”一條，昭告遠近，希望自薦或舉薦人才。“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後，上《萬言書》打動了曾國藩，從而進入了曾氏幕府，成為曾國藩以後在洋務運動和外交上的得力助手。曾國藩有一雙鷹隼似的慧眼，識人無數，有著驚人的洞察力和判斷力。很多時候，曾國藩隻要稍稍觀察這個人的麵相和氣質，問幾句不鹹不淡的話，就基本可以斷定這個人有沒有過人之處，是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曾國藩從不管那些毛遂自薦的人有沒有功名，是不是名門正派；他要的，就是那種有真才實學，並且能為己所用的人。當然，曾國藩在用人中，最重要的要求是良好的品行。在曾國藩看來，一個人有沒有良好的品行，是他今後能不能進一步成器的關鍵所在。
不僅如此，曾國藩在與人談活、通信時，一有機會，總是細細詢問其地、其軍、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發現，如獲至寶，千方百計調到自己身邊。他幕府中不少幕僚都是通過朋友或幕僚推薦：方宗誠、陳艾由吳廷棟推薦；李善蘭由郭嵩燾推薦；李善蘭又薦張虎、容閎入幕……優秀的人往往氣味相通、惺惺相惜。這樣，得到一位人才，就可能招募到更多的人才。對於招徠人才，曾國藩自有一套心得，他概括為八個字：“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在曾國藩看來，當今社會不是沒有人才，真正的人才大都淹沒在民間，有的饑寒交迫，有的受辱於人。要像伯樂發現千裏馬一樣，去發現這些人。曾國藩組建湘軍之初，諸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錱、楊嶽斌、彭玉麟等，都來自民間，有的是落魄書生，有的是農夫，有的是下層軍士。曾國藩慧眼識才，提拔他們，重視他們，使他們施展才華，直至成為一匹千裏馬。
曾國藩的幕府中，有政治人才、外交人才、科技人才、化人才四大類。政治人才是曾國藩幕府的主體。這些人在跟隨曾國藩立下功勞之後，很多人迅速升遷，成為朝廷大員或地方官吏，從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勢力集團。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對於自己的幕僚，總是全力保舉，有時甚至一保再保，不止一次。曾國藩的手下，共出了二十六名督撫與堂官、五十二名三品以上的大員，以及難以計數的道、府、州、縣官員。曾國藩所保舉的幕僚，人員之眾、次數之多、升遷之快、官職之高，在中國幕府史上都是罕見的。這些幕僚在成為地方大員之後，大多精明能幹，有很多在後來成為叱吒風雲的人物，其中，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丁日昌、薛福成、彭玉麟、劉銘傳等，在晚清史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段時間中，晚清地方大員中，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出自曾國藩的幕府。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的影響力。
除了政治和軍事人才，曾國藩在幕府中還收納了許多科技和外交人才。這一行為，是很有超前眼光的，說明曾國藩已有了這方麵的意識，想做一些前人沒有做的事情。在曾國藩之前，清朝政府還沒有和外國建立近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從郭嵩燾擔任第一任駐英公使開始，近代的外交活動才算逐漸展開。清朝最初的外交家，多與曾國藩有密切關係：除了郭嵩燾，曾國藩的長子曾紀澤曾任駐德、駐俄公使，在維護祖國的尊嚴和民族利益上做出了巨大貢獻；著名外交家薛福成、黎庶昌、陳蘭彬等，都曾經是曾國藩的幕僚。在科技人才的培養上，曾國藩同樣慧眼獨具。近代中國科技史上有名的幾位科學家，都曾在曾國藩的幕府中長期擔任職務：李善蘭是近代中國的數學先驅，在曾國藩幕府中一共待了八年，不但為曾國藩創立的江南製造局解決了許多實際問題，還翻譯了許多西方數學著作，為中國的近代數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另外一位數學家華蘅芳，也一直在曾國藩幕府中，從事著科技研究和槍炮製造工作；除此之外，還有被稱為中國近代化學之父的徐壽，徐壽和兒子徐建寅同在曾國藩幕府中很多年，在辦洋務、設立工廠方麵，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曾國藩與自己的幕僚就這樣建立了很深的情誼。曾國藩不僅僅從自己的私人俸祿中向他們支付酬金，對於他們，也幾乎無話不談。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心腹，曾國藩並不像其他大臣一樣諱莫如深。這一點，從曾國藩幕僚趙烈的《能靜居日記》中就可以看出。在這本日記中，趙烈詳細記錄了他與曾國藩的數次談話內容。從這些談話中，可以清楚看到曾國藩對當時的政治形勢了然於胸，對於中國的前途極度擔憂。
1867年7月21日晚，曾國藩與趙烈單獨在一起時，曾國藩憂心忡忡地對趙烈說：北京來人所講的，說都城那裏的景況非常惡劣，時常出現縱火搶劫之類的案子，而市集店鋪間乞丐成群，甚至有的婦女也**沒有褲子穿。黎民百姓的家財耗盡、境況窘迫，恐怕會有變故發生。這該怎麽辦呢?
趙烈是一個對於時局有著清醒認識的人。見曾國藩如此憂鬱，趙烈真實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說：國家的治平安定，統一的局麵已經很長時間了，勢必會逐漸地分崩離析。不過朝廷皇帝的威嚴曆來很重，亂變紛爭的風氣未開。所以若不是從製度本身腐爛敗落，則國家土崩瓦解的局麵不會形成。依我來看，來日的災禍，必然先自朝廷中央顛覆，而後神州無主，大家各自為政，大概不會超過五十年了。
聽了趙烈這番話，曾國藩眉頭緊鎖，沉思半晌，說：“然則當南遷乎？”曾國藩擔心的是清王朝並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出現南北割據的局麵。趙烈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聽起來，這似乎是曾國藩的官話了，他當然不願意在幕僚麵前完全暴露自己的思想；況且，對於清廷，曾國藩還抱有一絲希望。趙烈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趙烈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於李闖、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入關後為鎮懾人數遠遠多於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治缺乏“合法性”，也一直為漢人所憎恨。雖然清王朝後來的君王，比如康、乾、嘉做了一點好事，但他們的善行並不足以掩蓋彌補所犯下的罪行。所以，清朝統治的基礎，其實並不牢固。
對於趙烈如此“過激言論”，曾國藩並未反駁，大約在心裏麵覺得趙烈說得很有道理。曾國藩沉默很久，隨後把話題轉開，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祏”是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隕”即指王朝覆滅，曾國藩也預感到清王朝正麵臨滅頂之災，深受病體纏身之苦的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隻能是徒歎奈何吧!
在金陵那段時間，曾國藩抓緊時間所做的一件事，那就是全力擴大金陵書局的規模。在曾國藩看來，無論古今中外，化要想流傳，就得通過著作的出版和流通來達到目的。因此，對於金陵書局，曾國藩劃撥了很多經費，讓他們購買機器，聘請最優秀的員工。金陵書局剛剛投入使用，曾國藩和李鴻章即要求書局趕快印製《二十四史》，曾國藩還是想到了自己年輕時從金陵路過，借錢買《二十三史》的事情。曾國藩還讓書局聘請了一些懂外的專家，集中翻譯國外一些有用的著作。在江南製造總局，專設了一個譯印西學書籍的翻譯館，聘請一些外國傳教士，翻譯軍事、船舶、機械製造等自然科學書籍，兼及醫學、曆史地理、國際公法等著作。譯書的方式，多數是由局中所聘西洋人口述，然後由精通繪圖和算學的華蘅芳、徐壽等筆錄整理。譯成的書，由金陵書局大量刊印，在社會上廣為散布。該館先後翻譯書籍一百七十多種，成為當時譯介西方科技書籍最多的機構。
曾國藩對這一行動的認識很實在，在他看來，洋人那些機巧之心，那些造船造艦的奧妙，都在那些書中藏著，要想使中國富強起來，就得讓更多的人懂得那些知識，就必須讀洋人的書。另外，在金陵的那一段時間，書局按照曾國藩的安排，全力趕製的一套書，就是王夫之的《船山遺書》。這幾乎也是曾國藩個人的意誌。當時，王夫之的《船山遺書》還屬於**，但在曾國藩看來，無論是做還是做人，王夫之都是一流的。王夫之的思想和情操，對曾國藩影響很大；並且，曾國藩組建湘軍就在湖南衡陽起家，而那正是王夫之的故鄉。正因如此，曾國藩對於王夫之，格外親近。曾國藩一直可惜的是，道光十九年所刻的王夫之的《書經稗疏》以及《春秋家說序》錯訛較多，而原稿本王家又不慎燒毀。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想方設法托劉昆在京師淵閣抄出，然後由他跟曾國荃捐資三萬金，讓金陵書局重新印刷此版本，讓更多的人領略到船山先生的章和思想。不僅如此，曾國藩還親自為《船山遺書》作序。能讓一種恢宏的思想發揚光大，是曾國藩最欣慰的事情了。
1868年的春節說來就來了，金陵城內照例響起一片無心無肺的爆竹聲，震耳欲聾；煙花升天，將金陵的上空照得如同白晝。因為家眷還在湖南，曾國藩隻是跟一幫同僚在一起過除夕。新年來到，不由讓曾國藩想起先前在湖南老家荷葉塘過春節的時候，那時候的春節真是熱鬧，家家戶戶花燭紅燈，炭火盆內，煨著蓮子紅棗桂圓茶，爐內焚起了好香；年夜飯前，家中的長輩帶著一家老小向祖先們作揖叩頭，銃炮連天，熱鬧非凡；吃過年夜飯後，長輩們向小孩發壓歲錢，晚輩們一個個興高采烈地排著隊，從長輩手中接過紅包，有時候，還故作親昵地嫌少；然後，一家人在一起擲骰子、搓麻將、做遊戲，其樂融融；夜深了，兄弟幾個都不願意去睡覺，即使眼皮不斷地打架，但也強忍著，堅持守歲到天明……這些，都讓曾國藩難以忘懷。
在這個春節，曾國藩一點過年的情緒都沒有。曾國藩隻是在大年三十和初一，讓手下人在府第裏放了一通鞭炮，還特意吩咐他們在其他時間不要放。鞭炮響過兩次之後，這個春節，對於曾國藩就算結束了。正月初二，曾國藩接見了前美國公使蒲安臣，蒲安臣正全力操辦清國使團出訪美、英、法、普、俄各國事宜。曾國藩與蒲安臣就很多問題交換了意見。在蒲安臣看來，清國這一步是必須要走的，要想發展，就必須走現代化的道路，要走現代化的道路，清國就必須向西方各國多學習，不要怕吃虧，也不要擺泱泱大國的架子。曾國藩頻頻點頭，在這方麵，曾國藩是很有心得的。
春節過後，春天就接踵而至了。進入春天，沿江兩岸一直連綿地下著雨，一連下了半個多月。天又陰冷又濕，而且看起來沒有個盡頭。在這種情況下，身為兩江總督的曾國藩不得不出麵祈晴。作為地方官，與天地之神打交道一直是慣例。在曾國藩看來，主宰這個世界應該是有神明的，既然有神明的話，它就一定會明理，所以也必須進行人與神之間的溝通。去年春天與今年恰恰相反，一直不下雨，比這個時間稍遲一點，曾國藩就曾經去龍王廟求雨。一年之後，沒想到，又得乞求老天放晴出太陽了。到了郊外的龍王廟之後，曾國藩親筆書寫南方朱雀之神、北方玄武之神、東方青龍之神、西方白虎之神四牌位，黃紙紅字，然後又親筆寫下祈晴。風雨之中，曾國藩鼓足中氣念了一通祈晴祭，然後點著了手中的香火，對著天地分別行跪拜大禮，祈禱聲隨著青煙一起飄向諸神占據的太空。說來也怪，等到曾國藩離開龍王廟時，雨停了，轉眼間，陽光明媚起來。
到了夏天，原本因為曾國藩北上剿撚而回湖南老家的歐陽夫人以及女兒紀芬、兒媳、侄媳等一行又回到了金陵。這時候，兩江總督府遷了新址，顯得寬敞多了。家人的歸來，讓曾國藩重溫天倫之樂，他的心情也變得溫潤起來。女兒曾紀芬今年已經十七歲了，長成一個俊秀的大姑娘。對於這個女兒，曾國藩一直最喜歡，喜歡之餘，也不忘諄諄教導。一天晚飯之後，曾國藩親筆工工整整地給女兒寫了一份清單，細致地提出了這樣的要求：早飯後做小菜點心灑醬之類食事巳午刻紡花或績麻衣事中飯後做針鑿刺繡之類細工酉刻做男鞋女椎或縫衣粗工(過二更後)
吾家男子於“看”、“讀”、“寫”、“作”四字缺一不可，婦女於“衣”、“食”、“粗”、“細”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訓數年，總未做出一定規矩。自後每日立定功課，吾親自驗功：食事則每日驗一次，衣事則三日驗一次；紡者驗線子，績者驗鵝蛋；細工則五日驗一次；粗工則每月驗一次，每月須做成男鞋一雙，女鞋不驗。
右驗功課單，諭兒婦、侄婦、滿女知之。甥婦到日亦照此遵行。
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眾不貧賤。
快樂時光，白駒過隙，這一段天倫之樂如此短暫1868年9月6日，曾國藩接到朝廷命令，調其為直隸總督，兩江總督由浙江巡撫馬新貽升任。
直隸即直隸省，清朝政治和軍事的根本所在，除京城外，轄府十一，直隸州七，直隸廳三，散州九，散廳一，縣一百零四。地界北至內蒙古阿巴噶右翼旗界，東至奉天寧遠州界(今遼寧興城縣)，南至河南蘭封縣界(今河南蘭考縣)，西至山西廣寧縣界。宣統三年，人口為二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一人，是當時全國最大的省份。同治元年至同治六年，一直是劉長佑署直隸總督。同治六年十一月，因曾國荃的彈劾，官由湖廣總督調補直隸，接替劉長佑。官任職不到一年，又以曾國藩調補。
離開金陵之前，曾國藩最後處理的一件事，就是“揚州教案”了1868年8月，法國在揚州開辦育嬰堂收養棄嬰。育嬰堂剛辦不久，堂內的嬰兒一個接一個死去。這一件事激起了揚州市民的憤怒，有兩萬人參加了暴動。人們趕走傳教士，關閉育嬰堂，甚至放火燒毀了英國內地會的教堂。這一件事，讓英、法大怒，叫嚷要武力幹涉。由於新任兩江總督馬新貽未到任，朝廷降旨，命曾國藩繼續查辦揚州教案，何時解決，何時方赴直隸任。曾國藩沒法，隻好與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麥華陀反複交涉。曾國藩既要考慮民眾的情緒，又不得不正視英法兩方的無理要求。方方麵麵的壓力極大。從教案的發生到處理完畢，曾國藩足足拖了三個月的時間，最後，在來自內外的壓力下，曾國藩被迫接受了英法提出的條件：揚州知府、知縣革職；所損失的財產按實際價值賠償；在教堂門口立一石碑，申明朝廷保護傳教不受幹擾……這樣的處理結果，實屬不得已而為之。痛定思痛之後，曾國藩得出一個結論：弱國無外交。身為朝廷大臣，他再也不想跟洋人打交道了，國弱勢衰，根本無法據理力爭。身為國家重臣，外交無力，曾國藩覺得鬱悶極了。
那時候的曾國藩，還不知道自己數年之後，還要卷入另一樁更為複雜的教案之中，以至於身敗名裂，黯然神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