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原名月生，後由國學大師章太炎建議，改名鏞，號月笙（典出《周禮太司樂疏》：西方之樂為鏞，東方之樂為笙），是近代上海青幫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簡介
杜月笙（1888年8月21日－1951年8月16日），名鏞，號月笙，原名杜月生，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上海灘上最富有傳奇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生意場上，杜月笙機靈詭詐，卻又善解人意、附庸風雅，廣結名流，成為當時名震四方的大腕。
人物生平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於上海川沙（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南杜家宅。四歲以前，母父相繼去世，先後由其繼母和舅父養育。十四歲，初到上海十六鋪鴻元盛水果行當學徒，日夕與流氓、歹徒為伍，又嗜賭成性，不久被開除；後轉到潘源盛水果店當店員。時拜青幫陳世昌為老頭子。陳世昌，時為小東門一帶的流氓頭子，綽號“套簽子福生”，在青幫中屬“通”字輩，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輩。由陳世昌等人的關係，杜月笙獲得機會進入時為青幫上海龍頭的黃金榮公館。因杜為人機靈詭詐，善解人意，很快獲得時任法租界華探頭目、黑社會頭麵人物黃金榮的賞識，成為其親信，由“傭差”升格為鴉片“提運”，並負責經營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的“公興俱樂部”。杜月笙因善糾合同夥，勾結軍閥，很快成為鴉片提運中最具勢力的一個。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與軍閥當局庇護下，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運，成為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的“上海三大亨”之一。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杜月笙鴉片銷售這條通暢的“全球網絡”：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過官方渠道進入法國大市場的，由於上海法租界由河內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這就構成了一個由上海到河內、西貢進而直到馬賽黑社會的陰暗交通網，這個網由科西嘉人強大的“科西嘉聯合會”所控製。這個聯合會有一個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黨”。據西格雷夫的記錄，有人甚至認為當時全世界的八包海洛因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同年，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
上海三大亨中，素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比起黃、張來，杜月笙確實手法更高明一些，他善於協調黑社會各派勢力之間的關係，善於處理與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善斂財，會散財。他通過販賣鴉片、開設賭台等活動，大量聚斂錢財，然後，又以這些不義之財籠絡社會上各種人物，從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幫會骨幹，無所不有。杜月笙也做些收買人心的事，如他持續多年購買預防傳染病的藥水，送到浦東老家按戶免費發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區發生災害，他會出麵組織賑濟；有時裝出維護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麵調解勞資糾紛，等等。他一改傳統流氓身著短打、手戴戒指、卷袖開懷的打扮，而是四季身著長衫，打扮斯文，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形象。由於他在上海善待下台總統黎元洪，黎元洪的秘書長特撰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黨羽吹捧為“當代春申君”。他附庸風雅，廣結名流，大學者章太炎、名士楊度、名律師秦聯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充當打手。4月11日晚，他設計騙殺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隨後又指使流氓鎮壓工人糾察隊。他因此獲得蔣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後，他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雖是虛銜，但有助於提高社會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1929年任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創辦中匯銀行，涉足上海金融業。通過結交金融界徐新六、陳光甫、唐壽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銀行業務頗為興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鄉買地五十畝，大興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舉行家祀落成典禮和“奉主入祠”典禮。蔣介石親送匾額“孝思不匱”祝賀。儀仗隊有五千人之眾，自法租界杜公館出發，長達數裏，巡捕開道，鼓樂震夭。杜祠開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上海市長張群等在內的黨國要人都送了匾額。排場之大，靡費之巨，極一時之盛。席盡人散後，這個豪華的祠堂就成了遠東最大的地下嗎啡和海洛因加工廠。
1932年，杜月笙開始組織恒社，1933年2月25日，舉行開幕典禮。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義上是民間社團，以“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效忠國家”為宗旨，實際上是幫會組織。杜月笙借此廣收門徒，向社會各方麵伸展勢力。恒社初成立時，有一百三十餘人，到1937年達五百二十餘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市社會局。新聞界、電影界等許多方麵的人士都參加進來。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協會會長。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8月，又發動進攻上海的八一三事變。上海人民與全國人民一樣，投入英勇悲壯的抗日鬥爭中。在全國人民抗日要求推動下，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他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援會。他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中國gcd將領。他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外國進口的一千副防毒麵具，贈送給八路軍使用。
1937年，上海淪陷後，杜月笙拒絕日本人的拉攏，於11月遷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活動。他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門徒協助軍統特務刀劈了大漢奸、偽上海市長傅筱庵。1940年他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這是在國民黨支持下的中國各幫會的聯合機構，杜月笙為主要負責人，由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之總龍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杜月笙遷居重慶，建立恒社總社，向大後方發展勢力。他組織中華貿易信托公司、通濟公司等，與淪陷區交換物資，借此中飽私囊。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杜月笙於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舊部，重整旗鼓。這時，由於租界已被收回，國民黨勢力可以公開活動，幫會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麽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參議會選舉議長，杜月笙經過多方活動，雖然以最高票當選議長，但因國民黨不那麽支持他，所以，他當選後馬上辭職。此後，他致力於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聞等各業中發展勢力，擔任各種各樣的董事長、會長、常務董事、校董達六七十個。
1948年春，他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行憲國大”，捧蔣介石當總統。蔣介石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蔣經國到上海實行市值改革，發行金圓券，要求民間將所持法市外幣及金銀一律兌換成金圓券。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沒有完全照辦，被蔣經國以投機倒把罪逮捕，後被判了六個月的徒刑。經過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勢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連獲大勝，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攜家倉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終年63歲。
所作貢獻
在大陸的報刊、書籍中，人們常看到有關舊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種種劣跡，間或提到，杜講義氣，有骨氣，在抗戰中作了一些貢獻。也許這也是汙點斑斑的黑社會頭子人生的另一麵。《北京日報》刊文，請《海內與海外》雜誌社編輯部副主任朱小平對這位傳奇人物在抗日戰爭的貢獻進行了解讀。
文章稱，杜月笙是舊中國上海青幫(亦稱安清幫)的大頭目。蔣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奪取政權，杜月笙在政變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雇用流氓為上海總工會送錦旗放煙霧、誘騙殺害總工會委員長、中國gcd黨員汪壽華等，致使上海總工會80萬會員群龍無首，數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蔣介石殺害。作為舊上海黑社會的大頭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汙點，但是，他也並非漆黑一團。在抗戰中，他曾多年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做過一些有益的慈善事業，特別是他任副會長時正值抗戰前後，於救助傷兵輸送物資、建立抵抗部隊，做出了貢獻。文章認為，杜月笙在抗戰中大致有四大貢獻。
全麵抗戰爆發後，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名義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數萬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麵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抗戰。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名義，聯合各團體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並同時成立救護隊10隊、急救隊13隊、臨時救護醫院24所，征集救護汽車98輛，並特約公、私醫院16所收容受傷軍民。據統計，杜月笙所領導的救護輸送醫療工作，共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44398人。此後，杜月笙又籌劃在鬆江、昆山、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等地設立重傷醫院，每年醫院少則收治傷員二三百人，多則達三四千人。南京淪陷之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各地工作人員大多撤退到漢口。杜月笙親自乘飛機到漢口，與政府有關部門統一商定救護方針，在漢口成立臨時救護委員會，設置醫療隊37隊，後因需要逐漸增加至178隊，共有工作人員近3000人。據統計，至抗戰結束，紅十字會所救護的軍民總數已達260萬人。這一可觀的成績，與紅十字會廣大工作人員的努力分不開，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領導作用不容忽視。救護工作所需的物資、車輛，許多都出於杜的號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毀家紓難”。在這一點上，他號召他所能影響的團體包括他的幫會組織捐助抗戰，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戰中，他堅持在上海，包括參加抗敵後援會工作，直至11月上海淪陷，他才秘密撤退。
在上海抗戰中，與戴笠共同創建了一支一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配合正規軍，參加抗戰
杜月笙在上海抗戰中所辦的另一件大事是與戴笠共同創辦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參加抗戰。盡管戴笠一生以與中國gcd作鬥爭為己任，但在抗戰中，他的思想傾向基本屬於黃埔係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在這一點上，“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的杜月笙與他是一致的。兩人本來即為摯友，在抗日這一點上又有共識，所以兩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並負責肅諜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錢捐贈了5000支快慢機手槍，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了幫會成員、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入伍。10月，這支僅以一月時間倉促成立的遊擊部隊，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正規軍與日寇作戰，盡管作戰力差，但大多成員異常英勇頑強，為中華民族抗戰作出了犧牲。據事後統計:別動隊戰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傷500餘人。據說，杜月笙頗為悲痛，他不是心疼錢，而是哀憐那些為國捐軀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後，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籌措救護事業經費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並設立總辦事處，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資，並同時籌措救護事業的經費。可以說，杜月笙此時是非常辛勞的。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設有中央賑濟委員會。“八·一三”抗戰後，蔣介石安排杜月笙為該會常委，負責粵、桂、閩三省稱第九救濟區工作。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將第九救濟區辦事機關與中國紅十字會機關合設於香港九龍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並在香港最大的飯店辟有房間，專與各方接觸。當時，海外僑胞對抗戰捐助的物資及對難民的救濟品，都由杜月笙接收運往漢口或重慶。同時，杜還負責與戴笠合作布置向淪陷區搜集情報及鋤奸策反工作。據說，上海另一幫會頭目張嘯林投敵被暗殺，也與杜月笙有關。另外，轟動中外的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集團，並公布“汪偽密約”，也是杜月笙與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淪陷後，杜月笙撤退重慶，主持紅十字會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
在抗戰的開始階段，海外物資大部分通過香港轉運國內，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名義辦理接收、轉運，為抗戰事業做出了一些貢獻。香港淪陷後，紅十字會總會於1940年移設重慶，杜月笙也撤退重慶，主持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籌建了重慶醫院，當時有床位300張，各科設備齊全，是當時最先進的戰時後方醫院，受到輿論的稱讚。另外，杜月笙在搜購、搶運戰略物資方麵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戰勝利後，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複員工作，並協助恢複、加強了上海紅十字會分會的組織，對該會推進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50年代後，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彌留前對妻子雲:“把我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但他的遺願終未實現，1952年11月遺骨被運往台灣，至今暫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灣的內情：蔣介石拿我當夜壺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說：”蔣介石拿我當夜壺，用過了就塞到床底下。”這一形象比喻，既是這位大亨對蔣介石的泄怨，又是失寵後淒楚處境的哀歎。
抗戰後，杜月笙自以為勞苦功高，想趁蔣介石論功行賞的機會，撈個有影響的職位過過官癮，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長，起碼當個副市長。他把這一想法透給了軍統局長戴笠。戴笠心領神會，轉達給蔣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帶著一幫隨從，前呼後擁興衝衝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傳來千真萬確消息，蔣介石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負責接收上海全權。原來是蔣介石對杜月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令杜月笙沮喪的事還在後頭：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上車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標語。杜月笙聞訊氣上加氣，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上海西站下車。靠站時，竟沒有一個要員迎接。
1946年夏，蔣介石為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上海市參議會議員。杜月笙信以為真，有意競選議長席位，於是組織門徒大張旗鼓活動，擺出種種理由宣揚議長一職非杜月笙莫屬，又不惜大把花錢拉票。哪知就在勝券在握時，傳來蔣介石的口信：議長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擔任。潘公展係骨幹，蔣介石的親信。這對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頂，自知胳膊擰不過大腿，無奈何作了識時務的”俊傑”，在選舉結果他當選議長後，馬上宣讀了一份”辭職呈文”：”上海係通都大邑，議長責任重大，本人為多病之人，不能擔此重任，辜負諸公厚意，多請原諒，再予改選。”主持選舉大會的市長吳國楨立即表示接受聽從本意，另行重選。於是第二次投票，選出潘公展為議長。
杜月笙與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戰役結束，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開始謀慮去從。為退路辦了三件事：賣了杜美路上的一處公館，得款60萬美元；改任意揮霍為量入支出，裁減雇員，緊縮開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準備購買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蔣介石請去南京，對他說：”上海看來是難以守住的了，杜先生應有所準備，必要時攜家小去台灣，協助黨國共圖複興大業。”
杜月笙似乎料到蔣介石的這番”關心”，爽快地說：”我是準備放棄上海以後的退步了。”
蔣介石曾聽說，中國gcd方麵委托黃炎培等，勸杜月笙留在上海，他無論如何不願杜月笙被”統戰”過去，便以告誡的口吻加了幾句：”杜先生與中央合作有年，民國16年清黨時，為鏟除共黨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與共黨結怨甚深。共黨是講階級講鬥爭的，他們決不會放過你，切不可有絲毫的僥幸，以早日去台灣最好。”
杜月笙的話仍是半明半暗：”總裁放心，我對gcd絕無僥幸之心。”蔣介石聽了當然不滿意，雙方不歡而散，但蔣並不就此罷休，還要設法爭取，把杜月笙逼去台灣。
對於去留與去向，杜月笙早有盤算權衡。雖然中國gcd方麵通過黃炎培等勸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斷**20餘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就殺了包括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在內的眾多gcd人，可謂血債累累，所以不敢不走。至於去哪裏呢？與蔣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灣，還不是寄人籬下？杜月笙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
相關趣聞
杜家祠堂
1930年杜月笙為懷念家鄉，光宗耀祖，兼以宣揚名聲，擺示威風，在高南鄉陸家堰購進農田10.5畝，委托高橋創新營造廠廠主謝秉衡建造杜氏家祠。杜家祠堂規模宏偉，富麗堂皇，計五開間三進，大門前雄踞一對張口盤弄石球的石獅。第一進五間為正廳，設賬房和接待室；第二進五間為正廳，中供福祿壽三仙，左右是兩座8尺高的紅木底座的大理石屏，東西側廂房均陳設雅致；第三進為食堂，楹柱龕屏都是雕龍刻鳳，牆磚彩繪一出出戲文，正中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兩邊廂房作杜家回鄉祭祖時眷屬住房。二、三進中間搭有玻璃天棚，四周有回廊，宛如皇宮氣派。兩側還有餘屋十多間。以後又托久記營造廠廠主張耀良營建藏、學校、醫院、花園。藏藏書幾萬冊，花園內華表石坊林立，名樹異花繁多，屏條書畫不知其數。杜月笙在家鄉修建祠堂，把在家裏的祖宗牌位送進祠堂去供奉，是想借自己當時的聲勢來光宗耀祖，所以典禮中最隆重的節目便是送這些牌位的盛大遊行。為了籌備一支精彩的儀仗隊，他把所有的關係都幾乎用上了。一兩個月前就向各地的朋友、同門兄弟、門徒等發出邀請函電。半個月前，各方送來的匾額、對聯、賀詞和禮品等已堆積如山。他挑出其中一些地位高的人送的匾額隨儀仗隊送去，其餘都先掛進祠堂，大部分在祠堂裏掛不下：
“孝思不匱”——國民黨委員長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賀。
“好義家風”——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賀。
“世德揚芬”——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賀。
“慎終追遠”——實業部部長孔祥熙賀。
“千國棟家”——司法院院長王寵惠賀。
“光前裕後”——警察總監吳鐵成賀。
“敦仁尚德”——前北京國民政府大總統徐世昌賀。
“俎豆千秋”——前北京國民政府大總統曹錕賀。
“望出晉昌”——前北京國民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賀。
“武威世承”——前北京國民政府將軍吳佩孚賀。
“武庫遺靈”——國學大師章太炎賀。
“源遠流長”——著名書法家、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賀。
“慎終追遠”——西藏活佛班禪額爾德尼賀。
“東方望族”——法國駐滬領事館領事甘格林賀。
“孝思不望”——海陸空總司令蔣介石賀。
“明望之後“——國防部部長林輝賀.
“明德之後”——日本駐滬日軍司令阪西利太郎賀。
當時替他主持籌備工作的都是所謂上海“聞人”和“商界四傑”之流。如總務主任是虞洽卿和黃金榮，劇務主任是張嘯林，衛生主任是王曉籟、龐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
1931年6月10日，是經過幾個風水家選定的送主日期。一大早法租界華格臬路（今寧海路）杜家附近的幾條馬路已被幾萬人的儀仗隊和客人擠得水泄不通。儀仗隊分為6個大隊，第1大隊由幾十麵兩丈見方的特大國民黨旗和杜字旗作前導，每麵旗由四人抬舉，前後左右用100多輛自行車護衛。接著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來的英、法、印、越巡捕組成的騎隊。後麵跟著一大群“金榮小學”的學生和幾年來各處送給他的十幾把“萬民傘”，以及掛著蔣介石送的“孝思不匱”的金匾的匾亭，何應欽、張學良等人的匾亭等。還有一個上百人的樂隊。其餘5個大隊是由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隊，陸、海軍的軍樂隊，陸軍第五師和吳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營。還有救火會、保衛團、童子軍、緝私營、偵緝隊、工會等組成的隊伍，以及各團體的旗傘。每隊都分別配有吳佩孚、段祺瑞、孔祥熙等南北軍閥、新舊官僚政客送的大匾等等。還有外國人送的祝詞和禮品。蔣介石送的一篇祝詞彩亭殿後。
杜月笙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別紮成的“神轎”抬著，前麵用八麵特大銅鑼開道，幾十個盛滿鮮花的花籃和幾十個燒著檀香的大香爐，由穿著彩衣的少女捧著隨轎前行。他帶著兒子跟在轎子後麵。當時最不易選到的是一個扶轎杠的人。不知他根據什麽人的建議，扶轎杠的要用清朝有過功名的地方官才行。杜要找一個當時什麽總長、將軍的人倒容易，找一個這樣的人反而費事。後來總算找到了當過上海縣知事的的李祖虁來充當。轎後是集中了上海京戲班子裏用的宮鑾和戈矛劍戟等幾百件古代武器。這一不倫不類的隊伍和6個儀仗大隊，從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碼頭走了3個多小時。黃浦江畔特備140艘汽輪擺渡船，女賓另備專輪。渡船後麵再拖著拖駁和舢舨，每船桅頂高高飄揚著紅底白字的杜字旗，在滔滔江麵上猶如一條長龍，直駛高橋。舍船登陸，隻見碼頭上搭著5丈高的五彩牌樓，一路汽車相接，從事先新築6尺闊、5裏多長的杜高路上駛抵陸家堰杜氏家祠。一路插滿彩旗，每半裏矗立一座鬆柏紮成的鮮花牌坊，沿途兩旁擠滿人群，盛況空前。當天上海郵政局也在那裏設立一個臨時郵局，贈送來賓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禮紀念”的信封信紙，並加蓋紅色紀念郵戳。凡去道賀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很精致的紀念徽章，憑這一徽章可以去看戲和吃飯。
舉行栗主入祠典禮時，由陸海軍、公安局西樂隊等組成的大樂隊奏樂，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鳴禮炮21響。首先由楊虎以國府中將參軍身份代表國民政府和主席蔣介石道賀。公祭典禮是由吳鐵城、劉誌陸、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許建屏、何應欽的代表何輯五等執祭，杜率兒子在旁答禮。接著是來賓道賀。參加道賀的來賓有法國總領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務部長毛鼎，還有日本總領事和日本駐軍司令板西將軍及許多外國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長的代表，各地幫會頭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頭麵人物共1萬多人。去趕熱鬧的賀客，不少是為了去看幾場南北京戲名角會演的拿手戲，這在當時是有錢也不易看到的。那次梅蘭芳是從廣東趕來，荀慧生是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程硯秋是從哈爾濱來，尚小雲是從天津趕來，還有10多年沒有到南方的龔雲甫，那次也破例去了，王又宸有病，剛好也在頭天趕到。其他如馬連良、言菊朋、高慶奎、肖長華、薑妙香等也都是很早就來了。從10日到12日的三天連台好戲，使上海、南京都為之哄動。1萬枚紀念徽章早已發完，臨時還加添了幾千個入場證。附近幾縣趕去看熱鬧的根本不能入場，便由天蟾舞台等戲班在外麵演唱招待。每次開飯1000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開完，幾乎整天都是在開飯。從各方送禮之多，堂會戲目之精彩，排場之闊綽，在上海都是空前的。
簡介
杜月笙（1888年8月21日－1951年8月16日），名鏞，號月笙，原名杜月生，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上海灘上最富有傳奇性的代表人物之一。
生意場上，杜月笙機靈詭詐，卻又善解人意、附庸風雅，廣結名流，成為當時名震四方的大腕。
人物生平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出生於上海川沙（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高橋南杜家宅。四歲以前，母父相繼去世，先後由其繼母和舅父養育。十四歲，初到上海十六鋪鴻元盛水果行當學徒，日夕與流氓、歹徒為伍，又嗜賭成性，不久被開除；後轉到潘源盛水果店當店員。時拜青幫陳世昌為老頭子。陳世昌，時為小東門一帶的流氓頭子，綽號“套簽子福生”，在青幫中屬“通”字輩，杜月笙按序排在“悟”字輩。由陳世昌等人的關係，杜月笙獲得機會進入時為青幫上海龍頭的黃金榮公館。因杜為人機靈詭詐，善解人意，很快獲得時任法租界華探頭目、黑社會頭麵人物黃金榮的賞識，成為其親信，由“傭差”升格為鴉片“提運”，並負責經營法租界三大賭場之一的“公興俱樂部”。杜月笙因善糾合同夥，勾結軍閥，很快成為鴉片提運中最具勢力的一個。1925年7月，杜月笙在租界與軍閥當局庇護下，成立“三鑫公司”，壟斷法租界鴉片提運，成為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的“上海三大亨”之一。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描述了杜月笙鴉片銷售這條通暢的“全球網絡”：杜月笙的很多海洛因都是通過官方渠道進入法國大市場的，由於上海法租界由河內管理，而不是直接由巴黎管理，這就構成了一個由上海到河內、西貢進而直到馬賽黑社會的陰暗交通網，這個網由科西嘉人強大的“科西嘉聯合會”所控製。這個聯合會有一個更通俗的叫法是“黑手黨”。據西格雷夫的記錄，有人甚至認為當時全世界的八包海洛因中，就有七包出自杜月笙之手。同年，杜月笙出任法租界商會總聯合會主席，兼納稅華人會監察。
上海三大亨中，素有“黃金榮貪財，張嘯林善打，杜月笙會做人”的說法。比起黃、張來，杜月笙確實手法更高明一些，他善於協調黑社會各派勢力之間的關係，善於處理與各派軍閥之間的關係，善斂財，會散財。他通過販賣鴉片、開設賭台等活動，大量聚斂錢財，然後，又以這些不義之財籠絡社會上各種人物，從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幫會骨幹，無所不有。杜月笙也做些收買人心的事，如他持續多年購買預防傳染病的藥水，送到浦東老家按戶免費發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區發生災害，他會出麵組織賑濟；有時裝出維護工人利益的形象，出麵調解勞資糾紛，等等。他一改傳統流氓身著短打、手戴戒指、卷袖開懷的打扮，而是四季身著長衫，打扮斯文，給人一種溫文爾雅的形象。由於他在上海善待下台總統黎元洪，黎元洪的秘書長特撰一副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他因此被其黨羽吹捧為“當代春申君”。他附庸風雅，廣結名流，大學者章太炎、名士楊度、名律師秦聯奎都是他的座上客。由此，杜月笙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
1927年4月，杜月笙與黃金榮、張嘯林組織中華共進會，為蔣介石鎮壓革命運動充當打手。4月11日晚，他設計騙殺了上海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隨後又指使流氓鎮壓工人糾察隊。他因此獲得蔣介石的支持。南京政府成立後，他擔任陸海空總司令部顧問，軍事委員會少將參議和行政院參議，雖是虛銜，但有助於提高社會地位。同年9月，任法租界公董局臨時華董顧問，1929年任公董局華董，這是華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
1929年，杜月笙創辦中匯銀行，涉足上海金融業。通過結交金融界徐新六、陳光甫、唐壽民等著名人士，他的銀行業務頗為興旺。
1930年起，杜月笙在家鄉買地五十畝，大興土木，起造杜家祠堂。1931年6月8日至10日，舉行家祀落成典禮和“奉主入祠”典禮。蔣介石親送匾額“孝思不匱”祝賀。儀仗隊有五千人之眾，自法租界杜公館出發，長達數裏，巡捕開道，鼓樂震夭。杜祠開酒席三日，每日千桌。包括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上海市長張群等在內的黨國要人都送了匾額。排場之大，靡費之巨，極一時之盛。席盡人散後，這個豪華的祠堂就成了遠東最大的地下嗎啡和海洛因加工廠。
1932年，杜月笙開始組織恒社，1933年2月25日，舉行開幕典禮。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義上是民間社團，以“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效忠國家”為宗旨，實際上是幫會組織。杜月笙借此廣收門徒，向社會各方麵伸展勢力。恒社初成立時，有一百三十餘人，到1937年達五百二十餘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上海市社會局。新聞界、電影界等許多方麵的人士都參加進來。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協會會長。
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盧溝橋事變，8月，又發動進攻上海的八一三事變。上海人民與全國人民一樣，投入英勇悲壯的抗日鬥爭中。在全國人民抗日要求推動下，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他參與勞軍活動，籌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送到抗敵後援會。他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中國gcd將領。他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外國進口的一千副防毒麵具，贈送給八路軍使用。
1937年，上海淪陷後，杜月笙拒絕日本人的拉攏，於11月遷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活動。他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上海黨政統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門徒協助軍統特務刀劈了大漢奸、偽上海市長傅筱庵。1940年他組織人民行動委員會，這是在國民黨支持下的中國各幫會的聯合機構，杜月笙為主要負責人，由此實際上成為中國幫會之總龍頭。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杜月笙遷居重慶，建立恒社總社，向大後方發展勢力。他組織中華貿易信托公司、通濟公司等，與淪陷區交換物資，借此中飽私囊。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杜月笙於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割舊部，重整旗鼓。這時，由於租界已被收回，國民黨勢力可以公開活動，幫會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麽重要。1946年12月，上海參議會選舉議長，杜月笙經過多方活動，雖然以最高票當選議長，但因國民黨不那麽支持他，所以，他當選後馬上辭職。此後，他致力於向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聞等各業中發展勢力，擔任各種各樣的董事長、會長、常務董事、校董達六七十個。
1948年春，他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行憲國大”，捧蔣介石當總統。蔣介石為了挽救嚴重的財政危機，派蔣經國到上海實行市值改革，發行金圓券，要求民間將所持法市外幣及金銀一律兌換成金圓券。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沒有完全照辦，被蔣經國以投機倒把罪逮捕，後被判了六個月的徒刑。經過此事，杜月笙明白自己在上海大勢已去。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在解放戰爭中連獲大勝，上海解放指日可待。5月1日，杜月笙攜家倉惶逃往香港。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病逝,終年63歲。
所作貢獻
在大陸的報刊、書籍中，人們常看到有關舊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種種劣跡，間或提到，杜講義氣，有骨氣，在抗戰中作了一些貢獻。也許這也是汙點斑斑的黑社會頭子人生的另一麵。《北京日報》刊文，請《海內與海外》雜誌社編輯部副主任朱小平對這位傳奇人物在抗日戰爭的貢獻進行了解讀。
文章稱，杜月笙是舊中國上海青幫(亦稱安清幫)的大頭目。蔣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奪取政權，杜月笙在政變中起了關鍵的作用，雇用流氓為上海總工會送錦旗放煙霧、誘騙殺害總工會委員長、中國gcd黨員汪壽華等，致使上海總工會80萬會員群龍無首，數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蔣介石殺害。作為舊上海黑社會的大頭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汙點，但是，他也並非漆黑一團。在抗戰中，他曾多年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做過一些有益的慈善事業，特別是他任副會長時正值抗戰前後，於救助傷兵輸送物資、建立抵抗部隊，做出了貢獻。文章認為，杜月笙在抗戰中大致有四大貢獻。
全麵抗戰爆發後，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名義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數萬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麵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抗戰。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名義，聯合各團體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並同時成立救護隊10隊、急救隊13隊、臨時救護醫院24所，征集救護汽車98輛，並特約公、私醫院16所收容受傷軍民。據統計，杜月笙所領導的救護輸送醫療工作，共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44398人。此後，杜月笙又籌劃在鬆江、昆山、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等地設立重傷醫院，每年醫院少則收治傷員二三百人，多則達三四千人。南京淪陷之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各地工作人員大多撤退到漢口。杜月笙親自乘飛機到漢口，與政府有關部門統一商定救護方針，在漢口成立臨時救護委員會，設置醫療隊37隊，後因需要逐漸增加至178隊，共有工作人員近3000人。據統計，至抗戰結束，紅十字會所救護的軍民總數已達260萬人。這一可觀的成績，與紅十字會廣大工作人員的努力分不開，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領導作用不容忽視。救護工作所需的物資、車輛，許多都出於杜的號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毀家紓難”。在這一點上，他號召他所能影響的團體包括他的幫會組織捐助抗戰，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戰中，他堅持在上海，包括參加抗敵後援會工作，直至11月上海淪陷，他才秘密撤退。
在上海抗戰中，與戴笠共同創建了一支一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配合正規軍，參加抗戰
杜月笙在上海抗戰中所辦的另一件大事是與戴笠共同創辦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參加抗戰。盡管戴笠一生以與中國gcd作鬥爭為己任，但在抗戰中，他的思想傾向基本屬於黃埔係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在這一點上，“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的杜月笙與他是一致的。兩人本來即為摯友，在抗日這一點上又有共識，所以兩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萬人的武裝遊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並負責肅諜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錢捐贈了5000支快慢機手槍，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了幫會成員、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入伍。10月，這支僅以一月時間倉促成立的遊擊部隊，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正規軍與日寇作戰，盡管作戰力差，但大多成員異常英勇頑強，為中華民族抗戰作出了犧牲。據事後統計:別動隊戰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傷500餘人。據說，杜月笙頗為悲痛，他不是心疼錢，而是哀憐那些為國捐軀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後，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籌措救護事業經費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並設立總辦事處，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資，並同時籌措救護事業的經費。可以說，杜月笙此時是非常辛勞的。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設有中央賑濟委員會。“八·一三”抗戰後，蔣介石安排杜月笙為該會常委，負責粵、桂、閩三省稱第九救濟區工作。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將第九救濟區辦事機關與中國紅十字會機關合設於香港九龍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並在香港最大的飯店辟有房間，專與各方接觸。當時，海外僑胞對抗戰捐助的物資及對難民的救濟品，都由杜月笙接收運往漢口或重慶。同時，杜還負責與戴笠合作布置向淪陷區搜集情報及鋤奸策反工作。據說，上海另一幫會頭目張嘯林投敵被暗殺，也與杜月笙有關。另外，轟動中外的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集團，並公布“汪偽密約”，也是杜月笙與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淪陷後，杜月笙撤退重慶，主持紅十字會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
在抗戰的開始階段，海外物資大部分通過香港轉運國內，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名義辦理接收、轉運，為抗戰事業做出了一些貢獻。香港淪陷後，紅十字會總會於1940年移設重慶，杜月笙也撤退重慶，主持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籌建了重慶醫院，當時有床位300張，各科設備齊全，是當時最先進的戰時後方醫院，受到輿論的稱讚。另外，杜月笙在搜購、搶運戰略物資方麵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戰勝利後，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複員工作，並協助恢複、加強了上海紅十字會分會的組織，對該會推進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50年代後，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彌留前對妻子雲:“把我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但他的遺願終未實現，1952年11月遺骨被運往台灣，至今暫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灣的內情：蔣介石拿我當夜壺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說：”蔣介石拿我當夜壺，用過了就塞到床底下。”這一形象比喻，既是這位大亨對蔣介石的泄怨，又是失寵後淒楚處境的哀歎。
抗戰後，杜月笙自以為勞苦功高，想趁蔣介石論功行賞的機會，撈個有影響的職位過過官癮，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長，起碼當個副市長。他把這一想法透給了軍統局長戴笠。戴笠心領神會，轉達給蔣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帶著一幫隨從，前呼後擁興衝衝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傳來千真萬確消息，蔣介石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負責接收上海全權。原來是蔣介石對杜月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令杜月笙沮喪的事還在後頭：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上車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標語。杜月笙聞訊氣上加氣，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上海西站下車。靠站時，竟沒有一個要員迎接。
1946年夏，蔣介石為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上海市參議會議員。杜月笙信以為真，有意競選議長席位，於是組織門徒大張旗鼓活動，擺出種種理由宣揚議長一職非杜月笙莫屬，又不惜大把花錢拉票。哪知就在勝券在握時，傳來蔣介石的口信：議長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擔任。潘公展係骨幹，蔣介石的親信。這對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頂，自知胳膊擰不過大腿，無奈何作了識時務的”俊傑”，在選舉結果他當選議長後，馬上宣讀了一份”辭職呈文”：”上海係通都大邑，議長責任重大，本人為多病之人，不能擔此重任，辜負諸公厚意，多請原諒，再予改選。”主持選舉大會的市長吳國楨立即表示接受聽從本意，另行重選。於是第二次投票，選出潘公展為議長。
杜月笙與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戰役結束，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開始謀慮去從。為退路辦了三件事：賣了杜美路上的一處公館，得款60萬美元；改任意揮霍為量入支出，裁減雇員，緊縮開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準備購買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蔣介石請去南京，對他說：”上海看來是難以守住的了，杜先生應有所準備，必要時攜家小去台灣，協助黨國共圖複興大業。”
杜月笙似乎料到蔣介石的這番”關心”，爽快地說：”我是準備放棄上海以後的退步了。”
蔣介石曾聽說，中國gcd方麵委托黃炎培等，勸杜月笙留在上海，他無論如何不願杜月笙被”統戰”過去，便以告誡的口吻加了幾句：”杜先生與中央合作有年，民國16年清黨時，為鏟除共黨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與共黨結怨甚深。共黨是講階級講鬥爭的，他們決不會放過你，切不可有絲毫的僥幸，以早日去台灣最好。”
杜月笙的話仍是半明半暗：”總裁放心，我對gcd絕無僥幸之心。”蔣介石聽了當然不滿意，雙方不歡而散，但蔣並不就此罷休，還要設法爭取，把杜月笙逼去台灣。
對於去留與去向，杜月笙早有盤算權衡。雖然中國gcd方麵通過黃炎培等勸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斷**20餘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就殺了包括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在內的眾多gcd人，可謂血債累累，所以不敢不走。至於去哪裏呢？與蔣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灣，還不是寄人籬下？杜月笙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
相關趣聞
杜家祠堂
1930年杜月笙為懷念家鄉，光宗耀祖，兼以宣揚名聲，擺示威風，在高南鄉陸家堰購進農田10.5畝，委托高橋創新營造廠廠主謝秉衡建造杜氏家祠。杜家祠堂規模宏偉，富麗堂皇，計五開間三進，大門前雄踞一對張口盤弄石球的石獅。第一進五間為正廳，設賬房和接待室；第二進五間為正廳，中供福祿壽三仙，左右是兩座8尺高的紅木底座的大理石屏，東西側廂房均陳設雅致；第三進為食堂，楹柱龕屏都是雕龍刻鳳，牆磚彩繪一出出戲文，正中供奉杜氏列宗神主牌位，兩邊廂房作杜家回鄉祭祖時眷屬住房。二、三進中間搭有玻璃天棚，四周有回廊，宛如皇宮氣派。兩側還有餘屋十多間。以後又托久記營造廠廠主張耀良營建藏、學校、醫院、花園。藏藏書幾萬冊，花園內華表石坊林立，名樹異花繁多，屏條書畫不知其數。杜月笙在家鄉修建祠堂，把在家裏的祖宗牌位送進祠堂去供奉，是想借自己當時的聲勢來光宗耀祖，所以典禮中最隆重的節目便是送這些牌位的盛大遊行。為了籌備一支精彩的儀仗隊，他把所有的關係都幾乎用上了。一兩個月前就向各地的朋友、同門兄弟、門徒等發出邀請函電。半個月前，各方送來的匾額、對聯、賀詞和禮品等已堆積如山。他挑出其中一些地位高的人送的匾額隨儀仗隊送去，其餘都先掛進祠堂，大部分在祠堂裏掛不下：
“孝思不匱”——國民黨委員長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賀。
“好義家風”——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賀。
“世德揚芬”——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賀。
“慎終追遠”——實業部部長孔祥熙賀。
“千國棟家”——司法院院長王寵惠賀。
“光前裕後”——警察總監吳鐵成賀。
“敦仁尚德”——前北京國民政府大總統徐世昌賀。
“俎豆千秋”——前北京國民政府大總統曹錕賀。
“望出晉昌”——前北京國民政府臨時執政段祺瑞賀。
“武威世承”——前北京國民政府將軍吳佩孚賀。
“武庫遺靈”——國學大師章太炎賀。
“源遠流長”——著名書法家、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賀。
“慎終追遠”——西藏活佛班禪額爾德尼賀。
“東方望族”——法國駐滬領事館領事甘格林賀。
“孝思不望”——海陸空總司令蔣介石賀。
“明望之後“——國防部部長林輝賀.
“明德之後”——日本駐滬日軍司令阪西利太郎賀。
當時替他主持籌備工作的都是所謂上海“聞人”和“商界四傑”之流。如總務主任是虞洽卿和黃金榮，劇務主任是張嘯林，衛生主任是王曉籟、龐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
1931年6月10日，是經過幾個風水家選定的送主日期。一大早法租界華格臬路（今寧海路）杜家附近的幾條馬路已被幾萬人的儀仗隊和客人擠得水泄不通。儀仗隊分為6個大隊，第1大隊由幾十麵兩丈見方的特大國民黨旗和杜字旗作前導，每麵旗由四人抬舉，前後左右用100多輛自行車護衛。接著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來的英、法、印、越巡捕組成的騎隊。後麵跟著一大群“金榮小學”的學生和幾年來各處送給他的十幾把“萬民傘”，以及掛著蔣介石送的“孝思不匱”的金匾的匾亭，何應欽、張學良等人的匾亭等。還有一個上百人的樂隊。其餘5個大隊是由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隊，陸、海軍的軍樂隊，陸軍第五師和吳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營。還有救火會、保衛團、童子軍、緝私營、偵緝隊、工會等組成的隊伍，以及各團體的旗傘。每隊都分別配有吳佩孚、段祺瑞、孔祥熙等南北軍閥、新舊官僚政客送的大匾等等。還有外國人送的祝詞和禮品。蔣介石送的一篇祝詞彩亭殿後。
杜月笙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別紮成的“神轎”抬著，前麵用八麵特大銅鑼開道，幾十個盛滿鮮花的花籃和幾十個燒著檀香的大香爐，由穿著彩衣的少女捧著隨轎前行。他帶著兒子跟在轎子後麵。當時最不易選到的是一個扶轎杠的人。不知他根據什麽人的建議，扶轎杠的要用清朝有過功名的地方官才行。杜要找一個當時什麽總長、將軍的人倒容易，找一個這樣的人反而費事。後來總算找到了當過上海縣知事的的李祖虁來充當。轎後是集中了上海京戲班子裏用的宮鑾和戈矛劍戟等幾百件古代武器。這一不倫不類的隊伍和6個儀仗大隊，從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碼頭走了3個多小時。黃浦江畔特備140艘汽輪擺渡船，女賓另備專輪。渡船後麵再拖著拖駁和舢舨，每船桅頂高高飄揚著紅底白字的杜字旗，在滔滔江麵上猶如一條長龍，直駛高橋。舍船登陸，隻見碼頭上搭著5丈高的五彩牌樓，一路汽車相接，從事先新築6尺闊、5裏多長的杜高路上駛抵陸家堰杜氏家祠。一路插滿彩旗，每半裏矗立一座鬆柏紮成的鮮花牌坊，沿途兩旁擠滿人群，盛況空前。當天上海郵政局也在那裏設立一個臨時郵局，贈送來賓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禮紀念”的信封信紙，並加蓋紅色紀念郵戳。凡去道賀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很精致的紀念徽章，憑這一徽章可以去看戲和吃飯。
舉行栗主入祠典禮時，由陸海軍、公安局西樂隊等組成的大樂隊奏樂，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鳴禮炮21響。首先由楊虎以國府中將參軍身份代表國民政府和主席蔣介石道賀。公祭典禮是由吳鐵城、劉誌陸、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許建屏、何應欽的代表何輯五等執祭，杜率兒子在旁答禮。接著是來賓道賀。參加道賀的來賓有法國總領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務部長毛鼎，還有日本總領事和日本駐軍司令板西將軍及許多外國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長的代表，各地幫會頭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頭麵人物共1萬多人。去趕熱鬧的賀客，不少是為了去看幾場南北京戲名角會演的拿手戲，這在當時是有錢也不易看到的。那次梅蘭芳是從廣東趕來，荀慧生是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程硯秋是從哈爾濱來，尚小雲是從天津趕來，還有10多年沒有到南方的龔雲甫，那次也破例去了，王又宸有病，剛好也在頭天趕到。其他如馬連良、言菊朋、高慶奎、肖長華、薑妙香等也都是很早就來了。從10日到12日的三天連台好戲，使上海、南京都為之哄動。1萬枚紀念徽章早已發完，臨時還加添了幾千個入場證。附近幾縣趕去看熱鬧的根本不能入場，便由天蟾舞台等戲班在外麵演唱招待。每次開飯1000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開完，幾乎整天都是在開飯。從各方送禮之多，堂會戲目之精彩，排場之闊綽，在上海都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