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巡狩重典（四）“豆腐腦，豆腐腦，熱騰騰的蒸豆腐腦！”剛進單父縣城，就聽到城西門上一家豆腐腦鋪子的老板正扯著嗓子招攬生意，劉常滿不由噴的一笑。
想想真快，到了漢朝竟然已經十幾年了！不過比起劉邦剛剛起兵那會兒，單父城的模樣已經完全變了。
原來低矮的黃土城牆，已經變成了整體都用青磚砌成的城牆，城裏的百姓們原來住的房子都很破舊，現在也多半是磚瓦結構的房子了，很明顯單父人的生活，過得比原來好得多了。
街市上做各種各樣生意的店鋪也都多了起來，時近晚飯，到處都是一片喧鬧之聲，劉常滿邊走邊仔細的觀察著。
先秦時代的城市，和現在的大不相同。
那個時候，居民區，也就是“裏”和商業區，也就是“坊”那是嚴格區分的。
但劉常滿即位以後，不，甚至他還沒有即位的時候，就在建設長安城的時候，劉常滿就和長安城的總設計師、墨門子魏無相商量，把這個區分給去掉了。
最早的時候，裏和坊所以要嚴格區分。
最重要地原因就是要突出“士農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農工商”號稱四民，在我國的農業社會時代，長期以來都是社會的主體構成部分。
請注意，這是“四民”，貴族和統治者是不包括在內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藝的平民，當然也是最接近貴族。
最有機會成為貴族地，在民眾之中，處於最上層的地位。
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術的，因此工匠的構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對穩定。
農業社會既然稱為農業社會，那“農”當然就是社會的根本基礎，曆代統治者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
為了穩固基礎，曆代統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種措施：重農抑商。
在農業社會。
其實大量的“工”人們，都是由農民兼職的，專職的工匠與農民地數量比起來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術，所以統治階層從不擔心工農之間的轉換，最起碼在大機器生產沒有到來之前，他們是不用考慮工把農給拉走了的。
而士的要求更高，對於沒有機會受教育的百姓來說，想成為士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統治者也不用擔心這一條。
但唯有“商”這一道，最容易把農業人口轉化走。
而且商業獲得同樣的利益，要比從事農業輕鬆數倍，因此統治者對於棄農經商一種抱著極大的擔憂心態。
正因為如此，在宋朝以前，曆代都采取了嚴厲的措施“勸農抑商”。
商人和農、工比起來。
最大地特點就是富裕，錢財多。
因此，但人家又是正當經營所得，政府無法剝奪，所以就從政治上進行打壓。
象秦朝時期，一直到漢武帝時，都還有“發天下七科”的說法，所謂七科。
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
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其實仔細一看就可以看出，後四種都是賈人。
“行商坐賈”，在曆史上，商和賈其實是不同的，所謂行商，就是專搞流通、批發的那些大商人們，這些商人們的社會地位其實很高。
但“坐賈”就不同了，所謂坐賈，就是在城市坊間擺攤賣東西的小商販們。
很多時候，這些小商販都是罪犯被“籍沒入官”地家屬中，發落比較輕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
正因為如此，秦始皇帝和漢武帝征發的“七科”裏，才會有這麽多小商販和小商販的後裔們。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販們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
小商販們被集中居住在“坊”裏，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則被稱為“裏”。
但在劉常滿眼裏，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簡直就是笑話。
小商小販們賣的，多半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現在把商販集市和居民區完全分開，有地百姓甚至買點鹽巴也得跑上幾裏路，這算什麽事兒？於是在建造長安城裏，劉常滿特意和魏無相商量，要把坊和裏建設在一起。
等長安城落成，各地的諸候郡守前去觀禮之時，當然就發現了這個情況。
“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城外覆半額;城中好大袖.城外全束帛。”
這是一首漢朝的民歌，可見喜歡流行貴族階層的習慣，在我國有著極為悠久地傳統了。
建設，本來就有些作為樣板示範城市的意思。
於是很快的，全國各地的城市，都開始放寬了坊和裏之間的限製，允許居民區和商業區進行混合，這才有了劉常滿在單父城裏看到的一幕。
—劉常滿還曾經頒下詔令，不管是在哪兒，隻要百姓們有需要，都可以向各郡縣長官申請，按期在各地舉行“墟市”、“草市”，也就是民間自發的物資交流會。
當初劉常滿頒布詔令的時候，想的最多的是這樣做能夠很好的方便百姓。
雖然漢法並不禁止百姓日常聚會，但經過秦代的嚴酷法律，百姓們的思想，已經被限製得很厲害了。
想想吧，八十年代初，我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不但百姓們心裏沒底，就連政府官員心裏，也都沒底，不知道什麽東西算是姓“資”，什麽東西算是姓“社”呢，劉常滿剛即位時民間的心態和這個時候很有些相似。
在秦朝的時候，人們已經在“三人無故聚飲”即為犯罪的日子中過了好多年，現在突然放開政策，百姓們一時之間，根本想不到，噢，原來自發的形成一個小市場，既能方便自己，又能創造額外收入。
所以劉常滿當時用政策引導了一下。
這樣的政策引導顯然非常成功，單父城的西門外就是一個草市，左邊是牛馬市，右邊是賣刀具、木叉、鹽巴、舊衣服等各種各樣物品的人們，臨時湊起來的的一個集會，看起來生意還非常興隆。
而且，劉常滿這樣的引導，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商業活動中之後，原來那種岐視小商小販的心態，在民眾中大有緩和，而商人的地位雖然還沒有實質性的提高，但劉常滿相信，在不久之後，人們就會對“四民”一視同仁了。
頒布過女子參政詔後，劉常滿心裏其實也有些後悔：因為自己做得太莽撞了。
男女平等是需要條件的，那就是男女在經濟上都能擁有獨立能力。
然而在農業種植為主的社會時代，男子的體力條件更好，決定了男子在經濟上占有統治地位，女人是無法快速獲得和男人一樣的地位的。
現代所以能提倡男女平等，實在是因為工業化的發展，使得勞動對體力的需要降到了最低點之故——但實際上，男女依然是不平等的，這一點人人都心知肚明。
“治大國如烹小鮮”呀！老子的話，一點都沒有錯。
做為一個大國的統治者，不管做什麽事情，都得深思熟慮，三思而後行才是。
哪怕這樣會導致政策有些滯後，哪怕這樣會顯得過於保守拘謹，可那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象女子參政詔這樣的事情，最多也就是天下臣民都象路上遇到的那個大嫂子一樣，聽完之後哈哈一笑，隻當是聽了個笑話。
可倘若不是這樣的詔令，而是其他詔令呢？會不會引起巨大的變故呢？劉常滿心裏有時候還真沒有把握。
就象這抑商重農的政策吧，曆史上實行了上千年，必然有它的原因在內。
劉常滿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多聰明，古代的頂尖人物，也絕對不會比現代人笨蛋。
很多時候，他們實行的政策，在後世看來很莫名其妙，但在當時，大部分卻都是最佳選擇，甚至有的時候根本就是唯一選擇。
就象儒教，劉常滿無論怎麽想，都想不出在農業時代，還有什麽教派能象儒教這樣，創建“君權神授”“大一統”“仁愛”等等學說，來確定君王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確定皇帝管理天下的方法論的。
“可能我也算不得什麽大本事的人吧！但隻要我小心翼翼的做去，總還是能把我的漢朝，改變得更好的！”看著城內城外們臉上，都洋溢著喜氣，劉常滿的心裏，不禁也高興起來了。
是呀，單父城比起那個時候來，麵積擴大了一倍不止，城裏的百姓，也都比秦朝時候，過得看上去好多了。
“不管怎麽說，我大漢國的百姓們，比起先前秦國的時候，過得好了數倍吧？嘿嘿，這總該算上有老子的一份功勞才是！”劉常滿在心裏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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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真快，到了漢朝竟然已經十幾年了！不過比起劉邦剛剛起兵那會兒，單父城的模樣已經完全變了。
原來低矮的黃土城牆，已經變成了整體都用青磚砌成的城牆，城裏的百姓們原來住的房子都很破舊，現在也多半是磚瓦結構的房子了，很明顯單父人的生活，過得比原來好得多了。
街市上做各種各樣生意的店鋪也都多了起來，時近晚飯，到處都是一片喧鬧之聲，劉常滿邊走邊仔細的觀察著。
先秦時代的城市，和現在的大不相同。
那個時候，居民區，也就是“裏”和商業區，也就是“坊”那是嚴格區分的。
但劉常滿即位以後，不，甚至他還沒有即位的時候，就在建設長安城的時候，劉常滿就和長安城的總設計師、墨門子魏無相商量，把這個區分給去掉了。
最早的時候，裏和坊所以要嚴格區分。
最重要地原因就是要突出“士農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農工商”號稱四民，在我國的農業社會時代，長期以來都是社會的主體構成部分。
請注意，這是“四民”，貴族和統治者是不包括在內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藝的平民，當然也是最接近貴族。
最有機會成為貴族地，在民眾之中，處於最上層的地位。
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術的，因此工匠的構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對穩定。
農業社會既然稱為農業社會，那“農”當然就是社會的根本基礎，曆代統治者都認識到了這個問題。
為了穩固基礎，曆代統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種措施：重農抑商。
在農業社會。
其實大量的“工”人們，都是由農民兼職的，專職的工匠與農民地數量比起來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術，所以統治階層從不擔心工農之間的轉換，最起碼在大機器生產沒有到來之前，他們是不用考慮工把農給拉走了的。
而士的要求更高，對於沒有機會受教育的百姓來說，想成為士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統治者也不用擔心這一條。
但唯有“商”這一道，最容易把農業人口轉化走。
而且商業獲得同樣的利益，要比從事農業輕鬆數倍，因此統治者對於棄農經商一種抱著極大的擔憂心態。
正因為如此，在宋朝以前，曆代都采取了嚴厲的措施“勸農抑商”。
商人和農、工比起來。
最大地特點就是富裕，錢財多。
因此，但人家又是正當經營所得，政府無法剝奪，所以就從政治上進行打壓。
象秦朝時期，一直到漢武帝時，都還有“發天下七科”的說法，所謂七科。
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
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其實仔細一看就可以看出，後四種都是賈人。
“行商坐賈”，在曆史上，商和賈其實是不同的，所謂行商，就是專搞流通、批發的那些大商人們，這些商人們的社會地位其實很高。
但“坐賈”就不同了，所謂坐賈，就是在城市坊間擺攤賣東西的小商販們。
很多時候，這些小商販都是罪犯被“籍沒入官”地家屬中，發落比較輕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
正因為如此，秦始皇帝和漢武帝征發的“七科”裏，才會有這麽多小商販和小商販的後裔們。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販們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
小商販們被集中居住在“坊”裏，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則被稱為“裏”。
但在劉常滿眼裏，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簡直就是笑話。
小商小販們賣的，多半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現在把商販集市和居民區完全分開，有地百姓甚至買點鹽巴也得跑上幾裏路，這算什麽事兒？於是在建造長安城裏，劉常滿特意和魏無相商量，要把坊和裏建設在一起。
等長安城落成，各地的諸候郡守前去觀禮之時，當然就發現了這個情況。
“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城外覆半額;城中好大袖.城外全束帛。”
這是一首漢朝的民歌，可見喜歡流行貴族階層的習慣，在我國有著極為悠久地傳統了。
建設，本來就有些作為樣板示範城市的意思。
於是很快的，全國各地的城市，都開始放寬了坊和裏之間的限製，允許居民區和商業區進行混合，這才有了劉常滿在單父城裏看到的一幕。
—劉常滿還曾經頒下詔令，不管是在哪兒，隻要百姓們有需要，都可以向各郡縣長官申請，按期在各地舉行“墟市”、“草市”，也就是民間自發的物資交流會。
當初劉常滿頒布詔令的時候，想的最多的是這樣做能夠很好的方便百姓。
雖然漢法並不禁止百姓日常聚會，但經過秦代的嚴酷法律，百姓們的思想，已經被限製得很厲害了。
想想吧，八十年代初，我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不但百姓們心裏沒底，就連政府官員心裏，也都沒底，不知道什麽東西算是姓“資”，什麽東西算是姓“社”呢，劉常滿剛即位時民間的心態和這個時候很有些相似。
在秦朝的時候，人們已經在“三人無故聚飲”即為犯罪的日子中過了好多年，現在突然放開政策，百姓們一時之間，根本想不到，噢，原來自發的形成一個小市場，既能方便自己，又能創造額外收入。
所以劉常滿當時用政策引導了一下。
這樣的政策引導顯然非常成功，單父城的西門外就是一個草市，左邊是牛馬市，右邊是賣刀具、木叉、鹽巴、舊衣服等各種各樣物品的人們，臨時湊起來的的一個集會，看起來生意還非常興隆。
而且，劉常滿這樣的引導，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商業活動中之後，原來那種岐視小商小販的心態，在民眾中大有緩和，而商人的地位雖然還沒有實質性的提高，但劉常滿相信，在不久之後，人們就會對“四民”一視同仁了。
頒布過女子參政詔後，劉常滿心裏其實也有些後悔：因為自己做得太莽撞了。
男女平等是需要條件的，那就是男女在經濟上都能擁有獨立能力。
然而在農業種植為主的社會時代，男子的體力條件更好，決定了男子在經濟上占有統治地位，女人是無法快速獲得和男人一樣的地位的。
現代所以能提倡男女平等，實在是因為工業化的發展，使得勞動對體力的需要降到了最低點之故——但實際上，男女依然是不平等的，這一點人人都心知肚明。
“治大國如烹小鮮”呀！老子的話，一點都沒有錯。
做為一個大國的統治者，不管做什麽事情，都得深思熟慮，三思而後行才是。
哪怕這樣會導致政策有些滯後，哪怕這樣會顯得過於保守拘謹，可那都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象女子參政詔這樣的事情，最多也就是天下臣民都象路上遇到的那個大嫂子一樣，聽完之後哈哈一笑，隻當是聽了個笑話。
可倘若不是這樣的詔令，而是其他詔令呢？會不會引起巨大的變故呢？劉常滿心裏有時候還真沒有把握。
就象這抑商重農的政策吧，曆史上實行了上千年，必然有它的原因在內。
劉常滿從來不覺得自己有多聰明，古代的頂尖人物，也絕對不會比現代人笨蛋。
很多時候，他們實行的政策，在後世看來很莫名其妙，但在當時，大部分卻都是最佳選擇，甚至有的時候根本就是唯一選擇。
就象儒教，劉常滿無論怎麽想，都想不出在農業時代，還有什麽教派能象儒教這樣，創建“君權神授”“大一統”“仁愛”等等學說，來確定君王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確定皇帝管理天下的方法論的。
“可能我也算不得什麽大本事的人吧！但隻要我小心翼翼的做去，總還是能把我的漢朝，改變得更好的！”看著城內城外們臉上，都洋溢著喜氣，劉常滿的心裏，不禁也高興起來了。
是呀，單父城比起那個時候來，麵積擴大了一倍不止，城裏的百姓，也都比秦朝時候，過得看上去好多了。
“不管怎麽說，我大漢國的百姓們，比起先前秦國的時候，過得好了數倍吧？嘿嘿，這總該算上有老子的一份功勞才是！”劉常滿在心裏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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