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神明,從來都是高深莫測,唯有天啟神諭,間或幽冥閃現。黃河偶見馬龍背圖,始有《易經》流傳興盛,洛水罕遇神龜負書,才有《洪範》顯赫名聲。所以,《周易?係辭》中便有了“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的說法。但是,曆時久遠之後,由於前因後果的記錄不詳,導致離奇怪誕的傳聞頻仍,其中亦真亦假,落得取舍難辨。


    “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六經,雖然名聲遐邇,但與之相伴的緯書,也日漸繁多起來。像弘揚六經的《孝經》《論語》,本身理清義明,反而解說《孝經》《論文》的《鉤》《讖》變得隱晦難解。如果經書必須要用緯書來詮釋效驗,那麽現在的緯書之所以被視為虛假不實,主要依據可有如下四個方麵:


    一者,經書與緯書的關係,本應如同織布機上的經線和緯線,兩者材質和規格必須相輔相成,才能編織成為實用的布帛。而今的經書理直言順,但緯書卻詭譎神秘,兩者在製式規格上的背離已超千裏之外,豈不離奇;


    二者,經書本是弘揚古聖先哲箴言寶訓的神彩異能,而緯書隻是傳達天啟神諭瑞祥的靈光圖符。所以經書本應博大精辟,而緯書適宜微妙簡約。但是,眼下的緯書反而比經書還要繁多蕪雜,豈不怪哉;


    三者,何為“符讖”?就是天命的昭示罷了。然而,流傳的八十一部讖緯之書,卻都說是孔子的作品,而又說唐堯時有龍馬銜出“赤文綠地”的河圖,而周文王見到“赤雀喙銜”的洛書,豈不荒謬;


    四者,商周之前,昭示天啟神諭的圖像符號確實頻繁出現過。因此,春秋晚期,各類經書才能夠相繼規整完備。但是,現在的讖緯之書,動輒便說成熟於經書之前,亦如織布先緯後經,豈不大錯特錯也。


    上麵羅列現行緯書的悖理不實之後,關於如何區別真假緯書及其意義,也就不言而喻也。其實,經書足以垂範千古,何須緯書濫竽充數矣。


    天啟神諭的圖像或符號,原本僅是天地人之間互動,昭告世道運行的瑞祥或凶兆,根本不是為了宣貫經書的需要。所以,河洛不再出圖符,孔夫子仰麵歎息不已。如果河圖洛書可以偽造,聖人又何必唉聲歎氣呢?往昔周康王把“河圖”陳列在東廂房內,由此可見帝王一直把符讖當做寶貝曆代相傳,而孔夫子所做的隻是整理記錄罷了。然而,方技術士,鬼言巧變,牽強陰陽,附會凶吉,恰似鳥鳴如同人言,又像蟲葉貌若文字,這其中凡為此添枝加葉的讖緯書籍,無一例外都假托孔老夫子親為。鴻儒追討這種偽托造假的風氣,源頭起自西漢哀帝、平帝期間。由此之後,皇宮內府不再篤信祖傳符讖,蠱惑於旁門左道的五顏六色。東漢光武之際,此等風氣大行其道,追崇學習者接踵摩肩。劉輔(光武帝第二子封沛王死諡獻)善研讖緯,竟然大言不慚創作《五經論》,而曹褒(生卒不詳、字叔通、東漢時期魯國薛人)奉旨撰文《漢禮》,堂而皇之引用緯讖立言。所謂離經叛道者,莫過如此。所以,桓譚(公元前23?-公元56年前後字君山沛國相人)憤起痛斥虛偽不實,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東漢初期儒家古文經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顰眉諷嘲浮誇自欺,張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怒目揭批乖張狂謬,荀悅(公元148-209字仲豫潁川潁陰人)著述指責詭譎偏頗。四位賢達,學識廣博,經學深邃,故而評價論證,堪稱細致入微。


    追溯伏羲、神農、黃帝、少昊時代的傳說,確實有過山河變遷與音律好惡的互動故事。而到周武王年代,像白魚赤烏的符讖,再如黃銀紫玉的祥瑞,凡記載內容不僅稀奇古怪、文辭繁多,根本問題還在於大部分都是空洞虛詞。所以,類似這樣一些符讖或讖緯之書,對於注重事實內容的經書,實際用途顯然不大,反而對於書寫一般文章的人們,可能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正因為如此,當年張衡上奏漢順帝,為了防範讖緯之學的毒害,曾主張斬草除根,給予徹底清剿。但是,荀悅就不主張完全否定和徹底焚毀讖緯之學,他惋惜這裏麵保存著真實的曆史資料。所以說,前人配合經書而出現的緯書(或說讖緯之學),並不是一無是處。因此,還是很有必要獨立一章出來,給予詳細說明。


    總而言之:燦爛的黃河,溫潤的洛水啊!孕育出來圖符讖緯,像取用不盡的寶藏,昭告道德文章的靈光。曆經兩漢蹂躪,靈寶異色,視聽混淆。詭譎賣乖不是正道啊,可惜了裏麵明珠暗投、文采飄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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