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舜典》記載虞舜說過：“詩言誌、歌永言”。帝王如此聖教，早早便把詩歌的定義明確了下來。所以，鄭玄（公元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東漢末年儒家學者經學大師）在《毛詩序》中說：“在心為誌、發言為詩”。就是說：暗藏心頭的誌氣，若用語言表達出來的就是詩。那麽，所謂詩歌創作，亦不過就是用文字記錄人間的情誌罷了。所以說，“詩人”就是一些擁有誌氣情懷的人啊。另外，在《論語?為政》中，孔夫子引申了《詩經?魯頌》裏話，並指出“《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上麵例舉的聖言寶訓，如同詩的天啟符讖也。
人有七情六欲，便會感應周邊萬物變化，進而詠歎歌舞，抒發誌氣胸懷，這是多麽自然而然的事情啊。遠古的葛天氏時代，模仿鳥名而成《玄鳥》曲調，而黃帝時節的《雲門》舞譜，也不會是空穴來風。至於唐堯《大唐》、虞舜《南風》兩首詩歌，還都是比較簡單的表情達意而已。到了功成名就的夏禹朝代，歌頌大禹的《九德》，顯然完善的都有理有節了，而太康道德淪喪之際，隨即便有《五子之歌》出來，對他諷刺勸誡。據此可見，詩歌用於美譽諷刺的功用，確實由來已久矣。曆經商朝到了周代，“雅”“頌”蔚然成風，《詩經》“四始”“六義”渾然一體。所以，那會兒的《詩經》內容，子夏（公元前507-420年姓卜名商春秋時晉國人“孔門十哲”之一）省察“素以為絢兮”，便透徹了忠信禮儀的根本；子貢（公元前520-456年複姓端木春秋末年衛國人“孔門十哲”之一）鑽研“如琢如磨”，而覺悟了精益求精的道理。鑒於此，孔夫子評價他倆已經具備可以交流《詩經》心得的資質水平了。伴隨姬周王朝的道德滑坡，采集民歌日漸凋敝。春秋年代，凡祭祀應酬和會盟引薦，主賓慣常吟誦《詩經》舊作，借以顯示彼此的身份尊貴和誌氣才華。於是，楚國怨聲載道，時有《離騷》懷憂諷諫；秦始皇廢書坑儒，伴生《仙真人》附會穿鑿。
漢代伊始，時尚四言詩，首當其衝的當屬韋孟（公元前228?-156年西漢彭城人），其匡惡諷諫的格調，承繼了姬周時代的風範。漢武帝賞識文學，建造了柏梁台，君臣吟詩，七言成句。當此時也，文壇俊傑嚴助（公元前?-前122年本名莊助西漢著名辭賦家）、司馬相如，其辭章飄逸繁華，卻沒有固定規製。漢成帝（劉驁公元前51-前7年西漢第12位皇帝）時期，劉向（約公元前77-前6年字子政沛縣人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奉命輯錄詩品，朝廷內外入選佳作三百餘篇，卻不曾見五言詩文。因此，後來流傳的李陵（公元前134-前74年字少卿隴西成紀西漢名將）、班婕婌（公元前48-公元2年漢成帝妃子西漢女作家）作品，被懷疑是偽作。其實，在《詩經?召南》的《行露》中，五言詩已經初露端倪，而《孟子?離婁》《楚辭?漁夫》裏麵的《滄浪歌》，則完全屬於五言歌詞了。另外，春秋故事，晉國猶施的《暇豫歌》，而近代輯錄漢成帝民間的《邪徑謠》，均可佐證五言詩句，確鑿由來已久矣。像五言佳作《古詩十九首》，有的說是枚乘作品，但其中《冉冉孤生竹》一篇，卻是傅毅（公元?-約90年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東漢辭賦家）的手筆，單單比較裏麵字詞文采，他們大致都屬於兩漢時期的作品吧。若進一步核查深究其文體內容，因樸實率真而不粗俗，語句婉轉並善假於物，情感悲切惆悵而真實感人，據此足堪五言詩之桂冠也。至於張衡的《怨詩》，不但清新典雅，尚且回味無窮，而他那歌詠仙人的詩及其節律舒緩的歌，不僅優雅別致，還有新的韻味。
東漢末年的建安時節，五言詩如日中天，各路豪駿，奔騰馳騁，踴躍驅遣。曹丕、曹植兄弟爭鋒，並駕齊驅，而王粲、徐幹、應瑒、劉禎緊隨左右，各顯其能。縱觀他們詩文內容，或憐風惜月，或戲池遊苑，或述恩顯榮，或酗酒酣宴，一個個任意頤指使氣，一首首敢於慷慨陳詞，坦蕩的是磊落情懷，傾盡的唯稟賦天才。再看他們的藝術造詣，一段段表情達意，不再拘泥纖細乖巧，一行行遣詞造句，更是唯求簡潔明了……這就是建安文風的共性所在。
曹魏正始年間，道家玄學興盛，“清談、避世、成仙”之雜詩泛濫，像何宴（公元?-249年字平叔南陽宛人三國時期曹魏大臣玄學家）等人，言辭輕率淺薄，內容玄虛不實。唯有嵇康，誌氣清高挺拔，文風狷介軒昂，而阮籍誌趣幽閉深邃，文辭哀怨隱晦。再如：著有《百一詩》的應璩（公元190-252年字休璉汝南南頓人應瑒之弟），遣詞成句盡管詭譎，但道理閃現，卻直白透徹，由此逆境存身，堪稱獨樹一幟……這裏麵正直率真的格調，應屬建安文學的遺風。
轉入晉代以來，詩人們逐漸傾向輕率飄逸，像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三兄弟）、二潘（潘嶽、潘尼叔侄）、左思、二陸（陸機、陸雲兄弟）數人，盤踞文壇之上，大致齊眉比肩。他們的詩文，字詞文句熱衷鋪張浮誇，完全延續了正始流俗，而在誌氣情調方麵，若論剛健柔美，遠遠遜色於建安風骨，特別是有的矜持著像對偶排比的格式，刻意尋求字詞韻律的迤邐奧妙，而有的遣詞造句竭力應合時俗潮流，借以顯示自我的才華門第……這大致概括了西晉時期的文化風氣。
東晉偏安江左，風氣愈發沉溺道門玄學，文化才俊蔑視投身時事政務，世族大家熱衷清談玄理幻虛。所以，自袁宏（公元約328-約376年字彥伯陳郡陽夏人東晉玄學家文學家史學家）、孫綽（公元314-371年字興公中都人東晉玄言詩人）以來，雖然文采時有雕琢絢麗者，但究其內容，一概清談說玄也，故而無出其右者。所以，唯有郭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純河東郡聞喜縣人兩晉時期著名文學家訓詁學家風水學者）的《遊仙詩》，拔地而起，名重一時。劉宋初期，兩晉文風雖有延續，但變革已露端倪。道門玄學日漸消退，而寄情山水的欣欣向榮。於是，詩人們竭力謀求布滿全篇的對偶對仗，用以標榜文采水準，甚至不惜一擲千金，僅為了苛求一字的新奇。所以，凡描繪景物，無不極致逼真，每斟字酌句，極度推敲反複，唯求標新立異，夢想一鳴驚人……這正是近代詩人競相追逐的理想目標。
縱觀詩歌發展源流，其中的變化進步，即便不是一目了然，依然可以顯而易見。歸納這裏麵變化的一些相同與不同的特點，也就不難把握各個階段文化潮流的風氣特質和主流方向。大致而言，典雅溫潤的四言詩，應是詩歌走向規範的標誌，而五言詩的音調平和，以清冽華麗見長，虛實簡繁均可適用，以至於文人雅士，偏愛有加，推崇備至。像張衡抓住了四言詩的典雅，而嵇康汲取了四言詩的溫潤；張華凝集了五言詩的清冽，而張協發揮了五言詩的華麗；至於兼容並蓄且能得其精氣神者，應屬曹植、王粲，而偏長一端並能勝於藍者，首推左思、劉禎。然而，在內容形式上，盡管詩歌存在一定的規矩方圓，但是詩人的思想感情卻因人而異，自然各取所需，貴在隨心所欲。所以在他們之中，能夠達到麵麵俱到和融匯圓通者，實屬鳳毛麟角。恰恰如此，任何事物一旦通透其中的難點所在，隨之簡單易做，反爾迎刃而解了，此即“知難行易”者也；同樣，若輕率認定詩歌創作是一件簡單易行的事情，隨即而來的必定是舉步維艱的困境，即“知易行難”也。再者，像三言詩、六言詩和雜言詩，源頭也可歸入《詩經》中間；還有拆字詩，根本在於滿足圖讖的需要；回文詩，則是道家故弄玄虛的幽冥演示；聯句詩，不過就是延續了《柏梁台詩》的體裁……總之，類似這樣一些在字數、形式、內容上，或繁或簡，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卻同樣是寄情言誌的文章，都可以劃入詩歌範疇，也就不再贅述了。
總而言之：億萬民生兮，生而有誌兮；誌而詠歌兮，歌文載冊兮。詩發三皇漸成風，流落“二南”始達功。天理人情貴自然，政教藝術尚自由。蓋世華章不間斷，文采風骨永流傳。
人有七情六欲，便會感應周邊萬物變化，進而詠歎歌舞，抒發誌氣胸懷，這是多麽自然而然的事情啊。遠古的葛天氏時代，模仿鳥名而成《玄鳥》曲調，而黃帝時節的《雲門》舞譜，也不會是空穴來風。至於唐堯《大唐》、虞舜《南風》兩首詩歌，還都是比較簡單的表情達意而已。到了功成名就的夏禹朝代，歌頌大禹的《九德》，顯然完善的都有理有節了，而太康道德淪喪之際，隨即便有《五子之歌》出來，對他諷刺勸誡。據此可見，詩歌用於美譽諷刺的功用，確實由來已久矣。曆經商朝到了周代，“雅”“頌”蔚然成風，《詩經》“四始”“六義”渾然一體。所以，那會兒的《詩經》內容，子夏（公元前507-420年姓卜名商春秋時晉國人“孔門十哲”之一）省察“素以為絢兮”，便透徹了忠信禮儀的根本；子貢（公元前520-456年複姓端木春秋末年衛國人“孔門十哲”之一）鑽研“如琢如磨”，而覺悟了精益求精的道理。鑒於此，孔夫子評價他倆已經具備可以交流《詩經》心得的資質水平了。伴隨姬周王朝的道德滑坡，采集民歌日漸凋敝。春秋年代，凡祭祀應酬和會盟引薦，主賓慣常吟誦《詩經》舊作，借以顯示彼此的身份尊貴和誌氣才華。於是，楚國怨聲載道，時有《離騷》懷憂諷諫；秦始皇廢書坑儒，伴生《仙真人》附會穿鑿。
漢代伊始，時尚四言詩，首當其衝的當屬韋孟（公元前228?-156年西漢彭城人），其匡惡諷諫的格調，承繼了姬周時代的風範。漢武帝賞識文學，建造了柏梁台，君臣吟詩，七言成句。當此時也，文壇俊傑嚴助（公元前?-前122年本名莊助西漢著名辭賦家）、司馬相如，其辭章飄逸繁華，卻沒有固定規製。漢成帝（劉驁公元前51-前7年西漢第12位皇帝）時期，劉向（約公元前77-前6年字子政沛縣人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奉命輯錄詩品，朝廷內外入選佳作三百餘篇，卻不曾見五言詩文。因此，後來流傳的李陵（公元前134-前74年字少卿隴西成紀西漢名將）、班婕婌（公元前48-公元2年漢成帝妃子西漢女作家）作品，被懷疑是偽作。其實，在《詩經?召南》的《行露》中，五言詩已經初露端倪，而《孟子?離婁》《楚辭?漁夫》裏麵的《滄浪歌》，則完全屬於五言歌詞了。另外，春秋故事，晉國猶施的《暇豫歌》，而近代輯錄漢成帝民間的《邪徑謠》，均可佐證五言詩句，確鑿由來已久矣。像五言佳作《古詩十九首》，有的說是枚乘作品，但其中《冉冉孤生竹》一篇，卻是傅毅（公元?-約90年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東漢辭賦家）的手筆，單單比較裏麵字詞文采，他們大致都屬於兩漢時期的作品吧。若進一步核查深究其文體內容，因樸實率真而不粗俗，語句婉轉並善假於物，情感悲切惆悵而真實感人，據此足堪五言詩之桂冠也。至於張衡的《怨詩》，不但清新典雅，尚且回味無窮，而他那歌詠仙人的詩及其節律舒緩的歌，不僅優雅別致，還有新的韻味。
東漢末年的建安時節，五言詩如日中天，各路豪駿，奔騰馳騁，踴躍驅遣。曹丕、曹植兄弟爭鋒，並駕齊驅，而王粲、徐幹、應瑒、劉禎緊隨左右，各顯其能。縱觀他們詩文內容，或憐風惜月，或戲池遊苑，或述恩顯榮，或酗酒酣宴，一個個任意頤指使氣，一首首敢於慷慨陳詞，坦蕩的是磊落情懷，傾盡的唯稟賦天才。再看他們的藝術造詣，一段段表情達意，不再拘泥纖細乖巧，一行行遣詞造句，更是唯求簡潔明了……這就是建安文風的共性所在。
曹魏正始年間，道家玄學興盛，“清談、避世、成仙”之雜詩泛濫，像何宴（公元?-249年字平叔南陽宛人三國時期曹魏大臣玄學家）等人，言辭輕率淺薄，內容玄虛不實。唯有嵇康，誌氣清高挺拔，文風狷介軒昂，而阮籍誌趣幽閉深邃，文辭哀怨隱晦。再如：著有《百一詩》的應璩（公元190-252年字休璉汝南南頓人應瑒之弟），遣詞成句盡管詭譎，但道理閃現，卻直白透徹，由此逆境存身，堪稱獨樹一幟……這裏麵正直率真的格調，應屬建安文學的遺風。
轉入晉代以來，詩人們逐漸傾向輕率飄逸，像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三兄弟）、二潘（潘嶽、潘尼叔侄）、左思、二陸（陸機、陸雲兄弟）數人，盤踞文壇之上，大致齊眉比肩。他們的詩文，字詞文句熱衷鋪張浮誇，完全延續了正始流俗，而在誌氣情調方麵，若論剛健柔美，遠遠遜色於建安風骨，特別是有的矜持著像對偶排比的格式，刻意尋求字詞韻律的迤邐奧妙，而有的遣詞造句竭力應合時俗潮流，借以顯示自我的才華門第……這大致概括了西晉時期的文化風氣。
東晉偏安江左，風氣愈發沉溺道門玄學，文化才俊蔑視投身時事政務，世族大家熱衷清談玄理幻虛。所以，自袁宏（公元約328-約376年字彥伯陳郡陽夏人東晉玄學家文學家史學家）、孫綽（公元314-371年字興公中都人東晉玄言詩人）以來，雖然文采時有雕琢絢麗者，但究其內容，一概清談說玄也，故而無出其右者。所以，唯有郭璞（公元276-324年字景純河東郡聞喜縣人兩晉時期著名文學家訓詁學家風水學者）的《遊仙詩》，拔地而起，名重一時。劉宋初期，兩晉文風雖有延續，但變革已露端倪。道門玄學日漸消退，而寄情山水的欣欣向榮。於是，詩人們竭力謀求布滿全篇的對偶對仗，用以標榜文采水準，甚至不惜一擲千金，僅為了苛求一字的新奇。所以，凡描繪景物，無不極致逼真，每斟字酌句，極度推敲反複，唯求標新立異，夢想一鳴驚人……這正是近代詩人競相追逐的理想目標。
縱觀詩歌發展源流，其中的變化進步，即便不是一目了然，依然可以顯而易見。歸納這裏麵變化的一些相同與不同的特點，也就不難把握各個階段文化潮流的風氣特質和主流方向。大致而言，典雅溫潤的四言詩，應是詩歌走向規範的標誌，而五言詩的音調平和，以清冽華麗見長，虛實簡繁均可適用，以至於文人雅士，偏愛有加，推崇備至。像張衡抓住了四言詩的典雅，而嵇康汲取了四言詩的溫潤；張華凝集了五言詩的清冽，而張協發揮了五言詩的華麗；至於兼容並蓄且能得其精氣神者，應屬曹植、王粲，而偏長一端並能勝於藍者，首推左思、劉禎。然而，在內容形式上，盡管詩歌存在一定的規矩方圓，但是詩人的思想感情卻因人而異，自然各取所需，貴在隨心所欲。所以在他們之中，能夠達到麵麵俱到和融匯圓通者，實屬鳳毛麟角。恰恰如此，任何事物一旦通透其中的難點所在，隨之簡單易做，反爾迎刃而解了，此即“知難行易”者也；同樣，若輕率認定詩歌創作是一件簡單易行的事情，隨即而來的必定是舉步維艱的困境，即“知易行難”也。再者，像三言詩、六言詩和雜言詩，源頭也可歸入《詩經》中間；還有拆字詩，根本在於滿足圖讖的需要；回文詩，則是道家故弄玄虛的幽冥演示；聯句詩，不過就是延續了《柏梁台詩》的體裁……總之，類似這樣一些在字數、形式、內容上，或繁或簡，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卻同樣是寄情言誌的文章，都可以劃入詩歌範疇，也就不再贅述了。
總而言之：億萬民生兮，生而有誌兮；誌而詠歌兮，歌文載冊兮。詩發三皇漸成風，流落“二南”始達功。天理人情貴自然，政教藝術尚自由。蓋世華章不間斷，文采風骨永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