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序》有言:“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那麽,這裏麵排列第二的“賦”是什麽意思呢?賦,即“鋪”也,就是“放平、展開”。若作為文章的一種體例格式,“賦”是選擇有韻律的字詞文句,來表達人們體察萬物時的感懷誌向。
《國語?周語上》記載,邵公說:“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由此可知,古代朝廷的大小官員不僅都需要具備書寫能力,並且還要向上級呈獻詩詞。官員的詩詞呈報入官府後,會有盲人專門負責把他們整理成為適合朗誦傳唱的格式,以達到方便廣播教化的目的,而一般詩詞經過整理後變成方便傳播的文體就是賦。
《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於《詩經·鄘風·定之方中》寫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若比較其中九種符合“大夫”標準的德能,其中“升高能賦”的本領,等同於“登高望遠、心曠神怡而詩興大發”時可以出口成章的能力。
據上可知,在《詩經》中《毛詩序》是把“賦”歸入詩歌的“六義”之一。而在《國語》和《毛傳》中,追溯“賦”的源流和功用後,他們之間在“賦”的內涵上,並不完全等同。大致而言,他們的不同看法,還隻是類似樹幹與樹枝的關係而已。所以,劉向在《七略》(今佚)中說過,不為歌唱隻用於朗誦的就是賦。而班固在《兩都賦序》裏講,賦是古詩的一個支流。
若從作品源流來看,像鄭莊公的《大隧之中》和晉國士蒍(祁姓士氏名蒍字子輿春秋晉國卿大夫晉獻公主要謀士之一)的《狐裘尨茸》,二者不但字詞簡潔明了,而且語句合仄押韻,並且是觸景生情的出口成章。盡管這兩首還不是完全符合“賦”的體例格式,但如同尚沒有達到熾烈普照的朝陽,雖然晨曦初輝,卻一樣璀璨的令人振奮。待到屈原創作了《離騷》,賦才真正開始凸顯崢嶸。所以,賦作為一種具備鮮明個性的文體,確實源自《詩經》,而脫穎於《楚辭》。緊隨其後,便是荀況《禮》《智》諸文,以及宋玉《風》《釣》等篇,他們開始直接用“賦”來標注題目……至此,“賦”與“詩”才真正區別開來。在此之前,“賦”作為《詩經》“六義”之一,如同大國附庸一模一樣。從此之後,賦不但煥然一新,而且獨樹一幟,甚至可以稱霸一方了。另外,在行文格式上,此時的“賦”,通常是以主客對話的方式開頭,而在具體內容上,無論描繪的是山水景物還是音容笑貌,尤其是遣詞造句,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極力追求細致、全麵和華麗,並且還要伴隨韻味節律感……而這一切,正是“賦”剛剛從詩歌中獨立出來時的大致情形。
步入一統天下的秦代,其文學成就其實算不上發達,據說當時曾經流傳過“雜賦”九篇。漢代伊始,文學家們不僅敢於順應潮流,而且推波助瀾。其中陸賈(約公元前240-170年漢初楚國人西漢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首當其衝,而賈誼追波逐浪,再者枚乘、司馬相如隨聲附和,後繼有王褒、揚雄揚鞭馳騁。時至枚皋、東方朔以下,凡大千萬物,事無巨細,皆可納入賦體。到漢宣帝時代,詩文雜賦累積已經繁多,待漢成帝詔令校對編輯,單是呈報朝廷的“賦”足有一千多首。
通過追溯“賦”的源流,亦不難看出,其興起於春秋戰國時的楚地,而盛行於漢代朝野。究其內容,或描述宮殿狩獵,或記載足跡誌向,或為家國天下事,或抒發孤獨情懷……總之,其主體格調,崇尚的都是為了勸誡教化的普照廣大啊。再論寫作風格,這時的賦,一般篇首都有“序言”,而於末尾還有“亂辭”。所謂開頭“序言”,是用以挑明全篇主旨意義,而結尾的“亂辭”,則用以總括提煉全篇,並能進一步凝結了文章主題氣勢。在《國語·魯語下》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閔馬父(即閔馬也稱閔子馬是閔子騫的父親春秋時魯國人)曾引用《詩經·商頌·那》的詩句,並指出《那》的結尾部分“亂”表達了什麽意思。由此可見,在殷商時期的“頌”詩與姬周春秋的《楚辭》中,於結尾部分都有“亂”的藝術風格……這不但是“大賦”的特征,也是雅正詩歌的格調吧。至於像展示草木禽獸、庶品雜物之類的賦,一般應屬於觸景生情或隨機應變的日常需要,其無論具實描繪,還是假借虛擬,一般也要追求字句韻律的細膩精致,並且主要為了說理勸誡的目的,至於其他需求都是輔助作用而已……這一切雖屬“小賦”範疇,但其中偏重“新奇”“巧變”,應屬於其鮮明特色。
自賦體獨立以來,像荀況的《賦》,善用隱喻而不直說,講述道理習慣層層遞進,且自問自答;而宋玉諸賦,精於巧言善辯,是賦體用詞極度華麗的始肇者;另外,枚乘《梁王菟園賦》,貴在舉要不煩,並且新穎神會;司馬相如《上林》,更是博物旁及,而且文思飄逸奢華;賈誼《鵩鳥賦》,不僅陰陽辯證極致,並且情景交融;王褒《洞簫賦》,不但詠物浮想聯翩,而且描繪聲情並茂;班固《兩都賦》,更是思路清晰暢達,尚且雅正金聲玉振;張衡《二京賦》,愈發筆力峻拔矯健,加之寓意豐富飽滿;揚雄《甘泉賦》,擅長構造深邃絢麗,尤其諷諫相形見微;王延壽(約公元140-165年字文考另字子山南郡宜城人東漢辭賦家)《魯靈光殿賦》,習慣敘事以實寫虛,營造氣氛活靈活現……以上十家,則是辭賦中集大成者的傑作代表。
再者,像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建安七子之一)文思縝密,賦開端的強勁有力;徐幹(公元170-217年字偉長北海人建安七子之一)博學明智,賦才偏於俊俏輕柔;左思(生卒年不詳,字太衝齊國臨淄人西晉文學家)、潘嶽(公元247-300年即潘安字安仁河南中牟人西晉文學家)在大賦創作上,二人功勳卓著;陸機(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吳郡吳縣人西晉文學家書法家)、成公綏(公元231-273年字子安東郡白馬人西晉文學家)於賦體成就之外,彼此另有建樹;郭璞之賦,堂皇富麗,辭藻繁縟,弊在說理不清;袁宏(約公元328-376年字彥伯小字虎陳郡陽夏人東晉玄學家文學家史學家)作賦,慷慨胸懷,滔滔不絕,勝在膾炙人口……這些人物的作品,都是魏晉時期“賦”的傑出代表。
瀏覽上述作品後,再回頭審視“登高能賦”的主旨含義,根本在於睹物、生情、壯懷啊。所以情以物起,才能風清氣正雅致,而外物隻有被內在風清雅正的氣質所影響,才能書寫出來巧妙、綺麗和博雅的韻律辭章。情與外物之間,唯有氣質互補和交相呼應,才能相得益彰而出口成篇,這如同花色交織的錦帛,亦如五彩調和的繪畫。所以,賦的文體雖新,但出自諷諫美譽的功用,其始終沒有改變;賦的表現形式,盡管眼花繚亂,但其適合朗誦的本色,尚且永葆長存……這才是賦能夠獨樹一幟的本質所在,並且也是寫賦者必須要把握的基本要素。然而,在賦的寫作中,那些舍本逐末者,就像削篾砍竹一樣,接觸的越多,越會茫然失措,不知道究竟誰是體誰為用。所以,處於這樣一種狀態下,就像花朵繁多自然損害枝幹茁壯而肥胖渾厚必定摧殘骨骼健康一樣,賦的創作如果墜入舍本逐末的軌道,其距離“賦”原本具有勸誡教化的價值意義,必定愈行愈遠了。正因為如此,楊雄在《法言·吾子》中感慨,不應該把精力用在雕琢“賦”的辭藻韻律上麵,因為這如同女工紡織薄紗蟬衣,看似巧奪天工、美輪美奐,其實勞民傷財、華而不實。
總而言之:源自詩歌的賦啊!一經分流,恣意橫衝。周邊大千萬物,推敲琢磨的美妙絕倫,愈發惟妙惟肖;四麵八方風貌,描繪鐫刻的精彩紛呈,更加活靈活現。堰塞疏通變通途,醜婦喬扮奪人目。勸誡教化的賦啊!辭章華麗,朗朗上口,才能算是名副其實。華而不實的賦啊!去掉堆砌、浮誇、繁雜的字詞語句,又還能剩下什麽?
《國語?周語上》記載,邵公說:“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由此可知,古代朝廷的大小官員不僅都需要具備書寫能力,並且還要向上級呈獻詩詞。官員的詩詞呈報入官府後,會有盲人專門負責把他們整理成為適合朗誦傳唱的格式,以達到方便廣播教化的目的,而一般詩詞經過整理後變成方便傳播的文體就是賦。
《毛詩故訓傳》(簡稱毛傳)於《詩經·鄘風·定之方中》寫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若比較其中九種符合“大夫”標準的德能,其中“升高能賦”的本領,等同於“登高望遠、心曠神怡而詩興大發”時可以出口成章的能力。
據上可知,在《詩經》中《毛詩序》是把“賦”歸入詩歌的“六義”之一。而在《國語》和《毛傳》中,追溯“賦”的源流和功用後,他們之間在“賦”的內涵上,並不完全等同。大致而言,他們的不同看法,還隻是類似樹幹與樹枝的關係而已。所以,劉向在《七略》(今佚)中說過,不為歌唱隻用於朗誦的就是賦。而班固在《兩都賦序》裏講,賦是古詩的一個支流。
若從作品源流來看,像鄭莊公的《大隧之中》和晉國士蒍(祁姓士氏名蒍字子輿春秋晉國卿大夫晉獻公主要謀士之一)的《狐裘尨茸》,二者不但字詞簡潔明了,而且語句合仄押韻,並且是觸景生情的出口成章。盡管這兩首還不是完全符合“賦”的體例格式,但如同尚沒有達到熾烈普照的朝陽,雖然晨曦初輝,卻一樣璀璨的令人振奮。待到屈原創作了《離騷》,賦才真正開始凸顯崢嶸。所以,賦作為一種具備鮮明個性的文體,確實源自《詩經》,而脫穎於《楚辭》。緊隨其後,便是荀況《禮》《智》諸文,以及宋玉《風》《釣》等篇,他們開始直接用“賦”來標注題目……至此,“賦”與“詩”才真正區別開來。在此之前,“賦”作為《詩經》“六義”之一,如同大國附庸一模一樣。從此之後,賦不但煥然一新,而且獨樹一幟,甚至可以稱霸一方了。另外,在行文格式上,此時的“賦”,通常是以主客對話的方式開頭,而在具體內容上,無論描繪的是山水景物還是音容笑貌,尤其是遣詞造句,其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極力追求細致、全麵和華麗,並且還要伴隨韻味節律感……而這一切,正是“賦”剛剛從詩歌中獨立出來時的大致情形。
步入一統天下的秦代,其文學成就其實算不上發達,據說當時曾經流傳過“雜賦”九篇。漢代伊始,文學家們不僅敢於順應潮流,而且推波助瀾。其中陸賈(約公元前240-170年漢初楚國人西漢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首當其衝,而賈誼追波逐浪,再者枚乘、司馬相如隨聲附和,後繼有王褒、揚雄揚鞭馳騁。時至枚皋、東方朔以下,凡大千萬物,事無巨細,皆可納入賦體。到漢宣帝時代,詩文雜賦累積已經繁多,待漢成帝詔令校對編輯,單是呈報朝廷的“賦”足有一千多首。
通過追溯“賦”的源流,亦不難看出,其興起於春秋戰國時的楚地,而盛行於漢代朝野。究其內容,或描述宮殿狩獵,或記載足跡誌向,或為家國天下事,或抒發孤獨情懷……總之,其主體格調,崇尚的都是為了勸誡教化的普照廣大啊。再論寫作風格,這時的賦,一般篇首都有“序言”,而於末尾還有“亂辭”。所謂開頭“序言”,是用以挑明全篇主旨意義,而結尾的“亂辭”,則用以總括提煉全篇,並能進一步凝結了文章主題氣勢。在《國語·魯語下》中,有這樣一段記載,閔馬父(即閔馬也稱閔子馬是閔子騫的父親春秋時魯國人)曾引用《詩經·商頌·那》的詩句,並指出《那》的結尾部分“亂”表達了什麽意思。由此可見,在殷商時期的“頌”詩與姬周春秋的《楚辭》中,於結尾部分都有“亂”的藝術風格……這不但是“大賦”的特征,也是雅正詩歌的格調吧。至於像展示草木禽獸、庶品雜物之類的賦,一般應屬於觸景生情或隨機應變的日常需要,其無論具實描繪,還是假借虛擬,一般也要追求字句韻律的細膩精致,並且主要為了說理勸誡的目的,至於其他需求都是輔助作用而已……這一切雖屬“小賦”範疇,但其中偏重“新奇”“巧變”,應屬於其鮮明特色。
自賦體獨立以來,像荀況的《賦》,善用隱喻而不直說,講述道理習慣層層遞進,且自問自答;而宋玉諸賦,精於巧言善辯,是賦體用詞極度華麗的始肇者;另外,枚乘《梁王菟園賦》,貴在舉要不煩,並且新穎神會;司馬相如《上林》,更是博物旁及,而且文思飄逸奢華;賈誼《鵩鳥賦》,不僅陰陽辯證極致,並且情景交融;王褒《洞簫賦》,不但詠物浮想聯翩,而且描繪聲情並茂;班固《兩都賦》,更是思路清晰暢達,尚且雅正金聲玉振;張衡《二京賦》,愈發筆力峻拔矯健,加之寓意豐富飽滿;揚雄《甘泉賦》,擅長構造深邃絢麗,尤其諷諫相形見微;王延壽(約公元140-165年字文考另字子山南郡宜城人東漢辭賦家)《魯靈光殿賦》,習慣敘事以實寫虛,營造氣氛活靈活現……以上十家,則是辭賦中集大成者的傑作代表。
再者,像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建安七子之一)文思縝密,賦開端的強勁有力;徐幹(公元170-217年字偉長北海人建安七子之一)博學明智,賦才偏於俊俏輕柔;左思(生卒年不詳,字太衝齊國臨淄人西晉文學家)、潘嶽(公元247-300年即潘安字安仁河南中牟人西晉文學家)在大賦創作上,二人功勳卓著;陸機(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吳郡吳縣人西晉文學家書法家)、成公綏(公元231-273年字子安東郡白馬人西晉文學家)於賦體成就之外,彼此另有建樹;郭璞之賦,堂皇富麗,辭藻繁縟,弊在說理不清;袁宏(約公元328-376年字彥伯小字虎陳郡陽夏人東晉玄學家文學家史學家)作賦,慷慨胸懷,滔滔不絕,勝在膾炙人口……這些人物的作品,都是魏晉時期“賦”的傑出代表。
瀏覽上述作品後,再回頭審視“登高能賦”的主旨含義,根本在於睹物、生情、壯懷啊。所以情以物起,才能風清氣正雅致,而外物隻有被內在風清雅正的氣質所影響,才能書寫出來巧妙、綺麗和博雅的韻律辭章。情與外物之間,唯有氣質互補和交相呼應,才能相得益彰而出口成篇,這如同花色交織的錦帛,亦如五彩調和的繪畫。所以,賦的文體雖新,但出自諷諫美譽的功用,其始終沒有改變;賦的表現形式,盡管眼花繚亂,但其適合朗誦的本色,尚且永葆長存……這才是賦能夠獨樹一幟的本質所在,並且也是寫賦者必須要把握的基本要素。然而,在賦的寫作中,那些舍本逐末者,就像削篾砍竹一樣,接觸的越多,越會茫然失措,不知道究竟誰是體誰為用。所以,處於這樣一種狀態下,就像花朵繁多自然損害枝幹茁壯而肥胖渾厚必定摧殘骨骼健康一樣,賦的創作如果墜入舍本逐末的軌道,其距離“賦”原本具有勸誡教化的價值意義,必定愈行愈遠了。正因為如此,楊雄在《法言·吾子》中感慨,不應該把精力用在雕琢“賦”的辭藻韻律上麵,因為這如同女工紡織薄紗蟬衣,看似巧奪天工、美輪美奐,其實勞民傷財、華而不實。
總而言之:源自詩歌的賦啊!一經分流,恣意橫衝。周邊大千萬物,推敲琢磨的美妙絕倫,愈發惟妙惟肖;四麵八方風貌,描繪鐫刻的精彩紛呈,更加活靈活現。堰塞疏通變通途,醜婦喬扮奪人目。勸誡教化的賦啊!辭章華麗,朗朗上口,才能算是名副其實。華而不實的賦啊!去掉堆砌、浮誇、繁雜的字詞語句,又還能剩下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