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四始”，一般是指其中詩歌的創作風格，則為“風、小雅、大雅、頌”；或指其中相應的代表性作品，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
何為“頌”？所謂頌，即“容”也。“容”者，一為外延形式，二為內涵程度。故常言：“容者，盛大貌，有容乃大。”
《毛詩序》記載：“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據上可知，“頌”作為一種文章體例，旨在盛讚德行的美好和弘揚美德的名聲。據說帝嚳時期，樂師鹹黑（另說鹹邱黑）創作了《九招》頌歌。自《詩經?商頌》以來，“頌”的寫作風格，業已成熟完備。凡詩歌，若用於教化並規範世俗民風者，稱為“風”；而其內容中正平和，並可以周流四方者，才是“雅”；若旨在弘揚德行美好，並可告慰蒼天神靈者，堪稱“頌”。通常情況下，風、雅用於寫人敘事，但人事的特征就是變化多端，故有“正風”“正雅”“變風”“變雅”與其呼應。究其根本，“頌”主要用於告慰神靈，因而注重內容的純正、莊嚴和美善。例如《魯頌》本是魯國祭祀周公姬旦的偉大，而《商頌》是商代後裔追念祖先的輝煌。所以，類似這樣一些凡適用於宗廟者，本該隻有雅正的頌歌，而不該有像酣宴歡暢時的讚歌。《詩經?周頌》中《時邁》一篇，傳說在周武王時，是周公旦親自創作。像《時邁》這樣充滿聖賢睿智的作品，不僅符合“頌”的文體格式，也為這一文章體例樹立了不朽典範。
周厲王在位期間，據《國語?周語上》記載：“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此段西周故事，早已聞名遐邇，而且道理淺顯易懂，其所強調說明者，亦不過就是這樣一種世態常情：“隻要民眾各存其心，難免七嘴八舌，進而議論紛紛。所以，凡當政者，必須要讓百姓說話，若像築堤防水一樣禁止言論自由，必定後患無窮。”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文公將與楚國開戰，因耳聞造車匠人傳唱：“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於是，開始猶豫不決。但他手下謀士分析，民間傳言對晉國出征是好兆頭啊。於是，晉文公一戰成名。《呂氏春秋?樂成》記載，孔子剛被魯國重用時，民間流傳：“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究其內容，就是譏諷孔丘出身卑微罷了。但孔夫子為政三年，生活周圍出現了“男女有別、路不遺失、夜不閉戶”的文明風貌。在這樣兩則故事中，針對老百姓如此口無遮掩、直言不諱的閑言碎語，左丘明、孔穿（字子高戰國魯國人孔子6世孫）分析認為，這種傳唱內容和形式應稱作“誦”，並視其為“頌”從宗廟讚歌轉為議論人間事務的一種文體變格。所以說，“頌”就是延續著這樣一種趨勢，由遠而近一路走來。當屈原的《橘頌》出來時，“頌”在內容詞藻上，不但都更加華麗繽紛，而且涉及的事物範疇，也更加瑣碎蕪雜了。
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名山大川相繼樹立起來歌功頌德的碑刻。到了漢朝惠帝、景帝時，還有類似的篇章頌詞，層出不窮。所以，像這樣彰顯帝王功德的碑刻篇章的本質，其實都是“頌”的沿革，而且曆朝曆代一再延綿不絕，並且時隱時現。另外，像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稱讚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弘揚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褒獎鄧後的《和熹鄧後頌》等，他們模仿的都是《詩經》“頌”的體例，即《周頌》《魯頌》《商頌》而已。這一些模仿的作品，盡管水準深淺不一，而且內容詳略各異，但與“頌”用於誇讚、溢美、褒獎的傳統，卻始終不離不棄。然而，班固的《竇將軍北征頌》和傅毅的《西征頌》，卻把頌寫成了敘事長篇，這豈不是過猶不及，明顯背離了“頌”的規製。再者，像馬融（公元79-166年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東漢經學家）的《廣成頌》《上林頌》，雖雅正美詞，卻寫得更像辭賦，如此文不對題，確實匪夷所思啊！還有崔瑗（生卒年不詳字子玉涿郡安平人東漢書法家文學家）的《南陽文學頌》和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陳留郡圉縣人東漢文學家書法家）的《京兆樊惠渠頌》，其序言精美，而內容簡約。至於摯虞（公元250―300年字仲洽京兆長安人西晉譜學家）在他《流別集》中，關於“頌”文體的溯源和評說，盡管十分精辟，但針對有的作品為何夾雜“風”“雅”樣式的分析，卻以為仍屬“頌”的體例，則不免迂腐虛妄，類似點石成金的黃白之術了。縱觀整個魏晉時期，人們對於“頌”的把握，尚且中規中矩。所以，像曹植的《皇太子生頌》和陸機的《漢高祖功臣頌》，都是這一時期的傑作。不過，在他們作品中，褒揚與貶抑時常混雜一起，則是魏晉末期“頌”趨向變格的症候吧。
究本溯源，頌的內容就要典雅精致，文辭擲地有聲，在氣勢上,即有賦一樣的舒展恢弘，又要剔除賦的奢糜浮華；而在態度上，即有銘文一樣的虔敬矜持，又要區別銘文的勸誡警惕。所以，“頌”於提筆之時就是為了表揚讚美，而其終極目標就是為了樹立豐碑。在具體內容形式上，“頌”於精微細致或粗糙豪放上，究竟應該達到什麽樣子程度呢？對此，隻能情隨境遷，並因人而異吧……這就是“頌”作為文章一個獨立體裁的大致情況。
何謂“讚”呢？讚，就是宣揚、說明，並有扶持、協助的意思。傳說虞舜時代的祭祀，首先由擔當樂正的官員吟誦“讚”，隨後百工才開始演奏歌唱。另外，像《尚書?大禹謨》中“益讚於禹”和《尚書序》中“伊陟讚於巫鹹”，前者的“讚”有“關切、幫助”之意，而後者的主要是“提醒、說明”。再者，漢代設置了“鴻臚”官職，這種官員在重大場合時的禮儀性言辭就叫“讚”……上麵這一些，便是古代口耳相傳下來的關於“讚”的大致情形。
自從司馬相如書寫了《荊軻論》，才開始有了“讚”的文體格式。在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裏麵，借助“讚”來表明褒貶情懷，這即像概括全文的綜述，又像頌體文中的美言評說，更像紀傳體後麵的評價論斷……確實，在他們之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在摯虞《流別集》中，作者把這種“讚”詞視為一種“述”的文體，則近似差之毫厘謬以千裏了。至於郭璞注解《爾雅》中的“圖讚”等，無論針對動物還是植物，一概使用“讚”詞，並且褒貶兼容並蓄。像這樣一種類別，恰似“頌”的沿革一樣，算是“讚”的變格吧。
追根溯源，不難發現：原本“讚”隻是對事物的褒獎性感慨，曆來凡屬於“讚”的體例，一般篇章都十分簡短而不冗長，最經常是四字成句，並在數韻之間，整體上不過二十句上下。因此，唯求簡約梗概，旨在表情達意……這就是“讚”的成文綱要。所以說，“讚”作為一種文體，其源頭盡管遙遠，但用途格外局限。在大致歸類上，“讚”可視為“頌”的支流吧。
總而言之：恢弘功德大業是頌的天職，美化帝王聖賢是讚的本分。他們一概推敲文理，同樣都雕琢音韻，唯求賞心悅目，旨在聲名遠揚。頌讚褒揚是源頭，貶斥得失屬末流，從來高堂聲鳴遠，柳浪聞鶯音自由。
何為“頌”？所謂頌，即“容”也。“容”者，一為外延形式，二為內涵程度。故常言：“容者，盛大貌，有容乃大。”
《毛詩序》記載：“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據上可知，“頌”作為一種文章體例，旨在盛讚德行的美好和弘揚美德的名聲。據說帝嚳時期，樂師鹹黑（另說鹹邱黑）創作了《九招》頌歌。自《詩經?商頌》以來，“頌”的寫作風格，業已成熟完備。凡詩歌，若用於教化並規範世俗民風者，稱為“風”；而其內容中正平和，並可以周流四方者，才是“雅”；若旨在弘揚德行美好，並可告慰蒼天神靈者，堪稱“頌”。通常情況下，風、雅用於寫人敘事，但人事的特征就是變化多端，故有“正風”“正雅”“變風”“變雅”與其呼應。究其根本，“頌”主要用於告慰神靈，因而注重內容的純正、莊嚴和美善。例如《魯頌》本是魯國祭祀周公姬旦的偉大，而《商頌》是商代後裔追念祖先的輝煌。所以，類似這樣一些凡適用於宗廟者，本該隻有雅正的頌歌，而不該有像酣宴歡暢時的讚歌。《詩經?周頌》中《時邁》一篇，傳說在周武王時，是周公旦親自創作。像《時邁》這樣充滿聖賢睿智的作品，不僅符合“頌”的文體格式，也為這一文章體例樹立了不朽典範。
周厲王在位期間，據《國語?周語上》記載：“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此段西周故事，早已聞名遐邇，而且道理淺顯易懂，其所強調說明者，亦不過就是這樣一種世態常情：“隻要民眾各存其心，難免七嘴八舌，進而議論紛紛。所以，凡當政者，必須要讓百姓說話，若像築堤防水一樣禁止言論自由，必定後患無窮。”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文公將與楚國開戰，因耳聞造車匠人傳唱：“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於是，開始猶豫不決。但他手下謀士分析，民間傳言對晉國出征是好兆頭啊。於是，晉文公一戰成名。《呂氏春秋?樂成》記載，孔子剛被魯國重用時，民間流傳：“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究其內容，就是譏諷孔丘出身卑微罷了。但孔夫子為政三年，生活周圍出現了“男女有別、路不遺失、夜不閉戶”的文明風貌。在這樣兩則故事中，針對老百姓如此口無遮掩、直言不諱的閑言碎語，左丘明、孔穿（字子高戰國魯國人孔子6世孫）分析認為，這種傳唱內容和形式應稱作“誦”，並視其為“頌”從宗廟讚歌轉為議論人間事務的一種文體變格。所以說，“頌”就是延續著這樣一種趨勢，由遠而近一路走來。當屈原的《橘頌》出來時，“頌”在內容詞藻上，不但都更加華麗繽紛，而且涉及的事物範疇，也更加瑣碎蕪雜了。
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名山大川相繼樹立起來歌功頌德的碑刻。到了漢朝惠帝、景帝時，還有類似的篇章頌詞，層出不窮。所以，像這樣彰顯帝王功德的碑刻篇章的本質，其實都是“頌”的沿革，而且曆朝曆代一再延綿不絕，並且時隱時現。另外，像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稱讚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弘揚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褒獎鄧後的《和熹鄧後頌》等，他們模仿的都是《詩經》“頌”的體例，即《周頌》《魯頌》《商頌》而已。這一些模仿的作品，盡管水準深淺不一，而且內容詳略各異，但與“頌”用於誇讚、溢美、褒獎的傳統，卻始終不離不棄。然而，班固的《竇將軍北征頌》和傅毅的《西征頌》，卻把頌寫成了敘事長篇，這豈不是過猶不及，明顯背離了“頌”的規製。再者，像馬融（公元79-166年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東漢經學家）的《廣成頌》《上林頌》，雖雅正美詞，卻寫得更像辭賦，如此文不對題，確實匪夷所思啊！還有崔瑗（生卒年不詳字子玉涿郡安平人東漢書法家文學家）的《南陽文學頌》和蔡邕（公元133-192年字伯喈陳留郡圉縣人東漢文學家書法家）的《京兆樊惠渠頌》，其序言精美，而內容簡約。至於摯虞（公元250―300年字仲洽京兆長安人西晉譜學家）在他《流別集》中，關於“頌”文體的溯源和評說，盡管十分精辟，但針對有的作品為何夾雜“風”“雅”樣式的分析，卻以為仍屬“頌”的體例，則不免迂腐虛妄，類似點石成金的黃白之術了。縱觀整個魏晉時期，人們對於“頌”的把握，尚且中規中矩。所以，像曹植的《皇太子生頌》和陸機的《漢高祖功臣頌》，都是這一時期的傑作。不過，在他們作品中，褒揚與貶抑時常混雜一起，則是魏晉末期“頌”趨向變格的症候吧。
究本溯源，頌的內容就要典雅精致，文辭擲地有聲，在氣勢上,即有賦一樣的舒展恢弘，又要剔除賦的奢糜浮華；而在態度上，即有銘文一樣的虔敬矜持，又要區別銘文的勸誡警惕。所以，“頌”於提筆之時就是為了表揚讚美，而其終極目標就是為了樹立豐碑。在具體內容形式上，“頌”於精微細致或粗糙豪放上，究竟應該達到什麽樣子程度呢？對此，隻能情隨境遷，並因人而異吧……這就是“頌”作為文章一個獨立體裁的大致情況。
何謂“讚”呢？讚，就是宣揚、說明，並有扶持、協助的意思。傳說虞舜時代的祭祀，首先由擔當樂正的官員吟誦“讚”，隨後百工才開始演奏歌唱。另外，像《尚書?大禹謨》中“益讚於禹”和《尚書序》中“伊陟讚於巫鹹”，前者的“讚”有“關切、幫助”之意，而後者的主要是“提醒、說明”。再者，漢代設置了“鴻臚”官職，這種官員在重大場合時的禮儀性言辭就叫“讚”……上麵這一些，便是古代口耳相傳下來的關於“讚”的大致情形。
自從司馬相如書寫了《荊軻論》，才開始有了“讚”的文體格式。在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裏麵，借助“讚”來表明褒貶情懷，這即像概括全文的綜述，又像頌體文中的美言評說，更像紀傳體後麵的評價論斷……確實，在他們之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在摯虞《流別集》中，作者把這種“讚”詞視為一種“述”的文體，則近似差之毫厘謬以千裏了。至於郭璞注解《爾雅》中的“圖讚”等，無論針對動物還是植物，一概使用“讚”詞，並且褒貶兼容並蓄。像這樣一種類別，恰似“頌”的沿革一樣，算是“讚”的變格吧。
追根溯源，不難發現：原本“讚”隻是對事物的褒獎性感慨，曆來凡屬於“讚”的體例，一般篇章都十分簡短而不冗長，最經常是四字成句，並在數韻之間，整體上不過二十句上下。因此，唯求簡約梗概，旨在表情達意……這就是“讚”的成文綱要。所以說，“讚”作為一種文體，其源頭盡管遙遠，但用途格外局限。在大致歸類上，“讚”可視為“頌”的支流吧。
總而言之：恢弘功德大業是頌的天職，美化帝王聖賢是讚的本分。他們一概推敲文理，同樣都雕琢音韻，唯求賞心悅目，旨在聲名遠揚。頌讚褒揚是源頭，貶斥得失屬末流，從來高堂聲鳴遠，柳浪聞鶯音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