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成形，乾坤定位。人類感恩乾坤化育，開始祭祀天地神靈。
上古時代，所謂禋祭蒼天“六宗”，並秩祀大地“三望”，主要都是祈禱和風細雨，而祝祠內容也是為了五穀豐登。當時的民眾，對於繁瑣的祭祀形式，因為敬畏虔敬而心悅誠服，故而才有天地造化的報應不爽。所以，祭祀犧牲的飄香四溢，並非天地神靈的鍾情最愛，這裏麵根本需要的應該是德藝雙馨的真情實在啊。所以說，祝福祈祥的言辭話語，無論是多麽慷慨激昂而又鏗鏘有力，然而乾坤魂魄真正喜聞樂見的，還是名副其實、優美典雅的道德風尚啊。
神農炎帝之際，開始有了年末蠟祭。當時主要的祭祀對象，則是與農業收成有關的“八神”。據《禮記·郊特性》記載，其“蠟祭”祝詞是：“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大致意思：土留住在本來地方，水順利回到溝壑裏，昆蟲不要出來禍害啊，草木回到荒野叢生吧。）從中不難看出，在三皇蠻荒時代，人們祭祀祈禱時，內心所渴望的內容。
另據《屍子》（作者屍佼約公元前390-330年傳為魏國曲沃人亦有魯人楚人之說）記載，虞舜在春季祭祀時，其祝詞是“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大致意思：扛起農具吧，去朝南的田地裏耕耘，四海民眾都能吃飽生存啊。）其中的利民理念，已經溢於言表。
到了殷商時期，虔敬天地，祭祀祈福，已經深入人心，也更加莊嚴肅穆。《論語·堯曰》中記載，商王成湯郊祭時，不但須用黑色公牛侍奉蒼天，而且在祝詞中竟然責備自己“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了；另據《荀子·大略》記載，商湯曾經乘著素車白馬參加夏祭祈雨，並在祝詞中例舉了咎由自取的六條罪狀：“政不節，使民疾，宮室榮，婦謁盛，苞苴行，讒夫興。”若用現代白話來講，就是政府無德、民生勞苦、大興土木、妻妾成群、賄賂腐敗、讒夫似賢。
步入禮儀盛行的姬周時代，專門負責朝廷祭祀祝詞的“太祝”官員，已經規定必須掌握六種形式各異的祭祀內容。據《周禮·春官·大祝》記載，這六種祭祀的名稱，分別是“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於是催生出來一些特定的祝禱用語，像“庶物鹹生”是用於祭天祭地，而“旁作穆穆”則用於祭拜太陽；再如“夙興夜處”是逝者列入祖廟排位時的祈禱，而“多福無疆”是祭祖時奉獻祭品的祝詞；另外，當天王諸侯等即將出門或遠征時，也一樣需要有嚴謹的祭祀程序以及規範的禱告文書。所有這一切，不僅顯現出來了當時人們的精神風貌，同時也說明當時人們已經不單純針對天地神祇特別敬畏虔誠，並且對於祖宗前輩一樣極其崇拜恭候。
姬周春秋以下，伴隨禮崩樂壞，祭祀逐步蛻變成了褻瀆神靈、諂媚祖宗的世俗鄉願，甚至改用幣帛獻祭，祝詞不但變得連篇累牘，祭祀對象也開始五花八門。《禮記·檀弓下》記載，晉國卿大夫趙武（公元前591-541年嬴姓趙氏諱武諡文亦稱趙孟趙文子）家的大屋落成，晉國公號召大臣一起獻詞祝賀，其中大夫張老（生卒年不詳字孟名老晉悼公時大夫中軍司馬）諷刺建築規模僭越奢華，於是獻頌詞唱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聞此，趙武即刻回應道：“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而這樣一個故事，卻被傳說成一個“善頌”一個“善祝”；另據《左傳·哀公二年》記載，蒯聵（即衛後莊公姬姓名蒯聵衛靈公之子衛出公父親春秋衛國第30任國君公元前480-478年在位）曾經於大戰前禱告：“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麵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祭祀的祝祠已經事無巨細了，即便有的人臨戰驚慌失措，依然不敢忘懷祈禱祖宗顯靈保佑啊！所以比較而言，《楚辭·招魂》算是這一時期最講究文采的祝辭了。
漢朝伊始，漢高祖詔令“敬祭群神、禱祠如故”，於是舉國上下，凡祭祀製式，一律肅穆森嚴。然而，在具體形式內容方麵，自漢文帝之後，自上而下，一邊追尋儒家禮儀章法，一邊崇尚道家方技巫術。例如漢武帝時，凡遭遇天災人禍，宮內祝文改為秘而不宣，其實質上顯然不可能是商湯“萬方罪己”的祈禱，十有八九變成了嫁禍他人的詛咒；另外，皇宮中還曾經特招童男童女一起擊鼓除病祛邪，其本質就是越地神漢巫婆慣常敬鬼求長壽個那一套罷了。時至於此，遠古祭祀的形式內容都已經變了味道，甚至開始走向了邪路。據傳說黃帝曾經針對白澤獸寫過“祝邪之文”，在這一時期人們便混同東方朔的“罵鬼之書”，將一類善於謾罵詛咒的文體，都歸入了祝辭之中。其實，唯有曹植的《誥咎文》，才是符合祭祀時規範性的詛辭啊。
按照《儀禮·少牢饋食禮》記載，祭奠死者時的祝詞，主要於祭祀之際，由擔當“太祝”的官員，用以告知死者前來享受生者奉獻的祭品。到了漢末及曹魏時期，在祭奠逝者的祝詞裏麵，還夾雜著對死者生前德行的讚頌，像這種“讚”應屬於祭奠祝文的延伸吧；另外，在漢代帝王將相的陵墓中，隸屬祭祀祝辭的還有一種“哀策”。據《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妃子盛姬死後，便有“殤祀而哭、內史執策”。那麽像這種用於祭祀的策，本來是記錄贈送祭品的情況，後來竟然寫上了表達哀思的文字。其實，原本就有一種用來追悼逝者、表達哀思的文體，稱作“誄”。所以，作為祭祀祝文中的哀策，本應是告知天地神靈的一種物件，竟然擁有了告慰人間生靈的一個“誄”腦袋和一個“頌”軀幹，豈不是祝辭的本末倒置嗎？隻是若溯本清源的話，漢代太祝在祭祀時的哀策，應當屬於姬周時期祝文的延續吧。
毋庸置疑，凡用於拜謁神靈祖宗的文理詞章，不但都要虔敬誠實，更要求必須問心無愧啊。所以祈禱文，貴在誠惶誠恐、畢恭畢敬，而祭奠文，則不僅要恭敬誠實，更需要充滿哀傷。這就是“祝”，作為一種文體，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和起碼要求吧。由此，班固的《涿邪山祝文》應是祈禱文中“誠敬”的典範，而潘嶽的《祭庾婦》則是祭奠文中“恭哀”的楷模。
綜上所述，通過例舉祭祀性文體中不同種類的傑出作品，關於“祝”的大致形式和具體內容，即刻一目了然也。
那麽何謂“盟”呢？在《釋名》（作者劉熙字成國北海人生活於東漢桓帝靈帝間曾師從鄭玄）一書上，是如此解釋的“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若結合具體儀式解釋就是：在祭祀神明的儀式上，一般須用珍貴的祭器盛上紅牛耳和白馬血獻祭，而主持這種儀式者，所要鄭重宣讀的文辭就是“盟”。遠在夏、商、周三個王朝時代，並沒有盟誓的儀式，在類似情況下，隻要有一種公開化的約定之後，便可以保證如約實施了。進入姬周時期，尤其當禮樂開始敗落之後，反而盟誓愈來愈多了起來，甚至出現了要挾性的契約盟誓。所以這一階段，在會盟儀式上，前麵首先出現了魯國曹沫，持刀脅迫齊桓公；而後麵便有了趙國毛遂，按劍要挾楚考烈王；甚至在秦昭襄王與南夷盟誓時，竟然還寫上了“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類似兒戲的約定。於是，待到漢高祖分封諸侯時，還出現了“使河如帶，泰山若厲。”這樣內含詛咒的《封爵誓》，也就見怪不怪了。然而，任何信誓旦旦的“盟”詞，隻有共同堅守道德仁義，才有可能善始善終；如果道德敗壞、仁義喪失，任何形式內容的盟誓，都必定屬於欺人自欺的蒙蔽騙術而已。所以任何國家民族的興亡更替，都在於事在人為的是否符合道德仁義的中正典雅，而與海誓山盟沒有一丁點關係。例如：漢未臧洪討伐董卓的《酸棗盟辭》，曾經是何等的慷慨激昂、氣貫長虹啊！而晉代劉琨的《與段匹磾盟文》，也寫得肝膽相照而又堅貞不渝，但他們的盟誓沒有挽救東漢與西晉的滅亡，反而當初一起盟誓的人們，卻反目成仇。所以說，若言不由衷且言而無信，“盟”又有何用呢？
單論“盟”這種文體，書寫時必須要說明所處背景的輕重緩急，務必堅守仁孝節義的道德準繩，需要用同心同德、同生共死，來祈禱神明監督，並請求蒼天作證。因此書寫“盟”時的態度，必須誠實真摯，其文理詞章，唯求懇切感人。這樣才是“盟”的大概內涵吧。由此可見，這種文體其實並不難寫，而難在言行一致，尤其難在落實到行動上麵。毋庸諱言，在此特別忠告今後舉行盟誓的君子們，務必以曆史為鑒啊！還是堅守忠信節義的道德自律吧，不要妄想單憑“祝詞盟誓”就能得到天地神靈的惠顧垂青啊。
總而言之：祝盟遵循的本則，就是“心意恒敬、智慧甚明”。隻有虔敬誠實，才會肅穆莊重，也才能夠寫出感人肺腑的詞句篇章。晉代以來，祝盟文策，華而不實，徒有絢爛色彩；他們若是真心渴求幽冥神靈的垂青惠顧，首先要無愧於天地祖宗啊。
上古時代，所謂禋祭蒼天“六宗”，並秩祀大地“三望”，主要都是祈禱和風細雨，而祝祠內容也是為了五穀豐登。當時的民眾，對於繁瑣的祭祀形式，因為敬畏虔敬而心悅誠服，故而才有天地造化的報應不爽。所以，祭祀犧牲的飄香四溢，並非天地神靈的鍾情最愛，這裏麵根本需要的應該是德藝雙馨的真情實在啊。所以說，祝福祈祥的言辭話語，無論是多麽慷慨激昂而又鏗鏘有力，然而乾坤魂魄真正喜聞樂見的，還是名副其實、優美典雅的道德風尚啊。
神農炎帝之際，開始有了年末蠟祭。當時主要的祭祀對象，則是與農業收成有關的“八神”。據《禮記·郊特性》記載，其“蠟祭”祝詞是：“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大致意思：土留住在本來地方，水順利回到溝壑裏，昆蟲不要出來禍害啊，草木回到荒野叢生吧。）從中不難看出，在三皇蠻荒時代，人們祭祀祈禱時，內心所渴望的內容。
另據《屍子》（作者屍佼約公元前390-330年傳為魏國曲沃人亦有魯人楚人之說）記載，虞舜在春季祭祀時，其祝詞是“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大致意思：扛起農具吧，去朝南的田地裏耕耘，四海民眾都能吃飽生存啊。）其中的利民理念，已經溢於言表。
到了殷商時期，虔敬天地，祭祀祈福，已經深入人心，也更加莊嚴肅穆。《論語·堯曰》中記載，商王成湯郊祭時，不但須用黑色公牛侍奉蒼天，而且在祝詞中竟然責備自己“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了；另據《荀子·大略》記載，商湯曾經乘著素車白馬參加夏祭祈雨，並在祝詞中例舉了咎由自取的六條罪狀：“政不節，使民疾，宮室榮，婦謁盛，苞苴行，讒夫興。”若用現代白話來講，就是政府無德、民生勞苦、大興土木、妻妾成群、賄賂腐敗、讒夫似賢。
步入禮儀盛行的姬周時代，專門負責朝廷祭祀祝詞的“太祝”官員，已經規定必須掌握六種形式各異的祭祀內容。據《周禮·春官·大祝》記載，這六種祭祀的名稱，分別是“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於是催生出來一些特定的祝禱用語，像“庶物鹹生”是用於祭天祭地，而“旁作穆穆”則用於祭拜太陽；再如“夙興夜處”是逝者列入祖廟排位時的祈禱，而“多福無疆”是祭祖時奉獻祭品的祝詞；另外，當天王諸侯等即將出門或遠征時，也一樣需要有嚴謹的祭祀程序以及規範的禱告文書。所有這一切，不僅顯現出來了當時人們的精神風貌，同時也說明當時人們已經不單純針對天地神祇特別敬畏虔誠，並且對於祖宗前輩一樣極其崇拜恭候。
姬周春秋以下，伴隨禮崩樂壞，祭祀逐步蛻變成了褻瀆神靈、諂媚祖宗的世俗鄉願，甚至改用幣帛獻祭，祝詞不但變得連篇累牘，祭祀對象也開始五花八門。《禮記·檀弓下》記載，晉國卿大夫趙武（公元前591-541年嬴姓趙氏諱武諡文亦稱趙孟趙文子）家的大屋落成，晉國公號召大臣一起獻詞祝賀，其中大夫張老（生卒年不詳字孟名老晉悼公時大夫中軍司馬）諷刺建築規模僭越奢華，於是獻頌詞唱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聞此，趙武即刻回應道：“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而這樣一個故事，卻被傳說成一個“善頌”一個“善祝”；另據《左傳·哀公二年》記載，蒯聵（即衛後莊公姬姓名蒯聵衛靈公之子衛出公父親春秋衛國第30任國君公元前480-478年在位）曾經於大戰前禱告：“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麵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祭祀的祝祠已經事無巨細了，即便有的人臨戰驚慌失措，依然不敢忘懷祈禱祖宗顯靈保佑啊！所以比較而言，《楚辭·招魂》算是這一時期最講究文采的祝辭了。
漢朝伊始，漢高祖詔令“敬祭群神、禱祠如故”，於是舉國上下，凡祭祀製式，一律肅穆森嚴。然而，在具體形式內容方麵，自漢文帝之後，自上而下，一邊追尋儒家禮儀章法，一邊崇尚道家方技巫術。例如漢武帝時，凡遭遇天災人禍，宮內祝文改為秘而不宣，其實質上顯然不可能是商湯“萬方罪己”的祈禱，十有八九變成了嫁禍他人的詛咒；另外，皇宮中還曾經特招童男童女一起擊鼓除病祛邪，其本質就是越地神漢巫婆慣常敬鬼求長壽個那一套罷了。時至於此，遠古祭祀的形式內容都已經變了味道，甚至開始走向了邪路。據傳說黃帝曾經針對白澤獸寫過“祝邪之文”，在這一時期人們便混同東方朔的“罵鬼之書”，將一類善於謾罵詛咒的文體，都歸入了祝辭之中。其實，唯有曹植的《誥咎文》，才是符合祭祀時規範性的詛辭啊。
按照《儀禮·少牢饋食禮》記載，祭奠死者時的祝詞，主要於祭祀之際，由擔當“太祝”的官員，用以告知死者前來享受生者奉獻的祭品。到了漢末及曹魏時期，在祭奠逝者的祝詞裏麵，還夾雜著對死者生前德行的讚頌，像這種“讚”應屬於祭奠祝文的延伸吧；另外，在漢代帝王將相的陵墓中，隸屬祭祀祝辭的還有一種“哀策”。據《穆天子傳》記載，周穆王妃子盛姬死後，便有“殤祀而哭、內史執策”。那麽像這種用於祭祀的策，本來是記錄贈送祭品的情況，後來竟然寫上了表達哀思的文字。其實，原本就有一種用來追悼逝者、表達哀思的文體，稱作“誄”。所以，作為祭祀祝文中的哀策，本應是告知天地神靈的一種物件，竟然擁有了告慰人間生靈的一個“誄”腦袋和一個“頌”軀幹，豈不是祝辭的本末倒置嗎？隻是若溯本清源的話，漢代太祝在祭祀時的哀策，應當屬於姬周時期祝文的延續吧。
毋庸置疑，凡用於拜謁神靈祖宗的文理詞章，不但都要虔敬誠實，更要求必須問心無愧啊。所以祈禱文，貴在誠惶誠恐、畢恭畢敬，而祭奠文，則不僅要恭敬誠實，更需要充滿哀傷。這就是“祝”，作為一種文體，所應具備的基本條件和起碼要求吧。由此，班固的《涿邪山祝文》應是祈禱文中“誠敬”的典範，而潘嶽的《祭庾婦》則是祭奠文中“恭哀”的楷模。
綜上所述，通過例舉祭祀性文體中不同種類的傑出作品，關於“祝”的大致形式和具體內容，即刻一目了然也。
那麽何謂“盟”呢？在《釋名》（作者劉熙字成國北海人生活於東漢桓帝靈帝間曾師從鄭玄）一書上，是如此解釋的“盟，明也，告其事於神明也”。若結合具體儀式解釋就是：在祭祀神明的儀式上，一般須用珍貴的祭器盛上紅牛耳和白馬血獻祭，而主持這種儀式者，所要鄭重宣讀的文辭就是“盟”。遠在夏、商、周三個王朝時代，並沒有盟誓的儀式，在類似情況下，隻要有一種公開化的約定之後，便可以保證如約實施了。進入姬周時期，尤其當禮樂開始敗落之後，反而盟誓愈來愈多了起來，甚至出現了要挾性的契約盟誓。所以這一階段，在會盟儀式上，前麵首先出現了魯國曹沫，持刀脅迫齊桓公；而後麵便有了趙國毛遂，按劍要挾楚考烈王；甚至在秦昭襄王與南夷盟誓時，竟然還寫上了“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類似兒戲的約定。於是，待到漢高祖分封諸侯時，還出現了“使河如帶，泰山若厲。”這樣內含詛咒的《封爵誓》，也就見怪不怪了。然而，任何信誓旦旦的“盟”詞，隻有共同堅守道德仁義，才有可能善始善終；如果道德敗壞、仁義喪失，任何形式內容的盟誓，都必定屬於欺人自欺的蒙蔽騙術而已。所以任何國家民族的興亡更替，都在於事在人為的是否符合道德仁義的中正典雅，而與海誓山盟沒有一丁點關係。例如：漢未臧洪討伐董卓的《酸棗盟辭》，曾經是何等的慷慨激昂、氣貫長虹啊！而晉代劉琨的《與段匹磾盟文》，也寫得肝膽相照而又堅貞不渝，但他們的盟誓沒有挽救東漢與西晉的滅亡，反而當初一起盟誓的人們，卻反目成仇。所以說，若言不由衷且言而無信，“盟”又有何用呢？
單論“盟”這種文體，書寫時必須要說明所處背景的輕重緩急，務必堅守仁孝節義的道德準繩，需要用同心同德、同生共死，來祈禱神明監督，並請求蒼天作證。因此書寫“盟”時的態度，必須誠實真摯，其文理詞章，唯求懇切感人。這樣才是“盟”的大概內涵吧。由此可見，這種文體其實並不難寫，而難在言行一致，尤其難在落實到行動上麵。毋庸諱言，在此特別忠告今後舉行盟誓的君子們，務必以曆史為鑒啊！還是堅守忠信節義的道德自律吧，不要妄想單憑“祝詞盟誓”就能得到天地神靈的惠顧垂青啊。
總而言之：祝盟遵循的本則，就是“心意恒敬、智慧甚明”。隻有虔敬誠實，才會肅穆莊重，也才能夠寫出感人肺腑的詞句篇章。晉代以來，祝盟文策，華而不實，徒有絢爛色彩；他們若是真心渴求幽冥神靈的垂青惠顧，首先要無愧於天地祖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