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軒轅黃帝把警戒名言鐫刻在車廂和幾案上，時刻提醒自己防微杜漸；夏禹在樂器支架上雕鑿招賢警句，彰顯求賢若渴的殷切；商湯在自用銅盤上銘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旨在洗心革麵、銳意創新；周武王寫過《戶》《席四端》等銘記，目的為了不忘“安樂、憂患、得失”的哲理；周公在太廟金人後背上刻字，重在宣教“多言、多事、多敗”的道理；孔子參觀“欹器”時，大徹大悟了“滿招損、謙受益”的德行。由此可見，古代帝王先賢，一以貫之，都是隨時隨地警惕謹慎。看來這是由來已久的事情啊。
何謂“銘”呢？銘者，名也，是指對於器物（包括人物）一般首要的在於明確名稱，即“命名”“正名”。進而凡命名，或正名，無一例外的都需要依據的是，器物的先天之道（本質）和後天之德（用途）。據《左傳·襄公十九年》記載，臧武仲（春秋魯國大夫姬姓臧氏名紇諡號武史稱臧武仲或臧孫紇）曾說：“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人稱伐。”這話說的是，凡記錄人物的銘文，都應該遵循這樣一條原則：對天子，旨在頌揚其美德品行；對諸侯，重點肯定其功勳業績；對大夫，則隻是稱讚其辛勤勞苦。
在夏王朝時代，曾經用九州進貢的金屬，鍛造了九個大鼎，並分別在上麵銘刻了各地方的物產奇珍；到了周武王時，在肅慎國進貢的箭杆上，也鄭重其實地雕刻上了文字。這樣的故事都是為了銘記天朝帝王的美德武功啊。
姬周時代，薑太公呂望，曾經讓冶煉大師昆吾，鑄造了他被封到齊國的金策。而仲山甫（即仲山父亦稱樊仲山等周宣王卿士）則在繳獲的戰利品上，雕刻有“子子孫孫永保用”的痕跡。這一些屬於公侯上卿宣揚自我豐功偉績的銘文。
進入春秋時代，晉國的魏顆（姬姓令狐氏名顆春秋晉國將軍）將與秦國征戰的功勳，銘刻在獲贈的“景公鍾”上。而孔悝（源於姬姓春秋衛國大夫）著述《鼎銘》，以表彰祖先扶持衛國公室的足跡。像這一類銘文，則是歌頌大夫們在保家衛國中的辛苦。
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國祖先蜚廉在霍山築壇祭祀紂王時，挖出來一個石槨，上麵銘文寫著“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而《莊子·則陽》中說，衛靈公死後占卜了一塊墓地，掘土埋葬時，發現了一口石槨，上麵銘文“不馮其子、靈公奪而裏”，並因此被諡“靈公”。這一種從地下挖出來的銘文內容，還被當作天啟神諭加以頌揚，真是奇怪的讓人哭笑不得啊。
另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載，戰國時趙武靈王（公元前340-295年嬴姓趙氏名雍趙國君主諡號武靈傳位幼子後自號“主父”）一邊命人在番吾山上雕刻上大腳印，一邊在上麵書寫銘文“主父常遊於此”；同樣是這本書還記載，秦昭王也曾經指派專人，到華山上鑿刻了一個大棋盤，並刻文“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此”。像這種好大喜功的銘文，如此自吹自擂，內容不僅是荒誕不經，若是探究其形式和目的，真的可悲亦複可憐啊。
追根溯源，通過列舉上麵諸多刻文的“起因、內容、形式、目的”之後，關於銘文體例的大致風貌，也就立竿見影了。
秦朝統一中國後，秦始皇足履華夏山嶽，喜好四處刻石樹碑。舉國上下，在其獨斷專權之下，盡管極端殘酷暴虐，但是歌功頌德的銘文，依然流光溢彩。像《泰山銘》《嶧山銘》《琅琊台銘》等，單純讀銘文，無不展示皇恩浩蕩而威風八方啊。進入兩漢時期，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銘》和張昶（生年不詳-公元206年字文舒敦煌淵泉人東漢書法家）的《西嶽華山堂闕碑銘》，其刻石同樣旨在頌功，但序文都明顯太長。在這一時期，單論銘文造詣，蔡邕不但首屈一指，而且堪稱獨冠古今。例如：他頌揚橋玄戰功的《黃鉞銘》，完全效仿《尚書》體例，而為朱穆寫的《鼎銘》，明顯變成了散文體的碑文，這是蔡邕更擅長書寫碑文的緣故。至於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王莽時不肯出仕）的《刀陽銘》《刀陰銘》《杖銘》《車銘》等，雖然遵循的是《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法度，但器物與銘文不符，且詳略不當。崔駰（公元?-92年字亭伯東漢涿郡安平人）的《樽銘》《刀劍銘》《扇銘》等，弊在太多讚許美譽，而少有勸誡警醒。像李尤（約公元55-135年字伯仁東漢廣漢雒人）的《河銘》《洛銘》等諸多銘文，其內容單薄而文辭瑣碎，不但《蓍龜銘》與《圍棋銘》混同，並且把《權衡銘》放在《臼杵銘》之後，如此器物名實不分，銘文又怎能清晰深刻呢？再者，像曹丕的《劍銘》，其刀劍九寶，取名不寒而栗，而銘文平淡庸常。除上之外，唯有張載的《劍閣銘》，文采俊秀，恰似快馬疾馳，屬於後來者居上。所以，晉武帝（司馬炎公元236-290年字安世河內溫縣人晉朝開國皇帝）詔令把《劍閣銘》刻在岷山、漢水之間，可謂相得益彰啊。
何謂箴？箴者，針也，取義如同古代防治疾患的石針。“箴”作為一種文體，在夏商周三代，已經興盛起來。然而，夏、商時期遺存的箴言文句，像《夏箴》《商箴》已經殘缺不全。在姬周之初，文王的太史辛甲（生卒年不詳商末周初史官）收集百官諫言，曾經輯本《百官箴》。雖僅有《虞人之箴》一篇存世，但文體格式和針砭意義已經十分完備。到了春秋時節，“箴”這種文體使用不多，但也沒有完全斷絕。據《左傳·襄公四年》記載，魏絳（公元前?-522年姬姓魏氏名絳諡號莊史稱魏莊子春秋晉國卿）曾引用《虞人之箴》中後羿故事，勸誡晉悼公勤政；另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楚莊王有箴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屆時流傳彌廣，並且威震鄰邦。
春秋爭霸轉入戰國稱雄之時，天下道德淪喪加劇，人間急功近利愈濃。凡誇讚性的銘文，塵囂其上，而諷諫性的箴言，銷聲匿跡。西漢楊子雲（姓楊名雄字子雲西漢末年文學家）稽古襲文，模仿《虞人之箴》，創作了《冀州箴》《司空箴》《宗正卿箴》等二十五篇隸屬表明官吏責任的箴文。東漢時期，崔駰、崔瑗父子和胡廣（公元91-172年字伯始南郡華容人東漢重臣學者）等補充完成了一部《百官箴》，就是按照官位職責，提出了他們應該進諫勸誡的內容事項；論形式格調，如同懸鏡整冠，其實仰慕古人，繼承辛甲風範。
時至東漢末年，潘勖的《符節箴》，簡明扼要，卻失於膚淺。到了東晉，溫嶠（公元288-329年字泰真或太真太原祁縣人）的《侍臣箴》，盡管內容廣博，卻過於繁雜；而西晉王濟（生卒年不詳字武子太原晉陽人晉文帝司馬昭之婿）的《國子箴》，雖然旁征博引，但實質內容寡淡；至於潘尼（公元約250-311年字正叔滎陽中牟人西晉文學家）的《乘輿箴》，其義理偉大，而文體蕪雜。所有後續相繼的這一些作品，很少寫得恰到好處。甚至像王朗（約公元?-228年本名王嚴字景興東海郯人漢末至曹魏重臣經學家）的《雜箴》，竟然把頭巾、鞋子都寫了進去，即便這裏麵確實存在警戒謹慎的意義，但於“箴”文中出現，也是很不恰當啊；再者，《雜箴》盡管簡明扼要，明顯意欲效仿“武王踐阼”，但其所闡述的“水火井灶”器物，尤為平庸粗俗，這明顯偏離了箴文宗旨。
據實而論，“箴”本應適合朗讀進諫，而“銘”用於刻在器物上提醒。其二者名稱雖然不一樣，但達到勸誡警惕的目的，本來就完全一致。箴文，因主要用於杜絕防範過失的發生，所以字詞文句，必須要明確果斷；而銘文，正因為兼有褒貶思辨的深層哲理，所以斟詞酌句，不但要高瞻遠矚，更需要溫馨動人。因此，無論銘文還是箴言，其二者舉例明義，都必須經得起推敲琢磨，而其行文寓意，除了簡明扼要之外，更要起到刻骨銘心的效果。這才是銘和箴在寫作中根本緊要之處啊。然而，伴隨世風日下，像古人有的放矢的言論風範，早就迷途亡返；而在庸常器物上刻記銘文的製度習慣，業已沉淪消亡。所以，像銘、箴兩種文體，將來不可能再恩惠子孫後代了！盡管如此，凡秉文弄章的君子們啊，還是有必要了解一下他們高瞻遠矚的價值意義吧。
總而言之，銘是器物表麵的文字，箴像通向德行的道軌。執著銘文箴言的警示勸誡啊，莫要把刻字成文，變成了東施效顰的滑稽模樣。若問銘箴創作的真諦，義理精深終恢弘，言簡意賅最精神。
何謂“銘”呢？銘者，名也，是指對於器物（包括人物）一般首要的在於明確名稱，即“命名”“正名”。進而凡命名，或正名，無一例外的都需要依據的是，器物的先天之道（本質）和後天之德（用途）。據《左傳·襄公十九年》記載，臧武仲（春秋魯國大夫姬姓臧氏名紇諡號武史稱臧武仲或臧孫紇）曾說：“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人稱伐。”這話說的是，凡記錄人物的銘文，都應該遵循這樣一條原則：對天子，旨在頌揚其美德品行；對諸侯，重點肯定其功勳業績；對大夫，則隻是稱讚其辛勤勞苦。
在夏王朝時代，曾經用九州進貢的金屬，鍛造了九個大鼎，並分別在上麵銘刻了各地方的物產奇珍；到了周武王時，在肅慎國進貢的箭杆上，也鄭重其實地雕刻上了文字。這樣的故事都是為了銘記天朝帝王的美德武功啊。
姬周時代，薑太公呂望，曾經讓冶煉大師昆吾，鑄造了他被封到齊國的金策。而仲山甫（即仲山父亦稱樊仲山等周宣王卿士）則在繳獲的戰利品上，雕刻有“子子孫孫永保用”的痕跡。這一些屬於公侯上卿宣揚自我豐功偉績的銘文。
進入春秋時代，晉國的魏顆（姬姓令狐氏名顆春秋晉國將軍）將與秦國征戰的功勳，銘刻在獲贈的“景公鍾”上。而孔悝（源於姬姓春秋衛國大夫）著述《鼎銘》，以表彰祖先扶持衛國公室的足跡。像這一類銘文，則是歌頌大夫們在保家衛國中的辛苦。
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國祖先蜚廉在霍山築壇祭祀紂王時，挖出來一個石槨，上麵銘文寫著“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而《莊子·則陽》中說，衛靈公死後占卜了一塊墓地，掘土埋葬時，發現了一口石槨，上麵銘文“不馮其子、靈公奪而裏”，並因此被諡“靈公”。這一種從地下挖出來的銘文內容，還被當作天啟神諭加以頌揚，真是奇怪的讓人哭笑不得啊。
另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載，戰國時趙武靈王（公元前340-295年嬴姓趙氏名雍趙國君主諡號武靈傳位幼子後自號“主父”）一邊命人在番吾山上雕刻上大腳印，一邊在上麵書寫銘文“主父常遊於此”；同樣是這本書還記載，秦昭王也曾經指派專人，到華山上鑿刻了一個大棋盤，並刻文“昭王常與天神博於此”。像這種好大喜功的銘文，如此自吹自擂，內容不僅是荒誕不經，若是探究其形式和目的，真的可悲亦複可憐啊。
追根溯源，通過列舉上麵諸多刻文的“起因、內容、形式、目的”之後，關於銘文體例的大致風貌，也就立竿見影了。
秦朝統一中國後，秦始皇足履華夏山嶽，喜好四處刻石樹碑。舉國上下，在其獨斷專權之下，盡管極端殘酷暴虐，但是歌功頌德的銘文，依然流光溢彩。像《泰山銘》《嶧山銘》《琅琊台銘》等，單純讀銘文，無不展示皇恩浩蕩而威風八方啊。進入兩漢時期，班固的《燕然山勒石銘》和張昶（生年不詳-公元206年字文舒敦煌淵泉人東漢書法家）的《西嶽華山堂闕碑銘》，其刻石同樣旨在頌功，但序文都明顯太長。在這一時期，單論銘文造詣，蔡邕不但首屈一指，而且堪稱獨冠古今。例如：他頌揚橋玄戰功的《黃鉞銘》，完全效仿《尚書》體例，而為朱穆寫的《鼎銘》，明顯變成了散文體的碑文，這是蔡邕更擅長書寫碑文的緣故。至於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王莽時不肯出仕）的《刀陽銘》《刀陰銘》《杖銘》《車銘》等，雖然遵循的是《大戴禮記·武王踐阼》法度，但器物與銘文不符，且詳略不當。崔駰（公元?-92年字亭伯東漢涿郡安平人）的《樽銘》《刀劍銘》《扇銘》等，弊在太多讚許美譽，而少有勸誡警醒。像李尤（約公元55-135年字伯仁東漢廣漢雒人）的《河銘》《洛銘》等諸多銘文，其內容單薄而文辭瑣碎，不但《蓍龜銘》與《圍棋銘》混同，並且把《權衡銘》放在《臼杵銘》之後，如此器物名實不分，銘文又怎能清晰深刻呢？再者，像曹丕的《劍銘》，其刀劍九寶，取名不寒而栗，而銘文平淡庸常。除上之外，唯有張載的《劍閣銘》，文采俊秀，恰似快馬疾馳，屬於後來者居上。所以，晉武帝（司馬炎公元236-290年字安世河內溫縣人晉朝開國皇帝）詔令把《劍閣銘》刻在岷山、漢水之間，可謂相得益彰啊。
何謂箴？箴者，針也，取義如同古代防治疾患的石針。“箴”作為一種文體，在夏商周三代，已經興盛起來。然而，夏、商時期遺存的箴言文句，像《夏箴》《商箴》已經殘缺不全。在姬周之初，文王的太史辛甲（生卒年不詳商末周初史官）收集百官諫言，曾經輯本《百官箴》。雖僅有《虞人之箴》一篇存世，但文體格式和針砭意義已經十分完備。到了春秋時節，“箴”這種文體使用不多，但也沒有完全斷絕。據《左傳·襄公四年》記載，魏絳（公元前?-522年姬姓魏氏名絳諡號莊史稱魏莊子春秋晉國卿）曾引用《虞人之箴》中後羿故事，勸誡晉悼公勤政；另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楚莊王有箴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屆時流傳彌廣，並且威震鄰邦。
春秋爭霸轉入戰國稱雄之時，天下道德淪喪加劇，人間急功近利愈濃。凡誇讚性的銘文，塵囂其上，而諷諫性的箴言，銷聲匿跡。西漢楊子雲（姓楊名雄字子雲西漢末年文學家）稽古襲文，模仿《虞人之箴》，創作了《冀州箴》《司空箴》《宗正卿箴》等二十五篇隸屬表明官吏責任的箴文。東漢時期，崔駰、崔瑗父子和胡廣（公元91-172年字伯始南郡華容人東漢重臣學者）等補充完成了一部《百官箴》，就是按照官位職責，提出了他們應該進諫勸誡的內容事項；論形式格調，如同懸鏡整冠，其實仰慕古人，繼承辛甲風範。
時至東漢末年，潘勖的《符節箴》，簡明扼要，卻失於膚淺。到了東晉，溫嶠（公元288-329年字泰真或太真太原祁縣人）的《侍臣箴》，盡管內容廣博，卻過於繁雜；而西晉王濟（生卒年不詳字武子太原晉陽人晉文帝司馬昭之婿）的《國子箴》，雖然旁征博引，但實質內容寡淡；至於潘尼（公元約250-311年字正叔滎陽中牟人西晉文學家）的《乘輿箴》，其義理偉大，而文體蕪雜。所有後續相繼的這一些作品，很少寫得恰到好處。甚至像王朗（約公元?-228年本名王嚴字景興東海郯人漢末至曹魏重臣經學家）的《雜箴》，竟然把頭巾、鞋子都寫了進去，即便這裏麵確實存在警戒謹慎的意義，但於“箴”文中出現，也是很不恰當啊；再者，《雜箴》盡管簡明扼要，明顯意欲效仿“武王踐阼”，但其所闡述的“水火井灶”器物，尤為平庸粗俗，這明顯偏離了箴文宗旨。
據實而論，“箴”本應適合朗讀進諫，而“銘”用於刻在器物上提醒。其二者名稱雖然不一樣，但達到勸誡警惕的目的，本來就完全一致。箴文，因主要用於杜絕防範過失的發生，所以字詞文句，必須要明確果斷；而銘文，正因為兼有褒貶思辨的深層哲理，所以斟詞酌句，不但要高瞻遠矚，更需要溫馨動人。因此，無論銘文還是箴言，其二者舉例明義，都必須經得起推敲琢磨，而其行文寓意，除了簡明扼要之外，更要起到刻骨銘心的效果。這才是銘和箴在寫作中根本緊要之處啊。然而，伴隨世風日下，像古人有的放矢的言論風範，早就迷途亡返；而在庸常器物上刻記銘文的製度習慣，業已沉淪消亡。所以，像銘、箴兩種文體，將來不可能再恩惠子孫後代了！盡管如此，凡秉文弄章的君子們啊，還是有必要了解一下他們高瞻遠矚的價值意義吧。
總而言之，銘是器物表麵的文字，箴像通向德行的道軌。執著銘文箴言的警示勸誡啊，莫要把刻字成文，變成了東施效顰的滑稽模樣。若問銘箴創作的真諦，義理精深終恢弘，言簡意賅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