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周立國之初，自上而下，極力推崇恪守道德、禮儀、風度的行為規範，從而產生了誄、碑兩種不同的文章體裁。甚至在當時，凡遇到喪事能夠撰寫誄文，成為了勝任“大夫”職位的官吏，所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
何謂誄呢？《釋名》如此解釋：“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所以，誄就是累述逝者的生前德行，給予記錄並宣揚出來，臆求永垂不朽。夏商之前，類似這種專門為逝者揚名的完整記錄，並沒有流傳下來，所以也就無法考證了。周代伊始，雖然有了誄文形式，但還沒有向下普及到“士”這一級別的官員，甚至像平民或地位較低的人，都不允許給貴族或高級別的人物作誄，並且小輩也不能給長輩書寫誄文。那時候周天子過世，必須說成是“天以誄之”，並且還要到南郊祭祀場地上，宣讀誄文和確定諡號。像這鍾儀式，在當時都是異乎尋常的隆重啊。
據《禮記·檀弓上》記載，春秋時魯莊共（姬同公元前706-662年魯國第16任君主）與宋國在魯地界乘丘打仗。戰場之上，魯莊公因為自己的車駕傾覆，進而責怪駕車者缺乏男人氣概；幾乎同時，兩名駕車戰士為自證勇敢，即刻衝入陣前搏擊而死。事後，魯莊公悔恨錯怪了兩名駕車者，並特別為他倆作誄，如同追諡以示表彰。而這一事例，應是誄應用到“士”階層的發端。
另據《左傳·哀公十六年》記載，孔夫子去世後，魯哀公（姬將公元前?-468年魯國第26任君主）曾作誄文：“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餘一人以在位，煢煢餘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在這其中，像“憖遺”所表達的殷切情愫，而“嗚呼”所倒出的哀歎悲懷，雖算不上誄文中的智慧傑作，卻完全符合此種文體的誌趣格調。
再如《列女傳·賢明》記載，魯國柳下惠的夫人有追憶丈夫的誄文：“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其中的哀憐頌揚之情，真格的溢於言表，雖說屬於遠近聞名的誄文，但弊在韻文過長。
進入漢代之後，在不同程度上，各種文化成果都得到了繼承、恢複和弘大。於西漢時期，為了漢元帝皇後，揚雄所撰寫的《元後誄》，雖說聞名遐邇，但辭令太過冗長。然而，班固在他的《漢書·元後傳》中，隻是摘錄了《元後誄》中的“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幾行字，以至於晉代的摯虞，竟然以為這就是楊雄這篇誄文的全篇了。其實無論如何，凡是用於累述美德、揚名垂世的誄文，怎麽可能隻有寥寥四句呢？到了東漢之際，杜篤（公元?-78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人著名學者）因獄中構思誄文，受到光武帝賞賚，進而盛名一時，像他的《吳漢誄》確實工整優秀，而他的另外作品，卻比較平庸。毋庸諱言，任何人任何時代，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因為皇帝讚賞過誰的一篇文章，隨後竟然連其人其它作品都一樣貴如黃金吧？再比如傅毅，不但才思縝密，而且寫作嚴謹精致，像他的《明帝誄》《北海王誄》等篇，敘述倫次清晰，情節過渡自然。與他們同時代的還有蘇順（東漢文人生卒年不詳字孝山）和崔瑗，都好在作品繁簡得體，敘述事實如同傳記，尤其在辭藻韻律格調上，都具備了誄文的創作天資。隨後，晉代的潘嶽，構思誄文，師承蘇順，猶善於追述悲傷情懷，辭文新穎倍感親切，其名聲若與蘇順相較，已經青出於藍勝於藍也；而其他人物作品，如崔駰的《誄趙》、劉陶（又名偉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東漢末年人物）的《誄黃》，整體作品不但符合法度，而且行文簡明扼要。在魏晉時期，像曹植也享有盛名，而他的誄文，弊在文辭過於繁瑣以及語勢遲緩拖遝，例如在他《文帝誄》的結尾部分，卻用了百餘言來表白自己，這明顯遠離了該文體的傳統意義和根本需求。
若追根溯源，像《詩經·商頌》中《玄鳥》一篇，即是殷代大臣對商王列宗的盛讚，而《詩經·大雅》中《生民》等，則是周朝臣民對祖先美德的頌揚。所以，累述張揚祖宗功德，原本就是詩人一貫使用的體裁。至於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現痛心悲哀的情緒氣氛，則需要因人而異，並且各取所長吧。如傅毅的《北海王誄》有“白日幽光、雰霧杳冥”的句子，用以表現北海王死後“白天都變得晦暗，雲霧更加陰鬱。”如此情緒化的大膽渲染，不但在當時即刻便成了學習榜樣，以至於後來者的類似作品，也就愈發生動感人了。
概括上述誄文的體例製式，大致包括這樣幾個部分：一摘選逝者重要言論，二記錄主要生平事跡，三從頌揚美德開始而到表達哀思結束。在這其中，凡論說逝者的音容笑貌，務求若隱若現，仿佛就在眼前；凡談論生者的傷心悲哀，必定痛不欲生，恰似裂肺撕心……這就是“誄”作為一種文體，所應達到的創作目的和形式要求吧。
何謂碑呢？碑者，埤也。就是說，“碑”原本出自“埤”這個字，而“埤”則是“增益、增加”的意思。
話說三皇五帝時代，為了將祭祀封禪的事情告知蒼天大地，便用堆土樹石作為信物符號；這就是碑的雛形。據《周穆王傳》記載，周穆王曾經在弇山上刻石立木，借以標誌自己所到之處的地點名稱；這是古代碑的實用例證。早些時候，在宗廟門前，一般左右都立著兩根木柱或石柱，其主要用於拴住牲口，並不用於銘刻功績；伴隨金屬禮器使用的逐漸減少，人們逐步開始在過去石柱上刻字留念；這同樣是為了達到永久保存的目的。其實類似的情況，還有墳地的石柱或木樁，原本是幫助下放棺材的支架，以後逐步演變成了刻字紀念的“碑”了。
自東漢之後，方形的石碑和圓形的碣石，開始大行其道。在書寫刻石文字方麵，若論才高八鬥且首屈一指者，當之無愧的必是蔡邕啊。例如他的《太尉楊賜碑》，因為深諳《尚書》中《堯典》《伊訓》等篇章的精髓緊要，故而能夠文體莊重雅致；另外，他的《陳寔碑》《郭泰碑》兩篇，褒揚適度，哀思恰當，不僅逝者即便生者都當之無愧；再者，像《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廣碑》等，人物生平不但脈絡清晰，評說感受更是無不公允。總之，蔡邕的碑文，在敘事上，不但重點突出，而且簡明扼要；在文采上，不僅清晰雅正，而又溫潤光澤；在情理上，更是十分婉轉流暢，完全沒有理屈詞窮的破綻，故而堪稱巧奪天工，即卓爾不群，又渾然天成啊。所以，孔融因為追隨蔡邕，所以在碑文上收獲，尤為突出，像他的《衛尉張儉碑銘》《陳碑》，堪稱義正辭嚴而文采飛揚。孔融在碑文上的造詣，僅次蔡邕。至於之後的孫綽（公元314-371年字興公中都人東晉玄言詩人），自恃文采擲地有聲，也曾撰寫碑誄而名噪一時，像他的《溫嶠碑》《丞相王導碑》《太宰郗監碑》《太尉庾亮碑》等，弊在繁辭太過，枝蔓太多，頗顯蕪雜；唯有《桓彝碑》一篇，思路條理，最為得當。
縱觀書寫碑文的體例，若論風格，確乎應該具備“史家”的才幹。因為，其中“序”的部分，類似人物傳記，而正文部分，恰如“銘”的韻味。所以說碑文的寫作，在陳述美好德行時，需要展示出來風清氣正的華貴，而於追憶曠世功勳中，必須凸顯艱苦卓絕的壯烈。這才是碑文的根本規製所在啊。若論碑文的實質，源頭出自在器物上刻文的習俗，因而銘文與碑文在內容上，其二者本是一脈相承。若究根溯源，其實不難看出，是應為先有了器物上刻字留念的習慣，才後有的樹碑揚名和誄文垂世的追求。因此，若把單純用於歌功頌德的碑文，歸入銘文範疇，並無不可；若把追述逝者的樹碑立傳，歸入誄文範疇，同樣恰如其分吧。
總而言之：追宗懷遠，有賴於碑誄樹立；刻銘頌德，目的在思慕厲行。碑風拂麵如心暖，誄情淒切似裂肝。石墨殘拓仍光彩，逝者風度已茫然！
何謂誄呢？《釋名》如此解釋：“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所以，誄就是累述逝者的生前德行，給予記錄並宣揚出來，臆求永垂不朽。夏商之前，類似這種專門為逝者揚名的完整記錄，並沒有流傳下來，所以也就無法考證了。周代伊始，雖然有了誄文形式，但還沒有向下普及到“士”這一級別的官員，甚至像平民或地位較低的人，都不允許給貴族或高級別的人物作誄，並且小輩也不能給長輩書寫誄文。那時候周天子過世，必須說成是“天以誄之”，並且還要到南郊祭祀場地上，宣讀誄文和確定諡號。像這鍾儀式，在當時都是異乎尋常的隆重啊。
據《禮記·檀弓上》記載，春秋時魯莊共（姬同公元前706-662年魯國第16任君主）與宋國在魯地界乘丘打仗。戰場之上，魯莊公因為自己的車駕傾覆，進而責怪駕車者缺乏男人氣概；幾乎同時，兩名駕車戰士為自證勇敢，即刻衝入陣前搏擊而死。事後，魯莊公悔恨錯怪了兩名駕車者，並特別為他倆作誄，如同追諡以示表彰。而這一事例，應是誄應用到“士”階層的發端。
另據《左傳·哀公十六年》記載，孔夫子去世後，魯哀公（姬將公元前?-468年魯國第26任君主）曾作誄文：“旻天不吊，不憖遺一老。俾屏餘一人以在位，煢煢餘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在這其中，像“憖遺”所表達的殷切情愫，而“嗚呼”所倒出的哀歎悲懷，雖算不上誄文中的智慧傑作，卻完全符合此種文體的誌趣格調。
再如《列女傳·賢明》記載，魯國柳下惠的夫人有追憶丈夫的誄文：“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其中的哀憐頌揚之情，真格的溢於言表，雖說屬於遠近聞名的誄文，但弊在韻文過長。
進入漢代之後，在不同程度上，各種文化成果都得到了繼承、恢複和弘大。於西漢時期，為了漢元帝皇後，揚雄所撰寫的《元後誄》，雖說聞名遐邇，但辭令太過冗長。然而，班固在他的《漢書·元後傳》中，隻是摘錄了《元後誄》中的“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幾行字，以至於晉代的摯虞，竟然以為這就是楊雄這篇誄文的全篇了。其實無論如何，凡是用於累述美德、揚名垂世的誄文，怎麽可能隻有寥寥四句呢？到了東漢之際，杜篤（公元?-78年字季雅京兆杜陵人著名學者）因獄中構思誄文，受到光武帝賞賚，進而盛名一時，像他的《吳漢誄》確實工整優秀，而他的另外作品，卻比較平庸。毋庸諱言，任何人任何時代，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因為皇帝讚賞過誰的一篇文章，隨後竟然連其人其它作品都一樣貴如黃金吧？再比如傅毅，不但才思縝密，而且寫作嚴謹精致，像他的《明帝誄》《北海王誄》等篇，敘述倫次清晰，情節過渡自然。與他們同時代的還有蘇順（東漢文人生卒年不詳字孝山）和崔瑗，都好在作品繁簡得體，敘述事實如同傳記，尤其在辭藻韻律格調上，都具備了誄文的創作天資。隨後，晉代的潘嶽，構思誄文，師承蘇順，猶善於追述悲傷情懷，辭文新穎倍感親切，其名聲若與蘇順相較，已經青出於藍勝於藍也；而其他人物作品，如崔駰的《誄趙》、劉陶（又名偉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東漢末年人物）的《誄黃》，整體作品不但符合法度，而且行文簡明扼要。在魏晉時期，像曹植也享有盛名，而他的誄文，弊在文辭過於繁瑣以及語勢遲緩拖遝，例如在他《文帝誄》的結尾部分，卻用了百餘言來表白自己，這明顯遠離了該文體的傳統意義和根本需求。
若追根溯源，像《詩經·商頌》中《玄鳥》一篇，即是殷代大臣對商王列宗的盛讚，而《詩經·大雅》中《生民》等，則是周朝臣民對祖先美德的頌揚。所以，累述張揚祖宗功德，原本就是詩人一貫使用的體裁。至於如何才能更好地表現痛心悲哀的情緒氣氛，則需要因人而異，並且各取所長吧。如傅毅的《北海王誄》有“白日幽光、雰霧杳冥”的句子，用以表現北海王死後“白天都變得晦暗，雲霧更加陰鬱。”如此情緒化的大膽渲染，不但在當時即刻便成了學習榜樣，以至於後來者的類似作品，也就愈發生動感人了。
概括上述誄文的體例製式，大致包括這樣幾個部分：一摘選逝者重要言論，二記錄主要生平事跡，三從頌揚美德開始而到表達哀思結束。在這其中，凡論說逝者的音容笑貌，務求若隱若現，仿佛就在眼前；凡談論生者的傷心悲哀，必定痛不欲生，恰似裂肺撕心……這就是“誄”作為一種文體，所應達到的創作目的和形式要求吧。
何謂碑呢？碑者，埤也。就是說，“碑”原本出自“埤”這個字，而“埤”則是“增益、增加”的意思。
話說三皇五帝時代，為了將祭祀封禪的事情告知蒼天大地，便用堆土樹石作為信物符號；這就是碑的雛形。據《周穆王傳》記載，周穆王曾經在弇山上刻石立木，借以標誌自己所到之處的地點名稱；這是古代碑的實用例證。早些時候，在宗廟門前，一般左右都立著兩根木柱或石柱，其主要用於拴住牲口，並不用於銘刻功績；伴隨金屬禮器使用的逐漸減少，人們逐步開始在過去石柱上刻字留念；這同樣是為了達到永久保存的目的。其實類似的情況，還有墳地的石柱或木樁，原本是幫助下放棺材的支架，以後逐步演變成了刻字紀念的“碑”了。
自東漢之後，方形的石碑和圓形的碣石，開始大行其道。在書寫刻石文字方麵，若論才高八鬥且首屈一指者，當之無愧的必是蔡邕啊。例如他的《太尉楊賜碑》，因為深諳《尚書》中《堯典》《伊訓》等篇章的精髓緊要，故而能夠文體莊重雅致；另外，他的《陳寔碑》《郭泰碑》兩篇，褒揚適度，哀思恰當，不僅逝者即便生者都當之無愧；再者，像《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廣碑》等，人物生平不但脈絡清晰，評說感受更是無不公允。總之，蔡邕的碑文，在敘事上，不但重點突出，而且簡明扼要；在文采上，不僅清晰雅正，而又溫潤光澤；在情理上，更是十分婉轉流暢，完全沒有理屈詞窮的破綻，故而堪稱巧奪天工，即卓爾不群，又渾然天成啊。所以，孔融因為追隨蔡邕，所以在碑文上收獲，尤為突出，像他的《衛尉張儉碑銘》《陳碑》，堪稱義正辭嚴而文采飛揚。孔融在碑文上的造詣，僅次蔡邕。至於之後的孫綽（公元314-371年字興公中都人東晉玄言詩人），自恃文采擲地有聲，也曾撰寫碑誄而名噪一時，像他的《溫嶠碑》《丞相王導碑》《太宰郗監碑》《太尉庾亮碑》等，弊在繁辭太過，枝蔓太多，頗顯蕪雜；唯有《桓彝碑》一篇，思路條理，最為得當。
縱觀書寫碑文的體例，若論風格，確乎應該具備“史家”的才幹。因為，其中“序”的部分，類似人物傳記，而正文部分，恰如“銘”的韻味。所以說碑文的寫作，在陳述美好德行時，需要展示出來風清氣正的華貴，而於追憶曠世功勳中，必須凸顯艱苦卓絕的壯烈。這才是碑文的根本規製所在啊。若論碑文的實質，源頭出自在器物上刻文的習俗，因而銘文與碑文在內容上，其二者本是一脈相承。若究根溯源，其實不難看出，是應為先有了器物上刻字留念的習慣，才後有的樹碑揚名和誄文垂世的追求。因此，若把單純用於歌功頌德的碑文，歸入銘文範疇，並無不可；若把追述逝者的樹碑立傳，歸入誄文範疇，同樣恰如其分吧。
總而言之：追宗懷遠，有賴於碑誄樹立；刻銘頌德，目的在思慕厲行。碑風拂麵如心暖，誄情淒切似裂肝。石墨殘拓仍光彩，逝者風度已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