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說中，像盤古開天地和神農嚐百草的古典故事，若追問發生的具體年代，不隻是遙不可及，而是已經虛無縹緲了。因此，當我們今天聽到類似這樣一些古代傳說時，經常會忍俊不住想問一句：“書上有記載嗎？”其實，據說在軒轅皇帝時代，便有一個史官名叫倉頡，他的職責就是習文記事。這確實也是十分久遠的事情。
《禮記?曲禮上》中說“史載筆”。那麽“史”為何呢？《白虎通》解釋，史者“使”也。這就是說，“史”等同指使別人去做某件事情的“使”，而“史載筆”的“史”，就是指定專人，執筆站在帝王左右，及時記錄下來帝王的言語和行動。《漢書?藝文誌》上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正因為如此，才分別有了記錄言語的經書《尚書》和記錄行為事件的《春秋》啊。如果例舉此類專門記錄言行的經典，在堯舜時代，像《尚書》中《堯典》《皋陶謨》；在夏商時期，則有《尚書》中的《甘誓》《湯誥》。然而，進入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姬周朝代，因為周武王延續周文王倡導“創新”的弘大誌向，所以從一開始周公姬旦便製定了新的規則：一方麵追溯並區分開夏、商、周的不同曆法，另一方按照春、夏、秋、冬四時季節，以此為時間起始，詳實推算和記錄了言行事件曾經發生的具體年代。與此同時，各諸侯邦國內部，也自設史官，並記錄言行，旨在揚善抑惡，目的青史留名。
自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年?-720年周幽王之子東周第1任君主公元前768-720年在位）開始，姬周朝廷威望逐漸衰退，而諸侯權勢日漸增強。舉國上下，不僅禮儀逐漸鬆散，而且法令製度日漸失序，隨之社會人格及其道德倫理，愈發乖張離奇。因此在春秋末期，才有周遊列國歸來的孔老夫子，一邊歎息王道失落，一邊痛心禮崩樂壞，一邊悲憫斯文墜地，並時常於靜臥之中，哀傷鳳凰不至；於偶或臨街之時，憤懣麒麟不識。於是乎，請教樂師極力整飭《雅》《頌》的音樂，依傍魯國的曆史校對姬周《春秋》。究其目的，是想通過例舉事實經過的得失成敗，得以思辨功過是非的關鍵所在；謀求通過引證生死存亡的前因後果，達到警戒言行的利害根本。所以在《春秋》之中，一字褒獎勝過加官進爵，片言貶斥恰似刀砍斧剁，所謂微言大義而亂臣賊子懼，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孔子裁剪的《春秋》，盡管睿智深邃並寓意深刻，但文辭過於委婉簡短。與孔夫子同時代的左丘明，深諳微言大義的精要，加之熟悉《春秋》內容事件及其因由始終，所以才能夠依傍《春秋》，進一步創作了解釋經文的“傳”這樣一種新穎文體。
何為傳呢？《廣雅》說：傳者轉也。傳包含有轉達的意思，是指將經典文籍中的精微旨意，轉化成為更加通俗明白的文字語言，借以幫助後人對經書的學習和理解。所以說，《左傳》如同聖人經書的翅膀，更是史傳文體中的桂冠。
進入了列國爭雄的戰國時代，因為史官這一職位依然保留著，所以當秦國合並另外七個國家時，每個國家都還有自己的簡牘史冊。又因為這一時期的簡冊，主要記錄當時縱橫捭闔的一些名家策士的言行，所以沒有按照年代時令的順次嚴格記錄。這就是國別體《戰國策》的由來。
漢高祖劉邦，經過多年戰爭，鏟除了贏秦和項羽後，終於建立大漢帝國。漢初，陸賈（約前240-前170年漢初楚國人西漢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稽查這段曆史，獨立完成了《楚漢春秋》。隨後，司馬談（公元前約165-110年太史令太史公左馮翊夏陽人司馬遷之父）則是家傳的於宮廷內書寫史冊，而其子司馬遷繼承父親遺願，致力於甄別曆代帝王將相的業績功勳。如果單論《史記》的文本體例，像其中記述的曆史人物，若與《尚書?堯典》比較，決不能說個個都是聖賢大德；再說其中的義理文辭，若與孔子《春秋》相較，也不可能篇篇堪稱精妙絕倫。顯而易見，司馬遷是效仿《呂氏春秋》中“紀”的方法方式，將記錄帝王的篇籍，統一命名為“本紀”；這樣既能提綱挈領，又適合拓展規模。因此在《史記》中，便以“本紀”記述帝王，用“世家”專門書寫諸侯，而“列傳”描繪投身政權鬥爭的精英豪駿，其他如“八書”講解政策製度，而“十表”則羅列年譜官爵。這一切雖然與以往史書顯著不同，卻把事件時序處理的有條不紊。綜合評價《史記》，不難看出有具有記錄實事求是，而不隱瞞避諱的優點；並有知識淵博雅正，而且具備了宏論善辯的才能；另外，雖有獵奇探幽的擅長，卻又有離經叛道的缺憾；雖然文體層次自有條例，但存在錯落失序的不足。對此，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風安陵人班固班昭班超之父）在他的“史記論”中有過詳細的評價論述。
東漢時期，班固編寫的《漢書》，既是繼承家業，又吸取了前代史家的經驗，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儼然助其成功已經達到了一半。縱觀《漢書》體例，“十誌”內容涉及廣泛，特別是“序”“讚”氣勢恢宏。在整體上，文質彬彬，而且儒雅中正，頗具古典經書信史的遺風。至於世間評價《漢書》，既是尊孔崇經的雅正典範，亦有目錄條例的拓展創新，但疑其有“遺親攘美”的不實罪過，以及“賄賂撰文”的致命瑕疵。類似這樣一些評說觀點及其因由問題，仲長統（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陽郡高平人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在他的《昌言》（此書亡軼）裏，已經有過較為詳細的論證說明。
追溯史傳文體的發展軌跡，亦不難看出：《左傳》在言行記錄上，完全依附《春秋》筆法，隻是在個別地方上添枝加葉；然而，其弊端在於文字簡約不詳，尤其諸多人物氏族的源流背景不作詳解，令人無從知曉，尤其一時難明。自《史記》開始，從本紀到列傳，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開始分類介紹的詳略得當，不但一覽無遺，並且方便閱讀理解，進而成為了紀傳文體的先鋒楷模。
漢惠帝（劉盈公元前210-188年漢高祖劉邦與呂後之子西漢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隨之呂後攝政。針對這段曆史，《史記》中的《呂後本紀》和《漢書》裏的《高後紀》，都明顯違背了古典史書的記錄規則。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自伏羲以至於呂後之間，從沒有聽說過有女人做皇帝。漢代像呂後這樣一種特殊境況，本不應該成為後世效仿的榜樣，更不應該記入史冊內，給予表彰。在《尚書?牧誓》中，周武王就曾有過這樣的誓辭：“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大意：母雞不司晨；母雞司晨，家破人亡。）。另外，《穀梁傳?僖公九年》記載，在葵丘齊桓公與諸侯會盟時，就有“毋使婦人與國事”（禁令女子幹預國政）的誓言。還有當初在秦國，也曾有過秦昭王因為年幼，以至於宣太後主政的故事。毋庸置疑，西漢呂後政治性專權，事實確鑿；對此，無論說成是臨時替代還是階段攝政，都一樣不合乎道理，更不要說樹碑立傳了。到了西漢末年，因為《史記》《漢書》都將呂後列入帝王行列，所以從事曆史記錄工作的張衡，或許受其影響，曾主張將漢元帝的皇後王政君也寫入史書的本紀之中。這簡直就是更加荒謬不堪的事情了。因為惠帝的兒子劉弘，雖然是假冒的皇後兒子，但總是惠帝的後嗣啊。至於孺子劉嬰，雖然年幼，但他才是漢平帝的繼位者。因此，劉弘、劉嬰兩人才應該書入本紀之中，哪有將呂後、元帝皇後載入本紀的道理呢？
記載東漢的史書，起始於劉珍（公元？-約126年又名劉寶南陽郡蔡陽縣人東漢史學家）、李尤（東漢史學家字伯仁廣漢雒人據說司馬相如揚子雲之風拜蘭台令史）等人撰寫的《東觀漢記》；隨後，袁山鬆（又名袁嵩東晉陳郡陽夏人）的《後漢書》以及張瑩（東晉文人）的《後漢南紀》，缺點都在於偏頗失序而不倫不類；再者，便是薛瑩（三國時期吳國官員）的《後漢紀》、謝承（三國時期著名史學家）的《後漢書》，其內容粗糙謬誤且多不可信。於此期間，像司馬彪的《續漢書》詳細緊實，而華嶠（公元?-293年字叔駿平原高唐人西晉學者史學家改《東觀漢記》為《漢後書》時稱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的《後漢書》準確恰當。他倆的作品應是記錄東漢曆史的頂級傑作了。
三國爭雄時期，記載魏蜀吳史跡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孫盛的《魏氏春秋》、魚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傳》、張勃的《吳錄》等，有的言語過激，難以核查證實；有的內容寬泛，找不到中心要點。唯有陳壽（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漢人三國時蜀漢及西晉時著名史學家）的《三國誌》，從文辭記述到論辯義理，都十分融洽和諧。晉代的荀勖和張華，都把《三國誌》與《史記》《漢書》相提並論，並不是過譽啊。
進入晉代之後，設置了著作郎一職，專門從事史書的編撰。陸機的《晉紀》，雖是書寫晉代的開始一段曆史，但並不完備；王韶之（公元380-435年字休泰琅琊臨沂人東晉大臣）的《晉紀》，主要書寫晉未的一段曆史，但卻沒有結尾。再者，像幹寶（公元?-351年字令升祖籍新蔡後遷居海寧東晉文學家史學家）的《晉紀》，在裁剪核定上，確實井然有序；孫盛的《晉陽秋》，不僅簡明扼要，而又重點突出。
追根溯源，最初反映姬周時代的《春秋》，無論經文還是傳文，都有一些比較明確的經典範例，都可以拿來作為這一文章體例的準繩。自《史記》《漢書》之後，固定的範例卻沒有了。到了東晉時代，從鄧粲（生卒年不詳東晉史學家湖南長沙人）編寫《晉紀》開始，又恢複了擬訂範例的自我約束，並且開始拋開漢魏史書鋪張拓展的寬泛格調，進而取法殷周經典而又幹練精微的謹實風格。由此可見，當時僻居長江之南的學者們，已經領會到古典經籍的妙用了。所以，當孫盛（生卒年不詳字安國太原中都人東晉中期史學家名士官員）著手編史時，便開始先立規矩，則完全是取法鄧粲罷了。
毋庸置疑，凡載入史冊的作品文籍，必須熟悉諸子百家的體例風格，才有可能不誤入歧途。那麽其中優秀作品，之所以能夠流傳千古，貴在揭示了世道興衰的征兆表象，並成為後代防患未然的警戒借鑒。因此，每一朝代的史書記傳，無論其為何等體例，必將與日月一樣出沒存生；其所彰顯的英豪才俊及其王霸事業，都必將與天地一般廣大長久。
漢朝立國之初，史官一職，頗顯尊榮。在當時諸侯國及其各州郡的主要言行記錄文本，都必須定時匯集到中央的太史府。隨後，朝廷的史官借此洞察各地方勢力的風聲動向，並為帝王將相提供適時應變的決策信息。另外，太史官還必須查閱館藏的文史資料，並校驗古代的殘櫝敗簡，以求博聞強記，而稽古鑒今。所以說，涉及史書記傳的使用文辭和書寫內容方麵，本來就應該以傳承下來的經書典籍為準繩，至於在史書中規勸警戒的深淺程度把握方麵，更需要效仿並達到聖人賢達的知識水平。所以說，作為一名太史官員，必須由上述的閱曆經驗和知識儲備之後，才有可能據實記錄言行，進而才有可能具備中正評判是非得失的水平能力，從而摒棄並防範虛假不實之詞的泛濫成災。
記載王國家天下的史書，以“記傳”來書寫人物，以“編年”來陳述事端。其中文筆切忌泛泛而談，究其內容必須真實確鑿。但是，如果隨時間距離愈發遙遠，其事實真相必定愈發模糊不清；如果涉及事件愈發繁多，其頭尾路徑必定愈發容易雜亂紛爭。譬如一個曆史事件，其中數人分工不同，如果記錄每個人時都將事件背景交代清楚，必定出現重複累贅；如果局限於某個人一處陳述，又必定有失周全。像這樣一種整體與局部或局部與局部之間的矛盾，如何才能做到恰到好處，既是史書如何處理的難點和關鍵吧。東漢張衡曾經指出，在《史記》《漢書》中都存在不少差錯過失，而晉代的傅玄也曾批評《東觀漢記》中存在累贅煩瑣的不足，其實都是上述關鍵問題沒有處理好造成的。
在史書古籍之中，為什麽存在“年代越久、偽學越多”的問題呢？像《公羊傳·隱公元年》中就說過：“傳聞異辭。”（傳聞的東西往往各異其辭。）同樣，在《荀子·非相》中則說：“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關鍵信息，傳聞越久越簡單，越近越詳細。）據此，亦不難斷定：史書若能夠成為信史，其關鍵就在於寧缺毋濫。然而，世俗習慣追波逐流，而人性時常喜新厭舊，尤其一旦出現了稀奇古怪的東西，世人通常趨之若鶩，沒有多少人會去三思而後行。因此，凡傳聞廣泛的事情，必定流傳越久越廣越稀奇古怪；凡記錄遙遠的東西，必定記錄越細越多越莫名其妙。於是，隨著時間延長，所謂造假偽書，就是因為人們一般熱衷推陳出新，尤其渴望標新立異，所以經常剔除以往史書中公認的事實，反而專門將其間頗多爭議問題，給予穿鑿附會，並且誇大其詞。究其目的，不過就是追求和滿足於別的書本沒有，而唯我獨尊罷了。如此心態和訛傳，以至於以訛傳訛，最終各種各樣謬誤以至於泛濫成災的著書立說的不良風氣，不僅是文藝大廈的蛀蟲蠹瘤，更是文化事業的奸雄公敵。
毋庸諱言，即便就是實時記錄或同時記載的文史典籍，為何也會出現虛假不實的問題呢？隻需舉例說明，即刻昭然若揭吧。在《公羊傳·定公元年》中，針對孔夫子修訂《春秋》時涉及到同時代健在的君主，便存在“定、哀多微辭。”（大致本意：對魯定公和魯哀公的過錯不明說啊。）的缺陷；這既是所謂“背景環境的局限性”，也是在任何時候，針對一些人情世故或說環境利害，所必須要有的理解和尊重啊。然而，關於現實生活中，針對一些尚且權勢聲望俱在的人物或事件，在如何把握記錄尺度上，其實如同民情世俗常態一樣：一是習慣嫌貧樂福，熱衷攀龍附鳳，對於世族大家子弟，即便就是庸才廢物一個，也要極力點睛抹彩；二是習慣輕蔑窮困潦倒的人們，熱心唾棄失敗落魄的人才，即便德藝雙馨而且人格品質異常純潔高尚者，都依然難逃被嘲弄、被奚落甚至被謾罵、被侮辱的人間遭遇。亙古至今，陰陽互懟，季節冷暖；品德優劣，人性善變。這一切原本就是自認而然，應屬於見怪不怪的社會現象吧。所以，實時記錄、同步記載之所以存在敷衍趨勢，甚至還有明顯歪曲事實的問題，與其說是無法逾越的鴻溝，毋寧講一開始便帶上了有色眼鏡吧。
由上可見，凡記載與事實，時間越久必定虛假不實越多，而時間越近也並非越發真實，反而同樣存在歪曲和謬誤的問題。據實而論，在書寫史書中，真正做到了義理中正、剖析周全的應是左丘明，而真正做到尊賢避諱、微言大義的才是孔夫子。因此，杜預在《春秋左氏傳序》中，才會有“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的讚譽。史傳體例，崇尚的是瑕不掩瑜，堅守的是懲惡揚善，而良史之才，貴在中正典雅而且嫉惡如仇。如同農民稼穡，任何時候見到莠草必定鏟除殆盡。唯有如此，才是千秋萬代始終不會改變的規則準繩。至於如何才能做到繁簡適當的方法，再者如何掌握區別真假虛實的要領，還有如何很快理清千頭萬緒的技巧，以及如何找準辨別是非對錯的依據等，像諸多此類的問題，隻要真正明確了史傳的大綱提要，都會迎刃而解。
縱橫比對可知：為一個時代著述立傳的史家使命，如同觀瞻臨摹肖像，一旦傳播四麵八方或流傳萬代千秋後，其究竟屬於似是而非還是惟妙惟肖，則完全任由他人各抒己見，並且一定是互有短長。但是，縱觀秉文弄章之功勳，橫看舞文弄墨之作為，都不會像著述史傳一樣，盡管殫精竭慮而功高蓋世，但卻難免顧此失彼，更無法十全十美。所以司馬遷和班固，雖然已經屬於精通史學的天才大家，但是他們的作品，依然難免遭遇後人的批評譴責。因此，載史立傳，如果不謹小慎微，反而任性胡作非為，無論是作品還是作家的身家性命，都必定危機四伏啊。
總而言之：載入史冊起軒轅，編年敘事首周孔。王朝更迭似輪轉，人子生死如滅燈；成王敗寇任由天，褒貶善惡留人間。義正辭嚴看邱明，南史董狐是秉公。世間興亡多少事，是非功過一字間。
《禮記?曲禮上》中說“史載筆”。那麽“史”為何呢？《白虎通》解釋，史者“使”也。這就是說，“史”等同指使別人去做某件事情的“使”，而“史載筆”的“史”，就是指定專人，執筆站在帝王左右，及時記錄下來帝王的言語和行動。《漢書?藝文誌》上說：“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正因為如此，才分別有了記錄言語的經書《尚書》和記錄行為事件的《春秋》啊。如果例舉此類專門記錄言行的經典，在堯舜時代，像《尚書》中《堯典》《皋陶謨》；在夏商時期，則有《尚書》中的《甘誓》《湯誥》。然而，進入了“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姬周朝代，因為周武王延續周文王倡導“創新”的弘大誌向，所以從一開始周公姬旦便製定了新的規則：一方麵追溯並區分開夏、商、周的不同曆法，另一方按照春、夏、秋、冬四時季節，以此為時間起始，詳實推算和記錄了言行事件曾經發生的具體年代。與此同時，各諸侯邦國內部，也自設史官，並記錄言行，旨在揚善抑惡，目的青史留名。
自周平王（姬宜臼公元年?-720年周幽王之子東周第1任君主公元前768-720年在位）開始，姬周朝廷威望逐漸衰退，而諸侯權勢日漸增強。舉國上下，不僅禮儀逐漸鬆散，而且法令製度日漸失序，隨之社會人格及其道德倫理，愈發乖張離奇。因此在春秋末期，才有周遊列國歸來的孔老夫子，一邊歎息王道失落，一邊痛心禮崩樂壞，一邊悲憫斯文墜地，並時常於靜臥之中，哀傷鳳凰不至；於偶或臨街之時，憤懣麒麟不識。於是乎，請教樂師極力整飭《雅》《頌》的音樂，依傍魯國的曆史校對姬周《春秋》。究其目的，是想通過例舉事實經過的得失成敗，得以思辨功過是非的關鍵所在；謀求通過引證生死存亡的前因後果，達到警戒言行的利害根本。所以在《春秋》之中，一字褒獎勝過加官進爵，片言貶斥恰似刀砍斧剁，所謂微言大義而亂臣賊子懼，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孔子裁剪的《春秋》，盡管睿智深邃並寓意深刻，但文辭過於委婉簡短。與孔夫子同時代的左丘明，深諳微言大義的精要，加之熟悉《春秋》內容事件及其因由始終，所以才能夠依傍《春秋》，進一步創作了解釋經文的“傳”這樣一種新穎文體。
何為傳呢？《廣雅》說：傳者轉也。傳包含有轉達的意思，是指將經典文籍中的精微旨意，轉化成為更加通俗明白的文字語言，借以幫助後人對經書的學習和理解。所以說，《左傳》如同聖人經書的翅膀，更是史傳文體中的桂冠。
進入了列國爭雄的戰國時代，因為史官這一職位依然保留著，所以當秦國合並另外七個國家時，每個國家都還有自己的簡牘史冊。又因為這一時期的簡冊，主要記錄當時縱橫捭闔的一些名家策士的言行，所以沒有按照年代時令的順次嚴格記錄。這就是國別體《戰國策》的由來。
漢高祖劉邦，經過多年戰爭，鏟除了贏秦和項羽後，終於建立大漢帝國。漢初，陸賈（約前240-前170年漢初楚國人西漢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稽查這段曆史，獨立完成了《楚漢春秋》。隨後，司馬談（公元前約165-110年太史令太史公左馮翊夏陽人司馬遷之父）則是家傳的於宮廷內書寫史冊，而其子司馬遷繼承父親遺願，致力於甄別曆代帝王將相的業績功勳。如果單論《史記》的文本體例，像其中記述的曆史人物，若與《尚書?堯典》比較，決不能說個個都是聖賢大德；再說其中的義理文辭，若與孔子《春秋》相較，也不可能篇篇堪稱精妙絕倫。顯而易見，司馬遷是效仿《呂氏春秋》中“紀”的方法方式，將記錄帝王的篇籍，統一命名為“本紀”；這樣既能提綱挈領，又適合拓展規模。因此在《史記》中，便以“本紀”記述帝王，用“世家”專門書寫諸侯，而“列傳”描繪投身政權鬥爭的精英豪駿，其他如“八書”講解政策製度，而“十表”則羅列年譜官爵。這一切雖然與以往史書顯著不同，卻把事件時序處理的有條不紊。綜合評價《史記》，不難看出有具有記錄實事求是，而不隱瞞避諱的優點；並有知識淵博雅正，而且具備了宏論善辯的才能；另外，雖有獵奇探幽的擅長，卻又有離經叛道的缺憾；雖然文體層次自有條例，但存在錯落失序的不足。對此，班彪（公元3-54年字叔皮扶風安陵人班固班昭班超之父）在他的“史記論”中有過詳細的評價論述。
東漢時期，班固編寫的《漢書》，既是繼承家業，又吸取了前代史家的經驗，特別是司馬遷的《史記》，儼然助其成功已經達到了一半。縱觀《漢書》體例，“十誌”內容涉及廣泛，特別是“序”“讚”氣勢恢宏。在整體上，文質彬彬，而且儒雅中正，頗具古典經書信史的遺風。至於世間評價《漢書》，既是尊孔崇經的雅正典範，亦有目錄條例的拓展創新，但疑其有“遺親攘美”的不實罪過，以及“賄賂撰文”的致命瑕疵。類似這樣一些評說觀點及其因由問題，仲長統（公元179-220年字公理山陽郡高平人東漢末年哲學家政論家）在他的《昌言》（此書亡軼）裏，已經有過較為詳細的論證說明。
追溯史傳文體的發展軌跡，亦不難看出：《左傳》在言行記錄上，完全依附《春秋》筆法，隻是在個別地方上添枝加葉；然而，其弊端在於文字簡約不詳，尤其諸多人物氏族的源流背景不作詳解，令人無從知曉，尤其一時難明。自《史記》開始，從本紀到列傳，凡人物祖宗源流及其家庭背景，開始分類介紹的詳略得當，不但一覽無遺，並且方便閱讀理解，進而成為了紀傳文體的先鋒楷模。
漢惠帝（劉盈公元前210-188年漢高祖劉邦與呂後之子西漢第2位皇帝）懦弱而亡，隨之呂後攝政。針對這段曆史，《史記》中的《呂後本紀》和《漢書》裏的《高後紀》，都明顯違背了古典史書的記錄規則。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自伏羲以至於呂後之間，從沒有聽說過有女人做皇帝。漢代像呂後這樣一種特殊境況，本不應該成為後世效仿的榜樣，更不應該記入史冊內，給予表彰。在《尚書?牧誓》中，周武王就曾有過這樣的誓辭：“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大意：母雞不司晨；母雞司晨，家破人亡。）。另外，《穀梁傳?僖公九年》記載，在葵丘齊桓公與諸侯會盟時，就有“毋使婦人與國事”（禁令女子幹預國政）的誓言。還有當初在秦國，也曾有過秦昭王因為年幼，以至於宣太後主政的故事。毋庸置疑，西漢呂後政治性專權，事實確鑿；對此，無論說成是臨時替代還是階段攝政，都一樣不合乎道理，更不要說樹碑立傳了。到了西漢末年，因為《史記》《漢書》都將呂後列入帝王行列，所以從事曆史記錄工作的張衡，或許受其影響，曾主張將漢元帝的皇後王政君也寫入史書的本紀之中。這簡直就是更加荒謬不堪的事情了。因為惠帝的兒子劉弘，雖然是假冒的皇後兒子，但總是惠帝的後嗣啊。至於孺子劉嬰，雖然年幼，但他才是漢平帝的繼位者。因此，劉弘、劉嬰兩人才應該書入本紀之中，哪有將呂後、元帝皇後載入本紀的道理呢？
記載東漢的史書，起始於劉珍（公元？-約126年又名劉寶南陽郡蔡陽縣人東漢史學家）、李尤（東漢史學家字伯仁廣漢雒人據說司馬相如揚子雲之風拜蘭台令史）等人撰寫的《東觀漢記》；隨後，袁山鬆（又名袁嵩東晉陳郡陽夏人）的《後漢書》以及張瑩（東晉文人）的《後漢南紀》，缺點都在於偏頗失序而不倫不類；再者，便是薛瑩（三國時期吳國官員）的《後漢紀》、謝承（三國時期著名史學家）的《後漢書》，其內容粗糙謬誤且多不可信。於此期間，像司馬彪的《續漢書》詳細緊實，而華嶠（公元?-293年字叔駿平原高唐人西晉學者史學家改《東觀漢記》為《漢後書》時稱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的《後漢書》準確恰當。他倆的作品應是記錄東漢曆史的頂級傑作了。
三國爭雄時期，記載魏蜀吳史跡的著作，此起披伏。比如孫盛的《魏氏春秋》、魚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傳》、張勃的《吳錄》等，有的言語過激，難以核查證實；有的內容寬泛，找不到中心要點。唯有陳壽（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安漢人三國時蜀漢及西晉時著名史學家）的《三國誌》，從文辭記述到論辯義理，都十分融洽和諧。晉代的荀勖和張華，都把《三國誌》與《史記》《漢書》相提並論，並不是過譽啊。
進入晉代之後，設置了著作郎一職，專門從事史書的編撰。陸機的《晉紀》，雖是書寫晉代的開始一段曆史，但並不完備；王韶之（公元380-435年字休泰琅琊臨沂人東晉大臣）的《晉紀》，主要書寫晉未的一段曆史，但卻沒有結尾。再者，像幹寶（公元?-351年字令升祖籍新蔡後遷居海寧東晉文學家史學家）的《晉紀》，在裁剪核定上，確實井然有序；孫盛的《晉陽秋》，不僅簡明扼要，而又重點突出。
追根溯源，最初反映姬周時代的《春秋》，無論經文還是傳文，都有一些比較明確的經典範例，都可以拿來作為這一文章體例的準繩。自《史記》《漢書》之後，固定的範例卻沒有了。到了東晉時代，從鄧粲（生卒年不詳東晉史學家湖南長沙人）編寫《晉紀》開始，又恢複了擬訂範例的自我約束，並且開始拋開漢魏史書鋪張拓展的寬泛格調，進而取法殷周經典而又幹練精微的謹實風格。由此可見，當時僻居長江之南的學者們，已經領會到古典經籍的妙用了。所以，當孫盛（生卒年不詳字安國太原中都人東晉中期史學家名士官員）著手編史時，便開始先立規矩，則完全是取法鄧粲罷了。
毋庸置疑，凡載入史冊的作品文籍，必須熟悉諸子百家的體例風格，才有可能不誤入歧途。那麽其中優秀作品，之所以能夠流傳千古，貴在揭示了世道興衰的征兆表象，並成為後代防患未然的警戒借鑒。因此，每一朝代的史書記傳，無論其為何等體例，必將與日月一樣出沒存生；其所彰顯的英豪才俊及其王霸事業，都必將與天地一般廣大長久。
漢朝立國之初，史官一職，頗顯尊榮。在當時諸侯國及其各州郡的主要言行記錄文本，都必須定時匯集到中央的太史府。隨後，朝廷的史官借此洞察各地方勢力的風聲動向，並為帝王將相提供適時應變的決策信息。另外，太史官還必須查閱館藏的文史資料，並校驗古代的殘櫝敗簡，以求博聞強記，而稽古鑒今。所以說，涉及史書記傳的使用文辭和書寫內容方麵，本來就應該以傳承下來的經書典籍為準繩，至於在史書中規勸警戒的深淺程度把握方麵，更需要效仿並達到聖人賢達的知識水平。所以說，作為一名太史官員，必須由上述的閱曆經驗和知識儲備之後，才有可能據實記錄言行，進而才有可能具備中正評判是非得失的水平能力，從而摒棄並防範虛假不實之詞的泛濫成災。
記載王國家天下的史書，以“記傳”來書寫人物，以“編年”來陳述事端。其中文筆切忌泛泛而談，究其內容必須真實確鑿。但是，如果隨時間距離愈發遙遠，其事實真相必定愈發模糊不清；如果涉及事件愈發繁多，其頭尾路徑必定愈發容易雜亂紛爭。譬如一個曆史事件，其中數人分工不同，如果記錄每個人時都將事件背景交代清楚，必定出現重複累贅；如果局限於某個人一處陳述，又必定有失周全。像這樣一種整體與局部或局部與局部之間的矛盾，如何才能做到恰到好處，既是史書如何處理的難點和關鍵吧。東漢張衡曾經指出，在《史記》《漢書》中都存在不少差錯過失，而晉代的傅玄也曾批評《東觀漢記》中存在累贅煩瑣的不足，其實都是上述關鍵問題沒有處理好造成的。
在史書古籍之中，為什麽存在“年代越久、偽學越多”的問題呢？像《公羊傳·隱公元年》中就說過：“傳聞異辭。”（傳聞的東西往往各異其辭。）同樣，在《荀子·非相》中則說：“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關鍵信息，傳聞越久越簡單，越近越詳細。）據此，亦不難斷定：史書若能夠成為信史，其關鍵就在於寧缺毋濫。然而，世俗習慣追波逐流，而人性時常喜新厭舊，尤其一旦出現了稀奇古怪的東西，世人通常趨之若鶩，沒有多少人會去三思而後行。因此，凡傳聞廣泛的事情，必定流傳越久越廣越稀奇古怪；凡記錄遙遠的東西，必定記錄越細越多越莫名其妙。於是，隨著時間延長，所謂造假偽書，就是因為人們一般熱衷推陳出新，尤其渴望標新立異，所以經常剔除以往史書中公認的事實，反而專門將其間頗多爭議問題，給予穿鑿附會，並且誇大其詞。究其目的，不過就是追求和滿足於別的書本沒有，而唯我獨尊罷了。如此心態和訛傳，以至於以訛傳訛，最終各種各樣謬誤以至於泛濫成災的著書立說的不良風氣，不僅是文藝大廈的蛀蟲蠹瘤，更是文化事業的奸雄公敵。
毋庸諱言，即便就是實時記錄或同時記載的文史典籍，為何也會出現虛假不實的問題呢？隻需舉例說明，即刻昭然若揭吧。在《公羊傳·定公元年》中，針對孔夫子修訂《春秋》時涉及到同時代健在的君主，便存在“定、哀多微辭。”（大致本意：對魯定公和魯哀公的過錯不明說啊。）的缺陷；這既是所謂“背景環境的局限性”，也是在任何時候，針對一些人情世故或說環境利害，所必須要有的理解和尊重啊。然而，關於現實生活中，針對一些尚且權勢聲望俱在的人物或事件，在如何把握記錄尺度上，其實如同民情世俗常態一樣：一是習慣嫌貧樂福，熱衷攀龍附鳳，對於世族大家子弟，即便就是庸才廢物一個，也要極力點睛抹彩；二是習慣輕蔑窮困潦倒的人們，熱心唾棄失敗落魄的人才，即便德藝雙馨而且人格品質異常純潔高尚者，都依然難逃被嘲弄、被奚落甚至被謾罵、被侮辱的人間遭遇。亙古至今，陰陽互懟，季節冷暖；品德優劣，人性善變。這一切原本就是自認而然，應屬於見怪不怪的社會現象吧。所以，實時記錄、同步記載之所以存在敷衍趨勢，甚至還有明顯歪曲事實的問題，與其說是無法逾越的鴻溝，毋寧講一開始便帶上了有色眼鏡吧。
由上可見，凡記載與事實，時間越久必定虛假不實越多，而時間越近也並非越發真實，反而同樣存在歪曲和謬誤的問題。據實而論，在書寫史書中，真正做到了義理中正、剖析周全的應是左丘明，而真正做到尊賢避諱、微言大義的才是孔夫子。因此，杜預在《春秋左氏傳序》中，才會有“仲尼素王，丘明素臣。”的讚譽。史傳體例，崇尚的是瑕不掩瑜，堅守的是懲惡揚善，而良史之才，貴在中正典雅而且嫉惡如仇。如同農民稼穡，任何時候見到莠草必定鏟除殆盡。唯有如此，才是千秋萬代始終不會改變的規則準繩。至於如何才能做到繁簡適當的方法，再者如何掌握區別真假虛實的要領，還有如何很快理清千頭萬緒的技巧，以及如何找準辨別是非對錯的依據等，像諸多此類的問題，隻要真正明確了史傳的大綱提要，都會迎刃而解。
縱橫比對可知：為一個時代著述立傳的史家使命，如同觀瞻臨摹肖像，一旦傳播四麵八方或流傳萬代千秋後，其究竟屬於似是而非還是惟妙惟肖，則完全任由他人各抒己見，並且一定是互有短長。但是，縱觀秉文弄章之功勳，橫看舞文弄墨之作為，都不會像著述史傳一樣，盡管殫精竭慮而功高蓋世，但卻難免顧此失彼，更無法十全十美。所以司馬遷和班固，雖然已經屬於精通史學的天才大家，但是他們的作品，依然難免遭遇後人的批評譴責。因此，載史立傳，如果不謹小慎微，反而任性胡作非為，無論是作品還是作家的身家性命，都必定危機四伏啊。
總而言之：載入史冊起軒轅，編年敘事首周孔。王朝更迭似輪轉，人子生死如滅燈；成王敗寇任由天，褒貶善惡留人間。義正辭嚴看邱明，南史董狐是秉公。世間興亡多少事，是非功過一字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