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有文獻中，凡標注“諸子”的作品文籍，一般都是以往蓋棺定論的著名聖賢大德者，用以闡述個人見識和抒發獨自情懷的字詞文句。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魯國大夫叔孫豹（公元前?-537年姬姓叔孫氏名豹諡號穆史稱叔孫穆子或叔孫穆叔）說過一句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普通百姓民眾，慣常群居雜處，日間俗務紛擾，朝夕身心勞頓，一般難言功德揚名。所謂君子，讀書師學，處身立世，時常痛心疾首者，莫過於功德名譽，難以昭彰顯著；其中，唯有睿智聰慧，才華出眾者，著書立說，揚名千載，如日月光輝普照天地。像古時候黃帝的大臣風後、力牧以及商湯的大臣伊尹等人，皆是如此。
上古時代，能夠冠名諸子的名家文言著述，起初都是一些傳說風聞而已。到了戰國年代，才陸續將他們編輯入冊，並開始廣泛永久傳播。據說當初楚國的先人鬻熊已經悟道明哲，周文王曾經向他拜師求教，這段佳話後來記載於《鬻子》一書中。《鬻子》應是最早把“子”寫入書本標題的文集。春秋時，周王朝的官吏李伯陽（姓李名耳諡聃故稱老聃）熟悉古代禮儀，孔子曾經專門登門拜訪。所以冠名《老子》的一書，旨在詮釋道德理念，曆來位居諸子百家之首。其實，由曆史故事來看。鬻熊隻應算是周文王的朋友，而李耳隻能屬於孔子的老師。他們彼此之間，作為同時代的聖賢名人，都有各自著述的作品。他們的作品，或稱為“經”，或稱為“子”，其實質性地位和性質並不完全等同。
到了戰國時代，當七國爭雄激戰正酣，各式各樣英雄豪傑蜂擁而出。孟軻秉承儒家風範，宣揚克己複禮；莊周仰仗道風仙骨，號召自由翱翔；墨翟堅守節儉兼愛，實踐摩頂放踵；尹文（公元前約360-280年齊國人）思辨名實相副，熱衷無為自治；野老（六國時齊楚隱士著有農書）專注天時地利，擅長經濟農耕；鄒衍奢談陰陽五行，謀求驚世駭俗；申不害以及商鞅，推行刑法理政；鬼穀子鼓動喉舌，喜談縱橫捭闔；屍佼善於博采眾長，探尋時空宇宙；青史子（傳說晉國史官董狐後裔）稗官風俗，記載街談巷議。繼此往後，或師承，或依附以上類別門派的文集雜書，真的數不勝數啊。而他們中的名人大家都能夠仰仗一技之長，不僅高官厚祿，並且炫耀一時。
秦國一統天下後，秦始皇強暴專橫，雖然焚書殆盡，但“諸子”文集，卻很少波及。漢朝立國後，漢成帝（劉驁公元前51年-前7年西漢第12位皇帝）特別關注古書遺存，曾經詔令劉向校勘，而由劉歆繼承父業，終成《七略》7卷。《七略》可謂九流薈萃，其中冠名“諸子”者，已達180餘家。步入魏晉以來，類似諸子一樣的精辟言論，雖然間或出現，但其中夾雜太多迂闊不實的東西，甚至紛繁蕪雜，而且瑣碎不堪。若將他們匯集一起，充箱被軫，車不勝載。
縱觀秦朝之後的諸子篇籍，盡管數量很多，但總結他們的主題內容，都是一再闡述道德禮儀，甚至都離不開國家民眾的治理話題。若對他們進行歸類，均可以隸屬《五經》的枝蔓罷了。所以，其中內容雅正者必定合乎經書法度，而雜亂無章者必定離經叛道。例如現在《禮記》中的《月令》一篇，明顯取法《呂氏春秋》的“紀”；而《禮記》中《三年問》一篇，意旨荀子《禮論》。這一些都是合乎經書法度者。再如《莊子?內篇?逍遙遊》中“湯之問棘”已存在“鯤鵬展翅九萬裏”，而《列子?湯問》裏“湯之問革”則見“蚊睫有雷霆之聲”；在《莊子?雜篇?陽則》中出現了“蝸牛兩角爭鬥死屍萬計”的無限誇張，而《列子?湯問》裏便有“愚公移山”“龍伯跨海”的極度奇談；另外，還有《淮南子?天文訓》中，更有共工與顓頊爭鬥，共工頭創不周山，使天傾地陷的詭異說法。這一些都屬於離經叛道的雜亂無章了。所以說，人們為什麽有的把諸子百家視為荒誕不經之說，確實有原因和理由吧。
毋庸諱言，在商代闡明“易理”的《歸藏經》中，也講述了許多神奇古怪的故事，像後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既然古典經書尚且如此，按說不應該求全責備於諸子。但是，像《商君書?勒令》中的“六虱”說以及《韓非子》的《五蠹》，顯然都是公開唾棄孝悌仁義的道德價值了。所以說，仰觀商君車裂而死，俯察韓非吞藥而亡，也不是沒有一定原因的啊。再者，像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孤犢未曾有母”等，他自以為智巧善辯，其實質上並不合乎常理。所以，公子牟說他目光局限，更不是隨便妄議吧。
另據《漢書?宣元六王傳》記載，漢成帝時，東平王曾經向朝廷借閱“諸子”和《史記》，卻遭到了拒絕。分析其中原因，根本在於《史記》中確實存在太多的兵法權謀，而“諸子”裏則夾雜更多詭辯狡詐之術。所以說，博學多聞的人們，當研究諸子百家時，應該抓住其主旨綱要，不單是欣賞裏麵優美典雅的花朵果實，還要自覺摒棄中間奸邪惡嗅的色彩氣味。唯有具備這樣一種區別對待的嚴謹、清醒和自覺，才能成就聖賢學者的達觀、格物和致知。
在諸子百家之中，像《孟子》《荀子》的言論，貴在義理中正而文辭典雅；《管子》《晏子》的篇籍，精在事實明確而語言簡練；《列子》文書，誌氣軒昂而寓言奇妙；《鄒子》談天，心鶩八極而言辭鑿鑿；《墨子》《隨巢子》，語義坦蕩而言辭質樸；《屍子》《尉繚子》，義理通達而論說略拙；《鶡冠子》道元氣而述天文，環環相扣且意味深長；《鬼穀子》德變化而數陰陽，細致入微且靈活機智；《文子》（文子姓辛氏號計然生卒年不詳道家祖師與孔子同時）博采論道，敘述簡潔而闡明緊要；《尹文子》辯刑名，尤為精妙；《慎子》析法理，名噪稷下；《韓非子》思慮縝密，例舉生動而深刻；《呂覽》遠見卓識，體係龐大而周全；《淮南子》兼容並蓄，辭藻繁華而文采絢爛。這一些既是他們思想精華之所在，也是他們語言風格的大概吧。至於其他者，如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揚雄的《法言》、劉向的《說苑》、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等等，有的敘述經典思想，有的闡明政治權術；有的雖然標題為“論”，但內容還是隸屬諸子範疇。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諸子”篇籍，所涉獵的通常是比較廣泛的事物義理，而“論”的焦點，一般隻是針對某一事物或者諸多事務中某一方麵的論證說明。所以說，凡上麵波及到諸多方麵的個性化觀點論說，還是歸入“諸子”較為合適。
追根溯源，春秋晚期在六國前後，因為距離聖賢大德較近，所以頻繁出現的諸子名家，他們各自尚且可以特立獨行，因而不僅能夠高談闊論，並且能夠自立門戶。然而，兩漢以後，所謂“諸子”的品格氣勢都趨於微弱衰退，盡管儒道日漸分明而百家綱舉目張，但是後繼者慣常攀附依仗而已，再難獨樹一幟了。這就是遠近文化風氣的顯著變化，又怎能不讓人唏噓感歎啊！伴隨世道變遷和命運多舛，諸子著書立說的宏大誌向，難道隻能取法古道心腸，千載之後真的不可能再出現了嗎？大千世界，人間萬象，譬如金子和玉石，即便已經粉身碎骨，但其名氣聲望不應該隨之消亡啊。
總而言之：大丈夫出身立世，恃才懷寶，特立獨行。思辨萬物，雕飾文章；俯仰天地，心鶩宇宙。如若品德立言，恪守悟道授業；任由門戶林立，敢言盜亦有道乎。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載，魯國大夫叔孫豹（公元前?-537年姬姓叔孫氏名豹諡號穆史稱叔孫穆子或叔孫穆叔）說過一句話：“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普通百姓民眾，慣常群居雜處，日間俗務紛擾，朝夕身心勞頓，一般難言功德揚名。所謂君子，讀書師學，處身立世，時常痛心疾首者，莫過於功德名譽，難以昭彰顯著；其中，唯有睿智聰慧，才華出眾者，著書立說，揚名千載，如日月光輝普照天地。像古時候黃帝的大臣風後、力牧以及商湯的大臣伊尹等人，皆是如此。
上古時代，能夠冠名諸子的名家文言著述，起初都是一些傳說風聞而已。到了戰國年代，才陸續將他們編輯入冊，並開始廣泛永久傳播。據說當初楚國的先人鬻熊已經悟道明哲，周文王曾經向他拜師求教，這段佳話後來記載於《鬻子》一書中。《鬻子》應是最早把“子”寫入書本標題的文集。春秋時，周王朝的官吏李伯陽（姓李名耳諡聃故稱老聃）熟悉古代禮儀，孔子曾經專門登門拜訪。所以冠名《老子》的一書，旨在詮釋道德理念，曆來位居諸子百家之首。其實，由曆史故事來看。鬻熊隻應算是周文王的朋友，而李耳隻能屬於孔子的老師。他們彼此之間，作為同時代的聖賢名人，都有各自著述的作品。他們的作品，或稱為“經”，或稱為“子”，其實質性地位和性質並不完全等同。
到了戰國時代，當七國爭雄激戰正酣，各式各樣英雄豪傑蜂擁而出。孟軻秉承儒家風範，宣揚克己複禮；莊周仰仗道風仙骨，號召自由翱翔；墨翟堅守節儉兼愛，實踐摩頂放踵；尹文（公元前約360-280年齊國人）思辨名實相副，熱衷無為自治；野老（六國時齊楚隱士著有農書）專注天時地利，擅長經濟農耕；鄒衍奢談陰陽五行，謀求驚世駭俗；申不害以及商鞅，推行刑法理政；鬼穀子鼓動喉舌，喜談縱橫捭闔；屍佼善於博采眾長，探尋時空宇宙；青史子（傳說晉國史官董狐後裔）稗官風俗，記載街談巷議。繼此往後，或師承，或依附以上類別門派的文集雜書，真的數不勝數啊。而他們中的名人大家都能夠仰仗一技之長，不僅高官厚祿，並且炫耀一時。
秦國一統天下後，秦始皇強暴專橫，雖然焚書殆盡，但“諸子”文集，卻很少波及。漢朝立國後，漢成帝（劉驁公元前51年-前7年西漢第12位皇帝）特別關注古書遺存，曾經詔令劉向校勘，而由劉歆繼承父業，終成《七略》7卷。《七略》可謂九流薈萃，其中冠名“諸子”者，已達180餘家。步入魏晉以來，類似諸子一樣的精辟言論，雖然間或出現，但其中夾雜太多迂闊不實的東西，甚至紛繁蕪雜，而且瑣碎不堪。若將他們匯集一起，充箱被軫，車不勝載。
縱觀秦朝之後的諸子篇籍，盡管數量很多，但總結他們的主題內容，都是一再闡述道德禮儀，甚至都離不開國家民眾的治理話題。若對他們進行歸類，均可以隸屬《五經》的枝蔓罷了。所以，其中內容雅正者必定合乎經書法度，而雜亂無章者必定離經叛道。例如現在《禮記》中的《月令》一篇，明顯取法《呂氏春秋》的“紀”；而《禮記》中《三年問》一篇，意旨荀子《禮論》。這一些都是合乎經書法度者。再如《莊子?內篇?逍遙遊》中“湯之問棘”已存在“鯤鵬展翅九萬裏”，而《列子?湯問》裏“湯之問革”則見“蚊睫有雷霆之聲”；在《莊子?雜篇?陽則》中出現了“蝸牛兩角爭鬥死屍萬計”的無限誇張，而《列子?湯問》裏便有“愚公移山”“龍伯跨海”的極度奇談；另外，還有《淮南子?天文訓》中，更有共工與顓頊爭鬥，共工頭創不周山，使天傾地陷的詭異說法。這一些都屬於離經叛道的雜亂無章了。所以說，人們為什麽有的把諸子百家視為荒誕不經之說，確實有原因和理由吧。
毋庸諱言，在商代闡明“易理”的《歸藏經》中，也講述了許多神奇古怪的故事，像後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既然古典經書尚且如此，按說不應該求全責備於諸子。但是，像《商君書?勒令》中的“六虱”說以及《韓非子》的《五蠹》，顯然都是公開唾棄孝悌仁義的道德價值了。所以說，仰觀商君車裂而死，俯察韓非吞藥而亡，也不是沒有一定原因的啊。再者，像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孤犢未曾有母”等，他自以為智巧善辯，其實質上並不合乎常理。所以，公子牟說他目光局限，更不是隨便妄議吧。
另據《漢書?宣元六王傳》記載，漢成帝時，東平王曾經向朝廷借閱“諸子”和《史記》，卻遭到了拒絕。分析其中原因，根本在於《史記》中確實存在太多的兵法權謀，而“諸子”裏則夾雜更多詭辯狡詐之術。所以說，博學多聞的人們，當研究諸子百家時，應該抓住其主旨綱要，不單是欣賞裏麵優美典雅的花朵果實，還要自覺摒棄中間奸邪惡嗅的色彩氣味。唯有具備這樣一種區別對待的嚴謹、清醒和自覺，才能成就聖賢學者的達觀、格物和致知。
在諸子百家之中，像《孟子》《荀子》的言論，貴在義理中正而文辭典雅；《管子》《晏子》的篇籍，精在事實明確而語言簡練；《列子》文書，誌氣軒昂而寓言奇妙；《鄒子》談天，心鶩八極而言辭鑿鑿；《墨子》《隨巢子》，語義坦蕩而言辭質樸；《屍子》《尉繚子》，義理通達而論說略拙；《鶡冠子》道元氣而述天文，環環相扣且意味深長；《鬼穀子》德變化而數陰陽，細致入微且靈活機智；《文子》（文子姓辛氏號計然生卒年不詳道家祖師與孔子同時）博采論道，敘述簡潔而闡明緊要；《尹文子》辯刑名，尤為精妙；《慎子》析法理，名噪稷下；《韓非子》思慮縝密，例舉生動而深刻；《呂覽》遠見卓識，體係龐大而周全；《淮南子》兼容並蓄，辭藻繁華而文采絢爛。這一些既是他們思想精華之所在，也是他們語言風格的大概吧。至於其他者，如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揚雄的《法言》、劉向的《說苑》、王符的《潛夫論》、崔寔的《政論》、仲長統的《昌言》、杜夷的《幽求子》等等，有的敘述經典思想，有的闡明政治權術；有的雖然標題為“論”，但內容還是隸屬諸子範疇。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諸子”篇籍，所涉獵的通常是比較廣泛的事物義理，而“論”的焦點，一般隻是針對某一事物或者諸多事務中某一方麵的論證說明。所以說，凡上麵波及到諸多方麵的個性化觀點論說，還是歸入“諸子”較為合適。
追根溯源，春秋晚期在六國前後，因為距離聖賢大德較近，所以頻繁出現的諸子名家，他們各自尚且可以特立獨行，因而不僅能夠高談闊論，並且能夠自立門戶。然而，兩漢以後，所謂“諸子”的品格氣勢都趨於微弱衰退，盡管儒道日漸分明而百家綱舉目張，但是後繼者慣常攀附依仗而已，再難獨樹一幟了。這就是遠近文化風氣的顯著變化，又怎能不讓人唏噓感歎啊！伴隨世道變遷和命運多舛，諸子著書立說的宏大誌向，難道隻能取法古道心腸，千載之後真的不可能再出現了嗎？大千世界，人間萬象，譬如金子和玉石，即便已經粉身碎骨，但其名氣聲望不應該隨之消亡啊。
總而言之：大丈夫出身立世，恃才懷寶，特立獨行。思辨萬物，雕飾文章；俯仰天地，心鶩宇宙。如若品德立言，恪守悟道授業；任由門戶林立，敢言盜亦有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