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經？聖人先哲揭示“三才”存在道理的言論，被稱為“經”。
什麽是論呢？解釋“經”的內涵意旨，或述說“經”的道理來由的言談話語，被稱為“論”。
所謂“論”，從字形意義上講，就是“倫”，即條理、次序，若進一步解釋，就是如何按照上下、左右、前後的順序進行排列組合，才能夠條理清晰，才合乎道理規矩。所以說，隻要世間道德倫理不出現失序混亂，聖人先哲的經典論斷，永遠都不會陳舊過時。時至於今，經書典籍並不是廢紙一張，更不是爛書一堆，反而一如既往地總會劫難重生，不但熠熠生輝，而且處於混亂紛爭年代，能夠指導撥亂反正，於百廢待興之際，可以引領走向光明。否則，何談文化的價值？何為文明進步的意義？何來文藝複興的呼喚呢？
憶往昔，在孔夫子整理經典之際，他日常講評道理的聲音，即便僅是隻言片語，也都被門生弟子記錄了下來。孔門弟子們按照天尊地卑和人間論理，裁定簡牘短長，並將孔夫子曾經的言論歸集成冊，並冠名《論語》。而《論語》則是將“論”字列入文集目錄名稱的開始，過去並沒有先例。至於《太公六韜》中第一篇《霸典文論》和第二篇《文師武論》，應該是後人加上的篇名。如果查驗以往冠名“論”的文體格式及其內容剛要，其實枝蔓繽紛，並不完全統一，反而歧義較多。在他們中間，有的評價政治，與議和說的文體雷同；有的闡釋經典，與傳和注的體例類似；有的辨別曆史脈絡得失，與讚和評齊頭並進；有的解說文章成因思路，與序和引相輔相成。
針對上述在不同文體名稱之下，作者必須要特別注意的寫作要點，概括而言，“議”要恰當適宜，“說”要打動人心；“傳”是轉達師說，“注”是校對解釋；“讚”表示熱情支持，“評”執著中正合理；“序”為了清晰思路，“引”為了補充完整。如果能夠把這八個方麵全部覆蓋過來，那麽針對某種道理的論述，完全能夠做到透徹清楚吧。所以說，論就是“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大意是：通過廣泛的引證和評價，來論說某一方麵的道德真理）。
如果例舉以往用“論”命名的經典作品，像莊周的《齊物論》，就是以論為篇名；而《呂氏春秋》的六論，即《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赫然如是。進入漢代之後，西漢宣帝在石渠閣，東漢章帝在白虎觀，都曾經把當時的博士名家召集起來，共同研討聖人言論和六藝經書，目的為了統一思想認識高度，謀求在知識口徑上自上而下保持一致。所以說，當時集會中記錄他們評價論說的《石渠閣論》（大部遺失）和《白虎通德論》，均屬於“論”文體例中“正經”的典範了。至於班彪的《王命論》、嚴尤（字伯石與王莽共讀於長安敦學坊）的《三將軍論》，敘述人物故事簡潔，言論高調胸懷豁達，則屬於偏重“史傳”的論文體例。
曹魏黃初（公元220-226年魏文帝曹丕年號共計7年）前後，社會崇尚名家和法家，熱衷以名責實，所謂“信賞必罰”蔚然成風。因此，傅嘏（公元209-255年字蘭石或昭先北地泥陽人）和王粲的論文，辨別名實道理，十分嚴謹縝密。到了正始（公元240年-249年4月曹魏君主曹芳年號共計10年）初年，社會氛圍鼓動複古文化，表麵上貫徹正經名實，實際上隻是照本宣科，本質上已經虛偽至極。因此何晏等人專注談玄論道，玄學風氣逐步炙熱起來。於是，老聃、莊周的自由玄虛學說塵囂其上，與孔孟之道分庭抗禮，並且難分仲伯。詳細比較這一時期的論文，譬如傅嘏的《才性論》、王粲的《去伐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夏侯玄的《本無論》、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論》等，他們不僅師承經典，而且內存獨到見解；不僅隸屬脫穎而出，尚且文體極其精道。所以，這一時期他們的作品堪稱論文中的精英和奇葩。另外，像李康（字蕭遠三國魏中山人性耿介不合流俗）的《運命論》，雖類似王充《論衡》中《逢遇》《累害》《命祿》等十餘篇的內容，但文采超過了《論衡》；陸機的《辨亡論》，摹仿賈誼的《過秦論》，雖然沒能超越他，卻依然是優秀作品啊。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論文，思想敏銳的近乎神奇，而王衍、裴頠等人的作品，在“有”與“無”的哲學思辨方麵，不但名噪一時，而且揚名後世。然而，單論“有”與“無”的爭執因果，堅守“有”者，止步於外在形式上的功用得失；堅守“無”者，迷戀寂寞聊賴下的自由自在。他們針尖對麥芒，偏執爭鋒，莫終於是，其實都不屬於論經說道的光明大道。因為像他們那種苦思冥想的樣子，尤其是窮極一生鑽研不止的玩意兒，難道追求的就是皈依佛學智慧極致的境界嗎？東晉偏安江左，朝堂上下，究其言論所及，唯剩下老莊玄學而已。這裏麵雖然出現了點滴新奇話語，亦不過都是老調重彈罷了。
除卻上述論文內容格調之外，再有就是張衡的《譏世論》，其言語口氣，更像嬉戲搞笑；而孔融的《孝廉論》，也隻是戲說嘲弄一番；再有曹植的《辨道論》，簡直就像照抄書本。類似這樣一些態度根本不端正，完全屬於不正經的言論，隻是貌似論文而已。
羅列和瀏覽上述論文體例之後，再看論文一般必須要講究的中正，就是針對某一方麵道理，任何能夠稱得上是“經說聖言”者，都要給予十分明確的是非、曲直、對錯、善惡、得失、優劣的評價。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首先，對於道德知識的規矩方圓，必須給予窮極思慮、探幽訪微、由淺入深的刻苦鑽研，也就是事前要做到心中有數；其次，對於抽象空洞、晦澀難懂、深淺不一的言論說辭，努力做到相互印證、觸類旁通和深入淺出。由此創作的論文，亦如編製捕捉思想精華的漁網，又如製造衡量世間萬物的秤砣，故有疏而不漏的妙用，更有舉重若輕的功德。所以論文，貴在圓潤通達而幹淨利落，切忌支離破碎而枝蔓叢生；貴在嚴絲合縫而滴水不漏，忌諱固執偏頗而掛一漏萬；貴在運籌帷幄而防患未然，禁忌疏忽大意而授人權柄。所以說，書寫論文如同劈柴，不但要明確樹木的紋理和品性，還要量力而行。因為劈柴時，刀斧鋒利而身強力壯者，可以不顧木質紋理，攔腰將其斬斷。所以有一些善言狡辯者，盡管離經叛道，一樣可以舌如巧簧，不但振振有詞，並且頭頭是道。像這樣的論文，即便縝密乖巧，如若查驗其始終軌跡，必定虛妄不實而禍害四方。因此，所謂“仁義君子”知識通達的必定是天下人性共同的心願和誌向，又怎能歪曲事實而杜撰違背倫理道德的論文呢？至於專注於詮釋經典字詞的論文，雖然通常都看似支離破碎，其實把他們聚合起來，隻要與原文宗旨不離不棄，仍視為論文體例吧。比如秦延君（名恭西漢學者）僅是注釋《尚書?堯典》的“堯典”二字，就用了十多萬字；另外，還有一個朱普（字公文西漢學者）解釋《尚書》，其字數超過了三十萬。如此繁瑣的注解，不僅讓通達學者厭煩不堪，更讓所有讀者望而卻步啊。然而，例如毛亨的《毛詩詁訓傳》、孔安國的《尚書傳》、鄭玄的《三禮注》、王弼的《周易注》等，注釋不但簡明扼要，而且義理通達精妙，應是這一類文體的傑作和榜樣。
何為說呢？說者，悅也。在《易?說卦》中，兌為巫為口舌；由此，引申“說”的本意，就是借助言語來打動別人，或者用語言取悅對方。毋庸諱言，從來過度取悅別人的話語，一定變得虛偽不實啊。所以《尚書?舜典》記載，舜帝不但對於阿諛的言行十分厭惡，而且特別警覺，並給予嚴加防範。若舉例說辭的典範，像伊尹因論說烹飪調味，一舉功名殷商；而周初薑子牙的巧言釣魚，更是威名四方；再有燭之武的說服秦穆公，得以保全鄭國；還有端木賜的慫恿齊攻吳國，僥幸魯國避禍。置身戰國時代，列國圖存爭雄，所謂巧言善辯者，如同雨後春筍，不但拔地而起，而且層出不窮。所以亂世梟雄爭先恐後，其中陰謀詭計無不使用到極致，甚至於勾心鬥角唯恐措手不及。譬如鬼穀子《轉丸》專門傳授說辭之乖巧機智，而其《飛鉗》謀求陰謀陽謀更加精道微妙。於是乎，一人之詭辯，重於九鼎七簋之寶器；三寸不爛之舌，勝過百萬甲胄之雄師。所以才有那會兒獨特奇葩的曆史人物，例如蘇秦腰纏六國相印，隻因連橫抗秦；而像張儀落袋秦王五邑，僅為遠交近攻。漢朝穩固之後，辯士說客失去了用武之地。因為前有酈食其被齊王田廣烹殺，後有蒯通險些投入劉邦湯鍋。朝堂之上，盡管還有陸賈辯說威名遠揚，張釋擅長附會迎合，杜欽巧於察言觀色，樓護樂於鼓動唇舌。但是，像他們一夥人隻能屈伸帝王玉階之前，行走於王公大臣坐席之間，隻能夠敷衍趨勢而隨聲附和，沒有誰膽敢於逆流爭鋒，更無力於扭轉乾坤了。
依據上述曆史事實可知，“說”貴在事隨境遷，不但要察言觀色，而且還要隨機應變，更必須審時度勢以便於張弛適度。但是“說”不僅僅指鼓動喉舌，也包括文筆書寫。例如範睢的《獻書昭王》和李斯的《諫逐客書》，都是慷慨激言而直抒胸臆，雖然違背帝王意願，反而功成名就。這就是“說”這種文體在上書進言中的最佳典範了。至於其他，如西漢鄒陽勸說吳王以及上書梁王，因為言語委婉而情真意切，雖然身處逆境，卻有驚無險。又如東漢馮衍進言鮑永和通信鄧禹，不但事實不清而且不分輕重緩急，雖然用心良苦，卻備受冷落。所以，“說”不管屬於言辭話語或者就是書寫成文，其關鍵在於應急務實，並且需要合情合理。隻有深諳“說”的環境條件和關鍵因素後，才有可能進退自如，“進”可以功成名就，“退”能夠暢懷自在。除外一些特殊情況，像故意欺騙迷惑敵人等，通常的“說”務必恪守“忠”“信”的品德。因為唯有披肝瀝膽的話語和機敏洋溢的文辭，才是這種體例的根本啊。然而，關於“說”這種文體，陸機在他的《文賦》中指出：“說煒曄以譎誑。”（大意是：用漂亮話達到欺騙目的）像這樣一類的宣教，實屬謬論，必定誤人子弟啊。
總而言之：一般言談話語必須要有理有據，專門講述理由和特別說明依據的就是論說。談天說地無極限，大小遠近有區間；陰陽莫測有似無，神出鬼沒隱如現。若問論說何所用，恰似飛鉗鎖喉咽。
什麽是論呢？解釋“經”的內涵意旨，或述說“經”的道理來由的言談話語，被稱為“論”。
所謂“論”，從字形意義上講，就是“倫”，即條理、次序，若進一步解釋，就是如何按照上下、左右、前後的順序進行排列組合，才能夠條理清晰，才合乎道理規矩。所以說，隻要世間道德倫理不出現失序混亂，聖人先哲的經典論斷，永遠都不會陳舊過時。時至於今，經書典籍並不是廢紙一張，更不是爛書一堆，反而一如既往地總會劫難重生，不但熠熠生輝，而且處於混亂紛爭年代，能夠指導撥亂反正，於百廢待興之際，可以引領走向光明。否則，何談文化的價值？何為文明進步的意義？何來文藝複興的呼喚呢？
憶往昔，在孔夫子整理經典之際，他日常講評道理的聲音，即便僅是隻言片語，也都被門生弟子記錄了下來。孔門弟子們按照天尊地卑和人間論理，裁定簡牘短長，並將孔夫子曾經的言論歸集成冊，並冠名《論語》。而《論語》則是將“論”字列入文集目錄名稱的開始，過去並沒有先例。至於《太公六韜》中第一篇《霸典文論》和第二篇《文師武論》，應該是後人加上的篇名。如果查驗以往冠名“論”的文體格式及其內容剛要，其實枝蔓繽紛，並不完全統一，反而歧義較多。在他們中間，有的評價政治，與議和說的文體雷同；有的闡釋經典，與傳和注的體例類似；有的辨別曆史脈絡得失，與讚和評齊頭並進；有的解說文章成因思路，與序和引相輔相成。
針對上述在不同文體名稱之下，作者必須要特別注意的寫作要點，概括而言，“議”要恰當適宜，“說”要打動人心；“傳”是轉達師說，“注”是校對解釋；“讚”表示熱情支持，“評”執著中正合理；“序”為了清晰思路，“引”為了補充完整。如果能夠把這八個方麵全部覆蓋過來，那麽針對某種道理的論述，完全能夠做到透徹清楚吧。所以說，論就是“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大意是：通過廣泛的引證和評價，來論說某一方麵的道德真理）。
如果例舉以往用“論”命名的經典作品，像莊周的《齊物論》，就是以論為篇名；而《呂氏春秋》的六論，即《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赫然如是。進入漢代之後，西漢宣帝在石渠閣，東漢章帝在白虎觀，都曾經把當時的博士名家召集起來，共同研討聖人言論和六藝經書，目的為了統一思想認識高度，謀求在知識口徑上自上而下保持一致。所以說，當時集會中記錄他們評價論說的《石渠閣論》（大部遺失）和《白虎通德論》，均屬於“論”文體例中“正經”的典範了。至於班彪的《王命論》、嚴尤（字伯石與王莽共讀於長安敦學坊）的《三將軍論》，敘述人物故事簡潔，言論高調胸懷豁達，則屬於偏重“史傳”的論文體例。
曹魏黃初（公元220-226年魏文帝曹丕年號共計7年）前後，社會崇尚名家和法家，熱衷以名責實，所謂“信賞必罰”蔚然成風。因此，傅嘏（公元209-255年字蘭石或昭先北地泥陽人）和王粲的論文，辨別名實道理，十分嚴謹縝密。到了正始（公元240年-249年4月曹魏君主曹芳年號共計10年）初年，社會氛圍鼓動複古文化，表麵上貫徹正經名實，實際上隻是照本宣科，本質上已經虛偽至極。因此何晏等人專注談玄論道，玄學風氣逐步炙熱起來。於是，老聃、莊周的自由玄虛學說塵囂其上，與孔孟之道分庭抗禮，並且難分仲伯。詳細比較這一時期的論文，譬如傅嘏的《才性論》、王粲的《去伐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夏侯玄的《本無論》、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論》等，他們不僅師承經典，而且內存獨到見解；不僅隸屬脫穎而出，尚且文體極其精道。所以，這一時期他們的作品堪稱論文中的精英和奇葩。另外，像李康（字蕭遠三國魏中山人性耿介不合流俗）的《運命論》，雖類似王充《論衡》中《逢遇》《累害》《命祿》等十餘篇的內容，但文采超過了《論衡》；陸機的《辨亡論》，摹仿賈誼的《過秦論》，雖然沒能超越他，卻依然是優秀作品啊。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論文，思想敏銳的近乎神奇，而王衍、裴頠等人的作品，在“有”與“無”的哲學思辨方麵，不但名噪一時，而且揚名後世。然而，單論“有”與“無”的爭執因果，堅守“有”者，止步於外在形式上的功用得失；堅守“無”者，迷戀寂寞聊賴下的自由自在。他們針尖對麥芒，偏執爭鋒，莫終於是，其實都不屬於論經說道的光明大道。因為像他們那種苦思冥想的樣子，尤其是窮極一生鑽研不止的玩意兒，難道追求的就是皈依佛學智慧極致的境界嗎？東晉偏安江左，朝堂上下，究其言論所及，唯剩下老莊玄學而已。這裏麵雖然出現了點滴新奇話語，亦不過都是老調重彈罷了。
除卻上述論文內容格調之外，再有就是張衡的《譏世論》，其言語口氣，更像嬉戲搞笑；而孔融的《孝廉論》，也隻是戲說嘲弄一番；再有曹植的《辨道論》，簡直就像照抄書本。類似這樣一些態度根本不端正，完全屬於不正經的言論，隻是貌似論文而已。
羅列和瀏覽上述論文體例之後，再看論文一般必須要講究的中正，就是針對某一方麵道理，任何能夠稱得上是“經說聖言”者，都要給予十分明確的是非、曲直、對錯、善惡、得失、優劣的評價。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首先，對於道德知識的規矩方圓，必須給予窮極思慮、探幽訪微、由淺入深的刻苦鑽研，也就是事前要做到心中有數；其次，對於抽象空洞、晦澀難懂、深淺不一的言論說辭，努力做到相互印證、觸類旁通和深入淺出。由此創作的論文，亦如編製捕捉思想精華的漁網，又如製造衡量世間萬物的秤砣，故有疏而不漏的妙用，更有舉重若輕的功德。所以論文，貴在圓潤通達而幹淨利落，切忌支離破碎而枝蔓叢生；貴在嚴絲合縫而滴水不漏，忌諱固執偏頗而掛一漏萬；貴在運籌帷幄而防患未然，禁忌疏忽大意而授人權柄。所以說，書寫論文如同劈柴，不但要明確樹木的紋理和品性，還要量力而行。因為劈柴時，刀斧鋒利而身強力壯者，可以不顧木質紋理，攔腰將其斬斷。所以有一些善言狡辯者，盡管離經叛道，一樣可以舌如巧簧，不但振振有詞，並且頭頭是道。像這樣的論文，即便縝密乖巧，如若查驗其始終軌跡，必定虛妄不實而禍害四方。因此，所謂“仁義君子”知識通達的必定是天下人性共同的心願和誌向，又怎能歪曲事實而杜撰違背倫理道德的論文呢？至於專注於詮釋經典字詞的論文，雖然通常都看似支離破碎，其實把他們聚合起來，隻要與原文宗旨不離不棄，仍視為論文體例吧。比如秦延君（名恭西漢學者）僅是注釋《尚書?堯典》的“堯典”二字，就用了十多萬字；另外，還有一個朱普（字公文西漢學者）解釋《尚書》，其字數超過了三十萬。如此繁瑣的注解，不僅讓通達學者厭煩不堪，更讓所有讀者望而卻步啊。然而，例如毛亨的《毛詩詁訓傳》、孔安國的《尚書傳》、鄭玄的《三禮注》、王弼的《周易注》等，注釋不但簡明扼要，而且義理通達精妙，應是這一類文體的傑作和榜樣。
何為說呢？說者，悅也。在《易?說卦》中，兌為巫為口舌；由此，引申“說”的本意，就是借助言語來打動別人，或者用語言取悅對方。毋庸諱言，從來過度取悅別人的話語，一定變得虛偽不實啊。所以《尚書?舜典》記載，舜帝不但對於阿諛的言行十分厭惡，而且特別警覺，並給予嚴加防範。若舉例說辭的典範，像伊尹因論說烹飪調味，一舉功名殷商；而周初薑子牙的巧言釣魚，更是威名四方；再有燭之武的說服秦穆公，得以保全鄭國；還有端木賜的慫恿齊攻吳國，僥幸魯國避禍。置身戰國時代，列國圖存爭雄，所謂巧言善辯者，如同雨後春筍，不但拔地而起，而且層出不窮。所以亂世梟雄爭先恐後，其中陰謀詭計無不使用到極致，甚至於勾心鬥角唯恐措手不及。譬如鬼穀子《轉丸》專門傳授說辭之乖巧機智，而其《飛鉗》謀求陰謀陽謀更加精道微妙。於是乎，一人之詭辯，重於九鼎七簋之寶器；三寸不爛之舌，勝過百萬甲胄之雄師。所以才有那會兒獨特奇葩的曆史人物，例如蘇秦腰纏六國相印，隻因連橫抗秦；而像張儀落袋秦王五邑，僅為遠交近攻。漢朝穩固之後，辯士說客失去了用武之地。因為前有酈食其被齊王田廣烹殺，後有蒯通險些投入劉邦湯鍋。朝堂之上，盡管還有陸賈辯說威名遠揚，張釋擅長附會迎合，杜欽巧於察言觀色，樓護樂於鼓動唇舌。但是，像他們一夥人隻能屈伸帝王玉階之前，行走於王公大臣坐席之間，隻能夠敷衍趨勢而隨聲附和，沒有誰膽敢於逆流爭鋒，更無力於扭轉乾坤了。
依據上述曆史事實可知，“說”貴在事隨境遷，不但要察言觀色，而且還要隨機應變，更必須審時度勢以便於張弛適度。但是“說”不僅僅指鼓動喉舌，也包括文筆書寫。例如範睢的《獻書昭王》和李斯的《諫逐客書》，都是慷慨激言而直抒胸臆，雖然違背帝王意願，反而功成名就。這就是“說”這種文體在上書進言中的最佳典範了。至於其他，如西漢鄒陽勸說吳王以及上書梁王，因為言語委婉而情真意切，雖然身處逆境，卻有驚無險。又如東漢馮衍進言鮑永和通信鄧禹，不但事實不清而且不分輕重緩急，雖然用心良苦，卻備受冷落。所以，“說”不管屬於言辭話語或者就是書寫成文，其關鍵在於應急務實，並且需要合情合理。隻有深諳“說”的環境條件和關鍵因素後，才有可能進退自如，“進”可以功成名就，“退”能夠暢懷自在。除外一些特殊情況，像故意欺騙迷惑敵人等，通常的“說”務必恪守“忠”“信”的品德。因為唯有披肝瀝膽的話語和機敏洋溢的文辭，才是這種體例的根本啊。然而，關於“說”這種文體，陸機在他的《文賦》中指出：“說煒曄以譎誑。”（大意是：用漂亮話達到欺騙目的）像這樣一類的宣教，實屬謬論，必定誤人子弟啊。
總而言之：一般言談話語必須要有理有據，專門講述理由和特別說明依據的就是論說。談天說地無極限，大小遠近有區間；陰陽莫測有似無，神出鬼沒隱如現。若問論說何所用，恰似飛鉗鎖喉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