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天下的帝王，一言九鼎，神聖無比。他們慣常無言端莊於寶座之上，而指令一樣可以傳遍四麵八方。這難道就是詔策的功用嗎？
古代帝王，像軒轅黃帝以及唐堯和虞舜，他們下達的指令，被稱為“命”。命的本意，是形成萬物個性的根本。在夏商周三代時，命兼有誥和誓的作用，就像《甘誓》《湯誥》。其實，誓用於訓導軍隊，而誥是頒布政令。之所以用“命”來指代誥誓，寓意是上天的指令。所以，命還用於授官、晉爵和賜姓。又如《周易》中的《姤?象》有“後以施命誥四方”（帝王發布命令傳達四方）。所以“誥命”是鼓動廣大民眾，亦如乾上巽下的“姤”卦，就是吹拂天下的大風啊。到了七國爭雄的戰國時期，“命、誥、誓”統稱為令。而“令”的意思就是“使”，即指示或指派別人去做某事。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把過去的“命”又改稱為“製”。漢朝立國之初，朝廷規範禮儀法規，便將“命”劃分為四種規格：一是策書，二是製書，三是詔書，四是戒敕。“敕”是下達到州、部一級的警戒指令；“詔”是告知朝廷百官；“製”是施政或赦免的命令；“策”是加封權貴諸侯。單在詔策文本形式的細節方麵，一般“策”記載於簡牘之上，而“製”書寫於絲絹麻布，用於決斷和裁定；“詔”是宣讀告知，而“敕”屬於行政文書，像勒令停止、改正或繼續等，需要嚴格落實和絕對執行。《詩經?小雅?出車》上說：“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不是不想回家啊，記錄在案的令人生畏。）；《周易?節卦?象辭》有言：“君子以製數度”（君子以裁定數理識別萬物）；《周禮?秋官?司盟》中講：“北麵詔明神”（麵朝北詔告日月山川神明）；《尚書?虞書?益稷》裏有：“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聽從上天的敕令，隻爭朝夕又要居安思危啊。）像這一些“簡、製、詔、敕”都是在經書典籍中的使用例證。至於政治權術中所謂的“遠詔近命”（告知遠方的用詔令而就近命令要麵喻），則是沿襲了秦朝的製度。然而，誠如《禮記?緇衣》中講的：“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其大致意思講的是：帝王麵對麵說的話如果就是青絲，當等到傳出宮廷之外卻變成了麻繩。所以在帝王一言九鼎的王朝中，宮廷內外，任何人言論詔令的上傳下達，都務必時刻警戒謹慎啊。
在《尚書?舜典》中記載舜帝說過：“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指派你專門負責上傳下達言語信息，不分晝夜傳達我的命令。）而在《詩經?大雅?烝民》中，周宣王誇讚卿士仲山甫為：“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作為上傳下達的國家大臣，忠實的如同帝王喉舌。）
到了兩漢時期，無論自上而下的誥，還是自下而上的詔，有了專門負責轉達的官員，這就是尚書的職責。進入這一時期，皇帝的一言一行不僅變得舉足輕重，而且動輒記入史冊，真的變成了金口玉言、駟馬難追啊。正因為如此，淮南王劉安因為博學多識，漢武帝在與他通信時，據說事前還特別讓司馬相如為他斟酌草稿；又因隴山之西的隗囂手下集聚了很多文士，以至於漢武帝每次批複或發往隴右的文書，都需要格外謹慎小心。像這樣一些故事，不僅在當時傳為佳話美談，對於後來者，依然很值得謹慎學習和時刻警惕啊。如果查驗漢文帝、景帝時期的詔誥文書，明顯會感到浮淺幼稚。然而漢武帝時，因為皇帝本人就特別尊崇儒家，故在文書言辭上，頗顯深邃奧妙。譬如漢武帝策封齊王劉閎、燕王劉旦、廣陵王劉胥的文書，類似《尚書》中的訓和典，尤其裏麵勸誡的知識淵博，並且道理適當雅正，堪稱後世的楷模。另外，像漢武帝在《賜嚴助書》中，一邊批評他不願意在宮廷內工作是鬧情緒，一邊又滿足了他回故鄉做地方官的心願，類似這樣詔誥充分體現了古代聖賢帝王對人才的恩愛珍惜。至於其他帝王情況，例如漢宣帝在與太原大守陳遂的通信中，盡管上麵赫然蓋有玉璽印章，但裏麵竟然提到“我給你的權勢俸祿可以抵償當年我欠下的賭債了吧”。如此調侃，或許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君主對故舊老友的珍惜厚愛吧。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於撥亂反正之後，盡管對傳統文化讚賞有加，但他個人在言行舉止上，卻過於輕率任性，甚至有時偏頗的已經過分了。例如在《敕鄧禹》中，漢光武帝劉秀說：“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司徒不但是唐堯，還消滅了壞蛋夏桀。）；另外，他在《璽書賜侯霸》中說：“黃鉞一下無處所。”（隻要黃鉞一下，腦袋可就搬家了。）像這樣一類詔誥敕令，不但不合體統，而且就是擾亂法度啊。當東漢進入明帝、章帝時代，由於他們推崇儒學，所以雅正的詔策間或湧現。但在安帝、和帝期間，卻因政治鬆懈渙散，以至於管理禮儀的尚書省官員自身水平都太差，甚至每次頒布詔策，還要請外人代筆。東漢末年建安時節，不僅是文藝繁盛，就連詔策文也容光煥發。例如潘勖的《冊魏公九錫文》，十足高雅而又飄逸超群；衛覬的《為漢帝禪位魏王詔》，其中彰顯符瑞，尤其耀眼炫目，足以歎為觀止。魏晉以後，朝廷頒布詔策都由中書省承擔，魏國的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東漢末年舉孝廉入仕投奔曹操曆任參軍事主簿記室）和西晉的張華，都曾擔任過中書監。所以他們那時候的敕書詔策，曾經聞名遐邇。在這一期間，魏文帝曹丕的詔書，雖然以辭義的宏偉壯觀而聞名於世，但他在給征南將軍夏侯尚詔書中卻說：“作威作福，殺人活人。”（若想作威作福就要殺敵人而活自己），這或許應算是智者萬慮必有一失吧。東晉以來，唯有晉明帝重視弘揚文化。所以溫嶠因為文筆清新，而晉升中書省任職。至此以後，像古代朝廷一貫堅守的謹嚴詔策製度，逐漸淡薄殆盡。
毋庸諱言，隻要帝王崇尚神聖尊嚴，而且言行必一，即便端坐高堂之上，依然可以明察秋毫，並能夠隨時詔誥天下。在如此情況下，其諸侯百官必定望風聽命，反而更加謹慎小心，務必依法言行。與此同時，周邊萬邦屬國，才能夠真正敬畏信服，才有可能出現積極性合作。所以，古代的選賢擇能，特別在加官晉爵時，皇恩或朝廷的詔策作用，如同日月光輝一樣，將他們的俊才賢德大白於天下；而頒發的褒獎文書以及封官簡策，就像春風化雨一般，滋潤培育賢才德能的土壤；至於警戒敕文和勸慰詔誥，恰似群星閃爍的光華，讓人們知道誰暗誰明；另外，還有部隊命令和軍事戰書，則要有雷霆萬鈞的聲勢；而撫恤災難或赦免罪責，同樣需要春天雨露般的溫暖；至於嚴懲不貸或信賞必罰，確實需要秋天寒霜樣的殘酷。這一切就是詔策文體的大致分類和寫作要點吧。
除外上述情況，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為警戒作用的敕文，還有一種在詔策中屬於臨時起意或急需使用的類型。例如《穆天子傳·卷一》中記載：“丙寅，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其大意是講：丙寅日，天子讓隨行官員核查禮品器物，並讓正公大臣郊父製定敕令章法。這裏所說的大概就屬於一種應急使用的戒敕文吧。魏武帝曹操曾經說過，敕戒命令必須針對具體事務，並且絕對不能違背，這不僅是懂得敕戒文的剛要，也是通曉軍政管理的關鍵啊。到了晉武帝司馬炎時，竟然把敕戒文當成了警戒官吏的通用文告。例如裏麵不僅教導都督如何帶兵，而且提醒州牧督查手下官員，還有警戒郡守體恤百姓疾苦，甚至命令各級將領加強邊防等等，類似這樣一些文書敕令，簡直如同古代訓典，可謂包羅萬象了。
其實，若單論“戒”，其本義應該是“慎”，而不完全等同禁止和嚴懲。《尚書?大禹謨》中夏禹有一句話：“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根據前後文，其意大致是：針對懂得規矩的人們要用讚美，來戒備他們犯錯誤；而對不懂規矩的人們，必須要用威望予以征服。）其實，凡人世間，對“君、父、師”三者恩德的報答，即沒有條件可講，更沒有極限要求。《國語?晉語一》記載：“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也就是這個意思。比如漢高祖的《手敕太子》和東方朔的《誡子》，他們作為臨終前的遺書，其表達內容基本一致。自東漢馬援的《戒兄子嚴敦書》以後，宦官名仕之中逐漸出現了祖訓家戒。例如班昭的《女戒》7篇，足以堪稱所有家庭教育的傅母和女性教師了。
那麽何為“教”呢？教者效也，就是比較而效仿，也指講出來讓大家跟著學習或照著樣子去做。在《尚書?舜典》中，舜帝的司徒契提出了一個“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學說。所以，後來的王侯大臣，凡傳播這樣五種德行的也稱作“教”。西漢鄭弘任南陽太守時，他撰寫的教化政令（遺失而內容不詳），因為道理清楚明白，曾被後世稱頌。漢末孔融做北海相時，像他的《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一文，雖然文辭寫得雅麗，但實際治理效果據說很差，這是教令與現實不相符的例子吧。再如諸葛亮的《答蔣琬教》《教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等，內容詳約適當；庾翼的《與僚屬教》等，態度明朗果斷。他們都是道理講述得當而文辭中肯，應屬於優秀的教令了。像他們這樣一些在義理和文辭上都十分中正的教誨，應該是這種文體的佼佼者。在上述“教”的文體之後，還有一種喜好言論“命”的文體。例如《詩經?大雅?大明》上有一句話：“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意：文王稱帝，係天命所在。）由此可見，自古以來明確各自的“命”，其實非常重要。但是，《周禮?地官?師氏》中卻說：“師氏掌以媺詔王。”其大意是講：掌握教育的官員要將美德詔誥君王。由此可見，那會兒下級官吏，也可以如同古代上天一樣詔誥君王啊。所以說，人們一旦開始重視詔誥文書，反而一定會不再敬畏尊崇天命。這也正是古今世間的一大變數啊。
總而言之：皇天後土統治天下，依靠的是發號施令，而世間民眾敬畏詔誥，務必謹嚴還要堅決執行。君王禁忌絲言聲麻，民生才能如影隨形。普照大地有詔誥，滋潤萬物是敕教；義理升騰辭化雨，君臨上界自重明。
古代帝王，像軒轅黃帝以及唐堯和虞舜，他們下達的指令，被稱為“命”。命的本意，是形成萬物個性的根本。在夏商周三代時，命兼有誥和誓的作用，就像《甘誓》《湯誥》。其實，誓用於訓導軍隊，而誥是頒布政令。之所以用“命”來指代誥誓，寓意是上天的指令。所以，命還用於授官、晉爵和賜姓。又如《周易》中的《姤?象》有“後以施命誥四方”（帝王發布命令傳達四方）。所以“誥命”是鼓動廣大民眾，亦如乾上巽下的“姤”卦，就是吹拂天下的大風啊。到了七國爭雄的戰國時期，“命、誥、誓”統稱為令。而“令”的意思就是“使”，即指示或指派別人去做某事。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把過去的“命”又改稱為“製”。漢朝立國之初，朝廷規範禮儀法規，便將“命”劃分為四種規格：一是策書，二是製書，三是詔書，四是戒敕。“敕”是下達到州、部一級的警戒指令；“詔”是告知朝廷百官；“製”是施政或赦免的命令；“策”是加封權貴諸侯。單在詔策文本形式的細節方麵，一般“策”記載於簡牘之上，而“製”書寫於絲絹麻布，用於決斷和裁定；“詔”是宣讀告知，而“敕”屬於行政文書，像勒令停止、改正或繼續等，需要嚴格落實和絕對執行。《詩經?小雅?出車》上說：“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不是不想回家啊，記錄在案的令人生畏。）；《周易?節卦?象辭》有言：“君子以製數度”（君子以裁定數理識別萬物）；《周禮?秋官?司盟》中講：“北麵詔明神”（麵朝北詔告日月山川神明）；《尚書?虞書?益稷》裏有：“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聽從上天的敕令，隻爭朝夕又要居安思危啊。）像這一些“簡、製、詔、敕”都是在經書典籍中的使用例證。至於政治權術中所謂的“遠詔近命”（告知遠方的用詔令而就近命令要麵喻），則是沿襲了秦朝的製度。然而，誠如《禮記?緇衣》中講的：“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其大致意思講的是：帝王麵對麵說的話如果就是青絲，當等到傳出宮廷之外卻變成了麻繩。所以在帝王一言九鼎的王朝中，宮廷內外，任何人言論詔令的上傳下達，都務必時刻警戒謹慎啊。
在《尚書?舜典》中記載舜帝說過：“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指派你專門負責上傳下達言語信息，不分晝夜傳達我的命令。）而在《詩經?大雅?烝民》中，周宣王誇讚卿士仲山甫為：“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作為上傳下達的國家大臣，忠實的如同帝王喉舌。）
到了兩漢時期，無論自上而下的誥，還是自下而上的詔，有了專門負責轉達的官員，這就是尚書的職責。進入這一時期，皇帝的一言一行不僅變得舉足輕重，而且動輒記入史冊，真的變成了金口玉言、駟馬難追啊。正因為如此，淮南王劉安因為博學多識，漢武帝在與他通信時，據說事前還特別讓司馬相如為他斟酌草稿；又因隴山之西的隗囂手下集聚了很多文士，以至於漢武帝每次批複或發往隴右的文書，都需要格外謹慎小心。像這樣一些故事，不僅在當時傳為佳話美談，對於後來者，依然很值得謹慎學習和時刻警惕啊。如果查驗漢文帝、景帝時期的詔誥文書，明顯會感到浮淺幼稚。然而漢武帝時，因為皇帝本人就特別尊崇儒家，故在文書言辭上，頗顯深邃奧妙。譬如漢武帝策封齊王劉閎、燕王劉旦、廣陵王劉胥的文書，類似《尚書》中的訓和典，尤其裏麵勸誡的知識淵博，並且道理適當雅正，堪稱後世的楷模。另外，像漢武帝在《賜嚴助書》中，一邊批評他不願意在宮廷內工作是鬧情緒，一邊又滿足了他回故鄉做地方官的心願，類似這樣詔誥充分體現了古代聖賢帝王對人才的恩愛珍惜。至於其他帝王情況，例如漢宣帝在與太原大守陳遂的通信中，盡管上麵赫然蓋有玉璽印章，但裏麵竟然提到“我給你的權勢俸祿可以抵償當年我欠下的賭債了吧”。如此調侃，或許從另一個側麵反映了君主對故舊老友的珍惜厚愛吧。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於撥亂反正之後，盡管對傳統文化讚賞有加，但他個人在言行舉止上，卻過於輕率任性，甚至有時偏頗的已經過分了。例如在《敕鄧禹》中，漢光武帝劉秀說：“司徒堯也，亡賊桀也。”（司徒不但是唐堯，還消滅了壞蛋夏桀。）；另外，他在《璽書賜侯霸》中說：“黃鉞一下無處所。”（隻要黃鉞一下，腦袋可就搬家了。）像這樣一類詔誥敕令，不但不合體統，而且就是擾亂法度啊。當東漢進入明帝、章帝時代，由於他們推崇儒學，所以雅正的詔策間或湧現。但在安帝、和帝期間，卻因政治鬆懈渙散，以至於管理禮儀的尚書省官員自身水平都太差，甚至每次頒布詔策，還要請外人代筆。東漢末年建安時節，不僅是文藝繁盛，就連詔策文也容光煥發。例如潘勖的《冊魏公九錫文》，十足高雅而又飄逸超群；衛覬的《為漢帝禪位魏王詔》，其中彰顯符瑞，尤其耀眼炫目，足以歎為觀止。魏晉以後，朝廷頒布詔策都由中書省承擔，魏國的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東漢末年舉孝廉入仕投奔曹操曆任參軍事主簿記室）和西晉的張華，都曾擔任過中書監。所以他們那時候的敕書詔策，曾經聞名遐邇。在這一期間，魏文帝曹丕的詔書，雖然以辭義的宏偉壯觀而聞名於世，但他在給征南將軍夏侯尚詔書中卻說：“作威作福，殺人活人。”（若想作威作福就要殺敵人而活自己），這或許應算是智者萬慮必有一失吧。東晉以來，唯有晉明帝重視弘揚文化。所以溫嶠因為文筆清新，而晉升中書省任職。至此以後，像古代朝廷一貫堅守的謹嚴詔策製度，逐漸淡薄殆盡。
毋庸諱言，隻要帝王崇尚神聖尊嚴，而且言行必一，即便端坐高堂之上，依然可以明察秋毫，並能夠隨時詔誥天下。在如此情況下，其諸侯百官必定望風聽命，反而更加謹慎小心，務必依法言行。與此同時，周邊萬邦屬國，才能夠真正敬畏信服，才有可能出現積極性合作。所以，古代的選賢擇能，特別在加官晉爵時，皇恩或朝廷的詔策作用，如同日月光輝一樣，將他們的俊才賢德大白於天下；而頒發的褒獎文書以及封官簡策，就像春風化雨一般，滋潤培育賢才德能的土壤；至於警戒敕文和勸慰詔誥，恰似群星閃爍的光華，讓人們知道誰暗誰明；另外，還有部隊命令和軍事戰書，則要有雷霆萬鈞的聲勢；而撫恤災難或赦免罪責，同樣需要春天雨露般的溫暖；至於嚴懲不貸或信賞必罰，確實需要秋天寒霜樣的殘酷。這一切就是詔策文體的大致分類和寫作要點吧。
除外上述情況，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為警戒作用的敕文，還有一種在詔策中屬於臨時起意或急需使用的類型。例如《穆天子傳·卷一》中記載：“丙寅，子屬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憲。”其大意是講：丙寅日，天子讓隨行官員核查禮品器物，並讓正公大臣郊父製定敕令章法。這裏所說的大概就屬於一種應急使用的戒敕文吧。魏武帝曹操曾經說過，敕戒命令必須針對具體事務，並且絕對不能違背，這不僅是懂得敕戒文的剛要，也是通曉軍政管理的關鍵啊。到了晉武帝司馬炎時，竟然把敕戒文當成了警戒官吏的通用文告。例如裏麵不僅教導都督如何帶兵，而且提醒州牧督查手下官員，還有警戒郡守體恤百姓疾苦，甚至命令各級將領加強邊防等等，類似這樣一些文書敕令，簡直如同古代訓典，可謂包羅萬象了。
其實，若單論“戒”，其本義應該是“慎”，而不完全等同禁止和嚴懲。《尚書?大禹謨》中夏禹有一句話：“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根據前後文，其意大致是：針對懂得規矩的人們要用讚美，來戒備他們犯錯誤；而對不懂規矩的人們，必須要用威望予以征服。）其實，凡人世間，對“君、父、師”三者恩德的報答，即沒有條件可講，更沒有極限要求。《國語?晉語一》記載：“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也就是這個意思。比如漢高祖的《手敕太子》和東方朔的《誡子》，他們作為臨終前的遺書，其表達內容基本一致。自東漢馬援的《戒兄子嚴敦書》以後，宦官名仕之中逐漸出現了祖訓家戒。例如班昭的《女戒》7篇，足以堪稱所有家庭教育的傅母和女性教師了。
那麽何為“教”呢？教者效也，就是比較而效仿，也指講出來讓大家跟著學習或照著樣子去做。在《尚書?舜典》中，舜帝的司徒契提出了一個“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學說。所以，後來的王侯大臣，凡傳播這樣五種德行的也稱作“教”。西漢鄭弘任南陽太守時，他撰寫的教化政令（遺失而內容不詳），因為道理清楚明白，曾被後世稱頌。漢末孔融做北海相時，像他的《告高密縣立鄭公鄉教》一文，雖然文辭寫得雅麗，但實際治理效果據說很差，這是教令與現實不相符的例子吧。再如諸葛亮的《答蔣琬教》《教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等，內容詳約適當；庾翼的《與僚屬教》等，態度明朗果斷。他們都是道理講述得當而文辭中肯，應屬於優秀的教令了。像他們這樣一些在義理和文辭上都十分中正的教誨，應該是這種文體的佼佼者。在上述“教”的文體之後，還有一種喜好言論“命”的文體。例如《詩經?大雅?大明》上有一句話：“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意：文王稱帝，係天命所在。）由此可見，自古以來明確各自的“命”，其實非常重要。但是，《周禮?地官?師氏》中卻說：“師氏掌以媺詔王。”其大意是講：掌握教育的官員要將美德詔誥君王。由此可見，那會兒下級官吏，也可以如同古代上天一樣詔誥君王啊。所以說，人們一旦開始重視詔誥文書，反而一定會不再敬畏尊崇天命。這也正是古今世間的一大變數啊。
總而言之：皇天後土統治天下，依靠的是發號施令，而世間民眾敬畏詔誥，務必謹嚴還要堅決執行。君王禁忌絲言聲麻，民生才能如影隨形。普照大地有詔誥，滋潤萬物是敕教；義理升騰辭化雨，君臨上界自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