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時正位者，稱為天樞，即北極星；所謂地利者，凡麵對南方則為正大光明。
《尚書·虞書·益稷》記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萬人邦國的黎民百姓，共同擁戴賢德者擔當帝王大臣，其中的帝王必定是天時地利的人間尤物。）因此，作為言道的經書和述德的緯書，在他們裏麵怎麽能不記載皇天後土的功德偉績呢？
“籙圖”上有這樣的說法：“顫顫巍巍，紛紛揚揚，萬物在變化中得以生長。”這裏麵所描繪的模樣，就是世間一切合乎道德的萬千物種在成長壯大的自然過程啊。所以“丹書”上才有這樣的顯示：“人情欲望必須因循道德數理才會旺盛吉利，若將道德理論故意扭曲，而去迎合人情欲望，必定危機凶險。”這就是人世間最需要警惕戒備的真諦。而這裏麵所謂“警惕戒備”者，就是要尊崇“順道合德”的文化風貌，唯有虔誠信奉這種文化風貌者，才能“道德化生”達到極致，最終成就一位偉大帝王。
《史記·封禪書》中引用管仲的話說過，古代有七十二位君王，都曾經親臨“封泰山禪梁父”的盛大典禮。究其行為的臆念和索求，就是要將他們崇尚敬畏的某種文化符號，通過封禪來昭告天地人間罷了。
傳說黃帝在世時，天地之間奇異現象頻繁發生，地出大蚓，鳳凰降臨，於是軒轅黃帝將赫赫功績銘刻在高山之上，還在荊山之下采銅鑄鼎紀念。帝王虞舜也曾經定時巡查祭祀山嶽，他的這些事跡見於《尚書·舜典》。西周時，周成王和周康王都舉行過郊祭的封禪典禮，這在《樂緯·動聲儀》中有所記載。春秋時的齊桓公，不但稱霸諸侯，而且覬覦王位，他也曾想去封泰山禪梁父，卻被他的宰相管仲勸阻了。管仲阻止的理由是，古代凡進行封禪的帝王，不僅是具備了王霸業績即可，還必須於天地間出現祥瑞符讖才行。由此可知，封禪中之所以還要使用玉牒金版，就是表明像這樣一種盛大儀式隻適用於“配天地應時命”的皇帝身上啊。至於管仲在勸阻齊桓公封禪時，還講到東海的比目魚和西部的比翼鳥，以及北部的黍禾大豐收，南方出現了三脊稻等，都不過是世間功德事業繁榮景色而已，並不全是福瑞讖緯之象。
論說封禪的書籍，像司馬遷《史記》“八書”之一的《封禪書》，不僅是詳細闡述了封禪的曆史淵源和具體過程，並且凸顯了作為祭祀的封禪典禮所包含的特殊意義。所以，在整個封禪過程中，尤其在刻石上公開銘文以及於玉牒金版上秘密祝辭等，都是封禪典禮上最為神奇壯觀的內容形式。例如泰山之上，秦始皇的封禪銘文，文筆出自李斯，雖然完全是法家的辭令氣勢，缺乏仁愛寬容的溫潤慈祥，但卻充滿著簡潔幹練的雄壯豪邁。這也是那個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作品吧。再看兩漢時期，許多與封禪有關的文章，不但聞名遐邇，而且至今引人矚目。其中有一個是相關漢武帝封泰山禪肅然山，而另一個則是記載東漢光武帝封泰山禪梁父。前一個就是司馬相如奉勸漢武帝的《封禪文》，其內容引經據典，一邊闡發封禪意義，一邊彰顯大業宏圖，一邊渲染符讖遙相呼應，旁征博引將以往封禪的好處說盡，深入淺出旨在鼓舞君王樹立建功立業的信心壯誌；這一篇《封禪文》作為司馬相如的臨終絕筆，又是漢代封禪文興盛的首唱和典範。後一個則是東漢張純（公元?-56年字伯仁京兆杜陵人東漢大臣）的《泰山刻石文》，其開頭模仿《尚書》的典謨，結尾如同祝禱文辭，中間大量引用讖緯言論，與其說分析西漢末年的混亂紛爭，毋寧講宣揚光武帝的天命功德，盡管貌似義理全麵而事實清楚，但卻屬於華麗不足且誇大其實啊。
像上述兩家的文章，在泰山上都有刻石真跡，至於其他的，例如揚子雲的《劇秦美新》和班固的《典引》，雖都沒有刻石存在，但寫的也是與封禪相關的事情。《劇秦美新》的體例格調明顯有司馬相如《封禪文》影子，而且其中有太多隱約詭異的言辭和神奇古怪的故事，但在整體結構上確實十分嚴謹，而且氣韻通暢。正如楊子雲自我表白一樣，《劇秦美新》確實是他殫精竭慮的用心力作。再看班固的《典引》，其行文博雅而睿智，裏麵借鑒前人得失，並能取長補短，不但義理中正，而且文采飛揚，尤其寓意特別巧妙。正是在班固的《典引·序》中，存在這樣一段著名的評說：“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司馬相如的《封禪文》辭藻華麗，卻不經典；楊子雲《劇秦美新》雖然經典，但不誠實。）通過這一篇《典引》風采以及班固評論，不得不說文學藝術隻有通過比較才容易明察秋毫，隻要把握準確文體格式及其氣勢剛要之後，再去創作優秀作品並非難事啊。
東漢末期其他相關封禪的作品，像邯鄲淳(約132—221年或稱邯鄲浮又名竺字子叔或子淑或子禮等東漢潁川陽翟人著有《笑林》《藝經》而著名）的《受命述》，明顯是在臨摹前輩佳作，盡管文辭韻律雅訓通順，卻明顯屬於強弩之末，已經沒有了騰飛力量。至於曹植的《魏德論》，其假借主客問答，迂回千言確實用心良苦，但缺乏激情氣勢而影響甚微。
回首圍繞帝王封禪而形成的“封禪文”這一特殊文體，其適用範圍即十分局限而又格外明確，所以無論屬於異性稱王還是繼位登基，都不過是為了昭示順天應命的威望名聲。縱觀以往帝王封禪曆程，於涉足大寶伊始，凡封天禪地而詔誥天下的文章，通常依傍《尚書》中《伊訓》《堯典》為骨幹和榜樣，不但恪守義理雅正，而且務求言辭恢弘；凡引經據典更不能諱莫如深，如果古為今用則禁忌輕薄膚淺，若是闡述天經地義務必光彩照人，至於宣揚功德仁義更必須犀利驚人……像這樣一些特點，則是此類作品堪稱偉大的精髓之所在吧。盡管以往的優秀作品似乎已經把此類文體的精髓囊括殆盡，然而作為後繼者，隻要敢於大膽借鑒，並勇於不斷創新，於日新月異之上，終將會有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優秀作品出現。
總而言之：封禪天地源頭長，鼓樂喧天唯帝王。登高唱遠如虎嘯，文采飄揚似飛凰。銘文刻石衝天際，玉牒金版沉川崗。但看名篇舞翩遷，貌似虯龍現吉祥。
《尚書·虞書·益稷》記載“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萬人邦國的黎民百姓，共同擁戴賢德者擔當帝王大臣，其中的帝王必定是天時地利的人間尤物。）因此，作為言道的經書和述德的緯書，在他們裏麵怎麽能不記載皇天後土的功德偉績呢？
“籙圖”上有這樣的說法：“顫顫巍巍，紛紛揚揚，萬物在變化中得以生長。”這裏麵所描繪的模樣，就是世間一切合乎道德的萬千物種在成長壯大的自然過程啊。所以“丹書”上才有這樣的顯示：“人情欲望必須因循道德數理才會旺盛吉利，若將道德理論故意扭曲，而去迎合人情欲望，必定危機凶險。”這就是人世間最需要警惕戒備的真諦。而這裏麵所謂“警惕戒備”者，就是要尊崇“順道合德”的文化風貌，唯有虔誠信奉這種文化風貌者，才能“道德化生”達到極致，最終成就一位偉大帝王。
《史記·封禪書》中引用管仲的話說過，古代有七十二位君王，都曾經親臨“封泰山禪梁父”的盛大典禮。究其行為的臆念和索求，就是要將他們崇尚敬畏的某種文化符號，通過封禪來昭告天地人間罷了。
傳說黃帝在世時，天地之間奇異現象頻繁發生，地出大蚓，鳳凰降臨，於是軒轅黃帝將赫赫功績銘刻在高山之上，還在荊山之下采銅鑄鼎紀念。帝王虞舜也曾經定時巡查祭祀山嶽，他的這些事跡見於《尚書·舜典》。西周時，周成王和周康王都舉行過郊祭的封禪典禮，這在《樂緯·動聲儀》中有所記載。春秋時的齊桓公，不但稱霸諸侯，而且覬覦王位，他也曾想去封泰山禪梁父，卻被他的宰相管仲勸阻了。管仲阻止的理由是，古代凡進行封禪的帝王，不僅是具備了王霸業績即可，還必須於天地間出現祥瑞符讖才行。由此可知，封禪中之所以還要使用玉牒金版，就是表明像這樣一種盛大儀式隻適用於“配天地應時命”的皇帝身上啊。至於管仲在勸阻齊桓公封禪時，還講到東海的比目魚和西部的比翼鳥，以及北部的黍禾大豐收，南方出現了三脊稻等，都不過是世間功德事業繁榮景色而已，並不全是福瑞讖緯之象。
論說封禪的書籍，像司馬遷《史記》“八書”之一的《封禪書》，不僅是詳細闡述了封禪的曆史淵源和具體過程，並且凸顯了作為祭祀的封禪典禮所包含的特殊意義。所以，在整個封禪過程中，尤其在刻石上公開銘文以及於玉牒金版上秘密祝辭等，都是封禪典禮上最為神奇壯觀的內容形式。例如泰山之上，秦始皇的封禪銘文，文筆出自李斯，雖然完全是法家的辭令氣勢，缺乏仁愛寬容的溫潤慈祥，但卻充滿著簡潔幹練的雄壯豪邁。這也是那個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作品吧。再看兩漢時期，許多與封禪有關的文章，不但聞名遐邇，而且至今引人矚目。其中有一個是相關漢武帝封泰山禪肅然山，而另一個則是記載東漢光武帝封泰山禪梁父。前一個就是司馬相如奉勸漢武帝的《封禪文》，其內容引經據典，一邊闡發封禪意義，一邊彰顯大業宏圖，一邊渲染符讖遙相呼應，旁征博引將以往封禪的好處說盡，深入淺出旨在鼓舞君王樹立建功立業的信心壯誌；這一篇《封禪文》作為司馬相如的臨終絕筆，又是漢代封禪文興盛的首唱和典範。後一個則是東漢張純（公元?-56年字伯仁京兆杜陵人東漢大臣）的《泰山刻石文》，其開頭模仿《尚書》的典謨，結尾如同祝禱文辭，中間大量引用讖緯言論，與其說分析西漢末年的混亂紛爭，毋寧講宣揚光武帝的天命功德，盡管貌似義理全麵而事實清楚，但卻屬於華麗不足且誇大其實啊。
像上述兩家的文章，在泰山上都有刻石真跡，至於其他的，例如揚子雲的《劇秦美新》和班固的《典引》，雖都沒有刻石存在，但寫的也是與封禪相關的事情。《劇秦美新》的體例格調明顯有司馬相如《封禪文》影子，而且其中有太多隱約詭異的言辭和神奇古怪的故事，但在整體結構上確實十分嚴謹，而且氣韻通暢。正如楊子雲自我表白一樣，《劇秦美新》確實是他殫精竭慮的用心力作。再看班固的《典引》，其行文博雅而睿智，裏麵借鑒前人得失，並能取長補短，不但義理中正，而且文采飛揚，尤其寓意特別巧妙。正是在班固的《典引·序》中，存在這樣一段著名的評說：“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司馬相如的《封禪文》辭藻華麗，卻不經典；楊子雲《劇秦美新》雖然經典，但不誠實。）通過這一篇《典引》風采以及班固評論，不得不說文學藝術隻有通過比較才容易明察秋毫，隻要把握準確文體格式及其氣勢剛要之後，再去創作優秀作品並非難事啊。
東漢末期其他相關封禪的作品，像邯鄲淳(約132—221年或稱邯鄲浮又名竺字子叔或子淑或子禮等東漢潁川陽翟人著有《笑林》《藝經》而著名）的《受命述》，明顯是在臨摹前輩佳作，盡管文辭韻律雅訓通順，卻明顯屬於強弩之末，已經沒有了騰飛力量。至於曹植的《魏德論》，其假借主客問答，迂回千言確實用心良苦，但缺乏激情氣勢而影響甚微。
回首圍繞帝王封禪而形成的“封禪文”這一特殊文體，其適用範圍即十分局限而又格外明確，所以無論屬於異性稱王還是繼位登基，都不過是為了昭示順天應命的威望名聲。縱觀以往帝王封禪曆程，於涉足大寶伊始，凡封天禪地而詔誥天下的文章，通常依傍《尚書》中《伊訓》《堯典》為骨幹和榜樣，不但恪守義理雅正，而且務求言辭恢弘；凡引經據典更不能諱莫如深，如果古為今用則禁忌輕薄膚淺，若是闡述天經地義務必光彩照人，至於宣揚功德仁義更必須犀利驚人……像這樣一些特點，則是此類作品堪稱偉大的精髓之所在吧。盡管以往的優秀作品似乎已經把此類文體的精髓囊括殆盡，然而作為後繼者，隻要敢於大膽借鑒，並勇於不斷創新，於日新月異之上，終將會有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優秀作品出現。
總而言之：封禪天地源頭長，鼓樂喧天唯帝王。登高唱遠如虎嘯，文采飄揚似飛凰。銘文刻石衝天際，玉牒金版沉川崗。但看名篇舞翩遷，貌似虯龍現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