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的字詞語義博大精深，其中蘊含著
“風、賦、比、興、雅、頌”六義。漢初，在毛亨（生卒年不詳戰國末魯國人秦始皇時期避難隱居武垣縣入籍河間）著述的《毛詩故訓傳》中，將《詩經》裏麵屬於
“興”的部分，特別標注出來。究其原因，在詩文情理上，難道是
“風、賦、雅、頌”互通有無，而
“比”格外鮮明，唯有
“興”晦澀難懂的緣故嗎？所謂比，就是類比，一般使用內容情趣近似的事物，彼此印證和互相強化；興就是起興，通常使用不是直接關聯的事物，通過隱喻、暗示或啟發，借以引領思路、誘導想象和激發穎悟。
在《詩經》中間，作者於表現美刺諷諫、揚善抑惡的創作目的之際，若喚醒蒙昧、抒發情懷，適合使用
“起興”的手法；若說明生動、印象深刻，依賴
“類比”，給予強化；若鬱悶壓抑，宣泄憤恨，剛烈莫過
“類比”；若明哲保身，托物寄情，智柔必在
“比興”。所謂
“識時務者為俊傑、知得失為英豪”，如果因勢利導而又雲龍風虎，卻由於詩人或作家，在各自誌向和學識智力方麵，存在著千差萬別，所以他們究竟選擇
“比”還是
“興”，必定因人而異啊。單言
“起興”的文學藝術風格，一般字詞語句時常委婉晦澀，時常選用庸常纖細的自然情物，借以隱喻映射義理深刻的社會道德。
譬如《詩經?國風?周南》中的《關雎》，之所以
“關關雎鳩”起興？一者，
“雎鳩”作為一種喜好魚水嬉戲的飛禽，他們頭冠威武而姿態莊嚴，而在世俗中被古人稱作
“王雎”；二者，
“雎鳩”逢求偶季節，他們雌雄都會發出
“關、關、關”的鳴叫。所以，作為《國風?周南》中的第一首詩歌，《關雎》在全詩內容上，不僅可以泛指一般男女情事，而所謂其特指
“後妃之德”，亦屬合情合理啊。至於《詩經?國風?召南》中的《鵲巢》，以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起興，根由在於民間熟知雌鵲性巧，善於築巢，而雌鳩（布穀鳥）雖性拙，但能夠借助鵲巢孵化後代。
因此，無論鵲還是鳩，亦不管種類上，他們的出身，或屬名貴，或是平庸，都同樣母性十足，並且都還是持家能手和傳宗接代的行家。
因此，所謂《鵲巢》一詩有
“夫人之德”，亦不足為怪啊。然而，像這一類詩詞，他們運用
“起興”藝術，雖然均屬於合情合理，卻都不屬於淺顯易懂，而且必須加以旁注解釋，方能由此知彼而豁然開朗。
再看
“類比”的藝術特征，無論寄寓情懷，還是闡釋義理，在選擇比喻對象時，貴在善假於物，關鍵還是要相得益彰。
例如《詩經?國風?衛風》的《淇奧》中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是用金錫圭璧來比喻品德尊貴，而《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卷阿》中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則以珪璋來樹立器宇軒昂的形象；再有《詩經?小雅?小宛》的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是以蜂育螟蛉的舍身忘己來比喻養育後輩，而《詩經?大雅?蕩》的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則用蟬的聒噪來形容胡吃海喝的喧囂；另外，《詩經?國風?邶風?柏舟》中
“心之憂矣如匪浣衣”和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前者用身著汙濁衣服來表現心煩意亂，後者以心非床席可卷來表明矢誌不渝。
像這樣一些極其生動形象的例句，都是《詩經》中用
“類比”的經典佳作啊。還有《詩經?曹風?蜉蝣》中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比喻蜂擁升騰的白色蜉蝣如同身穿雪白的喪服，借以暗歎生命的短暫；而《詩經?鄭風?大叔於田》的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把駕馭馬車比作人在編織而馬在跳舞。像這樣一類略顯隱晦的比喻，也應歸於類比行列吧。
戰國後期，楚襄王聽信讒言而屈原慘遭放逐，在如此背景之下，像橫空出世的《離騷》，雖然延續了《詩經》風格，但其中的諷喻，儼然是
“比”與
“興”交織兼備了。進入漢代，雖然文學風氣昌盛，但是作家們大多屈尊權勢而偏好浮誇，像《詩經》原本豐富多彩的諷刺勸諫，逐漸日趨淪喪，隨之
“興”的藝術特色，也就銷聲匿跡了。與此同時，辭賦讚頌，如日中天，於是類比譬喻，得以風起雲湧，並且愈發繁華。
但是，從此之後像
“類比”一樣的形式內容，則與產生《詩經》那一大時代的原始模樣，簡直就是形同陌路、判若兩人啊。
論說類比的根本特征和具體方式，在選擇比喻對象上，原本沒有固定模式，確實就是變化無常；在內容方式上，既可以是聲音，也可以是相貌，還可以是心緒想象，更可以是世間百態。
所以，戰國時宋玉《高唐賦》的
“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是聲音之間的比較；西漢初年枚乘《梁王菟園賦》有
“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是外形相貌的比喻；還有賈誼《鵩鳥賦》的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則是用具體事物來比擬道德理念；再者，王褒《洞簫賦》中有
“優柔溫潤”
“如慈父之畜子也。”等句子，則是用聲音和情懷來相互比對襯托。東漢馬融《長笛賦》的
“繁縟絡繹，範、蔡之說也。”是用聲音起伏與激烈辯論作比較；另有，張衡《南都賦》的
“起鄭舞，繭曳緒。”則是形象事物之間的映襯。諸如此類的手法，在辭賦歌頌中間，確乎比比皆是。
甚至文章中使用類比之頻繁，仿佛日常生活中間，天天都離不開
“類比”，反而一個月也用不上一次
“起興”一樣。因此，如此類比與比興的使用頻次不對稱，所導致的最終結果，則是有較高藝術造詣的
“起興”日漸衰退並趨於消亡，唯獨剩下了瑣碎、簡潔、庸常的
“類比”方興未艾且如火如荼。這也就是自秦末以及兩漢以來的文章，之所以不如姬周時代莊嚴深刻和豐富多彩的一個重要原因啊。
縱觀這一時期的文壇風氣，特別是那些熱衷吹捧揚雄、班固諸人，以及崇尚追隨曹植、劉楨後麵的作家們，無論描繪山川大河，還是誇讚雲海萬物，無不充斥著反複多樣的比喻形容。
正因為如此，這期間的作品，不但辭藻華麗，而且奪人耳目，他們憑借的其實僅是類似《詩經》中
“比”這樣一種藝術手段罷了。至於其他類似對文學作品，像西晉潘嶽的《螢火賦》有
“流金在沙”，以及張翰《雜詩》的
“青條若總翠”等，雖然屬於類比中性格比較鮮明的字句，但是在種類樣式格外繁多的類比藝術手段中，他們同樣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亦不過屬於比喻的恰到好處而已。
毋庸諱言，對於作家文人而言，運用和評價類比的得失優劣，如果不是顯而易見，也會是易如反掌，因為假如有誰把天鵝刻劃比喻成了家鴨，那麽即便不視為一無是處，也應該等同一敗塗地吧。
總而言之：詩人文章多興比，借物取景分枯榮；北胡南越風俗異，肝膽相照仁義同。
起興情誌必果斷，類比鏡影須自然；如同風從水麵起，恰似行舟入大川。
“風、賦、比、興、雅、頌”六義。漢初，在毛亨（生卒年不詳戰國末魯國人秦始皇時期避難隱居武垣縣入籍河間）著述的《毛詩故訓傳》中，將《詩經》裏麵屬於
“興”的部分，特別標注出來。究其原因，在詩文情理上，難道是
“風、賦、雅、頌”互通有無，而
“比”格外鮮明，唯有
“興”晦澀難懂的緣故嗎？所謂比，就是類比，一般使用內容情趣近似的事物，彼此印證和互相強化；興就是起興，通常使用不是直接關聯的事物，通過隱喻、暗示或啟發，借以引領思路、誘導想象和激發穎悟。
在《詩經》中間，作者於表現美刺諷諫、揚善抑惡的創作目的之際，若喚醒蒙昧、抒發情懷，適合使用
“起興”的手法；若說明生動、印象深刻，依賴
“類比”，給予強化；若鬱悶壓抑，宣泄憤恨，剛烈莫過
“類比”；若明哲保身，托物寄情，智柔必在
“比興”。所謂
“識時務者為俊傑、知得失為英豪”，如果因勢利導而又雲龍風虎，卻由於詩人或作家，在各自誌向和學識智力方麵，存在著千差萬別，所以他們究竟選擇
“比”還是
“興”，必定因人而異啊。單言
“起興”的文學藝術風格，一般字詞語句時常委婉晦澀，時常選用庸常纖細的自然情物，借以隱喻映射義理深刻的社會道德。
譬如《詩經?國風?周南》中的《關雎》，之所以
“關關雎鳩”起興？一者，
“雎鳩”作為一種喜好魚水嬉戲的飛禽，他們頭冠威武而姿態莊嚴，而在世俗中被古人稱作
“王雎”；二者，
“雎鳩”逢求偶季節，他們雌雄都會發出
“關、關、關”的鳴叫。所以，作為《國風?周南》中的第一首詩歌，《關雎》在全詩內容上，不僅可以泛指一般男女情事，而所謂其特指
“後妃之德”，亦屬合情合理啊。至於《詩經?國風?召南》中的《鵲巢》，以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起興，根由在於民間熟知雌鵲性巧，善於築巢，而雌鳩（布穀鳥）雖性拙，但能夠借助鵲巢孵化後代。
因此，無論鵲還是鳩，亦不管種類上，他們的出身，或屬名貴，或是平庸，都同樣母性十足，並且都還是持家能手和傳宗接代的行家。
因此，所謂《鵲巢》一詩有
“夫人之德”，亦不足為怪啊。然而，像這一類詩詞，他們運用
“起興”藝術，雖然均屬於合情合理，卻都不屬於淺顯易懂，而且必須加以旁注解釋，方能由此知彼而豁然開朗。
再看
“類比”的藝術特征，無論寄寓情懷，還是闡釋義理，在選擇比喻對象時，貴在善假於物，關鍵還是要相得益彰。
例如《詩經?國風?衛風》的《淇奧》中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是用金錫圭璧來比喻品德尊貴，而《詩經?大雅?生民之什》的《卷阿》中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則以珪璋來樹立器宇軒昂的形象；再有《詩經?小雅?小宛》的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是以蜂育螟蛉的舍身忘己來比喻養育後輩，而《詩經?大雅?蕩》的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則用蟬的聒噪來形容胡吃海喝的喧囂；另外，《詩經?國風?邶風?柏舟》中
“心之憂矣如匪浣衣”和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前者用身著汙濁衣服來表現心煩意亂，後者以心非床席可卷來表明矢誌不渝。
像這樣一些極其生動形象的例句，都是《詩經》中用
“類比”的經典佳作啊。還有《詩經?曹風?蜉蝣》中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比喻蜂擁升騰的白色蜉蝣如同身穿雪白的喪服，借以暗歎生命的短暫；而《詩經?鄭風?大叔於田》的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把駕馭馬車比作人在編織而馬在跳舞。像這樣一類略顯隱晦的比喻，也應歸於類比行列吧。
戰國後期，楚襄王聽信讒言而屈原慘遭放逐，在如此背景之下，像橫空出世的《離騷》，雖然延續了《詩經》風格，但其中的諷喻，儼然是
“比”與
“興”交織兼備了。進入漢代，雖然文學風氣昌盛，但是作家們大多屈尊權勢而偏好浮誇，像《詩經》原本豐富多彩的諷刺勸諫，逐漸日趨淪喪，隨之
“興”的藝術特色，也就銷聲匿跡了。與此同時，辭賦讚頌，如日中天，於是類比譬喻，得以風起雲湧，並且愈發繁華。
但是，從此之後像
“類比”一樣的形式內容，則與產生《詩經》那一大時代的原始模樣，簡直就是形同陌路、判若兩人啊。
論說類比的根本特征和具體方式，在選擇比喻對象上，原本沒有固定模式，確實就是變化無常；在內容方式上，既可以是聲音，也可以是相貌，還可以是心緒想象，更可以是世間百態。
所以，戰國時宋玉《高唐賦》的
“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是聲音之間的比較；西漢初年枚乘《梁王菟園賦》有
“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是外形相貌的比喻；還有賈誼《鵩鳥賦》的
“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則是用具體事物來比擬道德理念；再者，王褒《洞簫賦》中有
“優柔溫潤”
“如慈父之畜子也。”等句子，則是用聲音和情懷來相互比對襯托。東漢馬融《長笛賦》的
“繁縟絡繹，範、蔡之說也。”是用聲音起伏與激烈辯論作比較；另有，張衡《南都賦》的
“起鄭舞，繭曳緒。”則是形象事物之間的映襯。諸如此類的手法，在辭賦歌頌中間，確乎比比皆是。
甚至文章中使用類比之頻繁，仿佛日常生活中間，天天都離不開
“類比”，反而一個月也用不上一次
“起興”一樣。因此，如此類比與比興的使用頻次不對稱，所導致的最終結果，則是有較高藝術造詣的
“起興”日漸衰退並趨於消亡，唯獨剩下了瑣碎、簡潔、庸常的
“類比”方興未艾且如火如荼。這也就是自秦末以及兩漢以來的文章，之所以不如姬周時代莊嚴深刻和豐富多彩的一個重要原因啊。
縱觀這一時期的文壇風氣，特別是那些熱衷吹捧揚雄、班固諸人，以及崇尚追隨曹植、劉楨後麵的作家們，無論描繪山川大河，還是誇讚雲海萬物，無不充斥著反複多樣的比喻形容。
正因為如此，這期間的作品，不但辭藻華麗，而且奪人耳目，他們憑借的其實僅是類似《詩經》中
“比”這樣一種藝術手段罷了。至於其他類似對文學作品，像西晉潘嶽的《螢火賦》有
“流金在沙”，以及張翰《雜詩》的
“青條若總翠”等，雖然屬於類比中性格比較鮮明的字句，但是在種類樣式格外繁多的類比藝術手段中，他們同樣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亦不過屬於比喻的恰到好處而已。
毋庸諱言，對於作家文人而言，運用和評價類比的得失優劣，如果不是顯而易見，也會是易如反掌，因為假如有誰把天鵝刻劃比喻成了家鴨，那麽即便不視為一無是處，也應該等同一敗塗地吧。
總而言之：詩人文章多興比，借物取景分枯榮；北胡南越風俗異，肝膽相照仁義同。
起興情誌必果斷，類比鏡影須自然；如同風從水麵起，恰似行舟入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