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的王充，年近七十歲左右，所著述的《養性書》十六篇（均亡軼），完全是他個人親身經曆的經驗總結，而不是憑空捏造，或抄襲別人的文學成果。由此可見，寫作養生的書籍，需要有親身經曆，才能生動而吸引人。
人生於世，為了滿足耳目口鼻的享受，而不得不忙忙碌碌，四處奔波。而這種受感官欲望的驅使，最終達到目的的結果，不過僅是滿足軀體存在下去的基本物質需要。然而，人們通過書寫文字，致力於把心慮、思維和想象，通過言辭文句表達、傾訴和展示的方法方式，則屬於人類在個性誌氣、情感意誌方麵，更高層次、更高境界的精神索求。
人的一生一世，隻有壯誌情懷得到了率性釋放，唯有心願意向得以和諧達功，才屬於道德理想上的融會貫、名副其實，才會是性格修煉上的滋潤順暢、和諧圓滿吧。如果人生，深陷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的身心勞頓，並且不能自拔，必定會帶來精神疲憊和病魔纏身，從而導致精氣過早的衰竭及其凋亡。這就是自認天道及其數理變化的必然結果。
傳說“三皇”年代，凡卓越人物的舉止言行，都十分率真質樸，完全沒有玄虛華采的道德說辭。唐堯虞舜時期，篆刻文字開始興盛，像言辭敷陳的篇籍，主要見於宮廷中帝王與大臣之間的書錄。曆經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東周“春秋”階段，而這期間流行傳承的書籍，於文化形式上，雖然明顯屬於繁文縟節的模樣，但在文學內容上，基本仍屬於直抒胸臆、就事論事的典範；起碼這中間，還沒有出現像刻意展示個人藝術才華的嬌柔故作。步入東周的“戰國”階段，列國紛爭，戰火連綿，陰謀詭計蜂擁，奸佞狡詐縱橫；與之相伴的文學藝術表現，就是四處湧現出來一些極力標榜自我的奇端異說；而像這樣一類藝術作品的創作者，他們舉目四望，唯恐不能盡快找到那些可以展示自我能力和個人才華的機會或舞台，他們趨之若鶩的腳步和身影，不隻是爭先恐後，馳騁文壇的姓名和形象，更是此起彼伏。
自漢代至於今，文章體例的形式和內容，已然繁花似錦，堪比經典的優秀篇章，仍在層出不窮。單言可以劃入“經史子集”中的名人名作，淺閱已經目不暇接，深究唯有望洋興歎。現代人，如果想去臨摹或仿作，即便絞盡腦汁，已經難以超越，甚至望塵莫及了。正如《淮南子·齊俗訓》指出的像“衰世之俗”“澆天下之淳”一樣，時下文章的“澆淳散樸”，在內容實虛比較上，已然與古代相隔千年；現今作家的“殫精竭慮”，於身心勞逸程度上，確實與古人差距萬裏。毋庸諱言，古代書寫文章者，為何坦然自得，並能夠從容不迫呢？反觀現今的舞文弄墨者，何以誠惶誠恐，卻依然無所適從呢？究其根本因由，亦不過如上所示：世俗淳樸已被腐化，返璞歸真近乎妄想。
人類發展的曆史，自古至於今，當青春年少之際，涉世雖然膚淺，但意氣風發而鬥誌昂揚；當齒長年老之時，閱曆即便資深，卻精神衰退且誌疲力竭。所以，一個人一生一世，隻要氣血旺盛，即便窮思極慮，仍能不知疲倦而幹勁十足。但是，任何人一旦百思不解，或者窮奢極欲，不但精血衰竭，並且傷神氣絕。這不僅是一般生活常識，也是不同年齡段的人們，他們身心狀況與創作能力的客觀必然。人與人之間，盡管每個人都可以極力使用腦力和心智，努力去思學無邊無際的知識學問，但是各自的身體狀況和才智悟性，確實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別。所以，在文學創作之中，如果一味追求辭藻靚麗和情理犀利，必定如同短腿的野鴨子，一心期盼能夠擁有仙鶴的長腿一樣，殊不知身心疲憊，則需要達到何等程度，才有可能夢想成真呢？他們，即便處在年富力強和血氣方剛的階段，如果沒有對自身條件和努力方向的正確判斷，而是一味急功近利的追求名譽聲望；如果總是日積月累的損耗精力氣血，那麽終將如同《莊子·秋水》裏講解的“尾閭泄之”一樣，縱然有汪洋大海般的精力，也經受不住周邊的泄露散失；如果總是成年累月的冥思苦想，縱然伴隨功名成就上的小恩小惠，亦如《孟子·告子上》中隱喻的“牛山之木”一般，雖然也曾經鬱鬱蔥蔥、巍峨壯麗，卻因為任意砍伐和牛羊啃食，早早變得草木稀疏、突兀嶙峋了。因此，但凡疲於奔命的殫精竭慮，必然導致積勞成疾，其中道理不是顯而易見嗎？例如王充，據說在門窗牆柱上放滿了筆墨，不假時日的著述立說；又如曹褒（字叔通東漢魯國薛城人），傳說走路睡覺尚且懷抱紙筆，不分旦夕的誦習經書。類似這種夜以繼日，像是度日如年的勞頓煎熬，曹操就曾擔心的說過，文思過度終會傷害性命；另外，陸雲也曾經感慨，過分專心必定作繭自縛、無疾而終。這一切都不是空穴來風啊。
從來讀書學習的道理，就是“精於勤奮、荒於倦怠”，故而才有“頭懸梁、錐刺股”傳為佳話。然而，凡是有誌於文學藝術創作者，原本是為了抒發個人的情懷誌氣，借以疏散自我內心的糾結鬱悶。因此，他們本應執著一種從容不迫、自然率性、坦然起止的心態，去從事藝術創作和文字表達。他們的藝術創作活動，如果變成了殫精竭慮而身心憔悴，以至於著述減壽，甚至於揮墨喪命。這種狀態和結果，又怎麽可能會是“聖哲賢達”的道德用心？又怎麽可能留下來“中正典雅”的道德文章呢？天地之間，人的頭腦存在敏銳與遲鈍的區別，一個人所處的時勢命運，則有順暢與坎坷的差異。無論置身於何種世道生途，像先入為主、一葉障目、利令智昏的庸常性認識誤區，都應該引起所有人的警覺、戒備和防範。所以，《左傳·禧公二十四年》中，存在晉文公重耳“沐則心覆”的訓誡故事，而《易經·蒙卦》裏麵，則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的誠懇說辭。
本章節之所以論說“養氣”，其宗旨就是提醒一切從事文藝創作的君子達人，起居務必有序，勞逸必須適當，要始終保持清淨平和的心態，更要保障在精神氣血飽滿的情形下，自始至終率性坦蕩的揮毫書寫。無論在何等功名利祿之下，一旦感到身心疲憊並思慮枯竭，切記不應再苦心營造，避免氣滯神昏而走火入魔。事實上，從來經典篇章的獲得，唯有當意念自然的孕育成熟時，才開始提筆抒懷，並如同呱呱落地的嬰兒，而且一旦揮毫宣泄殆盡，筆墨頃刻戛然而止……隻有這樣的逍遙灑脫，才能恰似針灸一樣，即刻緩解筋骨疲勞；隻有這般的談笑風生，才會如同藥石一般，必能治愈髒腑宿疾。凡文人作家，一旦習慣了於閑適時光中磨礪文才鋒芒，並還能時常保持餘勇待沽的創作膽氣，其運用文筆，終將會達到《莊子·養生主》中“庖丁解牛”一樣的遊刃有餘。人世間，像這樣一種理論或實踐，雖不是貯精養血，謀求益壽延年的奇門妖術，但對於文學創作而言，也算得上是“通過創作來養氣”的良藥秘方吧。
總而言之：天地蒼茫，化生萬物；思慮煩雜，文章叢生。精神氣血，好逸惡勞；修心養性，貴在清淨。水麵清平可明鑒，火焰靜止愈光明；藝術品行貴自然，瘋魔狂作非雅正。
人生於世，為了滿足耳目口鼻的享受，而不得不忙忙碌碌，四處奔波。而這種受感官欲望的驅使，最終達到目的的結果，不過僅是滿足軀體存在下去的基本物質需要。然而，人們通過書寫文字，致力於把心慮、思維和想象，通過言辭文句表達、傾訴和展示的方法方式，則屬於人類在個性誌氣、情感意誌方麵，更高層次、更高境界的精神索求。
人的一生一世，隻有壯誌情懷得到了率性釋放，唯有心願意向得以和諧達功，才屬於道德理想上的融會貫、名副其實，才會是性格修煉上的滋潤順暢、和諧圓滿吧。如果人生，深陷嘔心瀝血、殫精竭慮的身心勞頓，並且不能自拔，必定會帶來精神疲憊和病魔纏身，從而導致精氣過早的衰竭及其凋亡。這就是自認天道及其數理變化的必然結果。
傳說“三皇”年代，凡卓越人物的舉止言行，都十分率真質樸，完全沒有玄虛華采的道德說辭。唐堯虞舜時期，篆刻文字開始興盛，像言辭敷陳的篇籍，主要見於宮廷中帝王與大臣之間的書錄。曆經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東周“春秋”階段，而這期間流行傳承的書籍，於文化形式上，雖然明顯屬於繁文縟節的模樣，但在文學內容上，基本仍屬於直抒胸臆、就事論事的典範；起碼這中間，還沒有出現像刻意展示個人藝術才華的嬌柔故作。步入東周的“戰國”階段，列國紛爭，戰火連綿，陰謀詭計蜂擁，奸佞狡詐縱橫；與之相伴的文學藝術表現，就是四處湧現出來一些極力標榜自我的奇端異說；而像這樣一類藝術作品的創作者，他們舉目四望，唯恐不能盡快找到那些可以展示自我能力和個人才華的機會或舞台，他們趨之若鶩的腳步和身影，不隻是爭先恐後，馳騁文壇的姓名和形象，更是此起彼伏。
自漢代至於今，文章體例的形式和內容，已然繁花似錦，堪比經典的優秀篇章，仍在層出不窮。單言可以劃入“經史子集”中的名人名作，淺閱已經目不暇接，深究唯有望洋興歎。現代人，如果想去臨摹或仿作，即便絞盡腦汁，已經難以超越，甚至望塵莫及了。正如《淮南子·齊俗訓》指出的像“衰世之俗”“澆天下之淳”一樣，時下文章的“澆淳散樸”，在內容實虛比較上，已然與古代相隔千年；現今作家的“殫精竭慮”，於身心勞逸程度上，確實與古人差距萬裏。毋庸諱言，古代書寫文章者，為何坦然自得，並能夠從容不迫呢？反觀現今的舞文弄墨者，何以誠惶誠恐，卻依然無所適從呢？究其根本因由，亦不過如上所示：世俗淳樸已被腐化，返璞歸真近乎妄想。
人類發展的曆史，自古至於今，當青春年少之際，涉世雖然膚淺，但意氣風發而鬥誌昂揚；當齒長年老之時，閱曆即便資深，卻精神衰退且誌疲力竭。所以，一個人一生一世，隻要氣血旺盛，即便窮思極慮，仍能不知疲倦而幹勁十足。但是，任何人一旦百思不解，或者窮奢極欲，不但精血衰竭，並且傷神氣絕。這不僅是一般生活常識，也是不同年齡段的人們，他們身心狀況與創作能力的客觀必然。人與人之間，盡管每個人都可以極力使用腦力和心智，努力去思學無邊無際的知識學問，但是各自的身體狀況和才智悟性，確實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別。所以，在文學創作之中，如果一味追求辭藻靚麗和情理犀利，必定如同短腿的野鴨子，一心期盼能夠擁有仙鶴的長腿一樣，殊不知身心疲憊，則需要達到何等程度，才有可能夢想成真呢？他們，即便處在年富力強和血氣方剛的階段，如果沒有對自身條件和努力方向的正確判斷，而是一味急功近利的追求名譽聲望；如果總是日積月累的損耗精力氣血，那麽終將如同《莊子·秋水》裏講解的“尾閭泄之”一樣，縱然有汪洋大海般的精力，也經受不住周邊的泄露散失；如果總是成年累月的冥思苦想，縱然伴隨功名成就上的小恩小惠，亦如《孟子·告子上》中隱喻的“牛山之木”一般，雖然也曾經鬱鬱蔥蔥、巍峨壯麗，卻因為任意砍伐和牛羊啃食，早早變得草木稀疏、突兀嶙峋了。因此，但凡疲於奔命的殫精竭慮，必然導致積勞成疾，其中道理不是顯而易見嗎？例如王充，據說在門窗牆柱上放滿了筆墨，不假時日的著述立說；又如曹褒（字叔通東漢魯國薛城人），傳說走路睡覺尚且懷抱紙筆，不分旦夕的誦習經書。類似這種夜以繼日，像是度日如年的勞頓煎熬，曹操就曾擔心的說過，文思過度終會傷害性命；另外，陸雲也曾經感慨，過分專心必定作繭自縛、無疾而終。這一切都不是空穴來風啊。
從來讀書學習的道理，就是“精於勤奮、荒於倦怠”，故而才有“頭懸梁、錐刺股”傳為佳話。然而，凡是有誌於文學藝術創作者，原本是為了抒發個人的情懷誌氣，借以疏散自我內心的糾結鬱悶。因此，他們本應執著一種從容不迫、自然率性、坦然起止的心態，去從事藝術創作和文字表達。他們的藝術創作活動，如果變成了殫精竭慮而身心憔悴，以至於著述減壽，甚至於揮墨喪命。這種狀態和結果，又怎麽可能會是“聖哲賢達”的道德用心？又怎麽可能留下來“中正典雅”的道德文章呢？天地之間，人的頭腦存在敏銳與遲鈍的區別，一個人所處的時勢命運，則有順暢與坎坷的差異。無論置身於何種世道生途，像先入為主、一葉障目、利令智昏的庸常性認識誤區，都應該引起所有人的警覺、戒備和防範。所以，《左傳·禧公二十四年》中，存在晉文公重耳“沐則心覆”的訓誡故事，而《易經·蒙卦》裏麵，則有“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的誠懇說辭。
本章節之所以論說“養氣”，其宗旨就是提醒一切從事文藝創作的君子達人，起居務必有序，勞逸必須適當，要始終保持清淨平和的心態，更要保障在精神氣血飽滿的情形下，自始至終率性坦蕩的揮毫書寫。無論在何等功名利祿之下，一旦感到身心疲憊並思慮枯竭，切記不應再苦心營造，避免氣滯神昏而走火入魔。事實上，從來經典篇章的獲得，唯有當意念自然的孕育成熟時，才開始提筆抒懷，並如同呱呱落地的嬰兒，而且一旦揮毫宣泄殆盡，筆墨頃刻戛然而止……隻有這樣的逍遙灑脫，才能恰似針灸一樣，即刻緩解筋骨疲勞；隻有這般的談笑風生，才會如同藥石一般，必能治愈髒腑宿疾。凡文人作家，一旦習慣了於閑適時光中磨礪文才鋒芒，並還能時常保持餘勇待沽的創作膽氣，其運用文筆，終將會達到《莊子·養生主》中“庖丁解牛”一樣的遊刃有餘。人世間，像這樣一種理論或實踐，雖不是貯精養血，謀求益壽延年的奇門妖術，但對於文學創作而言，也算得上是“通過創作來養氣”的良藥秘方吧。
總而言之：天地蒼茫，化生萬物；思慮煩雜，文章叢生。精神氣血，好逸惡勞；修心養性，貴在清淨。水麵清平可明鑒，火焰靜止愈光明；藝術品行貴自然，瘋魔狂作非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