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文學界正流行一種說法，即“筆是筆”“文是文”。這話的意思，是將不講究音韻節律的文章稱作“筆”，而把講究的視為“文”。因此，有“無韻為筆”“有韻為文”的區分。
從文章起源上講，凡流傳下來的“筆刻文錄”的語言符號，本是人類對於世間萬物的認知表達，是在“口耳相傳”基礎上的更充分和具體的傳承。自古以來，人們通常把一些知識傳承的記錄符號，說成是“言語”“筆錄”“文章”等名稱，並且依據其中“字辭文句”的風格特征，大致以《詩經》和《尚書》為代表，一共分成兩類。前者，就是“有韻之文”；後者，即為“無韻之文”。然而，使用“文”或“筆”這兩個單獨的字，來區別文章的門類，則是近代的事情啊。
南朝劉宋時期，顏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晉末臨沂人曾名冠當時與謝靈運並稱顏謝）大致有過這樣的言論，“筆”泛指文字的體用，隻有發端立論的“言”，才堪稱“文”。他還進一步舉例說明，像經書典籍就屬於文”，不能說是“筆”；像傳記一類文體則是“筆”，但不屬於“文”。
分析上述顏延年對文章的總體區分，及其例舉解說，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僅以《周易》的《文言傳》為例。《文言傳》不僅是“發端立論”的“言”，而且更是文采奕奕啊。如果像《文言傳》這樣的傳記，都一概屬於“筆”而不是“文”，那麽還有什麽樣式的經書典籍，才堪稱“文”呢？
依我之見，出口成章即為言，記錄成文則為翰，揭示道德既是經，闡釋經書屬於傳。就文章總體而言，無論“經典”還是“傳記”，即便在體裁上，確實存在顯著性差別，亦不過都屬於“口出筆錄”的文章而已。所以，“筆”就是“言語文章”的信使，隻不過因為在記錄和傳達過程中，才有了內容長短、文采多寡、有韻無韻等具體區分。至於“經書典籍”，之所以能夠顛撲不滅，並還能流傳千古。究其根本，隻在於他們蘊含著深邃奧妙的道理罷了。這與顏延年所講的“言”“筆”“文”又有何幹呢？
西晉陸機在《文賦》中宣稱，他個人已經把書寫文章的利害關係剖析的“曲盡其妙”了。然而，縱觀《文賦》中的泛論和悉數，其實並不全麵啊。因為天地人間的易數理化，即便經過九次演變後，雖然已經達到了極致，但還不就是道德變化的窮盡。所以，任何試圖通過舉例說明，即可囊括所有文章體例，並且還能包含所有特征要點的努力，都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
一般情況下，作者在營心臆造文章時，不僅傾心於體裁格調上的標新立異，更加熱衷於字詞文句的豐富多彩。但是，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對於以往文章已有的體例格式和風格特征，尤其在相關著述文章時，為何導致成敗、得失、優劣等，所謂技能性要點等問題，不僅不善於鑽研深究，甚至少有問津，或者就是充耳不聞。
毋庸置疑，在成堆的美玉中，有的必定貌似石頭，而在稀有的石頭裏麵，有的卻像美玉。與此道理一樣，那些精通文章關鍵特征及其要素的作者，往往為了追求短小精悍，因此著述通常不會太長，而像知識才氣匱乏的作者，卻是因為無法展開長篇大論，所以文章也會十分簡短。另外，一般博學多識者，喜歡高瞻遠矚，難免喋喋不休，而思慮蕪雜者，因為千頭萬緒，也時常會繁言冗長。再者，善於思辨而境界通達者，因為能夠深入淺出，其行文可以自然、清晰而易懂，但凡短見膚淺者，雖然舉止言談隻能如同蜻蜓點水，反而同樣給人一種簡潔、鮮明、精煉的直覺感受。所以，曆來古奧深邃的文章，必定晦澀難懂，這反而讓一些故意書寫詭異乖離的作品，貌似古典經書一般。然而，凡故弄玄虛的文章，也最經不住一般性的研究推敲，他們有的雖然內容廣博浩瀚，卻匱乏韻律和文采；有的即便字韻通暢協調，卻情理淺薄而笨拙。類似情況，如同作為樂器的鍾磬絲竹，盡管都是經過了嚴格的音準校對，但鍾磬音質再好再準，也不是任何樂師都能演奏出來美妙樂章；同樣，盡管琴聲瑟響可以給人們和諧悠揚的美妙感受，但是它們發出的聲響旋律，並不是隻有角徵宮商羽的音準基調吧。因此，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用演奏音樂來比喻文章水準的高低難易，像這種類比舉例，不僅貼切恰當，確實形象生動啊。
人間生活常理，凡不經過實物驗證，無法判斷刀斧的利鈍。對於文章的總體分類和特征分析而言，如果不經過深刻剖析不同類別文章的基本要素、關鍵特征和寫作原理等，也就必定無法傳承和升華藝術創作的技術本領。人們通常所謂的技術精湛和能力亨通，旨在說明某些人把握準確了某種必然取勝的細致道理罷了。所以說，如果不經過稽查舉證，如果不審驗精確了，藝術創作中大的條理和小的情節，又怎能在文壇上心想事成呢？
凡真正掌握文章的所有體例機器關鍵要素的藝術創作，必定如同棋藝高手，依然通曉圍棋變化規律後的沉著對局，他們不但可以掌控全局走向，而且能夠及時判斷得失所在。反之，不注重整體和關鍵技能要素的原理所在，僅是按照自我感覺和意氣情懷的文學書寫，就會像博弈中擲骰子一樣，全憑偶然的機遇巧合罷了。然而，任何憑借機緣巧合的成功，或許不乏先例，但注定難以為繼，更不會維持長久。他們一旦遇到文章內容匱乏時，便不知道如何增色加彩，如果內容繁多蕪雜，更不知如何下手剪裁。像這種內容多寡都會不知所措的作者，又怎能把握準確文章的好壞優劣呢？如果能夠像圍棋高手一樣的作家，他們因為深諳數術有一定局限和規律性，不但事先胸有成竹、整飭待命，而且臨場按部就班、步步為營，尤其敏捷於見機行事，絕不容許自己錯失良機；他們一旦時逢轉機，更加會全神貫注，不僅意氣奮發恰似龍騰虎躍，並且才智雲湧如同乘風破浪。無論作為當時的旁觀者，還是後世的回望人，欣賞藝術大師的作品創作，那種揮灑自如之場景，那種躊躇滿誌之狀況，整個畫麵如錦繪秀麗，美妙聲音似絲竹悅耳，如若品味則甘甜若飴，若能佩戴即芳香四溢。如果藝術創作或文章寫作，能夠達到此種境地，則堪稱登峰造極了吧。
還是單論文章的寫作問題吧。一旦熟悉並掌握文章所有體例及其關鍵要素後，那麽後麵換應該謹慎防範什麽問題呢？在《戰國策?韓策三》中，有一個“驥足雖駿，纆牽忌長。”的故事，刻意強調的是，即便擁有了具備千裏馬素質的駿馬，卻因為駕馭韁繩的寬嚴失度，反而卻無法實現馳騁千裏的目標。縱觀以往所謂經書典籍的體例種類，已經屬於繁簡多樣、目不暇接了。但是，在他們中間，每一部每一本每一篇堪稱藝術經典的文章，必定都存在著藝術格式特色與技術內容要素之間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唯有兩者搭配適當，才能實現文本立世的功德圓滿；如果兩者搭配失當，即便不因為某一方麵缺失不足，而顯得疲敝零落，也必定會由於過猶不及，而造成疥癬累贅；如果非要深究其中的道理原因，其實恰似製造穩妥堅固的車輪，三十根輻條可能不總會達到最佳效果，卻是一般車輪性能的基本保障。使用車輪與輻條的功效，來比喻寫作中總體分類與關鍵要素的關係道理，算是我個人的淺薄之見吧。
總而言之：文壇耕耘賴筆端，鋒芒磨礪須精研；從來竅門歸法術，沒有規矩難方圓。總體唯一數無窮，要術具備理不偏；莫歎春花千萬朵，摘得秋實道天然。
從文章起源上講，凡流傳下來的“筆刻文錄”的語言符號，本是人類對於世間萬物的認知表達，是在“口耳相傳”基礎上的更充分和具體的傳承。自古以來，人們通常把一些知識傳承的記錄符號，說成是“言語”“筆錄”“文章”等名稱，並且依據其中“字辭文句”的風格特征，大致以《詩經》和《尚書》為代表，一共分成兩類。前者，就是“有韻之文”；後者，即為“無韻之文”。然而，使用“文”或“筆”這兩個單獨的字，來區別文章的門類，則是近代的事情啊。
南朝劉宋時期，顏延之（公元384-456年字延年晉末臨沂人曾名冠當時與謝靈運並稱顏謝）大致有過這樣的言論，“筆”泛指文字的體用，隻有發端立論的“言”，才堪稱“文”。他還進一步舉例說明，像經書典籍就屬於文”，不能說是“筆”；像傳記一類文體則是“筆”，但不屬於“文”。
分析上述顏延年對文章的總體區分，及其例舉解說，難道不是自相矛盾嗎？僅以《周易》的《文言傳》為例。《文言傳》不僅是“發端立論”的“言”，而且更是文采奕奕啊。如果像《文言傳》這樣的傳記，都一概屬於“筆”而不是“文”，那麽還有什麽樣式的經書典籍，才堪稱“文”呢？
依我之見，出口成章即為言，記錄成文則為翰，揭示道德既是經，闡釋經書屬於傳。就文章總體而言，無論“經典”還是“傳記”，即便在體裁上，確實存在顯著性差別，亦不過都屬於“口出筆錄”的文章而已。所以，“筆”就是“言語文章”的信使，隻不過因為在記錄和傳達過程中，才有了內容長短、文采多寡、有韻無韻等具體區分。至於“經書典籍”，之所以能夠顛撲不滅，並還能流傳千古。究其根本，隻在於他們蘊含著深邃奧妙的道理罷了。這與顏延年所講的“言”“筆”“文”又有何幹呢？
西晉陸機在《文賦》中宣稱，他個人已經把書寫文章的利害關係剖析的“曲盡其妙”了。然而，縱觀《文賦》中的泛論和悉數，其實並不全麵啊。因為天地人間的易數理化，即便經過九次演變後，雖然已經達到了極致，但還不就是道德變化的窮盡。所以，任何試圖通過舉例說明，即可囊括所有文章體例，並且還能包含所有特征要點的努力，都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
一般情況下，作者在營心臆造文章時，不僅傾心於體裁格調上的標新立異，更加熱衷於字詞文句的豐富多彩。但是，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人，對於以往文章已有的體例格式和風格特征，尤其在相關著述文章時，為何導致成敗、得失、優劣等，所謂技能性要點等問題，不僅不善於鑽研深究，甚至少有問津，或者就是充耳不聞。
毋庸置疑，在成堆的美玉中，有的必定貌似石頭，而在稀有的石頭裏麵，有的卻像美玉。與此道理一樣，那些精通文章關鍵特征及其要素的作者，往往為了追求短小精悍，因此著述通常不會太長，而像知識才氣匱乏的作者，卻是因為無法展開長篇大論，所以文章也會十分簡短。另外，一般博學多識者，喜歡高瞻遠矚，難免喋喋不休，而思慮蕪雜者，因為千頭萬緒，也時常會繁言冗長。再者，善於思辨而境界通達者，因為能夠深入淺出，其行文可以自然、清晰而易懂，但凡短見膚淺者，雖然舉止言談隻能如同蜻蜓點水，反而同樣給人一種簡潔、鮮明、精煉的直覺感受。所以，曆來古奧深邃的文章，必定晦澀難懂，這反而讓一些故意書寫詭異乖離的作品，貌似古典經書一般。然而，凡故弄玄虛的文章，也最經不住一般性的研究推敲，他們有的雖然內容廣博浩瀚，卻匱乏韻律和文采；有的即便字韻通暢協調，卻情理淺薄而笨拙。類似情況，如同作為樂器的鍾磬絲竹，盡管都是經過了嚴格的音準校對，但鍾磬音質再好再準，也不是任何樂師都能演奏出來美妙樂章；同樣，盡管琴聲瑟響可以給人們和諧悠揚的美妙感受，但是它們發出的聲響旋律，並不是隻有角徵宮商羽的音準基調吧。因此，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用演奏音樂來比喻文章水準的高低難易，像這種類比舉例，不僅貼切恰當，確實形象生動啊。
人間生活常理，凡不經過實物驗證，無法判斷刀斧的利鈍。對於文章的總體分類和特征分析而言，如果不經過深刻剖析不同類別文章的基本要素、關鍵特征和寫作原理等，也就必定無法傳承和升華藝術創作的技術本領。人們通常所謂的技術精湛和能力亨通，旨在說明某些人把握準確了某種必然取勝的細致道理罷了。所以說，如果不經過稽查舉證，如果不審驗精確了，藝術創作中大的條理和小的情節，又怎能在文壇上心想事成呢？
凡真正掌握文章的所有體例機器關鍵要素的藝術創作，必定如同棋藝高手，依然通曉圍棋變化規律後的沉著對局，他們不但可以掌控全局走向，而且能夠及時判斷得失所在。反之，不注重整體和關鍵技能要素的原理所在，僅是按照自我感覺和意氣情懷的文學書寫，就會像博弈中擲骰子一樣，全憑偶然的機遇巧合罷了。然而，任何憑借機緣巧合的成功，或許不乏先例，但注定難以為繼，更不會維持長久。他們一旦遇到文章內容匱乏時，便不知道如何增色加彩，如果內容繁多蕪雜，更不知如何下手剪裁。像這種內容多寡都會不知所措的作者，又怎能把握準確文章的好壞優劣呢？如果能夠像圍棋高手一樣的作家，他們因為深諳數術有一定局限和規律性，不但事先胸有成竹、整飭待命，而且臨場按部就班、步步為營，尤其敏捷於見機行事，絕不容許自己錯失良機；他們一旦時逢轉機，更加會全神貫注，不僅意氣奮發恰似龍騰虎躍，並且才智雲湧如同乘風破浪。無論作為當時的旁觀者，還是後世的回望人，欣賞藝術大師的作品創作，那種揮灑自如之場景，那種躊躇滿誌之狀況，整個畫麵如錦繪秀麗，美妙聲音似絲竹悅耳，如若品味則甘甜若飴，若能佩戴即芳香四溢。如果藝術創作或文章寫作，能夠達到此種境地，則堪稱登峰造極了吧。
還是單論文章的寫作問題吧。一旦熟悉並掌握文章所有體例及其關鍵要素後，那麽後麵換應該謹慎防範什麽問題呢？在《戰國策?韓策三》中，有一個“驥足雖駿，纆牽忌長。”的故事，刻意強調的是，即便擁有了具備千裏馬素質的駿馬，卻因為駕馭韁繩的寬嚴失度，反而卻無法實現馳騁千裏的目標。縱觀以往所謂經書典籍的體例種類，已經屬於繁簡多樣、目不暇接了。但是，在他們中間，每一部每一本每一篇堪稱藝術經典的文章，必定都存在著藝術格式特色與技術內容要素之間的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唯有兩者搭配適當，才能實現文本立世的功德圓滿；如果兩者搭配失當，即便不因為某一方麵缺失不足，而顯得疲敝零落，也必定會由於過猶不及，而造成疥癬累贅；如果非要深究其中的道理原因，其實恰似製造穩妥堅固的車輪，三十根輻條可能不總會達到最佳效果，卻是一般車輪性能的基本保障。使用車輪與輻條的功效，來比喻寫作中總體分類與關鍵要素的關係道理，算是我個人的淺薄之見吧。
總而言之：文壇耕耘賴筆端，鋒芒磨礪須精研；從來竅門歸法術，沒有規矩難方圓。總體唯一數無窮，要術具備理不偏；莫歎春花千萬朵，摘得秋實道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