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運交替，社會變遷，文藝的內容和形式與之衍生變化不斷。亙古至今，這種相輔相成並互為因果的密切聯係，貫穿始終，如影隨形。這便是世間傳說的“天理”與“人情”的道德聯係吧。
遠在氏族社會逐步走向集權化的上古中國，當遷徙山東定陶與河北唐縣之間的“陶唐氏”堯帝主政時代，天下道德清明，民眾休養生息，所以路邊野老，始有傳唱“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擊壤歌》，而田間稚童，相互謳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康衢謠》。進入了有虞氏舜帝掌控的年代，集權隆盛，國富民閑，於是海洲之上，四處飄蕩著“解吾民之慍兮，阜吾民之財兮。”的《南風歌》，而在宮殿之中，此起彼伏的《卿雲歌》，這邊有一人吟詠“卿雲爛兮”，那邊群臣隨之便有“日月光華，宏於一人。”的歡呼。像這一時期的歌謠風采，為何能夠如此純真質樸而又美麗動人呢？因為他們都是發自心肝肺腑的真情實感，所以才會有“質”與“文”的相得益彰啊。
夏禹裂山分水，功高蓋世，當家國天下之後，人間正名列位的基本秩序井然，因此宮廷內外，盛讚“九功之德”的《九歌》（亡軼）悠揚遠方。商朝代夏之初，成湯典當自身為天下祈福，其聖明虔敬，令人神肅穆，於是商人“猗與那與”的盛大祭祀，一直延綿不絕。步入姬周朝代，頌揚周初文德武功的《詩經·周南》諸篇，被專家學者評價是反映了當時民聲的“勤而不怨”，而體現周原邠地民俗風情的《詩經·豳風》，後世名人則視為“樂而不淫”。西周厲王至幽王期間，政令昏庸，社會動蕩，《詩經·大雅》中《板》《蕩》有“老夫灌灌，小子蹺蹺。”“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已然不避尊卑，大膽怒言直陳。待到平王東遷洛邑，周室權勢日漸衰微，則有《詩經·王風·黍離》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哀憐惆悵。據上可知，這一時期詩詞歌謠中情愫氣質，無不昭示著家、國、天下、個人之命運，儼然與帝王品德和權勢爭鬥緊緊捆綁在了一起，文藝已經變成了“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的潮流和風標而已。
姬周進入春秋之後，王侯爭霸，群英稱雄，“詩、書、禮、樂、周易、春秋”之“六經”旁落淩亂，諸子百家開始狂飆齊鳴，唯恐不能驚世駭俗。時值戰火炙熱之際，韓、魏因尊崇武力，得以逞強四方；燕、趙賴迷信權術，贏得一時盛名。所以，前有商鞅遺書《弱民》《靳令》，將民俗喜好和文化修養，視為侵擾國力富強的“六虱”，而後有韓非著述《五蠧》，把思想和職業的自由追求，當作阻礙黷武稱霸的蛀蟲。秦國之內，嚴令禁止“五蠧”“六虱”的存生，隨後國勢強悍無比，終至於所向披靡。當此之際，唯有齊、楚兩國，反而閃爍並迸發出來文學藝術的靈性光輝。齊國在通衢大道上築造公館，旨在招徠四方能人博士；楚國擴建了蘭台宮，隻為款待各路文雅賢達。於是，邾國孟子位列齊國上賓，趙國荀子置身蘭陵縣令。所以，齊國“稷下”流傳下來清談博學的風光，而楚地“蘭陵”滋生出來傾慕虛榮的俗氣。齊國大地，前有鄒衍喜好陰陽五行談天，故有“談天衍”譽滿華夏，後有鄒奭擅長咬文嚼字，則見“雕龍奭”馳名天下。楚國朝野，前有屈原辭藻光華與日月爭輝，後有宋玉語句靈動如風雲變幻。綜括這一區間的奇談怪說和豔詞麗句，研究其美刺文采，顯然涵蓋並超越了《詩經》的雅頌；剖析其理義怪誕，完全呼應且符合縱橫捭闔的時俗。
劉漢立朝之初，距離贏秦焚書愚智不遠。漢高祖劉邦，尊重武功，輕視儒生博學，務求學問的簡化和實用。所以，宮廷內外，雖然禮儀律法建構雛形，但在朝野上下，所謂經書典籍，還沒有眉目清晰。然而，這一時期被人稱頌的劉邦《大風歌》《鴻鵠歌》，可視為天合之作吧。自漢惠帝到“文景之治”區間，雖然經書緯術開始勃勃生機，而文人雅士，並沒有得到重用。譬如博學多識的賈誼被貶離京一再鬱悶，而耿介如鄒陽和枚乘，雖有文章名譽當代，卻都壯誌難舒；由此，當時文人境遇，可見一斑。漢武帝立朝，推崇儒家風範，宮廷內外，講究禮儀黼黻，文人量才顯能，趨之若鶩。漢武帝劉徹，柏梁台上，歡宴群臣，吟詩唱賦；黃河岸邊，體恤民生，即興《瓠子歌》；朝堂階前，名士枚乘靠文采，榮享天子專車覲見，而貧寒主父偃憑上書，了卻鼎食生死心願；宮廷內外，公孫弘依賴《舉賢良對策》高升，倪寬憑借草擬奏文脫穎；草莽中間，砍柴為生的朱買臣做了會稽太守，洗滌酒器的司馬相如成了中郎將領。再者，像司馬遷、吾丘壽王、嚴助、終軍、枚皋等人，雖然在對策奏章上，完全不拘一格，但名篇佳作，已然應接不暇。他們接二連三名聲鵲起，共同營造了這一時期多姿多彩的文藝風範，並豎立起來一座令後世難以企及的藝術巔峰。隨後昭帝、宣帝兩代，傳承了武帝恢弘的事業，並在“石渠閣”聚集經學名家和辭賦高手一起論道辯經，而此時的經學家已經開始批評辭賦家過度雕飾玄虛的弊病，所以像擅長辭賦如王褒等人，隻是享受俸祿而沒有事務，唯有養尊處優而已。漢元帝和成帝兩朝，皇帝自身崇儒好經，各路人才雖然良莠不齊，但都能躋身仕途；期間，給事黃門郎楊雄構思創作了千首歌賦，而光祿大夫劉向校刊了“六藝”，他們都創造了功在當代而利在千秋的業績啊。自高祖劉邦建立漢朝一直延續到成帝、哀帝期間，剛好經過了一百年左右，這一時期作家風格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直變化多端。但是，綜括他們的共同特征，依然影影綽綽著《楚辭》的風姿，所以整個西漢時期，屈原的影響始終存在著。
跨過哀帝、平帝之後西漢衰敗階段不談，單言東漢光武帝劉秀，隻是迷信讖緯之學中的圖符變數，並非真正用心扶持文藝的中興繁榮。盡管事實如此，但在這一時期，獄中杜篤由於創作《吳漢誄》賜帛免刑，文書班彪因為草擬奏章特詔升為縣令。由此可見，光武帝雖然沒有公開招賢納士，但是對於文人雅士還是有所賞識和特別垂青吧。隨後明帝、章帝兩朝，皇帝積極尊崇儒學，他們一方麵在辟雍學堂裏傳習古典禮儀，另一方麵在白虎觀研究經緯數術，所以班固能夠專心撰述《漢書》，賈逵可以用力創作《神雀頌》，甚至宗室中東平王劉蒼也熱衷書寫歌賦揚名，而沛王劉輔的著作《五經論》得到廣泛流傳。在如此天子作則和藩王呼應的垂範之下，躋身文壇的文人雅士愈加躊躇滿誌而容光煥發了。自和帝、安帝再到順帝、桓帝，雖然跨越半個世紀，但不足百年期間，卻集中湧現出來一大批像班固、傅毅、崔駰、崔瑗、崔寔、王延壽、馬融、張衡、蔡邕等精通經書典籍的鴻儒博士，因為他們各自都有代表性作品傳世，這裏就不再贅述了。然而，若將進入東漢以來的整個學術風氣與西漢時代相比，後者與前者的最大區別，就是儒家學派完全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一方麵是在宮廷講座中刻意宣揚的結果，另外就是社會實踐中像選官製度的崇儒影響。到了漢靈帝時代，喜好文學的靈帝劉宏，自己寫出了《皇羲篇》等書，並詔令天下文士聚集“鴻都門”競技才學，但負責此事的樂鬆（漢靈帝寵臣曆任鴻都文學、侍中、奉車都尉）等人，選拔的卻都是適合他們口味的淺薄之人，所以當時太尉楊賜（東漢名臣其祖父楊震父親楊秉均官至太尉）稱這些人如同唐堯時壞人“驩兜”一樣，而蔡邕則將他們比作皇帝身邊的弄臣。因此，當時這些所謂“人才”的作品，從根本上就沒有藝術價值。
東漢進入漢獻帝時代，皇帝自身朝不保夕，整個社會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而文學風氣也隨之起伏不定。直到獻帝的建安末年，天下局勢趨於相對平衡和暫時安定。當此之際，位居漢丞相的魏王曹操，本身酷愛唱詩歌賦；曹操一個兒子，即隨後的魏文帝曹丕，敏於思辨而文采飛揚；曹操另一個兒子陳思王曹植，更是才華橫溢，不但出口成章，且佳作琳琅滿目。他們父子三人，縱橫創業之中，不僅英俊豪氣，而且藝術才華更是光彩奪目，所以在他們父子身邊招徠了一大批當時的雅士名流。譬如王粲來自漢南荊州，陳琳降自河北袁紹，徐幹於青州入仕，劉楨自東平隨行；還有應瑒擅長發揮豐富想象，更有阮瑀喜歡展示奇才技能；除此之外，像路粹、繁欽、邯鄣淳、楊修等人，時常環繞左右，大家歡聚一堂，或侍宴賦詩，或流觴飲酒，相互沉吟當做歡歌，彼此揮毫助興談笑。綜合這一時期的作品，風度儒雅而又慷慨激昂，應屬於最為突出的特色。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社會長期動蕩不安，遍地民不聊生，四處內心多怨，而作家的品格往往慮深情長，他們於揮毫之間，難免壯誌噴發而氣吞山河。待到魏明帝繼位，曹睿兼備魏武、文帝遺風，尤其擅長樂府曲調，曾經於“崇文觀”召集文人競技，於是何晏、劉劭等人，相繼展露才華。在曹魏隨後繼位的幾任年幼皇帝中，唯有高貴鄉公曹髦英俊典雅，作品不僅質文離奇瑰麗，而且眼界論說不同凡響。然而，所謂談玄務虛、輕生寡欲的“正始文學”便誕生於此際，像嵇康、阮籍、應璩、繆襲等人活躍於文壇之上。
曹魏進入司馬懿獨攬大權之後，曆經司馬師、司馬昭繼任主政，他們在儒學上無所建樹，唯傾心於陰謀篡權。晉武帝司馬炎創立新朝，盡管天下一統而又平安一時，但在學校教育和文化傳承問題上，並沒有得到朝廷重視。待到晉懷帝、湣帝時期，皇帝徒有虛名，王綱旁落權臣。然而，西晉帝王盡管輕視文章創作，但這一時期的文人名家依然光彩照人。例如張華奮筆疾書恰似珍珠落盤，左思揮毫作賦導致洛陽紙貴；潘嶽和夏侯湛，兩人英名遠揚，被比喻成“一對璧玉”，而陸機和陸雲，兄弟多才多藝，被評價為“兩匹駿馬”；另外，還有應貞、傅玄、張載、張協、張亢、孫楚、摯虞、成公綏等人，他們的作品更像花團錦繡，各個楚楚動人。後世評價西晉王朝昏庸無道，文人雅士難盡其才，並且難得善終……思慮到此，禁不住悲歎哀憐啊！
晉元帝司馬睿建立東晉之後，開始重視文化，並且殿試經學，所以劉隗、刁協通曉禮儀備受皇帝寵信，而郭璞才思敏捷得以提拔重用。晉明帝司馬紹聰慧明哲，並且酷愛文學，由太子到即位，研習六藝經學，熟稔誥命策文，精通辭賦文采，所以庾亮擅長表奏得到重用，而溫嶠文才清秀推恩厚待。東晉明帝在位，弘揚文藝的領袖風範，可比西漢武帝。隨後晉成帝、康帝、穆帝和哀帝在位時間相對短暫。晉簡文帝熱衷文化，本身清秀俊朗，喜好聚集文友一起談玄論道，於是由此開始，情誌玄虛而詞藻浮誇的學術風氣充斥文壇。晉孝武帝沒有兒子，當時社會流傳著晉祚即將終結的符讖，之後又曆經安帝、恭帝而東晉終止滅亡。回顧這一階段的文人學者，像袁宏、殷仲文、孫盛、幹寶等人，雖然才華參差不齊，但在個人成就上，尚且值得稱道。
自西晉出現了務虛談玄的苗頭，待到東晉偏安江左後，開始愈演愈烈，竟然形成了當時的一種社會時俗和文藝風氣。縱觀兩晉時代，世道人心艱難困苦，宮廷昏庸失序，賢者達人迫於淫威，先由空談是非，逐漸演變成為談玄論道的學風，結果就是他們吟詩總也跳不出“老子”樣道德，但凡作賦必定謳歌“莊子”式自由。由此可見，文藝風格的變遷，確實離不開當時權勢掌控之下人們情感得失好惡的局限和狹隘……遠古至今始終如此，未來千百年之後必定依然。
南朝宋武帝劉裕（公元363年-422年字德輿小名寄奴祖籍彭城郡）喜好文學，宋文帝劉義隆儒雅風流，宋孝武帝劉駿多才多藝，與此同期的文壇之上，隨之頗有起色。轉入宋明帝劉彧時代，文藝日漸萎靡。整個南朝劉宋（公元420-479年）期間，盡管處於嚴苛門閥製度之下，在士大夫之中各類人才依然蜂擁雲集，當時的世祖大家，例如王姓、袁姓中間文采富麗者異常耀眼，而像顏姓、謝姓裏麵藝術奇葩者格外奪目；再者，還有像何承天、範曄、張敷、沈懷文等學者名士，多的不勝枚舉，他們有的不僅聞名遐邇，而且至今盛名不衰，所以也就不再贅述了。
南齊太祖蕭道成（公元427年-482年字紹伯小名鬥將祖籍東海郡蘭陵縣於479年-482年在位）符命改製，國泰民安；齊高帝蕭賾子承父業，文治武功；文惠太子，皆備文才武略，所以自齊高宗蕭鸞之上，逐個帝王明哲鴻運，才有天下福澤光明，並且帝業恒通。當今聖上繼位以來，文教遍布天下，海嶽普降祥瑞，各路英才倍出，類似乘龍禦鳳一樣飛舞高空，猶如駕馭騏驥一般奔駛萬裏。他們詮釋禮樂經書，仿佛超越了姬周劉漢的盛況，諸多文章佳作堪比唐堯虞舜時的風采……如此鼎盛氣象，繁榮景貌，若嘴笨筆拙像我者，實在無法表達清楚啊！還是留給後世高人，再去誇讚高歌吧。
總而言之：文章光華十代間，義理風采已九遷；經書典籍砥中流，任憑情誌白浪翻。質文貳離易含章，實虛明暗因權杖；莫歎文史多怪事，藝術風範眼前上。
遠在氏族社會逐步走向集權化的上古中國，當遷徙山東定陶與河北唐縣之間的“陶唐氏”堯帝主政時代，天下道德清明，民眾休養生息，所以路邊野老，始有傳唱“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擊壤歌》，而田間稚童，相互謳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康衢謠》。進入了有虞氏舜帝掌控的年代，集權隆盛，國富民閑，於是海洲之上，四處飄蕩著“解吾民之慍兮，阜吾民之財兮。”的《南風歌》，而在宮殿之中，此起彼伏的《卿雲歌》，這邊有一人吟詠“卿雲爛兮”，那邊群臣隨之便有“日月光華，宏於一人。”的歡呼。像這一時期的歌謠風采，為何能夠如此純真質樸而又美麗動人呢？因為他們都是發自心肝肺腑的真情實感，所以才會有“質”與“文”的相得益彰啊。
夏禹裂山分水，功高蓋世，當家國天下之後，人間正名列位的基本秩序井然，因此宮廷內外，盛讚“九功之德”的《九歌》（亡軼）悠揚遠方。商朝代夏之初，成湯典當自身為天下祈福，其聖明虔敬，令人神肅穆，於是商人“猗與那與”的盛大祭祀，一直延綿不絕。步入姬周朝代，頌揚周初文德武功的《詩經·周南》諸篇，被專家學者評價是反映了當時民聲的“勤而不怨”，而體現周原邠地民俗風情的《詩經·豳風》，後世名人則視為“樂而不淫”。西周厲王至幽王期間，政令昏庸，社會動蕩，《詩經·大雅》中《板》《蕩》有“老夫灌灌，小子蹺蹺。”“天生烝民，其命匪諶。”已然不避尊卑，大膽怒言直陳。待到平王東遷洛邑，周室權勢日漸衰微，則有《詩經·王風·黍離》中“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的哀憐惆悵。據上可知，這一時期詩詞歌謠中情愫氣質，無不昭示著家、國、天下、個人之命運，儼然與帝王品德和權勢爭鬥緊緊捆綁在了一起，文藝已經變成了“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的潮流和風標而已。
姬周進入春秋之後，王侯爭霸，群英稱雄，“詩、書、禮、樂、周易、春秋”之“六經”旁落淩亂，諸子百家開始狂飆齊鳴，唯恐不能驚世駭俗。時值戰火炙熱之際，韓、魏因尊崇武力，得以逞強四方；燕、趙賴迷信權術，贏得一時盛名。所以，前有商鞅遺書《弱民》《靳令》，將民俗喜好和文化修養，視為侵擾國力富強的“六虱”，而後有韓非著述《五蠧》，把思想和職業的自由追求，當作阻礙黷武稱霸的蛀蟲。秦國之內，嚴令禁止“五蠧”“六虱”的存生，隨後國勢強悍無比，終至於所向披靡。當此之際，唯有齊、楚兩國，反而閃爍並迸發出來文學藝術的靈性光輝。齊國在通衢大道上築造公館，旨在招徠四方能人博士；楚國擴建了蘭台宮，隻為款待各路文雅賢達。於是，邾國孟子位列齊國上賓，趙國荀子置身蘭陵縣令。所以，齊國“稷下”流傳下來清談博學的風光，而楚地“蘭陵”滋生出來傾慕虛榮的俗氣。齊國大地，前有鄒衍喜好陰陽五行談天，故有“談天衍”譽滿華夏，後有鄒奭擅長咬文嚼字，則見“雕龍奭”馳名天下。楚國朝野，前有屈原辭藻光華與日月爭輝，後有宋玉語句靈動如風雲變幻。綜括這一區間的奇談怪說和豔詞麗句，研究其美刺文采，顯然涵蓋並超越了《詩經》的雅頌；剖析其理義怪誕，完全呼應且符合縱橫捭闔的時俗。
劉漢立朝之初，距離贏秦焚書愚智不遠。漢高祖劉邦，尊重武功，輕視儒生博學，務求學問的簡化和實用。所以，宮廷內外，雖然禮儀律法建構雛形，但在朝野上下，所謂經書典籍，還沒有眉目清晰。然而，這一時期被人稱頌的劉邦《大風歌》《鴻鵠歌》，可視為天合之作吧。自漢惠帝到“文景之治”區間，雖然經書緯術開始勃勃生機，而文人雅士，並沒有得到重用。譬如博學多識的賈誼被貶離京一再鬱悶，而耿介如鄒陽和枚乘，雖有文章名譽當代，卻都壯誌難舒；由此，當時文人境遇，可見一斑。漢武帝立朝，推崇儒家風範，宮廷內外，講究禮儀黼黻，文人量才顯能，趨之若鶩。漢武帝劉徹，柏梁台上，歡宴群臣，吟詩唱賦；黃河岸邊，體恤民生，即興《瓠子歌》；朝堂階前，名士枚乘靠文采，榮享天子專車覲見，而貧寒主父偃憑上書，了卻鼎食生死心願；宮廷內外，公孫弘依賴《舉賢良對策》高升，倪寬憑借草擬奏文脫穎；草莽中間，砍柴為生的朱買臣做了會稽太守，洗滌酒器的司馬相如成了中郎將領。再者，像司馬遷、吾丘壽王、嚴助、終軍、枚皋等人，雖然在對策奏章上，完全不拘一格，但名篇佳作，已然應接不暇。他們接二連三名聲鵲起，共同營造了這一時期多姿多彩的文藝風範，並豎立起來一座令後世難以企及的藝術巔峰。隨後昭帝、宣帝兩代，傳承了武帝恢弘的事業，並在“石渠閣”聚集經學名家和辭賦高手一起論道辯經，而此時的經學家已經開始批評辭賦家過度雕飾玄虛的弊病，所以像擅長辭賦如王褒等人，隻是享受俸祿而沒有事務，唯有養尊處優而已。漢元帝和成帝兩朝，皇帝自身崇儒好經，各路人才雖然良莠不齊，但都能躋身仕途；期間，給事黃門郎楊雄構思創作了千首歌賦，而光祿大夫劉向校刊了“六藝”，他們都創造了功在當代而利在千秋的業績啊。自高祖劉邦建立漢朝一直延續到成帝、哀帝期間，剛好經過了一百年左右，這一時期作家風格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一直變化多端。但是，綜括他們的共同特征，依然影影綽綽著《楚辭》的風姿，所以整個西漢時期，屈原的影響始終存在著。
跨過哀帝、平帝之後西漢衰敗階段不談，單言東漢光武帝劉秀，隻是迷信讖緯之學中的圖符變數，並非真正用心扶持文藝的中興繁榮。盡管事實如此，但在這一時期，獄中杜篤由於創作《吳漢誄》賜帛免刑，文書班彪因為草擬奏章特詔升為縣令。由此可見，光武帝雖然沒有公開招賢納士，但是對於文人雅士還是有所賞識和特別垂青吧。隨後明帝、章帝兩朝，皇帝積極尊崇儒學，他們一方麵在辟雍學堂裏傳習古典禮儀，另一方麵在白虎觀研究經緯數術，所以班固能夠專心撰述《漢書》，賈逵可以用力創作《神雀頌》，甚至宗室中東平王劉蒼也熱衷書寫歌賦揚名，而沛王劉輔的著作《五經論》得到廣泛流傳。在如此天子作則和藩王呼應的垂範之下，躋身文壇的文人雅士愈加躊躇滿誌而容光煥發了。自和帝、安帝再到順帝、桓帝，雖然跨越半個世紀，但不足百年期間，卻集中湧現出來一大批像班固、傅毅、崔駰、崔瑗、崔寔、王延壽、馬融、張衡、蔡邕等精通經書典籍的鴻儒博士，因為他們各自都有代表性作品傳世，這裏就不再贅述了。然而，若將進入東漢以來的整個學術風氣與西漢時代相比，後者與前者的最大區別，就是儒家學派完全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一方麵是在宮廷講座中刻意宣揚的結果，另外就是社會實踐中像選官製度的崇儒影響。到了漢靈帝時代，喜好文學的靈帝劉宏，自己寫出了《皇羲篇》等書，並詔令天下文士聚集“鴻都門”競技才學，但負責此事的樂鬆（漢靈帝寵臣曆任鴻都文學、侍中、奉車都尉）等人，選拔的卻都是適合他們口味的淺薄之人，所以當時太尉楊賜（東漢名臣其祖父楊震父親楊秉均官至太尉）稱這些人如同唐堯時壞人“驩兜”一樣，而蔡邕則將他們比作皇帝身邊的弄臣。因此，當時這些所謂“人才”的作品，從根本上就沒有藝術價值。
東漢進入漢獻帝時代，皇帝自身朝不保夕，整個社會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而文學風氣也隨之起伏不定。直到獻帝的建安末年，天下局勢趨於相對平衡和暫時安定。當此之際，位居漢丞相的魏王曹操，本身酷愛唱詩歌賦；曹操一個兒子，即隨後的魏文帝曹丕，敏於思辨而文采飛揚；曹操另一個兒子陳思王曹植，更是才華橫溢，不但出口成章，且佳作琳琅滿目。他們父子三人，縱橫創業之中，不僅英俊豪氣，而且藝術才華更是光彩奪目，所以在他們父子身邊招徠了一大批當時的雅士名流。譬如王粲來自漢南荊州，陳琳降自河北袁紹，徐幹於青州入仕，劉楨自東平隨行；還有應瑒擅長發揮豐富想象，更有阮瑀喜歡展示奇才技能；除此之外，像路粹、繁欽、邯鄣淳、楊修等人，時常環繞左右，大家歡聚一堂，或侍宴賦詩，或流觴飲酒，相互沉吟當做歡歌，彼此揮毫助興談笑。綜合這一時期的作品，風度儒雅而又慷慨激昂，應屬於最為突出的特色。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社會長期動蕩不安，遍地民不聊生，四處內心多怨，而作家的品格往往慮深情長，他們於揮毫之間，難免壯誌噴發而氣吞山河。待到魏明帝繼位，曹睿兼備魏武、文帝遺風，尤其擅長樂府曲調，曾經於“崇文觀”召集文人競技，於是何晏、劉劭等人，相繼展露才華。在曹魏隨後繼位的幾任年幼皇帝中，唯有高貴鄉公曹髦英俊典雅，作品不僅質文離奇瑰麗，而且眼界論說不同凡響。然而，所謂談玄務虛、輕生寡欲的“正始文學”便誕生於此際，像嵇康、阮籍、應璩、繆襲等人活躍於文壇之上。
曹魏進入司馬懿獨攬大權之後，曆經司馬師、司馬昭繼任主政，他們在儒學上無所建樹，唯傾心於陰謀篡權。晉武帝司馬炎創立新朝，盡管天下一統而又平安一時，但在學校教育和文化傳承問題上，並沒有得到朝廷重視。待到晉懷帝、湣帝時期，皇帝徒有虛名，王綱旁落權臣。然而，西晉帝王盡管輕視文章創作，但這一時期的文人名家依然光彩照人。例如張華奮筆疾書恰似珍珠落盤，左思揮毫作賦導致洛陽紙貴；潘嶽和夏侯湛，兩人英名遠揚，被比喻成“一對璧玉”，而陸機和陸雲，兄弟多才多藝，被評價為“兩匹駿馬”；另外，還有應貞、傅玄、張載、張協、張亢、孫楚、摯虞、成公綏等人，他們的作品更像花團錦繡，各個楚楚動人。後世評價西晉王朝昏庸無道，文人雅士難盡其才，並且難得善終……思慮到此，禁不住悲歎哀憐啊！
晉元帝司馬睿建立東晉之後，開始重視文化，並且殿試經學，所以劉隗、刁協通曉禮儀備受皇帝寵信，而郭璞才思敏捷得以提拔重用。晉明帝司馬紹聰慧明哲，並且酷愛文學，由太子到即位，研習六藝經學，熟稔誥命策文，精通辭賦文采，所以庾亮擅長表奏得到重用，而溫嶠文才清秀推恩厚待。東晉明帝在位，弘揚文藝的領袖風範，可比西漢武帝。隨後晉成帝、康帝、穆帝和哀帝在位時間相對短暫。晉簡文帝熱衷文化，本身清秀俊朗，喜好聚集文友一起談玄論道，於是由此開始，情誌玄虛而詞藻浮誇的學術風氣充斥文壇。晉孝武帝沒有兒子，當時社會流傳著晉祚即將終結的符讖，之後又曆經安帝、恭帝而東晉終止滅亡。回顧這一階段的文人學者，像袁宏、殷仲文、孫盛、幹寶等人，雖然才華參差不齊，但在個人成就上，尚且值得稱道。
自西晉出現了務虛談玄的苗頭，待到東晉偏安江左後，開始愈演愈烈，竟然形成了當時的一種社會時俗和文藝風氣。縱觀兩晉時代，世道人心艱難困苦，宮廷昏庸失序，賢者達人迫於淫威，先由空談是非，逐漸演變成為談玄論道的學風，結果就是他們吟詩總也跳不出“老子”樣道德，但凡作賦必定謳歌“莊子”式自由。由此可見，文藝風格的變遷，確實離不開當時權勢掌控之下人們情感得失好惡的局限和狹隘……遠古至今始終如此，未來千百年之後必定依然。
南朝宋武帝劉裕（公元363年-422年字德輿小名寄奴祖籍彭城郡）喜好文學，宋文帝劉義隆儒雅風流，宋孝武帝劉駿多才多藝，與此同期的文壇之上，隨之頗有起色。轉入宋明帝劉彧時代，文藝日漸萎靡。整個南朝劉宋（公元420-479年）期間，盡管處於嚴苛門閥製度之下，在士大夫之中各類人才依然蜂擁雲集，當時的世祖大家，例如王姓、袁姓中間文采富麗者異常耀眼，而像顏姓、謝姓裏麵藝術奇葩者格外奪目；再者，還有像何承天、範曄、張敷、沈懷文等學者名士，多的不勝枚舉，他們有的不僅聞名遐邇，而且至今盛名不衰，所以也就不再贅述了。
南齊太祖蕭道成（公元427年-482年字紹伯小名鬥將祖籍東海郡蘭陵縣於479年-482年在位）符命改製，國泰民安；齊高帝蕭賾子承父業，文治武功；文惠太子，皆備文才武略，所以自齊高宗蕭鸞之上，逐個帝王明哲鴻運，才有天下福澤光明，並且帝業恒通。當今聖上繼位以來，文教遍布天下，海嶽普降祥瑞，各路英才倍出，類似乘龍禦鳳一樣飛舞高空，猶如駕馭騏驥一般奔駛萬裏。他們詮釋禮樂經書，仿佛超越了姬周劉漢的盛況，諸多文章佳作堪比唐堯虞舜時的風采……如此鼎盛氣象，繁榮景貌，若嘴笨筆拙像我者，實在無法表達清楚啊！還是留給後世高人，再去誇讚高歌吧。
總而言之：文章光華十代間，義理風采已九遷；經書典籍砥中流，任憑情誌白浪翻。質文貳離易含章，實虛明暗因權杖；莫歎文史多怪事，藝術風範眼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