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妥了革命委員會下屬金融機構的管理方式，宋小濂便帶著廣信公司和黑龍江官銀號的代表們先離去整理、討論如何同東北農業銀行合並的事項了。而張廷閣和牛子厚不僅留了下來，還去外麵帶進來了兩位陌生的男子，似乎他們還有事情同吳川討論。
看到吳川不斷的打量自己帶進房間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張廷閣趕緊為他介紹道：“這位是張裕張弼士，張老先生。他身邊這位是張老先生的長子張秩捃先生。張老先生年事已高，最近幾年已經不問世事了。不過聽說了您打算把大批輪船以1元的價格租給中國的航運公司，就忍不住動了興致出門走動一下，想要和您談一談關於航運方麵的事情。”
吳川下意識的看著這位氣色尚可的老人，脫口問道：“張裕葡萄酒？”
年已70的張弼士聽了這句話頓時麵帶微笑的說道：“想不到小友還聽過我家葡萄酒的字號，我正好帶了幾件葡萄酒上來，請小友到時品嚐一二，也給個建議麽。”
吳川趕緊擺手說道：“我對於酒的研究不深，張老先生給的美酒我肯定不會推辭，但要讓給出什麽建議，那就是問道於盲了。咱們還是坐下慢慢說話吧。”
招呼著張弼士等人重新坐下之後，同對方寒暄了兩句之後，吳川便單刀直入的說道：“張老先生是實業家，我們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實業經營上麵您要是給指點幾句，那對於革命委員會來說倒是能走不少彎路了。”
張弼士雖然是廣東人，但是他的語言天賦很好，不管是客家話、英語還是印尼土語、北方官話都能說的很標準，因此他和吳川進行交流基本毫無障礙。
別看張弼士年紀這麽大了，但是他的腦子可一點都不糊塗。他在印尼發家之後便開始轉移家業回國內，卻又沒有返回梅州老家而是跑去了山東煙台去種葡萄，就能看出他對時局看的很清楚。
彼時華人雖然在印尼頗有發跡者，但是荷蘭人對於華人富豪的提防也一直是從來沒有放鬆過的，他要是不急流勇退的話，必然要成為了荷蘭殖民者的打擊對象。而國內南方的革命形勢一日千裏，特別是廣東更是革命情緒最為激昂的地區，他要是跑回梅州老家置業，恐怕也難以避免戰火。
倒是山東煙台，這裏不僅風氣淳樸且還是英國人的租借地，他在這裏種葡萄倒也不必擔憂為清廷或革命黨所惦記上。當然，這並不代表他就不關心實業建設了，否則他也不會同張榕軒兄弟一起創辦裕昌和廣福二間遠洋航運公司，又支持張耀軒籌辦中華銀行。而他自己歸國的目的，原本也是應盛宣懷的邀請，幫辦中國通商銀行的。
隻是在沒有一個強力的中央政府支持下，辦理一家華人自己的現代銀行顯然是極為艱難的。雖然在官僚資本的支持下，中國通商銀行在短期內在全國各地鋪開了局麵，但是隨著庚子國難爆發。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毀，天津分行亦隨之收束，業務漸告不振。到光緒三十一年隻剩下北京、漢口兩個分行和煙台一個支行了。
鑒於世道敗壞如此，張弼士於是也淡出了通商銀行，專心在煙台種植自己的葡萄去了。直到張廷閣試圖以一元一艘的年租金向華人航運公司出租輪船，這才算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自滿清發起洋務運動以來，朝廷對於辦理實業的目的一直都是很明確的。一是為了牟利，一是為了強軍。故朝廷辦理的事業，要麽就是如同張之洞辦理漢陽鐵廠那樣不惜代價，隻要解決中國的自產鋼鐵問題，解決生產軍械的原料問題就可以了。
要麽就是如同開灤煤礦和招商局、電報局那樣，盡快讓企業盈利，動不動就要企業報效，完全不理會企業的長遠發展。正是在這種急功近利的指導方針下，洋務運動開始落幕之後，各地操辦起來的近代工礦業完全不成體係，既不能互相提供機械裝備和原料以降低工業成本，又無法對自身的工業技術進行自我提升，隻能成為外國工業的原料和初級加工產品的提供者。
就好比航運事業上的發展，自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之後，中國的進出口貨物總量到了1910年，大約已經達到了5-6000萬噸的數目，而中國自運的貨物總數大約還不到進出口貨物總數的2%。
以蒸汽動力的商船噸位計算，日本大約為120萬噸，而中國估計在8萬噸上下。在甲午戰爭之前，中日雙方的商船噸位並無今日這樣相差懸殊，但是日本數十年如一日的對航運業的扶持，不僅將新建商船免費贈送給日本航運公司，更是對日本航運公司實施了數目驚人的航運補貼。
美國在太平洋的航運公司就是在日本的補貼策略下破產，不得不把上海到日本和日本內海的航線讓給了日本的航運公司，甚至連輪船和中日兩地的倉庫、碼頭都出售給了三菱航運公司。
日本從美國手中奪回了本國的內海航運事業之後，就野心勃勃的同英、法航運公司展開了，中國長江水道的航運競爭。同樣還是仰仗著國內給與的大量補貼，在長江上進行了不計成本的航運價格搏殺。
而反觀滿清政府，既無力以強權保衛中國內河和領海內的獨占航運權力，更絲毫沒有保衛民族實業的考慮。在這樣的國際航運殘酷競爭中，還在要求著招商局竭力報效朝廷，並免費調撥招商局的船隻運送軍隊和物資。
在這種民族產業看不到希望的年代裏，突然就冒出了一個傻子來，居然拿著船隻白送人用，不由讓人不生好奇之心。如果不是青島港內確實有著大批船隻的抵達，大家不免就要以為這就是一個大騙局了。
這些1000-3000噸的舊船，最老的也沒有超過15年，大多是五、六年船齡的好船。可對於德國的航運企業來說，隨著造船工業技術的發展，和長時間和平導致的海運價格的低廉，商船隻有大於6000噸才能夠獲得較好的收益。
於是乎這些小船就成為了一種負擔，繼續運營下去的話要虧本，拆了又太可惜。至於想要出售，眼下海外都是英法的殖民地和盟友，他們要購買也隻會購買英國的船隻而不是德國的舊船。假使不是吳川用德國籌集到的資金成批進行購買，德國人也隻有慢慢的進行淘汰這批小船了。畢竟像日本這樣的東亞小強，一年輪船的產能也不過才將近3萬噸而已。
不過這批船隻抵達了東亞之後，倒是極大的改變了東亞航運事業的格局。日本政府此時對於本國航運事業的船隻標準，也才定在了3000噸。從德國過來的這批商船，並不比日本的標準商船低上多少，且在數量上也拉近了中日兩國輪船噸位的差距，從十分之一不到變為了將近四分之一的水準。
麵對著中國的航運事業可以因此大大的前進一步，也就不由讓沉寂下去許久的張弼士改變了想法，親自跑來東北看看究竟是什麽人在操作這麽大手筆的商業計劃。等到他來到哈爾濱之後，才發現對方可不是什麽商業巨子，而是一個正在策劃革命的革命家。
兒子張秩捃一度勸說他離開，認為君子不應立於危牆之下，且張家家大業大實在沒必要跑到前台和革命委員會進行勾搭。就算是當年同盟會的孫文去東南亞化緣，張弼士不也是沒有見人，而是托人贈送了一筆款項就算了麽。
不過這一次張弼士卻不肯聽勸，反而在哈爾濱住了下來，他對兒子給出的理由就是，“不管是朝廷也好，還是同盟會也好，除了口頭上給出的政策，你什麽時候見過他們確實的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了一個銅板扶持民族實業了？
不管是盛宣懷還是孫文，都說民族實業很重要，中國要是不大辦實業迎頭趕上外國，那麽國家就不能富強，國人就要被源源而來的洋貨吸幹了財富，中國最終有淪於殖民地的危險。
他們每個人來勸說華僑捐款的時候都說的那麽好，但是直到今日我也沒看到他們辦成什麽事。好容易辦成幾個工礦企業，修成了幾條鐵路，結果還沒有養大就急急忙忙的想要抵押給外國人，總是有著這樣、那樣迫不得已的理由。似乎這些企業和鐵路在中國人手中就是虧錢的貨，隻有賣給外國人才能發揮出它們的效益。
同盟會就更糟糕了，拿了這麽多捐款，結果就是一處處的放炮仗，連一次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甚至於連捐款的賬目都是一塌糊塗，搞得內部的同誌四分五裂。
難得在這裏看到一個真正想要為國家做點事的團體，我怎麽能夠袖手就走呢？再看看吧…”
於是這一看就看到了長春光複，張弼士終於忍不住找上了門來。聽到吳川的問話之後，他沉吟了片刻之後就說道：“我聽鳳亭說，革命委員會有一批船隻想要出租，每船一年才收租金1元。所以我就想問一問，委員會這麽做究竟是如何想的？”
吳川於是坦然的說道：“老實說，這是我的主張。雖然我們從德國弄到了這批船隻，差不多二十多萬噸。但是我們缺乏足夠的人手去開動它，我覺得與其讓它們在港口曬太陽倒不如交給華資航運公司去使用，當然他們必須為革命委員會培養一批船員出來。”
看到吳川不斷的打量自己帶進房間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張廷閣趕緊為他介紹道：“這位是張裕張弼士，張老先生。他身邊這位是張老先生的長子張秩捃先生。張老先生年事已高，最近幾年已經不問世事了。不過聽說了您打算把大批輪船以1元的價格租給中國的航運公司，就忍不住動了興致出門走動一下，想要和您談一談關於航運方麵的事情。”
吳川下意識的看著這位氣色尚可的老人，脫口問道：“張裕葡萄酒？”
年已70的張弼士聽了這句話頓時麵帶微笑的說道：“想不到小友還聽過我家葡萄酒的字號，我正好帶了幾件葡萄酒上來，請小友到時品嚐一二，也給個建議麽。”
吳川趕緊擺手說道：“我對於酒的研究不深，張老先生給的美酒我肯定不會推辭，但要讓給出什麽建議，那就是問道於盲了。咱們還是坐下慢慢說話吧。”
招呼著張弼士等人重新坐下之後，同對方寒暄了兩句之後，吳川便單刀直入的說道：“張老先生是實業家，我們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實業經營上麵您要是給指點幾句，那對於革命委員會來說倒是能走不少彎路了。”
張弼士雖然是廣東人，但是他的語言天賦很好，不管是客家話、英語還是印尼土語、北方官話都能說的很標準，因此他和吳川進行交流基本毫無障礙。
別看張弼士年紀這麽大了，但是他的腦子可一點都不糊塗。他在印尼發家之後便開始轉移家業回國內，卻又沒有返回梅州老家而是跑去了山東煙台去種葡萄，就能看出他對時局看的很清楚。
彼時華人雖然在印尼頗有發跡者，但是荷蘭人對於華人富豪的提防也一直是從來沒有放鬆過的，他要是不急流勇退的話，必然要成為了荷蘭殖民者的打擊對象。而國內南方的革命形勢一日千裏，特別是廣東更是革命情緒最為激昂的地區，他要是跑回梅州老家置業，恐怕也難以避免戰火。
倒是山東煙台，這裏不僅風氣淳樸且還是英國人的租借地，他在這裏種葡萄倒也不必擔憂為清廷或革命黨所惦記上。當然，這並不代表他就不關心實業建設了，否則他也不會同張榕軒兄弟一起創辦裕昌和廣福二間遠洋航運公司，又支持張耀軒籌辦中華銀行。而他自己歸國的目的，原本也是應盛宣懷的邀請，幫辦中國通商銀行的。
隻是在沒有一個強力的中央政府支持下，辦理一家華人自己的現代銀行顯然是極為艱難的。雖然在官僚資本的支持下，中國通商銀行在短期內在全國各地鋪開了局麵，但是隨著庚子國難爆發。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京行首遭焚毀，天津分行亦隨之收束，業務漸告不振。到光緒三十一年隻剩下北京、漢口兩個分行和煙台一個支行了。
鑒於世道敗壞如此，張弼士於是也淡出了通商銀行，專心在煙台種植自己的葡萄去了。直到張廷閣試圖以一元一艘的年租金向華人航運公司出租輪船，這才算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自滿清發起洋務運動以來，朝廷對於辦理實業的目的一直都是很明確的。一是為了牟利，一是為了強軍。故朝廷辦理的事業，要麽就是如同張之洞辦理漢陽鐵廠那樣不惜代價，隻要解決中國的自產鋼鐵問題，解決生產軍械的原料問題就可以了。
要麽就是如同開灤煤礦和招商局、電報局那樣，盡快讓企業盈利，動不動就要企業報效，完全不理會企業的長遠發展。正是在這種急功近利的指導方針下，洋務運動開始落幕之後，各地操辦起來的近代工礦業完全不成體係，既不能互相提供機械裝備和原料以降低工業成本，又無法對自身的工業技術進行自我提升，隻能成為外國工業的原料和初級加工產品的提供者。
就好比航運事業上的發展，自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之後，中國的進出口貨物總量到了1910年，大約已經達到了5-6000萬噸的數目，而中國自運的貨物總數大約還不到進出口貨物總數的2%。
以蒸汽動力的商船噸位計算，日本大約為120萬噸，而中國估計在8萬噸上下。在甲午戰爭之前，中日雙方的商船噸位並無今日這樣相差懸殊，但是日本數十年如一日的對航運業的扶持，不僅將新建商船免費贈送給日本航運公司，更是對日本航運公司實施了數目驚人的航運補貼。
美國在太平洋的航運公司就是在日本的補貼策略下破產，不得不把上海到日本和日本內海的航線讓給了日本的航運公司，甚至連輪船和中日兩地的倉庫、碼頭都出售給了三菱航運公司。
日本從美國手中奪回了本國的內海航運事業之後，就野心勃勃的同英、法航運公司展開了，中國長江水道的航運競爭。同樣還是仰仗著國內給與的大量補貼，在長江上進行了不計成本的航運價格搏殺。
而反觀滿清政府，既無力以強權保衛中國內河和領海內的獨占航運權力，更絲毫沒有保衛民族實業的考慮。在這樣的國際航運殘酷競爭中，還在要求著招商局竭力報效朝廷，並免費調撥招商局的船隻運送軍隊和物資。
在這種民族產業看不到希望的年代裏，突然就冒出了一個傻子來，居然拿著船隻白送人用，不由讓人不生好奇之心。如果不是青島港內確實有著大批船隻的抵達，大家不免就要以為這就是一個大騙局了。
這些1000-3000噸的舊船，最老的也沒有超過15年，大多是五、六年船齡的好船。可對於德國的航運企業來說，隨著造船工業技術的發展，和長時間和平導致的海運價格的低廉，商船隻有大於6000噸才能夠獲得較好的收益。
於是乎這些小船就成為了一種負擔，繼續運營下去的話要虧本，拆了又太可惜。至於想要出售，眼下海外都是英法的殖民地和盟友，他們要購買也隻會購買英國的船隻而不是德國的舊船。假使不是吳川用德國籌集到的資金成批進行購買，德國人也隻有慢慢的進行淘汰這批小船了。畢竟像日本這樣的東亞小強，一年輪船的產能也不過才將近3萬噸而已。
不過這批船隻抵達了東亞之後，倒是極大的改變了東亞航運事業的格局。日本政府此時對於本國航運事業的船隻標準，也才定在了3000噸。從德國過來的這批商船，並不比日本的標準商船低上多少，且在數量上也拉近了中日兩國輪船噸位的差距，從十分之一不到變為了將近四分之一的水準。
麵對著中國的航運事業可以因此大大的前進一步，也就不由讓沉寂下去許久的張弼士改變了想法，親自跑來東北看看究竟是什麽人在操作這麽大手筆的商業計劃。等到他來到哈爾濱之後，才發現對方可不是什麽商業巨子，而是一個正在策劃革命的革命家。
兒子張秩捃一度勸說他離開，認為君子不應立於危牆之下，且張家家大業大實在沒必要跑到前台和革命委員會進行勾搭。就算是當年同盟會的孫文去東南亞化緣，張弼士不也是沒有見人，而是托人贈送了一筆款項就算了麽。
不過這一次張弼士卻不肯聽勸，反而在哈爾濱住了下來，他對兒子給出的理由就是，“不管是朝廷也好，還是同盟會也好，除了口頭上給出的政策，你什麽時候見過他們確實的從自己口袋裏掏出了一個銅板扶持民族實業了？
不管是盛宣懷還是孫文，都說民族實業很重要，中國要是不大辦實業迎頭趕上外國，那麽國家就不能富強，國人就要被源源而來的洋貨吸幹了財富，中國最終有淪於殖民地的危險。
他們每個人來勸說華僑捐款的時候都說的那麽好，但是直到今日我也沒看到他們辦成什麽事。好容易辦成幾個工礦企業，修成了幾條鐵路，結果還沒有養大就急急忙忙的想要抵押給外國人，總是有著這樣、那樣迫不得已的理由。似乎這些企業和鐵路在中國人手中就是虧錢的貨，隻有賣給外國人才能發揮出它們的效益。
同盟會就更糟糕了，拿了這麽多捐款，結果就是一處處的放炮仗，連一次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甚至於連捐款的賬目都是一塌糊塗，搞得內部的同誌四分五裂。
難得在這裏看到一個真正想要為國家做點事的團體，我怎麽能夠袖手就走呢？再看看吧…”
於是這一看就看到了長春光複，張弼士終於忍不住找上了門來。聽到吳川的問話之後，他沉吟了片刻之後就說道：“我聽鳳亭說，革命委員會有一批船隻想要出租，每船一年才收租金1元。所以我就想問一問，委員會這麽做究竟是如何想的？”
吳川於是坦然的說道：“老實說，這是我的主張。雖然我們從德國弄到了這批船隻，差不多二十多萬噸。但是我們缺乏足夠的人手去開動它，我覺得與其讓它們在港口曬太陽倒不如交給華資航運公司去使用，當然他們必須為革命委員會培養一批船員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