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確定了退向山海關的清軍並無反撲的動靜之後，吳川算是放下了一個心思。從退走的北洋第三鎮的行動來看，這隻部隊已經有了一些其他想法了。結合袁世凱數日前回京組閣的消息來看，當前對於北洋軍政集團來說，把可靠的兵力調回近畿，控製住京城局勢才是首要之務。
而同樣的，在袁世凱把北洋軍調回關內之後，滿清宗室也不可能再把可靠的滿人武力放出京城，於是雙方在近畿就形成了互相牽製的勢態。這樣一來，在京城的權力爭鬥沒有落下塵埃之前，滿清已經沒有什麽能力派出軍隊出關平亂了。
雖然清軍的戰鬥力和日軍相比較為低下，但是鑒於其代表朝廷的正統性，使得清軍可以從當地源源不斷的獲得補給，並給予日軍在滿洲行動的正當性，當這隻武力退出關外之後，日軍也就被陷入孤立了。即便當前奉天省還有一些忠誠於滿人的力量，跟隨著趙爾巽逃往了錦州，但是已經不能再如此前那樣調動各地官府配合日軍行事了。
望著沙盤上敵我力量的對比，吳川沉思良久之後終於開口說道：“在短時間內，我們同四平日軍的正麵對決恐怕是占據不了上風的，所以我們要趁著這段時間先解決掉日軍有可能的助力和我軍背後的隱患。
日軍最大可能的助力，不外乎逃往錦州的趙爾巽、被我們趕去遼河西麵的奉天巡防營主力、奉天省內的親日勢力，然後是北京公使團。
趙爾巽逃離奉天城固然使得他這個東三省總督已經名存實亡，但至少他還有這樣一個名義，一旦日本人利用其名義建立起本地的偽政權，那麽對於普通民眾來說還是具有一定欺騙性的。
雖然現在日本人還無暇顧及他，但是我們不能留下這樣的隱患。我以為我們應當派人前去說服警告錦州的趙爾巽等人，如果他們現在自行返回關內或家鄉，那麽革命委員會將撤銷對於他們戰犯的控訴；如果他們不肯離去，那麽戰後他們和他們的家族都將受到人民的審判。另外調集一部分有經驗的老兵，混入錦州製造幾起爆炸事件，震懾這些滿清官吏，驅趕他們離開錦州。
其次是奉天巡防營的主力，這隻部隊是當前奉天除我軍和日軍之外最有實力的一部。馮德麟、張作霖、吳俊升三人又有著豐富的作戰經驗，這隻部隊如果放任不管始終都是我軍側翼的一大隱患。
不過在清軍敗退入關，滿清在東三省統治瓦解的現狀上，這隻武力現在正處於尋找新的出路階段。我建議派人去招撫這隻武力，願意接受改編的就納入到革命軍的體係內進行改造；不願意接受改編的，就把山海關到錦州地區分給他們駐紮。隻要能夠讓他們在我們同日本人作戰時期保持中立，就是勝利。
至於奉天地區的親日勢力，事實上也就是協助日本對本地進行經濟掠奪的商人和地主，對於這些人就沒有什麽可說的了。他們本身就在當地積攢下了不少怨恨，又依靠著日本人聚斂起了不少財富，對於這些人進行打擊，既能讓我們獲得當地民眾的支持，也能獲得一筆收入。
因此，我們接下來的作戰應當有所調整，和日軍的正麵戰場作戰要放緩，主要以圍困和切斷鐵路線等牽製戰術為主。集中力量打擊奉天地區的親日勢力，我要確保在鐵路線兩側沒有任何親日勢力存在的基礎。對奉天各地起事的起義軍進行甄別，暫時我們不需要他們服從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但是對於那些試圖幫助日軍反對我軍的武裝，則必須堅決加以消滅。
總之，在接下來的半個月內，遼河以東，鳳凰城以西，普蘭店以北的區域內，我不想再看到有滿清殘存勢力和親日勢力的存在。”
朱和中等了一會，發覺吳川說到這裏就停了下來，不由追問了一句：“那麽北京公使團要是幫助日本人的話，我們該怎麽辦？”
吳川沉思了片刻後說道：“暫時我們沒有影響北京公使團的能力，但是北京公使團能夠使用的也隻是外交方麵和國際輿論方麵的力量，隻要我們在戰場上保持優勢，公使團的影響力就發揮不出多大的作用。”
雖然吳川說的輕描淡寫，但是朱和中可沒有完全相信這一點。從庚子國難以來，北京公使團幾乎已經成為了北京的太上朝廷，八國聯軍的入侵雖然驚醒了不少國人天朝上國的迷夢，但也讓許多人得了恐洋病。僅僅在一個月之前，革命委員會中不還是存在著大量鼓吹日中友好的人士麽，日本不過是洋人中最低一等的列強，在十餘年前大清官吏還把日本當成了自己的屬國呢。
在連續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後，眼下革命委員會中的同誌們對於日本的敬畏之心是去了不少，但是對於那些歐美大鼻子洋人的恐懼之心還是存在的。若是北京公使團真的倒向了日本，那麽大多數人恐怕是要反對和日本繼續作戰下去了。
隻是這種擔憂並不適合在這樣的場合提出來，朱和中於是點頭接受了吳川的說法，跟著委員們下去布置新的作戰任務去了。
吳川並沒有參與軍事委員會接下來的細節討論，而是去了一樓自己的辦公室，開始批閱其他行政上的事務來了。雖然當前的軍事問題是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重心，但是隨著北滿社會秩序的重建，行政事務也開始進入了正軌，許多問題在各委員會討論完成之後，就開始不斷匯總到了他的麵前。
即便送上來的文件已經篩選了大部分並附上了專業委員會的意見，不過對於一個新建政權來說，吳川也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去批閱，以確保革命委員會在政權建設之初不偏離他想要走的道路。
隻是想要安靜的坐在房間內審閱文件，以思考革命委員會在各地的施政情況，對於吳川來說也是一種奢侈。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敲響他的房門，進來向他匯報工作。吳川有時候覺得，他現在的生活質量還比不上在圖拉鄉下的時候，至少那個時候他的時間都是屬於自己支配的。
王葆真夾著一個皮包匆匆走進了軍事委員會的小樓，他立刻便看到一樓的過道和大客廳內都坐滿了人，這些人都是等候著同吳川見麵的。他們大多是來自各地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革命者，革命委員會從成立之初就同舊式的起義軍不同。
因為吳川主張這場革命不是少數精英階層的革命是大眾的革命，所以革命委員會不僅要發動大眾，還要接納大眾的意見，所以各個專業委員會都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和聽取人民的渴求。當然據說這一點也是接受了一部分俄國友人的建議，在俄國人民群眾總是喜歡成立一個代表委員會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和領導他們行動。
這種方式的好處就在於，革命委員會將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高高在上的官府和盛氣淩人的官吏相比，人民能夠自由通行的委員會和願意聽取人民請求的委員們，顯然更容易被視為是自己人。這也是革命委員會自革命以來能夠迅速在北滿各地生根發芽的一個根本原因，甚至於連那些俄國工人們也紛紛加入了本地的革命委員會，轉而反對起了中東鐵路管理局的俄國官員和軍警們。
老實說，即便是如王葆真這些國外留學過的激進革命派人士，一開始也是頗為反感革命委員會的這一製度的。在他們看來，雖然他們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腐朽無能的滿清政府，但是建設國家的事務怎麽能夠讓一群見識淺薄的泥腿子和無產者說了算？
這些人既沒有管理和建設國家的知識，又隻關心自家一畝三分地的事，他們從來不知什麽是國家大事，隻是想要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還老想著從國家這裏得到什麽好處。顯然他們並不了解，國家需要人民來養活，但國家並無養活人民的義務。
不過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革命委員會這條製度的好處就漸漸開始顯露了出來，即便在日軍和清軍聯手的惡劣形勢下，革命委員會依然還是得到了廣泛的民眾支持，每一天都有著新兵應征入伍。正是在這種廣泛的民眾支持下，即便是畏懼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紳商們，也隻有少部分人跳了出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觀望。
於是革命委員會才能夠安定住後方的局勢，全力以赴的對付前線的日清聯軍，最終找到了扭轉局勢的機會。如果沒有革命委員會一直以來始終保持著和普通民眾的聯係和溝通，將自己的主張直接傳達給這些民眾之中去，使得那些舊日的地方紳商們無法左右民眾的意誌，革命能否堅持到今日還真是不好說了。
在見證了這一同群眾普遍聯係溝通製度的好處之後，王葆真等留學生們也漸漸轉變了態度，開始接受這種舊時中國未曾出現過的政府工作方式了。事實上在他們改變了思想之後，也就立刻發現了這種工作方式的好處。
過去清政府製定政策一向隻在官僚和滿人宗室內進行討論，連地方紳商在朝廷政策出台前也是一無所知，所以往往是朝廷出台政策之後就會遭到普遍性的抱怨。比如此前收回鐵路國有的政策，僅僅就是因為盛宣懷和一些外國公使的支持，朝廷就選擇了默認，結果造成了南方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最終引發了革命。
但是在革命委員會這邊，每一項政策在出台之前就已經了解了各階層對於政策的支持與否和反對的理由，在這種綜合考量之後，革命委員會出台的政策也許不夠完美，但至少不會激起民眾普遍性的反對。
而同樣的，在袁世凱把北洋軍調回關內之後，滿清宗室也不可能再把可靠的滿人武力放出京城，於是雙方在近畿就形成了互相牽製的勢態。這樣一來，在京城的權力爭鬥沒有落下塵埃之前，滿清已經沒有什麽能力派出軍隊出關平亂了。
雖然清軍的戰鬥力和日軍相比較為低下，但是鑒於其代表朝廷的正統性，使得清軍可以從當地源源不斷的獲得補給，並給予日軍在滿洲行動的正當性，當這隻武力退出關外之後，日軍也就被陷入孤立了。即便當前奉天省還有一些忠誠於滿人的力量，跟隨著趙爾巽逃往了錦州，但是已經不能再如此前那樣調動各地官府配合日軍行事了。
望著沙盤上敵我力量的對比，吳川沉思良久之後終於開口說道：“在短時間內，我們同四平日軍的正麵對決恐怕是占據不了上風的，所以我們要趁著這段時間先解決掉日軍有可能的助力和我軍背後的隱患。
日軍最大可能的助力，不外乎逃往錦州的趙爾巽、被我們趕去遼河西麵的奉天巡防營主力、奉天省內的親日勢力，然後是北京公使團。
趙爾巽逃離奉天城固然使得他這個東三省總督已經名存實亡，但至少他還有這樣一個名義，一旦日本人利用其名義建立起本地的偽政權，那麽對於普通民眾來說還是具有一定欺騙性的。
雖然現在日本人還無暇顧及他，但是我們不能留下這樣的隱患。我以為我們應當派人前去說服警告錦州的趙爾巽等人，如果他們現在自行返回關內或家鄉，那麽革命委員會將撤銷對於他們戰犯的控訴；如果他們不肯離去，那麽戰後他們和他們的家族都將受到人民的審判。另外調集一部分有經驗的老兵，混入錦州製造幾起爆炸事件，震懾這些滿清官吏，驅趕他們離開錦州。
其次是奉天巡防營的主力，這隻部隊是當前奉天除我軍和日軍之外最有實力的一部。馮德麟、張作霖、吳俊升三人又有著豐富的作戰經驗，這隻部隊如果放任不管始終都是我軍側翼的一大隱患。
不過在清軍敗退入關，滿清在東三省統治瓦解的現狀上，這隻武力現在正處於尋找新的出路階段。我建議派人去招撫這隻武力，願意接受改編的就納入到革命軍的體係內進行改造；不願意接受改編的，就把山海關到錦州地區分給他們駐紮。隻要能夠讓他們在我們同日本人作戰時期保持中立，就是勝利。
至於奉天地區的親日勢力，事實上也就是協助日本對本地進行經濟掠奪的商人和地主，對於這些人就沒有什麽可說的了。他們本身就在當地積攢下了不少怨恨，又依靠著日本人聚斂起了不少財富，對於這些人進行打擊，既能讓我們獲得當地民眾的支持，也能獲得一筆收入。
因此，我們接下來的作戰應當有所調整，和日軍的正麵戰場作戰要放緩，主要以圍困和切斷鐵路線等牽製戰術為主。集中力量打擊奉天地區的親日勢力，我要確保在鐵路線兩側沒有任何親日勢力存在的基礎。對奉天各地起事的起義軍進行甄別，暫時我們不需要他們服從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但是對於那些試圖幫助日軍反對我軍的武裝，則必須堅決加以消滅。
總之，在接下來的半個月內，遼河以東，鳳凰城以西，普蘭店以北的區域內，我不想再看到有滿清殘存勢力和親日勢力的存在。”
朱和中等了一會，發覺吳川說到這裏就停了下來，不由追問了一句：“那麽北京公使團要是幫助日本人的話，我們該怎麽辦？”
吳川沉思了片刻後說道：“暫時我們沒有影響北京公使團的能力，但是北京公使團能夠使用的也隻是外交方麵和國際輿論方麵的力量，隻要我們在戰場上保持優勢，公使團的影響力就發揮不出多大的作用。”
雖然吳川說的輕描淡寫，但是朱和中可沒有完全相信這一點。從庚子國難以來，北京公使團幾乎已經成為了北京的太上朝廷，八國聯軍的入侵雖然驚醒了不少國人天朝上國的迷夢，但也讓許多人得了恐洋病。僅僅在一個月之前，革命委員會中不還是存在著大量鼓吹日中友好的人士麽，日本不過是洋人中最低一等的列強，在十餘年前大清官吏還把日本當成了自己的屬國呢。
在連續取得對日作戰的勝利後，眼下革命委員會中的同誌們對於日本的敬畏之心是去了不少，但是對於那些歐美大鼻子洋人的恐懼之心還是存在的。若是北京公使團真的倒向了日本，那麽大多數人恐怕是要反對和日本繼續作戰下去了。
隻是這種擔憂並不適合在這樣的場合提出來，朱和中於是點頭接受了吳川的說法，跟著委員們下去布置新的作戰任務去了。
吳川並沒有參與軍事委員會接下來的細節討論，而是去了一樓自己的辦公室，開始批閱其他行政上的事務來了。雖然當前的軍事問題是革命委員會的工作重心，但是隨著北滿社會秩序的重建，行政事務也開始進入了正軌，許多問題在各委員會討論完成之後，就開始不斷匯總到了他的麵前。
即便送上來的文件已經篩選了大部分並附上了專業委員會的意見，不過對於一個新建政權來說，吳川也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去批閱，以確保革命委員會在政權建設之初不偏離他想要走的道路。
隻是想要安靜的坐在房間內審閱文件，以思考革命委員會在各地的施政情況，對於吳川來說也是一種奢侈。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敲響他的房門，進來向他匯報工作。吳川有時候覺得，他現在的生活質量還比不上在圖拉鄉下的時候，至少那個時候他的時間都是屬於自己支配的。
王葆真夾著一個皮包匆匆走進了軍事委員會的小樓，他立刻便看到一樓的過道和大客廳內都坐滿了人，這些人都是等候著同吳川見麵的。他們大多是來自各地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革命者，革命委員會從成立之初就同舊式的起義軍不同。
因為吳川主張這場革命不是少數精英階層的革命是大眾的革命，所以革命委員會不僅要發動大眾，還要接納大眾的意見，所以各個專業委員會都必須接受人民的監督和聽取人民的渴求。當然據說這一點也是接受了一部分俄國友人的建議，在俄國人民群眾總是喜歡成立一個代表委員會來發出自己的聲音和領導他們行動。
這種方式的好處就在於，革命委員會將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高高在上的官府和盛氣淩人的官吏相比，人民能夠自由通行的委員會和願意聽取人民請求的委員們，顯然更容易被視為是自己人。這也是革命委員會自革命以來能夠迅速在北滿各地生根發芽的一個根本原因，甚至於連那些俄國工人們也紛紛加入了本地的革命委員會，轉而反對起了中東鐵路管理局的俄國官員和軍警們。
老實說，即便是如王葆真這些國外留學過的激進革命派人士，一開始也是頗為反感革命委員會的這一製度的。在他們看來，雖然他們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腐朽無能的滿清政府，但是建設國家的事務怎麽能夠讓一群見識淺薄的泥腿子和無產者說了算？
這些人既沒有管理和建設國家的知識，又隻關心自家一畝三分地的事，他們從來不知什麽是國家大事，隻是想要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失，還老想著從國家這裏得到什麽好處。顯然他們並不了解，國家需要人民來養活，但國家並無養活人民的義務。
不過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發展，革命委員會這條製度的好處就漸漸開始顯露了出來，即便在日軍和清軍聯手的惡劣形勢下，革命委員會依然還是得到了廣泛的民眾支持，每一天都有著新兵應征入伍。正是在這種廣泛的民眾支持下，即便是畏懼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紳商們，也隻有少部分人跳了出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了觀望。
於是革命委員會才能夠安定住後方的局勢，全力以赴的對付前線的日清聯軍，最終找到了扭轉局勢的機會。如果沒有革命委員會一直以來始終保持著和普通民眾的聯係和溝通，將自己的主張直接傳達給這些民眾之中去，使得那些舊日的地方紳商們無法左右民眾的意誌，革命能否堅持到今日還真是不好說了。
在見證了這一同群眾普遍聯係溝通製度的好處之後，王葆真等留學生們也漸漸轉變了態度，開始接受這種舊時中國未曾出現過的政府工作方式了。事實上在他們改變了思想之後，也就立刻發現了這種工作方式的好處。
過去清政府製定政策一向隻在官僚和滿人宗室內進行討論，連地方紳商在朝廷政策出台前也是一無所知，所以往往是朝廷出台政策之後就會遭到普遍性的抱怨。比如此前收回鐵路國有的政策，僅僅就是因為盛宣懷和一些外國公使的支持，朝廷就選擇了默認，結果造成了南方風起雲湧的保路運動，最終引發了革命。
但是在革命委員會這邊，每一項政策在出台之前就已經了解了各階層對於政策的支持與否和反對的理由，在這種綜合考量之後，革命委員會出台的政策也許不夠完美，但至少不會激起民眾普遍性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