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海軍省並不是第一次過來，但是每次走進這座被東京人稱之為赤煉瓦大樓的海軍大樓內時，原敬總覺得自己好像是出了一趟國門。雖然內閣其他各機關和海軍省同處霞關之內，但是除了外務省之外，幾乎沒有一個機關的建築可以同海軍省媲美的。
赤煉瓦即紅磚，這種仿照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建築風格的多層建築，和相鄰的舊日本式建築相比，既華麗又大氣。但是這樣的建築放在舊大名屋敷之間，卻又顯得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除了海軍省的軍官們，很少有人能夠欣賞這樣突兀的建築。
當然對於原敬來說，這種建築風格上的不協調還隻是小事，海軍省內部的裝修過於華麗才是讓人詬病的大問題。和總是以樸素形象示眾，被海軍稱之為馬糞的陸軍相比，海軍這種英式貴族風格的日常形象，不僅難以令日本民眾親近，就連他這個平民出身的官僚也覺得海軍過於揮霍無度了。
特別是在日本國民的人均稅負上升到10日元每人的今天，海軍依然保持著這樣脫離日本國情的日常辦公環境，也難怪陸軍要時時出言譏諷海軍了。隻是為了抗衡長州藩閥的勢力，政友會就不得不聯合海軍的力量，因此即便原敬再怎麽看不慣海軍的作風，也隻能對此視而不見了。
就在原敬注視著會議桌上擺放的軍艦模型發呆時，一個聲音叫醒了他，“健次郎，你怎麽看齋藤海相提出的海軍預算案？”
雖然剛剛有些走神，但願敬卻並非沒有聽到海相齋藤實向他們介紹的海軍新充實計劃，事實上海軍提出的這個計劃已經有些年頭了。
最早在明治40年，海軍省就提出了一個八八艦隊計劃案，但是限於當時日本的國力，這個計劃案最早不了了之。但之後美國大白艦隊的到訪，使得日本上下大受刺激，認為如果不對海軍軍艦進行更新，恐怕日本將會成為日美戰爭中的失敗者。
於是在明治43年，海軍省拿出了一個充實計劃，預計建造三艘一等戰艦和三艘一等巡洋艦，明治44年3月這個計劃的預算獲得了國會的批準。
隻是到了下半年海軍省又不滿足這個已經批準了的充實計劃，轉而又提出了一個新充實計劃，意圖從1912年度開始，連續七年撥款總額三億五千萬日元，建造7艘一等戰艦，2艘一等巡洋艦。將原先向英國預定的金剛號裝甲巡洋艦改為戰列巡洋艦。
不過海軍這個獅子大開口的預算案還沒有來得及提出，就撞上了支那革命，接著陸軍出手對滿洲革命進行幹涉，然後便是現在滿洲戰爭尚未結束，北朝鮮地區又烽火四起，台灣也有小股反抗軍掀起了義旗，一時之間海軍的充實計劃有被長期凍結的趨勢。
原本還支持陸軍繼續作戰下去的海軍將領們終於忍耐不下去了，這才有了1912年的新年剛剛過去，就迫不及待的邀請首相、財相前來海軍省視察。海軍省的目的其實隻有一個，就是打算重新推動海軍的新預算案，不想再等待戰爭結束後再提出了。
回想著海軍提出的預算要求，原敬對著向自己提問的西園寺首相小心的說道：“我國是一個四周被海洋環繞的島國，海軍就是國防的第一要務。但是我國同樣也是一個小國，難以同英、美這樣的列強進行無止境的軍備競賽。
海軍想要增強實力這自然是正確的，但是總額高達三億五千萬的預算案，哪怕是分為七年撥款，每年也要額外增加5千萬日元的支出，我國今年的財政總收入也不過才5.85億日元，這相當於今後七年每年多支出十一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我國財政真的能夠支持得住嗎？”
麵露不渝山本財相立刻接話道：“當然支持不住，在新年之前大藏省又為這場戰爭撥付了1500萬日元，至今為止為了這場莫名其妙的戰爭大藏省已經支付了6000萬日元，但我不明白陸軍為什麽還不撤軍？
明明滿洲前線已經和支那軍熄火，他們既然不能向支那軍發起進攻，待在那裏又有什麽意義？戰爭每延遲一天，我們就得多花上50萬日元，這還是前線沒有發生大的作戰情況下的花費。再把這場戰爭延續下去，去年的財政整理案白費了不說，今年的財政也要出現大的赤字了。
在這樣的財政狀況麵前，不要說連續七年增加額外的財政支出，就算是一年都未必能支付的了。海軍還是先體諒一下國家和國民，暫時擱置這個計劃吧。”
海軍省次官財部彪聽了這話就不樂意了，他立刻對著山本財相說道：“藏相，這場戰爭可是陸軍惹出來的麻煩，為什麽要讓我們海軍受過。
而且海軍提出這個造艦計劃，正是為了國家和國民。請藏相不要忘記黑船事件和大白艦隊，大洋對麵的米國人對於我國一向惡意滿滿，觀其立國之初對印第安人的滅絕手段，和這些年來對於有色人種的排斥，吞並夏威夷群島、菲律賓群島的惡行，誰能保證米國下一個目標不是瞄準的我國？
你讓我們暫且擱置造艦計劃，可米國人也會擱置針對我國的戰爭計劃嗎？請不要忘記，清國當初為了給慈禧賀壽而擱置了更新軍艦的計劃，結果被我國所擊敗了。而在日露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們也沒有給露西亞以時間完成西伯利亞大鐵路。
佐藤鐵太郎和秋山真之兩位海軍戰略家經過周密的計算，認為以我國現在的艦隊實力和美國海軍開戰的話，必敗無疑。如果不是美國海軍的實力大多布置於大西洋，那麽也許美國人早就向我們發動進攻了。
但是隨著巴拿馬運河的建成，美國海軍就能通過這條運河輕易的把海軍運動於兩洋，到了那個時候我國不能建立起一支相當於美國海軍七成規模的主力艦隊，那麽我們就無法阻擋美國海軍跨過太平洋，在東亞建立起對於我國的海上優勢。
巴拿馬運河的完成最多也就三、四年時間了，現在不實施這個造艦計劃的話，恐怕等到運河完成之日，我們也就再沒有可以造艦的時間了。當美國軍艦橫行於日本沿海的時候，財政狀況就算良好，也不過是為美國人支付賠款方便而已。”
看著山本藏相失去了聲音，海相齋藤實也悠悠說道：“事實上，當今的世界已經改變了。就連名記者鵜崎鷲城都報道過：如以往曆屆政府之製定國防計劃，乃以陸軍為主，以海軍為次。然今世界大勢，乃將原有位置完全顛倒過來，成為了海主陸從。
此次滿洲作戰即證明了這一點，以皇國將士之武勇，可一旦上了大陸也要受製於地形和敵軍數量優勢的壓迫。如果我們源源不斷的把資源都輸送給陸軍，陸上戰爭隻會將我們一點點的拖垮。
畢竟支那人和朝鮮人就在那裏，而我們想要征服他們，就得先輸送大批的軍隊和物資過去。他們失敗了可以向後撤退，但是日本能夠在大陸上無限的擴張戰線嗎？
就如佐藤鐵太郎在《帝國國防史論》中所言：疏遠自衛，熱衷侵略，必寬亡國之基。最適合日本的國家戰略還是：海主陸從。
節製擴充軍備之費，將其用於致力生產事業之進步，所引致之資本增加自可維持國運之伸張。
日本實無必要保留數量過大的陸軍，因為威脅國運的並非來自陸上的入侵，而是來自敵國海上的封鎖。
日露戰爭已經奠定了我國海軍在東亞的優勢地位，今後在軍備方麵隻需要繼續鞏固海上優勢，就能保證國家之安全。
而裁減陸軍不僅可以節省財政開支，還可以提供勞動力和擴大國內市場，實乃是一舉兩得。今次戰爭就已經證明了，我國即便不斷增強陸軍，也終究難以和大陸國家相提並論的。哪怕是過去懦弱的支那國民，在俄國的支持下和民族主義的感召下，也足以對抗我國久經訓練之陸軍。
因此我國在對支外交上要重新進行修正，我們應當扶植並聯合支那，抵消俄國南下的野心；在此種情形下，日本扮演的就是東亞的英國，而支那則相當於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的普魯士，我國之海權與支那之陸權相互配合、相互補充。
這才是對兩國、對亞洲各民族最有利的選擇。現在我國和支那不斷糾纏下去，隻會給歐美白種人以可乘之機，讓我們兩國不斷消耗實力，最終兩國都為白種人所控製。”
齋藤實的說法代表了明治維新以來政界和軍界的一種和平擴張思想：他們希望將日本經濟的基礎轉移到遠航貿易和商業開發上，借助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開發這一地區的資源和市場，同時節製武力、削弱軍費開支。
這一想法雖然頗有市場，但是在英日同盟的外交方針下和日本脆弱的經濟體係，幾乎沒有可能實現。隻是在支那革命委員會驟然崛起後，支持這一觀點的聲音又陡然大了起來，因為支那革命委員會的出現使得日本不必再考慮如何去扶植支那，反倒是要擔心自己被驅逐出大陸了。
在列強的控製下和支那一直對峙下去，或是和支那聯手對抗列強，對於陸軍來說也許還要好好想一想，但是對於海軍來說卻是一個不需要選擇的問題。隻要支那願意放棄海權，那麽獨占了東亞海權的日本海軍就能獲得國內的大部分軍費，海軍還有什麽可猶豫的。
赤煉瓦即紅磚，這種仿照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建築風格的多層建築，和相鄰的舊日本式建築相比，既華麗又大氣。但是這樣的建築放在舊大名屋敷之間，卻又顯得和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除了海軍省的軍官們，很少有人能夠欣賞這樣突兀的建築。
當然對於原敬來說，這種建築風格上的不協調還隻是小事，海軍省內部的裝修過於華麗才是讓人詬病的大問題。和總是以樸素形象示眾，被海軍稱之為馬糞的陸軍相比，海軍這種英式貴族風格的日常形象，不僅難以令日本民眾親近，就連他這個平民出身的官僚也覺得海軍過於揮霍無度了。
特別是在日本國民的人均稅負上升到10日元每人的今天，海軍依然保持著這樣脫離日本國情的日常辦公環境，也難怪陸軍要時時出言譏諷海軍了。隻是為了抗衡長州藩閥的勢力，政友會就不得不聯合海軍的力量，因此即便原敬再怎麽看不慣海軍的作風，也隻能對此視而不見了。
就在原敬注視著會議桌上擺放的軍艦模型發呆時，一個聲音叫醒了他，“健次郎，你怎麽看齋藤海相提出的海軍預算案？”
雖然剛剛有些走神，但願敬卻並非沒有聽到海相齋藤實向他們介紹的海軍新充實計劃，事實上海軍提出的這個計劃已經有些年頭了。
最早在明治40年，海軍省就提出了一個八八艦隊計劃案，但是限於當時日本的國力，這個計劃案最早不了了之。但之後美國大白艦隊的到訪，使得日本上下大受刺激，認為如果不對海軍軍艦進行更新，恐怕日本將會成為日美戰爭中的失敗者。
於是在明治43年，海軍省拿出了一個充實計劃，預計建造三艘一等戰艦和三艘一等巡洋艦，明治44年3月這個計劃的預算獲得了國會的批準。
隻是到了下半年海軍省又不滿足這個已經批準了的充實計劃，轉而又提出了一個新充實計劃，意圖從1912年度開始，連續七年撥款總額三億五千萬日元，建造7艘一等戰艦，2艘一等巡洋艦。將原先向英國預定的金剛號裝甲巡洋艦改為戰列巡洋艦。
不過海軍這個獅子大開口的預算案還沒有來得及提出，就撞上了支那革命，接著陸軍出手對滿洲革命進行幹涉，然後便是現在滿洲戰爭尚未結束，北朝鮮地區又烽火四起，台灣也有小股反抗軍掀起了義旗，一時之間海軍的充實計劃有被長期凍結的趨勢。
原本還支持陸軍繼續作戰下去的海軍將領們終於忍耐不下去了，這才有了1912年的新年剛剛過去，就迫不及待的邀請首相、財相前來海軍省視察。海軍省的目的其實隻有一個，就是打算重新推動海軍的新預算案，不想再等待戰爭結束後再提出了。
回想著海軍提出的預算要求，原敬對著向自己提問的西園寺首相小心的說道：“我國是一個四周被海洋環繞的島國，海軍就是國防的第一要務。但是我國同樣也是一個小國，難以同英、美這樣的列強進行無止境的軍備競賽。
海軍想要增強實力這自然是正確的，但是總額高達三億五千萬的預算案，哪怕是分為七年撥款，每年也要額外增加5千萬日元的支出，我國今年的財政總收入也不過才5.85億日元，這相當於今後七年每年多支出十一分之一的財政收入，我國財政真的能夠支持得住嗎？”
麵露不渝山本財相立刻接話道：“當然支持不住，在新年之前大藏省又為這場戰爭撥付了1500萬日元，至今為止為了這場莫名其妙的戰爭大藏省已經支付了6000萬日元，但我不明白陸軍為什麽還不撤軍？
明明滿洲前線已經和支那軍熄火，他們既然不能向支那軍發起進攻，待在那裏又有什麽意義？戰爭每延遲一天，我們就得多花上50萬日元，這還是前線沒有發生大的作戰情況下的花費。再把這場戰爭延續下去，去年的財政整理案白費了不說，今年的財政也要出現大的赤字了。
在這樣的財政狀況麵前，不要說連續七年增加額外的財政支出，就算是一年都未必能支付的了。海軍還是先體諒一下國家和國民，暫時擱置這個計劃吧。”
海軍省次官財部彪聽了這話就不樂意了，他立刻對著山本財相說道：“藏相，這場戰爭可是陸軍惹出來的麻煩，為什麽要讓我們海軍受過。
而且海軍提出這個造艦計劃，正是為了國家和國民。請藏相不要忘記黑船事件和大白艦隊，大洋對麵的米國人對於我國一向惡意滿滿，觀其立國之初對印第安人的滅絕手段，和這些年來對於有色人種的排斥，吞並夏威夷群島、菲律賓群島的惡行，誰能保證米國下一個目標不是瞄準的我國？
你讓我們暫且擱置造艦計劃，可米國人也會擱置針對我國的戰爭計劃嗎？請不要忘記，清國當初為了給慈禧賀壽而擱置了更新軍艦的計劃，結果被我國所擊敗了。而在日露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們也沒有給露西亞以時間完成西伯利亞大鐵路。
佐藤鐵太郎和秋山真之兩位海軍戰略家經過周密的計算，認為以我國現在的艦隊實力和美國海軍開戰的話，必敗無疑。如果不是美國海軍的實力大多布置於大西洋，那麽也許美國人早就向我們發動進攻了。
但是隨著巴拿馬運河的建成，美國海軍就能通過這條運河輕易的把海軍運動於兩洋，到了那個時候我國不能建立起一支相當於美國海軍七成規模的主力艦隊，那麽我們就無法阻擋美國海軍跨過太平洋，在東亞建立起對於我國的海上優勢。
巴拿馬運河的完成最多也就三、四年時間了，現在不實施這個造艦計劃的話，恐怕等到運河完成之日，我們也就再沒有可以造艦的時間了。當美國軍艦橫行於日本沿海的時候，財政狀況就算良好，也不過是為美國人支付賠款方便而已。”
看著山本藏相失去了聲音，海相齋藤實也悠悠說道：“事實上，當今的世界已經改變了。就連名記者鵜崎鷲城都報道過：如以往曆屆政府之製定國防計劃，乃以陸軍為主，以海軍為次。然今世界大勢，乃將原有位置完全顛倒過來，成為了海主陸從。
此次滿洲作戰即證明了這一點，以皇國將士之武勇，可一旦上了大陸也要受製於地形和敵軍數量優勢的壓迫。如果我們源源不斷的把資源都輸送給陸軍，陸上戰爭隻會將我們一點點的拖垮。
畢竟支那人和朝鮮人就在那裏，而我們想要征服他們，就得先輸送大批的軍隊和物資過去。他們失敗了可以向後撤退，但是日本能夠在大陸上無限的擴張戰線嗎？
就如佐藤鐵太郎在《帝國國防史論》中所言：疏遠自衛，熱衷侵略，必寬亡國之基。最適合日本的國家戰略還是：海主陸從。
節製擴充軍備之費，將其用於致力生產事業之進步，所引致之資本增加自可維持國運之伸張。
日本實無必要保留數量過大的陸軍，因為威脅國運的並非來自陸上的入侵，而是來自敵國海上的封鎖。
日露戰爭已經奠定了我國海軍在東亞的優勢地位，今後在軍備方麵隻需要繼續鞏固海上優勢，就能保證國家之安全。
而裁減陸軍不僅可以節省財政開支，還可以提供勞動力和擴大國內市場，實乃是一舉兩得。今次戰爭就已經證明了，我國即便不斷增強陸軍，也終究難以和大陸國家相提並論的。哪怕是過去懦弱的支那國民，在俄國的支持下和民族主義的感召下，也足以對抗我國久經訓練之陸軍。
因此我國在對支外交上要重新進行修正，我們應當扶植並聯合支那，抵消俄國南下的野心；在此種情形下，日本扮演的就是東亞的英國，而支那則相當於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的普魯士，我國之海權與支那之陸權相互配合、相互補充。
這才是對兩國、對亞洲各民族最有利的選擇。現在我國和支那不斷糾纏下去，隻會給歐美白種人以可乘之機，讓我們兩國不斷消耗實力，最終兩國都為白種人所控製。”
齋藤實的說法代表了明治維新以來政界和軍界的一種和平擴張思想：他們希望將日本經濟的基礎轉移到遠航貿易和商業開發上，借助日本在東亞的特殊地位，開發這一地區的資源和市場，同時節製武力、削弱軍費開支。
這一想法雖然頗有市場，但是在英日同盟的外交方針下和日本脆弱的經濟體係，幾乎沒有可能實現。隻是在支那革命委員會驟然崛起後，支持這一觀點的聲音又陡然大了起來，因為支那革命委員會的出現使得日本不必再考慮如何去扶植支那，反倒是要擔心自己被驅逐出大陸了。
在列強的控製下和支那一直對峙下去，或是和支那聯手對抗列強，對於陸軍來說也許還要好好想一想，但是對於海軍來說卻是一個不需要選擇的問題。隻要支那願意放棄海權，那麽獨占了東亞海權的日本海軍就能獲得國內的大部分軍費，海軍還有什麽可猶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