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6日上午，我因為感冒在家裏躺著，這時一個署名“藍色火車”的人給我發了一條微信：“孩子找到了，有事想和您聊聊！”
“藍色火車”上一次給我留言，是一周前。“朋友家六歲大的兒子剛在燕市太興區葫蘆路附近走丟了，可能是被拐了。”他問我除了報警外，是否有什麽應急方法。我告訴了他公安大學王大偉博士發明的“十人四追法”：母親原地不動，父親發動親友十人或以上向四個方向尋找。
因為人販子把小孩抱走後，經常會火速趕往火車站、汽車站，買張票馬上走。
十人四追法示意圖
所以丟孩子的一定要比人販子還快，才能把他截住。據說有位母親用這種方式，在火車站截住過正在檢票的人販子。
四個方向最少是八個人，還要有兩個人，一個去報警，另一個人要留在家裏，因為有時小孩能自己找回家。所以一旦有兩三歲的孩子丟失了，要馬上組織最少十個人，趕快出去追，不要有任何耽擱。
因為當時我還在查假鈔的事情，同時準備去香港參加同行聚會，就把這件事忘了。
一個月後，忽然得知男孩找到了，我挺高興，趕緊又聯係了“藍色火車”。我問他具體是怎麽找到的。
“藍色火車”告訴我，他看到我回複的信息，已經是幾小時後了，“十人四追法”已經不適用了。警方調了附近所有的監控，確定孩子是被一個中年男子拐走的，但具體拐去了哪兒，需要慢慢調查。
在警方調查期間，“藍色火車”的朋友把失蹤男孩的信息發布到“全國打拐解救兒童尋親公告平台”上。有誌願者在東南地區巡看時，發現了長相相似的男孩。通知家長後，家長和當地警方一起找過去，發現那確實是自己兒子。
我問他是否抓到人販子。他說沒有。他這次找我，就是因為這事。
我奇怪：“孩子都找回來了還找我有事？”
他說是，孩子回到家之後沒幾天，生殖器和肛門等處出現了潰爛的情況。帶孩子去醫院檢查後，醫生說這是性病——孩子得了尖銳濕疣。
也就是說，在被拐賣期間，這個男孩被迫和人發生過性行為。
我問他購買孩子的那對夫妻中，是否有人是戀童癖？
“藍色火車”說沒有，發現孩子得了性病後，他們又報警了。警察帶那對夫妻去化驗，兩個人都沒有尖銳濕疣。現在猜測，人販子是戀童癖，在拐賣過程中與男孩有性行為，把性病傳染給了他。
簡直太可恨了，我問他能幫上什麽忙。
“藍色火車”告訴我，他的朋友，也就是男孩的父母，現在願意出三十萬元找出這個人販子，將他繩之以法。問我願不願意接這個活兒。
我說我得考慮考慮，晚上可以一起吃頓飯，詳細聊聊。因為感冒，不能吃太油膩的，所以我訂了一家淮揚菜。
晚上6點，我給周庸打電話，開車接上我，到了飯館。在餐館門口，我見到了“藍色火車”。他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斯文，看見我和周庸過來立即上來打招呼：“您好，徐哥吧，太謝謝您了！”
我擺擺手不再客套。
我們進了店裏，點了蟹粉獅子頭、太湖蝦仁和我最喜愛的大煮幹絲，要了一壺龍井。倒上茶，我和他實話實說：“三十萬元的活兒，我挺想接的。但說實話，找人不算是我的強項。”
找人在我的職業技能裏算是比較弱的一項——我比較擅長對現有目標的分析、追蹤、監聽和挖掘。
但找一個從來沒見過，身份信息完全不詳，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說實話，這方麵我比較弱。
當然，比較對象是能查天眼、定位手機的一些私家偵探和警方。
他搖搖頭：“我們之前就找過你，對你比較信任。”
我說：“行，你要認準我了，咱就簽個合同——我們一般不幹太長的活兒，超過十天沒線索，就放棄。你們負責調查所花的交通食宿。要是查到了，不需要報銷費用，直接全款就行。”
“藍色火車”點頭表示同意，我發給他一份電子合同，他掃了一眼，說可以。
周庸買單後，我管“藍色火車”要了那對從人販子手中購買男孩夫婦的地址，買了第二天一早8:10燕市飛泊州市的機票。
經過三個小時的飛行，我和周庸到了泊州市。
在泊州機場一樓進出口停車區，停前麵的都是當地的出租車。一群男子站在車附近，見我和周庸出來，上前招呼：“你們要去哪兒？到這邊來說，運管在這兒不方便講。”
周庸剛要說話，我攔住他：“不用，我們不打車。”
繞到出租車停放區的側邊，有許多泊州市區的出租車。我和周庸上了車，說到汽車南站。周庸問我，為什麽機場一出來那兒不打車，跑這麽遠來坐出租。
我還沒說話，司機回頭看我一眼：“這小夥是聰明人啊，門口停的那些出租車基本都是不營運的，停在這裏隻是為了招攬客人，然後把客人倒手給泊州市區的出租車或者黑車，從中收取一定的費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們要打那車他們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沒人管嗎？”
司機搖搖頭，沒再說話。
到汽車南站時，已經快下午1點了。我和周庸在汽車站坐車，先花了三個多小時到了泊州市下轄的安通縣城，又從縣城坐了一個小時的小巴到感懷鎮，等在感懷鎮下車的時候，已經5點了。
周庸下車時都要吐了，說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車了：“徐哥，他們在燕市拐一孩子，賣到泊州來——這也賣得太遠了吧！”
我說：“是，哪裏有需求哪裏就有買賣。”
感懷鎮的空氣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層小樓。我和周庸按照地址，問了幾次路，找到了陳強夫婦的家——他們就是買了男孩的那對夫妻。
我和周庸在門口敲了敲門，沒人開，我們就站在門口等著。這時路過一個四五十歲的大叔，問我和周庸在這兒幹嗎，我說我在等陳家的人。
大叔說自己是鄰居，就住旁邊，問我們什麽事。我說我們是記者，正在做一期拐賣兒童的調查，想問問他們從人販子手裏買孩子的事。大叔沒說話，轉身走了。
周庸問我：“徐哥，等會兒直接問他們認不認識人販子？”
我說：“當然不能這麽說，他們至今沒孩子，也沒領養，肯定有困難。從對方角度出發，人家才能理我們。”
天黑了，陳強夫婦才回來。
我說我們是記者，了解到前段時間他們買孩子的事，想問下，為什麽不去福利院領養，而找人販子買。這對夫妻一肚子苦水：“我們也不願意啊，八萬元，就這麽打水漂了。”
他們很高興有人來關心，讓我們留下吃飯，我和周庸順勢就答應了。飯桌上，我問他們是怎麽聯係上人販子的？是否知道人販子的下落？一般來說，人販子是這麽做生意的：他們會先找一個對孩子需求比較大的地方，在這裏持續地賣孩子，直到這個地方被滿足，再尋找下一個地方。
他們表示不知道：“那人販子就是碰見的，不是我們主動聯係的。”
我看到陳強夫婦說不知道之前，做了一個眼神的交流——他們在撒謊。不交代人販子的聯係方式，很有可能是，他們還想再買一個。
我吃了幾口飯，說要去衛生間。陳強指了一下：“二樓右邊的那個門就是。”
陳強家是個二層小樓，一樓是客廳、廚房和一間臥室，二樓是兩間臥室和一個衛生間。我放輕腳步，悄悄在二樓找了一圈——屋裏沒有電腦，有一本筆記本，還有一個固定電話。
我翻了翻筆記本，裏麵記錄的都是茶葉出售的賬目——感懷鎮是出名的茶葉產地之一。翻完這本賬，我沒找到和人販子有關的信息。固定電話上有些通話記錄，我把號碼都拍下來，掏出口香糖嚼軟，粘了個微型錄音器到床頭櫃底下。到衛生間衝了下廁所，我就下樓接著和他們一起吃飯。
吃完飯，我跟陳強夫婦說今天太晚了，明天再來聊聊，就和周庸去了鎮政府附近的旅社。
到了房間，我把窗簾拉上。周庸問我拉窗簾幹嗎。我說：“有人跟蹤，剛才咱往鎮政府這邊走的時候，後邊有個車一直跟著。但應該不是專業的，開得特別慢，大燈一直晃著咱倆身後。”
周庸：“是人販子嗎？”
我說：“不知道，但應該和這事有關係，咱這兩天得注意點。”
我把拍下來的通話記錄，發給了線人小k，讓他幫忙查一下這些號碼是否有問題。一個多小時後，小k打電話回來，說這些電話看不出問題——都是本地的電話。在自己家鄉做人販子的很罕見，警察太容易查證，人販子應該不在這些電話裏。
第二天中午，我們又到了陳強夫婦家，四個人一起吃了頓飯。周庸按照我們昨晚商量好的，不停地問陳強夫婦一些問題，我借機四處觀察有什麽不對的地方。
我猛扒兩口飯，再次借口上廁所，去二樓拿回微型錄音器，發現床頭櫃上擺了幾份報紙，其中有一份叫《泊州鬼故事》。我看了兩眼，越看越覺得不對勁，就拿出手機，把這報紙前前後後每頁都拍下來，然後下了樓。
再沒找到其他線索，我們告別了陳強夫婦，回到旅社。
錄音筆。錄音筆的內容不能當作證據使用，但可以震懾他人
進了房間，周庸問我找沒找到什麽有用的東西。我拿出手機，給他看報紙的照片，他翻看了一會兒：“沒看出來啊，徐哥，哪兒奇怪啊？”
我告訴他，這是份假報紙。
“首先排版太亂，一個正規報社，就算再不專業，也不可能這麽不守規矩；其次這刊號我認識44-0103，這是《四方時空》的刊號，我原來總是看，訂過兩年。”
周庸點點頭：“我小時候，燕市地鐵裏總有賣假報紙、假雜誌的，天天在那兒喊哪個明星死了，好多外地遊客去買。”
我仔細地翻了翻報紙的照片，確實都是一些靈異故事。隻有最後一頁是一整麵的廣告，有賣鑽石的，有賣房子的，也有賣衣服的。我看了兩個廣告，覺得不太對——這報紙上的廣告都很奇怪。
河西精品鑽石銷售，經過一百一十道工序，六年經驗男設計師打造，通過國家b級認證，八萬起售。
天瓊服裝店，女孩街一百二十號七座，六萬+品質高，全都是a貨。
我遞給周庸，讓他看：“你能看出來什麽？”
周庸看了兩眼，很疑惑：“看出來什麽？這不就是小廣告嗎？”我說：“不是，這是暗語，人販子的售賣信息。河西精品鑽石銷售，經過一百一十道工序，六年經驗男設計師打造，通過國家b級認證，八萬起售。意思是河西市拐來的，身高一百一十厘米，六歲男孩，b型血，八萬塊。天瓊服裝店，女孩街一百二十號七座，六萬+品質高，全都是a貨。意思是，天瓊市拐來的女孩，身高一百二十厘米，七歲，六萬塊，a型血。”
周庸又看了兩遍，目瞪口呆：“徐哥，神了你，這都能看出來！”
我說這都是經驗。前幾年我查過一個賣淫團夥，就是用這個方式招嫖。
終於有了一些人販子的線索。我掏出拿回來的錄音器，遞給周庸，讓他插在電腦上放一下。
我和周庸倒著聽了一會兒——陳強晚上還真用座機打過一個電話。
周庸：“徐哥，這普通話方言味道太重了，我也聽不懂啊，他們說啥呢？”
我給他解釋了一下，大致的意思就是陳強告訴電話那頭的人，讓他放心，自己什麽都沒說。
我走到窗邊，從窗簾的縫隙向下看，那天在陳強家門口遇到的鄰居大叔站在樓下抽著煙，時不時抬頭看兩眼。
我問周庸幾點了，周庸看了看手機，說：“2:30。”
我說：“咱走吧，已經被人盯上了。住宿條件也太差，先回泊州再做下一步打算。”
在鎮口坐上開往安通縣的小巴車，我回頭看了一眼，跟著我和周庸的大叔轉頭回去了。
周庸問我：“徐哥，跟著咱們的是人販子嗎？”
我猜不是：“應該是其他買孩子的人，能用報紙廣告賣孩子，證明這個地方的需求不小。跟蹤的應該真把咱倆當記者了，怕查出什麽，自己買的孩子也得被警察帶走。”
到了泊州，我們開了間房，撥通了報紙上小廣告留下的電話。接電話的是個男人，問我想來點啥，我說要天河服裝店的a貨。他說六萬元，並告訴我一個賬號。“先打一萬元，剩下五萬元現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我問他在哪兒交貨，他說最好在我家，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在外麵交，地址由他們定。我說我人在泊州，具體地址他定。
他說今天收到錢，明天就可以交貨。
我掛了電話，給對方轉過去了一萬元，讓周庸租台車。周庸用手機弄了一會兒：“租好了，徐哥。”
“挺快啊，租的什麽車？”
“寶馬，一天一千兩百元。”
我說：“你不能省著點啊！你是不是傻啊！租這麽貴的車，就不能租個普通的豐田嗎？”
第二天早上8點多，我和周庸還在睡覺，接到一個電話，交貨地點定在藍山路的一個防空洞。
藍山路下麵有很多的防空洞，縱橫交錯，橫貫馬路左右，有一些是被磚牆封住的，有一些被打通，裏麵有人活動的痕跡——天氣炎熱的時候，泊州有很多人都會來這裏避暑，泊州氣溫四十度時，防空洞裏也就二十幾度。但現在的氣溫隻有二十多度了，這裏又濕又冷，基本沒人。我本來感冒還沒好，一進裏麵直哆嗦。
因為取車花了太長時間，到這裏時，距離人販子聯係我，已經過了近兩個小時。我和周庸站在濕冷的地下防空洞裏，給人販子打電話。防空洞四通八達，像迷宮一樣，根本找不到哪兒是哪兒。
對方接了電話，說我們太慢了，他怕有危險，換地方交易，讓我等電話。我和周庸白跑一趟，開車回到酒店。
晚上8點多，人販子又來了電話，讓我們三十分鍾內到新湖公園的大門。周庸查完地圖鬆口氣：“就在咱旁邊，走著去可能更快。”
我說：“我自己走著去，你開車。人販子要是開車走，你正好跟上他。”周庸說行。
獨自經過無人的樹蔭地帶，要注意安全
下樓後我感覺有點餓，就在路邊買了幾個小餅，一邊吃一邊往公園走。吃著餅到了公園，我隱約看見門邊樹蔭裏有一大一小兩個身影。
之前沒來過泊州，在這種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是栽了，那就得原地爬起來。所以我比較小心，裝作給女朋友打電話吵架，在門口轉了幾圈。
沒發現對方有隱藏的同夥，我拎著五萬元現金，走向了樹蔭。
我走近拿手機晃了一下，是一個穿得挺破的、臉上有些髒的消瘦中年男人牽著一個小女孩——小女孩倒還算幹淨，兩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年男人拿手擋住臉，讓我把手電筒關了。
我問他是來交貨的嗎？他點點頭，我抬抬手裏的塑料袋：“五萬元，用點點嗎？”
他接過錢檢查，我蹲下看小女孩，想伸手拉她，她往後一縮。我站起身搭話：“我還有朋友想買小孩，能給便宜點嗎？”
他沾唾沫數著錢，搖搖頭說：“不行，報紙上的都是明碼標價，不講價。”
我問他報紙上的都是他們的生意嗎？他說是。
中年人點完錢，把小女孩向我一推，轉身就跑。
我打電話給周庸：“他往湖街跑了，男，中年，消瘦，短發，髒，黃夾克。”周庸很興奮。
我牽著小女孩先回了酒店。兩個小時後，周庸回來了：“幸虧租了寶馬，要不然就和人販子的豐田撞車了。”
我讓他別扯了。
周庸告訴我，他跟到靠近港口的一個大院。
我說：“既然知道在哪兒就好辦了，明天咱們先確定一件事。”
周庸：“徐哥，咱這次來坐飛機，為了不被查，什麽防身設備都沒帶，是不是得置備點兒啊？”
我說：“也是，昨晚下樓吃飯，看見道邊有五金店和情趣用品店，足夠買到我們需要的東西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帶著小女孩去醫院做體檢，醫院離我們住的地方很近，過個山洞就到。晚上體檢的報告出來，結果和我們猜測的不一樣，女孩很健康，沒有得包括性病在內的任何傳染病。所以我們無法確定，昨晚的男人是不是讓小男孩感染上性病的人販子。
我和周庸把小女孩送到警察局，假裝熱心群眾撿到了一個走丟的孩子，將小女孩交給警察後，留下了假的聯係方式——全程我和周庸一直戴著鴨舌帽，遇見監控就低頭，避免被拍下臉。
將小女孩留給警察後，我和周庸開車前往了那個院子。到的時候，已經差不多是下午5點了。將車停在附近，轉了回來，因為不確定院子裏是否有人，我們蹲在院子旁邊的樹叢裏等。過了一會兒，一輛豐田開了過來，周庸低聲說：“徐哥，昨晚就跟的這車。”
車裏下來了幾個乞丐，每人抱著一個孩子。
周庸罵了聲：“走到哪兒都有乞丐團夥。”
一波乞丐進了屋，一波乞丐上了車，還跟著幾個缺手缺腳的小孩，車又開走了。
周庸：“這是要輪班啊！”
確定了院子裏還有很多人後，我和周庸回到車裏，一直待到淩晨2點。我們戴上帽子，拿了兩根鋼管，回到“丐幫總舵”所在的大院，翻了進去。
院裏鼾聲一片，睡著十四個孩子——就蓋著硬紙殼，直接睡地上。這幾個孩子有大有小，有男有女，但身體都不健全。
有個男孩看起來七八歲，瘦得像條狗，頭骨凹了一塊，光著上身，腿上穿著一條已經看不出底色的褲子——他的右腿從背後擰了個圈後從左側脖頸處伸向前，他的臉不得不貼在自己的腳上。他的左腿從身前向上從右側跨在自己脖子的後麵，兩條腿纏繞在一起，形成一個圈。隻能側睡在地上。
這孩子忽然睜開了眼，看見我們“啊”地叫了一聲，我們轉身就跑。剛跑到牆邊，屋裏出來個人，大喊一聲：“有人來了！”
屋裏躥出好幾個人，跑向我和周庸。我讓他踩我肩膀先翻上了牆，周庸拽著我的手向上提——我感冒幾天，還發燒，有點虛，一把沒上去，對方已經衝了過來。
周庸死命拉我，我向上使勁的時候感覺有人拽住我的腳，我往後用力一蹬——鞋掉了，我和周庸從牆上掉到了外麵。
我隔著牆喊了一聲：“別追了，什麽都沒偷著！”顧不得身上疼，我們爬起來就拚命跑，一直跑到了港口，有許多工人正在卸貨。看見人多我們放了心，打車回到酒店。
回去後，周庸問我是不是打草驚蛇了。
我說：“應該不能。咱肯定不是警察，要不就不跑了，加上我喊的那句，他們應該以為就是小偷吧！”
周庸點點頭：“怎麽那麽多殘疾小孩呢？”
我估計可能是故意收集的，也可能是采生折割，殘疾小孩要錢比較容易。采生折割是江湖上流傳了幾百年的、最慘無人道的做法。就是把孩子的手腳折成奇形怪狀，放在大街上乞討，黃昏再接回去。丐幫從未滅絕，采生折割也從未滅絕，各個城市都有，所以見到這樣的兒童乞丐，第一選擇應該是報警。
周庸點點頭：“太殘忍了，但那些健全的孩子都在哪兒？像他賣給咱們那女孩一樣的，我一個沒看見。”
我說：“不知道，明天咱們問問他。”
第二天一早，我和周庸打車去取回了被我們戰略拋棄的寶馬，在路邊等那輛豐田出現——這是開往市區最方便的一條路，對方有很大可能會走。
上午9點，那輛車出現了，我和周庸立即跟上。司機在緊靠著步行街的路邊停車，讓幾個乞丐下了車，然後又開到了一條文化老街。他把車停在巷子口，進了一家茶樓。
周庸：“這生活得還挺雅致。”
我覺得應該不是。聽人說過這條老街的一些秘聞，這條巷子裏有很多出名的“洗錢地”——這裏麵有些高檔茶座，有門檻，不能隨便進，裏麵都貴得要死，進入一次最少好幾萬元，隻有洗錢的人能進。周庸：“這是什麽洗法？”
我跟他解釋：“比如說你消費了十萬元，走之前，可以把自己的一盒茶葉賣給對方，他出九萬買。這樣你的錢就洗白了，他也賺了一萬塊的‘手續費’。”
“所以這個人是來這兒洗錢的？”
我覺得應該是：“乞討來的錢和賣孩子來的錢來路都不正，怕出事，這種人洗錢很正常的。”
下午2點，開車人從茶樓出來，我和周庸在後麵跟著。再次回到了港口附近。在人少沒攝像頭的路段，我和周庸從左側超過了他的車，然後一腳急刹。他刹車不及，追了我們的尾。
他下車看了一眼自己的車頭：“你們傻吧？”
我和周庸迅速架住他，把他架到了寶馬後座。我讓周庸把另一輛車開到路邊，用昨晚在情趣用品店買的手銬將他拷住，他的虎口上有梅花一樣的五點刺青。
我再用同樣在情趣用品店買的眼罩蒙上他的眼，開著車到了港口一個沒人的地方，打開了錄音筆。
這家夥看情勢不對，沒什麽反抗，很快就招了——他是這個“丐幫”的頭兒。幫派裏的殘疾兒童，有天生的，也有小兒麻痹和弱智兒童，被他們進行了采生折割，變成了殘疾。身體健全智力正常的孩子都關在屋裏——生病就賣不上價了。
我問他，記不記得一個月前，有一個男孩，賣到了感懷鎮。他想了一會兒，問我們是不是賣給了一對種茶的夫婦。
我說：“是，那個男孩有性病，得了尖銳濕疣，和你有沒有關係？你是不是戀童癖？”
他說不是。
我和周庸脫下他的褲子，檢查了他的生殖器官和肛門，發現沒有腐爛、紅腫等性病的痕跡——他沒有撒謊，起碼那個男孩不是他奸汙的。
我又問他，他的乞丐團夥裏是否有人是戀童癖。
他說：“沒有，我從上家手裏買來後，直接就轉賣出去了，沒和團夥裏的其他人接觸過。”
周庸：“你還有上家？”
他點點頭：“當然，要不然我們哪兒來的那麽多孩子？一群乞丐又不能天天出去綁架。大哥，你就放過我吧。”
我又問了幾句——他不止有一個上家。
一開始，他隻是從人販子手裏購買有殘疾的孩子，或小兒麻痹、弱智的兒童來進行采生折割，利用他們要飯。後來他發現這裏麵有錢賺，就做起了販人生意，當起了二道販子——外地的人販子把孩子賣給他，他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再加價賣出去。得性病的男孩就來自其中一個上家。
我和周庸審完他，把他關在車裏。我們下車抽煙，風很大，點了半天沒點著。
周庸：“徐哥，這案子看來還得接著查下去啊，車裏那個怎麽辦？”
我蹲下抽了口煙：“等會兒再想吧，我感冒還沒好，這幾天折騰，加上這會兒一吹風，現在頭特別疼。”
“藍色火車”上一次給我留言，是一周前。“朋友家六歲大的兒子剛在燕市太興區葫蘆路附近走丟了，可能是被拐了。”他問我除了報警外，是否有什麽應急方法。我告訴了他公安大學王大偉博士發明的“十人四追法”：母親原地不動，父親發動親友十人或以上向四個方向尋找。
因為人販子把小孩抱走後，經常會火速趕往火車站、汽車站，買張票馬上走。
十人四追法示意圖
所以丟孩子的一定要比人販子還快，才能把他截住。據說有位母親用這種方式，在火車站截住過正在檢票的人販子。
四個方向最少是八個人，還要有兩個人，一個去報警，另一個人要留在家裏，因為有時小孩能自己找回家。所以一旦有兩三歲的孩子丟失了，要馬上組織最少十個人，趕快出去追，不要有任何耽擱。
因為當時我還在查假鈔的事情，同時準備去香港參加同行聚會，就把這件事忘了。
一個月後，忽然得知男孩找到了，我挺高興，趕緊又聯係了“藍色火車”。我問他具體是怎麽找到的。
“藍色火車”告訴我，他看到我回複的信息，已經是幾小時後了，“十人四追法”已經不適用了。警方調了附近所有的監控，確定孩子是被一個中年男子拐走的，但具體拐去了哪兒，需要慢慢調查。
在警方調查期間，“藍色火車”的朋友把失蹤男孩的信息發布到“全國打拐解救兒童尋親公告平台”上。有誌願者在東南地區巡看時，發現了長相相似的男孩。通知家長後，家長和當地警方一起找過去，發現那確實是自己兒子。
我問他是否抓到人販子。他說沒有。他這次找我，就是因為這事。
我奇怪：“孩子都找回來了還找我有事？”
他說是，孩子回到家之後沒幾天，生殖器和肛門等處出現了潰爛的情況。帶孩子去醫院檢查後，醫生說這是性病——孩子得了尖銳濕疣。
也就是說，在被拐賣期間，這個男孩被迫和人發生過性行為。
我問他購買孩子的那對夫妻中，是否有人是戀童癖？
“藍色火車”說沒有，發現孩子得了性病後，他們又報警了。警察帶那對夫妻去化驗，兩個人都沒有尖銳濕疣。現在猜測，人販子是戀童癖，在拐賣過程中與男孩有性行為，把性病傳染給了他。
簡直太可恨了，我問他能幫上什麽忙。
“藍色火車”告訴我，他的朋友，也就是男孩的父母，現在願意出三十萬元找出這個人販子，將他繩之以法。問我願不願意接這個活兒。
我說我得考慮考慮，晚上可以一起吃頓飯，詳細聊聊。因為感冒，不能吃太油膩的，所以我訂了一家淮揚菜。
晚上6點，我給周庸打電話，開車接上我，到了飯館。在餐館門口，我見到了“藍色火車”。他戴著眼鏡，看起來很斯文，看見我和周庸過來立即上來打招呼：“您好，徐哥吧，太謝謝您了！”
我擺擺手不再客套。
我們進了店裏，點了蟹粉獅子頭、太湖蝦仁和我最喜愛的大煮幹絲，要了一壺龍井。倒上茶，我和他實話實說：“三十萬元的活兒，我挺想接的。但說實話，找人不算是我的強項。”
找人在我的職業技能裏算是比較弱的一項——我比較擅長對現有目標的分析、追蹤、監聽和挖掘。
但找一個從來沒見過，身份信息完全不詳，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說實話，這方麵我比較弱。
當然，比較對象是能查天眼、定位手機的一些私家偵探和警方。
他搖搖頭：“我們之前就找過你，對你比較信任。”
我說：“行，你要認準我了，咱就簽個合同——我們一般不幹太長的活兒，超過十天沒線索，就放棄。你們負責調查所花的交通食宿。要是查到了，不需要報銷費用，直接全款就行。”
“藍色火車”點頭表示同意，我發給他一份電子合同，他掃了一眼，說可以。
周庸買單後，我管“藍色火車”要了那對從人販子手中購買男孩夫婦的地址，買了第二天一早8:10燕市飛泊州市的機票。
經過三個小時的飛行，我和周庸到了泊州市。
在泊州機場一樓進出口停車區，停前麵的都是當地的出租車。一群男子站在車附近，見我和周庸出來，上前招呼：“你們要去哪兒？到這邊來說，運管在這兒不方便講。”
周庸剛要說話，我攔住他：“不用，我們不打車。”
繞到出租車停放區的側邊，有許多泊州市區的出租車。我和周庸上了車，說到汽車南站。周庸問我，為什麽機場一出來那兒不打車，跑這麽遠來坐出租。
我還沒說話，司機回頭看我一眼：“這小夥是聰明人啊，門口停的那些出租車基本都是不營運的，停在這裏隻是為了招攬客人，然後把客人倒手給泊州市區的出租車或者黑車，從中收取一定的費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們要打那車他們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沒人管嗎？”
司機搖搖頭，沒再說話。
到汽車南站時，已經快下午1點了。我和周庸在汽車站坐車，先花了三個多小時到了泊州市下轄的安通縣城，又從縣城坐了一個小時的小巴到感懷鎮，等在感懷鎮下車的時候，已經5點了。
周庸下車時都要吐了，說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車了：“徐哥，他們在燕市拐一孩子，賣到泊州來——這也賣得太遠了吧！”
我說：“是，哪裏有需求哪裏就有買賣。”
感懷鎮的空氣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層小樓。我和周庸按照地址，問了幾次路，找到了陳強夫婦的家——他們就是買了男孩的那對夫妻。
我和周庸在門口敲了敲門，沒人開，我們就站在門口等著。這時路過一個四五十歲的大叔，問我和周庸在這兒幹嗎，我說我在等陳家的人。
大叔說自己是鄰居，就住旁邊，問我們什麽事。我說我們是記者，正在做一期拐賣兒童的調查，想問問他們從人販子手裏買孩子的事。大叔沒說話，轉身走了。
周庸問我：“徐哥，等會兒直接問他們認不認識人販子？”
我說：“當然不能這麽說，他們至今沒孩子，也沒領養，肯定有困難。從對方角度出發，人家才能理我們。”
天黑了，陳強夫婦才回來。
我說我們是記者，了解到前段時間他們買孩子的事，想問下，為什麽不去福利院領養，而找人販子買。這對夫妻一肚子苦水：“我們也不願意啊，八萬元，就這麽打水漂了。”
他們很高興有人來關心，讓我們留下吃飯，我和周庸順勢就答應了。飯桌上，我問他們是怎麽聯係上人販子的？是否知道人販子的下落？一般來說，人販子是這麽做生意的：他們會先找一個對孩子需求比較大的地方，在這裏持續地賣孩子，直到這個地方被滿足，再尋找下一個地方。
他們表示不知道：“那人販子就是碰見的，不是我們主動聯係的。”
我看到陳強夫婦說不知道之前，做了一個眼神的交流——他們在撒謊。不交代人販子的聯係方式，很有可能是，他們還想再買一個。
我吃了幾口飯，說要去衛生間。陳強指了一下：“二樓右邊的那個門就是。”
陳強家是個二層小樓，一樓是客廳、廚房和一間臥室，二樓是兩間臥室和一個衛生間。我放輕腳步，悄悄在二樓找了一圈——屋裏沒有電腦，有一本筆記本，還有一個固定電話。
我翻了翻筆記本，裏麵記錄的都是茶葉出售的賬目——感懷鎮是出名的茶葉產地之一。翻完這本賬，我沒找到和人販子有關的信息。固定電話上有些通話記錄，我把號碼都拍下來，掏出口香糖嚼軟，粘了個微型錄音器到床頭櫃底下。到衛生間衝了下廁所，我就下樓接著和他們一起吃飯。
吃完飯，我跟陳強夫婦說今天太晚了，明天再來聊聊，就和周庸去了鎮政府附近的旅社。
到了房間，我把窗簾拉上。周庸問我拉窗簾幹嗎。我說：“有人跟蹤，剛才咱往鎮政府這邊走的時候，後邊有個車一直跟著。但應該不是專業的，開得特別慢，大燈一直晃著咱倆身後。”
周庸：“是人販子嗎？”
我說：“不知道，但應該和這事有關係，咱這兩天得注意點。”
我把拍下來的通話記錄，發給了線人小k，讓他幫忙查一下這些號碼是否有問題。一個多小時後，小k打電話回來，說這些電話看不出問題——都是本地的電話。在自己家鄉做人販子的很罕見，警察太容易查證，人販子應該不在這些電話裏。
第二天中午，我們又到了陳強夫婦家，四個人一起吃了頓飯。周庸按照我們昨晚商量好的，不停地問陳強夫婦一些問題，我借機四處觀察有什麽不對的地方。
我猛扒兩口飯，再次借口上廁所，去二樓拿回微型錄音器，發現床頭櫃上擺了幾份報紙，其中有一份叫《泊州鬼故事》。我看了兩眼，越看越覺得不對勁，就拿出手機，把這報紙前前後後每頁都拍下來，然後下了樓。
再沒找到其他線索，我們告別了陳強夫婦，回到旅社。
錄音筆。錄音筆的內容不能當作證據使用，但可以震懾他人
進了房間，周庸問我找沒找到什麽有用的東西。我拿出手機，給他看報紙的照片，他翻看了一會兒：“沒看出來啊，徐哥，哪兒奇怪啊？”
我告訴他，這是份假報紙。
“首先排版太亂，一個正規報社，就算再不專業，也不可能這麽不守規矩；其次這刊號我認識44-0103，這是《四方時空》的刊號，我原來總是看，訂過兩年。”
周庸點點頭：“我小時候，燕市地鐵裏總有賣假報紙、假雜誌的，天天在那兒喊哪個明星死了，好多外地遊客去買。”
我仔細地翻了翻報紙的照片，確實都是一些靈異故事。隻有最後一頁是一整麵的廣告，有賣鑽石的，有賣房子的，也有賣衣服的。我看了兩個廣告，覺得不太對——這報紙上的廣告都很奇怪。
河西精品鑽石銷售，經過一百一十道工序，六年經驗男設計師打造，通過國家b級認證，八萬起售。
天瓊服裝店，女孩街一百二十號七座，六萬+品質高，全都是a貨。
我遞給周庸，讓他看：“你能看出來什麽？”
周庸看了兩眼，很疑惑：“看出來什麽？這不就是小廣告嗎？”我說：“不是，這是暗語，人販子的售賣信息。河西精品鑽石銷售，經過一百一十道工序，六年經驗男設計師打造，通過國家b級認證，八萬起售。意思是河西市拐來的，身高一百一十厘米，六歲男孩，b型血，八萬塊。天瓊服裝店，女孩街一百二十號七座，六萬+品質高，全都是a貨。意思是，天瓊市拐來的女孩，身高一百二十厘米，七歲，六萬塊，a型血。”
周庸又看了兩遍，目瞪口呆：“徐哥，神了你，這都能看出來！”
我說這都是經驗。前幾年我查過一個賣淫團夥，就是用這個方式招嫖。
終於有了一些人販子的線索。我掏出拿回來的錄音器，遞給周庸，讓他插在電腦上放一下。
我和周庸倒著聽了一會兒——陳強晚上還真用座機打過一個電話。
周庸：“徐哥，這普通話方言味道太重了，我也聽不懂啊，他們說啥呢？”
我給他解釋了一下，大致的意思就是陳強告訴電話那頭的人，讓他放心，自己什麽都沒說。
我走到窗邊，從窗簾的縫隙向下看，那天在陳強家門口遇到的鄰居大叔站在樓下抽著煙，時不時抬頭看兩眼。
我問周庸幾點了，周庸看了看手機，說：“2:30。”
我說：“咱走吧，已經被人盯上了。住宿條件也太差，先回泊州再做下一步打算。”
在鎮口坐上開往安通縣的小巴車，我回頭看了一眼，跟著我和周庸的大叔轉頭回去了。
周庸問我：“徐哥，跟著咱們的是人販子嗎？”
我猜不是：“應該是其他買孩子的人，能用報紙廣告賣孩子，證明這個地方的需求不小。跟蹤的應該真把咱倆當記者了，怕查出什麽，自己買的孩子也得被警察帶走。”
到了泊州，我們開了間房，撥通了報紙上小廣告留下的電話。接電話的是個男人，問我想來點啥，我說要天河服裝店的a貨。他說六萬元，並告訴我一個賬號。“先打一萬元，剩下五萬元現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我問他在哪兒交貨，他說最好在我家，如果不放心也可以在外麵交，地址由他們定。我說我人在泊州，具體地址他定。
他說今天收到錢，明天就可以交貨。
我掛了電話，給對方轉過去了一萬元，讓周庸租台車。周庸用手機弄了一會兒：“租好了，徐哥。”
“挺快啊，租的什麽車？”
“寶馬，一天一千兩百元。”
我說：“你不能省著點啊！你是不是傻啊！租這麽貴的車，就不能租個普通的豐田嗎？”
第二天早上8點多，我和周庸還在睡覺，接到一個電話，交貨地點定在藍山路的一個防空洞。
藍山路下麵有很多的防空洞，縱橫交錯，橫貫馬路左右，有一些是被磚牆封住的，有一些被打通，裏麵有人活動的痕跡——天氣炎熱的時候，泊州有很多人都會來這裏避暑，泊州氣溫四十度時，防空洞裏也就二十幾度。但現在的氣溫隻有二十多度了，這裏又濕又冷，基本沒人。我本來感冒還沒好，一進裏麵直哆嗦。
因為取車花了太長時間，到這裏時，距離人販子聯係我，已經過了近兩個小時。我和周庸站在濕冷的地下防空洞裏，給人販子打電話。防空洞四通八達，像迷宮一樣，根本找不到哪兒是哪兒。
對方接了電話，說我們太慢了，他怕有危險，換地方交易，讓我等電話。我和周庸白跑一趟，開車回到酒店。
晚上8點多，人販子又來了電話，讓我們三十分鍾內到新湖公園的大門。周庸查完地圖鬆口氣：“就在咱旁邊，走著去可能更快。”
我說：“我自己走著去，你開車。人販子要是開車走，你正好跟上他。”周庸說行。
獨自經過無人的樹蔭地帶，要注意安全
下樓後我感覺有點餓，就在路邊買了幾個小餅，一邊吃一邊往公園走。吃著餅到了公園，我隱約看見門邊樹蔭裏有一大一小兩個身影。
之前沒來過泊州，在這種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是栽了，那就得原地爬起來。所以我比較小心，裝作給女朋友打電話吵架，在門口轉了幾圈。
沒發現對方有隱藏的同夥，我拎著五萬元現金，走向了樹蔭。
我走近拿手機晃了一下，是一個穿得挺破的、臉上有些髒的消瘦中年男人牽著一個小女孩——小女孩倒還算幹淨，兩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年男人拿手擋住臉，讓我把手電筒關了。
我問他是來交貨的嗎？他點點頭，我抬抬手裏的塑料袋：“五萬元，用點點嗎？”
他接過錢檢查，我蹲下看小女孩，想伸手拉她，她往後一縮。我站起身搭話：“我還有朋友想買小孩，能給便宜點嗎？”
他沾唾沫數著錢，搖搖頭說：“不行，報紙上的都是明碼標價，不講價。”
我問他報紙上的都是他們的生意嗎？他說是。
中年人點完錢，把小女孩向我一推，轉身就跑。
我打電話給周庸：“他往湖街跑了，男，中年，消瘦，短發，髒，黃夾克。”周庸很興奮。
我牽著小女孩先回了酒店。兩個小時後，周庸回來了：“幸虧租了寶馬，要不然就和人販子的豐田撞車了。”
我讓他別扯了。
周庸告訴我，他跟到靠近港口的一個大院。
我說：“既然知道在哪兒就好辦了，明天咱們先確定一件事。”
周庸：“徐哥，咱這次來坐飛機，為了不被查，什麽防身設備都沒帶，是不是得置備點兒啊？”
我說：“也是，昨晚下樓吃飯，看見道邊有五金店和情趣用品店，足夠買到我們需要的東西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帶著小女孩去醫院做體檢，醫院離我們住的地方很近，過個山洞就到。晚上體檢的報告出來，結果和我們猜測的不一樣，女孩很健康，沒有得包括性病在內的任何傳染病。所以我們無法確定，昨晚的男人是不是讓小男孩感染上性病的人販子。
我和周庸把小女孩送到警察局，假裝熱心群眾撿到了一個走丟的孩子，將小女孩交給警察後，留下了假的聯係方式——全程我和周庸一直戴著鴨舌帽，遇見監控就低頭，避免被拍下臉。
將小女孩留給警察後，我和周庸開車前往了那個院子。到的時候，已經差不多是下午5點了。將車停在附近，轉了回來，因為不確定院子裏是否有人，我們蹲在院子旁邊的樹叢裏等。過了一會兒，一輛豐田開了過來，周庸低聲說：“徐哥，昨晚就跟的這車。”
車裏下來了幾個乞丐，每人抱著一個孩子。
周庸罵了聲：“走到哪兒都有乞丐團夥。”
一波乞丐進了屋，一波乞丐上了車，還跟著幾個缺手缺腳的小孩，車又開走了。
周庸：“這是要輪班啊！”
確定了院子裏還有很多人後，我和周庸回到車裏，一直待到淩晨2點。我們戴上帽子，拿了兩根鋼管，回到“丐幫總舵”所在的大院，翻了進去。
院裏鼾聲一片，睡著十四個孩子——就蓋著硬紙殼，直接睡地上。這幾個孩子有大有小，有男有女，但身體都不健全。
有個男孩看起來七八歲，瘦得像條狗，頭骨凹了一塊，光著上身，腿上穿著一條已經看不出底色的褲子——他的右腿從背後擰了個圈後從左側脖頸處伸向前，他的臉不得不貼在自己的腳上。他的左腿從身前向上從右側跨在自己脖子的後麵，兩條腿纏繞在一起，形成一個圈。隻能側睡在地上。
這孩子忽然睜開了眼，看見我們“啊”地叫了一聲，我們轉身就跑。剛跑到牆邊，屋裏出來個人，大喊一聲：“有人來了！”
屋裏躥出好幾個人，跑向我和周庸。我讓他踩我肩膀先翻上了牆，周庸拽著我的手向上提——我感冒幾天，還發燒，有點虛，一把沒上去，對方已經衝了過來。
周庸死命拉我，我向上使勁的時候感覺有人拽住我的腳，我往後用力一蹬——鞋掉了，我和周庸從牆上掉到了外麵。
我隔著牆喊了一聲：“別追了，什麽都沒偷著！”顧不得身上疼，我們爬起來就拚命跑，一直跑到了港口，有許多工人正在卸貨。看見人多我們放了心，打車回到酒店。
回去後，周庸問我是不是打草驚蛇了。
我說：“應該不能。咱肯定不是警察，要不就不跑了，加上我喊的那句，他們應該以為就是小偷吧！”
周庸點點頭：“怎麽那麽多殘疾小孩呢？”
我估計可能是故意收集的，也可能是采生折割，殘疾小孩要錢比較容易。采生折割是江湖上流傳了幾百年的、最慘無人道的做法。就是把孩子的手腳折成奇形怪狀，放在大街上乞討，黃昏再接回去。丐幫從未滅絕，采生折割也從未滅絕，各個城市都有，所以見到這樣的兒童乞丐，第一選擇應該是報警。
周庸點點頭：“太殘忍了，但那些健全的孩子都在哪兒？像他賣給咱們那女孩一樣的，我一個沒看見。”
我說：“不知道，明天咱們問問他。”
第二天一早，我和周庸打車去取回了被我們戰略拋棄的寶馬，在路邊等那輛豐田出現——這是開往市區最方便的一條路，對方有很大可能會走。
上午9點，那輛車出現了，我和周庸立即跟上。司機在緊靠著步行街的路邊停車，讓幾個乞丐下了車，然後又開到了一條文化老街。他把車停在巷子口，進了一家茶樓。
周庸：“這生活得還挺雅致。”
我覺得應該不是。聽人說過這條老街的一些秘聞，這條巷子裏有很多出名的“洗錢地”——這裏麵有些高檔茶座，有門檻，不能隨便進，裏麵都貴得要死，進入一次最少好幾萬元，隻有洗錢的人能進。周庸：“這是什麽洗法？”
我跟他解釋：“比如說你消費了十萬元，走之前，可以把自己的一盒茶葉賣給對方，他出九萬買。這樣你的錢就洗白了，他也賺了一萬塊的‘手續費’。”
“所以這個人是來這兒洗錢的？”
我覺得應該是：“乞討來的錢和賣孩子來的錢來路都不正，怕出事，這種人洗錢很正常的。”
下午2點，開車人從茶樓出來，我和周庸在後麵跟著。再次回到了港口附近。在人少沒攝像頭的路段，我和周庸從左側超過了他的車，然後一腳急刹。他刹車不及，追了我們的尾。
他下車看了一眼自己的車頭：“你們傻吧？”
我和周庸迅速架住他，把他架到了寶馬後座。我讓周庸把另一輛車開到路邊，用昨晚在情趣用品店買的手銬將他拷住，他的虎口上有梅花一樣的五點刺青。
我再用同樣在情趣用品店買的眼罩蒙上他的眼，開著車到了港口一個沒人的地方，打開了錄音筆。
這家夥看情勢不對，沒什麽反抗，很快就招了——他是這個“丐幫”的頭兒。幫派裏的殘疾兒童，有天生的，也有小兒麻痹和弱智兒童，被他們進行了采生折割，變成了殘疾。身體健全智力正常的孩子都關在屋裏——生病就賣不上價了。
我問他，記不記得一個月前，有一個男孩，賣到了感懷鎮。他想了一會兒，問我們是不是賣給了一對種茶的夫婦。
我說：“是，那個男孩有性病，得了尖銳濕疣，和你有沒有關係？你是不是戀童癖？”
他說不是。
我和周庸脫下他的褲子，檢查了他的生殖器官和肛門，發現沒有腐爛、紅腫等性病的痕跡——他沒有撒謊，起碼那個男孩不是他奸汙的。
我又問他，他的乞丐團夥裏是否有人是戀童癖。
他說：“沒有，我從上家手裏買來後，直接就轉賣出去了，沒和團夥裏的其他人接觸過。”
周庸：“你還有上家？”
他點點頭：“當然，要不然我們哪兒來的那麽多孩子？一群乞丐又不能天天出去綁架。大哥，你就放過我吧。”
我又問了幾句——他不止有一個上家。
一開始，他隻是從人販子手裏購買有殘疾的孩子，或小兒麻痹、弱智的兒童來進行采生折割，利用他們要飯。後來他發現這裏麵有錢賺，就做起了販人生意，當起了二道販子——外地的人販子把孩子賣給他，他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再加價賣出去。得性病的男孩就來自其中一個上家。
我和周庸審完他，把他關在車裏。我們下車抽煙，風很大，點了半天沒點著。
周庸：“徐哥，這案子看來還得接著查下去啊，車裏那個怎麽辦？”
我蹲下抽了口煙：“等會兒再想吧，我感冒還沒好，這幾天折騰，加上這會兒一吹風，現在頭特別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