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師誌開上人有兩個弟子，一個是師兄滿成法師，一個是我。但是師兄已另有師承，是受過戒後才來禮拜家師的。因此，他自謙說他隻能算半個徒弟。
師兄年輕時比我更苦，因為做人老實，不很聰明，經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婦一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時，被罵、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過去，上前安慰他，他總是很泰然地對我說道：“沒有關係，那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他的忍耐，他的無爭，他說話曠達的語氣、磊落的胸襟，令我欽佩不已，我於是將這句“心甘情願”的話，牢記在心。
後來，在十年的參學期間裏，我也飽受無情的打罵與無理的要求，尤有甚者，嚴苛封閉的叢林教育，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製。不準看，不準說，這對於一個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說是莫大的考驗；而物質之奇缺、作務之辛勞，更是令人難以想象！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不以為苦，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心甘情願”作為我的座右銘。出家，是我心甘情願的；讀書，是我心甘情願的，苦行，是我心甘情願的；各種打罵委屈，都是我心甘情願的。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期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性格，成就了我日後修行辦道的雄厚資糧。
我離開叢林，二十一歲擔任一所鄉村小學的校長。我什麽也不懂，什麽也不會，隻憑著因緣際會，抱持堅忍負責、“心甘情願”的認知，以勤補拙，謙衝學習，竟然也做得有聲有色。
二十二歲，出任南京華藏寺監寺，是一九四八年。雖然明知當時政治局勢和佛教狀況已不可為，我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聯合同道創辦《怒濤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盼能力挽狂瀾於既倒。盡管多次幾至死地，但是我們仍然抱著“心甘情願”、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決心，屢仆屢起，愈挫愈勇。
那個時候到處人心惶惶，我請求寺院給予掛單，總是遭到拒絕，甚至食宿都沒有著落。雖然當時也曾有雜誌和報紙聘我為記者、編輯，然而我自己細細思忖：既然身為出家人，就應該把出家人做好，怎麽可以舍本逐末？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饑寒交迫下度過漫漫的長夜；多少人笑我遷腐冬烘，不識時務，我還是“心甘情願”，隻想一心一意做好“和尚”的本分。
後來，終於在一家寺院安頓了下來，我早起晚寐，做種種粗活：拉車買菜、擔柴運水、看守林園、跋涉收租，乃至灑掃扒糞、掩埋死屍，雖然時常感到事務繁忙，但是為了感謝他們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願”以勞力作務來報答。
在工作之餘，我為教撰文。我向各大報刊投寄破邪顯正的文章，我反對取締拜拜，而建議改良拜拜；我反對宗教管理辦法，建議訂定各宗教一體遵行的宗教法。那時我除了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無所有。
我經常看到同道們外出作完經懺佛事，攜回大包小包的供養，而我自己卻連購買紙筆的金錢都沒有著落，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羨慕，因為隻有“弘法利生”才是我畢生的誌向。
有一天，我正在提筆寫作時，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無飯吃唷！”後來，我才發覺，每當我埋首讀書和撰稿時，寺眾都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也難怪，因為在那個年代裏，一般人都不注重搖筆杆、爬方格子的文人。雖然如此，有識於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我還是筆耕不懈。我為廣播電台撰寫廣播稿，我為各雜誌撰寫文章，即使無飯吃，我也“心甘情願”！
為了協助東初長老編輯《人生月刊》，我節衣縮食，自掏腰包，購買郵票稿紙，還倒貼車資，前後達六年之久。為了辦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憚辛勞，經常往返台北宜蘭之間。多少個夜晚，我為了撰文審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為了趕稿送件而粒米未進。我默默耕耘，不以為苦，因為我已立定誌向，“心甘情願”為佛教慧命的長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為佛教文化盡心盡力的人實在太少了。因此，對於願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為上賓，給予種種的款待服務；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初學者，我也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寫作，盡管耗時費力，我也“心甘情願”，樂此不疲。
於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鄭羽書想要發行宮廷大內典藏的佛經，我便“心甘情願”作不請之友，向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商借；采風出版社的姚家彥要編印佛教書刊，我也幫助他營銷。甚至當年素少往來的張曼濤以及朱蔣元，我也建議他們出版《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並且一再讚助他們。後來，他們財政發生困難向我求援時，我也不計嫌隙，四處為他們籌款不下數百萬元，助他們渡過了難關。當時徒眾都不以為然，而我為了佛教文化的傳揚，還是“心甘情願”，力排眾議，搶救了這兩套書。今天這兩套書對佛教的貢獻，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從《覺世旬刊》到《普門雜誌》，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出版社”，從《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到《佛光大辭典》的發行，三十年來佛光山文化單位經常入不敷出，然而財務的拮據從未影響我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決心！
過去，我省吃儉用，每到一處，便廣為搜集佛教文物；為了節省運費，我抱著沉重的佛像法器、經書聖典，國內國外，上機下機，出入海關，往往引起旁人奇異的眼光，甚至被譏為經商販賣。其實，我為了實踐自我期許的理想和目標，“心甘情願”忍受一切難堪與汙蔑。後來，從台北到高雄，從國內到國外，因為我的努力，近十間的圖書館成立了，佛光山、西來寺、巴黎道場的佛教寶藏館完成了，我的心願逐漸實現，見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漸增加，雖然數十年來屢賠不賺，還是覺得非常“心甘情願”！
我曆經動亂紛擾的年代，初來民智未開的台灣時，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當壽山寺落成時，我便決心創建壽山佛學院，以作育佛教的專業人才。信眾得知之後，無不為我擔憂，因為以我當時微薄的財力，光是應付平時的食宿費用，便已捉襟見肘，更遑論其他龐大的開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說：“師父！你會因此沒飯吃！”然而想到培養僧才的迫切性，我以為，即使窮苦潦倒，效法武訓的乞討興學，我也“心甘情願”。
因此，我還是堅持辦學。從此我自奉更儉，每獲些微供養，便購買桌椅文具，而且時時留心延攬飽學之士來院授課。為了籌建東方佛教學院，不主張趕經懺的我，也曾到太平間通宵誦經。在籌設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時，我率領學生煮飯賣麵，以誠心及勞力募得資金，終於把學校辦了起來。後來，開辦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禮聘名師來佛光山教學，管理財務的職事們常因所費不貲而大吐苦水，我何嚐不知此中的種種艱難？但是，隻要人才能夠得到培養，佛法能夠弘傳世界，一切一切的犧牲奉獻，我都“心甘情願”啊！
在佛光山創辦沙彌學園，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歲左右的孩子們，由少不更事，把他們培育到長大成人，不知花費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們長大之後，難過兵役一關，一個個都因為禁不起環境的誘惑而流失於社會。每見及此，我總像失落掉什麽一般的痛心。但是隻要有人申請入學，我還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見我經常失望難過，往往力圖阻止，並且痛切地說道：“師父！您真傻，這些孩子將來不會記住您的恩德的！”常常爭執不下時，我的一句“心甘情願”，即刻令他們為之語塞。
當年近五十人的沙彌，在二十餘年後的今天鳳毛麟角，隻留下慧龍、慧尚等人，但都擔任佛光山的要職。雖然是播種多，收成少，我已覺得彌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彌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數何止是當年的三倍，將來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們過去所說的話又在耳邊響起：“師父！您真傻喔！”而我，還是那句話：我“心甘情願”做一個“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不料到了後來，各種信函和文件的創辦人欄中，都沒有了我這個創辦人的名字，甚至不準我派代表參與會議。一些人為我忿忿不平，我總是一笑置之。
其實，在辦學的經驗中，不能盡如人意的事還有很多，舉其蘋蘋大者，如：一九八○年，我在文化大學初設印度文化研究所時，不但南北往返，親自授課，還要奔走各處，募集資金，可謂辛苦至極。辦了三屆，後來張創辦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辦，心血盡付流水，我始終毫無怨言，畢竟辦學培才是我“心甘情願”的！直至近來，張鏡湖校長開始重視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複該研究所，可見，真理的光明畢竟不會永遠隱晦。
走過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我在社會教育建設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園不算，在島外，我們有西來大學以及多所的中華學校，在島內則有六所佛教學院，還有普門中學。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我又要開始為教育而費心費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為了作育英才，無論多麽艱困，我都“心甘情願”，麵對挑戰。
文教事業固然不是立竿見影的百年大計，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為構思說法的內容而殫精竭慮；我為了爭取布教的自由而與警察頻生衝突，我以現代的活潑方式講經，而屢遭自許捍衛傳統的佛教人士非議；甚至勒緊褲帶，自貼車資來往各地弘法。
記得二十八歲那年，我到東部講演，為節省運費，自己抱著一台錄音機來回跑，結果得了嚴重的風濕腿疾。當醫生宣布需要鋸腿的診斷時，我並不害怕，也不怨悔。因為我始終認為，我今日為度化眾生，為弘揚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願”的。何況行動不便，正可以安坐鬥室，讀書著作，一樣可以弘揚佛法啊！後來，因為傳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藥而愈，於是我更加勤於說法。
我曾經在宜蘭、高雄兩地之間，每周來回布教達十年之久；也常沿著荒郊小徑步行數小時，到偏遠的寺院開示佛法。後來，弘法的邀約不斷，經年的趕場赴會不但使我居無定所，連吃睡讀寫都是在車廂機位上進行；而為了一句承諾，奔波百裏，甚至洲際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現在，我雖已從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閑，經常應邀參加他們的會議。隻要有人邀我，隻要是為了佛法的弘揚，我還是“心甘情願”，勤於赴會。
決意興建佛光山時，信徒們見到遍山的荊棘麻竹，個個都驚懼起來。他們認為，當時已經有壽山寺足以棲身課徒，又何必千辛萬苦，另外開山？在海外建立道場時，一些人又說：“何必將寺廟建得那麽多？那麽大呢？”這些意見固然不無道理，但是，為了安僧度眾，我“心甘情願”承受辛苦；為了弘化更廣，我“心甘情願”喜舍千金。
佛光山創建後，我為地方修橋鋪路，興學教化，甚至慈善救濟，帶動繁榮進步，無奈一些鄉民反而需索無度，謗佛毀僧。人心之貪嗔愚癡，實在令人扼腕唏噓！但是為了佛教的弘揚、文化的傳播，我還是義無反顧，因為我習慣了“心甘情願”，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語。
基於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用現代方式宣揚教義，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為大眾演說生活化的佛法，我將佛教帶入國際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願以拔苦與樂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蒼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眾。我關懷政事，直陳建言；我急公好義，為民喉舌；信徒來山，我以禮相待；政要訪問，我也竭誠歡迎；百姓邀約，我滿其所願；軍警請法，我也樂說不拒。清夜捫心自問：為教為僧，我不遺餘力；為眾為民，我用心良苦。區區善意，從不望褒揚，但不意得來“企業和尚”、“政治和尚”之稱。盡管如此，能為佛教走出更寬廣康莊的天地，我“心甘情願”背負譏毀，不以為苦！
大家見到我的徒眾與日俱增，好生羨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鮮為人知。《維摩經》雲：“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我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眾，或施以開導，或軟言慰藉，或讚揚鼓勵，或再三教誡……此外，我更方便權巧地解決他們的各種問題，給予他們良好的教育環境，提供進修深造的機緣，建設清幽的居住房舍，製定各種的福利措施。我以養蘭之心護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誠培養徒眾，感恩圖報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義忘情者也會讓我遺憾惋惜！記得十年前，我曾供給一對姐妹習醫，不料，她們醫學院畢業後不僅不思回饋，反而恥笑同門；一些弟子身懷長才後，貢高我慢，覓枝另棲。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諸東流還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這些徒眾走出山門之後，是否會迷失掉自己？
所幸還有許多以教為命的優秀弟子，日夜精勤，為教為眾而奉獻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願”隨我開山辟土，繼任住持後，接下佛光山龐大的組織和債務仍一本初心，無怨無悔；耐心柔和的慈莊，四十年前未出家時，腳登高跟鞋，挨家挨戶推展佛書，後來到美國創建西來寺，曆時十年，備嚐艱難，一直都是“心甘情願”，任勞任怨；才華洋溢的慈惠，當年放下高薪的職位，“心甘情願”地跟著我到處弘法，隨侍翻譯，並曾在大學任教；能幹練達的慈容，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寶後，便“心甘情願”地以弘法利生為己任，以瘦弱之軀，負責台灣佛光總會的工作，未嚐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學後，“心甘情願”地回來為僧伽教育格盡厥責，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嚴、依恒、慧開、依空、依諦、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後期的弟子，如尼泊爾的滿乘，“心甘情願”地以弘揚大乘佛法為己誌；美國籍的滿仁，“心甘情願”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來廣結善緣；韓國籍的李仁玉，於成功大學畢業後，“心甘情願”地來到中華佛光總會服務人群。他們的發心奉獻，已獲得大家的肯定與讚賞，所以我奉勸未來的門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願”地奉獻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難自可迎刃而解，無事不辦，無願不成。
（一九九三年六月）
師兄年輕時比我更苦，因為做人老實，不很聰明，經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婦一樣，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時，被罵、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過去，上前安慰他，他總是很泰然地對我說道：“沒有關係，那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他的忍耐，他的無爭，他說話曠達的語氣、磊落的胸襟，令我欽佩不已，我於是將這句“心甘情願”的話，牢記在心。
後來，在十年的參學期間裏，我也飽受無情的打罵與無理的要求，尤有甚者，嚴苛封閉的叢林教育，非但隔絕了一切外緣，連眼見耳聞也受到限製。不準看，不準說，這對於一個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滿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說是莫大的考驗；而物質之奇缺、作務之辛勞，更是令人難以想象！我所以能夠安住身心，不以為苦，就是憑著師兄的一句“心甘情願”作為我的座右銘。出家，是我心甘情願的；讀書，是我心甘情願的，苦行，是我心甘情願的；各種打罵委屈，都是我心甘情願的。因此我心平氣和地度過了十年寒暑，期間所培養的堅忍負重性格，成就了我日後修行辦道的雄厚資糧。
我離開叢林，二十一歲擔任一所鄉村小學的校長。我什麽也不懂，什麽也不會，隻憑著因緣際會，抱持堅忍負責、“心甘情願”的認知，以勤補拙，謙衝學習，竟然也做得有聲有色。
二十二歲，出任南京華藏寺監寺，是一九四八年。雖然明知當時政治局勢和佛教狀況已不可為，我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聯合同道創辦《怒濤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盼能力挽狂瀾於既倒。盡管多次幾至死地，但是我們仍然抱著“心甘情願”、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決心，屢仆屢起，愈挫愈勇。
那個時候到處人心惶惶，我請求寺院給予掛單，總是遭到拒絕，甚至食宿都沒有著落。雖然當時也曾有雜誌和報紙聘我為記者、編輯，然而我自己細細思忖：既然身為出家人，就應該把出家人做好，怎麽可以舍本逐末？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饑寒交迫下度過漫漫的長夜；多少人笑我遷腐冬烘，不識時務，我還是“心甘情願”，隻想一心一意做好“和尚”的本分。
後來，終於在一家寺院安頓了下來，我早起晚寐，做種種粗活：拉車買菜、擔柴運水、看守林園、跋涉收租，乃至灑掃扒糞、掩埋死屍，雖然時常感到事務繁忙，但是為了感謝他們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願”以勞力作務來報答。
在工作之餘，我為教撰文。我向各大報刊投寄破邪顯正的文章，我反對取締拜拜，而建議改良拜拜；我反對宗教管理辦法，建議訂定各宗教一體遵行的宗教法。那時我除了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無所有。
我經常看到同道們外出作完經懺佛事，攜回大包小包的供養，而我自己卻連購買紙筆的金錢都沒有著落，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羨慕，因為隻有“弘法利生”才是我畢生的誌向。
有一天，我正在提筆寫作時，一位常在寺中幫忙的達賢姑走來，苦口婆心地對我說：“法師！你要去工作，不然你會無飯吃唷！”後來，我才發覺，每當我埋首讀書和撰稿時，寺眾都投以異樣的眼光。這也難怪，因為在那個年代裏，一般人都不注重搖筆杆、爬方格子的文人。雖然如此，有識於文字般若對弘傳佛教的重要性，我還是筆耕不懈。我為廣播電台撰寫廣播稿，我為各雜誌撰寫文章，即使無飯吃，我也“心甘情願”！
為了協助東初長老編輯《人生月刊》，我節衣縮食，自掏腰包，購買郵票稿紙，還倒貼車資，前後達六年之久。為了辦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憚辛勞，經常往返台北宜蘭之間。多少個夜晚，我為了撰文審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為了趕稿送件而粒米未進。我默默耕耘，不以為苦，因為我已立定誌向，“心甘情願”為佛教慧命的長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為佛教文化盡心盡力的人實在太少了。因此，對於願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為上賓，給予種種的款待服務；對於文字有興趣的初學者，我也不厭其煩地教導他們寫作，盡管耗時費力，我也“心甘情願”，樂此不疲。
於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鄭羽書想要發行宮廷大內典藏的佛經，我便“心甘情願”作不請之友，向台灣故宮博物院院長秦孝儀商借；采風出版社的姚家彥要編印佛教書刊，我也幫助他營銷。甚至當年素少往來的張曼濤以及朱蔣元，我也建議他們出版《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和《世界佛學名著譯叢》，並且一再讚助他們。後來，他們財政發生困難向我求援時，我也不計嫌隙，四處為他們籌款不下數百萬元，助他們渡過了難關。當時徒眾都不以為然，而我為了佛教文化的傳揚，還是“心甘情願”，力排眾議，搶救了這兩套書。今天這兩套書對佛教的貢獻，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從《覺世旬刊》到《普門雜誌》，從“佛教文化服務處”到“佛光出版社”，從《佛光大藏經》的編纂到《佛光大辭典》的發行，三十年來佛光山文化單位經常入不敷出，然而財務的拮據從未影響我辦理佛教文化事業的決心！
過去，我省吃儉用，每到一處，便廣為搜集佛教文物；為了節省運費，我抱著沉重的佛像法器、經書聖典，國內國外，上機下機，出入海關，往往引起旁人奇異的眼光，甚至被譏為經商販賣。其實，我為了實踐自我期許的理想和目標，“心甘情願”忍受一切難堪與汙蔑。後來，從台北到高雄，從國內到國外，因為我的努力，近十間的圖書館成立了，佛光山、西來寺、巴黎道場的佛教寶藏館完成了，我的心願逐漸實現，見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漸增加，雖然數十年來屢賠不賺，還是覺得非常“心甘情願”！
我曆經動亂紛擾的年代，初來民智未開的台灣時，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當壽山寺落成時，我便決心創建壽山佛學院，以作育佛教的專業人才。信眾得知之後，無不為我擔憂，因為以我當時微薄的財力，光是應付平時的食宿費用，便已捉襟見肘，更遑論其他龐大的開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說：“師父！你會因此沒飯吃！”然而想到培養僧才的迫切性，我以為，即使窮苦潦倒，效法武訓的乞討興學，我也“心甘情願”。
因此，我還是堅持辦學。從此我自奉更儉，每獲些微供養，便購買桌椅文具，而且時時留心延攬飽學之士來院授課。為了籌建東方佛教學院，不主張趕經懺的我，也曾到太平間通宵誦經。在籌設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時，我率領學生煮飯賣麵，以誠心及勞力募得資金，終於把學校辦了起來。後來，開辦國際學部英文佛學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禮聘名師來佛光山教學，管理財務的職事們常因所費不貲而大吐苦水，我何嚐不知此中的種種艱難？但是，隻要人才能夠得到培養，佛法能夠弘傳世界，一切一切的犧牲奉獻，我都“心甘情願”啊！
在佛光山創辦沙彌學園，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歲左右的孩子們，由少不更事，把他們培育到長大成人，不知花費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們長大之後，難過兵役一關，一個個都因為禁不起環境的誘惑而流失於社會。每見及此，我總像失落掉什麽一般的痛心。但是隻要有人申請入學，我還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見我經常失望難過，往往力圖阻止，並且痛切地說道：“師父！您真傻，這些孩子將來不會記住您的恩德的！”常常爭執不下時，我的一句“心甘情願”，即刻令他們為之語塞。
當年近五十人的沙彌，在二十餘年後的今天鳳毛麟角，隻留下慧龍、慧尚等人，但都擔任佛光山的要職。雖然是播種多，收成少，我已覺得彌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彌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數何止是當年的三倍，將來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們過去所說的話又在耳邊響起：“師父！您真傻喔！”而我，還是那句話：我“心甘情願”做一個“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與南亭、悟一兩位法師共同創辦了智光高級商工。不料到了後來，各種信函和文件的創辦人欄中，都沒有了我這個創辦人的名字，甚至不準我派代表參與會議。一些人為我忿忿不平，我總是一笑置之。
其實，在辦學的經驗中，不能盡如人意的事還有很多，舉其蘋蘋大者，如：一九八○年，我在文化大學初設印度文化研究所時，不但南北往返，親自授課，還要奔走各處，募集資金，可謂辛苦至極。辦了三屆，後來張創辦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辦，心血盡付流水，我始終毫無怨言，畢竟辦學培才是我“心甘情願”的！直至近來，張鏡湖校長開始重視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複該研究所，可見，真理的光明畢竟不會永遠隱晦。
走過多年的風風雨雨，如今我在社會教育建設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園不算，在島外，我們有西來大學以及多所的中華學校，在島內則有六所佛教學院，還有普門中學。佛光大學的籌建工作進入緊鑼密鼓的階段，我又要開始為教育而費心費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為了作育英才，無論多麽艱困，我都“心甘情願”，麵對挑戰。
文教事業固然不是立竿見影的百年大計，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為構思說法的內容而殫精竭慮；我為了爭取布教的自由而與警察頻生衝突，我以現代的活潑方式講經，而屢遭自許捍衛傳統的佛教人士非議；甚至勒緊褲帶，自貼車資來往各地弘法。
記得二十八歲那年，我到東部講演，為節省運費，自己抱著一台錄音機來回跑，結果得了嚴重的風濕腿疾。當醫生宣布需要鋸腿的診斷時，我並不害怕，也不怨悔。因為我始終認為，我今日為度化眾生，為弘揚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願”的。何況行動不便，正可以安坐鬥室，讀書著作，一樣可以弘揚佛法啊！後來，因為傳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藥而愈，於是我更加勤於說法。
我曾經在宜蘭、高雄兩地之間，每周來回布教達十年之久；也常沿著荒郊小徑步行數小時，到偏遠的寺院開示佛法。後來，弘法的邀約不斷，經年的趕場赴會不但使我居無定所，連吃睡讀寫都是在車廂機位上進行；而為了一句承諾，奔波百裏，甚至洲際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現在，我雖已從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閑，經常應邀參加他們的會議。隻要有人邀我，隻要是為了佛法的弘揚，我還是“心甘情願”，勤於赴會。
決意興建佛光山時，信徒們見到遍山的荊棘麻竹，個個都驚懼起來。他們認為，當時已經有壽山寺足以棲身課徒，又何必千辛萬苦，另外開山？在海外建立道場時，一些人又說：“何必將寺廟建得那麽多？那麽大呢？”這些意見固然不無道理，但是，為了安僧度眾，我“心甘情願”承受辛苦；為了弘化更廣，我“心甘情願”喜舍千金。
佛光山創建後，我為地方修橋鋪路，興學教化，甚至慈善救濟，帶動繁榮進步，無奈一些鄉民反而需索無度，謗佛毀僧。人心之貪嗔愚癡，實在令人扼腕唏噓！但是為了佛教的弘揚、文化的傳播，我還是義無反顧，因為我習慣了“心甘情願”，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語。
基於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用現代方式宣揚教義，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為大眾演說生活化的佛法，我將佛教帶入國際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願以拔苦與樂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蒼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眾。我關懷政事，直陳建言；我急公好義，為民喉舌；信徒來山，我以禮相待；政要訪問，我也竭誠歡迎；百姓邀約，我滿其所願；軍警請法，我也樂說不拒。清夜捫心自問：為教為僧，我不遺餘力；為眾為民，我用心良苦。區區善意，從不望褒揚，但不意得來“企業和尚”、“政治和尚”之稱。盡管如此，能為佛教走出更寬廣康莊的天地，我“心甘情願”背負譏毀，不以為苦！
大家見到我的徒眾與日俱增，好生羨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鮮為人知。《維摩經》雲：“弟子眾塵勞，隨意之所轉。”我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眾，或施以開導，或軟言慰藉，或讚揚鼓勵，或再三教誡……此外，我更方便權巧地解決他們的各種問題，給予他們良好的教育環境，提供進修深造的機緣，建設清幽的居住房舍，製定各種的福利措施。我以養蘭之心護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誠培養徒眾，感恩圖報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義忘情者也會讓我遺憾惋惜！記得十年前，我曾供給一對姐妹習醫，不料，她們醫學院畢業後不僅不思回饋，反而恥笑同門；一些弟子身懷長才後，貢高我慢，覓枝另棲。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諸東流還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這些徒眾走出山門之後，是否會迷失掉自己？
所幸還有許多以教為命的優秀弟子，日夜精勤，為教為眾而奉獻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願”隨我開山辟土，繼任住持後，接下佛光山龐大的組織和債務仍一本初心，無怨無悔；耐心柔和的慈莊，四十年前未出家時，腳登高跟鞋，挨家挨戶推展佛書，後來到美國創建西來寺，曆時十年，備嚐艱難，一直都是“心甘情願”，任勞任怨；才華洋溢的慈惠，當年放下高薪的職位，“心甘情願”地跟著我到處弘法，隨侍翻譯，並曾在大學任教；能幹練達的慈容，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寶後，便“心甘情願”地以弘法利生為己任，以瘦弱之軀，負責台灣佛光總會的工作，未嚐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學後，“心甘情願”地回來為僧伽教育格盡厥責，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嚴、依恒、慧開、依空、依諦、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後期的弟子，如尼泊爾的滿乘，“心甘情願”地以弘揚大乘佛法為己誌；美國籍的滿仁，“心甘情願”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來廣結善緣；韓國籍的李仁玉，於成功大學畢業後，“心甘情願”地來到中華佛光總會服務人群。他們的發心奉獻，已獲得大家的肯定與讚賞，所以我奉勸未來的門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願”地奉獻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時時以“心甘情願”的態度來實現理想，必能有苦時不覺苦，有難時不覺難，一切困難自可迎刃而解，無事不辦，無願不成。
（一九九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