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家雜誌社向我索借三百萬元新台幣，我無法應付，便撰文毀謗我，弟子們氣憤填膺，有些人主張筆伐聲討，有些人建議訴諸法庭。當時我在台北弘法，因此就近於普門寺集合住眾，對大家說：“別人對我們的禮遇尊重，不是當然的，所以我們應該湧泉以報；當我們受到傷害打擊時，則應該認為這是當然的，因為父母生養我，師長教育我，社會成就我，國家保護我，平時我們就擁有這麽多好因緣，相對而言，一些突如其來的挫折逆境，正可以考驗我們的氣度，可以豐富我們的內涵。因為無聊的傷害破壞，是打不倒一個人的，做一個真正的人，要經得起四麵吹來的八風，將一切的橫逆都視為是當然的……”一席話下來，總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氣，也趁此機會，隨緣上了一堂“宗門思想”課程。隻是有誰知道，從非當然到當然，我是經過了多少的修證曆程，才有這麽堅固的信念與體悟。
我十二歲那年就在棲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裏是年紀最小的一個清眾，臉皮又很薄，剛開始時，上課聽不懂，下課也不好意思問。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來往，家書寫好了，沒有錢買郵票，好不容易熬到學期結束，學院放假，眼看同學們提著行李回家，我也跟著他們到大雄寶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門時，家師誌開上人把我喝住，罵道：“站著！回什麽家！”我隻得忍住稚子乍離家園，對家鄉的孺慕之情，禁足閉關，有時心裏好苦。可是再想想：沒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願意的，所以也就視為“當然”地接受下來。既是當然的，為什麽要感覺苦呢？
從棲霞律學院結業以後，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寧等名山古刹參學，當時的教育不但是專製封閉，可說是無情無理。常常把地掃好了，老師不滿意，就要重掃；再檢查，看到幾片落葉掉下來，“不行！”又得再掃一遍。飯吃飽了，糾察師過來，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撐著肚子吞下去，否則，一個耳光隨即打下來，完全沒有人情可講。同學說某人故意找我麻煩，我卻覺得這就是教育，老師肯教，自己才有機會成長；能成長，才有未來一，所以對於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當然”地全盤接受。順逆境遇皆能當然接受，天地間的光暗就都不一樣了。
十五歲受戒時，更是備受諸苦。一到了戒場，戒師先找戒子問話審核。第一個戒師問我：“是誰要你來受戒的？”
“是老師要我來的。”
“難道老師不叫你來受戒，你就不來了嗎？”說罷，一連串的楊柳枝如雨點般落在頭上。
到了第二個戒師那裏，他又問同樣的問題，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於是答道：“是我自己要來的。”
沒想到“啪！啪！啪……”腦門上又是一陣痛楚，“可惡呐！老師沒叫你來，你竟然膽敢自己跑來！”
第三個戒師還是問先前的問題，這回經驗豐富，所以畢恭畢敬地答道：“是我自己發心來，師父也叫我來的。”自以為這個答案應該很圓滿，結果，“你這麽滑頭！”當然接著少不了一頓狠打。
頂著一腦子亂冒的金星，來到最後一位戒師的位子前麵，我沒等他問話，直接就將頭伸了過去，說道：“老師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受戒期間，跪聽開示、打罵杖責是“當然的”訓練，甚至連如廁也受到限製，一個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麵抱怨牢騷，一麵受完戒期。而我認為這些都是老師的大慈大悲，所以帶著感恩的心情，“想當然耳”地度過了五十二個難忘的日子。
十九歲那年，我到焦山佛學院念書。記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薦我進教育學院讀書，我興高采烈地向家師稟告，卻遭來一頓責罵：“混蛋！佛教教育都沒有讀好，還要到外麵去受什麽社會教育！”
後來，雖然家師送另一名師弟去教育學院念書，但是我心裏一點也沒有不平之感，隻覺得“這是當然的”！過了幾年以後，師弟離開了佛教，我這才深深地體會到家師對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將學習中的一切磨煉都視為“當然的”過程。有“當然”的感受，是多麽的美妙啊！
那時，焦山佛學院的院長是雪煩和尚。在校期間，他從來沒有和我講過一句話，看到我時，也總是兩隻眼睛炯炯如炬地朝著我看。有人說：他老是在瞪我，我卻覺得他不是惡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認為這是“當然的”——在學習階段，自己一無所知，有什麽資格要求師長對我們好呢？或許因為我對他恭敬一如，後來他說，這麽多學生當中，最欣賞的就是我。我自覺一無長才，在受寵若驚之餘，細細回想往事，很慶幸自己在一開始時，就能“想當然耳”地在無情無理的教育中茁壯成長。
十餘年後，我邀真華法師為《覺世》撰稿“參學瑣談”，文中對於參學的道場表示很多不滿的意見，其實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經曆過，隻是那時都覺得“這是當然的”，所以未曾覺得不好，也讓我在覺得“當然”中感到沒有什麽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參學生涯瞬間即過，後來，我也從事教書工作，由大陸來到台灣，從小學校長到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從佛教學院教師到大專院校教授，從講授佛學到教導國文，從教人唱誦到指導寫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學生的頑強中熬煉自己的耐性與慈悲，“想當然耳”地調適自己的教學方式與授課心態，以求契理契機，如今可說是駕輕就熟。曾有人問我多年來的執教心得，我覺得學生固然應該接受，老師也必須改進，彼此都要從容忍受教中教學相長，如果能從最初的不以為然到最後的“一切想當然耳”，就是一種進步，就是一種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認有理者，就不易成長。在過去，有老師耳提麵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時也會不吝“指教”，對於這些，我都“想當然耳”地承受“教誨”，因為“吾愛尊嚴，但吾更愛真理”，在真理的麵前，沒有長幼之序，也沒有尊卑之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一直以“一切都是當然的”來自我勉勵，教育徒眾。弟子中曾有人問我：“您教我們要‘想當然耳’地服膺真理，什麽是真理呢？是現代的知識科技？是經典裏的十二分教？”我覺得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須懂得尊重與包容，否則即使是讀遍千經萬論，學富五車，也不過是窮人數他寶，自欺欺人。一旦境界來臨，還是照樣被五欲塵勞所障礙迷惑，有時甚至鑄成大錯，還不自知。一切“當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兩忘。
童年時，家境十分貧困，我的幾位舅舅雖比較富裕，但也沒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覺得這是“當然的”。後來我到人文薈萃的焦山念書，他們幾次托我代買字畫，然而卻未曾給錢，我那時一貧如洗，但還是節衣縮食，將佛事□錢一點一滴地儲存起來，依言代購。盡管後來母親知道了，為我心疼不已，我還是認為給人方便、給人利用都是“當然的”。
別離鄉裏四十載後，我才得以與家人取得聯係。親戚們這時都來函要我寄美金給他們建房子，接著，又多少次向我索取電器用品。母親獲悉後，要我不必煩心，而我始終認為給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當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大陸，我不但購物送給至親好友，即使與自己稍有關係的老師、同參、學生、鄉人，我都一一資助饋贈。
徒眾常問我：“那個人這麽壞，您為什麽還要幫他呢？”因為我向來覺得寬以待己，嚴以待人不是當然的，忠厚恕道才是當然的，隻要這個人對別人能有一點點好，即使於我薄情寡義，我還是想成就他。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個名叫解仁保的鄰居，曾經陷害家父入獄，後來一度失業，生活潦倒，母親竟然不計前嫌，勸我乞求恩師為他覓職，我當時心中很不以為然，但基於母命難違，還是遵照行事。
古訓有雲：“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裏，受苦受難、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惟有堅持信念，我們才可以隨遇而安，隨緣生活，隨喜而作，隨心而住，為自己找出通路。在這個世上，給人歡喜，給人信心也都是“當然的”，隻有抱定這種決心，我們才能夠不計得失，無視榮辱，盡其在我，為所當為，一切皆“當然”耳。
（一九九九年七月）
我十二歲那年就在棲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裏是年紀最小的一個清眾，臉皮又很薄，剛開始時，上課聽不懂，下課也不好意思問。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來往，家書寫好了，沒有錢買郵票，好不容易熬到學期結束，學院放假，眼看同學們提著行李回家，我也跟著他們到大雄寶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門時，家師誌開上人把我喝住，罵道：“站著！回什麽家！”我隻得忍住稚子乍離家園，對家鄉的孺慕之情，禁足閉關，有時心裏好苦。可是再想想：沒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願意的，所以也就視為“當然”地接受下來。既是當然的，為什麽要感覺苦呢？
從棲霞律學院結業以後，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寧等名山古刹參學，當時的教育不但是專製封閉，可說是無情無理。常常把地掃好了，老師不滿意，就要重掃；再檢查，看到幾片落葉掉下來，“不行！”又得再掃一遍。飯吃飽了，糾察師過來，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撐著肚子吞下去，否則，一個耳光隨即打下來，完全沒有人情可講。同學說某人故意找我麻煩，我卻覺得這就是教育，老師肯教，自己才有機會成長；能成長，才有未來一，所以對於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當然”地全盤接受。順逆境遇皆能當然接受，天地間的光暗就都不一樣了。
十五歲受戒時，更是備受諸苦。一到了戒場，戒師先找戒子問話審核。第一個戒師問我：“是誰要你來受戒的？”
“是老師要我來的。”
“難道老師不叫你來受戒，你就不來了嗎？”說罷，一連串的楊柳枝如雨點般落在頭上。
到了第二個戒師那裏，他又問同樣的問題，因為有了第一次的經驗，於是答道：“是我自己要來的。”
沒想到“啪！啪！啪……”腦門上又是一陣痛楚，“可惡呐！老師沒叫你來，你竟然膽敢自己跑來！”
第三個戒師還是問先前的問題，這回經驗豐富，所以畢恭畢敬地答道：“是我自己發心來，師父也叫我來的。”自以為這個答案應該很圓滿，結果，“你這麽滑頭！”當然接著少不了一頓狠打。
頂著一腦子亂冒的金星，來到最後一位戒師的位子前麵，我沒等他問話，直接就將頭伸了過去，說道：“老師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受戒期間，跪聽開示、打罵杖責是“當然的”訓練，甚至連如廁也受到限製，一個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麵抱怨牢騷，一麵受完戒期。而我認為這些都是老師的大慈大悲，所以帶著感恩的心情，“想當然耳”地度過了五十二個難忘的日子。
十九歲那年，我到焦山佛學院念書。記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薦我進教育學院讀書，我興高采烈地向家師稟告，卻遭來一頓責罵：“混蛋！佛教教育都沒有讀好，還要到外麵去受什麽社會教育！”
後來，雖然家師送另一名師弟去教育學院念書，但是我心裏一點也沒有不平之感，隻覺得“這是當然的”！過了幾年以後，師弟離開了佛教，我這才深深地體會到家師對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將學習中的一切磨煉都視為“當然的”過程。有“當然”的感受，是多麽的美妙啊！
那時，焦山佛學院的院長是雪煩和尚。在校期間，他從來沒有和我講過一句話，看到我時，也總是兩隻眼睛炯炯如炬地朝著我看。有人說：他老是在瞪我，我卻覺得他不是惡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認為這是“當然的”——在學習階段，自己一無所知，有什麽資格要求師長對我們好呢？或許因為我對他恭敬一如，後來他說，這麽多學生當中，最欣賞的就是我。我自覺一無長才，在受寵若驚之餘，細細回想往事，很慶幸自己在一開始時，就能“想當然耳”地在無情無理的教育中茁壯成長。
十餘年後，我邀真華法師為《覺世》撰稿“參學瑣談”，文中對於參學的道場表示很多不滿的意見，其實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經曆過，隻是那時都覺得“這是當然的”，所以未曾覺得不好，也讓我在覺得“當然”中感到沒有什麽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參學生涯瞬間即過，後來，我也從事教書工作，由大陸來到台灣，從小學校長到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從佛教學院教師到大專院校教授，從講授佛學到教導國文，從教人唱誦到指導寫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學生的頑強中熬煉自己的耐性與慈悲，“想當然耳”地調適自己的教學方式與授課心態，以求契理契機，如今可說是駕輕就熟。曾有人問我多年來的執教心得，我覺得學生固然應該接受，老師也必須改進，彼此都要從容忍受教中教學相長，如果能從最初的不以為然到最後的“一切想當然耳”，就是一種進步，就是一種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認有理者，就不易成長。在過去，有老師耳提麵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時也會不吝“指教”，對於這些，我都“想當然耳”地承受“教誨”，因為“吾愛尊嚴，但吾更愛真理”，在真理的麵前，沒有長幼之序，也沒有尊卑之分。
直到現在，我還是一直以“一切都是當然的”來自我勉勵，教育徒眾。弟子中曾有人問我：“您教我們要‘想當然耳’地服膺真理，什麽是真理呢？是現代的知識科技？是經典裏的十二分教？”我覺得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須懂得尊重與包容，否則即使是讀遍千經萬論，學富五車，也不過是窮人數他寶，自欺欺人。一旦境界來臨，還是照樣被五欲塵勞所障礙迷惑，有時甚至鑄成大錯，還不自知。一切“當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兩忘。
童年時，家境十分貧困，我的幾位舅舅雖比較富裕，但也沒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覺得這是“當然的”。後來我到人文薈萃的焦山念書，他們幾次托我代買字畫，然而卻未曾給錢，我那時一貧如洗，但還是節衣縮食，將佛事□錢一點一滴地儲存起來，依言代購。盡管後來母親知道了，為我心疼不已，我還是認為給人方便、給人利用都是“當然的”。
別離鄉裏四十載後，我才得以與家人取得聯係。親戚們這時都來函要我寄美金給他們建房子，接著，又多少次向我索取電器用品。母親獲悉後，要我不必煩心，而我始終認為給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當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大陸，我不但購物送給至親好友，即使與自己稍有關係的老師、同參、學生、鄉人，我都一一資助饋贈。
徒眾常問我：“那個人這麽壞，您為什麽還要幫他呢？”因為我向來覺得寬以待己，嚴以待人不是當然的，忠厚恕道才是當然的，隻要這個人對別人能有一點點好，即使於我薄情寡義，我還是想成就他。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個名叫解仁保的鄰居，曾經陷害家父入獄，後來一度失業，生活潦倒，母親竟然不計前嫌，勸我乞求恩師為他覓職，我當時心中很不以為然，但基於母命難違，還是遵照行事。
古訓有雲：“姁之嫗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裏，受苦受難、委屈冤枉都是“當然的”，惟有堅持信念，我們才可以隨遇而安，隨緣生活，隨喜而作，隨心而住，為自己找出通路。在這個世上，給人歡喜，給人信心也都是“當然的”，隻有抱定這種決心，我們才能夠不計得失，無視榮辱，盡其在我，為所當為，一切皆“當然”耳。
（一九九九年七月）